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图终于把课程设计与课程开发的区别说明白了

第一篇：七张图终于把课程设计与课程开发的区别说明白了

七张图终于把课程设计与课程开发的区别说明白了

课程设计与开发是培训领域中的核心技术，南哥在项目交流中发现对于这两种关键技术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也导致了企业在采购相关培训的时候，经常将培训目标搞错，那么到底什么是课程设计，什么是课程开发呢?南哥借由7张图与大家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课程设计的重点在于设计课程目标，也就是说在课程之后，学员应该有怎样的具体行为转变，课程开发就是按照课程设计说明及要求完成课件制作的过程!

课程设计的过程就是设计施工蓝图的过程，按照蓝图用5号钢筋，6号水泥将大楼盖起来的过程!

课程设计关注的是外界刺激对学员注意力水平的影响并编排好教学顺序，课程开发主要关注大脑对接受的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构建知识。

课程设计输出的是课程效果图+课程大纲;课程开发的具体课件:讲师手册、学员手册、演示文稿、讲师多媒体包(PS:课程效果图示例摘自学习路径图)

课程设计的典型工作任务是：定义课后的行为目标，基于学习的难度、知识点的特点及成人学习规律编排合理的教学顺序，然后基于成人注意力曲线规律及课程设计原则排列教学顺序，最后绘制课程心电图并撰写教学大纲;而课程开发的典型任务则是上图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开发教学事件、设计认知过程、开发课程学习材料、开发评价材料。

课程设计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以及标准性的东西，他对整个培训质量的贡献约占70%，而课程开发是一个执行与实现的过程，他对学习结果的影响约30%。

课程设计的核心学科领域是行为心理学，而课程开发则更关注认知心理学，对于培训师以及课程设计师而言，这两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是需要深入学习的。具体可以参考《加涅的教学设计原理》以及《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以及皮连生的《学习心理学》三本书籍!

第二篇：终于有人把爱国贼说明白了,爱国无罪,奈何成了贼!

终于有人把爱国贼说明白了，爱国无罪，奈何成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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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0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史书上一般都以“庚子国变”，或“庚子国难”笼统概括。而所有这些事件，都与一群在历史长河中本无足轻重，却被历史之手诡异推上前台，至今仍被史书定义为“反帝、爱国者”的群氓有关。他们被称作“义和团”。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山东、直隶等地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据说能刀枪不入的“红灯照”和“黑灯照”（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教民的血腥味。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黑社会”一样的抱团仇教，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1890年代，所有山东巡抚上给朝廷的奏折都强调，只是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爱国”完全无关。朱红灯、曹福田这些义和团首领，骨子里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的口号，不过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说：“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本国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也未指向铁路和电报。” 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决不会置之不理；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他们也不感兴趣。所以那个阶段，义和团的打砸抢对象，几乎全是与他们自己一样弱势的贫苦中国人，区别只在于，对方“入教”了。这种“理性”确实带来了好处：在1900年战争爆发以前的数年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当袁世凯1899年底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本省义和团时，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毕竟只是屁民之间的争斗，并不威胁统治。直到有一天，光绪与慈禧的权力之争白热化，义和团这个奇葩才鬼使神差登上了历史舞台：老佛爷看上了这群暴民（“拳民可用”），并“御赐”了“爱国无罪”的绚丽外衣，开始奉旨“全面排外”和打砸抢。自此，中国历史开始走上一条极其吊诡、扭曲的曲线，最终的巨大代价与成本，则由这个民族背负了一百年之久，迄今或仍未卸去。▌

二、作为一个极懂权谋的政客，慈禧本身也并不“排外”，但如果涉及权斗，则一切都可以改变。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但东南各督抚都表示反对，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也明确反对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康、梁等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历史上的“己亥建储”争议，而慈禧拿躲在使馆区的康梁没有办法。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反洋教”的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这群人，愚昧、无知、暴戾，但畏上如虎，招之即来，弃之不惜。在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有围剿义和团之意后，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继续他们的打砸抢活动。直隶总督裕禄认为拳民乃“恃众戕官之乱贼”，应严行剿捕，以免致巨患。然而慈禧不允，裕禄逢迎上意，改变态度，招拳民“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宾之礼，并向清廷保荐拳民可用，时义和团大批人马在涿洲、保定一带拆铁路、毁电报，局势严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间，竟有十万之众入京，太后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拳民出入宫禁，横行无忌，大肆烧杀，北京陷入疯狂混乱中。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群“爱国者”都只是假“爱国”之名，名为攻击洋人洋教，实则打砸砍杀的对象，其实都是比自己更弱势的同胞。当时的书籍这样记载义和团进京后的暴行：

1、“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2、“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3、“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 而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在对阵“洋人”时几乎一无用处。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守卫，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最为滑稽和讽刺的一幕是，辛丑国耻后，为了与列强议和，慈禧选择了抛弃这些打砸抢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躲避朝廷的惩罚，转而又纷纷入教，去寻找“洋人”的保护。▌

三、尽管“斗地主”的矛头其实是指向了本国民众，真正攻击“洋人”的只是少数案例，但这种公开指名道姓要“杀洋人”的玩法，还是让列强不寒而栗。尤其在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使领馆集中的京津地区，开始攻击使领馆后，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亲历了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普特南·威尔这样形容1900年6月14日的恐怖：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手执枪刀，身束红布，由城外群冲涌入京城，一时齐声呐喊，声震云天。见此情形，“意大利兵在使馆街之尽处，受此惊骇，几类狂易，人人皆面色发赤。” 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清军所杀。各国强烈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明确表态。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了近2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2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自行清剿。二次照会无果后，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害怕了的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但清军聂士成部以及义和团破坏铁路后，西摩尔的这支联军暂时失去了消息——这让慈禧产生严重错觉和误判，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并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全部编入部队,同时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被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之后，大批的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1900年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大臣徐桐之奏章，更是直接“请旨通饬各直省督抚，飞札各府州县，自此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虽然这份奏折稍微晚于案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头兵敢于在大街上枪杀一国公使，显然不是一个士兵血气上涌，凭借个人胆色做得出来的。这份奏折中所透露出来的盲目自大，强烈排外思想，和当时弥漫社会的无知与戾气，才是闹剧的源头。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滑稽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两广总督李鸿章接诏后的反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鲁莽开战，大清帝国将遭到灭顶之灾。两江总督刘坤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在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事情确如李鸿章所料：1900年7月13日，当时的联军总指挥，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仅仅一天后，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慈禧急忙下达了暂停对东交民巷进攻的命令。但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带领勤王部队的出现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了起来。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见李秉衡，在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时，李秉衡回答：“既已开战，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见完李秉衡的当天便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尽管“爱国者”义和团的烧杀抢掠给了各国非常完美的进军借口，但事实上各国一直在争吵要不要进军中国的首都，直到夹杂大量义和团的中国军队恢复对北京使馆区的炮击，并收到美国公使在停火前从北京送来的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后，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这次清政府没有指望“爱国者”，见过世面的慈禧当然知道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胡扯。清政府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但仅仅两天时间就全线崩溃，坐镇督战的直隶总督裕禄举枪自戕。1900年8月9日，“既已开战，不能言和”的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部还没有来得及布防，便与北上的联军遭遇，很快四散溃逃。两日后，在溃退到通州附近的张家湾时，自感无望的李秉衡服药自杀。8月14日北京城完全陷落，慈禧仓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这个出逃行为被清政府取了个很唯美的名字：“两宫西狩”。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帝国的《罪己诏》，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踪影，像极了一篇小学生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悔过 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罪己诏》，把罪过一股脑推到了“爱国者”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涞涿拳匪，焚堂毁路…妖言邪说，煽动愚人…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1900年，清政府抓捕的义和团）9月7日，慈禧再次发出严剿灭义和团的上谕，9月20日第三次颁布了一道加力“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爱国者”看到这两句文绉绉的“爱国成贼”的评判，会作何感想？ 或许，他们本身就是贼？而利用过后，碾做炮灰，或许就是他们的宿命？ 希特勒的党卫队如此，攻打沙俄冬宫的水兵亦如此。最为滑稽和讽刺的一幕是，为了躲避朝廷的惩罚，大批量“爱国仇教”的义和团员，转而纷纷入教，寻求“洋人”的保护。这场“奉旨爱国”的闹剧，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国难：在应列强要求惩办主战官员，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十年后，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四、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的《罪己诏》中有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 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反问，像是皇帝自己的话。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有这个视野和见识，能回答这个问题？ 被史书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其实只是史学家雕琢出来，用以反衬满清当权者多么眼光狭窄短浅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赖以成名，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作《海国图志》是在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换句话说：世界你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发达（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如果不直接地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甚至断章取义，走向极端。与魏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个时代的福泽谕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夹生熟的书，而后者在游历欧美后，以思想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个日本的现代化。客观地说，慈禧是有视野和魄力的。她一点也不排外，甚至对西洋器具情有独钟。1861年咸丰驾崩，20多岁的慈禧，没有像20多岁的武则天和孝庄那样用陪睡换江山，而是直接发动政变上台。慈禧在夺取大清统治地位之后的前三十多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选择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她果断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外向进取的汉人，并提升李鸿章为洋务总工程师。洋务运动快速发展了大清的经济：火车铁路，兵工厂，纺织厂，电报局，北洋舰队，机械化露天煤矿，炼铁厂等等行业企业第一次出现在封闭千年的中国。洋务运动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把一个等同于唐汉时期农业经济体的国家，带进了近代经济体的大门——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实属开天辟地。但只靠洋务运动一条腿发展起来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历史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只发展经济的洋务运动也注定保不住大清。一位学者如是论述：因为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同体制配套使用的结果。大清只引进科技，就像买手机不要充电器，待机时间再长也会没电的。但作为最高掌权者，对权势的恋栈，将令慈禧排除任何可能引致统治风险的选项——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骨子里的排外。历史也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当时最见多识广，视野最阔的，算是李鸿章了。他是中国第一位专门与“洋夷”打交道的人，也是大清第一个外交家。如果说慈禧是“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就是最坚决的践行者。1896年，七十有四，的李鸿章开始游历欧美，历时近7个月，行程9万里，先后游历了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美、英属加拿大等。在这些国家，他受到了热情款待，会见了俾斯麦等各国政要，也参观了工厂、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在德国还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年前马关谈判时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行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大清裱糊匠李鸿章与俾斯麦）

可惜，搞了半辈子洋务运动的老头，仍然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佛爷购回一台。但却（刻意？）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政治制度的英国下院为他特设的席位上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无甚可观”——四个字，代表了当时整个民族的视野。▌

五、我们的东邻日本，有一个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同时代的，真正经典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以大逆不道的推翻幕府，颠覆和重塑整个民族落后的价值观为己任——而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叫福泽谕吉，在日本家喻户晓——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终福泽谕吉一生，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是因为“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福泽谕吉19岁时，美国军舰（史称黑船事件）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深受刺激，自此开始发奋学习英语并了解海外。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咸临号军舰赴美。自黑船来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七年，开始学习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军舰独自横渡太平洋，这是日本开天辟地以来首次的大事业，甚至超过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环顾当时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敢于横渡太平洋。（日本军舰咸临号）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被顺利接受。福泽谕吉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一新。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赴欧洲。此行将近一年，周游欧洲列国，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说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但1860年以后，仇外的风气在日本蔓延，这个如同晚清。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他们暗杀外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无罪的浪人们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洲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福泽谕吉没有恐惧，而是一边加强安全，一边潜心著作，并开馆授学。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一边号召打倒“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的幕府，一边根据其书籍和参访笔记，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而无论多么艰难危险，他的学馆从未停过。学生们在庆应义塾研读美国的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毕业之后当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1875年，福泽谕吉将历年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其中强调“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同时出版的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则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在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23年后，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风行一时。对于“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在国门被迫打开50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也逐渐废除。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富翁自传》。回顾一生，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的66岁老人颇感欣慰，并无遗憾。或许是个巧合，就在福泽谕吉写自传的那一年（1900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中国的“爱国者”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奉旨排外”，极端仇视外国人，并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对此，福泽谕吉在《富翁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 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

▌尾声

撰写本文时，朋友发来了好几张“爱国者”砸韩系车的照片，并附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他们只有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问有无人员伤亡，答曰：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