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执政党应对政治压力的方略对我党执政的启示

第一篇：国外执政党应对政治压力的方略对我党执政的启示

国外执政党应对政治压力的方略对我党执政的启示

放射治疗中心党支部

秦继勇 柏晗

经济全球化日益纵深发展，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民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日益多样，世界各国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与调整不但关乎党的执政业绩，甚至影响到党的执政安全。长期以来，美英、欧洲大陆部分国家执政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广受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也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东亚模式、东南亚模式、拉美模式等。然而，发展模式的形成深受各国资源、禀赋、国际环境甚至政治制度的影响，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执政党在选择和探索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遇到诸多挑战，对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创新也从未间断，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关注，也可成为我党执政的重要参考。

一、国外执政党选择发展模式的矛盾与困境

(一)发展模式关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选择不当容易使执政党陷入被动。某种程度上，执政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其政治理念的延伸，时常成为党与党之间、一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争斗的焦点。一方面，阶级性和政治理念的分歧局限了一些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选择。一般情况下，不同的政党大多会根据政治主张和利益偏好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使发展模式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英国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执政时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英国病”成为高福利、低增长、巨额财政赤字和经济缺乏活力的代名词，在野的保守党对此大加挞伐并以攻击工党福利政策而上台。保守党上台后，抛弃福利国家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经济快速发展，却带来高赤字、高失业率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执政党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而贸然选择有悖价值理念的发展模式，导致党内混乱甚至存在失去政权的风险。一般而言，保守的右翼执政党实行刺激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家的发展模式，而左翼执政党则偏重公平公正、惠及中下层民众的发展模式。但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激烈的国力竞争，一些执政党不得不违背传统价值理念选择发展模式。例如，德国社民党等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期间大举削减医疗、教育、就业等福利投入，引起党内思想混乱甚至部分党员脱党，传统选民流失，党也在大选中失去主要执政党地位。

(二)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常常使执政党顾此失彼。一方面，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执政党崇拜市场的力量，强调效率优先而忽视社会公平，虽然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但往往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许多执政党接受西方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国家经济社会进行改革，结果导致拉美国家多次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陷入“失去十年”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小布什政府大力发展虚拟经济，放任资本投机，放松金融监管，最终触发了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也陷入深度衰退。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执政党推崇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闻名于世的“瑞典模式”、“莱茵模式”。这些发展模式虽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但居高不下的社会福利开支也造成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际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和权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继任执政党试图开展的任何福利制度改革都会遭到民众的抵制。如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上台后，总统萨科齐进一步强化以促进经济增长、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减税为重点的经济社会改革，遭到社会各阶层空前抵制并引发大规模社会风潮，执政党的改革计划被迫搁浅。

(三)执政党在确立和推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发展压力。亚洲、非洲、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加快经济发展，分别选择了出口导向型、资源依赖型及负债型等追赶型的发展模式，虽然短期见效快，但很难带来持久繁荣。新加坡、韩国、泰国等国执政党抓住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传统工业转移的难得机遇，及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利用本地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使实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产品大量出口，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但是，此类发展模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容易因国际经济形势波动而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加坡2008年的GDP增长率由2007年的7.7%骤降到1.2%，2009年预计下降为-5%—-2%，陷入6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与此同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先后出现了环境恶化、污染肆虐的情况。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争论日益增多，不少执政党面临着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指责，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许多执政党必须抓紧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全球化加速发展，执政党越来越难以凭借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赢得长久的执政业绩。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选择资源型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于本国自然资源。如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主要靠富足的石油资源来维持较高水平的公共支出，保持国内政治支持率。当石油价格下降时，政府被迫减少支出，不得不推迟急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投入，引起民众不满，执政基础受到很大冲击。还有一些执政党选择负债型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冰岛当政的改革家们奉行“借债发财”理念，全力发展金融产业，走上了“海盗”式的银行举债扩张之路。冰岛三大银行外债高达1000亿欧元。高负债、高风险的“借钱生钱”模式将冰岛银行拖入破产深渊，总理吉尔·哈尔德不得不引咎辞职，结束了冰岛独立党十多年的执政地位。这表明，资源依赖型及负债型发展模式短期内虽见成效，但很难持续。如何避免单一模式风险、寻找到既立足本国优势又能适应形势不断变化的发展模式，对许多执政党的长治久安都是一大考验。

二、国外执政党对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创新

(一)在发展理念上，普遍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全面发展，不断丰富发展模式的功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陷入“模式迷茫”，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认识到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抛弃那种只追求经济增长，牺牲中下层民众利益和破坏自然环境的“野蛮”发展。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以欧洲经济社会为基础重建资本主义，建设更负责、更道德的新资本主义。一些执政的右翼政党也提出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强调实体经济高于虚拟经济，强化国家对市场的规范调节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等的相互平衡。西方国家目前大都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限制金融高管过高薪酬、反对过度消费、鼓励增加储蓄、缩小贫富差距等相关政策。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执政党认识到，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调整发展模式时应注重引入绿色环保理念。结合此次金融危机，一些执政党大力倡导低碳经济、绿色革命，推动发展模式的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二)在选择发展模式时，尽可能避免陷入非左即右的极端“陷阱”，走适度、平衡的“中间道路”。英国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上台后，吸取了保守党和工党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提倡“第三条道路”，既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激励功能，又重视公共利益;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协作机制，主张用“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强调建设积极的公民社会。以巴西劳工党为代表的拉美温和新兴左翼上台后，没有盲目地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汲取其合理成份，对其进行适度的“矫正”和“纠偏”。执政以来，巴西劳工党加大社会投入，扶助弱势群体，推出“零饥饿”等救助计划，既保持了经济的活力，也兼顾到社会公正，赢得了民众信任。

(三)以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出发点，根据本国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而言，发展模式是与本国历史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相联系的，执政党必须根据本国所处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并不断调整创新。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独立后曾实行进口替代、发展内向型经济的“尼赫鲁发展模式”。1991年6月，国大党拉奥政府推行经济改革，修改和完善政策，重视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加大对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的投入，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这一“人性化的改革”模式保证了印度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统一俄罗斯党也开始反思国家发展模式，认识到单一经济结构的缺陷，提出要降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创新发展模式，使经济多元化发展。

(四)在发展模式调整与创新的过程中，重视发挥科技优势和人才作用。当今，科技和人才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创新发展模式的动力是科技和人才。科技和人才不仅对新加坡、以色列等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发挥着关键作用，对那些发达国家和资源富裕国家同样如此。法、英等欧洲国家纷纷制定长远发展战略，重视提高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积极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走技术密集型道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2005年，欧盟通过了“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了整合各成员国科技资源、发挥整体优势的设想，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科研投入，营造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市场环境及良好的法律、税收和金融条件。目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主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新能源技术开发和低碳经济投入，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并制定出具体政策，开始了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

三、几点启示

(一)必须从国情出发，在发挥比较优势和传统优势时，注重均衡发展，避免单一经济发展的风险。国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把握国情，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关键环节。

(二)必须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不能由市场来决定社会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发展模式是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在实施中既要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发挥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功能。重视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和“战略性作用”，不能像新自由主义模式那样搞“小政府、大市场”，一切听从市场主宰。只有把这两手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做到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和创新。

(三)执政党在选择和确立发展模式时，应以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平衡发展为目标。平衡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这种平衡，就会出现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最终影响经济发展，造成经济衰退。平衡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解决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问题。执政党应根据本国文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来选择和创新发展模式，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也要兼顾解决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等问题，确保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好局部与全体、当前与长远等利益关系。发展模式应随着形势变化按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时调整创新，当其弊端丛生、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执政党就应坚决、及时地调整和创新发展模式。只有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立足于国家长远发展，从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创新发展模式才能成功，也会走得更远。

(五)执政党要有和谐意识，妥善处理不同利益团体、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不同利益团体、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多源于发展和利益分配问题。执政党要以发展为前提促进社会和谐，通过发展积累充足的物质基础，为协调不同群体、地区、民族、宗教利益提供保障。对民族、宗教冲突，应淡化其民族或宗教色彩，更多定义为治安或安全事件，依法适当处臵。

（六）执政党要有维稳意识，严密掌握社情民意、舆论动向，着力维护社会稳定。执政党的各级机构及各级政府要密切跟踪研究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仅要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且要形成切实的利益维护机制，避免一些本可化解的社会问题长期积淀，最终演化为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