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仁取义以修身——读《子鱼论战》有感（合集五篇）

第一篇：破仁取义以修身——读《子鱼论战》有感

破仁取义以修身

——读《子鱼论战》有感

宋国，周朝的三恪之一，爵位居周朝诸侯国之首。宋国是商朝后裔，武王时，封纣王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周公改封武庚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微子启立国号为宋。商丘地处中原之东，鲁之西南，卫陈之东，三国都是姬姓贵族，一直看宋国不爽。而南方则是强大的楚国，宋国的发展一直各方势力的钳制。

宋国从微子启之后，内部纷争不断，内斗一直持续到宋襄公父亲宋桓公执政后才停止，宋国才趋于稳定。宋桓公去世后，宋襄公即位。在宋桓公病重时，宋襄公曾要求让位于哥哥子鱼，被宋桓公拒绝。正是宋襄公的让位之举，赢得了宋国内外的广泛赞赏。加上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的举动将宋襄公推向了一个道德的高峰。

宋国的爵位是“公”，而公爵则是周朝的最高爵位，但这并不就是意味着宋国是一个大国，宋襄公就是一个大国的国君。《周书·夏官司马篇》中有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而宋国属公国，是十二诸侯国中的唯一公爵国，应属大国编制三军。事实上，宋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是很强大。子鱼一再强调宋国为小国，劝诫宋襄公不要做亡国之举。楚人伐宋以救郑(1)。宋公将战。大司马(2)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宋国伐郑，是纠合“宋、卫、许、腾”四国之力，由此可见宋国军事力量并不强大，宋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春秋五霸的说法有好几种，其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郑庄公、宋襄公”说法比较客观，而《史记》中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不够严谨，因为在阖闾和勾践之前就已有“春秋五霸”的说法。宋襄公的称霸紧跟齐桓公之后，是继齐桓公后的第二个霸主。不过宋襄公的霸主身份，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争议，如《史记》中的“春秋五霸”就没有宋襄公。

春秋时，“霸主”还没有我们现在“雄浑壮阔”的意思，只是众诸侯盟主的意思。齐桓公的称霸便是率领诸侯联盟北抗戎狄、南驱荆楚。而后宋襄公效仿齐桓公试图成立一个诸侯联盟，而由自己担任盟主。当时的诸侯国佩服于宋襄公的仁义精神，加之宋国为公爵国，也就同意由宋国牵头组建新一代的诸侯联盟。事实上，当时秦晋两国闹饥荒，齐国则内部纷争不断无力插手联盟之事，而南面楚国一直对中原各国虎视眈眈。因此众诸侯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才同意宋国牵头成立联盟，不过事实上宋襄公也没能真正成为盟主。

鹿上之盟上，宋襄公独立专行，自作主张。未经齐、楚两大国同意，就自作多情地以盟主身份敲定秋天盂地举行下一次盟会。而后盂地之盟上，宋襄公被楚国随便糊弄了一个理由就被擒走。在子鱼设法救回后，仍不思悔改，执意称霸。

历史上，宋襄公被冠以“仁义”之名，经常用来当做仁义的反面教材。仁义是仁爱和正义的简称，孔颖达在注疏《礼记》时解释“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而在之后，人们常常连用“仁义”二字，“仁义”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手段。修行“仁义”的境界有三种，一：“尊若圣明，得其神采”；二：“登堂入室，仁义至上”；三：“通达明澈，别有天地”。三种“仁义”境界，代表了三个不同“深度、广度、宽度”的世界。宋襄公的仁义，依旧停留在第一种境界，还只是浮流于表面的仁义。宋襄公的仁义是功利心的仁义，将仁义奉若神明。宋襄公的仁义是呆蠢的仁义，以为仁义可以为他带来一切。仁义的确是治国的良策，但统治者需认清仁与义的施用对象。而宋襄公被当做仁义反面教材的原因，就是没有认清仁义的对象。古人治国，讲究“外仁里义”。“仁”是对外的，“义”才是向里的。对外施展“仁”时，因考虑是否会动摇己方的利益，再综合分析是否施展仁义。宋襄公的仁义恰似飞蛾扑火，只知道追求内心的梦想，不知道理性思考，理性决断。仁义作为一种道德精神，本质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而不是引导人们走向灭亡。宋襄公心中的仁义，是被神化了的仁义，是非理性的仁义。宋襄公溃败回国后，宋国百姓都指责宋襄公。宋襄公与之争论，意图开脱自己。辩解虽然自己失败了，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仁义的，是符合道义的。古语有云，“慈不掌兵。”军事讲求是杀伐果断，以己方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宋襄公讲求仁义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没有认清宏观大局，没能把握好分寸。就好像宋襄公已经到了“仁者无敌”的心境，但却没能拥有傲视天下的实力。在《周朝秘辛》中子鱼有一番论述，劝诫宋襄公停止亡国之举。“宋有三不可霸：邦微土薄，兵少粮稀一也；文无管仲、宁威之畴，武无隰朋、高奚之辈，况威德不著，诸侯不从二也；近岁本国有陨星为石，六鹢返飞，此又未有不祥之兆三也。正是宋襄公的草莽行事以卵击石，致使宋国在泓水之战后迅速沦丧为二流国家，而后被齐国吞灭。

古今中外，配得上仁义之君的不多，尤其裁断合宜更是少之又少。真正能以仁义处身立世往往是道僧侠士，而统治者中能称得上仁义的不多。学仁义之礼，行仁义之事，通仁义之道。三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行仁义之事必须得有实力作保证，否则仁义之事只能成为一个自不量力的笑料。仁义是道德的一个高度，不是每个人都要运用的资本，强行用之只会给自己的他人带来横祸。做人应当谨慎处事，小心经营，而不该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古往今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发生过好多，而一脉相传为人熟知的却不多。

《项羽本纪》中记载，垓下之战后，只剩项羽等十几人凄惨逃至乌江边。在熟悉的楚歌声中刎剑自杀，后一代霸王就此殒命，而尸首经一番相蹂践争被五人分割，这五人中一郎中骑杨喜后被封为赤泉侯。此后杨家经久不衰，如杨喜有八世孙杨震为东汉名臣，十世孙杨修更是世人皆知。此后三征高句丽、开通京杭大运河的杨广则是杨震的十五世孙。一个家族能够繁荣昌盛如此之久，背后肯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背景。而在如此深厚的底蕴的熏陶下，依旧不可避免地不断出现着“好大喜功”的现象，说明是人们必须正视并且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急功近利。

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不难，难就难在能否认清形势把握大局，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往前走。在面对烦恼与挫折时，我们应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只有思考并正视困难，以减少其对我们前进之路的困扰，这样我们就能避免宋襄公的悲剧，才能做到裁断合宜而后行想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