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折射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及其启示

第一篇：《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折射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及其启示

《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折射的中西文化基本

精神差异及其启示

摘 要

《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可以认为是体现中西不同文化特征的代表性作品。文章结合《中西文化比较》的作者徐行言对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的分类及论述，从群体认同和个人本位，中庸和平和崇尚力争，内向与开放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从这两部作品中折射出来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最后根据以上分析的内容，详细探讨了这些差异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又有何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愚公移山》 《老人与海》 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

《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无疑是人们熟知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描写了一个硬汉的形象，一位年过九旬,坚持挖高万仞之山;一位挑战身体极限,孤身一人在大海拼搏数日。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差异之处也令人深思。海明威笔下的桑迪亚哥虽然是古巴渔民，但也可以认为是西方普通渔民的缩影,而愚公移山也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代名词。《中西文化比较》的作者徐行言就从群体认同和个人本位，中庸和平与崇尚力争，内向与开放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中西文化基本精神的不同之处，本文将结合此理论进行阐述。

一、《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折射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

结合徐行言对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的论述，《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折射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群体认同和个人本位；中庸和平和崇尚力争；内向精神与开放精神。本文将根据这三个方面具体进行阐述中西文化基本精神的差异。

（一）《愚公移山》中群体认同与《老人与海》中个人本位的差异

在《愚公移山》中，主要体现了群体认同原则。群体认同是指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做群体的的一份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为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会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在《愚公移山》中，愚公希望举全家之力量进行移山，获得家人同意之后才去行动，而不是孤身一人担负起如此艰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愚公的子女也把自己当作移山这一群体中的一份子，共同商量，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劳动，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行为都趋向一致，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价值因为这一共同要完成的任务得到体现。这种同甘共苦，团结统一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这种群体认同感或许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源头。老愚公“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从这些话中都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群体认同这一基本精神。而在《老人与海》中，主要体现了个人本位原则。个人本位是指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种个人中心的处世态度，不依附于家庭，不依附于他人，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自己思考，自己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出未来的疆土。在这部作品中，第一句话便是“他是一位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墨西哥湾流中打渔为生。”一个人出海，一个人在大海上漂流数日，一个人与大马林鱼与鲨鱼搏斗，他孑然一身，不

依附家庭与他人，在茫茫大海中，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保持着这份果敢，这份干练，自己思考，自己决定，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智慧证明自己生命的光辉。在文中，老人的生命张力、活力，在老人、海域、大马林鱼和鲨鱼的有机联系和冲突中得到了揭示，在这有机的联系中凸显了个人意识，也强调了个人所具有的价值作用。

（二）《愚公移山》中中庸和平与《老人与海》中崇尚力争的差异

在《愚公移山.》中，主要体现了中庸和平的原则。宋代理学家程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与守常。儒家理想中的中庸之道鼓励中行，不争，结果也导致中国人的一种重节制，求平稳，尚和平的性格，这在《愚公移山》中也有体现，在这篇小故事中，讲到愚公“年且九十”，主要是为了衬托愚公不畏艰难，勇敢坚强的硬汉形象，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想，愚公势必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一辈子，也不方便了九十年，要不是为了子孙能生活得方便一些，或许他还是准备就这样生活下去，到死也不会想到要移山。这就是中国人尚平稳的性格的体现，孔子曾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愚公可能也是为了生活平稳而一忍再忍，所以导致九十才移山的结果。并且故事的结局也是很圆满，“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中国人的尚和平，喜圆满也是众所周知，纵览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的结局，多以圆满而收尾，至少也会续上一个“光明的尾巴”。王国维曾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这其实与我们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分不开的。在《老人与海》中，崇尚力争则体现得特别明显，西方人鼓励竞争，崇尚力量和进取，崇尚冒险和扩展，在这部作品中，一个已渐老去，运气不好的老头却孤身一人在大海中漂流，与庞大无比的马林鱼搏斗，与一群凶残的鲨鱼进行抗争，但他毫不退缩，勇往直前，老头儿说：“一个男子汉可以被消灭，但是永远不能够被打垮。”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老渔夫桑迪亚哥历经风霜、厄运缠身、孤立无援、虽尽全力拼搏仍寡不敌众，最终只带回了一副鱼骨架，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老人极高的评价，这也是西方悲剧性文化的力量，悲剧表现人类在遭受否定和阻逆时，以高昂的意志和巨大的生命力去抗争，直至丧失生命个体的感性存在，通过人格的实现，肯定生命的意志和力量，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三）《愚公移山》中内向精神和《老人与海》中开放精神的差异

中国内向的基本精神在《愚公移山》中有鲜明体现。内向并不是指人的性格不活泼，而是指中国人求统一，尚传承，重内省，轻开拓的文化心态，也因此形成了以自我保存，向心凝聚为宗旨的发展方针和独立自足、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这从愚公召集家人一同移山中有所反映，并且在智叟嘲笑愚公不自量力的时候，愚公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可见愚公重视家族的传承，重视内部的统一与凝聚，把移山当作传承的使命，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团结一心去完成它。也正是中国这种内向的精神，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才能传承至今。《老人与海》中闯海的文学则充分体现了西方开放的基本精神，开放精神是指人们的一种求变务新，开拓进取的品质，这些人偏向于向海外谋求发展，这也是是西方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老渔夫孤身一人，在茫茫的大海中谋求生存，他爱这样变化多端的大海，爱着这片让他失望却也时不时给他带来惊喜的大海，为了逮到大鱼，他一个人探寻着大海中未知的领域，面对着未知的命运却也是毫不犹豫，在重重挫折中开拓进取，他从未固守在那片海域，那片茫茫辽阔的大海是他的舞台，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都怀抱希望，求变务新。在文中，老渔夫感叹：“是我出海太远了”，却没有畏惧“呆在一艘小船上却完全看不到陆地的那种感觉”,他只知道前方有自己想要逮的大鱼，正如西方人知道，走出自己熟悉的土地和海洋，前往陌生的远方，那里有着自己未知的命运，也有自己无尽的财富。《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从以上的文章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愚公倾向于自身家族的发展，重视自身家族使命的传承，重视家内部成员的统一与凝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庭的家族观念，即求统一，尚传承的内向精神。而渔夫则截然相反，他

不是只活动在某一海域，而是倾向于更辽阔的舞台。为了捕到这条大马林鱼，他能独自在海上漂泊数日，去往陌生的海域也毫不畏惧，具有求变务新，开拓进取的外向精神。

二、《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的启示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明确在《愚公移山》和《老人与海》这两部作品背后蕴含着不同的中西文化基本精神特征，我们不能得出它们孰对孰错，孰好孰坏，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我们在欣赏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到它们的不足之处，还要本着开放的精神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求同存异，开拓创新。

（一）群体认同和个人本位的差异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启示

在《愚公移山》中愚公借家族力量移山，充分体现了群体认同的原则，中国有一句俗语：众人拾柴火焰高。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不仅有对他人、对家庭，也有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很多譬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群己思想，出现过众多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志士仁人。中国文化的群体原则在调节人际关系，在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以家庭本位的群体原则却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创造活力的实现，无疑会阻滞社会对新思想的接受，从而导致整个民族缺乏创新动力，并对旧的传统秩序的长期延续也发挥着强大的维系效应。《老人与海》这篇文章着重凸显老人这个鲜明的角色，充分表现了老人的个人价值。中华文化强调个人服从群体意志，的确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封建社会的渐渐衰落却与这种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如果一味强调群体、国家，而忽略个人的话，创新也只会是空谈。在现代社会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的创新能力与西方相比差距较大，最主要则表现在科技方面。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宣传爱他人，爱集体，爱国家的同时，还要宣传爱自己，不仅要发挥国人集体的创造效应，还要在这同时，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造就开放的科学环境，尊重每个人的创新愿望，维护每个人正当的个人利益，保护每个人的创新成果，让人才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总而言之，中华民族文化应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避中华文化之所短，重群体力量，也要重视个人价值，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做得更好。

（二）中庸和平和崇尚力争的差异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启示

《愚公移山》中愚公年且九十才移山和结局的以喜为善体现了中庸和平的原则。无论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在现实社会，这种中行、不争的品格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对社会的和平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谦卑宽容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为世界所赞赏，所称奇。但是中华文化中，比如道家的柔弱，守雌，处下，不争，无为，在人生态度方面积极作用固然有，但是消极因素更加明显。这种思想可能会衍生出不思变化，不求进取的文化氛围，从而会消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而在《老人与海》中，老人孤身犯险，与马林鱼和鲨鱼搏斗，毫无畏惧，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种崇尚力争的精神着实让人敬佩。这种精神虽然会带来战争、杀戮、侵略等，但是同时它也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在这个优胜劣汰的社会，没有较强的竞争意识是没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的，竞争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它能推动人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来适应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如果只是坐等机遇，或是将其拱手让人，肯定不会大有作为。中庸和平在现代社会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对国家内部，国家之间，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过于崇尚无为，不争，对于个人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进行一种批判性的重建与转换，培养一种“适者生存”的观念，在与他人和平相处的同时，要积极进取，合理竞争，化被动为主动，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这样才能将自身的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对社会的贡献也会大大增加。强烈的竞争意识，崇尚力争的观念一旦入驻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我们的国家就能充满向上的

第二篇：康德对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启示论文

人类带着20世纪创造的巨大财富迈进了21世纪。然而在财富的背后却蕴藏着严重地焦虑：世纪之初民族的冲突、邪教的抬头、恐怖活动、严肃文化失落……。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问题，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在此时此刻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技术理性的膨胀使物质财富成为上个世纪人们关注的中心，“人死了”、“知识分子死了”被视为对20世纪最深刻的批判。21世纪许多人企求通过宗教的炼狱恢复人类基本精神价值，希望借助神的力量实现人的回归，在这种背景与境遇中，某些邪教也蠢蠢欲动。然而，早在18世纪，启蒙大师康德就在其批判哲学中指出：宗教无力也不能根本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康德指出，对存在的真理性认识来自于经验，任何存在不经人类主体经验的建构都是不可知的、虚无的。将不可知或虚无作为实存的真理加以阐释，不是愚昧就是欺骗。在人类历史上，主体经验从没有证实神的存在。在公众意识中，上帝是由非经验的启示来证明的。这种非经验的启示分为三类：“宇宙论的”、“本体论的”和“自然神论的”。关于“宇宙论的”启示，康德认为：在日常经验中，因果关系只有通过主体经验直观和思维知性的建构才具有必然的真实性。一个偶然的事物生成一系列必然因果链才是现实的。一旦将日常经验的这一规律运用到超验界将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悖论。宇宙总体不可能被经验而只能被视为人类理解有限生存世界的超验预设，用只能在经验世界具有真实性的偶然因果律推论宇宙存在的原因，并将神确立为这个最终的原因，从而证明神是存在的，无异于“一人自语道：我从永恒中来到永恒中去，在我之外除由于我的意志使之存在，绝无其他事物存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伦敦1924年版，第157页）神只是思维中的纯有，同时也就成为现实中的纯无，这恰是对神真实存在的否定。与此同时，基督教采用“抽去一切经验，完全用先天的纯粹概念论证最高原因的存在”（同上，第376页）的“本体论”的方式证明神的存在，同样也是荒谬的。因为神的存在是判断的宾辞，存在并未给予作为判断主辞的神以新的规定性，而仅是设定主辞神自身存在于一切宾辞之中（存在Sein即一切），判断对象与判断结果绝对同一，主辞与宾辞之间只能构成同义反复的虚无关系，所以神是否存在根本不可知。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和许多哲人、艺术家以大自然美丽、秩序、和谐为由，坚信神是存在的，但“自然神学的”证明的谬误则在于“把现存世界所有的经验作为一种证明基础。但这种经验基础却不能使我们产生最高的存在者一定存在的信念”，（同上，第381页）一切希冀在现实世界中为神的存在找到此岸界域的根据并想以此实现某种异化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启示二：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应包含审美与艺术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这样描述世界的历史精神：古代社会以美为形态，焕发着艺术的魅力；近代则充满着矛盾、分裂、对立。美已逝去，四处散发着感伤、痛苦、自言自语的散文气息。而黑格尔之后的二十世纪剩下的只是怪异、陌生、外在的丑，充斥世界的是模式化制作、广告式宣传、倾销式发行以及由现代传播媒介统摄的飘浮不定、转瞬即逝的精神消费。伴随着审美与艺术的消亡，当代人文精神也就失去了家园，成为孤独在世的流浪者。

21世纪之初，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悲伤的情景，也许康德关于审美与艺术的阐释能给我们以希望的启示。康德认为审美与艺术是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之所居。生活在日常中的人通过审美与艺术能够随时随刻地领悟到人的自由、把握人文精神之所在。

在日常生活中，审美是极为平凡的事，它几乎完全在人的情感过程中完成对对象的把握。康德发现，审美并不囿于现象的有限之中，它还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质。当人们沉浸在审美之中时，时刻占有并体尝着全部生命力的洋溢与灵魂的升华，具有某种解放的性质。这种解放的自由感绝不是单纯的对道德命令的服从，而是内心的自主欢悦，因为，情感在本质上是想象力、知解力和表现力和谐的统一体。情感的对象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纯粹的本体，而是美。在审美中，人们可以“不凭任何利益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对象或形象的显现方式进行判断”（康德：《判断力批判》，牛津大学1950年版，第50页），摆脱了人类一般现象性活动在把握或占有对象时对对象和主体的限定，超越了对象的物性而直接以主体的方式显现与确证自己。同时，每个审美个体所获得的美感都具有类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有效性“不涉及概念而普遍地使人愉快”（同上，第60页），即获得个人愉快不再像功利性现象所实现的满足感那样只对自己有效，而对所有人类有效，体现出所有的人类的本质。所以，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的功利性目的，却内在地指向一个总体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不是别的，正是类的人。由于有了这一指向，审美对于人的现象性生存而言有一种必然性，它必然地产生作为主体的审美个体的愉快。这愉快是个体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的自由欢悦，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与肯定。

艺术创造也是在现象界实现本体自由，在有限中确立无限的重要方式。康德认为，只应把通过理性为活动基础的意志活动的创造叫作艺术。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用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正是在这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对自由的享受和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