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复试—供给侧改革

第一篇：研究生复试—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全年经济工作？新年伊始，权威人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全面解读、深入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权威人士认为，从国情出发，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消除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两种误解。

当前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这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也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是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工作重点应当怎么转变？权威人士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在这次改革中，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权威人士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是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重点任务？权威人士指出，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

社会能否承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一些冲击？权威人士坦言，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阵痛是可承受的，但切不可大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不得不闯过的关，必须加快步伐，加紧推进。

怎样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预期成效？权威人士强调，要深化认识、下定决心，硬碰硬地干下去。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即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指向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的第一个“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换挡”，意味着GDP增速进入下行轨道。第二个“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多年来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但是调整并不容易，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第三个“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过去一段时期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主要是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这造成了货币超发、债务积累等问题，需要加以消化。

“四降一升”具体来说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下降，而生产成本却没有随之下降，因而导致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前期刺激政策使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债务增加得很快，杠杆率迅速提高。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和“跑路”的现象，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两种分析框架和两种对策思路

多年来，探寻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从而提出应对方策，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归因于需求方的因素，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另一种是归因于供给方的劳动、投资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发生了变化。

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2015年3月25日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提供的论文《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把上述两种分析法分别命名为“需求侧因素分析”和“供给侧因素分析”。以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沿用这种表达。在过去若干年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需求侧因素的分析。既然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需求力量不足，应对的方针就是“扩需求、保增长”。由于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这种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负面后果：（1）投资回报递减，拉动增长的效果也愈来愈差；（2）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迅速提高，使金融风险日益积累；（3）货币超发导致迟早会破灭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膨胀。因此，愈来愈多的人不赞成继续用这种方法应对挑战。

正确的应对方略

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

供给侧因素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除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有较大提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简单地采用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

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就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前两年讨论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指旧的增长动力正在减退，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总结“十五”经验时曾经仔细讨论过，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性障碍”。所以，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供给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要把“结构性改革”与用行政方法“调结构”混为一谈

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运用不同于以往着眼于需求侧因素（“三驾马车”）分析方法，提出了有别于依靠需求拉动的应对方略。至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含意，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总框架下对某些社会经济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应当把它跟政府用行政手段“调结构”混为一谈。

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主要用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去“扶持”新技术产业相混同。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今年的优化结构要做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虽然也要借助某些行政手段，但主要还是要靠发挥市场作用做两件事：（1）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提振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现在金融风险有明显的积累，所以要用一些办法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一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负债和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政府不采取救助措施，也会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有时候还得使用短期政策来渡过难关。短期政策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资产市场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结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所以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用赤字来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财政支出，一是减少财政收入。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来减少财政收入，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则是确定无疑的。

不要误解“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有些论者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一般地加大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和调整结构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什么是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用PPP的方式（公私合作模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以补偿正外部性和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政府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

由于推进改革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必须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必须按照中央深改小组最近几次会议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成为近期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20 世纪70-80 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国“供给侧改革”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最为关键的4 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从生产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杠杆率？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总结而言，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当前蓝图已经铺开，未来前景令人期待！

正文：

1.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1.1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 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1.3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11 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1.4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2.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2.1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如何打赢这四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2.2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2.3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

我们预计，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

2.4 供给侧改革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

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2.5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3.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3.1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重新分配经济蛋糕。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从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3.2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中国杠杆率？

中国式转杠杆。供给侧改革同样将对中国杠杆率产生影响：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第二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三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减开支、减管制、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

供给学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凯恩斯主义主张民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凯恩斯主义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虽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减少，反映了供给学派“劫贫济富”的性质。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则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则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则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供给侧改革理论并非始自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2015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国FOMC利率决策0.25%-0.5%，预期0.25%-0.5%，前值0.0%-0.25%，这是美联储2006年以来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维持0%利率已长达78个月，超过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复苏期。

美国经济的好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但由于美国的消费尚未完全企稳，所以美国的缓慢复苏对中国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国的复苏及预期的加息将使中国的国际资本的外流压力进一步增加，也刺激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预期。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预期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如果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湖南农业大学课程论文

学院：商学院 班级：会计6班

姓名：寇朗婕 学号：201622349132

课程论文题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课程名称：

评阅成绩：

评阅意见：

成绩评定教师签名：

日期：

****年**月**日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摘要】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李克强总理所作 《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16年八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举措。【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产业升级、扩大内需

一、供给侧的概念

（一）什么是供给侧

所谓“供给侧”，即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供给的范围和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切影响社会生产总量的因素也都影响供给量。“供给侧”的“侧”字并不是“侧重”，而是“端”、“一端”的意思，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从供给这一端来进行改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需求侧；“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这几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以前我们提到经济增长，条件反射就是要扩大需求，刺激消费，但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原来我们致力于让更多的人来买蛋糕，但现在是我们要努力把蛋糕做好做精致这样就不愁没有人来买蛋糕。

（二）供给侧改革的原因

1.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特别是工业产能过剩的弊病，特别是钢铁产业，虽然产出的都是好钢，但是销售严重下滑。这十年以来，随着房地产的逐步发展，日渐蓬勃，国有企业很多该转型的企业都得到了丰厚的利润，从而导致国有企业过渡工业化，扎堆集中于第二产业，而对于第三产业，比如服务业、互联网，物流业，则几乎没有涉足。

2.民营企业部分大多都是偏向于生活服务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代理，奢侈品，互联网方面。在有效整合需求的同时，存在零散，混乱的问题。

3.房地产库存严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房地产库存严重超量，不仅要通过适度降价促销，政策支持，还要鼓励房地产企业相关的创新，比如租赁，融资租赁，地产银行等形式。争取每年消化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库存。在这个过程中，融资，抵押，都要创新模式。不能够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一个篮子里面。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变化的节点，长期的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基数抬高，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已经不可重复了。中国经济正进入呈L型走势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这一阶段必须坚持把改革发力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上，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随着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各种矛盾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发展存在诸多短板，出现结构性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在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同时又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是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项重大举措。

二、方面和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重点任务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重要的任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供给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是五项，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1）化解过剩产能

在我国，一方面传统行业比如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由于国内需求减弱、国外同行业竞争加剧等原因，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些行业在今年上半年都处于下滑状态，从效益情况看，煤炭行业在今年1—5月全行业利润同比下降了60%多，水泥玻璃行业利润下降60%多，冶金行业利润下降36%，这些行业都属于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行业。山西是我国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形成了煤炭、化工、钢铁、水泥等主导产业，集聚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大量的税收，但不幸的是，这些产业均属于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不但不受国家鼓励，而且在市场的恶性竞争下快速走向衰落，由于这些产业占到山西经济规模的80%以上，与山西经济一损俱损，这些产业走向衰落，可以预见的是，山西社会经济将受到重大影响。

可以建立企业产能利用率评估和预警制度。为了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应当从源头上入手，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企业的生产规模，这就需要建立一套产能利用率评估系统，以评估企业是否存在生产过剩问题，让企业和投资者及时了解企业现状和市场需求，理智地进入市场，防止过度投资。至于僵尸企业的处置，各地就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它的范围，采取具体措施，中央也会有一定的支持政策，来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

（2）化解房地产库存

去库存方面，关键还是房地产库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昨天发布的消息应该是个利好消息，对去库存会起到促进作用，现今也正在鼓励新市民购房，推动保障房的建设，特别是货币化安置的政策。货币化就是享受保障房的这些群体，政府不一定去盖保障房，可以把现有存量的商品房收购集中起来，再安排给这些需要有保障性住房或者棚户区改造的群体，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化解房地产的库存。

（3）调节成本

降成本方面，现已在调查制定方案，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另外还有不合理的收费，还有其他一些过重的企业负担，都要降下来。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去年底对全国2526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反映的最主要困难中，超过七成企业家选择“人工成本上升”，超过半数企业家选择“社保、税费负担过重”。

当前，还需警惕不少企业“吐槽”的政府“乱伸手”、评估费检验检测费过高等问题，这些“隐性成本”像是捆住企业的“绳索”，不仅抑制、束缚了企业创新升级、提供有效供给，一定程度上还可能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4）补短板补在薄弱处、关键处、紧要处 1.脱贫补齐民生短板

截至2015年底，全国依然有5000多万贫困群众，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人口总量。面对最后的“锅底人群”，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脱贫工作列在补短板领域首位，指出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

2、拉伸经济动能短板

拉伸动能短板，要培育新产业新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数字创意－－这5个战略新兴产业有望在“十三五”期间成长为“十万亿级”支柱产业，培育起中国经济新动能。

拉伸动能短板，也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由大变强的关键期，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也更加明显。

拉伸动能短板，根本要靠创新驱动。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产业培育，挖掘新动能的根本在于创新。

3、发力社会事业短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中，钢铁、煤炭等领域去产能任务艰巨，职工安置问题凸显。必须意识到，减法做到哪里，加法就要做到哪里；去产能去到哪里，社会保障就要补到哪里。

三、结束语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解答实际问题，是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关系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过去，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需要扩大生产规模；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现在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并存，需要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我国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需要。这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四、参考文献

[1]习近平：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新华网2016-01-27 [2]李抒望.《再解读：供给侧改革深意何在》中国青年年报2016-2-22.02版 [3]邵宇.《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宏观经济2015年第12期

[4]李华琴、罗英.《基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设计研究》科学管理研究，第33卷第6期 [5]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