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精选合集）

第一篇：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

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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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本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治理国家，因此在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以更好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交通并且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这样一项基础制度，因为我国的多民族是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要分布特点，并且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在西北与西南部，在东部沿海发达区的极少。因此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最大化的实行了优势互补，并且给足了少数民族发展的空间，其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最大化的帮助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

在多年的实践中，充分说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助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的双重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人们关系的融洽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中国整体综合实力的提升。【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自治机关 自治权 优越性

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历程

一、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为什么要实行区域自治制度呢？中国自古以来，民族众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中国国情出发，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先生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充实和完善民族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中华民族政策体系。”

（一）我国的现有国情要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我们的本质规定与奋斗目标是共同富裕，我们现在虽然在飞速发展，但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主席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因此解决革命问题的最根本方法还应该是改革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现在具体的国情：

1、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

2、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

3、社会注意具体制度还不完善，还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党与政府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充

分的体现了要把共同富裕放在首位的基本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实行区域自治制度。

（二）“大杂居，小聚居”的 分布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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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地区较广。显著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聚居区。这样的分布特点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民族的这种分布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使各民族更加发展。

（三）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无比的激烈。而我国在慢慢的成熟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一些弱势，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资源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只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才能有序的发展下去。

二、实行民族区域制度的特点

我国的民族区域制度有两大特色，其一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其二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拥有自己的自治权。

1、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内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而且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分配将依法给予适当的照顾。

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政府所属工作机构中，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的干部，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干部要优先配备。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1/2或以上的，其干部构成应当与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少于1/2或者更少的，一般应高于本民族人口比例。

4、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民族立法权，变通执行权，财政经济自主权，文化、语言自主权，组织公安部队权，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

在我国的民族自治区与制度中，自治区的领导与国家的领导紧密结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各个民族自治地区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的，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存在，中国的经济才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它的优越性体现在各个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历史的发展，又符合现实情况，有很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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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助于把国家统一和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又保障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地区事务的权利。

2、有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从而有利于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3、有助于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4、有助于把各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

四、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历程

说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有资格说起的就应该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了有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明确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纲领》，其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5年10月23日，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2月18日更明确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治口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7年5月1日，党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以后在其他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指明了方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近些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日新月异，据数据显示，2008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万多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7元增加到1.3多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近3400元。

其中，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连续7年居全国之首，新疆经济发展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西藏生产总值比1959年增长65倍。中华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多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770多万人。

这些数据都鲜明的指出，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它秉承着有序的发展概念，分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向前飞速的发展着。

（一）内蒙古自治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精神，为了确保有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如期实现内蒙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的各项目标，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以及扶植条例。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是缩小东西部地经济差距，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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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方面都有一个飞速的提高。在这一点上，内蒙古自治区尤其显现了这一战略实施的影响。在这期间，相关政策条例的颁发使得对内对外的政策措施有所扩大；并且拓宽了投融资渠道的政策措施；在这基础之上，还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土地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在教育文化方面，也应急了吸引和利用好人才的优惠政策。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科普工作新发展

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占比重很大的一点便是科技，所以政府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推出了多项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工作。科学技术协会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适时适需地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文化，实现科学的广泛扩散、转移和形态转化，从而取得预想的经济、社会、教育和科学文化效果的社会化的科学传播活动。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基本途径。

这些分别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搭建科普平台，努力扩大宣传面加大宣传力度。其二，搭建科普平台，适时推出优惠政策。其三，搭建科普平台，加大投入力度。其四，搭建科普平台，不断激发影响。其五，搭建科普资源平台，全面发挥服务功能。

（三）内蒙古以优惠政策助推文化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 为加快推进全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5号文件）和《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6号文件）（以下简称两个《政策意见》）。两个《政策意见》同时出台，标志着内蒙古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是党十六大、十七大作出的重要的战略部署，自治区分别在自治区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别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更好的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土地使用制度也在其中被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利于最大化的利用资源。

该项《两个政策》的推出更好的有利于推进文化体制与产业的发展，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局限性，但是该项政策对此作出的措施更好的发展体制。

在渐渐的成熟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很多优惠政策对于这里的发展起了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情况，参见江平主编《中华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第492—4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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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383—3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386—390页。

④《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⑤自治区政府出台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5号文件）和《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6号文件）（以下简称两个《政策意见》）

⑥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参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二篇：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历史系07级历史二班

尚生平

2007071216

745000）

【内容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它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历史上，土司制度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它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的记忆，继往开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说，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历代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割，虽非一脉相承，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继承性的。历代任何执掌权利的阶级、阶层或者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适应国情、适应时代的民族政策，既为我用，又为促进民族的稳定、团结和振兴服务。

【关键词】

土司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以夷治夷

共同繁荣

（一）从两种制度的发展来看

以制度的起源作为两者比较的起点，是研究事物性质的一条重要途径，重要原理。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在论述本质时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也毫不例外。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做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弃，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并且还设立了特殊的道和初郡来管理少数民族。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猛获，”平定南中骚乱后，为继续进行“隆中策”中“防务在北”的战略，采取“怀柔之策”来笼络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南夷大后方。于是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倾向蜀国的大姓当官。用“平南中功居最多”的李恢为建宁太守，用所谓“执忠绝城”的吕凯为云南郡太守。

以上由土人治土，“以夷治夷”的史事，我们从中窥探出：“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互为所用，相互勾结来统治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得到全面推广。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州县，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与南方设置了885个羁縻府州。[3]羁縻州虽有较大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

世袭，但是这些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汗”的称号，在经济方面则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如在羁縻州县基本不收赋税，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收取一点，宋代继承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增进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代在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总结唐宋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乃是“踵元故事，大为恢拓”的结果。[4] 元代的土司制度已基本完备。土司职官有宣慰、安抚、招讨、长司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这些职官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它职官名称也在后来的明清两代一直沿用。[5]元代土司制度不仅设置职名，而且围绕土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也丰富了土司制度的内容。元代在少数民族中、上级地方政权中“参用其土人为之，”大批引用土人为官，而在基层单位则实行以“土酋为官”的政策。“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即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在云南也不例外，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后，招降各民族地区酋长，即皆设土官管辖。[6]元代在土司的承袭、升迁、惩罚、朝贡、纳赋、军事等方面，都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例如，土司的任命而言，就包括了赐予印章、虎符、金字圆符等信物，其目的在于强化其权力，更好的为中央王朝效劳，即所谓“俾符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

元代土司成为“一代之制”，对明、清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太祖废除宰相，加强皇权之后，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明朝初年，朝廷抓住麓川地区发生内乱，思氏势力削弱之时，拆散其兼并的地域，分设勐养、木邦、勐定三个府，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勐连、促瓦、散金、者乐甸八个长官司，又把南甸划出建为州，三征麓川后，就革除了麓川宣慰司，以陇把地置陇川宣抚司，在勐卯设同知、在芒市设长官司。麓

川宣慰司就这样被分解成若干个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终于使思氏集团势力不复存在。陇川的户撒、腊撒地区只有一个宽不到两公里，长有三公里的狭长地带，明朝廷竟设置两个长官司，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明清朝代土司制度史上，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的史例是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明朝，单在云南设置土司就有300余家。又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云南土司达587家。云南土司设置星罗棋布，《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认为“名目淆杂，难以缕析。”其实这与汉代“王国问题”相似，就是为了使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设立众多土司，从而造就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彼此猜忌、相互对抗的政权；让各自土司之间彼此消耗各自势力，朝廷坐收渔翁之利。终明之世，改土设流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明代改土设流的初步工作，仍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眀制继续推行土司制。《清世祖实录》卷41载：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任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7]这基本上确立了清初对土司的政策。清代对土司的各项制度，基本继承了眀制，但对土司的限制和规定比明更加严格和具体。如规定了承袭人的具体年龄“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承袭者的嫡庶次序。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已意识到土司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随着全国局势稳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1726年开始了，土司制度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雍正四年，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上疏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即着手改土归流，可见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不但云南境内所设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而且元代所建立的土司羁縻制度是从云南实际统治中得到的经验，明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因此把云南作为重点是无可非议的。

改土归流的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基本上完成了云南及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所以说：“自雍正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8]在云南改土归流过程中，鄂尔泰曾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部署和策略。就是说在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靠今中国内地方向以内设流官；而在这几条江靠外者，仍保留土司制度。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也照顾了特殊地区的特殊条件。经过这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还剩有宣慰使一：车里；宣慰使五：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慰使二：遮放、盏达；安抚使三：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楼纳、亏容、十二关；土知府四：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州四：富州、湾甸、镇康、北胜，总共22家。这仅是大土司而言，小土司则保留较多。至到1956年民主改革结束，土司制度才最后消亡。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溯源于秦汉以来的羁縻之制，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较先进的民族政策。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延续了好几百年，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元明清三代在实施了土司制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南诏、大理那样独立式的地方割据政权。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使西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巩固了国家完整与统一。其次，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司地区开科举、设学校，使儒学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最后，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首领的任命，使他们增强了“保境安民、守土有责”的责任感，为保卫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呢？首先是列宁在批判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时提出来的。他说：“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成立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自治州呢？”列宁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并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汉族人口占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8%。人口最多的藏、壮也不过5000万多一点人口但中国少数民族一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遍布于华夏各地。分布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而且多散布于2万平方公里的国境线附近和有着丰富的资源。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占地大物博，汉族占人口众多。”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一般领先于各个少数名族，起着引领先锋的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关系。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提出、形成、试点、全面推行，不断巩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中共在幼年时，党内有过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无史可鉴，苏联也处于试点阶段。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内逐渐由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虽说它与土司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探析，不应当否认，土司制度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申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培养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番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族、蒙古族自治乡、自治区，这实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试点。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9]而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已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民族自治区。”1947年5月1日蒙古民族自治区政府成立，乌兰夫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胜利的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成熟阶段。”[10]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区，它对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确立起来。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确定下来。

1955年至1965年，一批自治州县陆续成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倾思想影响，民族工作一度受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党中央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1985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1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和措施。2001年2月又对该法进行了一些修改，该法的修改使民族自治的权利用专门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有法可依。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合计154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达6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64%，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164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45.4%，全国55个少数名族中，已有45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除了人口很少，居住区域很分散的或很小的赫哲、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门巴、珞巴、阿昌、得昂、基诺、高山十个民族外，其它少数民族都建立了同行政的民族自治地方。[11]可以说实施范围比较广，比较深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它的规范化、民主化特点，而且自治法也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用法律规范和调整民族关系的时代。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伟大创举，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制度相比，更具有许多优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妥善的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关系；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发挥了地区优势，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第三，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正确的解决了祖国的强大同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第四，有助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广泛的人权和自主权；第五，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对于加强边疆防务、巩固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保证。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各个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未来，它们是否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比它们在政治上更具有重大意义。

从对人民的剥削来看，实行土司制度后，人民受到双重盘剥，人民不但要上缴官租，还要负担土司的苛捐杂派和劳役。据解放初期调查统计，勐卯土司每年征收官租达10万箩以上，折合350万斤。强征的杂派达数十种，有土司子女嫁娶钱、生育钱、满月钱、满岁钱、土司家族的伙食钱、拜佛钱、出门钱、走路钱、丧葬钱、修建钱、武装钱、门户钱等等。固定的劳役有守坟、抬轿、割马草、刮马屎，吹喇叭、打扫衙门、放冲天炮和做家务事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种无所不包的杂派是一个无底洞，它远远超过了正常官租的几倍、几十倍。

由上看出，土司制度导致土司变成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少数民族本来身处边远山区，穷乡避壤，而封建王朝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非但对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不予扶持，还要横征暴敛，征取的主要项目有：差发、朝贡、供征调、承袭纳谷以及巧立名目的额外征收。

“差发，”按年征收一定的金银。居《万历会典》等史书记载，曾向云南傣族年争取金960两，银11600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这么多的差发银，在当时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把实物换成金银，价格悬殊可想而知。按期无法交纳是司空见惯的，明正统元年（1436年），麓川交不足差发银6900两，欠银2500两。

“朝贡，”是人民很重的一项经济负担，因为所贡之物都为地方名产，数量极少，价格昂贵。明书记载，麓川曾6次贡象。以向朝廷表示诚心归顺之意。各地傣族都有贡象之俗，但象是稀罕之物，得之不易，并且要从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运送到京城，途中所经历的困苦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这样也罢了，但朝廷还有规定：凡贡象必须同时贡马。可是傣族地方产马不多，只能从外地购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麓川一次贡马600匹。还有象牙、珍珠、玉石等，异兽珍禽也是指定的常贡品。

“供征调，”也是人民的巨大负担，包括出兵、出服役、出粮、出款，《滇志》记载：“云南从来用兵，皆土司兵。”朝廷调动土司武装极为频繁。南甸司地从明代征麓川到民国末年防堵共革盟，供征调达60多次。各种战争最终是生灵涂炭、遍野饿殍。

“承袭纳谷，”这是朝廷的明文规定。明弘治年间，土司袭职五品以上者纳谷300担；六品以上者纳谷150担。每担为10市斗，算起来，无论纳谷还是折成银两，都是人民的沉重包袱。有些土司按时搜刮不足，只能借贷完纳，实在没办法，还有出卖庄园的。如：万年历四十七年（1619年），北胜州听袭土司高世昌，由于承袭是起关键急需费用，卖掉庄园5处，得银1000两。

总之，土司制度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剥削，榨取项目之多，数额之大，连土司自己乃至账房总管也说不清楚。

至于文化方面，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鄙视，而且把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看作是非法的，因其认为中华民族只有汉、蒙、满几个民族，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视少数民族是劣等民族，没有什么文化而言。

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经济发展是连接各民族互助关系的基本纽带，文化进步又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标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解放后，中共深知少数民族势单力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尽快的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迈入先进民族的行列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要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63年对新疆工作六条指示特别强调：“首先，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这些国家政策的倾向，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下面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经济实现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实现了飞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7.46亿元，相当于旧西藏的30倍。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五十年前的99%下降至30.9%，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23.2%和45.9%。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迄今已建立起包括能源、轻工业、纺织、机械、木材加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个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到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电站401座，总装机容量达35.6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6.61亿千瓦时，与旧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时的小电站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现已建成15条干线，375条支线公路，总里程达2.25万公里，基本上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同时开辟了10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总长度1080公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道。通信业超前发展，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通信网。2000年底，西藏地区固定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7.02万门，移动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2.3万门，互联网站9家。第三产业产值达53.93亿元，在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中居首位。[12] 以上数据表明，在全国政策大力支持下，西藏由解放前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已经迈入工业体系健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始终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解放初期，我国十分贫穷落后状态下，仍然从匮乏的财政资金中挤出一部分来给民族地区。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购买农具等，改变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耕读学校，发展基础教育。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2000年，西藏全区拥有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85.8%，文盲率下降32.5%，大专以上人口达3.3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并弘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家抢救、整理并出版了包括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三大英雄史诗；搜集、并整理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包括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多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维修了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和新疆的千佛洞等大批重要寺庙和宗教场所，其中仅在1989至1994年，国家为维修布达拉宫就投入53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13]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元，而2003年增至8058元，增长14倍，平均年递增11.2%；2007年西藏农牧业进入第二十个丰收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788元，同比增长14.5%，比全国水平高出约7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比2002年增长了83.8%，比1992年增长了2288元，比1978年的175元增加2613元。[14]1979年，西藏全区农牧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47元，城镇居民为620元，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1827元和7312元；2007年，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2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十五”期间西藏累计新增住房面积达到20.86平方米；截止2006年12月底，西藏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4.39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5.2%。[15]西藏总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80万多人，人口平均寿命从1951年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16]

通过两种制度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窥探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政策，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吃人”制度，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来剥削劳动人民、控制人民；用搜刮民脂民膏来削弱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又可挑拨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相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把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当作国家的根本任务，不但在发展特别落后的地区免除税收，而且国家历年都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种生活补助款和救济款，设置民族地区教育补助费、医疗补助费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党立党之本。

（三）从基层利益与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来看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要知人论世，护惜古人。”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过去我们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问题，认为一切历史上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因此只看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面，忽视了相适应的一面。尽管土司制度在总体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是它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我们先从它的统治机构来说，多设立户、吏、兵、刑、工六个房，犹如一个小朝廷。各个房设有总管，在户房中设有“那管，”是专门管理各地的田地和农业生产的土目，督察田地是否丢荒，是否按季节耕种和管理、收获，是否有种子、肥料、农具、耕牛，是否有水利灌溉等等，以便进行调节。这与我们现在农村的田间管理十分相似，都是监督农业生产的。“民以食为天，国以税为本。”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如今，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无法动摇的。总之，在土司制度下对农工业的基层管理是很完善的。

关于农业的基层设施，有些土司还设有“水利谷”、“牛马坊”，用于兴修水利和耕牛调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解放后50年代对大新县土司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得到的资料。以上是从机构设施方面来说明的，下面我们从它的基层农业设施建设来看：

莫家仁先生曾在忻城县下才村调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坝、唐坡、架设的水筒车、水澗等水利灌溉设施。村边几里远处有条河流，老人说：“土司时代，这条河流上架有十几个水筒车车水灌田；在二寨堡境内，江河交错，河上水坝、水筒车也很多。”明清时期，莫镇威等土官土县境修石拱桥、石板桥、石墩桥等百余座，修通外堡石山路3条，在思练堡利用官方设立：“劝农停车所”。在县治

[17]地方鼓励土民纺织土锦、土布等等。由此看来，土司衙门也是关心农业生产的，在历史时期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以上是从经济发展来说的，以下我们从它的政治方面分析。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绵延不绝的，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土司统治的州、县，土官土民的起义事件少有发生，即使发生规模也不大，时间也不长。以明朝为例；当时桂西的土司统治地区，社会相对清平；而流官统治的桂东地区，如古田、大腾峡、府江、罗旁、怀远等地，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有的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之下，土司土官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探究其因，首先，我认为以夷制夷顺应了民心；土官土民本是同根生，没有相煎何太急的理由。其次，土官土民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长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最后，他们的个人声望或家族声望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我们从它的反抗外敌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来说。土司制度萌芽时的宋朝，交趾统治者经常入侵广西边疆州县、掠夺人口和财物。边疆羁縻州的土官土酋率领几万几十万的土兵痛击入侵者，收复失地，保护边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元朝左右江土官土兵在反击交趾入侵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南丹、庆远、融州的土官

和土民，成千上万到思明、太平等地屯田戍边，减少元王朝在兵源上、财力上的巨大压力。明朝时沿边州县如 施、莫紹伦等率土兵、俍兵击退安南入侵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女土官瓦氏率田州、镇安、思思、南丹、东兰、那地等府州的俍兵6000余人，至浙江沿海抗击倭人入侵，在王江泾等战役中痛击倭寇入侵者，歼敌2000人，取得了自抗倭以来没有取得过的重大胜利，明廷嘉奖她，诰命为“二等夫人”。清乾隆末年，安南入侵骚扰，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讨伐，田州土官岑宜栋率土兵2000人随征共讨。后来清军撤退入关，岑宜栋率土兵担当封后掩护；被敌人埋伏，截断退路，岑宜栋率领土兵血染沙场，英勇牺牲。土司土官抗击入侵者给国人以深刻印记。[18]

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用鲜血阐释了国与家唇亡齿寒的关系。封建王朝对他们有歧视，他们被蔑视为华夏之夷族。有的土司为此自欺欺人，为自己造一个汉族祖先。当然大多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用鲜血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民族区域自治在给予基层利益方面已经从物质利益上升到政治权利。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看：在1922年7月至1931年11月的探索阶段，中共二大通过决议：“蒙古、西藏、新疆建立联邦共和国”。它是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基层权力表现。1931年11月至1936年10月初步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张，以1936年10月下旬建立陕甘宁豫海县自治区政府为首次尝试。1937年至1945年抗战阶段融入了“全民抗战”的内容，把民族团结与爱国救亡充分结合起来。1945年至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阶段，逐步建立形成了区、乡、县、省的民族政权体系。如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建立二龙回族自治区、鲁中回族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了基层民主权利。1949年至1978年，《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政策到国家制度的转变。民族自治机构在全国少数民族区域陆续建立，表明了民族自治基层政治权利的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884年5月31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基层民主权利用法律形式的确认，也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形式，走向了成熟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下，人民生活达到温饱后向小康迈进，还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

活，除了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还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土司制度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抗战时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少数民族的英雄来说，有回族英雄马本斋，他与日军苦战870余次，最后病逝疆场。从全国来看，台儿庄战役中，卢汉率领云南各族子弟组成滇军，坚守禹王山20多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湘鄂西八千苗族战士开赴湘北前线，成为日军西进途中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云南，白、傣、黎等少数民族群众，肩挑马驮，遇山开山，遇水修桥，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数抗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大动脉输向了全国抗日战场。

在这两种制度下，各族人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都能抛弃民族间的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与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四）总结

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这两种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是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蕴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失败经验基础上的。所以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这不是危言耸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首先，它们在发挥民族头人作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需要重视民族头人作用，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在该地区培养和使用更多的民族干部。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有相似性。土司制度在土司头人统治的区域内除诚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在其自治区内，除执行一般国家地方机关的职能外，还享有相当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详细规定:„„国家举办民族高等教育，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最后，这两种制度

实施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

总之，这两种制度都是先民们几千年治边治疆经验的结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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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汪睿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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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近年来所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例如：新疆巴楚暴力案、4.30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5.22乌鲁木齐爆炸案等。其中2009年的“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是此类事件中持续时间比较长，最恶劣，最典型，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首先，我们来对这起事件做个简单的介绍。

“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是指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爆发，是连续数日的一系列暴力骚乱事件。但是它的事件起因不是那么简单。在此之前，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车招收600名左右的新疆员工。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厂内汉族员工和维吾尔族员工发生斗殴事件，有两名维吾尔族人在斗殴事件中丧命。此外，对于该事件的后续没有处理好，玩具厂直接辞退所有新疆员工。这些引发了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举行街头示威，警方上前与对方对峙，进而使示威升级为骚乱。对于这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不同势力却有着不同的声明。中国的新疆地区政府很快将它定性为“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并认为幕后主使是热比娅·卡德尔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相对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其议长热比娅否认策划骚乱，指示威者是不满中国对维族人的政策。“因此，乌鲁木齐人民走上街和平抗议，为死者讨回公道。”由此可见，中国的新疆暴力事件，没有那么简单。它不仅仅牵涉到中国的民族问题，甚至牵涉到政治、国际等。

“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危害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方面不需要赘述。直接看数据：截至7月16日，乌鲁木齐“7·5”事件死亡人数为197人，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除了对街道的公共设施的破坏，由于**的人绝大部分为维吾尔族人，仇视汉族人的思维导致他们对汉族人的私人财产进行破坏，例如轿车、店铺等。其次，从社会层面上，此类事件的出现不利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界安全。中国本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各个民族团结起来，才能做到各民族共同发展。然而乌鲁木齐“7·5”事件破坏了汉族和维族的深厚民族感情，不利于新疆地区民族团结。从近年来，新疆多发暴力事件的地区包括喀什、叶城、皮山等地，这些地方多位于新疆与其他国家的交界地带。暴力事件频发，不利于我国的边界安全。再其次，暴力事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破坏国家统一。新疆暴力事件的背后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一些新疆分裂分子，他们利用各种手段，企图煽动维族人民，妄想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危害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我国的国家统一。

在这里，我们就好疑问：为什么新疆作为我国的固有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会频发这类事件呢？

第一，是信仰的不同。新疆的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政治色彩浓厚。即使现在的新疆伊斯兰教界不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政治地位，都是他们的影响还是巨大的。于是那些伊斯兰教宗教极端主义者利用这点，任意歪曲篡改事实，煽动宗教狂热，煽动不同信仰之间，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民族仇恨，制造暴力冲突。导致大量无辜群众丧生。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国家。

第二，是人种和文化的不同。新疆的维吾尔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其长相、文化均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反而与近东的突厥国家。这些都推动了民族分裂主义出现。他们以“民族自决”为借口，妄想分裂中国。所谓的民族自决是指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倡言全世界各大小民族，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但是这里那些民族分裂主义歪曲理解“民族自决”的含义，给民族分裂寻找借口。此外，也有少数汉族人信仰“大汉族主义”。他们主张汉族历史、文化、血缘、正统性优越于其他族裔或民族。在政治上认为一切事务以汉族利益为优先、认为汉族重要性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

第三，是恐怖势力猖獗。他们蛊惑人心，怂恿民众。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就有40多个，他们以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标。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他们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他们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更可怕的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暴力恐怖势力，这三股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三股势力”虽然各自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是根本相同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洗脑和暴力事件等手段，来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四，是国际势力的暗中操纵。西方反华势力在反恐问题上仍然实施双重标准，借机向中国施压。西方媒体将新疆恐怖事件引向民族问题，用心险恶。例如：美联社称，维吾尔族人一直对汉族统治和汉族移民大量涌入新疆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有时演变为暴力事件。除此之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每年接受美国国会支持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以此，中国要注意西方的和平演变，前苏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第五，是新疆的社会问题堆积。新疆地区社会问题严重，地处中国西北边界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经济落后，文化水平较低，与东部地区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差别大。贫困人口较多，人均收入也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和谐发展。

第六，是执法不公引发暴力抗法。在执法过程中，个别执法人员执法随意性大，宽泛行使自由裁量权，同一性质的案件受人情关系、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处理结果不同，造成执法不公，加大了执法对象的抵触情绪。这点很是明显，例如“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起因事件就是韶关市当地执法部门没有处理好，导致被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歪曲事实，最终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七，是法制意识薄弱。参加乌鲁木齐七·五骚乱的人大部分是学历较低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学生。他们的法制意识不高，不会理性思考，容易被不法分子蛊惑，参加暴力活动。此外，在“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的后续事件中，约300名维吾尔族妇女上街示威，并与警察发生扭打。很多妇女大声喊叫，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她们的丈夫或孩子。

那么我们如何防范甚至于解决新疆的暴力问题呢？很多人说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问题，但是作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身是好的，只是制度在具体实际实施中存在着不足。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怎么才能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解决民族自治区的暴力事件问题呢？具体来看，分为以下几点：

从经济上，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满足少数民族的物质需求，拉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较大程度的财政经济自主权，并可以享受国家的照顾和优待。例如：凡是依照国家规定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新疆地区可以利用这些特权，努力发展经济，抓住中国的资助机遇，进行“西部大开发”。

从政治上，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执法人员的教育学习培训。文明执法，礼貌待人，公正执法，一切为民。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抓起，保持队伍良好的仪容举止、行为规范。努力塑造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社会广泛认可的良好队伍形象。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对政府部门的偏见和不满。

从文化上，提高新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传播先进文化、优秀文化，丰富精神世界。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激发凝聚力。使新疆地区的民众可以理性思考，不容易被不法分子洗脑、蛊惑。例如在城市社区可以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在农村地区为村民提供有益的书籍或者“文艺演出下乡”。

从法制和社会上，可以进行法制宣传，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做到懂法、守法、用法。同时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完善民族法；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减小贫富差距，优化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最终建设和谐友好的社会。

最后，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是“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其中“美美与共”一词意为：不同民族间要相互尊重、欣赏和赞美对方文化。只有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尊重，民族平等，才能做到民族团结，然后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范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月28日 出题人：马增全

1.2010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或延边)成立60周年。据此回答1～4题。1．国家在延边设立朝鲜族自治州，不能表明（）A．我国的朝鲜族人民对祖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B．延边是我国朝鲜族群众聚居的地方

C．我国的朝鲜族同汉族和其他民族已形成相互依存关系 D．延边朝鲜族群众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2．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民通过自治州的________行使自治权。（）①人民代表大会 ②法院和检察院 ③人民政府 ④村委会和居委会 A．①③

B．②④ C．②③ D．①④

3．为帮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快速发展，吉林省在项目建设和财政支出上加大支持力度，落实国家“兴边富民”政策，重视发展朝鲜族的民族文化教育，延边州呈现出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说明（）①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 ②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是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 ③我国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作为推动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④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提供了物质保证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以来，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几年，延边州GDP年均增长16%，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54.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6.6%，全州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良好局面。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制度依据 ②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 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④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2010年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周年。西部大开发十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9%，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翻了一番。西部大开发的十年，是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时期，这表明西部大开发有利于（）①实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促进和谐稳定 ②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繁荣，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发展 ③消除民族差别，实现政治平等 ④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6.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举行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这表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A．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在政治上实行高度自治 B．以民族团结为前提，在经济上享有独立权

C．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前提，在政治上赋予其特权 D．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具有极大优越性

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下，新疆各级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新疆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表明（）①新疆的发展和建设应当主要依靠国家支持 ②新疆地区的发展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③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 ④民族平等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保障 A．②④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8．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我们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表明()

A．我国已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B．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 C．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D．我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状况已经消除

9．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全体人民积极参与。要使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族青少年心中，使我国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提出上述要求主要是基于()

A．各民族的大团结是我国统一、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 B．民族团结可以消除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 C．加强民族团结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

D．我国民族具有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10．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多种形式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以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加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①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需要 ②是开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局面的需要 ③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需要 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A．① B．②③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201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据此完成11～12题。

11．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落实宗教事务条例，是为了（）①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 ②使宗教信徒树立唯物主义思想 ③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④使宗教本质发生彻底改变 A．①② B．①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12．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宗教界（）①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 ②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与民族的整体利益 ③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祖国统一多作贡献 ④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13．201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切实做好宗教工作，需要（）①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②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③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④大力发展宗教事业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民族和谐始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相关知识，完成14～15题。14．要促进民族和谐，必须（）①坚持民族平等，夯实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②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前提条件 ③消除民族差异，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④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提供物质保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5．要促进民族和谐，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因为，这一制度（）①是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 ③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④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6.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626.2亿元；少数民族的人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40岁以下提高到如今的70岁左右。以上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a．少数民族地区享有更多的经济自治权

b．b．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 c．我国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及风俗习惯 d．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17.2009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严重犯罪事件，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得人心。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对其进行了处置和平息。这说明（）

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挫败民族分裂活动的根本保证 ②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④妨害我国民族团结的因素将不复存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8.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56个民族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内。这一大好局面形成的原因主要有()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创造性②我国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③我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④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9.藏传佛教在玉树州老百姓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2010年4月28日，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的结古镇禅古寺的喇嘛们进行了灾后首场法事活动，为逝者超度，向救援者发达感恩，给全国人民及世博会祈福。材料表明在我国()a.正常的宗教活动可以为社会和谐做贡献 b.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c.少数民族有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d.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20.自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国家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适当增加国家投资比重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国家重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因为（）①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②国家的强盛需要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 ③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 ④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与团结的物质保证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1.自1996年福建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以来，闽宁之间实现了从政府援助到社会帮扶，再到产业及人才技术的交流合作等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协作。闽宁协作的主要目的在于（）

a.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b.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c.解决东西部教育科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d.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22.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每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西藏珞巴族人口不足3000人．也拥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体现出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

a.民族团结原则 b.民族互助原则 c.民族平等原则 d.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 23.西藏自治区历任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都是由藏族公民担任。目前，在自治区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在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7.97%。这说明（）a.我国少数民族依法享有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c.我国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坚持民族平等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

24.1947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内蒙古地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民族自治区，主要因为（）①蒙古族对国家统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 ②蒙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③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单一 ④蒙古族在我国民族人口分布上有自己的特点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2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一事实表明()①积极发展是民族地区繁荣和稳定的关键 ②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

③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 ④民族团结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政治基础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26.据2004年《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统计，西藏自治区共有藏传佛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住寺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伊斯兰教信徒约3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这表明（）a.我国保护各种宗教活动

b.我国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c.我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d.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保护信仰宗教的自由 27．为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内地省市根据国家要求认真落实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落实教育对口支援工作（）①是增进民主平等和民族 团结的政治保证②是贯彻我国处理民族关系原则的具体表现 ③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④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28.2010年8月，江苏举行“民族团结„手拉手、一家亲、一世情‟”夏令营活动是贯彻落实《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的实际行动。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① 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文化基础 ②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意识 ③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 ④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29．2011年，中央决定大幅度减免新疆困难地区企业所得税，免除新疆困难地区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资金，同时，全国19个省市对口援助新疆资金将超过100亿元。这些举措体现了（）①我国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②国家富强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 ③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④国家方针政策和民族地区具体特点的结合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0．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01年成立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正式开展“解经”工作。10年来相继出版的4辑《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从教义和教规角度对伊斯兰教经典作出了既符合伊斯兰教信仰精神、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解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进行的“解经”工作（）

①保障了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权利 ②消除了信教群众在教义理解上的差异

③有助于丰富伊斯兰教文化内涵 ④有利于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第五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真正实现了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的自治权力，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它不仅正确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1)。笔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本经历了四个阶段。

1.党的“二大”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为构想与探索阶段。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富强为己任，从其成立之初起就开始了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探索。深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对联邦制的构想——对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的双重思考——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后认定。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曾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1923 年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也指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3)到了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张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的民族纲领就是“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红色革命政权的建立，以及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不断探索，党还曾考虑用联邦制和区域自治制两种形式并存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凡住在中国境内的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有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由此可见，我们党在“二大”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将“自决”和“联邦制”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口号的，虽然也曾提出了民族自治的主张，但这时的“自治”概念与我国后来实行的区域自治有一定区别，应当说当时民族自治的提法是不成熟的。这与党还没有具体实际接触民族问题有关，也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5)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和西征过程中，党领导红军基本上纵横驰骋于少数民族地区，曾先后经过了11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工作的现实感和紧迫感使我们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断深化和成熟。1936年5月，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宣言主张:“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民族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根据宣言精神，1936年10月12日，经党中央、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批准，在宁夏南部地区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回族农民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自治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回族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为红军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用民族自治形式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最初探索和尝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6)的主张，同时进一步明确要求在那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方的政府中要设置由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以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党和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和设想，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1年和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如下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根据这些理论和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6年组织蒙古族和回族人民，分别在正宁县和定边县建立了回民自治乡，在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县辖区)。1947年随着蒙古地区的解放，党又在那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在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建立的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政权，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党对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探索阶段的结束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认定。

2.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形成与确立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得以形成并予以确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统一祖国大家庭的愿望，在认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入讨论，反复研究，最终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首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一次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从原则上作出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接着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自治制度原则、自治地方的权利、行政级别等基本内容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关于不再提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指示，指出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曾强调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现在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国的统一大业，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并指出以后应强调中华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形成与确立，开辟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纪元。

3.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为全面实施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各少数民族人民立即进入了全面推行和实施阶段。首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平等权利、禁止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法令和决定。其次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各族人民所了解，并使之切实地得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先后多次派出访问团、代表团、检查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带去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检查、落实民族工作。第三，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查阅历史文献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以及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很快使我国各民族的成分得到了识别和确定，“几十个解放前不被承认和处于无权状态的少数民族，堂堂正正地成为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7)。第四，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通过改革和改造，废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全面实施。截止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新疆、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相继成立，同期在全国范围内还建立了29个自治州，68个自治县。至此，全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格局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及全面实施，永远结束了千百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无权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促进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民族工作也有不少失误和教训，最值得记取的教训就是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尊重不够，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注意不够，因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我国的民族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民族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局面。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建立了159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 个自治县(旗)。此外，还有1700多个民族乡。在少数民族中除了10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外，其他45个民族都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8%的少数民族行使了自治权，自治地方的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在制度建设上也不断完善。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关于这个制度的规定，比历次宪法都全面和具体，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了保证这个制度的贯彻实施，1984年5月31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促进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鲜明的中国特色

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大致有分离制、联邦制、区域自治制三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以何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没有规定统一的模式。十月革命后，俄国实行了联邦制，并将其载入1919年俄共(布)八大党纲，成为苏联的一种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仿效苏联也实行了联邦制。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比较，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自治制度高度的原则性。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地方性的内部事务。这是不可动摇的总原则和大前提，它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不是脱离祖国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行政区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行政自治而非政治自治，更不是国中之国；二是各民族自治地方都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民族区域自治属于人民民主专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具体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上级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自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四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通过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自治制度高度的原则性规定着制度本身发展的正确方向，既体现了全国的集中统一，又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当家作主，是统一与自治、集中与民主的最佳结合。它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特点，有力地保证了自治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

2.自治形式极大的灵活性。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它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以民族成份、区域界线、行政地位为要素，这就使自治形式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自治地方在民族成份构成上有多种类型:有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也有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一个或几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还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云南省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地方在分布上也有各种状态，凡是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基本上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方。自治形式极大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特点和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形式极其灵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充分保障大小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完全适应和解决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情况。

3.自治权利的广泛性。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主要标志，是衡量民族区域自治程度的根本尺度，也是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手段和加速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实现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保证。自治权利的内容概括起来共有8条:1.自治机关有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自治机关有权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地方的建设；3.自治地方有权对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以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4.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由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5.有管理本地方财政的自主权；6.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7.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8.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另外，实行自治制度的各少数民族不仅对区域自治地方和本民族内部事务有自治权，而且还可以参与整个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是区别于分离制度和联邦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自治权利的内容决定了它是广泛性与局限性的统一，是从属性与自由性的统一，是独享性与共享性的统一，是地域性与全局性的统一。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少数民族人民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所采取的科学态度。

4.自治机关职权和民族干部职责的双重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既是一级地方国家机关，又是享有自治权的自治机关，因此它具有双重职能，它既要行使一般国家地方政权的职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事务，同时又是依法行使权利的机关，享有大于同级地方政权的自治权，还要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民族干部的职责也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自治机关职权和民族干部职责的双重性使民族自治地方在行政管理的形式和方法上更具有民族特色。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上述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在我国几十年来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了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显示出显著的优越性。其优越性除了有利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有利于各民族互相取长补短和互相帮助，有利于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关系外，最主要的就是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意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意义。

1.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开辟了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全面实施，砸碎了奴隶制枷锁的奴隶、农奴和翻身得解放的贫苦农牧民当上了人民代表，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本民族的内部事务。为了保障他们在各级政权中享有平等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做了专门的规定和特殊照顾，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少数民族的代表数额都超过了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1988年召开全国七届人大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但人大代表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却达到了14.9%。现在55 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的少数民族干部已从1950年1万多名增加到206万，他们在自治地方的各级机关乃至国家机关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形成了在党务、政务、科教文卫等方面有专门技能的一支广大的干部队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过去被歧视、被禁止的民族语言文字，成了自治机关执行公务和人们进行交往的主要工具，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风俗习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人们应有的尊重。另外，自治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可以根据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切合实际的有利于本民族和本地区发展的方法和步骤，并能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法规。所有这些都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使得在旧社会处于无权地位的少数民族都能以平等成员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主人。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我国少数民族的权利之大和地位之高，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保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共同生活、繁衍生息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格局，在地理上少数民族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64%，并且多数民族地区又处在边防第一线，因此，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关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过去的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全面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地维护了民族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各民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它同样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保证。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优势，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致力于改革开放。可以说，没有国内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不会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3)同上，第141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9页。

(7)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199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一、世界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概况

在美国，实行的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即一个自治实体（州）与整体共治相互共生的制度结构：在共治的层面，各州尊重和维护联邦的权威和权力，同时各州也会有相同的机会参与联邦层面的政治过程，通过各州和联邦之间的相互制约，使得联邦政府也会受到各州的限制。但同时各州如果不损害联邦利益和联邦权力，各行其责，联邦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宪法对各州进行制约。西班牙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该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最终形成了自治与共治相辅相成的结果。各自治区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依照宪法制定章程，并且通过一定渠道，自治区也参与国家的治理，尤其是参与国家立法活动。纵观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从北欧、东南亚到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存在着很多的民族区域自治类型。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的国家，或者是经常遇到一些难以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都存在着自治制度。因为各国可以通过这些自治制度，保障少数人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国家层面的共治模式。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形式，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理论主要是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内容、形式、原则、特点、作用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它是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力。针对的群体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其功能及作用是让本国的少数民族民众享有包括自主权在内的各项权利。此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可以同汉族平等的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与治理。

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建立在长期以来各民族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合作，巩固民族大家庭的团结。阿沛·阿旺晋美曾经指出：“实践证明，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能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能保障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独立，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制度。”总之，中华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实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整体良好的民族关系，事实证明我们未来能够较好地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并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我们应以国家的集中统一为前提，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为核心，以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根本目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民族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平等原则的生动体现，是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体现了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现了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结合，也体现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结合。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实施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也相当有利，同时更有利于把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结合起来。总之，这一政策使得各少数民族在和平统一的大环境下和衷共济、团结友爱、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受到了国际的关注与认可，所以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走的道路也是最合适的道路。

时至今日，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十余年了，距离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三十多年，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也确保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显著成效，对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通过几十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与补充，少数民族权益得到了进一步保障与尊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针对历史上形成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遗留进行消除，又通过民族识别与民族成分确认，建立民族地方自治，使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以平等的身份登上共同治理国家的舞台。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颁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十几年来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相关条例、法规800余个。中华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权益得到基本保障。

其次，国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中国政府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相继出台《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等政策文件，编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兴边富民行动等专项规划。南昆铁路、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改善。“十一五”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新跨越。

第三，我国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体等各项社会事业，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截至日前，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已经初步建成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每10万人拥有的文化单位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播、电视覆盖率超过90%。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弘扬，大批珍贵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挖掘和整理。并且定期举办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

最后，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民生显著改善。截至2010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小学10万余所、中学12万余所，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招生计划的实施，逐步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素质低、高层次人才缺乏的状况。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举，是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优越

性，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途径。中国在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民族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长远之策，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不能是摆设，更不能是花架子，而是要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去贯彻、去实施的。我们不但要借鉴国外少数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要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注意把握和适应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与时俱进，使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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