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杜甫《戏为六绝句》（5篇）

第一篇：求杜甫《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是我国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一组诗。这组诗包括六首七言绝句，前三首是对诗人的评价，后三首是论诗的宗旨。这六首诗每首单独成诗，表现了不同的主题。但同时这六首诗的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1）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2）

其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3）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4）

其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5）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6）

其四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7）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8）

其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9）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10）

其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11）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12）（1）庾信：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

文章：泛言文学。

老更成：到了老年就更加成熟了。

凌云健笔：高超雄健的笔力。

意纵横：文思如潮，文笔挥洒自如。

（2）嗤点：讥笑、指责。

前贤：指庾信。

畏后生：即孔子说的“后生可畏”。后生，指“嗤点”庾信的人。但这里是讽刺话，意思是如果庾信还活着，恐怕真会觉得“后生可畏”了。（3）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人都是初唐时期著名的作家，时人称之为“初唐四杰”。诗风清新、刚健，一扫齐、梁颓靡遗风。

当时体：指四杰诗文的体裁和风格在当时自成一体。

轻薄（bó)：言行轻佻，有玩弄意味。此处指当时守旧文人对“四杰”的攻击态度。

哂（shěn）：讥笑。

（4）尔曹：你们这些人。

不废：不影响。这里用江河万古流比喻包括四杰在内的优秀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将像长江黄河那样万古流传。

（5）翰墨：笔墨。

风骚：“风”指《诗经》里的《国风》，“骚”指屈原所作的《离骚》，后代用来泛称文学。

（6）兰苕（tiáo）：兰花。

掣（chè）：拉，拽。

（7）薄：小看，看不起，轻视。

必为邻：一定要引以为邻居，即不排斥的意思。

（8）窃攀：内心里追攀。

屈宋：屈原和宋玉。

方驾：并车而行。这是诗人对轻薄文士说的：“你们想与屈原、宋玉齐名，应当具有和他们并驾齐驱的精神和才力。”齐、梁文风浮艳，重形式轻内容。这一句，诗人紧承上句说：“如若不然，恐怕你们连齐梁文人还不如呢！”（9）未及前贤更勿疑：这句是说那些轻薄之辈不及前贤是毋庸置疑的。

递相祖述：互相学习，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

复先谁：不用分先后。

（10）别裁伪体：区别和裁减、淘汰那些形式内容都不好的诗。

亲风雅：学习《诗经》风、雅的传统。

转益多师：多方面寻找老师。

汝师：你的老师。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已经达到最高的造诣。四杰的文章被认为是轻薄的，被守旧文人讥笑。你们这些守旧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灭,而初唐四杰却如江河不废,万古流芳。

第二篇：杜甫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批评史的题目可能会用到的，长点见识也是好的）

杜甫

㈠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㈡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㈢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㈣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㈤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㈥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能表现于其他诗体的，他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

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之作；也缺乏被诸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读之情味盎然，有如围炉闲话，剪烛论心；无论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骂，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

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则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是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

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健笔凌云”，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无所不师而无定师。这话有好几层意思：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无定师，不囿于一家，虽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自己的创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此其二。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无定师，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所扬弃。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而自铸伟辞，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乎此，这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也就不烦辞费了。

第三篇：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诗学思想

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诗学思想

[摘要]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重要的论诗作品，集中体现了杜甫的诗学思想。这六组绝句应当分为三个层次解读，每个层次各有内涵，并呈现出逐层递进的关系。通过解读可以总结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诗学思想：反对贵古贱今，崇尚雄浑开阔，以及主张兼收并蓄，推崇风、雅。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贵古贱今；气度；兼收并蓄；风雅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具有代表性的论诗诗，最能反映杜甫的诗学思想。本文将联系创作的时代背景，分三个层次解读这六组绝句的内涵，并据此总结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诗学思想。概括来说，《戏为六绝句》体现的诗学思想主要包括对古今诗人的评价态度、诗歌的境界以及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三个方面。

一、《戏为六绝句》内涵解读

《戏为六绝句》的内涵应当分为三个层次来解读：第一、二、三首绝句为第一个层次，第四首绝句为第二个层次，第五、六首绝句为第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虽然内容有不同的侧重，但前后递进，相互联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分层次解读如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1

这是这六组绝句中的第一个层次。诗中提到了庾信和初唐王、杨、卢、骆四杰，批判“今人”妄加嗤点其作品，否定其文学价值，认为他们的文学成就要远远超过“今人”并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朽。

1本文所引用的杜甫《戏为六绝句》诗文，均出自《杜诗详注》（第二册），（清）仇兆鳌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在这里，杜甫的观点不仅仅是在为庾信和王、杨、卢、骆四杰正名，而且涉及到对六朝初唐诗人的评价态度问题。首先应当明确这六组绝句中的“今人”和“古人”的界定。“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中的“今人”，显然是指与杜甫同时代，并对六朝初唐诗人妄加评论的浅学之徒，与后文中的“后生”“尔曹”所指为同一类人。“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古人”分别指不同时代的优秀诗人。联系诗中对庾信和初唐四杰的肯定以及对妄加评论其创作者的批判，可以判断这里的“今人”是指以庾信为代表的六朝诗人和以王杨卢骆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因这些诗人普遍有文辞瑰丽的特点，因此后文中强调“清词丽句必为邻”也是一个佐证。而这里的“古人”则是指汉魏及之前、追溯到风骚传统的优秀诗人。

庾信为六朝代表作家，少时尤擅宫体诗，文辞艳丽。入周后，经历了政治和生活上的打磨，其诗赋风格随之一变，尤其在其中年之后更是表现出独特的风骨。尽管晚年多雄健老成之作，但时人仍将焦点集中在“嗤点”其前期艳丽风格的作品上。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为初唐四杰，文辞清丽（“龙文虎脊”）。但他们虽有改革六朝以来绮丽诗风的主张，却因时代局限，诗文风格不免仍带有六朝以来的骈俪之气。因此时人对其“轻薄为文”哂笑未休。杜甫在诗中指出，对这些诗人不可一概否认，而是应当承认他们的优点，肯定他们对诗歌做出的贡献。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是第四首诗，也是六组绝句中的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主要是针对诗歌的气度和境界而言的。“数公”是指上文提到的庾信和初唐四杰等人；“看翡翠兰苕上”语出郭璞诗“翡翠戏兰苕, 容色更相鲜”1，言指清新小巧之景乃是当代诗人所推崇并擅长的；“掣鲸鱼碧海中”言指上文提到的“数公”诗文意境雄浑开阔，气度磅礴不凡。在这首绝句中，杜甫首先指出，那些讥哂庾信和四杰者的时人，在才力上远远不及庾信和四杰；其次，杜甫认为时人的诗歌只知着眼于清新妍丽之景物，而缺少如庾信和四杰诗文中雄浑开阔的气度和境界。由此，杜甫对诗歌气度和境界、风格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1见郭璞《游仙诗七首》之三。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是六组诗中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次的重点在于学习诗歌创作的方法论层面，也是杜甫对时人诗歌创作的劝诫。在这里，杜甫主要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二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中，“今人”“古人”之分已在前文有所界定，“清词丽句”则是指以庾信为代表的六朝诗人和以王杨卢骆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清新骈俪的文辞和诗风。这反映了杜甫对学习古今诗人的态度，即反对贵古贱今的倾向，在诗歌创作中应当学习齐梁初唐诗人文辞清丽的长处，不可否认他们的文学价值。这是争取与前贤比肩的必经之途。在第二条建议“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中，“风雅”指《国风》和《小雅》，“《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1，其形式典雅纯正，富于比兴，为中国诗歌之滥觞。在这里，杜甫明确指出既要学习“风雅”的诗歌传统，又要兼收并蓄，“转益多师”。

二、《戏为六绝句》中的诗学思想

通过前文对《戏为六绝句》的分层次解读，我们可以总结出诗中体现的诗学思想。

一、反对贵古贱今

在第一个层次中，杜甫便肯定了以庾信为代表的六朝诗人和以王杨卢骆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们诗赋中的长处，并讽刺了那些讥哂庾信和四杰的浅学之辈，认为无论时人如何“嗤点”庾信和四杰的诗赋，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他们的诗赋会像江河般在历史中长存。在第二个层次中，杜甫又进一步指出了在才力方面，那些讥哂庾信和四杰的人远远不及庾信和四杰，并且诗文风格与庾信和四杰等人的诗文相比，过于推崇清新妍丽之风，而缺少雄健开阔、磅礴不凡的气度。这是对六朝初唐优秀诗人的进一步肯定。在第三个层次中，杜甫更是明确提出了“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观点，指出不能好古遗今，既要学习“风雅”的诗歌传统，又要吸收六朝初唐优秀诗人的长处，学习他们清丽的语言风格。1语出《史记·屈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因此，反对贵古贱今的倾向是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个重要诗学思想。

二、崇尚雄健开阔

这是杜甫在诗歌气度和境界方面的观点。在第二个层次中，杜甫指出了时人推崇“翡翠蓝苕”般的清新妍丽风格的缺点，认为时人的诗歌风格缺少庾信和四杰等六朝初唐优秀诗人雄健开阔的气度和境界。另外，在第一个层次中，杜甫对庾信晚年的文章赞誉有加，充分肯定庾信诗赋“凌云健笔意纵横”的风格；赞誉初唐四杰的诗文为“龙文虎脊”，并认为这远远超过时人的诗歌创作。除此之外，杜甫本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大多沉郁顿挫，有雄浑老成之风骨，也是在这一诗学思想指导下的结果。

三、主张兼收并蓄，推崇风雅

这是杜甫关于诗歌创作的态度和方法方面的主张。一方面，他重视庾信和四杰等六朝初唐优秀诗人诗歌的长处，并劝告时人要学习他们词句清丽的优点，明确指出要“不薄今人爱古人”，不可因为他们诗文中存在的不足而对其诗文的价值全盘否定；同时，杜甫指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不可因诗人所处的时代远近而带有偏见。另一方面，在第三个层次中，杜甫又特别强调“别裁伪体亲风雅”，劝诫时人要辨别“伪体”，并学习“风雅”中的诗歌传统。

综之，《戏为六绝句》集中反映了杜甫的诗学思想，内容广泛，涵盖了对古今诗人的评价态度、诗歌的境界以及对待诗歌创作的态度等方面，不仅开后世论诗诗之先河，而且对后世的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均有深远影响。

第四篇：杜甫《戏为六绝句》创作缘起试论

杜甫《戏为六绝句》创作缘起试论

摘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写在一个复杂文学背景下，当时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一种是沿袭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否定六朝文学，嗤笑前人，另一种则追随唐初史学家的观点，对六朝文学进行辨证的批判与继承。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总结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批判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力图端正当时学诗的态度。

关键词：杜甫 诗歌理论 盛唐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把它编在唐肃宗上元二年，解题云：“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指出了杜甫的创作缘起，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后生为什么会讥诮前贤，有什么样的文学背景？这还要从隋初的文学思想革新说起。

隋朝统一南方后，南朝的绮丽文风很快影响到中国的北方并占据了优势。这引起了当政者的警觉，隋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说：“江东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窗，唯是风月之状。”在这里，李谔指出了南方淫丽浮华文风的积弊。隋末的王通在李谔的基础上又延伸一步，他把文学回归到经学的附庸，从而对六朝文人进行了低劣的评价。他在《中通•事君篇》中说谢灵运、沈约是“小人”，他们一个“其文傲”、一个“其文冶”；鲍照、江淹是“古之狷者”，“其文急以怨”；吴均、孔稚圭是“古之狂者”，“其文怪以怒”；徐陵、庾信是“古之夸人”，“其文诞”等等。延至唐初，王通的孙子，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甚至把淫靡之风的渊源追溯到屈原与宋玉，把崇尚词章、文采看作是导致国家**、败亡的根源，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

这些论述是从偏向政治的角度粗暴地对六朝文学进行简单的否定，不免失于片面。与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不同，唐初的一些史学家在批评六朝文学时则显得有分寸而不过激，以魏征、令狐德促、李百药、姚思廉等为代表。他们的基本思想是要兼取南北之长而避其所短，主张文学作品既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又应当有华美的文采。他们对六朝文学成就有切实的评价与肯定，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说：“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不同于李谔、王通、王勃等人，魏征对屈、宋、枚、马之流给于了充分的肯定，在《隋书•经籍志》中他又讲到:“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可见他对六朝在艺术形式技巧方面的成就也是充分肯定的。魏征对六朝文学也有批判，但只限定在梁大同以后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宫体诗一类创作范围之内，可对萧氏兄弟、徐陵、庾信也不简单的全部否定，尤其对庾信在入北朝后的作品还给于了很高的评价。

由上述分析可见，当时的诗坛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一种是沿袭李谔、王通、王勃的观点，否定六朝文学，嗤笑前人，《戏为六绝句》解题所云“后生”是也。另一种则追随唐初史学家的观点，对六朝文学进行辨证的批判与继承，李白，杜甫是也。

其实，在陈子昂之前，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多少还集中在思想层面，涉及到创作上，齐梁文风仍有很大影响。《新唐书》陈子昂本传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陈子昂是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重整体审美形象塑造两个弊病，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论”和“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同时也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但他自己的创作则显得过分古朴，文采不足，明显对南朝文学在艺术形式上和技巧上的成就重视不够，皎然在《诗式》中批评说：“复多而变少”就是说他复汉魏的传统多，而吸收齐梁新变的成果少。

随后的李白、杜甫对陈子昂的不足就有所克服。他们不但不卑视六朝文学而且善于学习六朝有益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杜甫，他虚心向所有前代诗人学习。学习宋玉则谓“风流儒雅亦吾师”；学习苏、李则谓“李陵苏武是吾师”；学习曹植、刘桢则谓“赋诗时或如曹刘”；学习陶潜、鲍照、二谢之诗，则谓“焉得思如陶谢手”，“熟知二谢将能事”，以至“往往凌鲍谢”；学习阴铿、何逊则更是“颇学阴何苦用心”。

可当时的诗坛经过“艳薄斯极，将复古道”的洗礼，形成了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所说的“好古者遗近”的偏激复古暗流。“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这里的“数公”即指庾信、四子。《杜臆》卷四云：“但看翡翠於蘭苕，未掣鯨魚於碧海，採春华而忘秋实，此文人通病，其轻薄前辈以此。” “好古者”不加分析，对庾信前期诗赋的华艳和四杰沾染的齐梁遗风加以讥笑、否定，引起了杜甫的强烈不满。杜甫讥讽他们说：“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在杜甫看来：“今人才力，未及前贤，以其递相祖述，愈趋愈下，无能为之先者”，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即“上亲于风雅，始知渊源所自，前贤皆可为师，是转益多师，而汝师即在是矣”。[3]

[2]

[1] 庾信早年作诗与徐陵齐名，虽陷于轻艳，但晚年则风格一变，纳南北之所长，自成一家。四杰的创作虽侵染了六朝遗风，但在唐初的诗歌艺术改革方面还是有很多贡献的，一些“尔曹”对他们的嗤笑和过低评价就撕裂了六朝以来有益的艺术传承。杜甫虽不愿接受齐梁的糟粕，“恐与齐梁作后尘”，但要“清词丽句必为邻”，主张学习齐梁有益的艺术成就。

本着这样的文学思想，杜甫把目光集中在庾信身上，在他看来。庾信的诗既有“风骨”、“兴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又有清词丽句（“清新庾开府”杜甫《春日忆李白》）。故杜甫在诗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充分看到了庾信是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的人物，是把南朝诗歌的写作技巧和北朝民歌的质朴风格相结合的代表作家，所以用“凌云健笔”来赞扬庾信后期的诗歌成就。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八也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肯定了杜甫的看法。

杜甫对初唐四杰的诗歌创造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在诗中用欲扬先抑的笔调，一方面称他们的创作是“当时体”，即浸染着六朝骈偶文的遗风，所以招致了嗤点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尔曹”笑话别人自己却身名俱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长的反是四杰的诗作。可见杜甫很看不起当时那些“轻薄为文”的人，他们自以为很了不起，而实际上远远赶不上初唐四杰的成就。他指出四杰作品虽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但都具有自己独特风格，形成为“当时体”，故是“龙文虎脊”，“不废江河万古流”。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杜甫历史地对待文学现象，能从当时四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出发，给予四杰诗作以特别的关爱，杜甫引用了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而加以驳斥，冠以“纵使”一词，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汉魏文章近风骚，但却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光彩焕发，超轶绝群，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杜甫的对四杰的这种独到的观照又绝非出于一己的偏爱，而是一位大诗人兼容的视角、冷静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则当

［4］时文体如是，非固四子这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故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

［5］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杜甫的文学批评中透露着相当强的辩证的思想，既反对因袭守旧，也反对割裂历史、一概否定。杜甫认为，风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是非主观的时代规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已属不易，后人不应求全责备。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总结了前人的诗歌理论，批判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力图端正当时学诗的态度,就是“不薄今人爱古人”、“ 转益多师是汝师”。这也是他的诗能“贯穿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的原因。其实继承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绵延的整体，不继承，就无从创新，不创新，就无从发展。要抛开偏见，打通古与今的界限，才能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明•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3] 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4]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第五篇：简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孙姣---汉语言文学

简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内容提要：杜甫作为我国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创作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兼容并收，转益多师，这种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一生的创作当中，这也正是他的评论《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诗中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別裁伪体；另一方面开以诗论诗的先河，使文学评论诗化，从而丰富了文学批评理论。在思想上、创作方法上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杜甫；兼容并收；別裁伪体；转益多师；以诗论诗；空开一派

杜甫是我国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被称为集古典诗歌艺术的大成。元稹在《唐故工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评论杜甫的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新唐书•文艺传》评他的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杜甫的诗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一方面在于他具有进步的思想和深厚的生活基础；另一方面也与他认真地、多方面地向历代文化遗产进行学习和借鉴所分不开。他的这种认真地、多方面地学习和借鉴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许多诗歌创作中，同时也反映在他的一部分以诗歌形式写作的文学理论批评中，他的这些文学批评理论，就思想内容而言，是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六朝以来的诗歌等优秀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屈原、宋玉以来直到唐朝的杰出诗人认真地学习和发展，同时他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主张艺术风格多样化，从而形成了兼容并收、转益多师的创作思想，这种思想始终贯穿于杜甫的整个创作中，也正是他的诗论《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包括六首绝句而组成的一组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此时期，就诗歌发展史而言，是现实主义诗论丰富和

发展的时期；就诗人自身经历而言，是杜甫在经历了之前的因战乱而“一岁四行役”的奔逃之后，于翌年春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边营造草堂之时，由于生活安定下来有了更多的闲暇，才能真正做到其所谓“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论诗《戏为六绝句》的出现亦说明他已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艺的精益求精上。题为“戏为”，实际上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针对当时诗歌评论中应该兼取众长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清•仇兆鳌在《杜甫详注》（第二册）中注“此为后生讥(笑)诮前贤而作，语多跌宕讽刺，故云戏也。”

从整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杜甫晚年创作的“所见者广，而体察者深”的炉火纯青的诗歌创作境界，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了解杜甫的创作的同时，领会诗人的创作理论。从总体来看，这首诗分为两个部分：前三首为评论作家，后三首为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前三首诗中，诗人具体评论庾信、初唐四杰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庾信和初唐四杰的文学地位，批评了当时嗤点庾信和哂笑四杰的人，认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充分肯定了庾信晚年健笔凌云，意境纵横开阔的艺术造诣，又指出四杰能驱遣着如“龙文虎脊”似的瑰玮文辞，不顾时人之讥哂，终究成就了光耀万古的文学事业。后三首则为理论批评，揭示作者自己的论诗宗旨——兼容并收，转益多师。

一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组诗的第一首评价庾信。庾信，字子山，南北朝时期由梁入周的诗人，在梁时以写作绮艳流丽的诗赋著称。他的情诗写的委婉有致，情深意远，并在用典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从而成为六朝文风的代表人物，42岁时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之后在思念故国、感伤身世的生活中，他的创作由之前的轻靡绮丽转为苍劲、悲凉，内容也由原来的宫体诗转为怀乡之作，多为反应**的现实之作。他后期的作品既有南方的清丽细腻，又有北方的豪放慷慨，这使得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从而结出“ 穷南北之胜”（倪幡《注释·庾信题辞》）的文学硕果。因此杜甫称赞他的作品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与当时文坛中，一味指责庾信为“词赋罪人”的做法不同，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些轻率地全盘否定而妄下结论的后生的做法，杜甫对庾信的肯定对时人的批评，是中肯的，他这种独到的批评眼光和胆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南朝以来的文学创作，由于过分的讲究形式，使得创作题材狭窄，内容贫乏，因此逐渐形成了柔糜浮艳的文风，以至初唐的史学家运用了古人“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原理。认为梁、陈诸朝的覆亡，都和不良文风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判。尤其对庾信等人的创作加以笼统的贬斥。《周书·庾信传》说他是“词赋之罪人”，《隋书·文学传》讥笑他的诗赋“意浅而繁，文匿而采”，是“亡国之音”。但就整个文学发展而言，对于文学形式美的追求和语言创新是历史之必然，因为就一篇完美的文学创作作品本身而言，一方面应该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形式美，二者分别作为文学作品的肌肉和骨骼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够形成丰满而有气韵的文学作品。所以说，仅凭这一点

我们就应该肯定庾信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但由于受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的影响，众人都把庾信作为众矢一向的对象，而相反，杜甫在当时则很推崇庾信，指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在《春日忆李白》中又说“ 清新庾开府”，杜甫赞许庾信的诗有“老成”和“清新”两大长处，肯定了庾信暮年创作的发展变化。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集大成者，他能够不拘泥于世人流俗的思想束缚，大胆提出自我的文学主张，在丰富自我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胆地提出批评的意见“不觉前贤畏后生”，对狂妄的后生做了尖锐的嘲讽。“前贤畏后生”出自《论语·子罕 》，“后生可畏”的意思是后来者居上，但这里是讽刺的话，在杜甫看来，他并不觉得前贤庾信真的不如嗤笑他们的那些后生，今天看来的确是精当中肯之论。

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第二首是谈对初唐四杰的评价问题。如何评价初唐四杰，在当时是有分歧的。《新唐书·文苑传序》赞扬他们“稀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霸。”《旧唐书·文苑传序》又贬低说“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杜甫既不同意对初唐四杰采取轻率地否定态度，又反对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他首先提出四杰的创作是“当时体”，即当时文学历史条件的产物，表现在他们的一些作品，过分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的工丽和韵调的流转。但又有其创新之处，一方面他们从内容上看属于宫体诗，但却在努力冲破宫体诗的束缚，由宫廷之作转向现实，表现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另一方

面，在形式方面为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杰” 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当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虽意识到羁旅的辛苦和离别的孤独，但没有感伤，没有惆怅，只有真挚的友情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另外，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阕，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以激昂文字的书生意气，使其诗歌有了“骨气”，这也正是“四杰”诗风与宫廷风迥然有异的内在原因。这些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上官体”的流弊而言的，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也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般人士的诗风与宫廷诗风的不同所在。所以评论作家及作品，一定不能脱离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条件，四杰的创作并不能完全摆脱相沿五百年之久的六朝浮艳风格，这种“当时体”是时代使然。但同时也有其发展的一面，他们的诗从内容上突破了宫体诗的羁绊，以广阔的社会生活题材，深沉真实的思想感情，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可由于当时人们对齐梁诗风的不满，陈子昂等人又提出了复古口号，以进行诗歌革新，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筑篇序》中写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从而表明了他发起诗歌革新运动的原因。他反对内容空虚采丽竞繁的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要有兴寄（思想内容），要反映生活，所以他反对六朝以来的艳体，主张要回到汉魏的路上去，他赞美“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作品，他推崇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这是唐代诗歌革新理论的开始，也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可不乏有些人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六朝作者，甚至对初唐的作家，不作具体分析，采取全盘排斥的态度。认为“天然去雕饰”和必要的文采是相对立的，从而在整个文坛中也产生了对四杰的轻薄之态。而杜甫则不然，他的诗歌批评能够做到旗帜鲜明，迎风独树，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评价了四杰和初唐产生的新体诗，所以说杜甫的文艺批评理论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第三首继续对四杰评价，“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诗（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即当时一些人哂笑四杰的作品赶不上汉魏之际的作品，接近风骚。清·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写到：卢王操笔，不如汉魏近古，但似龙文虎脊，皆足供王者用之。若尔曹薄劣之材，试之长途，当自蹶耳，奈何轻议古人耶。“龙文虎脊”都是毛色斑斓的千里马名，这里四杰如驾驭千里骏马。“历块过都”《昭明文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跳过）如历块。”吕廷济注“言过都国疾如行一块之间。”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比喻行一小块之间艰如过都，也就是说，当时有人讥笑四杰的创作赶不上汉魏接近风骚，可是四杰为文如同驾驭千里骏马，而他们的才力过一小块地却像过都城一样艰难。“尔曹”即你们，这是不客气的称呼，尤言“尔等”你们这些人，这是杜甫在肯定四杰的同时，对“尔曹”的批评。即认为纵使四杰不及汉魏诗歌之更接近中国诗歌史上伟大风骚的传统，但他们才具过人，诗文藻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见杜甫是肯定四杰在文学上的贡献。

四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清·仇兆鳌注《杜诗注解》“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杨数公，应难跨出其上，今人亦谁是出群者。据其小巧适观，如戏翡翠于兰苕，岂能矩力惊人，若掣鲸鱼于碧海中。

“数公”指庾信和初唐四杰，翡翠兰苕：翡翠，羽毛美丽的小鸟；兰苕：兰花。语出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艳。”可以说这里指看到的是翡翠戏于兰苕上那样纤细的作品，却没有看到如鲸鱼飞航海那样气势宏伟的诗篇。翡翠兰苕，鲸鱼碧海，一位优美，一位壮美，两者相较，壮美为胜，杜甫的爱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当前作者即使略有才华，也不过是文采鲜妍，毕竟难以超过庾信和初唐四杰，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掣鲸鱼于碧海之中的壮丽的意境。即认为：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出类拔萃的诗人，在才力上能够超过庾信和初唐四杰，而时常所见到的只是一些小巧纤丽的作品，能够掣鲸航行碧海的意境雄伟的诗篇还没有见到。在此杜甫又从另一个方面对庾信和初唐四杰的功绩予以肯定。

五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五首谈如何看待古与今的问题。薄：小看，轻视。必为邻：一定要引以为邻居，即不排斥的意思。窃攀：内心里追攀，这是对轻薄文士说的：你们想与屈原、宋玉齐名，应当具有和他们并驾齐驱的精神和才力。杜甫提出，不菲薄今人，也不偏爱古人，不论古与今，一视同仁，贵古不必贱今，凡是文学遗产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都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必需上攀屈宋，创造鲸鱼游碧海那种意境宏伟的作品，如果仅仅追求辞藻的华丽，就难免要重蹈齐梁的覆辙。

这是杜甫针对当时文坛流行的厚古薄今现象提出不论对屈宋、汉魏齐梁文人，初唐四杰或者同时代的诗人，都应该给予合理的评价和应有的尊重，表明杜甫的文艺观既不随流俗、求真求实，又富于卓越的见识。他对屈、宋、汉、魏文学的推崇和对齐梁文学的批评，都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因而深得后人赞同。

六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最后一首说明那些轻薄之举不及前贤是毋庸置疑，可是前贤都各有其可师之处，如何能妄加讥仪呢？应该好好学习，不可只“递相祖述”（因袭前贤）拾人牙慧，而应该充分发挥创造力，但学习也离不开鉴别，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的作品，必需将其剔除。如果能做到这一步，诗歌创作自然就能接近“风雅”的传统了。这里就有一个“别裁伪体”的问题。“别裁”指择别淘汰，即批判的继承文化遗产。“伪体”从诗中可以看出这里的“伪体”即指背离风雅传统者为伪，而识别伪体，革除伪体的目的，最终还是

要把文学创作纳入风雅的正轨。杜甫主张认真学习前人的优秀文学传统，同时代人应互相取长补短。他信奉传统的诗教观念，认为《诗经》之风雅和雅诗是典范，应该好好学习。归根到底，是要“转益多师”，是要广收众人之长，这一种“师”是杜甫自己，也是杜甫要人家去拜的“师”，即诗中所谓的“汝师”，但又因为在此“师”是不拘一人之长的，所以也就是“多师”了。

杜甫时期，在文风改革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于庾信诗赋的华丽和四杰作品沿袭陈梁遗风的倾向深表不满，但许多人都不加分析，对他们采取了讥笑，全盘否定的态度，杜甫不同意这种看法，“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他认为四杰的诗尽管不及汉魏近风骚，但他们毕竟很有文采，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至于庾信，他前期的诗赋，的确是浮艳绮靡，风格卑弱，但其暮年之作，一洗浮薄，变化为“凌云健笔意纵横”了，他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可以说是公允的。

杜甫不偏不倚，包容广大，充分表现了他的涵如万物，领秀风骚，汪洋万顷的气度和才识，从杜甫所针砭的内容看，组诗透露了当时文坛中，一窝蜂的人的偏激情绪和看问题失之肤浅的偏弊，人人自负，与古为徒；重古轻今，侈谈风骨，他们讳言清词丽句而一味厌薄齐梁，其实忽视了对六朝地具体分析和沿着六朝文学发展下来的初唐诗歌的可取之处，空喊风骚，却并没有认清风骚的真面目。这样，真正有利于追攀宋的文学遗产就不免玉石俱焚，批判多建设小了。另一方面，他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性认识也是比较全面的，他不像某些人那样强调自己所喜爱的某一风格，而

贬低其余的不同风格。他一边赞美“鲸鱼碧海”的宏伟气魄，一边又重视 “清词丽句”，一边钦佩李白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豪迈气概；一边赞叹孟浩然，王维的“清词”和“秀句”。

可见，杜甫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很强调思想内容，同时又注意艺术技巧；一方面推崇古朴，另一方面又爱好近体；一方面推崇风格的雄浑古朴，另一方面又重视清丽、华美。这种眼界开阔，注意到艺术创作各个方面的特色，就构成了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和“转益多师”的理论原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杜甫能够比较全面的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在“别裁伪体”的前提下，进行分析，评价不作笼统的否定。这种认识在他晚年所作的《偶题》诗中表达的最为明确：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壹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总而言之，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短小精悍的七绝题材来评述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形式，对后人很有影响，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倡言“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文学史观与“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文学创作论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开创了以诗论诗的先河。

前人论诗评文，多局限于以文出之，而杜甫首先开以诗论诗之风，使文学批评诗化。自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后，后人多踵而效法其体，于是诗论绝句蔚然成风。白居易有《听歌六绝句》，元好问有《论诗三十首》等等。中国历代论诗绝句，较之于“以文论诗”的传统手法，大致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义精而词简，集中而含蓄，能把丰富的内涵浓缩在短小的篇

幅之中，具有“尺幅千里”之势，因而容易记诵，印象深刻，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二是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能以具体生动的诗歌艺术语言去评作家作品，去揭示诗歌艺术规律，较之于“以文论诗”之逻辑说理，严肃评判，则迥异其趣，因而更具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更符合文学艺术批评的审美特征，有利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

由于杜甫不仅继承了风雅传统，而且实践了“转益多师”的主张，所以说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表现的对前贤的有所汲取是同有所剔除相结合的，一边是 “别裁伪体”一边是“转益多师”，一破一立，相互为用。他认为应从四杰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考察：他们虽然不如汉魏文学之更近风骚，但仍当“不废江河万古流”。由此可见，他对古人的批评抱郑重的态度，能够结合不同历史条件而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末尾他又提出了总结性的意见，“转益多师是汝师”是经过细致的研究和批判，清除浮滥作品的影响，继承风雅的传统，广泛地向前人学习，而又反对因循模拟，他自己就走着这样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博得了“集大成”的美名。

参考文献：

[1]成复明 黄保真 蔡仲祥著-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北京出版社-1989 [2]刘大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清)钱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清)仇兆鳌注-杜诗评注-中华书局-1979 [5]蔡镇楚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 [6](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7](清)浦起龙著-读杜心解(第三册)-北京书局-1861 [8]赵胜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0]邓新华“论诗诗”: 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武汉大学学报.2007 [11]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陕西省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简评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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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平

2012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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