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放海南部分官兵流落越南 归者文革罹难留者发财
解放海南部分官兵流落越南 归者文革罹难留者发财
2012年09月21日 09:08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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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同王文柱等漂至越南，当年因受伤未能回国，无奈中只得就地成家、从商，现今事业有成，回国想寻访活着的老战友。然而，大部分老战友已因‚集体变节‛而死于‚文革‛。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9月20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解放海南岛部分官兵流落异国密林》
解放海南岛战役前夕，解放军某部木船遭遇风暴意外漂至异国，遇险战士又在丛林里近乎野人般的生活了4年，才曲折归国。
临战训练迷失琼州海峡
两广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海南防御总司令”薛岳纠集了10万残兵，企图以琼州海峡与舟山、金门诸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立即开往雷州半岛，准备跨海南征，解放海南岛。
1950年初夏，我10万大军布阵沿岸，而营连作战单位更是高度分散。某团一营三连150余人，分乘3条船上。在北海至三娘湾90华里的航线上实施临战训练。2月24日傍晚，二排乘坐的木船出海不久遇风浪，漂泊3天3夜，50多名官兵们终于在越南海防市附近的一个小岛靠岸。
被法军囚禁暴动失败
守岛的法国军官很快找到了他们。双方交涉后法方承诺帮助小分队回中国。然而几天之后，因为中国同意援越抗法，法军将我方官兵严密看押起来，原本承诺的遣送回国变卦。此时，50多位官兵唯一希望就是武装暴动。
但第一次集体暴动失败了，只有排长徐俊光和六班班长马庆山在闯关成功后与越南游击队邂逅。为防止官兵再次暴动，1951年3月，指战员们被秘密运至柬埔寨绵末县某丛林割橡胶。这里丛林蔽日，蛇狼出没，法方还设置了严密的监护网。50多位官兵被分割为若干小组，只能等待时机继续暴动。
在小镇上一对华侨夫妇的暗助下，官兵们购买了充足的武器、弹药，并与越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1954年5月，里应外合的一番枪战过后，守军全部被歼，除部分重病、伤残者外的29名官兵突围至越共解放区。4载近乎野人的生活，有人甚至出现语言障碍。
归者蒙冤留者事业有成
29名官兵归国后，时值“三反”、“五反”及整党运动，受“左倾”思想影响，除战斗英雄王文柱、排长徐俊光归队任原职外，其他人一概按“集体变节”，开除军籍、党籍，返回原籍，直到1987年夏才获得“历史的更正”。而在此之前不久，某军接待了几位西装革履的长者，自我介绍说是同王文柱等漂至越南，当年因受伤未能回国，无奈中只得就地成家、从商，现今事业有成，回国想寻访活着的老战友。然而，大部分老战友已因“集体变节”而死于“文革”；健在者亦因诸多因素未能相见。
志愿军战俘：敌人说我们回大陆会被斗 没想到成现实
2012年03月07日 15:56 来源：看历史 作者：杨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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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没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2年第3期，作者：杨东晓，原题：《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叛徒”，去往台湾？
申诉
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
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没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
1980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
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1988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忠诚与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
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
志愿军战俘拒绝去美国上大学 回国后被迫害近30年
核心提示：‚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我当然拒绝了，我的人格、自尊心不允许我去当‚汉奸‛……正式平反之前，历次运动中受批斗、劳改、毒打，我无一幸免。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8月30日第5版，作者：张泽石口述，吴菲整理，原题：《被俘后美军曾想送我上大学》
作为曾经的志愿军战俘，我很庆幸自己活到了改革开放，活到1981年被平反昭雪。从清华学子到战场俘虏
在1948年6月参加革命前，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本来想的是，等家乡政权巩固了，就复员回清华去上学。没想到，命运另有剧本。
1951年3月21日，我随志愿军60军180师538团跨过鸭绿江，带着年纪更小的一班宣传队战士，负责《战斗快报》的采访、编辑、刻印、发送。5月27日，成了我和180师上千名难友的“耻辱日”。为掩护大部队转移，180师陷入重围。5天5夜激战后，伤亡惨重，弹药无几，被敌方炮火压缩在几条山沟里的我们浑身泥浆，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方向。敌坦克隆隆压进沟来的一刻，我伸手要去拉响手中唯一一颗手榴弹，却被身边的小队员死死抱住手臂，我没能下去手。后来，我跌下山崖摔晕过去，从痛楚中醒来时，发现已身陷美军之围„„
拒绝美军优待
走在战俘队列中那天，一开始，我哭得很厉害，只想夺枪拼命。这时，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忽然往山脚跑去，美国兵朝天鸣枪示警无效，眼看就要压平枪口。我忙大喊：“不要开枪，他那是得了痢疾要去大便。”押队的美军少尉很惊讶我会讲英语：“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张，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停战谈判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那时，我甚至有过一个可以独自脱身的机会。“前方临时战俘收容所”的布鲁克斯上尉，很欣赏我的英语，对我说：“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我当然拒绝了，我的人格、自尊心不允许我去当“汉奸”。
历经迫害终于平反
1953年9月6日，最后一批100多名被交换回板门店这边的战俘中，我最后一个被扶下车。
1968年6月，“文革”正炙，我那时是北京石景山五里坨中学的英语教师，被以“大叛徒”之名挂牌批斗。“群众专政队”重点审查我“为什么没去台湾”，我的交待怎么都过不了关。一日半夜提审，实在逼急了，我说：“我是怎么回国的，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证明材料，我是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由我方和谈代表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去调查！”刚说完，背上就挨了红卫兵两闷棍。这个厄运，其实早在我24岁时就种下了。“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这是“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对我“严格审查”后给出的处理意见。
正式平反之前，历次运动中受批斗、劳改、毒打，我无一幸免。到1980年10月，终于盼来落实政策的文件。我仰靠在沙发背上，用文件掩住了脸，泪如雨下。（口述/北京 张泽石 83岁 整理/吴菲）
志愿军战俘归国：要按“狼牙山五壮士”标准过关
文章摘自《湘潮》2006年第1期 作者：李金明
核心提示：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过了一段时间，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这样一衡量，个个都不符合标准。也有人问：在战俘营里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
朝鲜战争期间，停战谈判经过了漫长的24个月，其中19个月是卡在了俘虏遣返问题上。因为美方在俘虏问题上的无理和蛮横，使双方达不成协议，战争只得继续。按当时任周总理助理的乔冠华讲：“我方为了争取战俘问题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硬是同敌人多打了一年多的仗。”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2.2万余人（朝鲜人民军俘虏另计），谈判后期，美军为甩掉包袱，将志愿军1000多伤病员战俘遣返。其余的战俘，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经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争取、志愿军战俘的坚决斗争，约6000人返回祖国，未回祖国的1.4万战俘被挟持到台湾。不久前，我采访了抗美援朝时期担任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委的贺明，他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参加了志愿军战俘的接收工作。在沉重的交谈中，我们揭开了历史这沉重的一页。
积极争取志愿军战俘归国 1951年1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遣返战俘问题。我方谈判代表团很快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的办。
美方代表虽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里说得明白：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反动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美方故意设置障碍，战争双方战俘遣返的谈判漫长而艰难。他们先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破坏，经常擅自宣布休会，使谈判无法进行。在双方提供战俘资料时，战俘数字4次无端变动，最多时11.6万人，最少时7万人（含朝鲜人民军）。从1951年12月1日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到1952年11月，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战俘问题，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谈判中美方公然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基本原则，提出“一对一”、“自愿遣返”等方案。（中朝军队俘虏联合国军1.15万人）他们的荒唐方案，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当然拒绝。
谈判不成，接着打，战场上分高低。我军从1952年9月18日起，发起了对敌反击作战。是役，我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歼敌2.5万人。此役不但重创美军，也引起了美国朝野哗然。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中宣布，他当选后，亲自到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结果，他当选了总统。
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1952年10月，美军开始夺取上甘岭、五圣山。结果，上甘岭成了美军永久的伤痛，一个3.9平方公里的地域，美军投入6万多兵力，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血战一个多月，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三四米，竟然拿不下来。至今上甘岭战役的沙盘，依然摆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室内，供各级指挥官、学员及专家研究，力图诠释这个难解的谜。
1952年11月17日，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提议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成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12月1日，联合国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建议先交换伤病员战俘，他们的本意是甩掉伤病员战俘这个包袱。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员战俘。4月，我志愿军伤病员战俘1030人返回，回国治疗。但是，大部分志愿军战俘，依然被羁押在美军战俘营里。1953年5月，我军再次发起夏季攻势，三个阶段共歼敌12.3万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再次审视这场战争。
最终，美国表示接受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他们倒不是屈从联合国的决议，而是清醒地看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永远无法打胜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初期发起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就曾给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人员、物资难以及时到达前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早已经被赶到了大海里。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一年半多的谈谈打打，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战俘问题出现了曙光。
志愿军战俘为争取回国而不懈斗争
巨济岛、济州岛、蜂岩岛都是朝鲜的几个小岛，美军设立的战俘营就在这里，志愿军的2万战俘先后被关进美军战俘营。
被羁押的志愿军战俘中，有师职干部1人、团职干部4人、营职干部57人，另外还有很多连、排干部。这些干部，很多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热爱祖国、政治上坚定。他们在战俘营中带领广大志愿军战俘，为争取回国不断斗争。
1951年1月，在釜山俘虏营72集中营4大队，孙振冠（20军60师营教导员）等人，领导了3000多俘虏展开了“反饥饿、争温饱”斗争。10月，关于战俘问题谈判的消息传来，孙振冠、魏林等人利用美军假民主、假人权的外衣，冒死发动了签名运动，要求“回祖国，不去台湾”。到了11月中旬，4大队的签名运动达到高潮。俘虏中的败类王友敏很快向美军看守头目格斯告密，说孙振冠等人要暴动，格斯上尉派人将孙振冠等人押来，进行审问。孙振冠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是暴动，我们签字要回祖国，你们也在俘虏营中散发了《日内瓦战俘公约》，难道我们争取生存权利，不符合国际法吗？其他人也控诉了联队当权者逼迫战俘在身体上刺字（反共字眼）、写血书（要求去台湾的内容）的暴行。最后，大家一致要求:“让我们愿意回祖国的集中到71集中营去，如果不同意，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格斯上尉负责！”
格斯上尉听毕，目瞪口呆。沉思半晌，最后他给上司通了电话，然后对谈判代表说：“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派一人回去把你们的伙伴叫来，一同到71营去。”随后，有一个人回去传达消息，大家听到消息，欢呼雀跃，立即收拾生活用品，奔向大门。由于到71集中营去的人越来越多，美军看押人员发现事情不妙，赶快关铁门，结果只冲过去148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经过殊死斗争，来到71营。
但是，分散的斗争抵挡不了艰难的大势，台湾国民党很快派来了大量特务人员，协助美军对战俘进行镇压和分化瓦解。他们收买了战俘中的一些异己分子，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企图将这些战俘变成他们的战争工具和反共分子。战俘中的异己分子，有的是国民党俘虏补充进志愿军队伍的，有的则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其他社会人员，如:臭名昭著的李大安（后空投到我国东北窃取情报，被我军抓获枪毙），父亲是恶霸地主，在土改中遭到镇压，他因为会开汽车，抗美援朝中被补充到志愿军，他并不是被俘虏的，而是自己开着汽车主动投降的；原国民党中尉副连长王顺清，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当了排长。1950年入朝后，一枪未发投降了美军，进了战俘营后卖身投靠，充当了美军的打手和奸细。随着进入战俘遣返的实质性阶段，国民党更加积极插手，国民党中央社1953年16日，专门报道了有124名国民党官员乘飞机到汉城的消息，并且透露“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团体来过朝鲜”。从1951年6月起，美军远东情报局第二处先后从巨济岛战俘营中甄别挑选，将战场上的投敌分子、原国民党军官及暗藏在我军的特务和少数变节分子几百人送到日本东京进行训练，然后又送回俘虏营，担负战俘营中的各级领导。这些人丧心病狂，在美军的支持下，成立了“警备队”，专门殴打、杀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他们向战俘们强行进行反动宣传，实行白色恐怖，美军还专门设立了所谓“肇事监狱”和“小监狱”供他们给坚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施行坐水牢、电刑、压杠子、肛门灌水、头上钉钉子等酷刑。但是，这仍然动摇不了广大战俘要求回国的决心。
1952年2月18日拂晓，一支美军队伍，进入巨济岛第62战俘营，强迫对5000多志愿军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在遭到拒绝后，美军悍然开枪，打死75人，打伤139人。4月24日，美军再次对釜山收容所志愿军被俘伤病员进行“甄别”，在遭到拒绝后，向手无寸铁的志愿军伤病员开枪，打死35人，打伤160多人„„据统计，从1951年6月到1953年6月，美军共打死、打伤志愿军战俘6500多人，一个所谓最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其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4月7日，把持72营的败类李大安在美军的支持下，以大队为单位，将近3000名战俘集合起来。李大安在打手的簇拥下欺骗大家说：“今天就开始甄别，汽车就在外面等候，凡愿意回大陆的，赶快站出来，千万别错过机会。”虽然经过长期殴打迫害和恐吓，但仍然有许多人回国信心坚定。他的话语一落，就陆续有人走出队列，几分钟后，出来几百人。李大安看到这么多人要求回国，恼羞成怒，大吼道：“要回大陆容易，先把刺在身上的字留下来。”说着从队列里拉出一个人来，手起刀落，一条血淋淋的肉条就落到他手里。他连着割了几个人，被割的人都是血染军衣，有的人还发出了痛苦的叫声。李大安疯狂地挥舞尖刀说：“看清喽，谁要回大陆，先留下这些字再走„„”
广场上的杀戮持续到半夜，李大安问战俘林学甫：“你也要回大陆？” 林学甫回答：“我回大陆！”
李大安当胸就是一刀，然后问：“还回不回？”
林学甫踉跄两步倒在地上，大声回答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李大安又猛戳一刀：“还回不回？”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林学甫依然这样回答。
李大安连刺了他20多刀，刺一刀，问一次，林学甫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直到断气。林学甫死了，李大安把他的胸部剖开，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残杀到半夜，除了被杀死的，还有更多人被打伤，不能走动。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小监狱”。到第二天，我志愿军代表在场正式“甄别”时，很多人没有到场，这就丧失了回国的机会。
同一天晚上，86集中营的投敌败类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杀戮，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就是这样，第二天仍然有2100多人冲破封锁，来到71红色战俘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8批战俘冒死进入71红色集中营，这些人最终都回到了祖国。
在此期间，被我方看押的，在朝鲜碧潼的美军及其仆从国战俘，穿着新棉衣，不但吃得饱、吃得好，还能看到演出和电影，我军管理人员还为他们组织了运动会。他们的战俘在遣返时，纷纷对我管理人员表示感谢。
板门店接收战俘
根据战俘遣返协议规定，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羁押一方在朝鲜境内将战俘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我志愿军高层领导也知道战俘营情况极其复杂，很多营已经被投敌分子控制，还有很多人身上被刺了反共文字。有人担心回国后无脸见人，也有人担心当了俘虏，回国会受到处理，疑虑重重。为此，我方发表了《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表示“迎接你们返回祖国”、“切望你们归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城的谈判代表团，专门在1953年6月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帮助战俘顺利归国，“解释代表团”主要领导有李克农、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同时成立了团机关，机关下面设若干大组和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使汇集于战俘营的中国战俘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7月30日，2000多战俘从济州岛登船起程，然后换乘火车到板门店，在这里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的战俘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方战俘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美军战俘个个红光满面，不断向我管理人员道别。8月2日，第二批战俘从济州岛登船，8月5日，第三批600多人从济州岛登船，海运3天到达仁川，再换乘火车„„
志愿军战俘遣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济州岛乘船，经仁川直达板门店，另一条路线是从济州登船到釜山，乘火车经过汉城到汶山、板门店。在遣返途中，美军再次采取不给水和食物、扔毒气弹等卑劣手段折磨志愿军战俘，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
到达汶山的600多战俘是最先见到祖国代表的，8月4日上午9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在美军上校及各国记者的陪同下，向汶山俘虏中转站走去。他沿着铁丝网前行，看到了骨瘦如柴，只穿一件破裤衩的战俘们正在搬运东西，他喊道：“同志们，我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们，迎接你们回国„„”战俘们听到了这亲切的声音，立即向铁丝网拥去，很多人都泪流满面，放声痛哭„„”
红十字会的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热爱祖国，为了回国进行了不懈斗争，祖国人民是知道的，都在怀念你们，感谢你们！”
骨瘦如柴的俘虏们纷纷把手伸过铁丝网，去握祖国代表的手，站在后排的俘虏们则摇晃着胳膊，流着泪水大声呼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与哭泣声交织在一起。
8月5日起，我国正式在板门店接收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
板门店是朝鲜开城到汶山中的一个小村子，因为停战谈判的地点设在这里，小村庄成为全世界注目的地方。为了迎接饱经苦难的志愿军战俘，我方和朝方一道做了精心准备，在接收区搭设了巨大的彩门，彩门上面用朝鲜文和中文写上醒目的大字“祖国怀抱”，两边还有鲜艳的中国国旗和朝鲜国旗。当志愿军战俘们乘坐着美军的汽车，一批一批向板门店进发时，大家说不尽的激动。当远远看到彩门和中国、朝鲜国旗时，汽车上立即沸腾了，战俘们开始高呼口号，还有的唱起了革命歌曲。当汽车开到彩门前，还未停稳，衣着褴褛的战俘们立即跳下车，直奔彩门。朝鲜李相将军、志愿军丁国钰将军亲自迎接，大家抱在一起，很多人激动得失声痛哭。在彩门到招待帐篷的路上，还有很多朝鲜和中国青年举着国旗和鲜花向他们致意。
志愿军战俘先在临时搭建的招待帐篷里，吃饭、洗澡、消毒（美军在朝鲜曾使用细菌武器），然后领毛巾、肥皂、衣物等日用品。志愿军战俘在临时帐篷滞留期间，首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黄华（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杜平（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都先后前去慰问。随后，志愿军战俘穿着新军装，乘汽车转赴开城。开城在朝鲜的中西部，是一个较发达的中型城市，曾是高丽王朝的首都，商业发达，名胜古迹也很多，谈判期间，这里被列为中立区，我方谈判代表团一直住在这里。这次上级让志愿军战俘在这里稍做停留，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休息。在去开城的路上，战俘们的车队，再次受到热烈的欢迎，道路两边，老人和孩子、妇女，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不断地挥舞，高喊着欢迎的口号。
开城东南广场边的高楼上，挂着大幅标语:“向坚持敌后斗争的归来人员致敬！”空旷的广场中，已经撑起上百顶军用帐篷，作为接待站，每个帐篷里，四角放四张行军床，床上铺着绿色毛毯，桌上整齐地摆着上写“中国人民关怀着你们”的慰问袋。8月9日，在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遣返委员会副主任王迪康代表志愿军领导宣读了慰问信，他在慰问信中，对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讲话，激起了归国战俘们的共鸣，“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激昂的口号声不断在会场响起。
战俘中职务最高的吴成德（第一八o师政治部主任）回忆说：“我到开城的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黄华、丁国钰都到接待站来看我，我谈到了敌人在战俘营如何搞乱神经，以达到获取机密的经过。”曾领导志愿军战俘开展对敌斗争的赵佐瑞还受到了乔冠华的亲切接见。乔冠华热情赞扬说:“你们在战俘营里的一系列斗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
9月30日，留在开城的战俘营主要领导和骨干，还应邀观看了开城大礼堂的京剧演出。参加观看的还有金日成和志愿军首长及遣返委员会中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大家甚感荣幸。
不难看出，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对志愿军战俘的看法是正确的，肯定了他们在战俘营中的斗争和保持的民族气节，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归管会对回归人员的错误结论
从8月中旬开始，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分批乘火车返回祖国。进入中国国境后，沿途的欢迎依然热烈。在祖国的大门口丹东，火车站上人山人海，锣声、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欢迎志愿军光荣归国”的大标语格外醒目。火车刚停稳，当地党、政、军首长就走进车厢，一边和大家亲切握手，一边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归来。”志愿军战俘们一个个感动得哭出声来。
6000多归来者是从两条铁路线汇集到昌图的，昌图是辽吉线上的一个县级火车站，在沈阳以北约120公里，位于铁岭与四平之间。归来者下了火车，在归管处的安排下，改乘汽车到昌图老城县政府所在地，再改乘胶轮大车从老城到金家镇。运输持续了半个多月，一路上依然有人欢迎。归来者到金家镇后，先后编为教导一团、教导二团、教导三团。分别住在金家镇、小四家子、大四家子、五家子等村。后来作了调整，排以上干部都编在了教导三团一营。归来者到齐后，召开了最后一次欢迎会。归管会主任郭铁作了热情的讲话。大意是：你们在敌人集中营里长期受到敌人虐待，身体受到很大摧残，现在回来了，首要的任务是好好疗养。周总理已有指示，所有归来人员，一律中灶待遇，全部细粮，每天四菜一汤。近年来的影片也陆续调来给大家看，也算是补课吧。郭铁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归管会归东北军区领导，执行师一级领导权限，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尔后，人们渐渐知道，归管会原来就是志愿军总部设在朝鲜碧潼管理美军战俘的“战俘管理处”。但是，当时大家并不在意。祖国人民的浓浓深情、上级的殷切关怀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归来之前的自卑感、耻辱感、惭愧感减轻了很多。
前3个月，归管会主要是给归来者医治伤病，恢复身体。同时，通过学习、报告、电影、报纸使大家熟悉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动员学习阶段就很有针对性，在领导动员讲话后，陆续放了电影《钢铁战士》、《赵一曼》、》《丹娘》、《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勇敢的人》、《八女投江》等影片。同时，召开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战俘营坚持斗争、反对刺字、抵制“甄别”牺牲的干部战士。很快，归来者就意识到，进行这些教育，就是要大家用烈士气节来对照自己。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这样一衡量，个个都不符合标准。也有人问：在战俘营里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
党在历史上那一套“左”的做法越演越烈。交待中，一个人一个人过关，大家大会小会“帮助”。“帮助”的人全凭想象，追查越严越“革命”。谁按领导要求讲，丑化自己、歪曲自己，给自己上纲，就受表扬，反之就会受到批评。当年在苏区打“AB团”、“改组派”的做法，再次重演。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违心地承认“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这又为以后不公平地处理这些战俘，提供了“事实”。
尽管这样，2月底做政治结论的时候，归管会没有过分苛责回归人员，“恢复党籍”、“恢复团籍”、“恢复军籍”的占了约80%。
3月份，党内开展了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本来是中共高层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很快波及到战俘归管处。3月下旬，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对回归人员的政审要从严、“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发生巨变。原来的鉴定不算数了，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恢复军籍”的，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的，大部分改为“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原五三九团教导员李明听到归管会给他的结论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时，头一下子懵了。他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共团会”带领大家冒死与美军斗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13岁偷着跑到游击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落得这样的下场，难以接受。他去找领导，领导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怎么活着回来了？”30多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情，仍然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第一八一师文化教员史振荣是陕西著名烈士史志舟的遗腹子，他是在患重病，发烧昏迷在担架上被敌人俘虏的，在战俘营里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的结论是“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他满腹痛苦，无奈地拿着复员证回乡。
到了5月份，鉴定基本结束，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后转业外，其他回归人员大部分复员回乡。
漫漫回乡路
从1954年5月起，归来者带着满腹惆怅，陆陆续续离开昌图，一批一批的踏上回乡路。当初，他们很多人都是带着大红花、肩负着亲人和祖国的希望、踏着欢送的锣鼓点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如今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独自往家走，其沉重心情无法言表。离开昌图前，很多人提出去北大荒或者去下煤窑，但都没有如愿。
四川籍的第五八三团指导员李正华，参加抗美援朝前回过家，被家乡人民寄予厚望，但因为被俘开除了军籍，他实在无法面对乡亲们。火车到成都，他没有与难友们告别一声就失踪了，从此渺无音讯。
连职干部南阳珍乘坐火车回家乡洛阳，到了终点站，他竟然哭出声。他的痛苦，引起了一同回乡战友的共鸣，也有几个人跟着掉了泪。他背着铺盖，来到灵宝县“转建办公室”，办公室人员看了他的介绍信和证件，又看了他的结论，当看到“在朝鲜战场，右倾保命，缴枪被俘”时，就问他：“你在朝鲜战场被俘过？”他点点头，工作人员问：“你是哪个村的？”南阳珍怕玷污了全村，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说明白。第二天，他没精打采地背着铺盖向自己村子走去，40里路，走了整整一天。到了家里，家里人又喜又惊。喜的是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惊的是他竟精神恍惚、没有穿军装。表哥有些不放心地问：“你当兵七八年了，也是个干部了吧？” 南阳珍小声说：“是个干部。”表哥又说：“咱们家，有你这么个党员、干部，大家脸上都有光彩。” 南阳珍看到不说不行了，低着头说：“表哥，不瞒你说，我在朝鲜战场被俘了，党籍已经被开除，现在已经不是干部了。”表哥听完，当时就发怒了，质问：“你为什么被俘？”说着，还把烟锅子在炕沿上敲得“当当”响。林模丛养父当过蒋介石的速记秘书。但是，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不到20岁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俘营里，他拒绝了利诱和恐吓，坚持不去台湾回大陆，但政审结论时被开除了团籍。回到四川老家后，他报考大学，被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到大学后，读了一个学期，赶上了“交心”运动。一天，学校人事科长找他谈话。科长说：“今天找你来，有个重要的决定通知你。你参加过抗美援朝，还被俘过，是吧。”
林模丛说：“是。那是在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发生的。” 科长说：“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学府，你在朝鲜被俘过，还开除了团籍，经川大党委讨论决定，把你除名回家！”
林模丛一听脑子就懵了，顿了片刻，他突然说：“我不同意这个决定，我的问题东北军区已经审查过，我的结论是恢复军籍，承认我是合格的军人。怎么，被俘过，连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科长说：“你的理由我们可以反映，但是校党委的决定不能改，你得离开学校。”后来，林模丛因生活无着落，被当地民政局安排到农牧场去种庄稼。
曾在五次战役中代理指导员的王福海，回乡后自强不息，踏实苦干，当过村长、副乡长，又到县信用社当社长。后来上边来人考核干部，发现了他档案里有被俘记载和“内控”结论，就把他职务免了，让他去搞四清。搞完四清，什么职务也没有了。像这类情况，在回乡的战俘里，可谓比比皆是。昌图归管处的错误决定，害了他们一生。
尾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开始了上访和申诉。他们的命运，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当时很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老首长还健在，他们也到处呼吁，积极争取纠正昌图归管处对归来者所作的错误决定。终于，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80）74号文件，文件指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
1981年10月1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了山西省军区《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复查处理情况的报告》，督促各省、市抓紧落实归来者的复查处理。
1981年10月27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发布了《给志愿军被俘人员补发复员费的通知》，从经济上给予归来者以补助。
1982年，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检查中发（80）74号文件执行情况的通知》 当年坚强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在风烛残年之际，陆续得到了清白。但是，他们给社会留下的，是不尽的思索。
金门战役解放军战俘归宿：部分归乡士兵遭枪决
核心提示：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等人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8月27日，作者：佚名，原题：金门战役解放军战俘最后归宿
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俘虏，全世界都一样，不同的是，当俘虏在东方国家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东方国家，战俘很少受到本国人民的尊重，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莫不如此。
国民党释放900战俘
1949年10月份爆发的金门战役（台湾称古宁头战役），是自南昌起义以来共军首次被成建制的消灭，登岛的三个团全军覆没，长久以来很多人把“全军覆没”理解成全部牺牲，其实不然。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批登陆金门，总人数为9086人，并没有“全部牺牲”。在战役中，解放军被俘总数为5175人，阵亡3873人，50多人失踪。最后一个被俘的是253团团长徐博，他躲在附近山洞中，直到1950年1月因在偷吃田地中的红薯而被捕。
这些俘虏被押往台中干城营房和东海岸绿岛的“新生营”实施“新生训练”，经过“教育改造”之后，有900多人（年龄较大以及表示坚决不肯留台湾的）于1950年被载上渔船遣返大陆。总共分三批释放，900余名归俘回来后，解放军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接下来他们被组织进行了一个月的“学习”，并被要求互相揭发，很多人为免去死刑拼命揭发别人。
部分归乡战俘遭枪决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孙树亮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除了被判刑的，还有被枪毙的。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等人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弹药打光后，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
最终这些归来的战俘大都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回乡务农，之后他们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经磨难。1983年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对金门被俘人员进行复查处理。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党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了复员费。一位金门战役的老战士得到消息后，在喝酒庆祝时狂喜而死。
留台战俘生活在恐惧中
除部分被放回大陆的战俘外，剩下的战俘大部分编入国军。然而，他们的生活也饱含心酸。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2002年，她陪父亲回大陆探亲时得知自己的父亲曾是“共匪”。2008年，陈心怡决定用纪录片记录父亲传奇的过去。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登上金门。之后进攻金门失利，见势不好，陈书言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后来他成了战俘，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当时不少人在押送途中死掉，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一个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党员或者顽固分子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要求把片子中有关“共匪”的那些内容删除。女儿陈心怡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父亲回答：“是，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陈书言的担心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当时登岛的253团政委陈利华，被俘后用化名进入战俘营，后来从少尉一直升至政战总局上校，1981年陈利华身份暴露后，震惊了政战局，立刻将陈利华秘密逮捕。
“不只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都不肯说。”陈心怡说。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63年，台湾也已“解严”多年，陈书言的心结和“恐慌”看似很难理解，但若仔细想想，又变得很让人理解。（摘编自《看历史》《金门战俘沉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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