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心得体会（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心得体会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庆 习近平讲话心得体会

7月19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习近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之后又反复阅读学习了讲话文本，感触颇多，受益非浅。

讲话中他强调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西藏6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必将迎来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还指出，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粉碎了外部势力妄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开辟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道路，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前程。

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篇：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宣传提纲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宣传提纲

作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发布时间: 2011年06月27日 08:59

1951年5月23日,是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历史实现伟大转折。从此，西藏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开辟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历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西藏各族人民的面貌、西藏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岁月一甲子，辉煌六十载。全面回顾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新西藏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新风貌，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对于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区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力推进西藏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历史进程，向世界展示一个美丽的西藏、和谐的西藏、发展变化的西藏，具有重大意义。

一、人民的选择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对距今4000多年的昌都卡若遗址考古发现，当时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内涵相通、发展水平相当，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7世纪初，唐朝建立了强大政权。与此同时，松赞干布第一次统一了西藏各部、建立了吐蕃王朝，并先后两次遣使赴唐求婚。文成公主进藏和亲，为西藏各族人民带来了酿酒、碾磨、纸墨等先进生产技术。松赞干布被唐高宗封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并将其塑像位列于唐太宗墓前。此后，吐蕃历代赞普致力于与唐朝修好关系，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通过金城公主进藏、长庆会盟等，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亲密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元朝时期，西藏结束地方割据，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号召西藏僧俗领袖团结起来归附蒙古汗国。元朝皇帝忽必烈册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帝师，总管全国佛教事务。设立宣政院专门管理西藏，并设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宣慰司三道宣慰司对西藏全面施政。元朝中央政府还通过任命官员、设置军政机构、派驻军队、封王镇守、清查户口、确定赋税、设置驿站等措施，确立了中央对西藏的完全主权。

明朝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在政治上，明朝对西藏的 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在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隶属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的“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干行都指挥使司”，在西藏西部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西藏僧俗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在宗教上，采取“因其俗尚，多封众建”的策略，把西藏地方各个宗教势力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格鲁派在明代兴起，第三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第三世**喇嘛在给明朝宰相张居正的信中说：“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明朝的这些做法，既保持了西藏政治和宗教的稳定，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

清朝全面加强对西藏的治理。顺治和康熙皇帝分别册封五世**喇嘛和五世**额尔德尼，自此正式确立了**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清朝还设置驻藏大臣、建立噶厦政府和噶伦制度,加强对西藏事务的管理。1793年，清朝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人事、行政、宗教、财政、军事、外交等各方面作了明文规定。明确规定了驻藏大臣全面督办藏内事务，具有人事任免权；形成了金瓶掣签和中央政府认定的**和**灵童转世制度；规定了西藏各地军队设置的人数和驻扎地点；外事方面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负责办理。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设立直属国务总理的“蒙藏事务局”管理西藏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 驻藏大臣之权。依历史定制，**喇嘛、**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必须首先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册封，然后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对中央代表团说：“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1931年，九世**参加南京国民议会，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讲演，期望“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盛。”1933年和1937年，十三世**、九世**先后圆寂，国民政府分别追封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和“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派专使致祭。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拉萨主持由中央颁布认定的十四世**坐床事宜。同年，设驻藏办事处作为国民政府在藏常设机构。1949年初，国民政府派特使参加了在青海塔尔寺举行的九世**转世灵童庆典。8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作为民国政府特使，赴青海主持第十世**的坐床典礼。

始终向前、永不停息的历史脚步反复印证，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始终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旧西藏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社会仍然维持着极其黑暗、残酷、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绝大部分牲畜，都由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占有。他们对西藏各族人民残酷剥削、无情压榨，使旧西藏成为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更谈不上人身自由。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量的黄金，而下等下级人的命价仅为一根草绳。农奴和奴隶作为三大领主的私人财产，被随意用于赌博、抵债、赠送和买卖。农奴和奴隶的婚姻必须经过领主的同意，生孩子还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并终生为奴。农奴为三大领主所支的乌拉差役，占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欠高利贷的农奴占农奴总户数的50%以上，而且至少三分之一的债务是利滚利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农奴和奴隶的生命随时处于危险的边缘，1925年，天花病暴发，三大领主非但不采取措施救助群众，反而将病人赶进深山，任其困死。

在封建农奴制度的长期禁锢下，西藏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一日益腐朽落后的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多次指出：“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了，整个社会就要毁灭”。

（三）帝国主义企图分裂西藏的罪恶行径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分别从东南沿海和喜马拉雅山麓分两路入侵，开始了瓜分和殖民中国的罪恶行径。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遭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武力入侵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情况下，又 变化手法，竭力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英势力，迫害上层爱国人士，制造“驱汉事件”，派出所谓“亲善使团”，成立所谓“外交局”，加紧从事分裂活动，妄图制造“西藏独立”，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49年8月，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到达拉萨，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秘密勾结。1950年5月10日，其子劳威尔·汤姆斯在给噶厦政府的信中写道，“美国总统是同情你们的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国务卿最近告诉我父亲，他愿意派一个有资格和你们政府详细磋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到拉萨，国务卿建议这个特派的代表将是个表面上和我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人，因而不致引起注意其为美国官员。”1950年1月12日，英国特务福克斯写信给藏军司令凯墨，“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到来，不仅要破坏大路、桥梁及各要隘，还要在重要的阵地、没有桥梁的重要河流，一切对共军有危害的地方，都埋上炸弹（地雷）”。1950年6月16日，先后担任英国和印度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的黎吉生答复关于军事援助问题时说到，“所提枪支弹药等问题，愿意及时催办”。帝国主义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分裂活动，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与团结，加重了西藏人民的苦难，使本已破败不堪的西藏社会更加难以为继。

（四）尽早解放西藏是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打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枷锁，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1949年10月1日，十世**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 致电中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949年12月2日，曾任热振**却本堪布的益西楚臣向记者发表谈话，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指使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分子杀害反帝爱国的热振**，请求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1950年1月31日，十世**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950年3月5日，藏族宗教界爱国人士格达**等派出代表赴京表示，藏族同胞渴望解放，愿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西藏的解放。格达**还于1950年7月10日亲往拉萨，沿途召开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喇嘛座谈会，宣传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号召争取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的爱国行动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上层的恐慌和忌恨，1950年8月22日，格达**在昌都被英帝国主义特务福特毒害。

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发，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并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于1950年1月正式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1951年1月18日，十四世**致信中央，表达了和平谈判的愿望。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复信**，表明中央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京和谈，并转达毛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2月18日，**和噶厦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全权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赴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签订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桑吉悦希、阿旺嘉措、洛桑顿巴等爱国人士纷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热烈拥护协议，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堪布会议厅声明：“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表示要“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还致电**，表示愿意与他精诚团结，彻底实行协议。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对《十七条协议》进行专门讨论，认为该协议“对于**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十四世**于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协议），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五）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崭新时代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标志着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平解放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为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为西藏各族人民的新生开辟了光明前景。

第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一切对外事务统归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是《十七条协议》的明确规定，也是和平解放后的首要任务。1951年5月25日，毛主席签署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7月下旬，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藏部队陆续出发，分别从川康、青海、云南、新疆向西藏进军。昌都战役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亲帝分裂势力以武力抗拒和平解放西藏的图谋。人民解放军克服重重险阻，迅速完成进军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边关哨卡，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废除了旧西藏在屈辱的状态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西藏土地上任意横行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

第二，为西藏各族人民的新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十七条协议》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并提出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围绕《十七条协议》的落实，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干部职工一方面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改写了西藏没有现代交通的历史。建立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电局（所）等，开创了西藏的现代工商业发展史。建设综合农场，把内地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入西藏。兴办学校，在西藏逐步引入现代教育方式。同时，还为农牧民和手工业者发放无息和低息贷款，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广泛开展社会救济。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注入了文明进步的新气象，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广大农奴和奴隶看到了改变自身悲惨命运的曙光。

第三，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及西藏内部的大团结。长期以来，由于帝 国主义势力的挑拨离间，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藏民族内部的不团结。九世**被迫离开西藏、郁郁而终，十世**也长期不能返回西藏。**回藏是《十七条协议》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在西藏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经过中央和各方的积极努力，1952年6月23日，**及堪布会议厅人员顺利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历代**驻锡地，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平解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建立了爱国青年、妇女文化联谊会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让西藏人民了解共产党、了解人民解放军，用实际行动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倒退、复辟都是没有出路的。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是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的国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没有和平解放，就没有西藏的民主改革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西藏才有60年的辉煌发展和更加灿烂美好的前景。

二、辉煌的跨越

（一）政治制度根本变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和平解放后，历经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确立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长足发展，确保了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热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标志着西藏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和历史性的跨越。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来，充分行使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地方国家权力，自治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600多名，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和专题汇报380多次，提出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8205件，为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目前，西藏已初步建立了具有民族区域自治特点的法规体系，共制定了近270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涉及地方政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为西藏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立法质量不断提升，在出台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草案之前，各级法制机构都要召集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扩大公众参与，保证了透明决策、开门立法。依法行政能力不断提高，自治区专门成立了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区的 依法行政工作。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坚强、有效的保障。

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195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在平息**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的凯歌中成立。迄今为止，西藏政协已历经九届委员会，自治区政协委员从第一届的171人发展到目前的467人，各级政协委员近3000人，包含藏、汉、回、珞巴、门巴等10多个民族。各级政协委员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通过广泛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提出提案和各类意见建议8000多件，积极协助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为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发展。和平解放60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西藏全面贯彻落实，确立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形成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1990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每年9月为“民族团结月”，推动民族团结平等与民族团结进步活动走上制度化轨道。截至2010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先后召开了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达1756名，涌现出像孔繁森、论白、李素芝等一大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人口较少民族得到重点扶持。自2000年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总计投资达6.2亿元，主要集中用于边境地区和区内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 水利、能源、住房改造、生产生活设施改善等建设，使边境地区和区内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经济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二）社会生产力空前解放和发展，经济建设迈入跨越式发展的轨道

和平解放60年来，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夺取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507.46亿元，连续10年实现12％以上的增长速度，是1959年1.74亿元的290多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全区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0.99万户，注册资本达到612.7亿元。西藏站在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起点上。

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为西藏发展进步注入了强大动力。西藏经济社会的每一点发展进步，无不凝聚着中央的亲切关心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无不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和祖国大家庭的无限温暖。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西藏实际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促进西藏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60年来，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累计达到3026.7亿元。特别是1980年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不同时期的西藏工作，明确了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为西藏繁荣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强保 障。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助政策，1995年以来，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先后派出6批援藏干部4742人，支援我区建设项目4743 个，投入援藏资金155.97亿元。

第一产业发展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和平解放以前，西藏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西藏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牧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藏农牧业实行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草场公有、承包到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逐步形成了以土地、牲畜、草场“三个长期不变”为主的农牧区政策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农牧业综合生产力，西藏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2010年，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8.13亿元。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00.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有统计以来1959年的11.6倍。全区粮油总产量分别达到91.23万吨和5.80万吨，是1959年的5倍和22.2倍；蔬菜产量达到58.12万吨，旺季蔬菜自给率达到80%以上；肉、奶产量分别达到26.31万吨和30.25万吨，比有统计记载的1978年分别增长4.6倍和2.2倍。

第二产业抓住重点不断取得新突破。富有西藏特点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特色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培植财源税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2010年，全区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63.92 亿元。矿业发展初具规模，玉龙铜矿、巨龙铜矿、扎布耶盐湖锂资源开发等工程顺利推进，尼木铜矿、扎布耶盐湖二期开工建设。藏药生产逐步走上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轨道, 2010年藏药产值达到6.58亿元。电力能源建设迅猛发展。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全区发电能力几乎为零。经过60年来的不懈努力，西藏电力工业已形成了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点多面广的电力体系，截至2010年，全区电网装机容量97.4万千瓦，全区电网年发电量24.16亿千瓦时；新能源开发利用成效显著，地热资源开发研究成果居全国领先水平，光伏发电的累积安装量已经达到9兆瓦，居全国第一。现代化交通体系日渐完善。旧西藏没有一公里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全靠人背畜驮，走骡马驿道、过溜索桥、划牛皮筏。60年来，西藏交通建设全面提速，特别是“十一五”期间，青藏铁路通车，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相继通航；2010年12月，墨脱公路嘎隆拉隧道胜利贯通，即将结束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的历史；截至2010年，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8249公里。集铁路、航空、公路和管道运输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已在“世界屋脊”形成。

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实现大发展。现代物流、现代旅游、饮食服务、文化娱乐、信息技术、金融保险等在旧西藏闻所未闻的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猛发展。2010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75.41亿元，消费、投资并驾齐驱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形成。截至2010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80亿元，是1978年的78.47倍；全区进出口总额达到8.36亿美元，是1978年的49倍。西藏旅游业已成为推动经济跨越 式发展的支柱产业。截至2010年，全区已有各类旅游企业1351家，全行业拥有固定资产超过126.38亿元，2010年全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685.1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1.44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14.1%。信息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0年，全区电话用户普及率为70%，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5%；乡镇通 光缆率达到90%；互联网宽带用户达10.4万户，基本形成覆盖全区的现代通信网络。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已经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突破千亿元大关。

（三）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和平解放6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统筹兼顾，不断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成就。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和平解放6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初步建立起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现代民族教育体系。基础教育成效显著，全区现有小学872所、初级中学93所、高级中学20所、完全中学9所，在校生55万多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入学率、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9.2%、98.2%和60.1%。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现有中等职业学校6所，在校生2.26万人。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现有普通高等学校6所、硕士学位授予点18个，西藏大学已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形成了包括普通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等多形式的办学格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30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18个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56个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正在建设之中。

科技体系不断完善。和平解放60年来，全区共建成各类国有科研机构33所，民营科研机构10所，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农牧业科研和推广机构184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13个，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66家。全区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21万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6.3%。科研从业人员1251人，科学家、工程师（本科以上学历、中高级职称）410人。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高原特色科技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0年，科技对我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对农牧业增长贡献率达到40%，科普率达到80%。

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卫生事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落后到现代的转变和发展。目前，全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全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已基本完成，疾病防控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10年，全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已达1352个，全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达到81个，专业卫生人员12269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包括乡镇卫生院）已达到3.02张。人均寿命从1951年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到十万分之336.73和十万分之1.03。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推动藏医药事业的发展。目前，全区有藏医院28所，地（市）级以上藏医医疗病床达到了3650张，未建藏医院的县均在县医院设立了藏医科，专门从事藏医药的技术人员达到1536人。

城镇面貌日新月异。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建设开始起步并逐步发展，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座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城在高原大地上拔地而起。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拉萨市为中心、各地区所在地为次中心、各重点城镇和边境口岸城镇为支点的三级城镇体系，共1市、6地区140个建制镇，建成区面积近20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25%，城镇道路骨架基本形成，基础设施基本具备。

生态建设成效卓著。和平解放60年来，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仅“十一五”期间资金投入就达106亿元。2009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投入资金155亿元，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先后颁布了10余部资源与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目前，全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占全区总面积的34.47%，居全国首位。全面执行开发建设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全区大中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到100%。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植树造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一大批重点生态保护工程相继实施。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11.91％，活立木总蓄积量居全国首位；各类湿地面积600多万公顷，居全国首位，玛旁雍错、麦地卡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西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文化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文化建设发展的历史新纪元。60年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西藏广为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 到有效保护和弘扬，现代文化事业长足发展，文化产业稳步推进，西藏文化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保护和弘扬，焕发出新的光彩。和平解放6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西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投入大量资金，修缮和保护了大批文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财政和西藏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资金20多个亿，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60多处重点文物单位进行维修和保护。截至2010年，全区已调查登记的各类文物点4277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4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24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布达拉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昭寺、罗布林卡列入其扩展项目。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保护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抢救、整理、出版藏文古籍261部，许多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又焕发出新的光彩。格萨尔说唱和藏戏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全区共有7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53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继承人、222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27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文化事业全面发展，文化产业勃发生机。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56年，《西藏日报》正式创刊；1959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85年，西藏电视台正式建立。目前，全区有省级广播电台1座（4个频率），省级电视台1座（3个频道）；地级广播电视台4座（其中4个广播频率、4个电视频道），地级电视台3 座，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从1978年的18%和2%上升到2010年的89.20%和90.36%。全区现有国有、集体、民营图书发行单位245家，发行图书30多万种，600多万册，公开发行报纸23种、期刊35种。电影放映机构564个。文化产业逐步发展繁荣，全区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经营场所近2000家，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门类达到近20种，现有2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8家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艺术创作百花齐放，文化交流广泛深入。和平解放60年来，各族文艺工作者在继承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艺术新的形式和内容，推出了歌曲《北京的金山上》、音乐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电影《农奴》等一大批特色鲜明、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近年来，各级专业文艺部门不断加大艺术创作生产力度，创作上演了京剧藏戏《文成公主》、歌舞晚会《多彩哈达》和《魅力西藏》、群众性歌舞晚会《和谐颂》、话剧《穿越巅峰》和《扎西岗》、新编藏戏《朵雄的春天》等一大批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新西藏和反映西藏各族人民崭新精神面貌的舞台艺术(剧)节目。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广度、深度和频度等不断加大。先后派出360个团（组）近4000人（次）访问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待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到我区进行演出、讲学和举办展览，西藏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高原特色体育事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和平解放60年来，自治区坚持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相结合、体育运动普及与提高互促进的方针，以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登山运动和体育产业为重点，促进各项体 育事业全面进步。竞技体育捷报频传，我区运动员参加国内外体育比赛共夺得220枚奖牌，12人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9人成为国家级裁判员。登山运动成就辉煌，我区登山运动员23人成为国际级登山运动健将，13人成为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自治区登山探险队历经14年顽强拼搏，于2007年创造了集体登顶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世界新纪录；2008年，胜利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火炬珠峰传递任务。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成功举办9届西藏登山大会、5届拉萨国际半程马拉松挑战赛、2届拉萨至加德满都汽车集结赛，西藏特色体育品牌逐渐确立。

三、幸福的生活

（一）政治权利

旧西藏，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巴青县本塔乡3村77岁老人扎加谈起旧西藏十分痛恨：“在旧西藏，三大领主像三座大山一样压着我们，制度是为他们制定的，从不为我们着想，我们整天就是为他们创造财富，草地上生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的，而且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不用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砸碎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枷锁，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政治权利，充分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权利。

充分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族人民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门巴、珞巴等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级人大中也均有自己的代表。区、市、县、乡四级人大换届选举参选率不断提高。2007年全区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区选民登记率达到98.6%，参选率达到96.4%，有些地方参选率达到100%。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万多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

充分享有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西藏各族人民通过选举出的各级人大代表和选举产生的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各级人大代表从西藏实际出发，认真提出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积极参加执法检查和立法调研，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行使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权利。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历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均为藏族公民。60年来，西藏民族干部队伍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一支以藏族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力军。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 77.97%；占682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总数的84.65%；占三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干部总数的69.82%和82.25%。

西藏各族妇女获得平等政治和社会地位。为了保护西藏各族妇女的平等权利，西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西藏实际出发，先后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等10多部与保护妇女权益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以明确的法律形式切实保障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享有同等权利。据统计，西藏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代表占人大代表总数的22%，全区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1.44%，并出现了众多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女法官、女检察官、女警官、女律师、女企业家、女科技工作者等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者。

（二）发展权利

旧西藏，农奴主占有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广大农奴和奴隶连最低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过着食不裹腹、衣不遮体、屋不蔽雨的生活。昌都县城关镇生格村普通群众旺加说：“60年前，我们生格村有9户差巴60人，每年支付乌拉、牛差、向寺庙交税就折合六千多银元。19户堆穷一年产粮3900斗，90％多都被领主剥削去了。另有15户农奴因为被剥削压迫而破产，到处流浪讨饭。我们家里也没有房子、土地和牲畜。从我记事起，穿的衣服是补丁加补丁，身上虱子多得很，到哪里都光着脚。我还记得，为了生存吃过很多领主酿制青稞酒剩下的酒糟，而现在酒糟都是用来喂牛喂猪的，我们那时的生活真是牛马不如。”和平解放60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藏各族人民过上了殷实富裕的生活，享受到了在旧西藏“想也不敢想”的全面发展的权利。

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平解放60年来，中央和自治区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大力发展生产，促进群众增收，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过上了基本小康的幸福生活。全区人均生产总值由1959年的142元提高到2010年的17319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138.71元，连续8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是有统计记载1978年的23.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980元。人均占有粮油由 1959年的148.94公斤和2.12公斤提高到2010年的314公斤和20公斤，人均占有肉、奶达到87.64公斤和100.76公斤，是1978年的3.3倍和1.9倍。汽车、摩托车、电视机、收音机、洗衣机、照相机、移动电话等现代交通工具、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已经普及到广大群众中。

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解放60年来，群众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人均住房面积由和平解放初期不足3平方米增加到2009年的33.83平方米。特别是200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大力实施以游牧民定居、扶贫搬迁和农房改造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并以此为突破口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牧民居住环境和农牧区基础设施条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截至2010年，全区累计投资170亿元，完成了27.48万户、140万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安居工程内涵不断丰富，水、电、路、气、通讯、广播电视、邮政和优美环境等“八到农家”工程整体推进，农牧区153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220个乡98.26万人的用电问题得到解决，实现了99.4%乡乡通宽带网络、85.7%乡镇通邮、99.7%乡镇通公路，基本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电话、通广播电视，13.5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能源。围绕实施农家书屋、综合文化体育设施、村级广播文化资源信息共享、流动电影服务、村卫生室医疗设备完善、太阳能公共照明、村庄道路建设、农村垃圾污水整治、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村庄绿化美化工程等10项工程，全区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工作全面展开。农牧民群众依托安居工程建设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走上致富路的例子比比皆是，安居工程建设已成为驱动农牧民致富奔小康的车轮子。实践充分证明，实施以安居乐业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是一项民心工程，受到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就业得到有效保障。党和政府把就业再就业工作作为关系民生之本的大事，以高校毕业生、农牧区富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的就业工作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不断强化就业服务，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积极开展就业援助活动，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十一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10.1万人，比“十五”时期增加34.2%。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平均达87.9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实现了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目标。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各项政策，积极支持农牧民工返乡创业；大力兴办农牧民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促进农牧区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工劳动技能。“十一五”期间，实现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371万人次。目前，全区共有公共职业介绍机构9家、民办职业介绍机构14家、劳务派遣机构10家，初步形成了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主、民办职业介绍和劳务派遣机构为补充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三）社会权利

旧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更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权利。比如县香曲乡恰如村老党员索南旺堆说：“我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在旧西藏，人民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人权，三大领主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农奴深受领主的奴役和苛捐杂税的剥削，几乎生活在死亡的边缘。和平解放后，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有了自己的耕地、牛羊、草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一系列富民惠民政策指引下，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用上了现代化的家电，孩子 能上学，看病也方便，基础设施大大改善，这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各族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充分享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权利。

受教育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率高达95%。和平解放60年来，党和政府充分保障各族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国家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在全国率先对西藏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从1985年起，对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和助学金制度并逐步调整完善。2011年，“三包”政策及助学金制度已涵盖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阶段所有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女，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2000元。全区73个县（市、区）全部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为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快速发展，1985年以来，在内地20个省市开办西藏班（校），办班层次涵盖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和普通高等教育，目前，在校生规模近2万人，已为西藏输送中专以上毕业生2万余名。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首位物理学博士洛桑、首位外科医学博士格桑顿珠等一大批藏族高学历优秀专业人才脱颖而出。

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基本建立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其它救助、救济和社会帮扶为补充，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相适应，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截至2010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2亿多元，用于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实现了由农牧 民互助共济向财政保障为主的转变，五保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0元。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运行，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0年，全区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85.73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9.6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3.5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15.1万人、失业保险10.31万人、工伤保险8.46万人、生育保险14.7万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97亿元，待遇支出合计15.22亿元。“十一五”以来，我区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累计投入超过11亿元建设廉租住房1.08万套，累计投入超过31亿元建设周转住房2.65万套，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干部职工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医疗保障惠及千家万户。和平解放以来，国家一直对西藏农牧民实行特殊的免费医疗政策。全区建立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全区100%的农牧民享有农牧区医疗制度保障，农牧民免费医疗经费水平由2005年的年人均80元，提高到2010年的180元。城镇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自治区级统筹，城镇企业参保人员医疗费报销最高限额达到22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最高支付限额达13万元。农牧区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医疗救助由点到面全面展开，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救助标准最高额度达到6万元。截至2010年，全区累计救助城乡医疗对象55442人（次），兑现医疗救助资金7320.65万元。妇女儿童健康得到了 高度重视。自治区和7地（市）建立了妇幼保健医院，47个县建立了妇幼保健站，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比和平解放前下降95.3%和94.2%。

（四）文化权利

旧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根本谈不上享受文化的权利。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后，西藏各族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真正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建设者和享有者。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

充分享有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和平解放60年来，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所有农牧区小学实行藏汉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实行用藏语和汉语授课，并坚持在内地西藏中学开设藏语文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各级政府包括政府所属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和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各单位的公章、证件、标识以及机关、厂矿、学校等公共场所的标牌和街道、交通路标等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西藏日报》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均开办了藏文版、藏语频率频道。目前全区共有公开发行的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人民日报》、《西藏日报》藏文版免费赠阅、进村入寺，藏语广播每天达21小时15分钟，西藏卫视藏文频道实现24小时播出。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化处理，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得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县乡村文化馆（站、室）、农牧区电影放映、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推进广播影视、图书报刊、文艺文化进农牧区、进学校、进企业，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截至2010年，全区共建成群众艺术馆8座、公共图书馆4座、县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74座、乡镇综合文化站149座、农家书屋2000座。全区共有县民间艺术团19支，各类业余文艺演出队近600支。广播电视“户户通”已覆盖到38.19万户农牧民家庭。电影放映覆盖到98%的行政村，农牧民群众平均每月可以看到1.64场电影。

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开展。全区共有19个县级民间艺术团、500余个基层业余文艺演出队和藏戏演出队。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艺术节、山南雅砻艺术节、林芝杜鹃花艺术节、昌都康巴艺术节、那曲恰青赛马节、阿里象雄文化艺术节等一批传统的民族文化节庆成为地域性民族文化品牌，极大地带动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全区逐渐形成了农牧区文化、乡镇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军警营文化以及少儿文化和老年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城乡群众体育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实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417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930个、“雪炭工程”和“民康工程”等35个，创建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23个、国家级青少年户外营地1个、国家级社区体育俱乐部4个，全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25%。

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国家对各种宗教和各个教派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信教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求。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先后有48名僧人获得格西拉然巴学位，19名僧人获得拓然巴学位。西藏佛学院将正式建成并招收学员。**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充分尊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陆续恢复了各教派各类型宗教节日40余个。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雪顿节等各种宗教和传统节日。

四、珍贵的经验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西藏各族人民从伟大的历史变革中认识了党、选择了党，从新旧西藏的巨大对比中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西藏各族人民的贴心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领路人。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提供强大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阔步前进。

（三）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从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到社会主义制度，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历史选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只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西藏才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实现更好更快更大发展，西藏各族人民才能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过上幸福生活、实现全面发展。

（四）必须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发展和完善，充分发挥和调动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国家主权、人民当家作主和西藏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是西藏各族人民依法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制度保证。只有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项权利，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五）必须始终坚持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在西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顺应潮流、符合民心，有力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局势稳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西藏工作的总纲，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西藏实际和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只有始终坚持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西藏工作主题，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才能团结凝聚全区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六）必须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关键。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准确把握了我区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西藏的具体运用。只有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统一，西藏各族人民才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七）必须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深入揭批**集团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

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坚决反对**集团的一切分裂破坏活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是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本前提。只有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坚决打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倒退的人民战争。

（八）必须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在西藏执政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为西藏各族人民谋解放、谋发展、谋幸福的历史。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思路上突出关注民生，在资金投入上重点保障民生，在产业规划上着力带动民生，在项目建设上优先改善民生，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各族群众更加心向党心向祖国心向社会主义。

（九）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

和平解放6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始终是推动西藏发展的不竭动力，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是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力量。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离不开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也

离不开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只有始终坚持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化为强大动力，进一步激发全区各族人民以主人翁姿态投入到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历经60年沧桑巨变所积累的这些宝贵经验，凝结着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凝结着一代又一代扎根雪域、奉献高原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凝结着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共同信念。这些经验弥足珍贵，是指引我们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五、美好的未来

回顾60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岁月，我们为西藏的跨越发展和辉煌成就无限感慨、无比自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启了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新征程，吹响了到2020年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号角，明确提出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要更加注重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更加注重保护高原生态环境，更加注重扩大同内地的交流合作，更加注重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34 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统一，使西藏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明确提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到2020年的主要目标是，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十二五”规划描绘了我区未来五年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跨越式发展势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民族团结和谐，社会持续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经济保持跨越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以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以上；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用电人口基本实现全覆盖；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水平持续下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社会保持持续稳定，各民族大团结不断巩固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以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实施“十二五”

规划为标志，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新的起点出发，我区将进入推动特色产业大发展、基础设施大建设的新阶段，进入民生大改善、文化大繁荣、生态环境大保护的新时代，进入自我发展能力大提高、社会局势大稳定的新时期。西藏未来的美好前景，极大地鼓舞着全区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信心和斗志。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大好形势、十分珍惜历史经验、十分珍惜宝贵机遇，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为圆满完成“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全面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第三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１日发表《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二、和平解放６０年的发展历程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结束语

前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实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回顾总结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全面展示新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用事实揭穿**集团散布的种种谎言，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了解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的历史真相，让世人真实感受和认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疆域和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作为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考古、学术研究表明，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１３世纪，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权力，驻军戍边，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户籍等。明袭元制，实施多封众建，贡市羁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皇帝于１６５３年、１７１３年分别册封五世**喇嘛、五世**喇嘛，自此正式确定**喇嘛、**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１７２７年，清廷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１７５１年，清王朝正式任命七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废除郡王掌政制度，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地方政府。１７９３年，清廷在驱除廓尔喀入侵势力之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喇嘛等大**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批准。清朝此后的五位**喇嘛有三位经由“金瓶掣签”认定，有两位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于金瓶掣签。清朝皇帝还曾于１７０６年革除六世**仓央嘉措的名号，并于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１０年先后两次革除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７月１７日，民国政府设蒙藏事务局，隶属国务院，管理蒙藏事务。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继位的。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

（二）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

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侵略势力趁机染指西藏。英军先后于１８８８年、１９０３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因遭到西藏军民的抵抗而失败。在靠武装侵略没能达到将西藏变为殖民地的目的后，帝国主义开始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煽动“西藏独立”。１９０７年８月３１日，英俄帝国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１９１３年，英帝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英国代表于是提出所谓“折衷”方案，企图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１９１４年７月，中国政府代表奉命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同时将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破产而告终。１９４２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因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改变原议。

１９４７年，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经中国代表团严正交涉，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所谓的“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１９４９年底，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进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侵略者炮制出来的，是西方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领土阴谋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达１００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完全胜利。１９４９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在概述列强百年来侵略西藏的过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十世**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１２月２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１９５０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在酝酿和探索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考虑到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有利于维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一事，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１９５０年间，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以争取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２月１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喇嘛和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的书信等赴藏联络。３月底，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组织下，与西藏政教界有着良好关系的汉族高僧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７月间，以塔尔寺当才**为团长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从西宁出发。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向**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７月１０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一行十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藏劝和征程。然而，这一系列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劝和人员被驱赶或软禁，有的代表团被分解，格达**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极力扩充藏军，并以其主力７个代本（相当于团）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昌都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１０月６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南北两线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１０月１９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础上，昌都地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团应速来京”。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占据上风，主张亲帝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喇嘛于１１月１７日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十四世**喇嘛移居西藏亚东，一面对我进行观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代表团分作两路启程，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７日齐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即，中央人民政府组成谈判代表团，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和平谈判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时，给每位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证书外面注明了西藏全权代表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谈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问题。正如阿沛回忆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代表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是谈判的基础。“十大政策”主要内容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经济和文化教育，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等。在谈判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强调不能接受“十大政策”中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并没有勉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他们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提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就没有理由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同时，充分考虑到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经济落后、资源贫瘠，供给人民解放军有很大困难的问题，中央政府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的保证。双方最终协商确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第三，**喇嘛和**额尔德尼之间的团结问题，是谈判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挑唆，九世**喇嘛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与十三世**喇嘛发生不和，被迫从西藏出走内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返回西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十世**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继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谈判之初，并不承认十世**的合法地位。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向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展示了原国民党政府批准认定十世**为九世**转世灵童的全部公文，以及由**喇嘛方面代表参加的十世**在塔尔寺坐床继位时的照片。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最终承认了十世**的合法地位。谈判期间正值“五一”劳动节，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十世**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观礼，阿沛·阿旺晋美与十世**进行了友好会面，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第四，协议在相互尊重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大部分条款是关于西藏内部关系和内部事宜的处理。在这些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也提出了若干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对正确的部分加以采纳和研究综合，并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达根据切身经历谈道：“我作为译仓派出的僧官，在谈判过程中对宗教信仰、寺庙收入等提的建议较多，中央大都采纳了。”谈判一开始就搞了汉、藏两种协议文本，每一次修改两种文本都同步进行，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同意。谈判结束后，汉、藏两个文本同时产生，并在签订后予以一并公布。

西藏地方政府全体谈判代表作为全权代表，在正式谈判前协商立下如下工作原则：“能做主的问题就立即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向亚东报告”；来不及请示时，“作为全权代表可以先定下来，再向**喇嘛报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向**喇嘛和噶厦的请示渠道始终通畅，就哪些问题请示由他们内部协商确定。谈判开始不久，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问题，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通过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带来的密码机向在亚东的**喇嘛和噶厦发了电报，说明谈判中其他方面问题都不大，就是如不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守卫国家边疆，谈判恐怕谈不成。其间，他们还在与**的关系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在２０多天的谈判中，虽然双方代表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和不同意见，但始终是在友好真诚、充分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最终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在协议签订仪式上，双方代表在协议文本上签名，并加盖了个人图章，以示郑重。

为了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谈判中签订了两个协议附件。其一是《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进藏部队的具体数量、驻军部署及供给等有关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具体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属于军事机密，因而不能写在需要公布的协议中，于是就有了签订这一附件的必要。其二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声明》。对于协议，如果**喇嘛予以承认，并返回拉萨，则和平解放西藏顺理成章。如果**喇嘛因某种情况暂不返回拉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提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喇嘛在执行协议的第一年内，因某种需要可以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对此，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但如果将这一内容写在协议里，则可能引起各种议论。双方就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作出预防性规定，签订了该附件。这两个附件是属于协议实施细则和对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

第五，协议得到**喇嘛和西藏僧俗人民的一致拥护。阿沛·阿旺晋美从北京回到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于９月２６至２９日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军官等３００多人的“官员大会”，通过了向**喇嘛的呈文：“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以伦比，理当遵照执行。”１０月２４日，**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该电文全文为：“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１９５１年４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喇嘛，感谢他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二、和平解放60年的发展历程

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后的60年里，西藏历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一)落实《十七条协议》，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开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崭新征程

——进军西藏，巩固边防。按照《十七条协议》及附件一的规定，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以十八军为主的各路进藏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抵)太昭、江孜、日喀则、山南隆子宗、亚东、察隅、改则等国防重镇，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结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

——统一处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务。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具体办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取消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5年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56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了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中尼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发展。至此，完全实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

——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军需民用。中央政府作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及“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等指示，提出“保障军需，兼顾民用”，“统一采购，紧缩开支”等一系列财经政策。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首先从羊毛出口贸易着手，解决军需民用问题。中央政府拨款400亿元(旧币)，以高于出口印度市场的价格，收购西藏积压的羊毛，打击了上层反动集团囤积居奇，挑拨、破坏藏汉关系的图谋，上层人士为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体会到中央政府是切实维护藏族人民利益的，在经济上逐渐减少了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和联系，积极向中央政府靠拢。

——开展统战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1952年4月，十世**额尔德尼及**行辕人员自青海返回拉萨，实现了**与**的友好会晤。西藏工委不间断地进行工作，解决了**与**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1953年，十四世**和十世**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功德林**被选为副会长。1956年9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1954年9月，十四世**、十世**联袂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体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与此同时，组织参观团或观礼团到内地参观、访问，自1952年至1957年间组织了13批1000多人次到内地参观、访问，其成员不断扩大，包括从拉萨直至西藏各地区的上层僧俗官员、寺庙喇嘛、青年和妇女，增进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和各民族的团结。

——积极开展现代化建设，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和中央的政策，修建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兴修水利，建设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灾活动，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和进步的新气象，在西藏各阶层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启了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西藏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西藏与全国共同前进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和社会生产力，完成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民主改革之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广大农奴和奴隶不仅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的剥削，而且遭受着世所罕见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挣扎在死亡线上。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等待和劝说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予充分的时间。但是，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为此，他们蓄意违反《十七条协议》，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实现了翻身解放，有效地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据统计，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280多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到1960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时，西藏的粮食生产量比1959年增长12.6％，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17.7％，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9.9％。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建政的过程。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西藏各级权力机关和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通过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型经济

20世纪80年代，西藏与全国一样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1980年和1984年，中央先后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制订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进了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从1984年起，由国家投资、全国九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等一批项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支援，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经济，提高了西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根据新的形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快西藏发展，维护局势稳定

**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实施武装袭扰。1964年，国务院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职务的决定》，指出“**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西藏实行改革开放后，**集团更是加紧进行渗透破坏，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组织策划拉萨骚乱。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于1989年提出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对统一思想、促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持力度，全面推进西藏的发展，促进西藏的稳定。199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安排60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市和17户中央企业，从人力、财物、技术、管理等方面对口支援西藏，对口援藏范围覆盖到西藏所有地市和73个县(市、区)。特别是1994年确定的62项援藏工程和2001年确定的117项援藏工程的全面完成，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排除**集团的干扰破坏，圆满完成十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批准认定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额尔德尼，坚决开展对**分裂集团的斗争，维护了西藏的局势稳定。

(六)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保障和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央政府于2006年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40条优惠政策，确定了西藏“十一五”建设项目180个(实际完成188个)，推动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成效明显，青藏铁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成并发挥良好效益，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藏自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依法平息拉萨“3·14”事件，坚决防范和打击**集团分裂西藏活动，深入开展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民族团结不断加强。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良好的指导思想，对西藏的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西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态势。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和平解放6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由封闭贫穷落后到开放富裕文明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政治建设成就斐然，社会制度实现历史跨越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仅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且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权利。在2007年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地(市)、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参选率达到96.4％。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000多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藏族公民12名，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西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还通过参与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现有多名西藏民族、宗教界人士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于1959年成立以来，历届委员中的绝大多数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

民族区域自治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279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人民司法、医疗卫生、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已建立起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骨干的地方性自治法规体系，为维护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制建设成果具有鲜明的西藏地方特点，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立法条例》、《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等。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是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是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的骨干力量。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均是藏族公民。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70.3％，其中县乡两级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1.6％。目前，西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4万人，少数民族技术人员占76.8％左右。

(二)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

和平解放前，西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根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了许多特殊优惠政策，涉及金融、财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农牧业和农牧区、环保、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并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央财政没有从西藏拿走一分钱，反而不断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1952－2010年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达3000亿元，年均增长22.4％。60年来，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超过1600多亿元，在不同时期相继安排了43项、62项、117项、188项等一大批关系西藏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建成了公路、铁路、机场、通信、能源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1994－201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6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4393个，总投资133亿元，共选派4742名优秀干部支援西藏。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国各地支援下，西藏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据统计，1959－2010年，西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51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5％以上，其中1994－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2643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0％以上。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29亿元，2010年达到507.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1.8倍，年均增长8.3％。其中，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8年达到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达12％。“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三大台阶。2010年，西藏自治区人均生产总值为17319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36.65亿元，连续8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采矿、建材、化工、制药、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0.01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61亿元，年均增长14.1％。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甲玛铜多金属矿正式投产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拉萨青稞啤酒、5100矿泉水、甘露藏药等一批特色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旅游业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接待游客685.1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71.4亿元，正向着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发展。

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已形成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兴能源体系。2010年，西藏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97.4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达到82％以上。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开工建设，即将结束西藏电力孤网运行的历史。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现在已初步建立起以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为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西藏所有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82万公里。墨脱公路嘎隆拉隧道胜利贯通，即将结束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的历史。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拉萨贡嘎机场助航灯光工程投入使用，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建成通航，结束了西藏无夜航和支线航空单一的历史。目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机场布局，开通了22条国际国内航线。旧西藏通讯是人背畜驮、驿站式传递，今天，西藏已迈入信息化时代，建立起以光缆、卫星、网络为骨干的现代通讯网络体系，基本实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

旧西藏农牧业基本靠天吃饭、靠天养畜，如今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西藏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59年的1.2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8.13亿元，年均增长4.8％。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18.29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2万吨；粮食平均亩产量由1959年的91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357.4公斤；年末牲畜存栏数由1959年的956万头(只、匹)增加到2010年的2321万头(只、匹)。

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60年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51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方米；2010年末，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4.72平方米。2006年开始，西藏实施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后使27.48万户、140.21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新房，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24平方米，实现了让全区所有住房条件较差的农牧民住上安居新房的目标。同时，西藏整体推进农牧区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和优美环境综合建设，农牧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乡镇通邮率、乡镇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公路率分别达到85.7％、99.7％、81.2％，累计解决153.2万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91.2％。201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38.7元，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4980元。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西藏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73.45台、移动电话52.64部、生活用汽车3.98辆，其中拉萨市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63台、移动电话182部、家用轿车32辆。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进入到人民群

(三)社会建设全面进步，各项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寺院垄断着教育，仅有极少数僧官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是贵族子弟，广大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现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1951年至2010年，国家累计投入西藏教育经费407.3亿元，有力地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如今，西藏已经建立起一个涵盖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2010年，西藏拥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6所，各级中学122所，小学872所，各类在校学生达50多万人。内地西藏班在校生总数2万余人；在内地12省市42所学校开办中职班。目前，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入学率、高中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2％、98.2％、60.1％和23.4％，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国家对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涵盖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目前，“三包”经费年补助标准达到2000元。科技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2010年，西藏共有各类独立科研院所34所、民营科研机构9所、农牧技术推广机构140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2107人，完成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科技项目3253项。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其中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对农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健全。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医人员不足百人。2010年末，西藏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352个，床位8838张，卫生技术人员9983人。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全面建立，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建立起来，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孕产妇死亡率由1959年的5000／10万人下降到174.78／10万人，婴幼儿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前的430‰下降到20.69‰，人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高到67岁。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100万增加到现在的300.2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71.64万人，占90.48％。

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险为主体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自2009年11月开展新农保工作以来，截至2010年底，73个县(市、区)全部纳入新农保试点范围，累计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农牧区居民发放基础养老金7631.55万元；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每月2439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5.1％。2010年医疗费最高报销额度达到13万元，是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0元的8.7倍。参加社会保险总人数达到166.23万人，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17.32亿元。城镇就业总人数达到52.7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1％。

(四)文化建设空前繁荣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受到法律保障，藏文已成为国家第一个具有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文字编码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国家累计投入14.5亿元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文物古迹进行维修保护。西藏的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藏戏等76个文化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53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藏戏和“格萨尔”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独具特色的藏医藏药走向世界，藏学研究事业空前繁荣。

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2010年，西藏已有广播电台4座、电视台5座，中波广播转播台27座，县级广播电视转播台68座，乡(镇)村级广播电视收转站9371座。西藏建成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中国西藏藏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38万多户农牧民群众通过直播卫星可以收听收看到55套数字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0.28％和91.4％。目前，西藏公开发行的报刊种类已达58种，已累计出版各类藏汉文图书1.2万多种、2.5亿多册。

西藏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业余文艺演出队和藏戏表演队500多个，县级民间艺术团19个。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艺术节、那曲恰青赛马节等一大批群众性文化传统节庆得到继承和创新。西藏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县乡村文化馆(站)等文化惠民工程，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和县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全覆盖，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时代特点、突出时代特征的文化精品，文艺作品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藏传佛教特有的**转世的传承方式得到充分尊重，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传统活动，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

(五)生态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环境保护全面加强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和平解放前，西藏根本谈不上宏观生态建设和综合环境保护。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特别是2002年中央决定建设160个重点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十五”期间，国家投入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达32.43亿元，“十一五”期间达到101.62亿元，是“十五”期间的3倍多。西藏自治区人大和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法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30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如《土地管理法》、《水法》、《草原法》等。同时，积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大力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西藏在全国率先启动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农村薪柴替代工程，15万户农牧民用上清洁的沼气能源。目前，西藏已建立21个生态功能保护区、7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地质公园、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47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占西藏土地面积的34.5％，居全国之首。森林覆盖率由和平解放时的不足1％提升到11.91％，保护湿地600余万公顷。据最新环境公报显示，西藏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基本没有受到污染，西藏基本保持了较为自然的原生状态，是世界自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西藏已经初步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2009年3月2日，中央政府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投入资金155亿元，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结束语

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短短60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和平解放60年的历史证明，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西藏的发展进步与祖国息息相关，祖国的命运直接影响到西藏的前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和特殊关怀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并通过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由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步步地向现代化迈进。可以说，西藏60年的发展进步是与祖国的统一、发展和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分不开的。没有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就没有西藏社会的新生和发展。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国家发展和西藏的实际出发，确立了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西藏的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出喜人的局面。我们相信，有过去60年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有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西藏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四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感想

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势力，永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和完全统一，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旧西藏，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占有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主宰着农奴和奴隶的身家性命；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基本没有生产资料，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西藏社会内部教派林立，隔阂深重，纷争不断，民不聊生。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干部在西藏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我们党以极大的诚意和热情推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西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以极大的克制和忍耐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的觉醒，并对民主改革的时间一推再推。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与各民族感情日渐加深。祖国大家庭的团结统一，是事业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保证。

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砸碎旧制度、创建新社会，改天换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扬眉吐气，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政治制度实现历史跨越。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彻底废除了统治西藏数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劳动人民永远摆脱了被统治遭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经济建设成就辉煌。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针对西藏民生凋敝的状况，党中央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建设，推动西藏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文化建设繁荣昌盛。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后，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了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改变西藏落后面貌要靠发展，改善各族人民生活要靠发展，在反分裂斗争中掌握主动、巩固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样要靠发展。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总体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各族人民之心愿，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第五篇：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谱写长治久安新篇章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西藏的和平解放，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创造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条件，是西藏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转折，是西藏各族人民获得新生的历史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康庄大道，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和平解放60年来，在古老而神奇的西藏大地上创

造出经济社会发展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奇迹。经过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实现了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人，彻底摆脱了被统治遭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充分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区国内生产总值507.46亿元，是1959年民主改革之初的83.3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138.7元，比1959年增长118倍。综合交通和能源体系建设成效明显，特别是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为西藏人民铺设了奔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幸福大道。文化事业大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覆盖城乡的免费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率先实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全覆盖。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时的35.5岁提高到了67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民族团结日益巩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如同盛开的格桑花，灿烂艳丽，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

纵观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党的坚强领导为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根本保证。党中央先后召开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保障西藏长治久安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忠实代表和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和发挥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是确保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前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全国人民对西藏无私援助，形成了以平等为基石、以团结为主线、以互助为保障、以和谐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一次又一次挫败了**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维护了西藏的稳定、祖国的统一、国家的安全。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西藏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迈向实现“十二五”宏伟蓝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西藏各族人民创造和谐安康生活的强烈愿望，使西藏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为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的关系，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西藏和平解放60年的成就无比辉煌，雪域高原的未来更加美好。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开创西藏工作新局面，为建设一个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谱写新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