关于张家山汉简所显示的汉初法律?的几点看法

第一篇：关于张家山汉简所显示的汉初法律?的几点看法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关于张家山汉简所显示的汉初法律的几点看法

作者：李永增

来源：《法制博览》2014年第03期

【摘要】汉文帝刑法改革并不是一个一刀切的过程，而是整个汉王朝刑事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所谓汉承秦制事实上是批判的继承，与秦律相比，西汉初年，肉刑已经逐渐从刑罚体系中退出，而与其相适应的是宫刑的适用也受到局限。

【关键词】黥城旦舂；刑城旦舂；赎刑；宫刑

近些年来，随着出土史料的逐渐增多，曾经风靡一时的研究张家山汉简的热潮渐渐退去，但是张家山汉简作为研究西汉初年法律的基本资料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本文拟就自己研读张家山汉简的一些心得体会谈一谈对汉初徒刑体系的一些浅见。

“张家山汉简”[1]中隶臣妾的罪名有以下：毁封、臧值不赢二百廿到百一十（贼律简16）；强与人奸（杂律简193）；斗殴变人（贼律简31）；女子已坐亡赎耐，后复亡当赎耐者（亡律简158）；于诸马牛到所穿穽未有杀伤（田律简251）；妻殴夫（贼律简33）；殴兄姊及亲父母之同产（贼律简41）；主为奴妻若与奸（杂律简190）；戍盗去署及亡过七日（兴律简398）；令到不自占名数盈卅日（《奏谳书》案例14）。其中除“强与人奸，腐以为宫隶臣”外，其他均为耐为隶臣妾。而传世文献中所载：中二年，侯胜嗣，二十一年，坐不斋，耐为隶臣；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为隶臣；高后五年，侯胜嗣，七年，孝文四年，有罪，为隶臣；侯生嗣，孝武初有罪，为隶臣；后七年，侯释之嗣，三十一年，元朔四年，坐诈疾不从，耐为隶臣。[2]此五条中，两条耐为隶臣，三条为隶臣。终不见刑隶臣或黥隶臣字样。

再看鬼薪白粲。在张家山汉简中，鬼薪白粲一罪没有与之对应的犯罪行为，其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一作为刑徒身份，一则以“鬼薪白粲罪”形式出现。唯一例外在于具82：“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一句出现“耐以为鬼薪白粲”。

再看汉简中出现的黥和刑。除去黥城旦舂、黥以为城旦舂以及刑城旦舂等从表面即可辨别的词组之外，张家山汉简中的黥和刑还有以下：

一、黥

（一）鬼薪白粲殴庶人以上，黥以为城旦舂。城旦舂也，黥之。（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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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旦舂有罪耐以上，黥之。（具91）

（三），以其罪论之。完城旦舂罪，黥之。鬼薪白粲罪，黥以为城旦舂。其自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罪完为城旦舂。（具100）

（四）告，告之不审，鞫之不直，故纵弗刑，若论而失之及守将奴婢而亡之，篡遂纵之，及诸律令曰同法、同罪，其所与同当刑复城旦舂，及曰黥之，若鬼薪白粲当刑为城旦舂，及刑畀主之罪也，皆如耐罪然。其纵之而令亡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纵者黥为城旦舂。（具108-109）

（五）城旦舂、鬼薪白粲有罪遷、耐以上而当刑复城旦舂，及曰黥之若刑为城旦舂，及奴婢当刑畀主，其证不言情、诬。（具121）

（六）城旦舂亡，黥，复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皆笞百。（亡164）

（七）舍亡人及罪人亡者，不知其亡，盈五日以上，所舍罪当黥，赎耐；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隶臣妾、奴婢及亡盈十二月以上赎耐。（亡170-171）

（八）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女子当磔若要斩者，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当赎斩者赎黥，当耐者赎耐。（具88-89）

（九）婢亡，黥颜頯畀主。（奏谳书案例2）

（十）奴婢自讼不审，斩奴左止，黥婢颜頯，畀其主。（告135）

（十一）奴婢殴庶人以上，黥頯畀主。（贼30）

首先排除后三个黥（颜）頯，这一刑罚的对象是奴婢，其结果也非在官府服刑，而是“畀主”，所以并不能代表黥刑真正的适用范围。条文8中叙述的是一种累犯的加重处罚，之所以说这些肉刑是施加在城旦舂之上的，第一、从后半句女子斩为城旦者黥为舂一句可以推知；第二像劓刑、斩止之类比较重的刑罚一般只施加在城旦舂身上，因此黥也应施加在城旦舂；第三奏谳书案例4中“律曰，取亡人以为妻，黥为城旦，弗知，非有减也。解为隐官，故黥劓，今取亡人以为妻，当斩左止为城旦”，与此完全对应，提供了实例。条文7中的黥与后面完城旦舂对应，可以断定是黥城旦舂。4和5中的黥之似乎不好断定，但是1、2、3皆与城旦舂相连，故此黥之在汉律用语中可能有固定含义，专指完城旦舂再犯罪的处罚。我们再看6中的黥复城旦舂，是城旦舂犯亡罪的处罚结果，是对刑徒再犯的处理。5中将刑复城旦舂与黥之、刑为城旦舂、刑畀主之罪相连接。从4中我们可以得知此处刑为城旦舂可能是鬼薪白粲当刑为城旦舂的简写，而刑畀主之罪的对象是私人奴隶，其与刑徒的再犯也是具有比较意义的，因此将黥之断定为一种对刑徒再犯的处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其处罚对象在上文已经明确了，即是对完城旦舂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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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

（一）其悍主而谒杀之，亦弃市；谒斩若刑，为斩、刑之；

（二）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

（三）公士、公士妻及□□刑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四）罪人狱已决，自以罪不当，欲乞鞫者，许之。乞鞫不审，加罪一等；其欲复乞鞫，当刑者，刑乃听之。

（五）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为庶人。其当刑未报者，勿刑。

（六）奏谳书案例15律：盗臧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

条文1中的对象是悍主的奴婢，要根据主人的谒请来实施肉刑，对象与我们探讨的不一致。条文2“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中的刑首先排除有刑为隶臣妾的可能，因为刑为隶臣妾与耐为鬼薪白粲从量刑的高低没法确定，而在汉简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刑为鬼薪白粲的痕迹。不过，如果说此刑字代表的是刑为城旦舂，那么岂不是与后面的城旦舂想重复？笔者的解释是像上文提到的“城旦舂有罪耐以上，黥之”，“鬼薪白粲殴庶人以上，黥以为城旦舂。城旦舂也，黥之”，这里的城旦舂均指代完城旦舂（当然也有城旦舂指代黥城旦舂的时候），因为“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的规定，若是黥城旦舂，不能在黥上加黥。所以这句话中的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就是指刑城旦舂和完城旦舂。条文3中的刑与完相对应，完刑众所周知是施加在城旦舂之上的，则此处的刑无疑也是施加在城旦舂上的。4到6条中的刑比较难以判断，但是此处的刑为刑为城旦舂完全说得过去，另外6中律令对比，律中是黥城旦，而令中是当刑者刑，也应算得上是一个例证，而且4中的“当刑者”、5中的“当刑未报者”与6中“当刑者刑”文例一致，若6中的刑为刑为城旦舂，则4和5中也应当等同视之。

另外《汉书·刑法志》中叙述文帝改革说：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3]显然此处当黥者是指原来律条中当黥为城旦舂者，否则如何与髡钳为城旦舂对应。因此在文帝改革前，完、黥、劓、斩左止、斩右止都是作用于城旦舂之上的。也正因为文帝改革之前肉刑均作用于城旦舂刑之上，因此在文帝改革中我们看不到废除刑隶臣妾或者刑鬼薪白粲的字样，因为这些原本就不存在。

另外一个例证是张家山汉简告律简126-131“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简126）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舂，（黥为）城旦舂罪完为城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旦舂，完为城旦舂罪（简127）鬼薪白粲及腐罪耐为隶臣妾，耐为隶臣妾罪（简128）耐为司寇，司寇、遷及黥颜頯罪赎耐，赎耐罪罚金四两，赎死罪赎城旦舂，赎城旦舂罪赎斩，赎斩罪赎黥，赎黥罪赎耐，耐罪（简129）金四两罪罚金二两，罚金二两罪罚金一两。令、丞、令史或遍先自（简130）得之，相除。（简131）”这几支简虽然不完整，且在127简与128简之间断开较长，但总体来讲，对于判断汉初刑罚体系还是具有很大作用的。

如果承认这一结论，那么则有另一个推论。《二年律令·具律》中有这样的规定：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府，金一斤四两。赎黥、劓，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遷，金八两。有罪当府者，移内官，内官府之（119）。按照肉刑只附于城旦舂之上，鬼薪白粲、隶臣妾不附肉刑的原则，汉代的赎刑与实刑显然是不相对应的。这六等赎刑仅仅标明所对应的金额，与其自身所蕴含的实刑毫不相关了。而之所以存在这种不相对应的情况，极有可能源于汉代的赎刑源于对秦律的直接继承，并未因实刑的变化而改变原来的表述。

这里有一个问题，前面提到“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这里岂非少了腐刑？正如晁错在文帝十五年对策中说“除去阴刑，害民者诛”[4]，又景帝元年诏“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孥，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5]所以文帝时宫刑应该是废除了，不过或者是十三年废除而《刑法志》未提及，或者是在十三年刑法改革前就废除了。在这里，还要谈一谈对腐刑的认识，笔者认为在汉初可能存在两种性质的腐刑，一为“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中的腐刑，这里的腐刑是适用城旦舂的，是一种加刑，男女都适用；另一种是“强与人奸者，腐以为宫隶臣”中的腐刑，是一种实刑，可能只针对强奸一种行为，因为在奏谳书案例21中，“律曰：诸有县官事，……当黥公士、公士妻以上，完之。奸者，耐为隶臣妾”。和奸双方仅被处以耐为隶臣妾。另外“奴取主、主之母及主妻、子以为妻，若与奸，弃市，而耐其女子以为隶妾。其强与奸，除所强。（杂律简190）”一条中“其强与奸，除所强”也表明对于奴对主的强奸行为，也是要处以类似腐刑的刑罚。这里的腐刑只适用于男性，而且在量刑上重于耐为隶臣妾，有可能与耐为鬼薪白粲等同。当然这种腐刑的存在只适用一种行为，对象也只能是男性，因此可能算不上正刑。东汉末，陈群议肉刑时说“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6]，反映在汉初时，汉律依然保有了比较原始的对奸淫犯罪行为的处罚方式，但是在上文提到的文帝“除去阴刑”时被废除。其后，汉景帝时“（赦徒作阳陵者）欲腐者，许之” [7]的做法，但显然这里的腐刑是死刑的减刑（或者说另一个角度是徒刑的加刑），而对强奸行为的“去其势”的处罚应当再也没有恢复了。

三、结论

1、汉初的法律体系与秦代不同，隶臣妾、鬼薪白粲已经与肉刑切割，肉刑只存在于城旦舂之上；

2、汉代的赎刑只具有数额意义，而与实刑不相对应；

3、腐刑可能有两种形态，一种作为城旦舂刑罚的最高等级的加刑，另一种则是针对强奸行为的特殊刑罚，在刑罚体系中与耐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为鬼薪白粲略等。作为加刑的腐刑（或者说作为死刑的减刑）在景帝后得到恢复，而作为特殊处罚方式的腐刑则被彻底废除。

参考文献：

[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M].一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2]李力.“隶臣妾”身份再研究[M].一版.北京：北京法制出版社，2007，4：222.[3][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M].一版.北京：中华书局，1962，6：1099.[4][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袁盎晁错列传[M].一版.北京：中华书局，1962，6：2297.[5][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景帝纪[M].一版.北京：中华书局，1962，6：137.[6][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桓二陈卫卢传[M].一版.北京：中华书局，1959，12：634.[7][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景帝纪[M].一版.北京：中华书局，1962，6：147.

第二篇：张家山汉简与汉初货币论文

汉初货币承秦制，钱、金并用，铸钱亦称“半两”。史籍载汉半两重三铢，只有秦半两的１／４重，而出土物所见则大小轻重不一，颇混杂。这些轻钱半两的大量铸造，一方面迅速增加货币的流通量，便于人们交易，另一方面则潜伏着造成币制混乱及通货膨胀的因素。鉴于上述情况，为稳定市场，汉初曾立法规范货币的铸造、流通与管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有许多涉及这方面的条款，可补史载所缺，试述如下。

一、以铸钱及黄金为通用货币。

《二年律令钱律》：“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此律规定了货币的规格与质量。行，通行，此处指可用以买卖支付的货币，包括铸钱与黄金，其应用实例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七年八月己未江陵丞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令舍人士五（伍）兴、义与石卖，得金六斤三两、钱万五千五十……”。案例所见买方同时以黄金及钱支付购粮费用，表明二者皆具货币功能。刑律所见惩罚及奖赏也用黄金与铸钱。如《二年律令具律》：“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府（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迁，金八两”。此为惩罚收黄金例。又《二年律令捕律》：“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有（又）购二万钱。不当拜爵者，级赐万钱，有（又）行其购”。是为奖赏赐钱例。铸钱的规格为“钱径十分寸八以上”，乃指其直径必须在０．８寸（合今约１．８４厘米）以上，出土物所见如陕西龙首原西汉早期墓发掘出土的大批汉半两，直径皆２厘米以上（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与律文之规定相近，比秦半两小许多。《史记平准书》：“汉兴……于是为秦钱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注引《索隐》：“顾氏按：《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又“《食货志》云：‘铸荚钱’。按：《古今注》云榆荚钱重三铢，《钱谱》云文为‘汉兴’也”。汉初半两，即史籍所云“榆荚钱”，直至吕后二年，才改行八铢钱。《汉书高后纪》：（高后）二年秋八月，“行八铢钱”，应劭注：“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钱币流通时，免不了要磨损，个体的质量也未必一致，所以律文规定凡是钱文尚可辨识、钱体无断折者、非渗杂过多铅锡者皆可使用，交易人不得拒收，否则将受罚。秦代以溢为黄金称量单位，汉初改以斤，见上文所引简例。又《史记平准书》注引臣瓒云：“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秦一溢合二十两，而汉一斤仅为十六两。《汉书食货志》注引孟康曰：“二十两为溢”。可见，与秦代相比，汉初铸钱的个体重量及黄金的称量单位都趋于减轻。黄金与铸钱可相互换算，史籍所载金价如《汉书食货志》所云：“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此仅为大致比价，实际价格是波动的。《二年律令金布律》：“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缍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据律文之规定，黄金与钱的比价是以当年所在郡守治所县十月份的平价黄金为标准换算的。

二、官方控制铸币权，禁盗铸。

《史记平准书》见“更令民铸钱”。《汉书食货志》作“更令民铸荚钱”，容易使人误解为汉初人人皆有铸币权，其实不然。《二年律令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与同罪”。又“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得者，皆黥以为城旦舂。智（知）为及买铸钱具者，与同罪”。据律文规定，盗铸钱及帮助别人盗铸钱，甚至仅仅为盗铸钱者提供铜材，薪炭及为其流通假币，皆判死罪；已有谋划动机及器具而未实施盗铸者，也要判最重的徒刑“黥以为城旦舂”。这些条款表明，只有经过官方授权者才有资格铸造货币，《史记》、《汉书》所载当不例外。但当时的造币是分散于各郡国进行，还没有集中在中央，所以律文才规定大致的规格供各地方参照，而且才形成成品轻重大小不一的现象。其中诸侯国所铸钱，往往对中央财政产生威胁。《史记吴王濞列传》：“令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多务自拊循其民。是有豫章郡铜山，濞则召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其中“益铸钱”，《汉书荆燕吴传》作“盗铸钱”。如此则必然削弱中央朝廷的权力，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汉书食货志》：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４年），“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入其铜三官”。亦证汉初流行的是郡国所铸钱，故规格质量不尽一致。又汉初不仅禁盗铸钱，亦禁伪造金锭。《二年律令钱律》：“为伪金者，黥为城旦舂”。由于黄金以称量计价，故伪造者对社会的危害小于假钱，其处罚亦轻于盗铸钱。为保证货币有足够的流通量，汉律禁止私自销毁之。《二年律令钱律》：“故毁销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臧（赃）为盗”。销毁正在通行的铸钱，以偷盗同数量的钱论处。汉律一方面规定惩罚盗铸钱及知情不报者，另一方面则鼓励奖赏举报及抓捕罪犯者。《二年律令钱律》：“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为庶人。其当刑未报者，勿刑。有（又）复告者一人身，毋有所与。甯胬簦吏捕得之，赏如律”。又“盗铸钱及佐者，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而能颇相捕，若先自告，告其与，吏捕，颇得之，除捕者罪”。即不仅外人抓捕举报盗铸钱者可领赏及替别人除罪，同案犯检举抓捕同伙亦可免罪。上述条款表明，汉初铸币权牢牢控制于官方，即使有例外也是短暂的。

三、实行严格的出纳管理。

《二年律令金布律》：“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悖封以令、丞印而入，与参辨券之，辄入钱阒校上中辨其廷。质者勿与券。租、质、户赋、园池入钱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见金、钱数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悖存钱缸，可入不可出。《汉书赵广汉传》：“又教吏为阃病保师古注：“悖若今盛钱臧瓶，为小孔，可入不可出”。入钱于阒制亦见于秦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关市》：“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闶校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汉律所见则不仅入钱于慊辜臃饧辏盖上令、丞印章，另又造册作帐，制成三联式契券，将其中券存于县廷。规定每个季度上报一次现钱及黄金的会计报告，县报郡，郡报丞相、御史。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集簿》木牍见“一岁诸钱入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此数即从下改各县上报之收入帐中汇总而得，以之上报朝廷，汉初亦当如此。从律文所规定入钱不得擅用之制表明，当时收入与支出是分别单行，二者不得混淆。再者，黄金作为特种货币，不允许流失境外。《二年律令盗律》：“盗出黄金边关徼，吏卒、徒部主者智（知）而出及弗索，与同罪；弗智（知），索弗得，戍边二岁”。不仅盗运黄金出境者有罪，放纵其出境者亦同罪，相关人员未知情或搜索未果，也受一定的处罚。

第三篇：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时确立，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和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文帝以后由于国家不再为土地占有立限，使这套制度名存实亡，“名田制”仅仅作为土地登记的手段而存在。名田宅制的厘清，不仅使长期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也向已往的历史认识提出挑战。

【关键词】名田宅二十等爵授田

我们目前关于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的认识和构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假设、演绎和推理之上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如此之少，我们甚至难以把握它的核心骨干，更遑论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发展脉络。史学界对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认识的长期分歧正源于此。这种情况下新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的出现，对于此项研究以及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是不言而喻的。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正是具有此种价值的新材料。在2001年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中有大量关于土地制度的法令，据发掘者和释读者推测，此“二年”系吕后二年（前186）。这样大规模的完整的西汉初期土地制度法令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而且也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由此发现由于教条地、生搬硬套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史学界关于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存在着某些误区，我们需要在充分研究中国历史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和重构。这些宝贵的资料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借助于它所提供的材料和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更长历史时段的土地制度形态和发展轨迹，而我们对土地制度认识的推进也必将推动我们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310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311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312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313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314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315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316

这两条律文显系田宅制度的法律规定无疑。下面先对这两条律文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一田宅制度是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石构建起来的，它按照爵位的有无、高低把社会人划分为不同等级，每个等级可名有的田宅数量不等。按照田宅名有数量的级差比可划分为六个档次。无爵的公卒、士伍、庶人属第一个档次，他们可拥有1顷田、1宅。1顷田为100亩。1宅是什么概念呢？简文说“宅之大方卅步”，1步6尺，1汉尺相当于0.23米，1步=1.38米，30步相当于41.4米，方三十步宅的面积约等于1713.96平方米，它相当等于汉代9小亩（相当今2.592市亩）的面积。以现代人的住房标准来看，当时社会普通人的住宅面积都大得有些不可思议，合理的解释是它应该是包括园圃、庭院的。据研究，汉代的普通住宅形式是一堂二内，面积大约在30—40平方米，亦可证明简文中的1宅是包括庭院的。[2]这个群体所能拥有的田宅数和屡履见诸文献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模式——“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相契合，[3]他们是当时社会的基础群体，因此亦构成这套制度的基础。

在公卒、士伍、庶人之上是按照二十等爵爵序排列的有爵者。从公士到公大夫构成这套田宅制度的第二个档次，田宅的数量按1.5、2、3、4、5、7、9依次递增。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跃至第三个档次，占有田宅的数量分别为20、25顷田、宅，与第二个档次的最高级公大夫相较数量翻了一番以上。第十级左庶长至第十八级大庶长为第四个档次，可拥有田宅的数量分别为74、76、78、80、82、84、86、90，与第三个档次级差拉得更大，第十级左庶长较之第九级五大夫翻了近二番。十九级关内侯和二十级彻侯构成这一宝塔式制度的塔尖，关内侯可拥有的田宅数为95，彻侯的土地数量简文无载，这是因为汉代对彻侯实行的是食邑制度。彻侯所能拥有的宅是105宅，即179965.8平方米，相当于0.18平方公里，俨然是一个小城邑。

处于这套制度最底层的是司寇、隐官，他们是受轻刑的没有完全自由的罪犯，属于半贱民，只能拥有半田（50亩）、半宅，因此他们在这套制度中属于档外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