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茂名腐败窝案查处始末：159人行贿买官大全

第一篇：广东茂名腐败窝案查处始末：159人行贿买官大全

广东茂名腐败窝案查处始末：159人行贿买官

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元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8年。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的干部感慨:谭某经历挣扎,最终对“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上梁不正”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

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两任书记“前腐后继”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垂范”作用恶劣。

2014年2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贿赂的人民币2464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2013年7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1993年至2011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镇长为升官贷款行贿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15年,没收财产300万元和违法所得338万元。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他的特点是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大小通吃,来者不拒,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喟。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警示】

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点是：面对如此贪腐的领导干部，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尽到怎样的职责。

—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一把手”的权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一把手”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高波建议，一方面，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第二篇：广东茂名官场窝案重启调查 当年曾放过160名官员(全文

广东茂名官场窝案重启调查 当年曾放过160名官员（全文

广东茂名官场窝案重启调查 当年曾放过160名官员（全文）

2014-04-21 03:26:15 来源: 新京报(北京)有9376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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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原茂名市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标志着茂名市官场窝案平静两年后重启调查。新京报记者 周清树 摄已退休两年的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近日被调查，标志着沉寂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重新掀开。

2009年-2012年，以两任茂名市委书记落马为标志的官场贪腐窝案爆发后，茂名官场几近瘫痪。为“保持茂名稳定”，相关部门采取了“办案”和“挽救”并举的做法。包括时任市委书记罗荫国供出的贪腐名单上的大批涉贪官员，被采取了“高举轻放”的处理，窝案后维持原职。冯立梅便系免责者之一。对冯的重新调查，将再次考验有关部门在官场窝案面前的“政治智慧”。

时隔两年，广东西南部的茂名市再次有重量级官员被调查。3月28日，广东省纪委发布消息：茂名原政协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63岁的冯立梅已从政协主席职位上退休两年，这次被查被认为打破了“退休即平安着陆”的官场惯例。媒体报道，冯立梅被调查，源于中央巡视组要求复查茂名官场窝案。

已沉寂两年的茂名官场窝案，爆发于2009年。是年起，包括原茂名常务副市长、两任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在内的官员陆续落马，窝案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直到2012年，时任广东统战部长、原茂名市委书记周镇宏被调查，茂名官场才恢复平静。但这个平静，再次因为冯立梅被查而打破。

媒体报道称，当年茂名窝案中有160余官员，因各种原因未予追究。多名茂名当地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有5名省管干部涉案却未被立案查处，冯立梅恰是其中一员。涉案而未被处理的官员们，让很多落马官员及其家属们“不服气”，他们一直在向广东省、中央反映情况。接近广东省纪委的人士透露，此次冯立梅被抓，就是中央巡视组来广东之后接到了类似举报。中央巡视组认为，当年对茂名腐败窝案的处理，尚欠妥当。

“冯立梅深耕茂名官场20年，任职纪委书记3年多，几乎掌握着茂名官场一切秘密。”茂名一位官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冯立梅为钥匙，重新开启两年前的茂名官场窝案，可洞见诸多未曾披露的官场腐败细节。平安落地的“实力派”

“罗荫国任市委书记时，冯立梅的根基已经非常深，是地方的实力派，在茂名，他可以当半个家。”

出生于1951年的冯立梅为广东阳江人，仕途起步于阳江县委宣传部，在阳江工作22年，曾任阳江县委副书记、阳江市阳东区委书记等职。

1992年，冯立梅由阳江调任茂名，担任茂南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之后在茂名官场20年，直至2012年初退休。20年间，冯立梅历任茂南区委副书记、茂名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秘书长、市地方金融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等职。2003年5月起，冯立梅任茂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并在2006年12月，升任茂名市政协主席，官至正厅级。2012年1月，冯立梅因到退休年龄退休，平安“落地”。履历显示，1990年左右，时任阳东区委书记的冯立梅曾因“建私房”的问题，被降级并调离岗位。除此波折外，冯的仕途一帆风顺。

多位熟知茂名政情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冯立梅在茂名官场的升迁黄金期，恰逢前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的时期。周镇宏于2002年至2007年任职茂名市委书记，此后，周升至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2012年1月，周镇宏因涉嫌严重违纪，在统战部长位上被调查。今年2月28日，周镇宏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周镇宏主政茂名时期，冯立梅由市委秘书长转任茂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3年又7个月后，冯立梅升至茂名市政协主席。

冯立梅的升迁速度，被茂名一位退休老干部称为“犹如坐直升机”。

上述知情人士介绍，2007年至2011年，在罗荫国任市委书记时期，茂名官场形成以罗荫国、冯立梅等人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势力版图。

“罗荫国任市委书记时，冯立梅的根基已经非常深，是地方的实力派，在茂名，他可以当半个家。”

茂名一位前组织部官员说，冯立梅喜欢结交房产商、矿山老板等企业家，并且擅长在官员和商人之间牵线搭桥、平衡关系。

为茂名当地人所熟知的是，冯立梅与房产商柯国庆走得非常近。茂名一位商人曾见到冯立梅与柯国庆在茂名一家酒店开房打麻将。“当然，几乎都是冯立梅赢。”

柯国庆被称为茂名“地下组织部长”，据公开材料，柯国庆曾向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行贿。目前，杨、罗均已被判刑。茂名官场窝案

茂名市系列腐败案共涉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

罗荫国是一位由基层成长起来的官员。出生于1954年的罗荫国是高州人，父母均是普通农民。

18岁时，高中毕业的罗荫国到邻镇做小学教师，两年后当上了村干部，之后成为镇委书记；1984年，30岁的罗荫国开始到高州市任职，由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升至高州市委书记。

1998年，罗荫国调任高州所属的地级市茂名，历任茂名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07年11月至被带走调查前，罗荫国身兼茂名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要职，到达个人权力顶峰。

罗荫国案卷宗显示，1993年至2011年1月的18年间，有63人向其行贿。其中党政或事业单位领导干部44名，商人19名。

广东省检察院披露的罗荫国涉案金额为，受贿共计人民币862万元、港币1318万元、美元40多万元以及丰田牌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35.5万元）、房产一套（价值人民币5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计人民币2565万元、港币2823万元。在罗荫国的案卷材料中，其受贿罪事实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罗荫国在干部任命、人事调整、工作调动、职务升迁、关照工作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第二部分是，罗荫国为商人承揽工程、中标项目、土地办证、企业用地、酒店评级等方面谋取利益。

案卷材料显示，大部分官员或商人行贿的目的是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比如原电白县委书记李喜气行贿后的回报是，罗荫国支持、帮助李喜气担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候选人。

商人罗泽勤和陈伟华向罗荫国行贿，是为了补选高州市人大常委、参选人大代表候选人。

此外，还有5位官员和商人行贿是“间接受益”。

茂名市民政局原局长叶其坚行贿的目的之一，是帮助女儿叶萍从茂港区民政局调入茂名市投资审核中心工作；高州市委书记李上林请托罗荫国支持弟弟李观胜担任茂名市物价局局长；商人崔雄请托罗荫国支持、关照儿子到电白县开办采石场；接受贿赂后，罗荫国帮助商人黄伟的女儿黄丽桦进入茂名市自来水公司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林国文行贿的目的，是请托罗荫国对茂名纪委副处级干部蔡进雄提拔事项予以关照。

另据媒体报道，至案发时止，罗荫国的妹妹、妹夫、妻弟等人分别在茂南区劳动局、茂名市刑警支队、信宜市检察院、茂名市中级法院、茂名市财政局、高州市卫生局等部门担任要职。其子女分别加入了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

多位知情人士介绍，茂名窝案案发前，买官卖官几成公开化。这种官场生态，始于2002年，当时，周镇宏调任茂名任市委书记。随着罗荫国的落马，弥漫于官场间的买官卖官之风才刹住。

有报道称，在周镇宏及罗荫国主政时期的茂名，通常情况下，仅仅一个科级职务，不花一二十万元是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每年春节和中秋节，下属都要向上级领导贡献红包。给科级领导的红包不会低于1万元，给处级干部的红包则大概是科级干部的10倍左右。

随着3月28日茂名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茂名系列腐败窝案已波及茂名的党委、政府、人大及政协等四套班子，且仍有蔓延之势。人人自危

罗荫国涉案后，茂名官场几乎瘫痪，保持茂名稳定成为上级重点考量的事情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罗荫国案发的直接原因是受下属、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影响。

前文提到茂名“地下组织部长”商人柯国庆向杨光亮行贿的同时，也向罗荫国行贿。柯国庆在交代时，将罗荫国一并供出。

罗荫国是被检察机关直接带走调查的，并随后被宣布刑拘。作为在职厅级官员，未经过纪检监察部门的“双规”程序，直接被检察机关带走，这在广东还前所未有。

茂名一位厅级退休干部分析，正是因为罗荫国的措手不及，导致他没有时间与涉案人员串供，大量权钱交易在此后浮出水面。

随后，2012年初，罗荫国的前任周镇宏亦被调查。周被指“对茂名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现在看来，恰是如此之多的官员涉贪，反而使其中的官员安全了。

公开资料显示，罗荫国案发后，供出了100多位科级以上干部。“那段时间，茂名官场人人自危。”长期任职茂名的一位科级干部说。

茂名一位负责外事工作的官员说，罗案发后，茂名所有科级以上官员的护照、港澳通行证等都要求上交到市外事侨务局；处级官员的上述证件被要求交到广东省外办。如何处理涉案官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茂名一位厅级退休干部介绍，罗荫国涉案后，茂名官场几乎瘫痪，保持茂名稳定成为上级重点考量的事情之一。公开资料显示，由于案件波及面太广，有关部门不得不将“办案”和“挽救”并举。“高举轻放”的处理

很多涉案官员被定义为消极腐败。媒体报道，当年放过了160余官员

2011年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林浩坤在茂名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这次大会作了反腐总动员，“有问题”的官员被限令在4月10日之前向驻在茂名的专案组主动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

上述老干部说，除了限期交代外，当时还划定了一条线：50万元以下的不追究。

2012年4月，广东省纪委通报称，茂名市系列腐败案自2009年以来，查处了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严重受贿案，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严重受贿案，市委原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受贿案，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受贿案，原副市长陈亚春受贿案，电白县委原书记李日添受贿案等系列腐败案。

全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但是，只有61人被立案查处，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

一位接近广东省纪委的人士说，很多涉案官员被定义为消极腐败。“作为市委书记的周镇宏和罗荫国收钱，你不送钱行吗？很多人是被裹挟的。” 这一震惊全国的腐败窝案最终被高举轻放。媒体报道，当年放过了160余官员。

作为系列腐败窝案中的一环，罗荫国案也同样被“高举轻放”。

2011年2月，罗荫国及妻子被带走调查；2013年7月，罗荫国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据媒体报道，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供出了100多位官员。其案卷显示，有63人向他行贿，其中官员44名，商人19名。新京报记者查证，向罗荫国行贿的44名官员中，只有3人进入司法程序，目前受到审判。这三人分别为：茂名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茂名原市长助理雷挺；化州市原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黄鸿。

该案中至少24人仍担任原职、其他职位或退休。窝案“幸存”后重启调查

在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之下，广东省纪委准备复查茂名官场窝案，“很多原来不追究的，现在要重新追究。”

茂名检察院一位官员介绍，罗荫国案发后供出了冯立梅，但冯主动向专案组作了交代并退赃，最终未被追究刑责。茂名一位官员说，冯立梅拉着妻子一起到纪委退赃，他当着纪委办案人员的面，大骂妻子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钱。冯由是得以从窝案中“幸存”。

多位认识冯立梅的官员、商人介绍，自2012年1月退休后，冯立梅一直过着悠闲的、深居简出的生活。“很多退休老干部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冯立梅甚至不到熟人的公司办公室去坐。”

据媒体报道，冯立梅是在3月28日中午被纪委带走的。当天下午6点钟，广东省纪委即对外发布公告。快速定性是因为他在纪委已有案底，追责程序可随时启动。

茂名一位厅级退休干部表示，“高举轻放”的处理方式使得有处分的人不服气，没有受到处分的人不会得到深刻教训。“涉案干部是谁、是否受到了党纪政纪处理等均没有公布。”茂名一位科级干部说。

“要公布行贿者的名字，干部犯了错误，不给群众监督怎么行？对于性质恶劣已经判刑的主要干部，要搞典型分析。这是最实际的教育。”上述纪委出身的老干部说。

这导致茂名诸多官员产生怨气。一位老干部说，“哪条党纪国法规定了行贿、受贿不被处理。”

更有一些茂名系列腐败案件中受到处理的官员家属采取了实际举动，他们向广东省、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在中央巡视组来到广东后，茂名政法系统一位被追究刑责的官员妻子给巡视组写了举报信。今年春节前，她接到茂名市信访办的相关回复。

冯立梅被调查后，有媒体报道，中央巡视组接到相关举报后认为，当年对茂名腐败窝案的处理，尚欠妥当。在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之下，广东省纪委准备复查茂名官场窝案，“很多原来不追究的，现在要重新追究。”

而冯立梅被视作此次重新调查的风向标。茂名一位正科级官员分析，冯立梅深耕茂名多年，又做了3年多纪委书记，他掌握茂名官场的一切秘密，冯立梅被调查，意味着“谁都有可能被查，主要看查处的力度。”上述前组织部官员说：重启调查会产生震荡；“这需要考验办案者的 政治智慧。” 相关新闻：广东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被查 已退休两年 广东省委常委周镇宏涉严重违纪被调查

2012年1月17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原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2012年1月14日，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透露，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涉嫌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目前该案已经由广东省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中山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广东茂名官场地震 副市长等疑涉陈绍基案被查

广东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疑涉嫌受陈绍基案，日前被证实于2009年10月被纪委部门带走调查。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程彬，以及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杨强，前不久也涉嫌严重违纪先后被纪委部门“请走”。(原标题：茂名官场窝案重启调查)

第三篇：广东乐昌现红包腐败窝案 11名市委常委9人涉案

广东乐昌现红包腐败窝案 11名市委常委9人涉案

2015年01月06日 02:46

来源：现代金报

原标题：全市11名市委常委中9人涉案

近日，广东纪检部门查处了72名干部涉案的乐昌市“红包”腐败窝案。原11名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书记李维员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此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

乐昌地处“广东北大门”，矿藏丰富，素为通衢繁华之地。自1994年撤县设市后，经济发展多年位居韶关县市区前列。近年来，地区发展不进反退，重新戴上了省贫困县的“帽子”。

□据新华社1月5日电 “红包”最后均以财政名义报销

据广东省纪委通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的2013年和2014年春节、中秋节期间，李维员仍继续顶风收受下属单位和私人老板所送钱物。在其直接带动和影响下，乐昌市一些乡镇、街道和市直单位领导干部逢年过节竞相收送“红包”礼金。经查，乐昌市收送“红包”礼金涉及班子成员27人，乡科级干部45人，涉案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乐昌市涉案的72名干部中，市委原11名常委有9名涉案其中，其余多为乡镇、市直单位“一把手”，公款送礼已成为乐昌官场的惯例。

主要领导婚丧嫁娶及生病住院等是公款送礼的特殊节点。一位涉案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干部告诉记者，李维员的父亲2014年去世时，市里各大班子都派了代表去。乐昌市某镇镇长称，李维员的父亲生病和去世时，镇里“以集体的名义”，分别送了1000元和3000元，这些钱都是从镇里财政开支。“这些„慰问‟的钱都是自己先垫付出来，然后以饭餐票、土特产发票等进行报账。”同去参加“慰问”的另一名镇级领导说。

没有钱的乡镇就送土特产

春节和中秋节是乐昌官场送“红包”的主要节点，跟婚丧嫁娶相比，春节、中秋的“慰问”等级、标准差异很大。乐昌某乡镇“一把手”说:“婚丧嫁娶是特殊的事情，几个领导商量一下，搞个一千两千就好了。逢年过节，不同的领导有几个层次不同的标准，有的多个几百块，有的少个几百块。” 经济穷困没有钱的乡镇就送土特产。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每到年终，沙坪镇班子就会开会讨论送礼方案，安排专门资金，购买当地的花生油、红薯、鸡蛋等土特产去送礼。“关心过镇里的领导都要去回报感谢，不是一桶两桶的事，都是百把斤甚至几百斤。花生油十七八块一斤，红薯几毛一斤，值不了多少钱，但都是风气。不去送，明年你拿项目就拿不到。有钱的给钱，我们就只有土特产，再怎么样都要表示一下，领导可能也比拿钱更舒服，他们也知道我们穷。”沙坪镇政府一名班子成员说。

“红包”成买官“利器”

根据广东省纪委的通报，李维员因收送“红包”礼金、买官卖官、套骗公款等违纪违法行为，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他涉案人员的违纪违法问题，也正在调查核实处理中。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当地，“红包”不仅仅是简单的慰问和人情往来，而成为买官“利器”，“买官卖官”是乐昌政界半公开的“秘密”，很多基层干部被这股风气裹胁。一名乐昌市委常委告诉记者，李维员曾就一个岗位向多名干部“许诺”，暗示他们都可以努力“争取”。

李维员时常干预政府事务，与市长关系紧张人尽皆知。2014年，乐昌市决定对成效明显的招商引资项目进行表彰，市政府常务会议根据惯例和市场实际，没有把房地产企业列入表彰名单。“开大会时李维员很不高兴，直接在礼堂的表彰大会上批评政府不该把房地产企业剔除在表彰名单之外，搞得市长灰头土脸。”乐昌市一名处级干部说。

在干部提拔方面，李维员更是“说一不二”。韶关市委一名常委透露，时任乐昌市长罗海俊曾在讨论人事的会议上，对李维员作出的人事安排提出异议，遭到李维员当场质问:“是市长管人事还是书记管人事?”

当地官位长期空缺待售

缺乏民主程序，使干部任用沦为权力寻租。另一名乐昌市委常委说:“一定级别的干部任命，一般都是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5人小组‟酝酿人选，当然其实还是李维员说了算。我没有能力否决5人小组已经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不仅会得罪主要领导，还会得罪下面一大帮人。”据悉，“5人小组”中市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等3人均涉案被“双开”或接受调查。

沙坪镇一名镇级领导说，一直到去年上半年，沙坪镇8个班子成员分担了原本应该12个班子成员的工作，缺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党委委员。班子成员空缺了三分之一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班子成员大量空缺影响工作，早该配好了，镇里也早就推荐了副书记、副镇长的人选，但等了一年多都没有批下来，直到李维员出事后，新的市委书记到任才补足。” 乐昌市多位市委常委表示，很多干部早就反映，好几个镇和科局的班子成员长期空缺，很不正常。有合适人选就应该按组织程序办，空缺这么久什么意思？后来很多情况表明，这是为了待价而沽。位子有大把，就看谁去跑。

第四篇：广东神湾镇土地腐败窝案曝合法受贿交易形式

广东神湾镇土地腐败窝案曝“合法受贿”交易形式

2010-08-21 11:10:00 来源: 正义网(北京)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和高速发展，土地——特别是商业用地，更是供不应求，因而土地交易的价格层层攀升。在这种环境下，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改变土地使用功能等现象时有发生，神湾镇窝案就是土地资源领域腐败案件的典型样本。

方圆12亩的空地上，只有孤零零两栋楼，没有门窗只有框架，甚至连通往这两栋楼的路都没有。

广东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市场的旁边，竖立着这样两栋奇怪的建筑。这两栋楼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一般人看不出门道，可是中山市第一市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办案人员却看出了端倪。

“看似孤零零的两栋楼，其实背后隐藏着一笔大交易。”办案人员这样分析。

根据群众举报，神湾镇神湾市场旁的这12亩土地是私营企业主廖子力向神湾宥南村购买的集体所有的商住用地。之所以在地上临时建起两栋楼房，是因为按照国家规定，宥南村这样销售集体所有商住地是无法给廖子力办到相关权证的，廖子力为了取得该地的所有权，向神湾镇国土分局局长简仁基等人求助，“业内人士”为廖子力指点了迷津：

先在空地上建两栋楼，然后以宥南村出售该楼给廖子力的方式，附带取得12亩地的相关权证。于是，出售两栋村屋搭送一个12亩“花园”的闹剧就此上演了。

不过，这笔交易需经过城建、规划、国土等部门的审核，如此简陋的两栋楼房是如何明目张胆地混过各项检查呢？

经过缜密初查，收集、调取了大量的证据材料和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察觉到这个线索只是该镇土地变更使用功能及买卖交易领域存在严重腐败的问题之一，随即一个隐藏在神湾镇土地资源领域的窝案逐

1步浮出水面。

2009年7月，中山市第一市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根据这一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查获这个利用土地转换功能、土地办证大肆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的利益集团，立案5宗5人，此外，移送中山市检察院立案3宗3人，涉案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

该系列案件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7人：神湾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江飞宇，受贿150多万；神湾镇党委委员梁健华（分管神湾镇房地产公司），受贿50多万；神湾镇国土分局局长简仁基，受贿400多万；神湾镇国土分局副局长冯健旺，受贿120多万；神湾镇外经办主任郭彻，受贿250多万；神湾镇规划所副所长李戈（负责全面工作），受贿60多万；中山市规划局勘查科副主任科员何祚东，受贿30多万。

其中，简仁基在审批廖子力购买的神湾镇宥南村12亩集体土地的过户和报建过程中提供帮助，并先后3次收受廖子力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万元。

土地功能转换成商机

地处广东省中山市南部的神湾镇，毗邻珠海，其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山各镇区中属于较为落后的状况。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地处城市郊区，传统型工业发展还比较好，形成以纺织服装、金属塑料和玩具制造为支柱产业，电子信息、化学制造、化妆品、家具等行业协调发展的轻工业格局。

近年来，神湾镇开始区域发展转型，逐步由城郊工业区转变为政务区，于是，大量的工业用地就可以转换为商住用地，土地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不要小看这个土地功能转换，里面隐含了巨大的商机。”办案人员告诉记者。

原来，神湾镇当时工业用地的价格是每亩约10万元，商住用地的价格是每亩可达80万元，由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住用地，按照当地规定需要每亩补交约10万元就可以了，这样中间会产生60万元的利润。但是，由工业用地转为商住用地，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复杂的流程。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确需改变该幅土地建

设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改变土地用途的，在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同时，2002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的第十六条也规定：“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需要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改变为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变更后的土地用途，以变更时的土地市场价格补交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来说，规划部门需要出具规划意见，同意它由工业用地转换为商住用地，然后经过国土部门审批，报分管副镇长，再经市规划局同意后方可转换。”办案人员说。

所以，虽然这个转换过程中间有商机，但一般人也只能望洋兴叹。不过，对于神湾镇国土分局局长简仁基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合伙人”均为各部门主管领导，掌握着土地规划、审批的权限。

他们的合作是这样的：

首先由外经办主任郭彻接触需要办理工业用地转为商住用地的土地权人，并与谈妥条件，之后由副镇长江飞宇办妥镇政府的规划手续，再由镇规划所李戈以及市规划局勘查科的何祚东办妥规划局的手续，最后由国土分局局长简仁基办妥土地转换功能手续。

“每转换成功一亩地，他们就可以净收20万元，然后按比例分成。”办案人员说。

“合法受贿”交易形式

在中山市第一市区检察院反贪局审讯室内，简仁基坐在审讯位上，双手不停地绞动，他不停地向办案人员试探，企图只交代部分犯罪事实得以蒙混过关。这时，讯问的办案人员不经意地说了句：简局，听说你有个老表开了间房地产中介公司，似乎生意不错呢……

这句话吸引住了简仁基，他抬头看了下办案人员，双手垂下，开口说话，一套精心研究出的 “合法受贿”交易形式逐渐清晰起来。

策略一：幕后操作。在和需要办理土地转功能、土地办证业务的“客户”谈妥条件后，由简仁基找到其朋友经营的一间房地产中介公司，由该中介公司出面和客户签订合同，致使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策略二：签订合同。为了做到表面上看起来合法，避免客户资金风险，房地产中介公司和客户还会在律师所签订合同，约定由律师所代为保管资金，事成之后才将贿赂款项划给个人。

策略三：银行转账。所收受的贿赂均通过银行进行转账，由简仁基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上述利益人群为掩人耳目，均使用了他人的私人账户为自己收受贿赂，如简仁基所使用的他人私人银行账户就达5个。所收受贿赂款项首先由简仁基统一收取，再按照他们各自谈好的分配比例，由简仁基再次分配给其他人。

2010年5月，广东省中山市第一法院对江飞宇等人作出了一审判决，相关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十年不等，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8万元至20万元。

检察官手记

土地既是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又是一种依靠行政审批就可取得的资源，占有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占有了巨大的获利空间，这是诱发土地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因。在该案中，被告人的作案目标放在土地转功能以及土地办证这两个环节上。

譬如在土地转功能方面，需要将工业用地转为商住用地的那些土地权人，他们一开始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的时候，价格仅仅是几万元至十几万元每亩。可是一旦将这块工业用地成功转为了商住用地，该土地的价格马上就会上升至七八十万每亩。由此可见，其中有着多大的利润空间。在这种运用行政权力改变土地性质就能带来巨大利润的情况下，在拥有权力的一方看来，这些利润源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要收取一部分利润理所当然；而在需要改变土地功能的土地权人看来，与公开竞争相比，行贿成本

相对低廉并且更有把握。这样一来，就促成了资本向行政权力的全方位渗透，同时也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在该系列案件中，罪犯有主管土地、城建的镇政府领导，有国土分局的正副领导，有对外经贸系统的领导。这些人很清楚他们手中的权力能带来多大的财富，而这些人平时又经常和许多腰缠万贯的企业老板接触，整天面对的是企业老板们的名车豪宅、一掷千金，都会使其产生一种自卑和追逐心理，心理难免会产生不平衡，这就造成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们浮躁、攀比、经受不住诱惑。而个人虚荣心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病态心理驱使，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追求，拜金主义等消极腐败思想，也让这些领导干部放弃了对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生、膨胀。

此外，该系列案中的罪犯，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平时生活上，都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团体，工作中互为上下级，生活中互为“哥们”。在这种小团体中，利益是维系关系的纽带。因此，当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暴利，千方百计对这些人进行拉拢腐蚀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将这个小团体全部拉下水。在该系列案中，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小小案外情节看到：这个小团体每星期有两到三次会聚在一起吃饭打麻将，而每场麻将的输赢都在10万元以上。

此案中还有个很大的特点，笔者单独将其拿出来，以期能引起重视和反思，那就是70后青年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风华正茂的干部的简历：

简仁基，38岁，2002年任中山市板芙镇国土分局局长，2007年任中山市神湾镇国土分局局长；

冯健旺，34岁，2007年任中山市神湾镇国土分局副局长；

李戈，36岁，2007年任中山市神湾镇规划站副站长，负责全面工作。这些干部有个共同的特征，虽然级别不高，但都是三十出头便坐到了位高权重的位臵。

简仁基天资聪明，很有心计，能言善谈。在领导眼中也算是有“才”的人，试想，他没有超人的地方，也不会年纪轻轻坐在这个大权在握的位子，他没有“才”，也不会想出如此高明的犯罪手法。但他这种小聪明大愚蠢，有“才”无德，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光明前程。

此案中暴露出的官场政治生态问题也不容忽视，冯健旺、李戈两人是在江飞宇、简仁基等人作案期间由其一手提拔的干部，用第三者郭彻的话来形容：这两人很听话，很好用。冯、李参与犯罪除了自身腐化堕落、意志不坚的原因之外，其二人的供述中有句话揭示了另一个潜规则：提拔我的上级交代我去做的事情，于公于私，我都不得不去做，钱也不得不收。

应该说，在我国土地行政管理领域中，各种制度还不是很健全，致使各种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管。譬如，土地部门受同级政府管辖，干部任免权、编制审批、经费批准，样样都可以成为某些党政领导干部插手土地领域的利器。又如，我国在土地管理、规划和税收等方面，多个部门各司其职，职务上有分工，制度上不配套，没有形成相互间的制约，容易在管理结合部发生问题。另外，同一部门负责办理土地转让手续、评定土地等级、确认地价评估结果，还要组织大宗土地拍卖，这样也容易出现监管盲点。在该系列案中，无论是土地转功能还是为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土地证办理，都没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来规范，只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和规则，这些制度上的漏洞，就给了一些利用权力谋求私利的犯罪分子留下了空间。

当前的我国法制建设尚未完善，对于权力的监督体制的建设更是远落后于现实需要。在该系列案件中，罪犯曾担任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和负责人，还有两位更是神湾镇的人大主席和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内部行政监督失去效力，外部人大监督也失去效力，这两种本可以对犯罪起到预防作用的监督体系都发挥不到作用，也致使这个小团体越陷越深，到最后只能通过法律对其进行制裁。而在这种内、外部监督失去了效力的情况下，犯罪分子会认为犯罪成本很低，犯罪后被发现的风险也很小，从另一方面也为诱发土地领域职务犯罪提供了温床。（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第一市区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