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还需要判刑吗

第一篇：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还需要判刑吗

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还需要判刑吗 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甲。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于2013年9月4日被取保候审。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以济槐荫检刑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甲犯危险驾驶罪，于2014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甲于2013年7月25日下午3时许，醉酒后驾驶S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本市槐荫区党杨路由南向北行至腊山河北路路口时，与沿腊山河北路由西向东行至该路口向北左转弯的乙驾驶的M号小型轿车相撞。经鉴定，甲静脉血中乙醇含量为96mg／100ml。同年9月4日，甲接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理。经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槐荫区大队认定，甲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经调解，双方损失相互折抵后，甲赔偿乙经济损失27000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甲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被害人乙的陈述，证人丙的证言，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和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检验报告，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意文章来源：青岛律师tsindo.com

见书，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书证人民调解协议书和收款凭证，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槐荫区大队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拍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件单、到案证明和工作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甲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侵犯了道路运输的正常秩序和公共安全，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鉴于甲系自首，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对其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甲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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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依法应如何处置

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依法应如何处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第三篇：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伤亡应当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伤亡应当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2008年2月4日，黄某驾驶粤Q××××4号摩托车搭乘妻子梁甲某及女儿黄小某由××镇××圩往平×村委会方向行驶，于10时15分左右行驶至××镇山北路1号门前时，遇曾某驾驶粤Q××××7号摩托车(搭载梁乙某)对向行驶，黄某驾驶的摩托车绕过路中的小坑时致使两车车头左侧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黄小某受伤的交通事故。随后，黄小某即被送到××卫生院抢救治疗，用去抢救治疗费625元。由于伤情较重，当天黄小某又被送至××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左股骨中段粉碎性骨折；2.左锁骨骨折； 3.地中海贫血。经治疗，黄小某于同年2月29日出院(共住院26天，住院期间留2人护理)，在该院用去医疗费18,508.80元。出院时医嘱：出院后门诊治疗并全休六个月，成人陪护，一年后行钢板取出术。

对该事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郊区大队经现场勘察后，于2008年2月21日作出第2007B××××9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驾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载人超过核定人数，驾驶机动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主要过错，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曾某驾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梁甲某、黄小某、梁乙某不承担事故责任。由于曾某并未支付赔偿款，黄小某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曾某承担40%的责任，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出院后的成人陪护费、营养费及休学期间的家教费合计11,478元。在诉讼过程中，黄小某未能提供有关其需加强或补充营养的合法依据，也没有提供有关雇请老师而支出家教费的证据。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黄小某因交通事故构成三级伤残。

另查明，肇事的粤Q××××7号及粤Q××××4号二轮摩托车双方均没有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法院裁判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黄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驾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违反右侧通行规定，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曾某驾驶未经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导致此事故的次要原因，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郊区大队对本次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是客观的，应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曾某应向黄小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次事故发生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强制保险条例》)已施行了一年多时间。根据规定，曾某应为其所有的粤Q××××7号二轮摩托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但是，曾某并没有履行该义务。由于曾某没有履行该义务，故相应地，其本人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对于该车应当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部分，应由曾某予以赔偿；对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再由曾某按照其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来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07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结合原告的请求，核定黄小某因本次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损失有：1.医疗费18,675.8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780元；3.住院期间护理费1820元；4.出院后因需成人陪护而产生的护理费5400元；5.残疾赔偿金102,000元。上述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18,675.80元＋780元＝19,455.80元)，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医疗费用赔偿项目，该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曾某应先赔偿该10,000元给黄小某；对于医疗费用赔偿项目中超出责任限额部分的9455.80元，曾某应按其所负的次要责任赔偿该款的30%即2836.74元。上述护理费(1820元＋5400元＝7220元)、残疾赔偿金102,000元，合计109,220元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死亡伤残赔偿项目，该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上述项目赔偿款并未超过该项保险赔偿限额，故曾某应赔偿该款给黄小某。综上计算，曾某应赔偿给黄小某的款项一共为10,000元＋2836.74元＋109,220元＝122,056.7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第19条、第21条、第23条、第24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曾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122,056.74元给黄小某。

曾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在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文规定没有参加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要按交强险的赔偿限额首先进行赔偿。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了交强险规定的份额之后再分责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黄某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的肇事摩托车均没有投保交强险，一审判决上诉人首先承担了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之后再与其他共同侵权人分责赔偿是否合法的问题。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有无投保交强险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强制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补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显然，这就是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无投保交强险的法律后果。虽然《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作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在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对超过最低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第一款的规定赔偿”的规定，但该规定只针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强调保护的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利益。而本案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既不能直接适用，也不应参照适用上述规定处理。一审判决上诉人首先承担了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之后再与其他共同侵权人分责赔偿显然不妥，导致出现了负主、次责任者的赔偿责任颠倒的处理结果，有违公平原则，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判决上诉人首先承担了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之后再与其他共同侵权人分责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且处理结果有违公平原则，应予纠正。本案应按无保险的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分责原则处理，由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本案核定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有：1.医疗费18,675.8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780元；3.住院期间护理费1820元；4.出院后因需成人陪护而产生的护理费5400元；5.残疾赔偿金102,000元。以上五项合计128,675.80元，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为38,602.7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二)项、第158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市××区人民法院(2008)城法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曾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38,602.74元给被上诉人黄小某。

【主要观点及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交强险实施之后，对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应当由肇事机动车一方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首先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按责任比例分担？依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法院确定黄某与曾某的责任比例为7∶3。因曾某没有履行为其所有的摩托车投保交强险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曾某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即对于该车应当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部分，应由曾某首先予以赔偿；对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再按照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来分担。其结果，负30%责任的曾某赔偿了128,675.80元，而负70%责任的事故相对方只承担了6939.66元。二审法院认为，这一责任认定与责任分担在事实上的倒挂，违反公平原则，当事人难以心服。故对类似本案情形，在法律适用方面能否参照适用广东省人大制定的《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作为裁判的依据，值得探讨。

主张应当参照适用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1.交强险是国家强制推行的保险险种，司法判决也应充分体现这一导向，支持政府推行这一措施。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强制保险条例》已施行了一年多时间，根据该条例规定，曾某应为其所有的摩托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但是，曾某并没有履行该义务。由于曾某没有履行该义务，故相应地，其本人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结果，即对于该车应当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部分，应由曾某予以赔偿；对超出责任限额的部分，再由曾某按照其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来承担。2.曾某应当依法投保交强险而没有履行该义务，从广义上就对他人构成了侵权，这是主张曾某应承担交强险责任的法理依据。3.由于《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作出了规定，从而在立法上定确立了一种原则，即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则要承担保险责任，是完全可行的。4.在江苏、黑龙江等许多省市也有对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作出与《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类似的规定，说明一审的处理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主张不能参照适用的意见认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有无投保交强险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虽然《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作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在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对超过最低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第一款的规定赔偿”的规定，但该规定只针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强调保护的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利益。而本案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不能直接适用该规定。如果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也参照适用上述规定处理，则是对该地方法规作了扩大解释。故此，一审判决上诉人首先承担了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之后再与其他共同侵权人分责赔偿显然不妥，导致出现了负主、次责任者的赔偿责任颠倒的处理结果，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有违公平原则，应予以纠正。

第三种意见认为，造成责任认定与责任承担倒挂的原因，并非前述地方立法的规定，即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首先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分担；造成责任认定与责任承担倒挂的真正原因，在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按照该条规定，本车人员被排除在交强险保障范围以外，其结果，即使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双方当事人都投保了交强险，但由于受害人是一方机动车上的成员，即“本车人员”，不在该车投保的交强险保障范围之内，其结果，仍然是由对方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对方机动车的过错较小，“本车”过错较大，双方综合的责任承担仍然会出现倒挂。因此，制度设计是造成责任倒挂的根本原因。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数将被保险机动车上的乘客纳入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障范畴。例如，日本的《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规定：“为自己将机动车供运行之用者，因其运行而侵害他人之生命或身体时，对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该法未对“他人”的范围作出界定，最终通过最高裁判所的两起判决界定了“他人”的范围：“他人”是指对运行起直接的、显在的、具体的支配影响并享受其利益的运行供用者以外的人，包括行人、其他车辆上的受害人、事故当时未驾驶事故车的驾驶者或辅助驾驶者、同乘的亲属、好意同乘者以及对运行起间接的、潜在的、抽象的支配影响的共同运行供用者等。[1]我国台湾地区的《汽车强制责任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受害人，指因汽车交通事故遭致伤害或死亡之人。”第11条规定：“本法所称请求权人，指下列得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或向特别补偿基金请求补偿之人：

一、因汽车交通事故遭致伤害者，为受害人本人。

二、因汽车交通事故死亡者，为受害人之遗属；其顺位如下：(一)父母、子女及配偶„„”第13条规定：“本法所称汽车交通事故，指使用或管理汽车致乘客或车外第三人伤害或死亡之事故。”由此三条可知，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请求权人包括汽车上的乘客。[2]此种立法例和判例解释，从制度上消除了责任倒挂产生的原因因素，值得我国立法修改时借鉴。从法理上分析，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有其法理依据的。大陆法系中德国法系就把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规定，致他人蒙受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明确规定为侵权法上的三个类型之一，侵权人应负损害赔偿义务。[3]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60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给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发生工伤事故时，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相关费用。”该项规定虽然采取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但却在相关侵权诉讼中作为人民法院确定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实质上确立了我国侵权法体系中的“目的违反类型”。同样，机动车所有人违反《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受害人不能获得交强险赔偿的，机动车所有人构成侵权，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本案的症结所在，并非相关地方立法的规定，实际上相关地方立法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导致责任倒挂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使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责任承担不均衡。如何结合相关地方立法的规定，正确解释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以及《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以贯彻《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就成为人民法院法律适用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案发生在广东。《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在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对超过最低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第一款的规定赔偿。”按文义解释的方法，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在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即该条适用的范围只限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强调保护的是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利益。没有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纳入该条规定或者作相同规定，在立法上应有其考虑的因素；从立法目的解释，也符合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立法目的。“交强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道路通行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车上人员可以与机动车视为一个整体，在道路通行的过程中处于强势群体的地位，所以交强险的保障对象应该将机动车的车上人员排除在外。”[4]按照这一立法目的，《条例》第21条规定的“本车人员”，在双方都是机动车的情形下，应当对其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即解释为“车上人员”。即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车上人员”不在交强险的保障范围。这样解释，才能将机动车一方发生交通事故时将本车人员排除在交强险保障范围之外的理念贯彻始终，也才能均衡机动车双方的责任承担，符合公平原则。事实上，不仅广东省的地方法规作了这样的规定，江苏省的地方法规也作了类似规定。《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04年10月22日通过)第52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对未参加交强险的，也强调“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即排除双方都是机动车的情形。本案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不能直接适用《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48条规定。如果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也参照适用上述规定处理，则是对该地方法规作了扩大解释。故此，一审判决上诉人首先承担了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之后再与其他共同侵权人分责赔偿显然不妥，导致出现了负主、次责任者的赔偿责任颠倒的处理结果，也有违公平原则，不符合设立交强险的立法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未参加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如何承担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我们倾向于认为，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但应排除对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乘员伤亡的情形的适用

第四篇：出借机动车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否应承担责任

出借机动车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否应承担责任？

答：出借机动车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是否应承担责任，取决于车主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车主倘若明知对方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仍然将车辆借给其驾驶，则主观上存在过失。无证者明知自己没有驾驶证，仍然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主观上也属于过失。车主与无证者二人具有共同的过失，并造成了他人被撞伤的损害后果，构成了共同侵权。《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未投交强险的机动车出借他人发生事故由车主买单

时间：2008-12-09 20:45:53

文章分类：案件择览

[案情]

2007年8月27日19时许，周某驾驶苏HNU002号二轮摩托车在城区行驶，撞到由路西向路东步行横过公路的田某，致田某受伤，车辆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周某驾驶未定期进行技术检验，且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夜间没有降低行驶速度，违反相关规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田某无责任。田某伤后用去医疗费3472.05元。

发生事故的苏HNU002号二轮摩托车系被告刘某所有，该车未投保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被告周某系为办理个人事务而借用刘某的苏HNU002号二轮摩托车。

后受害人田某起诉要求肇事驾驶员周某与车主刘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审判]

涟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被告周某违章驾车发生事故，造成田某损伤，其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因周某所驾车辆系被告刘某所有，其未履行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对车辆借用人周某在事故中对田某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应由投保义务人刘某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田某损失超出限额的部分，应由周某按其所负事故责任负责赔偿。原告田某所主张的各项损失未超过交强险的各项赔偿限额，故应由被告刘某负责全部赔偿，被告周某不负赔偿责任。涟水县人民法院遂作出判决：

一、被告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田某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各项损失7132.05元。

二、被告周某不承担赔偿责任。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系一起侵权纠纷案件，根据侵权赔偿的原则，周某系侵权人，其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承担责任，因该车辆未投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周某不管是负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都应对田某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在投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超出部分按责任比例承担责任，但因周某所驾车辆非其本人所有而系刘某所有，刘某未履行投保投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定义务，刘某应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赔偿的原则，对车辆借用人周某在事故中对受害人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应由投保义务人刘某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受害人损失超出限额的部分，应由周某按其所负事故责任负责赔偿。基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系强制险的性质，机动车辆所有人应履行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有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这也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要求和目的，每个车辆所有人都负有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义务，投保义务人未能履行投保义务的，都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故本案刘某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 4

本案中，直接侵权人已逃逸，第一被告是仅仅出借了身份证件的年近七旬的轻便摩托车登记所有人，第二被告是为扩大销售委托他人收集、借用本地居民身份证件的车行，均不是交通事故的直接肇事者。对此，如何确定赔偿主体及责任份额遂成为本案的关键及考虑的重点。

（一）出借身份证所购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审判处理分歧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关于机动车的分类，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虽然《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及归责原则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第76条更是调整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一项最重要的规范，但由于该条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时使用的是“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一方”等模糊词语，而未具体规定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故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此类出借身份证所购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主体及责任承担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和做法：

1、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理由是：车辆的“运行供用者”是车辆损害赔偿的责任者。就如何确定车辆的“运行供用者”，应根据对机动车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即从是否对该车的运行在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和是否从该机动车的运行本身中获得利益两方面判定是否属于“运行供用者”。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虽然将身份证出借他人买车，成为行驶证登记车主，但其并未出资购买以及对车辆进行实际管理和支配，也没有取得该车的营运利益，故不属于车辆的运行供用者，不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该身份证出借人的违规行为，可通过司法建议行政处罚的形式加以惩戒。

2、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以及与该机动车违规上牌有关的责任人分别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2]理由是：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虽然仅对肇事车辆形式上享有所有权，但其出借身份证并从中获取了一定利益，该所有人理当预见可能会因此出现的问题，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对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了一定隐患，由其对事故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符合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对于摩托车公司等与肇事机动车违规上牌有关的责任人，其为追求利益违规收集、借用本市居民身份证明，协助申办驾驶证，为肇事驾驶员购买机动车上路提供了条件，主观过错明显，故应承担各自赔偿责任。

3、机动车登记所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理由是：机动车登记所有人明知实际购买人并非本地居民，不得申领肇事机动车行驶证，仍将本人身份证出借他人用于办理购车入户，其应当对其身份证出借后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作出预见，故应与借用人对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所受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应当说，以上观点和做法从具体案情出发，各有一定的理由和依据，但因或者过于机械的套搬西方的支配论和运行利益说，或者过于狭隘的理解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理论，未充分考虑到我国机动车损害赔偿填补体系的现状，而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笔者以为，对于出借身份证所购机动车肇事导致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主体及责任可采取如下原则，即：出借身份证的机动车登记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并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赔偿责任主体进行一定的扩张，对与肇事机动车违规上牌有关的责任人课以与其过错相应的一定比例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裁判即是采取了此种观点。

（二）出借身份证的机动车登记所有人之连带责任

之所以主张出借身份证的机动车登记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其特殊性，应主要根据危险责任判定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机动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的范畴，依照《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属于特殊侵权，应适用高度危险作业的赔偿责任。侵权行为法中危险责任这一归责原则的产生主要是基于风险开启、风险控制与分散理论以及报偿理论。“危险活动事故之赔偿责任原理，并无固有意义的‘侵害行为’或‘违法行为’存在。换言之，其系基于‘活动’本身之危险性而归责，并非以‘侵害行为’之存在为出发点。”[4]因此危险责任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在某些情形下，“所有人确实丧失了物之使用的支配权，物之危险事故之发生也无当然性，但就物之危险的客观性而言，并不因支配人的不同而改变，所有人可支配的仅是物之使用的支配权而非物之危险的支配权。就旨在保护受害人的危险责任原理而言，物之固有之危险原本为物之所有人所保有，是否因操作员、所有人的介入并不重要，在本质上仍为物之所有人的物之危险责任。”[5]从此意义上而言，本案中被告李秀芳作为身份证的出借人，事实上已构成机动车危险源的开启者、控制者，理当归为赔偿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

2、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应灵活加以诠释应用。“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理论源自于德国《道路交通法》、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等域外法中的危险责任思想和报偿责任理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界逐渐导入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二元学说，甚至在最高院的一些批复及相关解释中，也根据对机动车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6]但这些司法解释和批复都是针对具体的个案做出的解答，存在适用上的限制性条件，并未成为一般性的确定机动车保有人的标准，2004年5月实施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交通安全法》中也没有类似几个批复精神的规定。关于车主承担责任的“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说”实际还主要停留在学理和法学解释层面。在目前机动车损害赔偿事故类型日益多样化，而《交通安全法》实施未久，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尚未完备，现行机动车损害赔偿的填补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更有效的保障受害人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在运用运行支配、运行利益学说确认责任主体时，应对“运行支配”、“运行利益”学说加以灵活解释、开放运用，更可结合危险性关联和机动车所有人的管理地位、管理责任、决定事故防止的可能性、控制的可能性等因素，作为判定责任主体及责任份额时的考量因素。故，在用“运行支配”、“运行利益”二元学说考量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时，应对该评判标准加以灵活诠释。

3、身份证出借人与实际购买人存在实质上的车辆挂靠关系，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过失侵权。本案中，被告李秀芳虽然仅通过他人间接出借了本人身份证，没有实际申办行驶证，但其以出借身份证行为认同了实际购买人将机动车挂靠于其名下，从而形成实质性的车辆挂靠关系。挂靠行为，系一种选任关系，名义出借人对借用名义人如何使用其名义行为、活动，也存在一定的监督、管理义务。机动车是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身份证出借人应当认识到/ 4 的义务，并通过这种监督选任关系实现对车辆的间接支配，成为某种意义上车辆的运行支配者。而且，虽然被告李秀芳出借身份证所取得的利益只有200元，其事实上也并没有从车辆运营中另外获益，但运营利益的理解应予以灵活化：这种以出租资质名义收取的费用，也应视为一种机动车运行利益的归属；即便没有收费，无偿借予，也往往是因为种种关系而出借，这些关系也间接地与车辆运行利益相关联。此外，报偿原则也并不意味着风险必须完全等同于收益。故，身份证出借人李秀芳作为被挂靠人对挂靠人选任不当、监督不力的过失行为，与肇事驾驶员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失行为相结合，构成了共同过失侵权，被告李秀芳应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4、由身份证出借人承担连带责任符合社会本位、利益衡平原则，有利于维护机动车登记管理秩序。现代民法的立法思想，历经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已进一步发展到社会本位，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虽然自己责任仍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每个人应当就其自身所犯的过错，在其理性能够预期或者应当预期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连带责任因其在担保、诉讼程序上的独特价值，有利于对社会弱者、侵权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正日益得到扩张适用。交通肇事案件作为一特殊侵权，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助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对车主课以连带责任，有利于在肇事驾驶员缺乏赔偿能力或逃逸的情况下，给予受害人必要的救济和慰抚，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而且此连带责任在法律上并非终了责任，而只是在责任缺失时的一种暂时责任，被告在承担连带责任之后，有权利向直接责任人追偿，对其也不致导致利益的失衡。特别在相关的基金制度、强制保险制度还未完全实施到位、旧《事故处理办法》已废止的情况下，对被告课以连带责任，还有现实国情条件上的必要性。此外，轻便摩托车等机动车价格较低但危险性大，有关部门之所以对该类机动车的购买、上牌予以一定限制，也有对肇事者经济赔偿能力的考虑。如作为名义车主的被告不承担责任或只承担低比例有限赔偿责任，一则使有关受害人无法得到全面赔偿，二则可能起到放纵身份证出借行为的作用，不利于车辆登记的规范化和法律化，而由其承担连带责任，则可通过经济赔偿，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身份证出借行为，有利于维护机动车登记管理秩序，避免相关法律法规形同虚设。

（三）违规上牌相关责任人车行之补充赔偿责任

在要求机动车登记所有人对其出借身份证、允许他人挂靠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同时，如车行等为追求经济利益，组织实施了委托收集身份证的活动，或者为实际购买人借用身份证购置、上牌轻便摩托车提供帮助的，则应对赔偿责任主体进行一定的扩张，要求车行等相关责任人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之所以主张对车行等相关责任人课以补充赔偿责任，而未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或其他责任形式，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1、车行的过错行为未构成与交通肇事行为的直接结合，同时亦不宜适用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虽然在现代有扩大运用的趋势，但因其对责任人课以的义务较重，一般仍只有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之时，方能成立。《民法通则》在第一百三十条对连带责任作了一般性规定，但对何谓共同侵权未作具体诠释。理论界对此存在“意思联络说”、“共同过错说”、“共同行为说”和“共同结果说”等不同主张，其中“采用意思联络说，确定连带责任的范围最窄；采用共同过错说，确定连带责任的范围稍宽；而采用客观立场的共同行为说和共同结果说，则连带责任的范围最宽” [7]。虽然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共同过错说作为确定共同侵权行为的基本规则，但随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颁布，对共同侵权的界定又作了一定的扩张与变更，除对共同故意、共同过失致他人损害且损害结果同一的情形列为共同侵权，成立连带责任之外，其还在不否定主观说的基础上，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情形剥离出来规定为共同侵权，同时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侵害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情形排除在共同侵权范围之外，即根据间接结合行为人的过失程度或者其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其应负的按份责任。那么，作为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类型，被告明婷车行的过错行为是否构成与交通肇事行为的直接结合，而应承担连带责任？从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的区别来看，“直接结合”是指数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的紧密。对加害后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无法区分，虽然这种结合具有偶然因素，但其紧密程度使数个行为凝结为一个共同的加害行为共同对受害人产生了损害。而与之相对的“间接结合”是指多个原因行为的结合具有偶然性，但这些行为对损害结果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地导致损害的发生的行为。其中某些行为或者原因是为另一个行为或者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条件，而其本身并不会也不可能直接引发损害结果。[8]由此可见，本案中，被告明婷车行违规借用他人身份证登记出售摩托车的行为虽然为肇事机动车上路创造了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并非是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不属于侵权行为的直接结合，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同时，也不宜按照间接结合处理而适用按份责任，因为：一则，肇事驾驶员作为直接侵权人理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适用按份责任，则等于否定了登记所有人对肇事驾驶员的追偿权，而减轻了直接侵权人的责任，过于加重其他责任人的义务，对直接侵权人的责罚不相称，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纵容；二则，如果有一方不能按自己的份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就得不到足额补偿，不利于对赔偿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有失合理。

2、对车行课以一定比例的补充赔偿责任，符合过错与责任一致原则及共同责任体系发展的趋势。补充责任指“在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民事责任时，由有关的人对不足部分依法予以补充的责任。”[9]补充赔偿责任的基本结构是：补充赔偿义务人因其过错或某种特定法律关系，而构成与直接侵权人的责任竞合。如果直接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补充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终局消灭。如果直接侵权人不能确定或者无力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请求补充赔偿义务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赔偿义务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直接侵权人追偿。对被告车行课以补充赔偿责任，一方面，让直接侵权人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体现了责罚一致原则，不致构成对其侵权行为的纵容；另一方面，在直接侵权人缺乏全额清偿能力的情况下，让车行承担一定的补充赔偿责任，有利于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并体现出补充赔偿义务人因其过错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为公平，不失为较优选择。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性的补充赔偿责任，尚未有明确具体规定，仅在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有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教育机构未尽职责义务/ 4 权责任上，不宜对之过分扩张解释而作为对相关责任人适用补充赔偿责任的依据。但从补充责任的产生源由来看，传统民事理论原先仅将共同责任划分为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后随民事审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因上述对共同责任的分类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在两种共同责任之外，又出现了第三种共同责任类型――补充责任的理论提法。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本应与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相一致。随侵权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对法律责任的设计的精密性及灵活性要求不断增强，现有的共同责任体系尚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要，今后共同侵权的责任形式将可能更加丰富。故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灵活适用共同责任形式，对车行根据其过错程度课以一定比例的补充赔偿责任，符合共同责任体系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