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5篇）

第一篇：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

10年前的7月中旬，我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现改为研究生部）毕业回乡，暂住在一位亲戚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从北京托运回来的东西一时还到不了，随身携带的书二三天就看完了。此时，对于我这个不久前刚经历过89“**”**和东欧一系列剧变，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生来说，突然赋闲，无所事事，可真是度日如年，无聊极了。百无聊赖之下，我打开主人的小书柜，寻找着能凑合着看的书。可我这位亲戚，俩口子都是学外语出身，又同在外经贸部门工作，柜中所藏几乎全都是外语和外贸类书籍。我翻遍了书柜，最后只找到一本中意的书，那就是由时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亨利·欧文主编，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1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后经询问得知，这本书是主人母亲看后丢下的，她当时任该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属高干，可阅这种内部读物）。参加该书撰稿的均系美国各方面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以研究苏联问题著称的布热津斯基、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巴尼特和为基辛格起草对外政策讲稿的纽豪斯等。全书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区域性的趋向”，为此书核心内容，占了近一半篇幅，重点研讨美日、美欧、美苏、美中关系；第二部分是“专门性问题”，主要谈对外经济政策、国防和战略军备问题；第三部分是“更广泛的问题”，专论国家安全政策和世界政治中的新因素。大约是当时没什么东西可读，求书若渴的关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撰写的阐述美苏关系的那篇论文，更是让人感触良多。与其他作者极为不同的是，布氏不是主要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依据论证其观点，而是一开篇就从美苏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点墨作文章。坦率地说，当时苏共还没有失权，苏联也没有分裂。因此，我对布氏所做的分析和所下的结论还是有所保留的。可是，书刚掩卷，苏联就爆发了“8·19”事件；一个月之后，苏联唯一的一个政党，也是当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然丧失了独家掌握了72年的国家政权；紧接着三个月后，苏联也宣告解散，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从此不复存在。苏共和苏联在20世纪末发生的这场惊天动地剧变，连布热津斯基本人后来也坦陈始料不及。正是这场剧变使我不由得又一次把布热津斯基写的那篇论文翻出来重新研读。说实话，这一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读既给我很多启发，更给我很大激发。最重要的启发之一便是：作为反共急先锋的旁观者－－布热津斯基确实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这些局中人要敏锐、深刻得多，他道破了一些我们过去不愿去细想，也不能去深究的问题的实情。这正好应了中国那句老古话－－旁观者清。也正是这一点极大地激发起我这个搞社会主义研究的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我毫不客气地向亲戚索要了这本书，并从那时起开始留心收集国人研究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资料，以期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和结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从中找到满意的答案。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人们一古脑地把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行径或叶利钦的篡党篡国阴谋，甚至说是他们俩人里应外合的“杰作”。这种把这么个大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剧变说成是一、二位人物，或他们联手制造出来的，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严重谬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到了90年代中后期，说是美国的军备竞赛阴谋拖垮了苏共和苏联的人多了起来。此间，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长期和平演变阴谋得逞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种把外因当作事物变化根据的作法，与我们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显然也缺乏说服力。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今年，时值苏共垮台、苏联亡国10周年，人们结合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再次掀起探讨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经验教训的高潮。一时间，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适时搞好经济改革，未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也有，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人也有，但更多的人还是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苏共长期脱离人民群众，没有始终代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回倒是从事物的内部找原因了。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到底是末端枝节呢，还是终极根源？是表象性因素呢，还是本质性因素？人们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苏共为什么没有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呢？我们又将以何作答？！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⑴然而，迄今为止，国人对苏共垮台、苏联亡国原因的研究，一直基本上是在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还远没有“彻底”到30年前布热津斯基的研究水平和深度。这种局面显然很不利于我们适时、正确地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尽快加以扭转。那么，布热津斯基30年前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现将他的部分分析和结论摘录如下，以供读者批判参考。在开篇论及美苏两国的国内情况时，布氏这样写道：“关于双方的内部困难，可先概括地谈两点。第一，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有目共睹的社会大**，这对美国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具有深远影响。苏联则患了一种政治麻痹症，这从外表上不大看得出来，而其实是被故意捂着盖子。但此症到一定时候就要公开爆发出来，总之是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第二，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生气勃勃的。随着新要求、新观点、新集团以及新领袖人物在自由竞争中各显身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不断地作相应的调整和演变。苏联制度则不同，它在一个极其保守的领导集团把持下，正处在一种亚稳定状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术语，指的是一种很不牢靠的、僵脆的稳定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大动荡。”⑵接着，在专论苏联情况时，布氏指出：“要深入了解苏联的内部困境，必须看到：一方面，苏联的政治制度对俄国的现代化和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按照其思想路线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确是起了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苏联科学、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制度。其实这个制度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某些比较有头脑的苏联人士（如彼得o卡皮查、安德烈o萨哈罗夫等）已认识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必要。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结果是，政治体系的上层“”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由于苏联领导层不对外开放，其人事甄选程序极度官僚化，所以在七十年代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真正的第一代开始登上政治金字塔以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本质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在苏联方面，一旦出了乱子，整个体制的最高层（包括秘密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来，使局势更加严重。„„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种观点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一国民族主义弄得黯然失色了。正是由于苏维埃制度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气质，所以它也许更要依靠军事力量的辅助。苏联统治集团既然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外树立感人形象，也许越来越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苏联这种方针势必导致与美国长期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将迫使苏联统治集团（尤其是当年青的一代上台后）更正视在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看清楚，正是苏联制度的特性使苏联的制度比不上、赛不过美国的制度。”⑶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已蜕变为教条主义的，僵化保守的，缺乏民主、法治程序和改革锐意的制度；它不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并且必将在与美国制度的较量中败北。对布氏的观点，尽可以任人见仁见智，批判驳斥。就我本人而言，其尖刻的言辞，的确让我们这些局内人初次过目时，很长时间如鲠在喉，难受至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基本理论素养和理论良知的人来说，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且业已被后来的实践明确印证。但是，布热津斯基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仔细斟酌起来，其实也并不都是那么“彻底”，那么充分周全。比如，对苏联制度的特性，他并没有作深度剖析；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特性，他更是只字未提。不过，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困难，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布热津斯基，因为他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按理，我们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利害攸关，甚至有着切肤之痛的局内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解析，应该比布氏条件更优越，因为他毕竟没有切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因此，只要抱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比布氏来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初步形成如下管窥认识，现将其公之于众，衷心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和指教。

一、首先需要指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这些制度性缺陷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破解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研究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好这项工作，以不辜负时代的期望，尽管它学术难度很大，政治风险弥多。

二、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问题应当从两个基准出发：其一是必须看到，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诞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落后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这些地方本不具备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和突发社会危机却迅速催生出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人既可以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自顾不暇，难以继续支撑政权的有利时机，又可以广泛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得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资源可资利用，所以很多很好的社会主义主张虽然一开始就从文字上严肃郑重地写进了国家基本制度，甚至宪法中，结果还是难以突破不成熟客观社会条件的制限，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有效地实施。也就是说，既得的客观社会条件根本不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刚一降生就表现得那么民主，那么高效，那么成熟和完美无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迄今为止尚无前人取得完满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它只能并且始终是在几千年剥削制度所形成的重厚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樊蓠荆棘中摸索前行，由于没有既成经验和可靠参照，因而也就不能完全避免各种尝试和选择中的失误、曲折。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出现的社会都必然要碰到的难题。此外，社会主义事业也是由人或由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运作的。每个人，无论他如何聪明绝顶、勤奋过众，也总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即便有着极高效率的民主决策机制，那也只能部分或大部克服参与者的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却不可能完全排除它们的不良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任何组织和政党，即使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主观原因。在这种主客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新生的社会主义出现一些“闪失”，甚至反复，其实是极为正常的历史现象。对此，积极的作法是：正视现实，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力争“变曲折成通途，化失误为财富”。

三、在主客观因素中，主观因素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客观因素是可以被人们按其变化规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和改造的，而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很多重大失误。现实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主观失误，一是教条主义，二是对自己所处历史地位的定位严重失真。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一)政治军事

10年前的7月中旬，我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现改为研究生部）毕业回乡，暂住在一位亲戚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从北京托运回来的东西一时还到不了，随身携带的书二三天就看完了。此时，对于我这个不久前刚经历过89“**”**和东欧一系列剧变，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生来说，突然赋闲，无所事事，可真是度日如年，无聊极了。百无聊赖之下，我打开主人的小书柜，寻找着能凑合着看的书。可我这位亲戚，俩口子都是学外语出身，又同在外经贸部门工作，柜中所藏几乎全都是外语和外贸类书籍。我翻遍了书柜，最后只找到一本中意的书，那就是由时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亨利·欧文主编，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1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后经询问得知，这本书是主人母亲看后丢下的，她当时任该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属高干，可阅这种内部读物）。参加该书撰稿的均系美国各方面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以研究苏联问题著称的布热津斯基、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巴尼特和为基辛格起草对外政策讲稿的纽豪斯等。全书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区域性的趋向”，为此书核心内容，占了近一半篇幅，重点研讨美日、美欧、美苏、美中关系；第二部分是“专门性问题”，主要谈对外经济政策、国防和战略军备问题；第三部分是“更广泛的问题”，专论国家安全政策和世界政治中的新因素。大约是当时没什么东西可读，求书若渴的关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撰写的阐述美苏关系的那篇论文，更是让人感触良多。与其他作者极为不同的是，布氏不是主要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依据论证其观点，而是一开篇就从美苏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点墨作文章。坦率地说，当时苏共还没有失权，苏联也没有分裂。因此，我对布氏所做的分析和所下的结论还是有所保留的。可是，书刚掩卷，苏联就爆发了“8·19”事件；一个月之后，苏联唯一的一个政党，也是当时的执政党－－苏联党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然丧失了独家掌握了72年的国家政权；紧接着三个月后，苏联也宣告解散，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从此不复存在。苏共和苏联在20世纪末发生的这场惊天动地剧变，连布热津斯基本人后来也坦陈始料不及。正是这场剧变使我不由得又一次把布热津斯基写的那篇论文翻出来重新研读。说实话，这一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读既给我很多启发，更给我很大激发。最重要的启发之一便是：作为反共急先锋的旁观者－－布热津斯基确实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这些局中人要敏锐、深刻得多，他道破了一些我们过去不愿去细想，也不能去深究的问题的实情。这正好应了中国那句老古话－－旁观者清。也正是这一点极大地激发起我这个搞社会主义研究的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我毫不客气地向亲戚索要了这本书，并从那时起开始留心收集国人研究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资料，以期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和结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从中找到满意的答案。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人们一古脑地把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行径或叶利钦的篡党篡国阴谋，甚至说是他们俩人里应外合的“杰作”。这种把这么个大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剧变说成是一、二位人物，或他们联手制造出来的，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严重谬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到了90年代中后期，说是美国的军备竞赛阴谋拖垮了苏共和苏联的人多了起来。此间，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长期和平演变阴谋得逞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种把外因当作事物变化根据的作法，与我们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显然也缺乏说服力。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今年，时值苏共垮台、苏联亡国10周年，人们结合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再次掀起探讨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经验教训的高潮。一时间，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适时搞好经济改革，未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也有，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人也有，但更多的人还是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苏共长期脱离人民群众，没有始终代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回倒是从事物的内部找原因了。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到底是末端枝节呢，还是终极根源？是表象性因素呢，还是本质性因素？人们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苏共为什么没有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呢？我们又将以何作答？！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⑴然而，迄今为止，国人对苏共垮台、苏联亡国原因的研究，一直基本上是在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还远没有“彻底”到30年前布热津斯基的研究水平和深度。这种局面显然很不利于我们适时、正确地吸取国际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尽快加以扭转。“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一）”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

主题：苏联解体二十年的思考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

万成才

今天是苏联解体20周年纪念日。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20年前的今天，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万成才，时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目睹了当时苏联的“巨变”。

20年后今天，万成才专门为本网撰写文章，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深入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4日由这个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由这个联盟国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解体了。前一条消息是我在北京亲手编发的，后一条消息是我在莫斯科亲手撰写发回北京的。这样，以1917年开创人类新纪元开局的苏联历史就以1991年亡党亡国的悲剧结局。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因此，20年来，它都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话题之一。各国学术界、新闻界、政界召开了无数次讨论会，发表了数不清读不完的论文，出版了万种以上的书籍，讨论的问题大同小异，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是什么？第二，苏联亡党亡国对谁是喜事，对谁是悲剧，甚至灾难？第三，苏联亡党亡国是必然还是可以避免？第四，在不少国家执政党亡党并没有导致亡国，为什么苏共亡党导致苏联亡国？第五，在人类历史上，在绝大多数国家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都导致国家发展繁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新思维”改革导致亡国？第六，苏联亡党亡国对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什么？第七，苏联亡党亡国对中国产生什么主要影响，中国应从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对中国警示是什么？第八，对发起苏联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作什么样的历史评价。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要抛弃什么，避免什么，不重蹈覆辙的大是大非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对有的问题作出相同相似的回答，但对大多数问题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20年过去了，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应更客观更理性更清晰地讨论，以便弄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弄清主要原因，吸取深刻教训，警示长鸣。上世纪50年代，我们有句响亮的口号：“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幸运的是，当年苏联的今天没有成为我们当年的明天，而今，苏联的昨天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今天。中国和苏联制度基本相同。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中苏先后开始改革，但改革的结果截然不同：苏联消亡了，中国走上繁荣之路。我们要珍惜中国的今天，也要从苏联消亡中吸取教训，以开创中国更光辉的明天。这就是20年后再思考苏联联解体主要原因的目的。

苏联解体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具体地说，苏联体制综合症、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新思维改革、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少数民族分立主义、西方对苏联的超越遏制战略（从内部分化），是苏联亡党亡国的6大因素，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新思维改革和苏共高层分裂、丧失执政能力是两大最主要原因。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政治经济高度集中体制，在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对维持国家稳定、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抵御外来侵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到人民拥护，国家发展、壮大起来。但二战后，尤其70年代后未及时根据新形势予以正确改善和改革，形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苏联体制综合症，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理论严重脱离实际，领导严重脱离人民。领导人讲话多年千篇一律，无新意，政策要么朝令夕改，要么坚持过时不废，不深思熟虑，不调查研究，不问人民需要什么，无与时俱进地创新理论，因循守归，养尊处优不思改革；

十月革命后和二战时形成的战时动员体制沿袭到80年代。革命后的艰苦年代和战争年代，人民缺吃少穿和言论自由受限制，人民可以理解，但在战后几十年的和平年代，人民再也难以忍受，要民主要自由与要面包要黄油一样强烈，持不同政见者受尊重受追捧，而部分领导干部享有生活上的特权，加重了人民的不满； 国虽强民不富，打肿脸充胖子，为了扩大影响力，到处施援不惜工本，“输血过多”，自身难保。不少受援国的生活水平好于授援国苏联，人民对此颇有微词；

自不量力，勒紧裤腰带，与美国展开全面军备竞赛。到各大洲各大洋建军事基地，卫星导弹满天飞，地上鸡蛋山药蛋（土豆）难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老人政治无活力，站立不稳，说话吃力，念稿不清，抢病理政，政坛浑浊。1982年到1985年3年内死了3个在职总书记，全世界领导人纷纷前去莫斯科红场参加葬礼，笔者当年在莫斯科目睹了这一道道特殊风景，发现苏联表面风光，老百姓不是滋味；

从列宁起直到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最高领导人接班人制度和培养接班人的机制，仍是终身制，有错难纠正。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后最年轻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接班，年长的领导人相继谢世，既无能牵制和帮助新掌权的权威长者，也无制衡权力是机制，使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滑到亡党亡国的地步。▲（作者是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

苏联解体二十年的思考

吴建民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

关于和平。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40多年冷战。这个时期，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人类是在核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随着苏联解体，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景。冷战期间存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来，华约解散了，没再出现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尽管过去20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再具有大国对峙的背景。大国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

关于发展。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快的。199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23.3万亿美元，到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5万亿美元。

为什么全球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全球市场是割裂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全球市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过去20年，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信息革命为先导，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1991年，手机还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10年7月，全球手机拥有量突破50亿。

过去20年，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数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战争曾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进入新世纪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表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二是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因素在增多。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

2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进步说明，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了，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21世纪会比20世纪更好！

▲（作者是《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欧亚科学院院士）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 ——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刘植荣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至此，具有93年历史、连续执政74年的政党在短短几天内就烟消云散。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天晚上，由镰刀、锤子和五角星图案组成的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凄凉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从此成为历史。

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罪魁。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个人决定论，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

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政变领导人有副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等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政权主要人物。8月22日，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接回莫斯科，夺回了对国家的控制权，政变仅仅存活了3天。发动政变的苏共保守派除自杀者外均被逮捕，苏共内部的众多投机分子纷纷与党划清界限，苏共大势已去，已无回天之力。可见，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党内的保守势力把苏共推向深渊，政变加速了苏共的垮台。政变领导人都是苏共高层核心人物，苏共领导集体都无法挽救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命运，戈氏自己哪来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就能消灭党、肢解苏联？

苏共从斯大林时期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在高压统治下，人民敢怒不敢言，只有默默地忍受和祈祷，祈祷这个腐败的政党早日垮台。

正由于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1989年初，苏共有2000 万党员，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党员，其中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那些抱着个人私利入党的人严重污染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

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苏联国家机器都被苏共垄断着，党的大小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把人民财产转移到个人腰包，而他们又无法公开享受这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要么隐匿，要么转移到国外。为了能光明正大地享受窃取的财富，党内不少官员也急切希望苏共早些垮台，让苏联改变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招牌下，把贪腐到的财产合法化。

苏共后期党内不乏这样的投机分子，他们一旦发现党再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私利，就会背叛党。当宣布苏共解散时，一个2000万人的大党竟没人站出来抵制，捍卫苏联共产党，这也说明苏共整个机体已经变质，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内部。这好比一座大厦的坍塌，不能说是风吹的，坍塌的根本原因是大厦结构出了问题，或腐败破落，或被蛀虫侵蚀，不管有没有风，坍塌只是早晚的事情。

还有，苏共完全背离了列宁同志的建党学说，割断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唯心主义观点和本末倒臵的逻辑起点认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把党的意志强加于人民头上，而不是把党的利益寓于人民的利益之中。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形象，苏共牺牲人民利益，大搞“面子工程”，在财力不支的经济条件下，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和太空竞争，耗尽民膏民脂，虽外表有超级大国之名，可与美国平起平坐，领导脸上有光，但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人民的政治和民主权利没有受到很好保障，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外强中干，民怨四起。可见，苏共亡党、苏联垮台也是人民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新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

不但是苏联，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几乎都出于同样原因。1989年，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总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执行死刑时，他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这名工人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你？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寒冬腊月没暖气取暖。”

所以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根本原因不在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而是苏共内部机体腐败的结果。党已不再具有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执政党地位只是一层脆弱的华丽外壳，这个外壳一旦受到哪怕很小的一点外力冲击，整个党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警示我们，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党员个人利益不能超越群众利益，如果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它必然会被人民扫入历史垃圾堆。▲（作者是独立学者，媒体评论员）

社会热点、焦点思辨题

1、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我党我国的借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