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心得体会

第一篇：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心得体会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心得体会

中山大学教授吴重庆在《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讲座上，以行动主体与结构的互构理论为基础，解释了农村大量青壮年主体流出后，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既是对“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及其性质的总体性判断，也是对当前农民行为逻辑的新阐释和对农村基本社会秩序进行新概括。通过学习，我有以下的几点认识和看法。

根据笔者理解，“无主体熟人社会”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给予以想象和建构，一个是“无行动主体”层面，即农民“身体不在村”，一个是“无主体性”层面，即农民“人心不在村”。两个层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表里。吴重庆教授主要提及的是在前一个理论观点。那么，所谓无主体熟人社会有什么理论含义呢？

首先，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提出可以说使得费老的《乡土中国》中的很多观点有了时代的呼应，让我们看到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中所体现的特点，乃至病变。我们知道，熟人社会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很成熟的社会形态，由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作用，这个形态正在解体之中，可解体下的乡土社会有何特点呢？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性的概念。而无主体熟人社会给了一个形态或类型上的说明。

其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有着自身文明、历史、思维和习性的社会中发生的。我个人认为传统与现代在中国社会不能做两极式的或二元对立的处理。许多学者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似乎要现代就不能有传统，有传统就无法现代。但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呈现过这样的特征，可见解释中国的有效概念也应该是一个含有悖论的、有张力的、交融性的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符合这一原理，因此它比较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样态。

吴重庆教授提出并论证“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他将这一概念置于经历革命与革命后的乡土变迁之中，用于解释当前“人去楼空”之后的农村社会与农民的行为逻辑。吴重庆教授看到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已难以再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来概括和解释了。他参与建构的“半熟人社会”，他认为也只能解释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由于超出了原来熟人社会的圈子而使得选民对候选人不太熟悉而型塑特有的投票偏好和行为，却不能囊括农村普遍“空心化”之后农村社会的巨变和农民的行为逻辑。他甚至认为，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发起倡导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虽然有不少闪亮的观点，但更多的也是应景应时之需，更何况这个运动还是在西方理论的映衬下展开的，长久不得，持续不了。中国农村经验蕴含着丰富的问题源流和理论生长点，乃至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沿阵地。“无主体熟人社会”便是在这个认识、理论和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综上所述，吴重庆教授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理论，描述了当前青壮年劳动力主体在农村社会的缺失状态，分析了社会关系演变中的病变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新近理论，“无主体熟人社会”在其源起、阐释和特征等方面的概括，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依据该理论，社会之所以成其为正常的社会，在于有一定数量的行动主体在其中交互作用，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如果缺少了足够的行动主体的角色，社会系统就无法运转，就会出现病态现象。与“半熟人社会”强调信息不对称不同，它强调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的在场与不在场，强调行动主体的角色与交互作用。当行动主体的行动是完整的时候，就会形成健全的社会系统，熟人社会就是个运转良好的结构；当行动主体缺席时，系统或结构就会出现问题，原有的结构就会崩溃，或者不起作用。

因此，“无主体熟人社会”作为行动主体长时间缺失的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必须发挥农民的农民主体作用，发扬农民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的创业精神，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要求，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坚定不移地推进城乡一体化，最终形成城市和农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第二篇：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模式

乡村——无规制的“熟人社会”现象剖析

据说人类是唯一一个能够与陌生人达成合作的生物物种，然而陌生人的广泛合作也是比较晚进的事情了。在古代社会，人类社会模式基本上多为熟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土地不可移动的特性，使得人们得以被长久地附着在土地上，这样的社会的保障功能欠缺，人们基本上是靠熟人间人的相互帮助来生活，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极少流动的居住群体---村落，这种长久的毗邻而居，使得人们相互关系亲近、往来联系密切，互相依赖，渐渐形成一套熟人社会里的诚信、互助的交往规则和行为规范，这种规则最终进化成了较为严苛的道德规范。

由于人们的相互熟悉、相互依赖、联系密切，这套道德规范能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谁在交往中违反这套行为规范，就会被该群体以各种方式惩戒，甚至放逐，而被排斥放逐于人群之外的单个人，在那样社会流动稀少、社会功能欠缺，不信任陌生人，只选择熟人合作的年代几乎是无法生存的。

中国的宗族社会和西方中世纪宗教社会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封闭、保守、人口极少流动，城镇较少，多为广阔的乡村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代代相传，种地的祖祖辈辈种地，做铁匠的祖祖辈辈做铁匠。西方中世纪社会以教堂为中心形成熟人社会交往圈。而中国社会则是以宗族为中心形成宗族范围内的公共生活模式，在中国是铁打的宗族流水的皇帝。无论皇帝怎么换，人们终是以自己的宗族为生活核心。

宗族具有公共的社交、合作、交换、纠纷仲裁、信贷、保险、养老、教育、医疗、安全防御等诸多功能。例如农户在生产中必须使用一些大型用具或设施，如犁、耧、马车、辘轳、磨房（石磨）等，每户都置备一套大型用具或设施并不必要，农户也没有力量各自置备，所以弟兄分家后往往分别保管、共同使用；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这就需要同宗农户的互助，于是组织和操办婚丧大事成为宗族组织的重要职责。家族分家分产，宗族首领族长主持公道，仲裁争议解决纠纷，农户种地获得的粮食是一年的口粮，为了免于被抢被盗，宗族组织也负责组织公共安全防御。宗族中也会有办族里的私塾，为宗族子弟提供免费的或者费用较低的教育，族里如果有郎中还会向本族成员提供较低廉的医疗，如果族内成员急需资金，同族成员间也会互相提供信贷帮助。在较为富裕的宗族里，宗族组织还会承担族内贫困户的生活保障责任，钱穆先生提到过他父亲过世后，他和母亲均为族里代为经营产业、提供生活费用，负责孩子教育等。这种宗族秩序的功能较为全面，基本上足以应付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到政府司法机构寻求司法救济的情况并不很多。

而宗族的族规暴力成分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弱，打屁股，有的地方有时还有沉塘、浸猪笼等私刑，但主要还是依靠道德教化的手段、从小灌输的道德教育来维持社会秩序，“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几个字几乎囊括了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而事实上用现代的两个字就可以解释：互惠。父母养儿防老，孩子其实是父母投资的一个养老保险，父母对孩子进了抚养义务，也要求孩子尽赡养义务，从小父母、家族、宗族都会进行儒家的孝道教育，连国家政府都不能无视这种道德规范，朝廷也规定了丁忧制度。再比如，你对族内其他成员的帮助实际上是投资了互助会，族内成员帮助了你，到人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拒绝帮助，就是没有信、义，你就再也无法在族内继续寻求别人的帮助，“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道德伦理教化几乎贯穿中国人整个生命期。这种从小即开始的道德教化，会让人在违背道德规范时，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疚感，对人形成内在约束，再加上暴力性质的刑罚的震慑和外在约束，即形成达成秩序。

中西方社会都经历了漫长的熟人社会模式，但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渐渐转入了新的社会模式，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从业人员，需要广泛的商品市场来消化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这就要求人口流动、信息通畅，这使得人们的生活范围急剧扩大，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合作不可避免，使得熟人社会的那一套行为规范不敷应付急速扩展的工商业社会生活方式，伴随着工商业社会逐步形成的脚步，一整套工商业社会的行为规范同时被磨合出来，这种制度规范与工商业经济是同步进化而来的。

由于明清王朝的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致使中国的工商业没能发展起来，中国社会停顿呆滞，发展缓慢，一直保持着几千年前的农耕生活方式和熟人社会模式。清王朝倾覆后，统治者走马灯似的换人，而中国老百姓依然静静地沿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直到毛政权入主北京，中国几千年自发演进形成的民间宗族秩序几乎被彻底摧毁，自古以来的行政不下县的统治惯例彻底打破，中共的统治触角深入到了民间的最基层土壤，但无法改变的是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然政府拿走了农民的粮食，摧毁了宗族组织秩序，却没能向农民提供宗族所能提供的社会功能，中国乡村景象日益衰落。

中国城市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化后政府拿走了城镇居民的几乎所有，但也向城市居民提供了一部分公共产品：退休金制度、医疗、教育、住房等，然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职能少、服务差，无法解决所有的基本生活需求，比如信贷、养老、保险、基本服务等，没有他人帮助依然会难以生活，而且计划经济下，人们的生活被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依然很少流动，所以其他的社会服务还是需要熟人社会的模式来解决，搬家需要做司机的熟人朋友帮忙，借钱需要亲戚朋友帮忙，养老还是要靠养孩子等等等等。

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事实上关系简单，熟人间通行的行为规则基本上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发达的制度规则体系。但当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低效混乱再也维持不下去的时候，经济改革出笼，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忽然一下子放大了，市场经济中频繁的商业交换，也使得陌生人间的交往合作再也无法避免，仅能维系熟人社会的行为规范再也不能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了。中国政府在改革伊始，照抄了西方的经济模式，但是西方经济模式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制度规则却没有被同时引进。而常识是：即便是玩一个简单的游戏也必须先说好规矩、定好规则，一个庞大社会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没有一个公正严谨的法律规则来规范，怎么可能会运行良好？不同省市的商人之间的商业活动经常是一锤子买卖，没有了熟人间的了解和道德忌讳，又没有一个公正有效的司法制度来规范，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一时间中华大地上骗子、强盗蜂起，全民犯罪已成燎原之势，朝野上下抢成一团，这种弱肉强食的混乱局面告诉我们，必须摆脱急功近利的小农意识，走出熟人社会的狭隘模式，该是建立公正高效的政治、法律制度规则的时候了。

据说美国人在一起就餐的时候一定是AA制，分毫不差，但是中国人更多的情况下会轮流请客。据说到国外留学的时候你费劲心机给导师捎去各种土特产，他也许会高兴的笑纳，但是别指望他在考核成绩的时候会放你一马。而在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做“情份”，如果你经常向导师献殷勤，你的日子就不会太难过。这一切都因为，中国乃是一个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不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慷慨大方的社会，而是一个极其功利主义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壁垒重重的社会。饭桌上的慷慨不是没有条件的，生活中的关怀不是不求回报的。一旦两个人之间构成熟人关系，在各种矛盾纠纷之中就很难就事论事作出公允地判断，而必须划归阵营，站对立场，否则就是不仁不义，不是就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你们之间的前情旧账。中国人喜欢长线思考，而一旦十分清楚地明了对方不可能在将来带给自己期许的利益，中国人就会表现得异常地自私和冷漠。譬如在火车站或者飞机场与人拼车，中国人都不愿意吃亏，一定要明算帐，与熟人在饭桌上的慷慨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对于求助的可怜的陌生人，他们很少表现出作为同胞应有的同情。

在中国，没有熟人，很多事情都是办不成的。比如找工作，比如打官司，甚至于买东西都是如此。现在市场上销售的蜂蜜绝大多数都是不纯正的，而行内人士都知晓所谓的蜂王浆完全是骗人的。如果你要买到纯正的蜂蜜，则必须有蜂蜜养殖户的熟人关系，你甚至还可以拿到很低的优惠折扣，别人要八九十块钱一斤，你五六十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加优质的产品。

据说西政校友在各地法院有很大的势力，浙江的法院招人的条件里有一条是西政学生优先；据说电视台现在基本是中传媒大的天下；据说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版都是武大的毕业生，而XX版又全是华中科技大毕业生的阵营。他们也是利益团体，身处其中的人沾沾自喜，引以为荣；身处其外的人愤怒而又无奈，还带着强烈的酸葡萄心理。罗源副教授有一句话说得很经典：中国人根本就不是真正地反腐败，而是嫉妒腐败。

找工作是要靠关系的，打官司也是要靠关系的，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对中国人来说遥不可及。李庄收取的高额律师代理费饱受诟病，而如果你有熟悉的优秀律师朋友，不小心惹上官司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看病也是要靠关系的，万一你或者你的亲人身染疾病需要手术，主刀医生的水平高低就决定了你或者你亲友的存活率。我想我应该很庆幸我们那个小县城的同学们都没有放弃求学的道路，我们将来散布到各个行业了，可以相互帮助。

因此，高中同学的聚会是十分必要的，大学老乡会逢年过节聚餐庆祝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想我也许应该庆幸自己来自拥有强烈抱团意识的潮汕地区，在广州等各大城市，都可以看到潮人聚居的商业场所。一个人在外面发家了就会带动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致富，这种情况在潮汕地区太普遍了。也许这种封闭的家族式理念决定了潮人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但至少，每个人的生存都可以得到保障，不需要以一个孤零零地个体去对抗这个冷漠的熟人社会。

是的，我们的熟人社会越发达，我们的市民社会就越冷漠。我们家的意识越浓厚，我们国的概念就越淡薄。每个人都只想顾全自己及身边的人，而不管旁的人的是死是活。

正是因为中国人这种懦弱自私的本性，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如此地和谐与稳定。

对于农村地区的纠纷增多以及犯罪上升等等现象，专家指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运行的基本是道德规范，而到了城市以后，这个熟人社会就被打破了，就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没有找到一个归属的地方，就是它原来的社会联系全部砍断了，或者弱化了。这一方面使回到乡村地区的打工者(还有留在城市的)不再更多顾忌传统乡村社会道德模式，另一方面，帮助他们适应“陌生人社会”显得尤其必要。

大量劳动力常年离乡致农村“熟人社会”悄然变化

近年来，随着大量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农村“熟人社会”已悄然发生变化

“无主体熟人社会”：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农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把此“病态”的熟人社会(即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以下若干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第一，舆论失灵。“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在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当事人则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压力，舆论失灵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第二，“面子”贬值。有一种说法，认为“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由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宽广，“面子”就越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里，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农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正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对“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说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恶势力来“摆平”。

农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实际上已具备了“陌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这种新现象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研究是值得加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

有文化心理学家称中国文化为“欠缺对待陌生人之道的文化”。此语可谓一语中的，骂文化的盛行也反映出这一现实。我们的道德、良心、修养，似乎仅仅地局限于关系亲近者，或曰“熟人”如家人或利益共同体这一小圈子中，而无法泛于整体的公众生活领域。社会学家费效通在解放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曾将中国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差序格局”，认为我们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一格局至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所不同的是以前的差序格局更多地靠血缘(亲情)与地缘(乡情)这两维度维持，而当下是日益突出利益维度而已。

因此，贪官们尽管藏污纳垢，或许对待家人却是万般宠爱，丝毫不顾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诸多陌生人的福祉。骂人者对同事家人可能热心善良，对陌生人却往往出口成脏。这种熟人社会的生活观，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使得公众道德的推行与公共机制的推行依然备受阻碍。叫骂之盛行，与“熟人关系观”密不可分。若要彻底纠正这一现象，除了在制度层面上建立公平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外，还有赖于文化心理的蜕变，使得每一个个体，而不只是关系亲近者，都能得到基本的尊重与关怀。而这与现行的思想观念仍相去甚远，改变依然有待时日。

从乡土伦理到新乡土伦理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为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借用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乡土性”概括，笔者将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乡村伦理称为“乡土伦理”。易而言之，乡土伦理的基本形态和特征是基于“乡土中国”之乡土特性的。

一

应当说，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概括是十分形象和精辟的，他所作出的“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理论概括，可以成为分析乡土伦理传统特色的逻辑起点。其一，有着“乡土本色”的中国传统农民，在恋土重农的价值观支配下，必然将“勤劳”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由此，勤勉重农成为与乡土社会农耕文明相对应的生产伦理。其二，在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中，交换活动往往是基于双方的信任而不是依靠契约的约束。也正是这种信任，使互助成为人与人经济交往中的基本道德准则。这种互助往往以“人情”的形式出现在日常交往活动当中，成为乡村社会普遍遵从的“为人的哲学”。由此，信任互助成为与乡村熟人社会相对应的交往伦理。其三，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是对传统规则的服从，而这些传统规则往往表现为成文或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在变迁缓慢的乡村社会，行为者自小对这些村规民约就相当熟悉，外在的规则逐渐被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因此，这种村规民约是村民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进行的制度创设，而非依靠国家权力进行外在强制的结果。由此，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隐形的制度”（康芒斯语）成为与传统乡村社会礼治秩序相对应的管理伦理。

二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与稳定。科学、技术、文化的侵入及其所产生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使中国社会走进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内容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乡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较之传统乡土社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与之相对应，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农业的市场化运行和农业现代化的相对滞后，使传统农业生产中“劳”与“得”的良好对应关系遭到破坏，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更促使大量农民主动或被动地离“乡”离“土”。这使得勤劳只能成为致富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由此，敢于冒险、开拓创新、求富争先的现代经济理性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土伦理勤勉重农的价值取向。其次，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转变，在扩大人际交往范围和改变交往方式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由此，基于熟悉而产生的信任因“熟人圈”的萎缩而局限于相对狭窄的场域之中，相反，通行于“陌生人社会”的契约、规则获得了农民越来越多的观念认同并在其交易、交往行动中得以遵从。可以说，乡村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程度逐渐提高，农民信用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得以萌生并日渐增强，从而为传统乡土社会信任互助的交往伦理注入了新的内容。最后，转型期乡村社会市场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乡村社会基于血地二缘的家庭（家族）式和长老式道德权威力量，也使得经验传承性的家庭（或家族）道德传递和传统的村规民约越来越不足以料理愈加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与此同时，以“送法下乡”为基本路径的中国乡村法制现代化进程，已然成为整个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自我意识、权利意识逐步强化，对法律条文的认同感和践行度逐渐提升，传统村规民约的道德感召力和约束力则日渐式微。

三

鉴于“乡土中国”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学者提出了“新乡土中国”（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一概念。事实上，我们不难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理解，“新乡土中国”之“新”，在于较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今天的中国乡村已然呈现的开放性和市场性特征。同时，我们也不难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发现，较之城市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中国乡村社会仍然在生产、交换（交往）、分配、消费等方面保留着大量并未在现代市场经济浪潮冲刷中完全丧失的“乡土本色”，这也正是“新乡土中国”仍有“乡土”之谓的原因所在。简言之，“新乡土中国”是一个“现代性的乡土社会”。如果说，乡土伦理的传统形态和特征基于其乡土特性，那么，伴随着“乡土中国”向“新乡土中国”的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既蕴涵现代价值又不失乡土本色的“新乡土伦理”如何生成？笔者以为，实现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乡土伦理，其关键点有二：一是寻求乡土伦理之“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二是实现乡土伦理之“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意义”的有效整合。

毋庸置疑，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乡村社会不再是与外界隔绝的“世外桃源”，已经与现代市场意识和价值观念有了“亲密接触”的中国农民也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由此，传统乡土伦理蕴涵的封闭性和稳定性被打破，市场化进程为新乡土伦理注入了开放、平等、变革等鲜活的时代价值血液，从而为其提供了实现转型的“现代之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此种现代转型视为对乡土伦理传统的绝对消解。应当看到，新乡土伦理终究脱胎于传统乡土伦理，从而使后者成为其“历史之根”。试图与乡土伦理的传统彻底“决裂”，只会使新乡土伦理丧失其根基而成为空洞无物的概念构架或悬置无用的道德说教。概言之，寻求乡土伦理“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是新乡土伦理成功建构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发展极不平衡，区域性和地方性特点丰富多样，不同地区的地域伦理文化传统亦有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新乡土伦理“现代之源”的现代市场意识和价值观念，已日渐成为市场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而作为新乡土伦理“历史之根”的乡土伦理传统，却因区域伦理文化的丰富多样而以种种极具差异性的“地方性道德知识”作为其基本内涵。由此，新乡土伦理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调适又转化为“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意义”的冲突与整合。诚然，某一区域独特的自然条件及与此相对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使其地域伦理文化显现出自身的地域特殊性。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和稳定甚至将这种地域伦理文化异质性的空间距离缩小到了紧邻的不同村落。由此，乡土伦理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碎片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合集”虽有共同之处，但更多依然是相互的隔绝甚至排斥。问题在于，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新乡土社会日渐开放的基本态势，一味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地域特殊性并固守区域伦理传统而拒斥对外来先进伦理文化的合理汲取，只会使自己因偏执保守而丧失应有的活力。与此相反，无视乡土伦理文化的地域传统，试图将所谓“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变成“放之中国乡村而皆准”的“普适价值”，则无异于为自己打造一张伦理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其后果只能是：无数“地方性知识”因其“不合”而被一一终结，“普适性意义”却终究成为一张无以安放的“空床”。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期新乡土社会的伦理“空场”及其所引发的乡村社会诸多道德困惑与矛盾，正是此种“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意义”的冲突所致。易而言之，新乡土伦理应当实现“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价值”的有效整合，在承继地域伦理传统和吸收外来伦理文化两者间的紧张中寻求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不断优化。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建构新乡土伦理的关键在于在“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意义”的冲突中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如果说，乡土伦理是在封闭和稳固中实现自身的平衡，并以此成为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根基，那么，新乡土伦理则应顺应开放和变革的时代背景实现一种“动态平衡”。换言之，新乡土伦理绝不是某些一成不变的伦理范式或道德规范，而是在不断借鉴和融合现代理念和其他“地方性道德知识”中先进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文化的提升与优化。唯此，新乡土伦理方能既显其“新”之内涵，又不失其“乡土”之本色，也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来源光明日报)

浅析“熟人社会”的危害性及其对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熟人不讲理”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熟人社会”亦称“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国人的习惯思维、心态和行为，就是凡要办事，不论巨细，就找熟人。

“熟人社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片难见阳光、略带阴暗的灰色地带和沼泽地。纵观“熟人社会”，其危害有五：

一是破坏正统规则，引发社会不良风气。法规、政策、政令将可能被“熟人社会”以及“潜规则”所代替或被打折扣，平民百姓将得不到法政的保护与公平的机会，一些公共资源往往被那些通过钻研人际关系的人所占有，这与法制建设背道而驰。我们或许都从“熟人社会”潜规则中受过益，而事实上败坏的是社会风气，失去的是信誉、机遇、市场，受害的是我们自己，损害的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形象。

二是膨胀畸形心理，引发社会腐败现象。“熟人社会”崇拜“关系”，所以人们费尽心机攀关系、拉关系。没有关系的，也可以“造出”关系，实在没有关系，也可以“叫出”关系，比如在部门单位流行叫老大、称哥姐等。关系一拉近，那“亲人”的“关照”就顺理成章了。近来屡见报端的买官卖官、教育中的招生舞弊、医院中的红包、司法中的有法不依等等，无不在告诉我们，熟人的作用往往胜于法律制度的约束力，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已有和正在建立的各种“熟人”关系绕过法律规定的条条框框。

三是随意滥用私权，引发政府规则缺失。在“熟人社会”，道理和规则无法与血缘竞争。有了熟人，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可以洞开，复杂的事情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必要的程序可以跳过，至少事可以办得快点。在“熟人社会”中，弥漫着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社会意识，公权就很容易被公职人员作为滥用于私利的“背景”，沦为“熟人社会”的交易工具。四是侵犯公平权利，引发社会不和谐。“熟人社会”带来的不堪后果就是现行社会的一些不公平，公民的公平权利将受到随意侵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规则普遍无人遵守，法律的适用率、权威性将会降低，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将大幅增加，可以这么说，严重侵权后果的产生，就像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因为没有了交通法规的约束，必将迅速造成交通的混乱乃至交通的瘫痪。

五是产生“排外”思想，引发社会发展迟缓。“熟人社会”自然会排斥“陌生人”，圈子里的人会排斥圈外的人。把外来人员称为“外路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工程师或是职业经理人，对不会讲本地话的外来人员一脸不耐烦。

温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要对外开放、要迅猛发展，毫无疑问，这种“熟人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要走出“熟人社会”，走进市场经济，从“熟人温州”走向“规则温州”，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也是一条漫长的路，但也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告别“熟人温州”，建设“规则温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多方施力、综合作用才能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温州”。

首先，转变干部作风是关键。“规则温州”的建设，需要“唤起工农千百万”，但更需要“群雁高飞头雁领”，需要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法制意识和公仆意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好领头羊、领头雁的作用，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温州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提出“破除熟人社会现象，温州要从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做起，要制定惩戒措施，努力消除重人情轻规则、办事习惯找关系等不良风气，温州要不断增强文化的包容性，为一切创业者提供平等创业的舞台。”

第二，完善规章制度是保证。在市场经济中，制度是保障，它可以排斥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摈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繁琐的环节。“规则社会”可以很好地维护社会交往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减少在“熟人社会”中的行为成本。严格按制度办事，按规定办事，这样才能杜绝“熟人市场”。不用找熟人，一样能办事，应该成为一种人人倡导、人人称赞的普遍规则和正统规章。

第三，维护公平规则是前提。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公平的法律才是维系一个社会秩序良性、科学运转的根本。必须严格按照党纪国法规则办事，“凡事出以公心”。如果过分看重“关系”，视人情大如公平规则，那么有关规定就会形同虚设，甚至人为地违规操作，曲解原则，根据关系人的具体情况有指向性地自定“原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干部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和道理。

第四，注重信誉前置是根本。信誉前置就是要诚信为先。诚信是社会文明、政治清明、干部廉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尺。加强领导干部诚信建设，是构建诚信社会、培养诚实守信良好风尚的关键。各级领导干部的诚信行为对全社会成员起着表率作用，是最高层次的典型示范。领导干部以诚信待民，就能凝聚民心，增强民众的认同感，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人民群众就能从中受到感召，自觉效法，从而形成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市场经济从运行机制上讲是一种契约经济，作为领导干部应带头遵守经济秩序，恪守规则，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

第五，深化廉政文化是抓手。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陶冶道德情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廉政文化是一种崇尚廉洁、痛恨腐败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文化诉求。廉政文化也是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第六，建设“阳光政府”是基础。要“瓦解”现在的“熟人社会”，尽快形成“规则社会”，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快“阳光政府”、“透明政府”建设步伐。打造“阳光政府”，要切实推进从政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大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认真解决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做到信息公开，在行政领域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要实行“阳光作业”、政务公开，对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国家机密，都要向群众公开。

鲁爱民(作者为龙湾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第三篇：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村落熟人社会的转型研究

摘要：农民集中居住解构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极有可能促成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成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市场化的、陌生人的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能够满足人们本体性安全的需要、社会交换的需要，以及合作应对风险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中建构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重构人们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将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整合为居民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关键词：农民集中居住；熟人社会；“类熟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074—05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工业产值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不断消解，农村社会也在不断寻找机遇，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推出新农村发展战略、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战略规划，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其面貌也将彻底改变。农民集中居住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空间聚落的变革，目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现代化，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各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农村社会将会面临什么？在新一轮的农村建设高潮中，村落熟人社会将会遭遇怎样的境遇？村落熟人社会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村落熟人社会应该如何转型？是否要抛弃传统村落社会的一切抑或通过一些值得继承的文化来弥补现代化的不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希望能对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发展有所裨益。

一、熟人社会的内涵作为学术概念的“熟人社会”是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代表作《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他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②。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并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什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③正因如此，在熟人社会里，事情便变得相当有趣，一曰礼治秩序，二曰无讼，三曰无为政治，四曰长老政治。从这些富有洞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熟人社会的基本认识。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对熟人社会做出严格的学术定义，这给学者的后续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归纳起来，目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范畴去理解熟人社会。一是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形态。与此对应的概念是陌生人社会，以此指称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实质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人情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在此范畴之下，结合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提出“半熟人社会”④、“无主体熟人社会”⑤等概念来理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二是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解释框架。赵旭东指出，熟人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其最初提出的时候可能并非仅仅是描述意义上的，还有结构意义上的，也即是这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的特性。⑥熟人社会发轫于乡土（农耕）文明，一旦作为一种结构性机制存在，就有了存在的独特逻辑。当费孝通先生把熟人社会同乡土文明联系起来论述时，揭示了熟人社会的发生根源；当他论述熟人社会中由亲情原则而形成的差序格局时，其实质是在讨论熟人社会形成后稳定持续的存在根源。⑦在此范畴之下，学者普遍看到熟人社会存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⑧，另一些学者认为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只要处理得好，有其存在的价值⑨。

学者们对于熟人社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熟人社会维系的根基是礼治秩序应是一种共识。这个礼治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塑造下，人们自觉地建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人情网络，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遵循共同的交往规则。这样的熟人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意义共同体。

作为一个意义共同体，熟人社会给世人以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形象。但实质上，熟人社会的产生乃是基于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需要，即吉登斯所言的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在生产力落后的传统社会，单个个体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生产生活的所有事项，经常需要群体共同协作去应付各种困难，从而产生了共同合作的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通过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儒家文化构建的这个意义共同体中，人们礼尚往来，互帮互助，共度时艰。因此，熟人社会外在的感性特征根植于其内在的利益基础之上，其构成成员心理上彼此依赖的产生来自于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诸如街坊之间的互相帮难，同村同宗友爱体谅等。⑩总之，熟人社会究其本质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意义共同体的构建只是为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提供行动的合理性。

二、传统村落熟人社会构建的基础

熟人社会产生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乡土社会本质的结构性特征。熟人社会大体上以自然村为单位，与村落合为一体，因而被称之为村落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以自然村形成一个地域性的熟人社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社会流动性低

村落社会具有低流动性和地方性，人们安土重迁，“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因而，聚族聚村而居是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特质。费孝通认为，这其中原因大致有小农经营、水利灌溉、安全保卫、土地继承的需要四个方面。低流动性使得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社会交往能够持久互动下去，从而有利于意义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得以有效实施。人们无选择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因此最好遵守熟人社会的规则，以避免惩罚。2.趋同的职业

在村落中，除了少数的手工业之外，人们普遍从事相同的农业劳动。虽然绝大多数人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农生产，从根本上只关心自家的生产，但由于在传统村落社会中，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并不是单个农户所能应付的，比如水利灌溉，由此催生了合作的需求，也促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的产生。

3.共同的血缘

熟人社会是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这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故而血缘和地缘共同构成了熟人社会信任的基础，促成意义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许多村落是以共同的血缘构建而成的，形成单姓聚居的村落格局。还有一些非单姓聚居的村落，虽然存在大小不一的不同族群，但在村庄中普遍存在“象征性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现象。这种通过拟血缘的方法建构的关系并不延伸亲属关系中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帮扶的义务。因此，这种共同的血缘或拟血缘，促成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形成。

4.独特的居住模式

传统村落农民的居住空间兼具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功能以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双重性质。在住宅的外观上，表现为传统村落民居以院落式的平房格局为主，附有生产性的辅房。院落及主屋中的堂屋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院落作为一个主人私人领域延伸和外部公共领域侵入的交接空间，成为村民之间相互主体间性的关系的空间延展。这种居住模式有利于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加深情感联系，形成情感认同的意义共同体。

5.共同的礼俗信仰

传统熟人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儒家伦理规范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并不是依靠外在约制性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一种不断被身体化的地方共识。这种伦理规范的直观表现即是人情。熟人社会人际交往是以人情为导向的，人情对于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人情导向的乡土逻辑遵循情面原则和乡情原则，使差序性的熟人社会格局得以建构。

三、农民集中居住对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解构

1.农民集中居住及其主要类型

通俗地说，农民集中居住就是把分散在农村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新型社区居住，使他们过上类似城市的生活，以达到城乡一体化。农民集中居住最早来自江苏苏南地区的农村“三集中”实践，即“农民集中到镇区居住”、“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200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江苏“三集中”做法和中央文件精神相契合，随即农民集中居住在江苏全省以及其他地区推广。

韩俊等人根据居住点离城市中心区的距离远近，将农民集中居住区分为城郊型集中居住社区、小城镇集中居住社区以及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三类。城郊型集中居住社区是因工业园区、开发区占地搬迁而产生的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形式，适合已经失去耕地或仅有少量耕地的城郊型农村。这种社区在社区住宅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用城市小区标准，以多层公寓楼替代原来农村一户一宅的居住模式，是一种城市化了的农民新社区。小城镇集中居住社区适合已经完全失去土地或已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一般是根据镇村布局规划重新调整农村居民布局，引导农民新建住房向新规划的区域内集中，然后逐步退出原居住点。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一般以规模较大、区位较好、基础设施相对齐全的村庄为基础，或是对村落重新规划选址建设新的集中居住区，引导周边及偏远分散的自然村住宅整合、集中到一起，使之成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环境优美、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农村新型社区。以建设中心村为重点引导农民集中建房，一般适合距离城市规划控制区相对较远的、生活方式仍以农业为主的一般农村地区。

2.农民集中居住对村落熟人社会的解构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形塑下，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不断消解。村落社会流动加快，价值观逐渐多元化，村落逐渐成为“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虽然社会处于变迁之中，但由于传统农村社会“生于斯、长于斯”的生产方式、血缘结构、居住模式、社会空间等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村落熟人社会依旧得以延续。现阶段，这种延续在各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将发生变化。在最先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江苏省，根据“全省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安排，江苏省将在未来20年至25年内，把全省目前约25万个自然村，逐步撤并为4万多个“规划居住点”。可以预计，如果各地都积极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村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新型农民住宅小区。这种空间聚落形态的巨变将彻底解构村落熟人社会延续的基础。

第一，传统村落成员从事趋同职业的局面将不再存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农民逐渐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职业，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依然存在，村落依旧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们在村落中构建熟人社会以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则可能改变小农生产的模式。对于城郊型和乡镇型集中居住社区而言，农地大多被征收，已经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农地，农民大多都从事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居住小区已经不具有生产的功能，更多的是生活休闲的空间。对中心村集中居住社区而言，农民的生产方式将逐渐由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取代小农生产，农民将更多转变为兼业农民，农业生产在大多数农户经济中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得传统基于共同的农业生产而产生的合作需求不断降低，村落亦由生产生活共同体转变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由此，出于利益需要建构社区熟人社会的基础将不存在。

第二，传统村落中以血缘、地缘构建的熟人社会网络面临解体。在传统村落熟人社会中，人们主要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熟人社会网络。农民集中居住将使得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自然村不复存在，基于血缘、地缘的社区记忆、社区认同以及熟人社会网络将丧失存在基础。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人口规模大，成员来自不同的自然村，血缘意识将越来越淡薄，以血缘为基础重构熟人社会也将不再可能。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中，陌生人社会成为事实。第三，城市化的居住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人们的社会交往，难以形成亲密的关系。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就集中居住社区而言，城郊型和乡镇型集中居住社区以多层公寓式住宅作为主要的住宅形式，中心村型集中居住社区则以联排或双拼式的别墅型住宅为主，这些多层公寓式、联排或双拼式的别墅型住宅都是基于现代性的设计理念，更加注重住宅的私密性，使得传统民宅所具有的公共空间功能基本被去除。正如一些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与农民原先单门独户的平房或二层小楼相比，在集中居住区建造的多层和高层楼房容易造成移民邻里交往受阻，导致邻里交往频率下降”。换言之，集中居住社区的城市化的住宅设计使人们在享受到更加舒适自由的私密空间的同时，却不利于社区邻里的往来。当大家都在将自己住宅定义为私人空间的时候，以往普遍存在于村落的串门式的情感交流就急剧减少，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自然难以形成。

四、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及其重构

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推动下进行的农村空间结构的巨变面前，村落熟人社会无疑遭遇困境并面临终结的危险。那么，以一定地域（在目前主要是社区）为单位构建熟人社会在当代是否还有价值？如果有，又该如何构建？对此，笔者先从现代社会的特质、熟人社会的功能两个方面对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1.村落熟人社会的价值

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充分体现出专业上的分工协作和日常生活领域的独立自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市场上（即陌生人那里）购买到其所需的各种日常生活物品和服务。这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协作需求，从而进一步加深陌生人社会的结构性事实。实际上，在市场化的陌生人社会中，市场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所有需求。一方面，个体的许多需求需要通过社区内的社会交换来实现，而这种社会交换依赖于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为人们社会交换的有序进行提供信用和规范。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并不能给人以完全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回归熟人社会，人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基于熟悉与道德基础上的本体性安全，以规避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压抑。

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个体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系统中，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风险来临的时代，恰恰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比如社区）中充分协作、密切配合，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目前城市社区建设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高度陌生的社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支持、协作意识，每个人在享受到高度自由的同时，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应对各种风险时显得单薄无力。因此，如果能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进行重塑，无疑有利于强化人们之间的协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最终有助于社区的整合。熟人社会可以成为应对搭便车困境的有力工具，将每个熟人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利益整体中。

总之，在现代社会，以一定的地域（社区）为基础构建熟人社会仍然必要，它具有通过基于熟人关系之上道德性地增进各成员共同的自由和福祉之功能，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具有整合社会、维系人际间感情、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的积极意义。从本质上说，熟人社会的价值在于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从而建立一种基于熟悉与道德基础上的本体性安全。当然，熟人社会也会产生一些负功能，比如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在熟人关系中的滥用与私化，使制度形同虚设，从而阻碍现代化进程。这些负功能的产生，在于熟人社会同那些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清，在于它的亲情原则越出日常生活领域去冲击和抵消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的原则或制度。因此，只要合理地将熟人社会的作用限于日常生活领域，它就有助于增进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整合。从深层次说，主张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法治社会、契约社会。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轨道，前者主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后者主要是指在专业化领域和组织化领域要按照法治精神和契约理念进行运作。

2.以新型社区为基础构建“类熟人社会”

就社区这一地域性组织而言，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其本质已经蜕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所。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型社区已经弱化或不再具有传统村落的生产性功能，而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活、休闲、娱乐和交往的需求，呈现出功能单一性的特征。同时，由于这种新型社区成立时间短，成员的异质性高，彼此处于一种陌生化的状态，如何将社区成员整合起来，是社区建设面临的一道难题。这里面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机制是关键。如果能够以社区为基础，建立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人们在其中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彼此关照，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无疑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

因此，有必要借鉴传统以自然村为单位构建村落熟人社会的做法，在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以新型社区为基础构建新的“类熟人社会”机制。这种“类熟人社会”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一样，其目的都是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且彼此信任的、以地域性（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只是这种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的含义与熟人社会有所不同。这种利益共同体主要是让社区居民树立一种集体意识，形成互帮互助的邻里生活新风尚，构建一个情意融融的人际氛围。其意义共同体则是让社区居民树立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由于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浪潮中已经基本瓦解，新的社区“类熟人社会”最终建立需要培育新的基础，其中树立农民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社区协作意识十分重要。

“类熟人社会”的构建存在一定困难。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人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职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用于社区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很少，社区生活的时空大大压缩，由此，人们缺乏彼此熟悉的时空基础。此外，在工具理性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不断被消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些价值有的有益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有的则会破坏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利于熟人社会的转型。为了树立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共建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在进行新型社区建设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设计并建设符合农民交往习惯的的公共空间。如前所说，目前新型社区的居民住宅日益走向私密性，这符合现代社会走向个体化的发展潮流。对此，为促进“类熟人社会”的生成，可以在社区中设立面向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空间，以延续农民传统的交往习惯。在这方面，当前城市社区建设已进行积极探索，设置了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如社区市民学校、多功能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网络室、娱乐室、康复健身室、便民服务室等。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可以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根据农民需求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居民活动空间，为农民社会交往提供平台。

第二，整合来自不同村落农民的社区记忆，保护传统村落文化中有助于凝聚人心、促进交往的文化风俗活动。这种方法贴近农民的思维习惯，可以顺利实现时空的衔接转换，往往十分有效。比如，各种传统佳节时的群体性庆祝活动应该加以继承发展。这些活动在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也为其创造了更多社会交往的空间，将来自不同时空记忆的农民整合进新的历史空间中，塑造新的社区认同，打造意义共同体。

第三，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有条件地发掘利益整合的社会基础，建构新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仍保有土地等集体资产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由于村民仍然通过土地等集体资产发生利益上的联系，因此需要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发挥引导作用，协调农民的农地利益，尽量做到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从而构建利益共同体。对于已经完全没有集体经济的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需要引导农民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积极进行社会交换，实现互帮互助，建立利益关联。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三个策略最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利益公平，关键在于营造规范的社会交往体系，吸引农民持续不断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中来。也即是说，利益关联是基本要素。如果仅按照契约精神、工具理性的思维发生利益关联，最终很难构建其乐融融的“类熟人社会”。为此，还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道德规范建设，在多元价值观的当下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进行扬弃，继承儒家伦理中人情礼仪的一面，确立“类熟人社会”中公平互惠的社会交往准则，同时抛弃儒家伦理中强调等级差异的人际观念，建立现代人际平等的观念。二是在社区层面设计有效的社区参与体制，健全各种协作组织，比如邻里互助小组、业主委员会、社区虚拟网络平台等，以利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在此基础上，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社区居民在业余时间参与到类似传统村落社会各种仪式的活动中，增加社区居民的身体体验和情感投入，树立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最终树立一个社区和个人融为一体的“类熟人社会”整合体。

注释

①②③[11][12][13][1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10、48、8—

9、65—66、48页。

④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⑤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⑥赵旭东：《乡村理解的贫困——兼评陈柏峰〈乡村江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⑦⑨[21]刘少杰：《熟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

⑧翟学伟：《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人民论坛》2006年第10期。

⑩[23]吕承文，田东东：《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14]赵爽：《征地、撤村建居与农村人际关系变迁——以一个中国北方村落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0页。

[16]叶继红：《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差异性发展：江苏证据》，《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17]韩俊等：《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探索与政策思考》，《中国土地》2007年第3期。

[18]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19]叶继红：《城市新移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与推进策略——基于城郊农民集中居住区的问卷调查》，《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20][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21][英]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第四篇：浅析乡土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论文

制度的革新和现代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是本土制度的时代进步，或是制度的移植。民主，自由，法治，平等成为现代法治的显著特征，很多国家也在经历着由乡土文化向法治文明的演变。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背靠最大的大陆也面向最大的海洋，为内河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产生了内陆的思想观念和习俗。探究中国乡土文明走向必须要探究中国独特的乡土观念，和特定的土壤上产生的礼治社会秩序。从“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依礼治转向人治”的社会。

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体制或者治理模式可以从其主流的思想或者阶层来研究，中国几千年的农村可以用一句话：“千古未变，一潭死水”来形容，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静态的农业文明。几乎可以说是排斥商业贸易的，这也是中国落后和社会转型之慢的重要的原因。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论述到乡土文明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精神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的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从中可以得出中国是乡土社会同时也是熟人社会，或是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是熟悉的，家与家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礼尚往来，人情交往，和礼法规制下的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因此即使发生矛盾和纠纷靠的是乡绅的调节和家族中的长者的裁决，无诉主义便是民众最先的选择，只有迫不得已才引入政府的调节或审理。数千年如一日世代的延续，从习惯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抽象的普遍的原则。只要能生存下来便是死般的宁静，只要心安个人的个别损失是可以忽略的。乡土中国是儒家思想主导下静态的文明也是封闭状态下的农业文明。基于空间和地缘限制，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重要体现在：首先，主要靠种植业为谋生方式，乡土社会的人们生存方式简单。其次，乡土社会的人们受地缘限制人口流动性小。最后，乡土社会的人珍视土地，对土地有种强烈依附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地社会的人际关系，由“熟悉”所共享，即是以部落群体为单位的隔离与隔膜。由于生产方式和生存需求，人们在乡土社会群体中常常聚居，子孙后代继承了祖先遗业，人口一代，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了相当大的村庄。由于其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因而其无需与外界交往。由于其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因而其无需与外界交往。农业生活营造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极大地限制了个体的创造性和积极进取精神，从而使乡土社会中的个体易形成保守狭隘的性格，长时间缺乏集体意识、契约精神和法律维权意识。在依赖人情往来维系的乡土社会中，往往以村规民俗来规范个体的行为，同时通过人情交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来维持乡土生活的正常发展。因此乡土社会中供法治发展的土壤较匮乏，法治发展的空间狭小。根据法治或者现代代议制民主理念，突出强调法治精神和作用，同时也注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平的理念。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多数人的民主取代一人的民主，以及生产力进步下的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什么是法治或者法呢?对于乡土文明的社会法治或者法是陌生的，甚至是舶来品。根据法治或者现代代议制民主理念，突出强调法治精神和作用，同时也注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平的理念。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多数人的民主取代一人的民主，以及生产力进步下的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什么是法治或者法呢?对于乡土文明的社会法治或者法是陌生的，甚至是舶来品。而法治的意思更要界定清楚，法治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说法律自身去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依靠法律来维持的，法律也要靠权力来支撑，并要靠人来执行。因此"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除去人的作用”。那我就谈谈法治与人治两者的不同之处，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而是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是依礼而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习俗被当作社会的经验世代延续。同时法治与人治社会运行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法律是从外限制人自身，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便是可耻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有法治和人治，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更多的两者的结合或者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同时也要考虑影响法治的因素，如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习惯、宗教、道德、社会结构等，其实它们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伴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实现乡土社会的法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实现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的消失，乡土社会中的很多积极的内容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建设起着推动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法制化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法制化发展，更加可能传承下去。比如在乡土社会中个体可以通过人情获取想要的资源。

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人情的存在。虽然乡土人情社会中有很多方面与法治社会是冲突的，但是两者从根本上并非是对立关系。乡土人情社会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更利于促进乡土法治社会的实现。目前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乡土法治社会的建设道路障碍重重，因此更加需要借鉴乡土人情社会中的可取之处，作为法治社会的补充，来完善相关的法治建设。只有真实地融入乡土社会，并建立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一种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早日实现乡土人情社会到乡土法制社会的转变。

第五篇：建社“节约型社会”从青年做起

建社“节约型社会”从青年做起

广大青年朋友们：

能源、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是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浪费污染现象较严重，成为一个资源不足，人均占有量较少的国家，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能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作为国家栋梁、建设者的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大力弘扬“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风尚，用科学知识去合理利用宝贵的资源，以“振兴祖国，造福历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节约型社会建设步伐。

一、提高对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认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广大青年要认真了解国情、市情、区情，了解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从全局和战略出发，充分认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科学、合理使用、开发、节约资源的观念，强化节约意识，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二、从小事做起，树立节约意识，养成节约习惯。“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辛”广大青年要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从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张纸等身边小事做起，培养良好的节约习惯，要认真观察发现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浪费现象，分析原因，研究节约措施和小窍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邻里同事推广宣传节约资源的重大意识，宣传普及节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宣传节约资源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揭露和抵制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以身做责、身体厉行，不大吃大喝，不追求豪华，不贪大求洋，拒绝使用一次性产品，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建设节约文化，倡导节约文明。

三、发挥聪明才智，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广大青少年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青年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以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为动力，立足本职，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和创新活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节约型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为重点，大胆进行探索、创新和尝试，要带头开发、使用各类新型、节约型替代型产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推广应用节约资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提合理化建议，以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步伐，用青年人的才智、热情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广大青年朋友们，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以廉洁勤俭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一心一意谋发展，为加快科尔沁区发展，早日实现“一转四超两提高”的奋斗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