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解读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第一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解读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解读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以乐视公司为例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出发，首先对供给侧改革相关概念的产生与内涵进行了分析与介绍，并对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分析了乐视公司在供给侧改革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形成的的独特竞争力，最后对行业内相关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关键词：供给侧；需求侧；改革；价值创造 背景分析

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今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按照赛诺数据统计，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6亿台，2015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7亿台，预计2016年出货量仍为4.7亿台。市场总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间的相互侵蚀则成为了未来竞争的主题。

手机市场增速放缓，同质化竞争严重，低层次的价格战又限制了行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学常识或是中央的号召来看，手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行业。激活市场、促进消费、扩大销量这条路既不适应大势所趋，也不是手机厂商可以决定的。所以只有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手机厂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不断依靠提供高价值的“供给”，包括内容和服务，才能创造更高的利润空间，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供给侧改革介绍

2.1 供给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供给学派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供应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如下：

（1）萨伊定理。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产品是以产品购买”的著名论断。萨伊认为，一项商品生产出来并与他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但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具有消费能力。因此，萨伊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但是，20 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萨伊定理”失效，导致“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批评“萨伊定理”忽视了货币参加流通使得产品在买和卖的时空上发生分立，明确提出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凯恩斯主张，由国家实施调控，刺激消费，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西方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到20 世纪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滞胀”的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解决“滞胀”这个发展难题，美国学者阿瑟.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理论。

（2）拉弗曲线。为纠正“凯恩斯主义”过分注重刺激需求的错误做法，新供给学派认为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不需要考虑刺激政策的问题。因此，当消费产生不足的时候，那就是因为生产环节即生产侧出现了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促进企业生产，以达到增加税收的实际效果，此即为“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加税”。（3）供给革命 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不仅对凯恩斯经济学构成根本性挑战，也掀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由派政策的不满。里根的施政纲领主张，通过大幅度的减税计划来支持企业发展、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来激活市场机制、削减社会福利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来实现自由贸易，被社会各界认为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里根的“供给革命”，本意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激活微观机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解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但是，从微观效率改进到宏观产出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传导过程，难以产生里根期待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更为深入地干预企业生产，致使行政权力扩张，进而产生权力“寻租#或权力腐败行为，导致“萨伊定理”逻辑链条的”中断。里根供给革命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采取的政策仅仅局限于局部调整，改革举措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对于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警示意义。

2.2中国供给侧侧改革概念的产生与含义

在中国，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诞生于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本意是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在供给而非生产端，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为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这就需要从消费者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定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质在于把握消费端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一定的破坏性意义，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需要创造性破坏才能达到破旧立新的效果。其实这种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常常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从旧的产业转向新的产业，创新的同时就是淘汰。2.3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差异比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必须落到结构改革上，与需求侧管理具有较大的不同。需求侧管理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管理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实际上，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在兼顾需求侧的同时以供给侧为主导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改革指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产者，着重从供给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着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减免税收，鼓励生产者推动技术创新，来提高供给方资源的配置效率，以达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需求侧改革指向是消费者，主要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以此来拉动消费。

就改革效果来看，供给侧改革由于政策传递到企业，再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生产过程需要长期才能见效，这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要求改革者具有远大的抱负、足够的定力和相当的智慧才能够取得成功&供给侧改革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生产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产能。需求侧改革注重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具有见效时间短、效果更显著的特点。供给侧视角的乐视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3.1乐视公司概况

乐视，原名乐视网，成立于2004年北京，享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致力打造基于视频产业、内容产业和智能终端的“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完整生态系统，被业界称为“乐视模式”。乐视垂直产业链整合业务涵盖互联网视频、影视制作与发行、智能终端、应用市场、电子商务、互联网智能电动汽车等；旗下公司包括乐视网、乐视致新、乐视移动、乐视影业、乐视体育、网酒网、乐视控股等。

3.2乐视超级手机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1）提高手机硬件性价比

2015年的手机市场纷纷通过做高品质的千元机来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用户消费。具体的表现则是小米、魅族、乐视、奇酷、一加纷纷发力1000—1500元市场，让千元机在外观、设计、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舰机。这个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复合用户的需求的。这也是多数手机厂商正在坚守的一个阵地。

乐视从一开始就承诺，不做百元机，而是不断提升旗舰机的体验价格比，为用户创造全新价值，引领旗舰机消费潮流，首发推出标准旗舰乐1，引领旗舰机进入1499生态手机时代。同时发布的顶级旗舰乐1Pro和乐Max，锁定2500-3000价格段和3000+价格段的旗舰市场。去年年底，更推出国民旗舰乐1s，引领旗舰机进入1099硬件负利时代。

乐视超级手机的硬件和性价比上已经达到了国内手机行业中的较高的水准，为了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和服务，乐视的“供给侧改革”要推进的就是乐视的生态。

（2）打造革命性的产品形态和颠覆式的生态商业模式

乐视超级手机用革命性的产品形态和颠覆式的生态商业模式，构建平台+内容+应用+终端的生态模式的乐视生态模式。乐视手机是生态系统中终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乐视超级手机是一部生态手机，而再是纯硬件堆砌而成的冷冰冰的产品，它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承载着丰富的内容和服务，具有鲜活的生命和更高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乐视超级手机推进了整个手机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乐视超级手机生态模式的成功也带来了其赢利模式和定价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硬件负利销售，生态补贴硬件的模式。在2015年，乐视率先提出了“负利销售”的理念。乐视第一代超级手机发布时，乐视就在全球首先采用了量产成本定价模式。但随着乐视生态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提升，乐视的生态赢利足以补贴硬件带来的亏损，所以乐视再一次将售价降低至低于量产成本，所以中端旗舰机配置的乐1S最终定为1099元，所以高端旗舰机乐Max Pro最终定价为1999元。

（3）技术创新

除了生态和价格之外，乐视超级手机的创新能力也是突出，多项技术创新能力甚至已经超越了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在国内市场更是无人能及。

乐视超级手机首创了ID无边框技术，全悬浮屏幕让乐视超级手机的边框达到了最窄，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边框并且饱受争议，但是却让乐视超级手机在外观上更加具有美感。乐视超级手机还是全球首个采用Type-C技术的手机，在传统 USB 接口中需要反复拔插、寻找“正确”方向的问题已经被消费者广为诟病的时候，乐视超级手机Type-C接口的出现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使用，并且乐视的这一技术领先了行业整整半年时间。乐1s是全球首款采用镜面指纹识别的手机，被称为业内最美的指纹识别手机，并且镜面指纹识别的速度能够达到0.15s，比目前主流的0.5s的解锁速度要快上数倍。3.3乐视手机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

（1）独特的生态力

生态力是“人无我有”，作为一个开放的闭环生态，乐视生态在平台、内容、硬件、EUI、应用上全方位开放，让用户拥有全新的体验和价值。也为用户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以生态补贴硬件，低于量产成本定价，引领硬件负利时代。乐视推出预存会员费、0元购手机的政策，这是乐视独有的商业模式和定价模式能够支撑地，这也让梦想照进了现实。实际上乐视已成为运营商，不是通信运营商，而是生态服务的运营商。（2）强大的品牌力

品牌力是“人有我优”。乐视通过强大的公关传播和生态整合营销来实现其品牌力。从乐视TV、乐视云、乐视体育、乐视影业、乐视网、乐视音乐等乐视子生态的发布会，和其他营销传播活动，来带动手机品牌的提升，所有生态内的资源，都可以成为乐视超级手机传播营销的推动力。（3）创新的渠道力

渠道力上，乐视形成了全渠道多兵种立体作战的成熟模式。全渠道就是线上自有商城、第三方京东、天猫等，线下公开渠道、运营商渠道。多兵种是指不只是销售，还有公关传播、市场推广，这样才能形成空军和炮兵部队、全渠道的陆军、客服物流的野战医院服务体系等等的立体协同作战。

另外，目前在手机行业内有一种否定运营商在终端产业链的功绩和推力作用的倾向。但事实上，运营商依旧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种力量。运营商的补贴依旧存在，但是不创新合作模式是拿不到的。在运营商合作上，乐视创新提出生态型运营商合作模式。抛弃了“手机硬件+套餐补贴”的传统合作模式，进而开创了“生态+手机+流量+服务”的生态共赢模式，这让乐视手机、运营商与用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双方可以共同获取用户，共同服务用户。乐视与联通的生态型合作已经成为终端手机厂商和运营商合作的典范，去年联通刚性包销130万台乐视超级手机，也成为历史上的首创。4 总结与启示

2015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5亿部，如今的国产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市场。中国手机行业竞争陷入价格战，同质化严重，加上国产手机市场趋于饱和，“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环球化”等要害词成为行业转型生长的重点。从2015年的市场变化来看，注重品质、注重设计、注重技术等词语谈的越来越多，“质价比”渐渐成为了国内手机厂商更为关心的问题，也成为了手机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按照“质价比”原则，国内各个手机厂商都开始了新的调整。

国内手机行业发展到智能手机时代以来，从最开始注重普及抢占用户的低价手机时代，到后来的开始注重手机流畅度的硬件手机时代，再到现在注重用户体验的生态手机时代，手机行业的发展一直是与用户的需求密不可分的。在未来的手机行业中，谁能够给予用户极致的体验，谁就会占据更多的手机市场份额，在这一点上乐视超级手机走在了其他友商的前面，乐视超级手机依靠自身的内容优势和服务优势率先给予了用户生态的内容和服务体验。乐视手机的供给侧改革的一些做法与理念值得同行业的思考与借鉴。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的改革”，其实都是提升用户体验这一个方面的两种做法。用户需要“参与感”来倒逼企业进行产品的完善，但消费者需要好的“供给侧改革”来开天辟地，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提升体验。

参考文献

[1]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经济问题.2016(02).12-17.[2] 李智，原锦凤.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价格理论与践.2015(12).23-27.[3] 张襦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新民周刊.2016（10）.34-40.[4] 云晴.通信业供给侧改革:关注科技和制度创新.通信世界。2016（08）.12-18 [5] 向坤.从供给侧改革看通信行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电信业.2016(02).26-31.有“供给侧改革”一说，就会有“消费侧改革”一说。在“消费侧改革”做的最好的还是小米。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曾用《参与感》一书来详尽阐述小米的“消费侧改革”。手机市场的“消费侧改革”典型的案例就是小米的MIUI每周更新，这种有消费侧可以通过“参与感”迅速完善一款产品，但是在真正大方向上的升级或者调整，其实还是需要“供给侧”去把关。

其实，无论是黎万强还是冯幸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的改革”，其实都是提升用户体验这一个方面的两种做法。用户需要“参与感”来倒逼企业进行产品的完善，但消费者需要好的“供给侧改革”来开天辟地，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提升体验。

因为“消费侧”的用户是不专业的一群人，他们只知道手机拿在手里好用不好用，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好用或者为什么不好用。不少用户需求用户自己是不知道的，这种需求需要厂商主动去开发，去寻找，去引领。“供给侧改革”有这些坚守、迷茫与错乱

当今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按照赛诺数据统计，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6亿台，2015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7亿台，预计2016年出货量仍为4.7亿台。市场总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间的相互侵蚀则成为了未来竞争的主题。

而根据经济学常识或是中央的号召来看，手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行业。激活市场、促进消费、扩大销量这条路既不适应大势所趋，也不是手机厂商可以决定的。所以，“供给侧”，也就是手机厂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

这种改革和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15年的手机市场纷纷通过做高品质的千元机来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用户消费。具体的表现则是小米、魅族、乐视、奇酷、一加纷纷发力1000—1500元市场，让千元机在外观、设计、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舰机。这个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复合用户的需求的。这也是多数手机厂商正在坚守的一个阵地。

而第二个方面也有待商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手机厂商的迷茫和错乱。手机市场在2015年一直在拙劣地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新供给”，企图为这些新供给论证合理性，将消费者当成被动的接受者，强行推进自己的商业目标。这里面包括造作的故事、鸡肋的功能、苍白的互联网生态模式以及倒行逆施的高价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创新。一方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过程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

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第二篇：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摘要：人口作为体育等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是公共体育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基点。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发展变化，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研究认为，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是导致广场舞引发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盘活现有资源，对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给予协调性发展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人口变动；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广场舞之争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3.012

人口的基础数据是体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正因如此，公共体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脱离人口这一基点，掌握人口变动数据对于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至关重要。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3年针对20～69岁人群的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中国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体育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但是，现有的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包含公共体育场馆、广场、公园、住宅小区空地等），却难以满足民众的健身需求，由此产生了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数量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并引发了诸如广场舞之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为例，对人口与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以期进一步改善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满足居民正常合理的健身需求。

一、人口变动对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

人口变动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不但包括人口规模的变动，还包括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人口规模、结构、分布、迁移变动等均会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1]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按照公共经济学原理，公共体育资源与交通道路等资源相同，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也会产生“拥挤效应”。因此，人口规模越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和规模要求越多，而且在体育场地、设施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人均公共体育资源的拥有量就相对越少，从而影响人们对体育资源的利用率和享受度。此外，人口规模还与支撑公共体育资源的经济基础直接相关，人口规模越大，用于建设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与支出也越大。因此，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总量、人均公共体育资源拥有量和享受度、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等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成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二）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

人口构成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涉及人口自然属性构成，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又包括人口社会属性构成，如收入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等。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因为不同人口群体的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时间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点等都有差异，例如，许多研究证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对公共体育资源需求有所不同，文化程度与体育健身需求成正相关。[2]这就要求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与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充分考虑不同人口群体特征的体育参与需求，采取差异化、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策略。

（三）人口分布对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现代步行空间理论，空间可达性是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的基本决定因素，[3]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必须要有适当的服务半径，才能使居民方便享有公共服务。如果公共体育资源布点不均，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空间错位，那么就会影响居民需求的可获得性。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可达性、可入性、适停性越高，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越高，每次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越长。[4]因此，在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中，需遵循空间区位理论，以一定空间尺度的人口分布情况作为单位，从而使居民方便、公平享有公共体育资源，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福利。

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实证分析――广场舞之争现象的人口学解读

如前所述，公共体育资源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人”。因此，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等因素就成为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的主要依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状况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口城镇化规模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空间结构不断重构。与人口的快速转变相比，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回应速度则显得相对滞后，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就是这一矛盾的典型示例。因为从人口学视角看，广场舞之争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不能有效应对人口因素的变动。由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现象为例，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人口学解读，具体如下：

（一）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数量不足

众所周知，广场舞之争的焦点在于广场舞“噪音扰民”和“争抢场地”，[5]在这背后，则是反映了人口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的不足。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达到7.31亿人，相比2003年，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了2.07亿人，乡村人口数量减少了1.39亿人，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了13.2%。从城镇的体育场地面积看，2013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场地中，分布在城镇的体育场地96.27万个，场地面积13.37亿平方米。以2013年末城镇人口73 111万人计算，全国城镇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3.1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3平方米，相比2003年，二者增幅均在40%以上。虽然公共体育资源增长的绝对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这仅是全国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人口基数、人口增速等都不一样，使得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挤压程度也不一样。例如，在上海（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虽然2003～2013年间上海体育场地面积有了42%的增长，但是常住人口的增长率也达到了44%，使得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面积不增反降（由1.75平方米降至1.72平方米）。再以武汉为例，武汉三镇的人均健身场地面积仅为1.29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全国1.8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6]也就是说，在北京、上海、武汉、温州等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其就业收入、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人口增速加快，使得人口规模更为庞大，从而加剧了对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空间的挤压。因此，在这些人口众多的大中城市，城市公共体育资源和活动空间更为紧张，“武汉广场舞被泼粪”等广场舞新闻事件也是发生最多的地方。而反观宝鸡、张掖等人口较少的西部城市，虽然也有广场舞，但公共体育空间相对充裕，广场舞扰民现象的发生也就更少。[7]

不仅如此，当前体育公共资源存在按“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进行配置的倾向，并未严格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规划，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数量的供给不足。例如，以上海为例，按照201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1 432.34万人）为口径来分析，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8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90平方米。然而，若以常住人口（2 415.15万人）为口径来分析，则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仅有15.94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72平方米，比户籍人口的口径分别少了10.94个、1.18平方米，减幅将近70%。这说明，虽然上海市公共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等不断增加，但是，在以“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配置的路径依赖下，公共体育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大幅下降，城市缺少足够的体育场地为广场舞等健身活动服务，也就容易引起抢夺公共空间资源的现象与纠纷。

（二）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的结构不匹配

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城镇老年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0.78亿，2000年为0.44亿，十年间增长了0.34亿人口。另据学者预测，到2025年，城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亿人，并会超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从而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8]二是城镇女性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六普”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74.1%下降到2010年的49.7%。与之相对应，2010年，我国城镇女性人口的比重为50.3%，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

因此，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中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加，而这也是广场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因为广场舞的参与者主要由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构成，俗称“大妈”。首先，对于中老年人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会受到高血压、脑中风等各种老年疾病的威胁，一旦疾病来临，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病痛的烦扰，同时也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生活照料负担，因此，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中老年群体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从而在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频率等方面也表现得更为主动和积极。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1996年、2000年、2007年）及相关研究表明，60～69岁年龄段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比例最高。[9]其次，对于女性人口而言，由于我国女性退休时间比较早，50～55岁就退休了，而平均预期寿命能达到77岁，因此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并很快转换成体育休闲空间。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情感交流的需求更为突出，因此，更加需要通过这种集体活动的形式来获得快乐感、归属感等情感满足。

可见，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是广场舞等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的最大需求人群。而按照供需结构匹配的原理，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考虑和协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人口群体的需求类型和数量。比如，未来我们都会变老，一些社区老龄化程度会比较高，同时女性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有助于情感交流的养老设施就会要求多一点，这不仅包括室内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心，还包括室外的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等，从而满足中老年人疏通筋骨、强身健体，以及社会参与、愉悦身心的养老需求。然而，当前我国体育等公共资源的投放、公共空间的配置标准等主要根据以年轻人的特点或经济收益为主要考虑因素来加以确立，比如，一般的体育场馆都是为中青年服务的，和老年人跳舞的关系不大，而一般的广场和城市空地则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商业设施的需要，也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因此，这种忽视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便难以满足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对体育健身的正常需求，无奈之下她们在小区等公共场所跳舞，扰乱了居民的休息权和安居权，从而引起广场舞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三）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广场舞之争的例子也是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空间错位的直观体现。也就是说，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忽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使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下降，成为诱发广场舞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广场舞案例来看，“大妈们”选择小区、公园、广场甚至是马路等各种公共区域和体育场地跳舞，主要是因为“大妈们”活动半径有限，这些地方离家近、可达性、可及性好，而公共体育场馆一般分布在学校、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中，不仅远离人口居住区，同时也由于场馆开放率低、收费不合理等原因，具有“单位化”性质，使得“大妈们”往往望而却步。因此，这实际上反映了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共体育场馆远离人口集聚区，由此形成公共体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即社区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与单位公共体育场馆利用不足同时并存。

以上海为例，“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的趋势，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原黄浦区、原卢湾区、原静安区、长宁区和虹口区）常住人口减少14.08%，近郊区、远郊区常住人口增幅较大，分别达到69.91%、67.65%。然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却未跟上人口空间再分布的步伐，甚至与人口分布呈相反趋势。据相关研究资料，上海市公共体育的空间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特征，即城市核心区体育空间供给密度高、规模大，而外围边缘地带的体育场地则极为匮乏。[10]可见，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好于郊区，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位，居住地与体育场地距离在500米以上，影响了“500m健身圈”目标的完成。

三、结论与建议――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发展

以往文献普遍从公共空间角度对广场舞扰民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广场舞困境的本质是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空间管理乏力的现状。[11-14]然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由此，本文从人口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解读，认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的空间移动则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的供需矛盾。

（一）按照区域人口的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广场舞之争的本质并不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而是城市社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没有充分应对人口的变动，包括数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广场舞之争所衍生的问题，只是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一失衡现象，相关部门就应当按照区域的人口状况及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协调发展。

第一，构建以人口变动为导向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机制。人口变动有其自身的规律，首先，人口变动具有连贯性，今天的人口状况是由过去的人口变动决定的，同时也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基础，其次，人口变动具有关联性，人口在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变化会引发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因此，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以人口变动规律为导向，采取“全面掌握、瞻前顾后”的变动机制，[15]即建立人口数据平台，全面掌握和整合公安部、体育局等各个部门的人口信息，既要考虑当前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的影响，也要着眼长远，预测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从而调整各区域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构建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模式。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阻隔和财政分权机制等的影响，各个省、市、区县等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仅考虑了本区的户籍人口规模，而很少考虑实际居住人口，特别是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外。然而，与教育、低保等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与封闭性不同，公共体育设施的受益范围更加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特征，原则上可供任何居住人口使用，但如果按户籍人口作为基数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便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体育参与需求。因此，政府须根据属地化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以常住人口为基数，增加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减少人口规模增加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三，按人口结构差异提供针对性的公共资源配置，同时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不仅要以人口总量作为依据，同时还应根据社区内群体构成及其需求的不同，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差异化的公共体育资源服务模式，满足不同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居民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消费需要。特别是对于老龄人口、学龄人口等体育参与需求较大的特定群体，需要制定专门的特殊群体健身计划，加强社区体育场地、体育组织等建设，确保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

第四，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盘活现有资源。当前，城市在公共空间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公共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的体育文化需求的匹配，但总体而言，其更加追求公共空间总量以及人均公共空间的平衡，没有考虑具体的人口分布状况，导致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需求的不相适应问题。例如，许多城市宁愿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体育场地与场馆建设、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上，却不愿花资金建设更加贴近人口集聚区的社区公共体育空间。

（二）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

作为城市管理者，在“十三五”期间，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供给质量，使公共体育资源空间设计更加适应市民需求。

一是要改变公共体育资源投向大型体育场地（馆）、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政绩化、功利化的模式，加大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投入，以“最佳服务半径”为原则，在资金和规划上优先保证提供“群众身边的体育场所”，使得市民能够方便、就近参与体育健身。

二是协调好体育场、体育馆、文化馆、活动中心、学校操场等城市现有公共体育资源，强化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属性、社会属性。

三是探寻将学校或单位体育资源调动起来的合理路径。例如，上海目前有市民卡，市民可以使用这张卡在每天及周末规定的时间里进入社区里的中小学进行各种形式的锻炼。但是，学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于面临场地保养费、场地维护费、卫生清洁费、水费、电费、安保费、管理人员工资等，学校难以承担；另外，体育场馆值班制度、现场管理制度、出入制度、活动记录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缺位，也使学校面临更大安全压力。经费和安全等问题给学校带来较大压力，使得市民卡的这项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因此，对有条件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还需要提供安全、资金、人员方面的保障，解决好学校体育场地（馆）不想开、不敢开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将市民身边的体育资源调动起来。

四是积极营造更多的体育休闲方式，统筹兼顾好市民休息、锻炼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倡导市民以散步、纳凉、“乐跑”等相对安静的户外体育锻炼方式为主。与此同时，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为社区居民的休闲、体育锻炼提供户内的公共活动空间，以缓解户外人口与公共空间的矛盾。

说明：本文系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研究”（14XQN07）、博士启动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2014BQ05）、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4GG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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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试论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改革的多视角解读与反思论文

[论文摘要]以“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10+35”课堂时间模式以及独特的课堂设计为特点的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为我国当代课程改革指出一条奇行的道路。杜郎口中学立足于儿童本性，融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育人观，使教育与环境、经济三者协调发展，有效地解决了教学论中教与学、学与思的矛盾关系。

[论文关键词]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质量；杜郎口中学；改革模式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让人感到迷茫，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新课程改革与传统教育体制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杜郎口中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课堂改革为突破口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课堂学习模式，从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杜郎口中学作为一所乡村中学能够做到这样，这其中一定有着它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原则。

一、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的实施结构

在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面对自己学校发展的困境，杜郎口中学坚持教学模式改革的方向，把课堂作为自己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善现有教学状况的主要阵地，以自主学习为导向，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教学模式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三、三、六”保障了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

“三、三、六”是一种自主学习模式，也就是课堂自主学习的三个特点、三大模块、和课堂教学六环节。

三个特点就是“立体式、大容量、快节奏”整体性教学。立体式就是：教学目标、任务是新课程要求的三维立体式，将学习任务分配给每个同学、每个小组来完成，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展示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容量的课堂教学内容使课堂活动多元化，每个学都能够参与进来并且体验团结的力量；快节奏的紧密时间围绕学习目标和任务安排让学生体验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快乐。

三大模块包括：预习、展示、反馈。预习模块中既有自主学习又有合作与交流，学生全员参与，考虑问题角度不同，带来了思维的碰撞，经过预习，他们明确了学习目标、了解了本课题的重点、难点并初步达成学习目标；展示模块通过展示预习的知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回顾预习情况，进行组内、全班的展示和交流，得到知识的延伸和成功的体验；反馈模块对前面的课进行反思和总结，对预设的学习目标进行回归性的检测，尤其关注学困生，不让一个弱者掉队，点燃他们求知向上之火。

六个环节包括：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示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预习交流让学生说出自己的预习情况；明确目标让学生有双锐利的眼睛，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分组合作中老师把学习任务平均分到每个小组，让学生体验团结的快乐；展示提升让学生对自己小组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讲解；穿插巩固让学生把自己小组没展示到的知识进行巩固；达标测评以试卷或纸条的形式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

每一个特点，每一个模块甚至每一个环节都把学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紧紧扣在一起，围绕学生生长发展的特点制定的课堂计划更是毫无遗漏的把每个学生都“栓”在了课堂上。

(二)“10+35”为自主学习提供了时间条件

“10+35”是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的时间模式，也就是一堂45分钟的课，10分钟的时间是属于老师的，35分钟的时间是属于学生的。这就意味着把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意味着教师的角色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要求老师用尽量少的知识性语言陈述，或者说教师应该完全不涉及对教材内容的陈述，并且时间限定在10分钟以内。其他时间都交给学生，这样，学生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思考探索。在课堂中教师站在了学生的中间，取消了讲台，创造各种条件把课堂话语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敢说、会说；老师所起的作用就是解疑、监控、调节、配合评价，而学生才是课堂学习的主体，他们在参与中通过结对子的方式利用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快乐的学习。这种时间模式把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对学生的尊重，化成了学生的行动，满足了学生探究的需要；获得新体验的需要；获得认可与欣赏的需要；承担责任的需要。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得到落实。

(三)没有讲台、三面黑板的教室拉近了师生关系

走进杜郎口中学的教室我们便会发现教室中竟然没有讲台并且教室前后及背光面三面都是大黑板，没有教室的前部与后部之分，更有趣的是学生的排座方式改变以往的按学习成绩好坏或者是按身高排座位的“秧田”式排座方式为现在的小组对坐“方阵”式的座位方式，教室中间是纵向排成的三排课桌，学生分组排位，对面而坐，这样不仅方便了学生探讨问题，同时又避免了按成绩排座给学生带来的自尊的伤害。

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把黑板分成块，每组一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写着画着，还时不时的与自己的同伴商量着探讨着，在各组展示自己的成果时，老师则站在了学生中间或后面，把自己融入到学生中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者，老师只是在“不悱、不启、不发”的时刻才会出现。而另外的学生则或蹲、或站、或坐，地上、课桌上、板凳上都成了他们听课的独特方式。

这样的课堂把老师与学生放在了同样的空间、平等的地位上，学生包围着老师，老师就在学生中间，他们之间没有了界限之分，拉近了师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有效的缩小了学生间的差异，促进了学习的交流与探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杜郎口中学这种模式的运用对学生来说不仅没有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创新改革解决了传统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改变了以往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二、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的教育哲学分析

可以说，自从教育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类活动以来，就有了教育哲学。教育哲学一直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帮助人们解决着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并为教育者提供教育实践的理论依据。因此，了解教育哲学对于教育者来说，不仅能获得敏锐的洞察力，更能帮助他更好地进行教学实践。

(一)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学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论述自己的思想时几乎都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杜郎口的教育者也以人性为基础，抓住了学生喜欢游戏的本性，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展了课堂教学的改革。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上就有着丰富的游戏情境，在分组学习过程中他们每个小组都有不同的游戏形式，经常把课本编成课本剧，让学生分角色来表演，而且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游戏中老师与学生经常同台演出，他们共同把学习的过程变成游戏的过程，不仅从中得到快乐，而且人们对游戏天生的热情成了他们学习的内驱力，并不断得到强化，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游戏本身就有着很多未知性和挑战性、刺激性，每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又成功了一次，激发他们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欲望，以呲一步一步的接近预设目标。

(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的育人观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一直作为两种对立的思想在历史上发展着，科学主义在哲学上重视理性，在人格发展上重视知识和智力的发展；人文主义则偏重非理性，在人格发展上重情、意的发展。反映在教育问题上也都各执己见，因此，如何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并使之协调发展成为教育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杜郎口中学不仅通过大容量的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智力因素的发展，而且有多种课堂组织形式以促进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既有老师的鼓励引导，又有各小组的独立探索；既有自己的理性分析，又有来自别人的人文关怀；在关注生命的同时，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可以说，杜郎口中学在教学中把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结合起来，把价值论引进了教学领域，体现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最终达成学生从学会生存到学会自立再到学会关心、学会合作的目的，促进学生个体的协调发展，找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切合点。

三、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人的社会化，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社会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环境等都离不开教育。那么杜郎口中学又从社会学这里得到哪些启示呢?(一)教育与环境

地理环境简言之就是“环绕社会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并且对文化教育的实施和发展也直接产生着影响。一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对学生学习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无可厚非的。

杜郎口中学就坐落在一片荒野之中，四周既没有嘈杂的工厂车间，也没有繁华的街道闹市，这就为学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受不到外界的干扰，自然心理情绪就会平和。另外杜郎口中学对学生的管理也是住宿制的，学生吃、住、学全在学校，平时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即便出了校门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学生兴趣的，不像有些学校外面往往有很多游戏厅或网吧诱惑着他们。

另外，一个学校周围的人文环境同样影响着他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人文环境是专指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周围环境，是人为的，具有社会性的。

杜郎口中学的学生几乎全都是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小就接触自己的长辈在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及农村落后的生活条件，这些都会对他们产生很深的影响，并且，他们从小就受到大人们的“走出去”的教育，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穷困的生活境遇，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就有一种为未来谋划的思想，这也成为他们强大的内驱力来源之一。

(二)教育与经济

教育与经济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可以说，经济是教育的基础、保证着教育的正常进行、推动着先进的教育技术的发展，而教育又为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持，促进着经济的发展。

杜郎口中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为一所农村中学，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学校建设及教育教学上，但每天都会接待很大数量的前来参观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就会收取一定的参观门票费用，这样既有效的限制了人校参观者的数量，又给自己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用来更好的建全学校设施，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四、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的教学论价值

教与学以及学与思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存在于教学实际中的突出矛盾，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的教学论价值就在于很好的解决了这两种矛盾关系。

(一)教与学的关系

教与学的关系一直被视为教学论中的根本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师生关系。从孔子的尊师重道、师道尊严，到韩愈的《师说》无不详尽的阐述着师生关系的重要性。

杜郎口中学为了落实课堂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对于课堂教学作出了“三个转变”，第一，学生的学习态度要由“供应式”向“超市式”的转变，在知识学习中充分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从哪些材料中学习，学什么，都由学生自己做主，这样既避免了学生的被动接受又防止了教师讲什么学生学什么的发生；第二，教师教学由“注入式”向“发动式”转变，在课堂上教师要充分的信任学生，并善于利用他们的特长，充分让学生“动”起来，这样的课堂不再枯燥无味，让学生在快乐中成长；第三，课堂内容由“纯知识型”向“能力、情感、价值观”转变，课堂教学内容要由知识培养能力，由知识生发情感，由知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学与思的关系

学与思的关系是教学论中的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没有学的思是空想，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思的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规律。

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课堂教学模式采用学思结合的方式，每个教学环节都注意到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并试着让小组解决思考的问题，小组解决不了的再请教老师，因此，学生便形成了在学习中敢于质疑、勇于问难、积极参与论辩的习惯。

五、杜郎口中学教学模式的现实意义与问题反思

杜郎口中学的改革回归了教育的培养具有终生学习能力、能够自主发展的人的本真，也正是这一教学实践实现了被人们认为是“理想”的新课程理念，于是，在参观了杜郎口中学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很多学校的纷纷效仿。在学习杜郎口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普适性的问题

首先，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情况，杜郎口中学是一所住宿制中学，学生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早晚都要上课，这样的课时安排，恐怕城里的学校就很难做到。因此，学习杜郎口经验，需要因地制宜，掌握他们的精髓与合理因素，不能照搬照抄，只注重形式上的改变。

另外，学生要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是要有一定的年龄阶段和身心发展特点作为基础的，比如说，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模式就不适合小学生，最起码从自主能力这一点来说小学生是不具备的。而高中生又面临着严峻的升学压力，各科的学习任务都很重，而且学科叉多内容又深，明显的超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范围。

因此，要认识杜郎口教改的普适性，必须结合它所面临的境况与学校的现实，仔细体会其中的智慧。

(二)教学模式机械化的问题

严格的“三三六”课堂教学模式及“10+35”时间模式，就把每堂课都牢牢的固定在了这个模式之内，不论什么科目，也不论学什么，都严格的按着这个模式按部就班地进行，显然是有些僵化的，对于语言课程来说，就很难按这个模式进行教学，比如英语的发音学习，学生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一讨论就能学会的程度的，没有老师的指导与讲解学生自己是很难办到的。

因此，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是没错，但如果过于严格的按照这个模式进行教学有时候不仅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而阻碍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总而言之，杜郎口中学的教改找到素质教育与传统学业成绩质量观的结合点，回归了教育的本真，为目前我国提出的全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模式，学习杜郎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看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