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忘救国心得体会

第一篇：读书不忘救国心得体会

浅谈读书与救国的关系

初看林老师所留题目，便想看看老师所出题目的出处，便百度了一下，出处不是很清，但是却知道了曾经引用过本句话的历史名人。1905年，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成立，创办者暨第一任校长是马相伯先生。马相伯在毕业演讲中这样开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再看看听马先生这些话的人，复旦公学的学生，复旦公学在历史还是现在都是知名学府，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民族富强，推动历史前进的艰巨使命的文化传播地，这些学生正如马先生一样在校的时候

应该学好文化知识，同时要把自身成长与国家命运相结合，切不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个我想到了五四运动，129运动这些修改历史的重要的事件都是学生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推动了历史的步伐，青年是民族的希望与灵魂，倘若青年没有这样的思考与行动，那么国家的命运将由谁来主宰，一个民族的前途在何方？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亦是众多，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时候便开始了自己的救国之路，在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运动„„

再谈救国不忘读书，我想起了中国共产党，虽然这一政党在执政的今天出现了诸多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他的确是有他的先进性以及他的合理性才得以生生不息延续壮大下来，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他成立之初便提出了要不断学习，在革命救国的同时不忘学习，毛主席在自己的亲自带领下全党从建立之初便不断学习。在今天这一习惯依旧得以保持。倘若没有不断学习，那么众所周知在今天这一社会，信息传播如此迅速，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创新，固步自封，那么前途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改革开放不是邓设计师在中南海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他必须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不管是读书还是走出国门去学习。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历来中国读书人都所应该推崇的。因此亦应把此继承下去。篇二：为救国而读书

为救国而读书

大冶师范附属小学 四（3）班 熊彬彬 你们知道吗？苏步青是著名的数学大师，可是，苏步青对数学不感兴趣，一学就会，没有意思。

直到他上初中三年级时，苏步青就读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来了一位杨老师，他的第一节课不是讲数学内容，而是讲故事。杨老师往讲台上一站，说：“今天，我们不讲课，而是讲国家！当今世界，弱肉强食，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事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位同学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后，杨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在苏步青的内心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一夜都没睡。杨老师的话让苏步青明白了，读书并不是仅仅要从个人的兴趣出发，也不只是为了改变个人的命运，读书是为了拯救中国的苦难民众，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开始喜欢数学，钻研数学，并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从此，苏步青更加认真学习，并在课余时间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1919年，刚满17岁的苏步青在中学校长洪先生的资助下，被送到日本留学。经过日语补习，他于1920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录取，到那所学校进行电机系学习。1924年，苏步青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名牌学校——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27年毕业之后，他又免试升入该 苏步青这样的学习精神让我非常佩服，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像苏步青一样为壮大祖国读书。但我们有些同学有条件不好好学习，真是浪费了那些宝贵的时间。

我们必须做到做最基本的事，比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纪校规，遵守社会公德。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礼貌待人。必须爱护环境。不做没有经过父母同意而去做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要让祖国强大起来，想让祖国强大，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有的少年儿童一起奋斗，一起努力吧！篇三：读书为救国

读书为救国

高二七班 李然

指导老师：胥树芳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读《苏步青的故事》有感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这句话，已深深刻在我心中。我爱读书。翱翔于书海，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这不，我最近又有滋有味地品读着《阅读新干线》、《花香满径》、《世界大观之谜》这一本本好书，我一次次地走进书本，与作者同悲喜、共命运。品着这丰富的精神大餐，我再一次领略到读书所带来的充实。而书中苏步青的那句铮铮誓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更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感动，让我深思，让我明白自己读书的特别意义。

苏步青是众所周知的大数学家。初中时，他并不喜欢数学。然而，为了振兴民族，为了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人民，他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刻苦钻研数学，终于在微积分和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日本大学以高薪聘他去担任副教授时，他却不为所动，回到祖国的怀抱教育起祖国的莘莘学子。他那真挚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国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多么优越，而国内各方面的条件是那么艰苦。苏步青毫不犹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他的爱国之心是那样的坚定，爱国之情是那样的深厚，这怎能不令人感动呢？

回顾历史，泱泱大中华，像苏步青一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子何其多呀！我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爷爷，青少年时刻苦学习，然而，当今社会，读书人怪相万千。有人怕读书，他们迷恋于言情、武侠、灵异小说，胸无大志，浑浑度日；或是放下书包，钻入网吧、游戏厅，在虚拟世界醉生梦死；更有甚者抽烟、吸毒，把美好的读书光阴葬送，从此走上不归路。有人为个人享受而读书，及至成了名、谋了位或出了国，便把祖国抛到了脑背后，更有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干着有损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勾当。这，怎能不令人痛心？ 如今，我们的祖国已告别了一穷二白，在众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下，她正焕发出青春的魅力，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和世界一流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祖国建设需要更多有德有才的读书人全力以赴，中华文明需要更多有勇有谋的龙子龙孙续

写。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祖国的更兴盛、繁荣、富强而读书呢？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我反复吟诵着这句话，心中有一颗种子在悄悄地生根、发芽。篇四：青年干部读书学习心得体会

青年干部读书学习心得体会

市委书记在青干班开学典礼上、在多次相关会议上，都言辞恳切地谈到了党员干部尤其青年干部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令人警醒，发人深思。作为青干班一名学员，作为一名受党培育多年、在机关事业单位服务多年的年轻同志，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牢记教诲，始终不忘学习。

一、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忘学习

日常工作很忙，但不管工作多忙，读书学习的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正如费书记在讲话中所说：“少一点应酬，多一些读书；少一些饭局，多一些学习；少一些闲聊，多一些思考”，读书学习的时间正是这样日积月累起来的。坚持读书学习，事实文秘杂烩网上就是不满足于工作现状，敢于超越，努力为社会奉献更多聪明才智。当前仪征经济社会已迈入飞跃发展的快车道，一方面需要大量外部人才加入、积聚、效力，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在岗在职年轻干部挖掘潜力，提升自己，在各自工作岗位独当一面，开拓创新，出色工作。

二、在学好业务知识的同时不忘学好政治理论

三、在学习的同时不忘在实践中提升

作为宣传文化部门的年轻干部，我们有责任肩负起宣传仪征、唱响仪征、发展仪征的重任，这需要我们以丰富的知识储备作后盾，坚持探索提高仪征在外美誉度、在内满意度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宣传服务发展，宣传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学习、锲而不舍地追求、始终如一地创新，永远不能有照搬照用、安于现状、止步不前的懈怠。奋战在全市宣传工作一线，我有决心以参加此次培训班为新的起点，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党的宣传事业、仪

征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终身学习，勇于实践，不断超越自我，争当全市宣传文化战线的领军。篇五：读书心得

今天，我读了《数学家徐利治的故事》，知道了徐老先生在数学上为祖国做出了贡献，他写的许多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他还培养出一批成材的学生。

徐老先生为什么能成为数学家？为什么能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原因之一，就是他小时候不怕困难，刻苦学习。文章里写道：“他在读书时常把伯父给他的午饭钱省下来，用来买书和买练习本，为了节省用纸，他常用手指在睡觉的凉席上练字，夜深人静，同学们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徐利治却来到走廊，在灯光下认真地学习。白天，他泡在图书馆里用馒头、白开水充饥„„”可以看出，徐老先生小时候学习条件很不好，连买书、买练习本的钱都缺乏，只好节省午饭钱，然而，他勤奋学习，并不因学习条件差而气馁。

在我们这时代，家庭生活比较富裕，很多家只有一个孩子，零花钱比较多，这些钱我们不是去打电子游戏，就是去买好吃的。平时，也很浪费，一张纸不是写几个字就扔了，就是折纸飞机玩，一点也不知道节省。

在学习上，现在很多同学都不认真学习，学习目的不明确，我也是这样，做题稍微遇到一点困难就气馁了。

我们的学习态度和徐老先生那种废寝忘食的学习精神相比，真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从今以后，我要用徐老先生的学习精神来鞭策自己，努力学习，将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印象中曾听过一个故事：高斯是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因为事情已处理了一大半，虽然上课了，仍希望将其完成，因此打算出一题数学题目给学生练习，他是:1+2+3+4+5+6+7+8+9+10=？，因为加法刚教不久，所以老师觉得出了这题，学生肯定是要算蛮久的，才有可能算出来，也就可以藉此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未完的事情，但是才一转眼的时间，高斯已停下了笔，闲闲地坐在那里，老师看到了很生气的训斥高斯，但是高斯却说他已经将答案算出来了，就是55，老师听了下了一跳，就问高斯如何算出来的，高斯答道，我只是发现1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和也是11、5和6的和还是11，又11+11+11+11+11=55，我就是这么算的。高斯长大后，成为一位很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小的时候能将难题变成简易，当然资质是很大的因素，但是他懂得观察，寻求规则，化难为简，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数学家的故事》，讲述了许多数学名人的故事。比如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高斯„„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祖冲之的故事。

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对圆周率的计算得出了非常精确的结果。这篇文章讲的是祖冲之经过很长时间的编写，终于写成了《大明历》，他上书皇帝，请求颁布实行。皇帝命令主管天文历法的宠臣戴法兴进行审查。但是戴法兴思想保守，是个腐朽势力的卫道士，他极力反对新历法。面对戴法兴的刁难、攻击，祖冲之寸步不让，和他唇枪舌剑的辩论。最终，《大明历》没有通过，后来在祖冲之去世后10年，《大明历》才颁布实行。读了这个故事，使我对祖冲之坚贞不屈的精神非常敬佩。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是啊，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坚持”两个字。不由地，我想到了许多人，有文化名人、爱国将士，和我身边的同学。记得，妈妈告诉我，她经常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工作到深夜，不顾身体的疲劳，坚持着把事情做好，然后才会安心入睡。读《数学家的故事》让我更加喜欢数学，更让我懂得了许多.读完《三个女数学家》这本书，对她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同时也被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是希帕蒂娅。公元前370年左右，希帕蒂娅诞生在埃及。她6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她的学习态度十分踏实。她总是不闻窗外的种种迷人的诱惑，而专心致志于面前的书本。街上的吵闹声不时飘进她的书房，她却好像是个聋子坐在桌前纹丝不动，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当时，她才只有6岁啊！我不禁惭愧地联想到自己，平时上自习课的时候，校园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我便坐不住，赶紧向窗外望一眼。怎么能学好功课啊！当我读到“悲惨的死”这个题目时，心中不禁一惊，不知道希帕蒂娅遭到了什么不幸。我迫不急待的读下去：“一群暴徒奉西尔的命令，撕去她的衣服，尖利的虫毛壳剥去了她的皮，砍去她的手和脚并投入火中„„”读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我憎恨那些穷凶极恶的暴徒，更憎恨反动黑社会。在那样的国家里，闻名一时的学者竞遭到如此非人的残害，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不行啊 数学家的故事——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第二篇：航空救国观后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看《航空救国》有感

《航空救国》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这部纪录片立足于对华侨飞行员抗战事迹的记录，通过寻访大量华侨抗战飞行员后代、战争亲历者、专家学者等，以多元视角、精良制作，讲述华侨飞行员在空战中的传奇经历，刻画英雄群像，再现他们参加抗战的感人故事及命运变迁，突出展现华侨华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以生命和热血参与救国的壮举和赤子之心。对我等青年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具有极大鼓舞和参照作用，在看完之后，我更加了解到，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是如何牺牲自己，如何誓死救国。

我认为现在抗战胜利这段时间纪录片确实很多，但围绕华侨的影片却较少，《航空救国》，找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华侨，通过航空报国表现这些华侨的意志。特别是看到那个片子里有一段林徽因的话，她就谈到了她的弟弟，她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谈到“沉默的光荣”，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在我们长期的记忆当中海外华侨确实都是一批很重要的人物，是精英，但是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很多富商，有很多大企业家，在文化方面，他们捐助教育，在艺术方面，他们有很多全世界都是一流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在军事方面，在抗战的时候他们所作的贡献，往往是我们这些人所忽略，所淡忘的。他们也是以身殉国，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这一点上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陈瑞钿一个王牌的飞行员很有名，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参战，为什么这么不怕牺牲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中国召唤我”，这句话太经典了。特别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我们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融媒体的环境下，生活在这样一个安逸的生活条件里边，我们对于民族的责任感正在不断丧失，这部影片用我们先烈的精神营养去哺育我们，它让我们反思，当中国需要我，国家需要我，中国召唤我时，那我能不能站出来？所以说，光荣不能沉默，这种责任感不能沉默。光荣不沉默了，责任感不沉默了，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就能把这种精神财富继承下去。

看一部电影，并非只是在看，而是要思考我们是否能从这部作品中学到什么或者说有什么道理值得我们借鉴的。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明确和摆正自己入党的动机，坚定自己入党的信念，认清自己的职责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我应当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在这部影片中，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大智大勇、吃苦耐劳、临危不惧、勇于向前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所缺乏的，他们分析问题的客观、理智也是我们所应学习的。我想，作为21世纪的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延续前辈留下来的光荣传统，在以后的日子里，实事求是，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一份力。金陵词人魏艳鸣曾以此写过一幅气势恢宏的对联，兹敬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银鹰惊敌胆，壮士扬威，忆当年利剑穿云，金戈破阵； 浩气铸丰碑，人生何憾，留异国青山绿水，碧血忠魂。

第三篇：中国近代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

中国近代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 1．地主阶级：

①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反击外来侵略的同时，开始了对西方“长技”的探求，促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萌发。其指导思想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着眼点主要在西方先进的科技(主要是军事科技)和介绍西方的史地知识与某些政治事物。新思潮揭开了中国近代探索救国真理的序幕。但这些先进人物倡导新知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还很肤浅和模糊，有些甚至是歪曲，其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基本属于西方文明的皮毛，而且其主张基本没有落实。

②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挽救清王朝统治而发动的一场“自强”运动。其重点在军事、外交、机器制造技艺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某些文教事业。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认识方面，他们较前人有所长进，但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能，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企图把近代西方的技术--“用”和中国的封建专制--“体”相结合，使“用”为“体”服务，其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它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员，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对外国经济势力起了一些抵制作用。

2．农民阶级：通过对《天朝田亩制度》和“扶清灭洋”口号的分析，均可以反映出单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出发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缺乏理性、科学性的。然而，我们还应该注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洪仁玕为了振兴太平天国内政，写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从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表达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愿望。该方案出现在中国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已在中国开始出现，因此它的问世具有必然性。同时，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未产生新的经济成份和阶级力量，该纲领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洪仁玕的个人实践活动，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实践相差甚远，因此它的产生又具有偶然性。当时的中国缺乏落实这个纲领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其设想不能实行。

3．民族资产阶级：

①早期维新派：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早期维新思想也应运而生。以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进步人士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主张振兴工商业，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早期维新派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主张，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行动。②资产阶级维新派：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在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出现了政治倾向的分歧。维新派和革命派几乎同时出现，当时维新派的活动条件较为有利。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维新思想有了新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比较全面、系统地发展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把抵抗侵略挽救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借助孔子的权威来论证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从而为维新变法运动莫定了理论基础，也含有减少变法阻力的策略意图。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这是90年代维新思想出现的新特点，但也暴露出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性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一场论战，把维新变法思潮推进为具有很大声势的政治运动。1898年，光绪帝任命维新派进行戊戌变法，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但由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仍存在依赖性，这就注定了维新派在政治运动中的软弱妥协：没有反帝要求；反封建也不彻底，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严重脱离群众，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最终不能摆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命运。

②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侵华工具的情形下，为挽救民族危机，开辟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要求，力图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改造中国。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为思想武器，以美、法两国的民主制度为政治理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并通过同保皇派的论战与其划清了界限，并用以指导了辛亥革命的实践。

④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20世纪早期，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当时北洋军阀所掀起的复古逆流，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则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掀起了一场强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大大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又注入了新内容，李大钊等人开始在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为中国找到了真正的出路。

第四篇：晚清顽固典型倭仁：至死不忘国耻 以传统文化救国

晚清顽固典型倭仁：至死不忘国耻 以传统文化救国

核心提示：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本文摘自：《百年潮》 2000年第05期，原题：《晚清顽固派的典型》

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很自然地在我们的主流史学研究视野之外，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

倭仁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出身：蒙古驻防旗人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嘉庆九年十月初五日（1804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城开封。

倭仁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先辈是驻防八旗中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中下层旗人社会。倭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驻防地开封度过的。与其他传统士人一样，倭仁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道光九年（1829），25岁的倭仁会试中式，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被点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清代，一般人进士及第的平均年龄是35岁，倭仁25岁中进士点翰林，可谓少年得志。这在汉人中尚不多见，在旗人中更是难得。可见，倭仁从小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这是他成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一代理学名臣的重要基础。

二、向学：与曾国藩相交为师友 倭仁会试中式后，便迁入京师，逐渐融入京师士林社会。进士的功名与翰林的出身，为倭仁提供了一把进入京师士林的钥匙。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乡。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集会，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做官，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唐鉴“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在乾嘉汉学风行一时的氛围中，他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自从向唐鉴问学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向，弃王学而改宗程朱，终身笃信程朱理学。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此时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订交后，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曾国藩对倭仁的理学修养工夫很钦敬，也学他的样子写日课，彼此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与弟书中称倭仁为“令人对之肃然”的“益友”。就这样，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与推崇，从而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取得较高的地位。道光二十六年（1846），唐鉴告老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重镇。

三、论政：书生意气遭闷棍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正值内忧外患之时，为振刷纪纲，励精图治，诏谕内外大小官员工上书陈言，献计献策。时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经纶满腹，企图一展抱负，特上《应诏陈言疏》，大谈用人行政之道。倭仁以儒家德治理论为基础，具体阐述了他的以“君子”人才观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思想。他说：“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在倭仁看来，用儒家“君子”人才培养皇上的“圣德”，就可以达到“天下治”的政治理想。这是作为理学家的倭仁第一篇治国宏论，虽然完全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然而，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倭仁的上书使咸丰皇帝颇觉尴尬。一方面，倭仁是应诏陈言，咸丰皇帝不得不褒扬他的“直谏”精神；另一方面，王朝岌岌可危，空空洞洞的几句儒学老调子并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任何问题。结果，做了二十余年京官的倭仁以副都统职衔被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

叶尔羌，在今新疆的莎车县，距京万里之遥。倭仁的外放，不能不说具有极深的被贬意味。虽然咸丰皇帝说是让倭仁去锻炼，但对于书生意气十足的倭仁来说，无疑是当头一闷棍。咸丰元年（1851）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马上任。“过易水，吊荆卿遗迹，想见悲歌慷慨之风”。千古壮士荆轲出行的悲怆心境引起了倭仁的共鸣。尽管倭仁对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毕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远在叶尔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对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

咸丰二年（1852）五月，倭仁有鉴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政治上毫无起色的情形，从叶尔羌上《敬陈治本疏》，大谈“治本”之论。倭仁所谓的“治本”是要“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这仍是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出自理学家的倭仁本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对于被太平天国运动搅得日夜不得安宁的咸丰皇帝来说，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咸丰皇帝看来，倭仁的“治本”之论当然并非不对，只是这些“统论治道”不切实务的“空言”，实在无助于当务之急。

倭仁缺乏官场政治经验，后来，因为与叶尔羌回部郡王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的“互讦案”，而获得“降三级调任”的处分，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叶尔羌或许本就不该有的无奈生涯。

四、为政：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政争之中

倭仁自叶尔羌回京以后，先是在上书房授读郡王奕，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随后出任陪都盛京礼部侍郎，不久调任户部待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咸丰十年（1860）八月，署理盛京将军。在盛京的任职，不仅使倭仁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官场处事经验。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倭仁作为朝廷的使臣出使朝鲜，颁布咸丰皇帝去世的“遗诏”和同治皇帝登极的“恩诏”，这预示着倭仁的政治生涯开始出现转机。同治元年（1862），在倭仁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元月，升任大学士，工部尚书；二月，任同治帝师傅、充翰林院掌院学士；七月，任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任大学士，兼管理房部事务，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年（1871），倭仁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倭仁晚年生活的这十年，是其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真可谓“晚遭隆遇”。这使倭仁成为同治王朝政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同治王朝政局非常复杂。咸丰皇帝去世以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盉联手清除了肃顺势力，朝中权力之争便成两极格局。同治初年，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之中，恭亲王奕盉成为维系大局的关键人物，慈禧不得不依靠他；然而，奕盉权势膨胀，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又是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所不能容忍的。同治四年（1865）三月四日，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奕盉贪婪、骄淫、揽权、徇私四大罪状，要求奕盉“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蔡疏立即成为慈禧打击奕盉的有力借口。

第二天，慈禧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邢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和殷兆镛等人。倭仁在周祖培的推荐下出场，此后成为查办此事的主要人物。初六日，倭仁会同周祖培等在内阁讯问蔡寿祺，并将结果写成奏折，由倭仁领衔上奏。倭仁等的结论是：“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意思很明确，应将恭亲王予以惩戒，“裁减事权”。这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当倭仁等将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早已事先拟好了处理此事的诏书，并当即谕令倭仁、周祖培等修改诏旨中的错别字和润饰辞句，不交军机处而直接由内阁发下。慈禧所拟诏书给予奕盉极为严厉的处置：“革去一切差使”。此举引起朝野上下巨大的震动，尤其遭到王公大臣的纷纷反对。

亲王奕对慈禧之举，颇为不满，首先上疏抗议，要求慈禧太后将此事交给王公大臣集议。

慈禧太后此时心情非常复杂。她一方面谕令王公大臣初九日于内阁会议，一方面玩弄两面手法。初九日，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慈禧先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她罢斥奕盉的坚决态度：“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接着慈禧又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暗示可以复用奕盉。当两方面的人在内阁集议时，各述从慈禧太后得到的意旨，显然大相径庭，于是互不相让，争吵不休，最后请当天召见时在场押班的钟郡王作证，钟郡王表示，“固皆闻之。”大家相顾失色，会议不欢而散。其实，慈禧对此事的心情很矛盾：既想罢斥奕盉，而理由又不甚充分，不仅“枢臣”和“亲藩”反对，还担心引起外国人的干涉。她希望有大臣支持，“藉大臣以镇众议”，使她寻求体面下台的机会。这时倭仁等人正好帮了她这个忙。

随后几日，又有醇郡王奕、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上疏为奕盉说话，慈禧将此三折发下交给王公大臣与王折“一并议奏”。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在内阁集议。深悉慈禧心意的倭仁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他首先拿出一份疏稿，坚持醇郡王等疏没有讨论的余地，充分表达了慈禧意欲惩戒奕盉的强硬的一面。这一举措一度使会议冷场，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各自心领神会。这时，肃亲王也拿出一份疏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主张还是应该录用奕盉，至于如何“录用”，则当“出自圣裁”。这个方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见此情形，倭仁也顺势修改自己的疏稿，同意肃亲王的方案。至此集议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十六日，倭仁与肃亲王等人的奏折呈上，慈禧太后终于借此对恭亲王奕盉作了体面的让步：“兹览王大臣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这样既教训了奕盉，又给了奕盉重新出山的机会。约一个月以后，慈禧恢复了奕盉的军机大臣之职，但永远削去“议政王”封号。奕盉遭此打击，权势大为削弱，锐气顿减，“自是益谨”。应该说，慈禧太后最终达到了目的。

五、应变：近代中西文化首次交锋

同治六年（1867）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场争论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京师同文馆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起初只是一所外语学校，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运动日益展开，洋务派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办洋务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学西文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天文、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信息反馈到朝廷，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盉等人即建议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同治五年（1866）底，恭亲王奕盉等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拟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和该各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学生，由总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馆教习。殊不知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恭亲王等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顺利实施之时，反对派已在酝酿抵制。同治六年（1867）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奏折揭开了这场大论争的序幕。张盛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可是，张盛藻毕竟人微言轻，他的奏疏遭到皇上谕旨的严厉训斥。

张氏的意见被压制后，倭仁亲自出场，随即卷入论争之中。他与恭亲王奕盉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二月十五日，倭仁上奏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他从立国根本的高度立论，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地步。以倭仁的学养与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倭仁上奏的当天，两宫皇太后即召见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盉等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重申增开天文算学馆以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一方面绕开倭仁奏疏中“反对师事夷人”的要点，而从正面大谈“自强”之道；另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反诘倭仁：既然你倭仁反对我们的举措，那么你得拿出自己的“良图”、“妙策”来呀！否则，“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怎么能和“夷人”对抗呢？三月八日，倭仁再次上奏，仍然坚持己见，他要奕盉等人作出必有实效，必能歼灭“夷人”而且知识分子又不致受“夷人”影响的保证：“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这确实把奕盉等人将了一军。三月十九日，奕盉等人上奏承认：“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显得底气不足了。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的把柄，对倭仁反戈一击，要倭仁“酌保数员”，另设一馆。这个建议得到谕旨允准。这下可为难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据实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难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还谕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保守派人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是“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显然，这是倭仁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倭仁一再疏辞，但都不得允准，至此，双方争论已到白热化程度。朝廷的故意为难已使倭仁狼狈不堪，而奕盉等人在朝堂上的当面围攻更使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几经折腾，倭仁终于气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倭仁与奕盉等人的正面冲突就此平息。然而，争论仍在继续，余波未已。倭仁的举动虽然遭到朝廷的压制，却得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声援与支持。通政使于凌辰、成都将军崇实、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等人，先后上奏指责同文馆。尤其杨廷熙的奏折，洋洋数千言，认为开设天文算学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他从十个方面将倭仁等人的反对意见作了全面具体的阐述和发挥，甚至以为“同文馆”三字是宋代奸臣蔡京残害忠良的狱名，“非美名也”，他以“久旱不雨”、“灾异”非常的“天象之变”为由奏请撤销同文馆。清廷怀疑杨折是倭仁授意所为，因此借机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倭仁并敦促倭仁尽快到总理衙门上任。倭仁只得继续托病请假，清廷顺势开去了倭仁除去大学士兼帝师以外的其余一切差使。倭仁虽然可以不任总理衙门行走，却也因此而失却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等职权。历时半年之久的同文馆之争到此结束。

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在此过程中，倭仁以“本末”论和“夷夏之辨”的观念为思想基础，否定西学的价值，从而认为向西方学习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有导致中国文化沦亡的危险，充分显露出倭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

六、晚景：位愈高而忧愈深

经过同文馆之争的打击，倭仁失去了部分兼差，但他仍以大学士的身份在弘德殿行走，可以更专心地做同治皇帝的师傅。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八日，十四岁的同治皇帝“开笔作论”，师傅们出题为《任贤图治》，皇帝写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同治所述，和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完全一致。同年，醇郡王奕奏请皇上在太后召见群臣时“升座听政”，即见习临朝理政，得旨允准，倭仁禁不住“喜而赋诗”，其一云：

宸躬道积已成基，稽众还思允若兹。巽命重申群策纳，乾纲丕振一人持。每怀机密欣观政，况有懿亲更进词。独愧老臣无寸补，龙章日月仰风期。

诗写得很蹩脚，其实算不上诗，不过它表达了倭仁对同治皇帝临朝“听政”的欣喜和期望。他多么希望能把同治皇帝培养成一代“中兴圣主”！

同治十年（1871）三月，倭仁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也登上了传统仕途的极峰。倭仁的一生，历经嘉、道、咸、同四朝，这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日趋没落的时代。但是，就倭仁及其家庭而言，却在走着一条稳步上升的道路。他从开封驻防的中下层旗人社会中脱颖而出，撞进了京师显贵阶层，成为王朝没落中的“新贵”。作为现存制度与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在内忧外患危及王朝统治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过程中，倭仁自觉地成为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这是毫不足怪的。

晚年的倭仁位愈高忧愈深。

咸、同之交，倭仁曾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忧心忡忡，他说：“今虽从和义，而华夏之大防已溃，中朝之元气愈亏，其将何以立国耶？”在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总理衙门又以向列强屈服告终。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倭仁认为：“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可见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第五篇：近代中国的几种救国方案评析

《中国近代史论文》

近代中国几种救国方案的评析

摘要：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

关键词：鸦片战争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洋务运动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

近代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从鸦片战争国门被粗暴的打开，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都经受了一次彻底的洗礼。各种不同的思想冲击着刚从封建恶梦中苏醒的人们。在各国列强的不断挑衅下，群情激昂的民众，各阶层的人们都在积极的寻求救国之路，而各阶层却较少的考虑到其方法对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但当时迫于情势，也可以说是病机乱投医。不过有此前车之鉴，中国却慢慢的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一步步走向了兴盛。

在近代史中，人们想出了各种救国方案，也采取了各种措施，这些方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而在这里我则要一一研究这些救国方案，并进行比较。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851年 到1856年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訢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

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 “安内”“御外”为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弊端体现在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

洋务运动是一次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具有封建性，它的目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其次，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为了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强侵略和控制。因此，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因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

1898年 在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迅速展开。他们通过办学堂（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创报刊（《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等），办学会（强学会），翻译书籍（《变法通议》），论战（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等这些方式广泛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思想。这些活动紧紧结合甲午战后中国面临可能亡国的严峻形势，突出只有变法才能维新这个主题，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使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也表示支持。有了他们的支持，维新变法也就迎来了它的高潮—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最终还是凋谢了，整个维新变法运动就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那一天落幕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救国方案最终还是没有在中国实践成功。但其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还是一次爱国的进步的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不顾个人性命，四处奔走发动变法运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中华，这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维新变法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改良运动，但他们在政治上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也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再次，不但脱离了人民群众，甚至仇视，惧怕人民群众。因此，维新运动注定失败。

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民主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真正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

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