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孤寡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的调查》项目总结报告
《农村孤寡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的调查》项目总结报告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村孤寡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关系的调查》这一项目的总结，从而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为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
问题及教训
建设性建议
一、项目研究背景及意义
（第一段最好有所改动，可加入走访吉林市民政局的材料）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己规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它包括了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个部分[1]。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存在密切联系[2][3][4]。本课题就是在这一研究基础之上提出“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的课题，从而发现二者的相关程度，找到社会支持的新角度，促进相应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为提高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提升其晚年生活质量提供有益的社会支持。
农村孤寡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生理、心理都有其特殊性，其心理与情绪的变化是社会运行状况的一种主观反映，同时，农村孤寡老人的心理状况具有潜在的行为可能性，将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发展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1.69亿，其中农村人口占70%，而农村的孤寡老人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2005年，中国乡村65岁以上人口占9.6%，高于城镇8.5%的水平。部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无着落，生活照料无依靠，心理状况上表现出主观幸福感较低，尤其是高龄老年人体弱多病，生活状况堪忧，心理生理状况更让人担忧。据调查，39%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相对贫困，45%的农村老年人认为生活得不到保障，幸福感缺失，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孤寡老人。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几年，我国60岁的人口每年将以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5]。根据联合国有关人口统计的资料，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那么该国的人口类型就属于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国家。如果根据这个标准，那么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因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来的养老质量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占了我国总人口的65%，因此，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及其晚年生活质量更是我国社会支持力量投入的重中之重。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方式为主，社会养老只是作为家庭养老方式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对于一些多子女的农村老人来说，养老问题并不十分突出。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近几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的投入，修建了一批乡镇养老院，同时，我国各级政府也相应的制定了一些政策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然而，由于农村经济相对滞后等其他特殊原因，农村的孤寡老人养老机制还不完善，其养老问题的解决也仅仅停留在一张床、一顿饭等低物质层面上，而老人的精神生活却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因此，造成这些老人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主观幸福感并未有所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严重低于正常家庭养老方式的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由此引发的心身疾病情绪问题，使得一些老人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厌世心理，甚至可能造成老人出现发表一些不满言论、自杀、犯罪等不良行为[6]，使得其晚年生活不仅难有幸福可言，甚至造成农村孤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根本性缺失，也使得一些人对农村孤寡老人产生了厌恶、害怕心理，不愿意去照顾他们的生活，这一切使得那些原本已经孤独无助的老人的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悲观、厌世、自卑心理，认为自己是累赘，觉得生活无望，对于一些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产生了极强的自我戒备心理，让人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更无法知道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及特点，使得他们真正成了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困户”，同时这可能导致一些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产生了惧怕心理，对未来充满担忧，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支持一般可分两类：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和社会的网络、团体的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另一类是主观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与个体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7]。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在个体行为上有重要影响[7]，对个体行为及其倾向重要作用，有效的社会支持能增强耐挫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精神疾病和抑制冲动行为有重要作用[8][9][10]。因此，对农村孤寡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探究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促进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改善和增进其生活质量、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让他们安享晚年，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同时，对于发扬我国尊老、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多以正常家庭养老方式或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地区的老年人为主，而对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然而，农村孤寡老人所处环境和自身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性，使得其主观幸福感与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制度较完善的地区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差异[11][12]，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影响到其自身晚年的生活质量，而且还会影响我国老年人整体的晚年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成果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践方面，为我国各级政府及社会以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为标尺，有针对性解决农村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提升其晚年生活质量进而提高我国老年人整体的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建设性建议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2.1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支持对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2、课题研究方法
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前期以问卷法为主；由于被试的去世，故而改以访谈法、观察法为主。）
三、主要研究成果及结论
3.1 主要研究成果
本课题完成《农村孤寡老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调查》报告一份；项目组成员研究心得体会一份。3.2 主要研究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农村孤寡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经济因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四、项目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
4.1 项目完成情况
由于一些被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突然去世，对实验结果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经费、时间、人力、地域等条件的限制，使得符合实验要求的被试较少以及对农村孤寡老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过低、形式单一；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结果。但经过项目小组全体成员团结协作、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实验项目，基本实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并完成《农村孤寡老人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调查》报告一份；项目组成员研究心得体会一份。
4.2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被试的人口学资料与实验的理想被试存在一定差距，表现如下：（1）被试居住形式主要集中在乡镇一级的养老院，而不是实验所假设的独自居住；（2）被试受教育程度、智力状况不理想；
（二）由于经费、时间、人力等条件的限制，使得对农村孤寡老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过低、形式单一；（阐述不清楚）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些被试去世对实验结果有较大影响；
（四）由于调查地域与经费的限制，所能选择符合实验要求的被试较少； 部分敬老院的院长以及老人
参考文献： [1] 徐维东，吴证明，邱扶东.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5，（3）.[2]Meehan,M.P.,Durlak,J.A,&Bryant,F.B,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upport to perceived control and subjective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s Joum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93,21.pp 49.55 [3]Lu,L,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cause of happiness A bngitudinal analysis Joum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139.pp.79.90 [4]Chou ,Kee.Lee,social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young adults Joum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99,160(3).p.319 [5]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1.69亿 2009年10月03日16:45 新华网 [6] 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2009年8月30日《成都商报》）
[7]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1）.[8]汉堡请，段壁春，段壁华.中国进城务工青年犯罪问题探悉[J].中国青年研究，2002，（3）.[9]宫宇轩.社会支持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4.（2）.[10]Caplan G:Martrg of stress Pschsicial aspects Am J Psychiat 1981,138:417 [11]邹君，申继亮.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心理学会编《第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2005.[12]王大华，申继亮.老年人的日常环境控制杆特点及其与主管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学会编《第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2005.附：项目成员研究分工及研究感悟 注意排版
一、项目研究成员及其分工
（一）项目组成员：江际亮、王继萌、周慧青、陈文琦
（二）项目负责人：江际亮
（三）项目指导老师：陈文琦
（四）分工：（1）王继萌：文献资料收集、问卷、访谈内容及观察资料整理；（2）周慧青：项目经费管理及其使用、访谈内容记录、访谈过程照相；（3）江际亮：调查结果的整理分析及报告的撰写。项目组成员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二、项目研究感悟
举办创新实验旨在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实验实践能力。这也就要求参与者有自主实验和创新的能力，在项目实践中得到锻炼。从项目申请到项目结束，历时十八个月，期间我们经历无数困难，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在全体成员的精诚协作下，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实验项目，基本实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研究、不断总结，我们的实验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同时这次参加创新实验，也使我们受益匪浅。下面谈谈在参加实验过程中我们的体会：
1、由于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知识储备也不足，实验进展很慢，但我们及时调整了研究方案，所有成员花一段时间去学习专业知识，看相关的研究文献，向老师请教，最终我们较好的把握了实验设计原理，再对实验设计详细的实验步骤做出合理合乎实际的设计，虽然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被试去世、社会支持水平较低且形式单一等问题，但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仍基本实现了项目的预期目标。
如果不经历过这次实验，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农村孤寡老人艰苦的生活环境，也不会知道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如何，更不会知道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这就体现了创新实验的一个目的：在充分理解课本知识的基础上，利用所学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将知识和实践完美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2、在实验过程中，如何化解成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并将其转化为动力是一门艺术。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是争论，而且在一些时间部分团队成员出现了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但经过我们的反复讨论，最终我们较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3、创新实验最为重要的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但由于我们缺乏研究经验，面对有限的经费、时间和人力，我们深刻感到自身的实践能力较差。
4、由于缺少撰写调查报告的经验，我们的调查报告开始写得很不流畅，许多地方不够严谨，因为一些原因使得数据有一定局限性，我们的分析也不够深刻。陈老师在这一时期内多次给我们悉心指导，逐字逐句的做修改，最终较好的完成了调查报告。
5、虽然我们的调查结果未能得以公开出版，这是我们的遗憾，但是项目给予我们的远远多于我们遗憾的。在这里，我要感谢学校给我们的这次机会，感谢项目组的所有成员，感谢那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特别感谢陈文琦老师在项目过程中的悉心指导！
项目负责人：江际亮 2011年5月10日
第二篇：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论文
依恋(attachment)是指婴儿与抚养者(特别是母亲)形成的一种持久而深入的情感联结，包括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两个维度，Bartholomew等依据内部工作模型区分出四种依恋类型，即安全型(secure attachment)(积极的自我和他人模型)、恐惧型(fearful attachment)(消极的自我和他人模型)、专注型(preoccupied attachment)(消极的自我模型和积极的他人模型)和回避型(dismissing attachment)(积极的自我模型和消极的他人模型)。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个体按照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一种整体评价，包括认知因素、体验积极情绪和缺乏消极情绪三个维度。人格因素是预测最可靠、最有力的指标之一，而依恋与人格紧密相关，本文对依恋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作一综述。
1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差异
Torquati等以自我报告的方式研究了成年早期个体的日常情绪和社会背景，发现安全型依恋个体更容易体验积极情绪，精力充沛，擅于建立关系。La Guardi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依恋与幸福感的关系，指出安全型依恋与更高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并且依恋对象的变化不会显著影响依恋类型。相反地，Van Buren等提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与消极情绪呈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
这些研究者将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差异归因为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型。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积极的自我模式能够预测更高的幸福感，而他人模式与幸福感的关系不显著。Bartholomew等的研究也显示出安全型与回避型(焦虑维度得分均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恐惧型和专注型。具体而言，自我模型建构较好的个体，在社交中更能体验到积极的情绪，从而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系，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提高了主观幸福感水平。对依恋焦虑较高的个体而言，他们的自我工作模型相对消极，对自我的不自信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常常使其在交往中左右为难。一方面希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一方面又拒绝他人的帮助，这使得他们难以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从而降低了主观幸福感。
2不同依恋对象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体现在依恋对象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研究者在父母依恋、同伴依恋和恋人依恋等领域分别做了探讨。虽然学者均认同父母依恋对青少年的幸福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母亲依恋与父亲依恋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还没有定论。ACOCri等发现，对母亲的依恋与青少年的幸福感相关程度更大;而venezian Veneziano则认为父亲对青少年幸福感的作用更加突出，超过了母亲;另外一些研究提出，未成年人与父亲和母亲的情感联结对其幸福感同等重要。
良好的父母依恋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同伴依恋。但是，Schwar发现，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家庭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大，同伴接纳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就越小。
Dush等提出，愉悦而稳定的恋人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婚姻是社会支持的关键来源，而处于支持与助人网络中的个体更易身心健康，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同时，来自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不仅能带来幸福感，还能对个体的消极情绪起到缓冲作用。
3依恋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中的中介变量
随着依恋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着眼于它们之间可能的中介因素。Wei以大学生为样本探讨了自我同情和同理心在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并用社会成人样本对结果进行了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依恋通过自我同情的发展与主观幸福感相联系。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支持在依恋与幸福感之间的作用。Kafetsio以青年人和老年人为独立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依恋焦虑越高的个体，幸福感越低;这种负相关在青年人中的强度高于在老年人中的强度。同时，依恋回避只在老年人中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并且，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在依恋回避和心理健康以及孤独感的关系中扮演中介的角色。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青年人更多地具备特质焦虑、易怒和依恋焦虑等特征，这些特征指向了某种认知和情感策略;随着个体逐渐成熟，更容易调节和管理策略，从而使这些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减小。
另外，有研究者探讨了依恋、情绪调节及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Karreman发现，每一种依恋类型都与情绪调节及心理弹性有着独特的关系，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有着较高的再评价和心理弹性，对依恋和幸福感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于回避型依恋的个体，较高的再评价和心理弹性起完全中介作用;专注型依恋的个体有着较低的再评价和心理弹性，对二者起完全中介作用;而恐惧型依恋的个体通过较高的再评价和心理弹性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表达抑制对依恋和幸福感没有中介效应。
4思考
4.1研究大多采用横断研究，纵向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依恋存在跨代传递，也即依恋的发展具有连贯性，婴儿期开始的依恋随着年龄的增长较难或较少发生改变。但是，父母与儿童的关系会伴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得到修改，从而影响着依恋的过程，使其在每个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目前的研究多采用横断研究，强调依恋在各个阶段的共同性和稳定性，而忽视了其在每个阶段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纵向研究是必要的，以便从某一个方面解释二者的多元关系。
4.2研究存在的主要争议己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议。一方面，依恋回避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仍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另一方面，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对未成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仍然不确定。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内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包含了多种层面和关系，因此，需要在具体情境的框架下探讨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4.3建议在时代背景下探讨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代的发展催生出一系列社会现象，在童年期没有获得连续抚养或者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留守儿童、收养儿童等有着鲜明时代特点的群体逐渐增多，对这些儿童依恋特点的研究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时代背景下探讨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三篇：关于对治安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调查
治安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调查
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村问题是关系我县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改革开发以来,近几年来我县农村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而农村社会的稳定又是农村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因此,对我国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探析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管理的现状与不足,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寻求解决的措施,进而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推动我县经济上一个台阶，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投入比较大，有很多外在因素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的制约和发展，现将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概括如下：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看是间接的，实际则是直接的。这也是往往被容易冷落和忽视的一个问题。“安居”方能“乐业”。调研中我们被这个问题触动很大，我们认识到社会治安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直接因素之一。调研中，有很多群众对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极为不满，认为是建国以来最为复杂的时期，非常怀念毛泽东时期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
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表现在：盗窃摩托车、林木、耕牛、松子油,2010年龙田派出所摩托车盗窃案0起，林木盗窃案是0起；耕牛盗窃案是0起，2011年摩托车盗窃案0起，林木盗窃案是0起；耕牛盗窃案是0起。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盗窃案都与人民群众都有很大关系，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研中，有很多群众表示田间或家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被盗经历，我们还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林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然而近二年来，林木盗伐事件屡见不鲜，愈演愈烈，而且盗伐者气焰十分嚣张，在我县注溪乡，将建成木业加工厂，这将会引起新一轮的乱砍乱伐及盗伐林木现象。
针对调研 中了解到的上述情况，特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
一、切实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安治安，只有“治”才有“安”，社会治安必须靠社会联动才能达到安定。针对当前农村人多面广、且多数群众素质不高、法制意识淡薄和公安警力配备不足的现状，要切实加大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整治力度，特别是加大对盗抢盗伐等案件的打击力度，探索和建立一个新形势下的警民联防机制。尤其是要针对目前农民和农村的现状，做到从实际出发，坚持“法治”、“人治”、“德治”相结合，并适当突出“人治”与“德治”的位置，真正把
广大农村盗抢盗伐案件高发的势头遏制下去。
二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加强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开展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反常性，提高群防群治的能力，随时了解分析当地村社的治安形势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采取对应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号召全民参与社会治安，保一方平安活动。加强对镇、村、社巡逻，有力的保护全镇的社会治安秩序，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做到紧紧围绕求发展、务大局、齐抓共管、强化责任、形成合力、求真务实，确保社会安宁和稳定。
三、加强对路面运输林木的车辆的盘查，一经发现是盗伐林木或者无砍伐证的，一旦查处，从重从快处理。
第四篇：关于对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对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以下简称“两委”)，无论从工作内容上，还是工作形式上都产生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使农村基层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理顺农村“两委”关系，确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农村基层得到贯彻落实，使农村基层的工作不偏离正确轨道，近日本人通过听汇报、座谈讨论、个别谈话等形式，对全区30个村“两委”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一、农村“两委”关系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由于近几年全区上下把“创建”活动真正摆上重要位置，切实加强了对村级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特别是通过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较好地理顺了“两委”关系，保证了村级工作的正常开展。总体上看全区“两委”关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原因复杂，涉及面大，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影响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按照“两委”是否团结、群众是否满意的标准综合评价这部分村的“两委”班子，大致可以划分为好、中、差三个层次。
属“好”这一层次的“两委”班子，大致在6个左右，约占被调查村的20%。这部分村“两委”班子在群众中威信较高，工作上既分工明确，又能够团结协作，互相支持。班子成员在出现意见分歧时，能够顾全大局，积极沟通，并取得对方谅解，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相互信任，能够形成合力。
属“中”这一层次的“两委”班子较多，大致在19个左右，约占被调查村的63.3%。这部分村“两委”班子能够合作，没有大的矛盾冲突，也能够为群众办些实事，但总体上看群众满意程度比较一般。有的是村党支部能发挥一定作用，但领导核心作用不突出；有的是村委会能够接受党支部的领导，但自身作用不明显，一方明显依附于另一方，“两委”基本上没有形成合力；有的是“两委”特别是两个“一把手”的私人关系较为融洽，但群众对村上的工作满意程度不高。
属“差”这一层次的“两委”班子，大致在5个左右，约占被调查村的16.7%。这部分村“两委”关系紧张，矛盾冲突深，抵触情绪严重，群众意见大。有的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争权夺利，各谋私利；有的是村班子成员素质低，拉帮结伙，互相拆台；有的是群众对村班子和村干部不满意。
从分析调查情况看，目前全区农村“两委”关系出现不协调的原因，有的是党支部书记过份强调党的领导而“以党代政”,使村委会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也有的是村委会主任片面地强调村民自治而忽视党的领导，使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受到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村党支部“越权”包揽村委会工作，置村委会于从属地位，使其成为“摆设”。部分村班子和村干部唱市场经济的调，干计划经济的事，还沿袭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村党支部包揽具体村务的传统做法，限制了村委会作用的发挥。还有一部分村委会主任在工作中不敢碰硬，缺乏破解难题的能力和勇气，村党支部书记只好党务、村务一把抓，被动地“越权”包揽村务工作。
二是村委会不能自觉接受党支部的领导，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弱化。部分村委会主任认为自己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经过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能够代表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党支部书记只是几十名党员选出来的，代表面不如自己大，所以村委会主任应该说了算。个别村委会主任当选后，遇事不同党支部书记商量，自作主张；而有的村党支部书记素质低、能力差，对村委会不会领导，不知如何领导，村委会主任根本没把村党支部书记当回事，导致“两委”关系出现错位，党的领导相对弱化。
三是“两委”班子结构搭配不合本稿版权属于青年秘书网理，不利于共同发挥作用。年龄结构上，“两委”一把手年龄差距过于悬殊，综合结构上，“两委”一把手能力水平、工作经验等方面的差距明显，老的在群众中威信较高，小的从属或依附于老的。有的是老书记小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在群众中威信较高，村委会主任年纪轻，又是老书记一手栽培起来的，老的领着小的干，小的对老的言听计从，导致村委会作用发挥不明显。还有一部分原党政一肩挑的村班子，一把手年龄偏大，急于培养接班人，又怕定向培养的接班人“海选”选不上来，老主任只好让出党支部书记位置，“小书记”短期内还不具备领导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能力和素质，致使“两委”关系错位，影响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四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工作分工变为“分家”。有的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素质低，互相争权夺利，各立山头，工作上互不买帐，互相拆台，顶着干；有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素质差、能力水平低，工作不负责任，方式方法欠妥当或人为地给村委会主任的工作设置障碍；有的是村委会主任不懂工作程序，原则性较差，责任心不强，重大问题事先不与村党支部商量，自作主张，或者先斩后奏，最终两个“一把手”越闹越僵，矛盾逐渐激化，从而使“两委”班子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下降，在群众中威信扫地。
二、农村“两委”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
造成部分村
“两委”关系紧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利益冲突的直接反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部分村“两委”成员自身素质较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式方法存在一定偏差。一是认识上有偏差。一些村干部对实行村民自治的意义和目的理解不深，思想认识还停留在“到底谁说了算”的肤浅层次上，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分工合作机制理解不深。二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受文化程度和自身修养的制约和影响，一些村干部干工作、想问题直来直去，很少讲究工作的艺术性，特别是在发生矛盾争执时，狭隘的小农意识使双方很少能够主动化解矛盾，往往以“老死不相往来”的方式回避、搁置矛盾，基本放弃思想沟通和交流。三是个别村干部自身素质差。实行村委会主任直接选举后，个别地方受传统观念和家族势力影响，办事往往以自家利益为重，加之上台后急于回报过去的支持者，在一些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与班子成员研究就决定，特别是一些以前没有担任过村干部的村委会主任，原则性、责任意识较差，缺乏主动接受党支部领导的自觉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委”矛盾逐步加深。四是部分村干部对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抵御能力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消极的东西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个别村干部世界观及价值取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侵蚀了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和干部，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助长了个别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腐化堕落，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
（二）部分基层党组织在理顺农村“两委”关系上，精力投入不够，工作不到位。一是对新当选的村干部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缺乏必要的岗前培训。从整体上讲，村级干部文化水平较低，能力素质不高，处理问题方法简单，缺乏民主管理经验。部分乡镇党委以村主任是民主选举上来的，不是政府干部为由，对其听之任之，换届选举后不对其进行培训，直到矛盾产生，才想到说服教育。二是平时对村干部管理不严格。有些乡镇党委平时对村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到位，忽视了对村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站在风口浪尖的村干部也不容易，工作过得去就行了；个别贫困乡镇党委怕管得太狠影响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一味将就、哄着干，很少研究如何管理教育村干部的问题。三是部分乡镇党委在“两委”关系处理上指导不到位。有的是对村党支部怎样发挥核心作用、村委会如何在党支部领导下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缺乏正面引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的平时不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或者下基层也是应付了事，对农村“两委”关系中一些潜在的问题重视不够，缺乏预见性，导致在处理“两委”关系突发问题上出现失误。四是村级自身管理不到位。一些村相应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有些村虽然有制度，但执行不严格，为“两委”各行其是提供了空间，从而引发矛盾冲突。
（三）农村工作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一是村党支部在实际工作中调控手段的相对弱化与领导责任进一步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是新形势下农村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党政分开，强调引导和服务，领导和调控的职能和手段不断弱化，权利和义务不一致，尤其是条块分割，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性下降，“无权即无势”，使一部分村党支部逐渐在权力弱化中软弱涣散，个别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二是农村民主化进程过热与农民民主意识淡漠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或迫于生存压力，或受传统观念束缚，自身民主意识淡薄，在民主权利的运用上时有偏差，导致村委会“海选”产生一些弊端，加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选举中组织引导不力，使应该上来的人上不来，不应该上来的人偏偏选上来，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两委”关系不协调。三是农村“两委”工作职责不清，政策规定过于笼统，造成“两委”矛盾冲突。“两法”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责权划分过于笼统，职责重叠，权力交叉，使村里事实上存在了两个决策中心。一部分村委会主任认为村委会有依法管理集体所有土地和财产的职责，因此，上任伊始先和书记争印章、要财权。而一些村党支部书记认为财权是村务工作的核心，作为第一当家人，理应把握财权，否则领导核心作用也无从体现。在财产支配上的冲突，集中反映了政策规定不清的后果。四是“两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不同的权力和利益，在特定情况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在目前农村的实际管理中，村党支部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执行的多是“政务”，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整体利益。而村委会是村民的“当家人”，反映的是村民的利益，代表着局部利益。尽管国家利益和农民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能否认，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这也是引发农村“两委”矛盾的重要原因。
三、正确处理农村“两委”关系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两委”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两委”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正确处理好“两委”关系，加强村党支部建设，逐步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班子的战斗力，对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村党支部建设，进一步确立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一是不断加强村党支部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选拔和培养。要着重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中选拔村干部，特别是要选人品好、素质高的经济能人作村党支部书记。要进一步拓宽用人渠道。可以适时、适度、尝试性地开展公开招聘村党支部书记工作。对本地确无合适人选的村，可尝试能人跨村任职的办法或采取从区、乡镇机关选派素质优良的年轻干部到村任职的办法，带动落后村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要定期举办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逐步掌握正确处理农村“两委”关系的方法，还要在适当时机组织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到相关先进地区进行专项考察或挂职锻炼，以丰富头脑、开阔视野、学习先进经验、促进本地发展，真正成为素质比较全面的能人、强人。二是切实转变党支部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村党支部在工作中要认真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积极支持和保障村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村党支部要依法规范自身行为，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工作制度，使党支部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是正确处理农村“两委”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两委”工作。首先是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要进一步明确“两委”的职责范围，明确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及其成员各自的工作职责，科学制定相应的村党支部、村委会任期目标责任制，并由乡镇党委和政府每半年考核一次，兑现奖惩；要进一步建立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每年至少召开四次村民（村民代表）会议，研究重大村务决策；要进一步建立“两委”联席会议制度，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村“两委”班子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村务工作重大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做到公开程序、公开内容、公开时间，提高村务工作的透明度。其次是建立健全“两委”工作监督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建立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每年向全村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述职制度，提高村民参政意识；要进一步完善财务“三审”制度，村重大财务开支必须按照村委会审查、村民理财小组审核、村党支部审批，也可以实行村财乡审或村帐乡管；要进一步坚持乡镇人大主席团视察制度，坚持每半年对各村的村务管理，特别是村务公开情况进行一次视察，并将视察结果作为村班子及其成员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要继续坚持定期评议村班子和村干部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评议大会，由乡镇涉农部门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致富大户、个体户等各层面代表对村干部进行评议，再由村干部进行互评，对测评中群众满意率不足60%的村干部，由乡镇党委、政府进行谈话诫免，对群众满意率不足50%的村干部，村党支部可建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罢免。
（三）加强领导，抓住农村“两委”工作的关键环节。首先要抓好村干部的选拔任用，严把入口关。乡（镇）党委在指导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一方面要做好宣传引导，换届前乡（镇）党委要充分利用乡镇党校、农民文化学校、党员活动室、电化教育等阵地，通过座谈讨论、集中学习、广播、板报、闭路电视等有效形式，做好对选举内容、“两法”及有关政策规定的宣传，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做好组织引导，派工作组深入到村屯，必要时可以走村进户认真访查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的情况，及时掌握选举前的动向，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要有一定的预见性，确保该选上来的人能够脱颖而出。其次要对村干部加强培训，严格把好素质提高关。一是对新当选的村“两委”委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进行上岗前培训。乡（镇）党委和政府要组织新当选的村班子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系统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农村工作必要的政策法规，并邀请有关方面的专业人士就农村工作的特点、常用的工作方式方法及如何处理好农村“两委”关系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进一步提高村委会成员特别是村委会主任对村党支部领导下村民自治工作机制的认识，为协调理顺“两委”关系奠定良好基础。二是抓好日常培训。乡（镇）党委要根据平时农村工作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村班子和村干部自身暴露出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村级干部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三是进一步加强村干部学历教育。乡（镇）党委要把村干部学历教育真正重视起来，并在今后工作中逐步把村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情况作为考察任用村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四是组织开展赴先进地区考察学习活动。并把此项活动做为区委派遣优秀农村基层干部到先进地区挂职锻炼和考察学习的延伸和补充。乡（镇）党委要结合实际需要，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组织村干部到先进地区进行专项考察学习。再次要进一步加强对村干部的管理。一是要建立乡（镇）党委委员定期与村班子成员谈话制度。要通过谈话，发现问题，积极引导“两委”主要负责人沟通交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要建立相应的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乡（镇）领导负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乡（镇）党委主要领导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的职责、任务和分工，明确在“两委”建设上出现问题承担什么责任。三是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乡（镇）党委要针对农村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改进监督方式方法，拓宽监督渠道，更新监督手段，努力形成集教育、管理、监督、自律为一体的新的监督管理机制。
第五篇：榆林扶贫项目与农村资产资本化运营试点工作的调查
榆林扶贫项目与农村资产资本化运营试点工作的调查
2010年，榆林市扶贫办结合扶贫互助资金、产业化扶贫和千企千村扶助行动等项目的实施，依据区域实际，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房产、圈舍等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开展了扶贫项目与农村资产资本化运营的试点工作。
探索实践
以扶贫项目为平台，加快农村资产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逐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林权及各项惠农政策的基础上，以扶持种养业大户为导向，引导外出务工农户将其承包地和林、草地按照亲属合并或自由组合的方式，自主协商土地补偿办法，把原本一家一户的分散土地集中起来，然后按照就近、连片的原则调整调换，规模经营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经营规模化。全市扶贫开发项目区乡村将分散在3612户的土地集中由1037户农户经营，基本达到适度规模经营，流转土地面积6．2万亩，使闲置窑洞853间、圈舍2．4万平方米、农机具1236台（套）得到充分利用。其中横山县殿市镇芦家畔、塔湾镇八岔两个试点村通过这种方式流转闲置土地1025亩、林草地1500亩，扶贫项目扶持种养业大户30户，扶持机砖厂1处，吸纳农村劳动力50多人就业。
以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为切入点，加大产业开发力度，盘活农村资产，增强群众增收能力。先后扶持靖边县席麻湾镇东高峁村育肥羊专业合作社、佳县兴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榆阳区刘千河乡种羊场，其中东高峁村以推广育肥羊技术为载体，中国华能公司向养羊合作社注入社会扶贫资金70万元，建草棚10座，购买多功能粉碎机2台。在群众扩大养殖规模急需资金时，合作社向社员发放借款，每户借款一般为2万元，期限为6个月，不仅扩大了规模，而且提高了养殖水平。佳县兴盛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统一管理，分散养殖”的办法为合作社农户提供羊子良种、饲料，将合作社的羊子分散到农户养殖，育肥后统一收回加工销售，按照养殖户饲养规模合作社给予报酬，这样既解决了合作社建设养殖场的大量投入，同时充分利用农户闲置的圈舍、饲草房屋，还为在家从事农业的闲散劳力增加了收入。按照这种模式，目前该合作社已发展养殖户26户，羊子存栏5120只，出栏2940只，利用闲置圈舍108间，饲草房屋56间，直接带动就业213人。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投资 “三农”，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相统一，通过置换手段，把土地集中起来搞集约化、设施化经营，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建设。2010年，全市782家企业为农村投资建设项目到位投资5240万元。府谷县武家庄乡高庄则村和榆阳区古塔乡黄家圪崂村都是社会扶贫企业帮扶的典型村。这两个村采取将村内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为村内人口集中建房、集中改造农业设施，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化、农村现代化。目前，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公司以高庄则村为中心，征用土地8000多亩，为村民建房50幢，发展大棚500多棚，建万头养猪场1处，屠宰场1处，生产无公害蔬菜、肉类为集团提供后勤保障。这种方式一方面使企业履行了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的投资具有持续长久的经济效益，同时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稳步就业、稳定收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企共赢。
以扶贫互助资金为载体，扶持农户发展种养业，促进农民增收。2010年，全市在228个村全面推行扶贫互助资金试点，互助资金总规模达到了5393．8万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4061万元，农户缴纳基准互助金1001．8万元，社会捐赠资金331万元。覆盖农户15689个，涉及会员户总人口6．2万人。该项目以村或社区为单位，以村级互助协会为管理机构，采取小额短期借款的形式运作，适当收取资金占用费维持运营、会员分红和资本公积。目前，全市已发放借款3602．8万元，收取占用费84．6万元，其中支出管理费45．9万元，1104户会员分红7．5万元，户均每500元基准互助金年实现分红收益68元，收益率为13．6％。资本公积31．2万元。据统计，全市14765个借款户实施项目增收总额1326万元，借款收益率为36．8％，效益最高户增收2610元，最低户增收310元，户均增收898元。
通过各类项目的实施，项目区乡村土地初步实现了经营规模化、集约化，主导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加，而且激活了农村内部资本，使过去死的资产变成活化的资本。经综合测算，扶贫开发项目与农村资产资本化相结合的试点村，户均增收在1万元左右，人均增收2500元。
探索模式
模式一互助资金推动产业开发模式。该模式以扶贫互助资金为依托，以协会为平台，以产业为抓手，充分利用了农村闲置的土地、圈舍、林木、技术、劳动力，扶持发展一批种养业大户。在资金投入上互助资金给予倾斜扶持，通过能人大户雇用闲散劳力打工，或将养殖的牲畜采取借畜还畜等的养殖方法，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本，使之增加农户收入。
模式二村企双赢模式。其核心是动员企业家建设特色农业基地，筹措发展资金，这样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生产专业化，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同时，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特别是资金向农村的投入，既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问题，也解决了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实现村企双赢。
模式三产权股份制融资模式。采用土地、林权入股合伙经营或者抵押为农户发放借款，创新农村信贷机制，实现农村资产的产权交易。农民与企业、合作社和其它经济组织等对接，形成利益共同体，在短期内实现了农村资产的增值和变现，先进的技术直接传输给农户，科技成果迅速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同时，通过科学化、法制化、契约化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锻炼提高了农民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意识。
探索启示
启示一政府投资是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的第一桶金。农村资产资本化，从目的上看是为了盘活农村相对静态资产，推动资产流动，使资产保值增值，合理利用。从目标上看是为了拉动农村生产力发展，扩大农村社会再生产，完成农村资本积累，推动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财政资金对农业投入的意义在于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给农民发展的源动力，使农民通过自身积累，将资产转化为资本，完成农民自身“造血”功能，实现持续发展。我们扶贫开发通过扶持农民或者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产业，其目的就是帮助农民和农村合作组织逐步完成原始积累这个过程。但是，一次性投入，发挥效益非常有限，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农民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靖边县东高峁村和佳县兴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是典型的例子。启示二农村（集体和农户）资本活化是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的前提。扶贫互助资金试点是破解农业发展资金瓶颈制约的重要举措。当前，农村金融资本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需求。扶贫互助资金不仅解决了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缓解了群众贷款难的问题，而且激活了农村内部资本，减少了农村内部资金外流或闲置，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的货币资本支持的同时，互助协会会员还可以得到红利收益。
启示三社会企业资金是农村资产资本化的助推器。引导各类成分的资本流向农村，发展农业，建设新农村是近年来榆林市扶贫开发工作的又一亮点。企业投资农村，加速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加快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
村企合作，盘活了农村土地、房屋、河流和池塘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由过去的粗放型农业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农民的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由过去种田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蜕变，逐步成长为企业的股东和管理经营者。
启示四农村资产市场化组织体系是规范农村资产资本化运作的关键。健全农村有形资产产权交易市场体系，组建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提供信息发布、资质审查、价格评估、合同签订及鉴证、利益关系协调、纠纷调处、法律政策宣传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制定规范的估价制度、评估方法，为农村资产的买卖、租赁、抵押、征地补偿、财产保险，以及政府税收、资产信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服务，搭建产权交易平台。积极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工作，由金融机构、各级涉农部门和村民代表一起，评定农户和各种经济合作组织的信用等级，颁发“信用证”，作为农户和经济合作组织贷款凭证。组建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农信担保公司为种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营销大户和其他为农服务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探索开展农村信用保险，农业自然灾害保险。
启示五政府积极引导是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良性循环的保障。农村资产资本化是新时期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内部的重大改革，政府的引导是这场改革的关键。政府及职能部门要放松政府管制，在不违反现有法律政策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和不伤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为农村土地、房产、林权和人力资源流转、各类合作组织的运作搞好指导和服务，引导企业投资走向农村，实现村企互动，互利共赢，推动农村资产资本化深入发展。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