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到国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路径

第一篇：从中学到国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路径

从“中学”到“国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

化路径

李春萍

2011-12-20 11:16:45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2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建制的发展为例，由“中学”到“国学”两个时期的学科化历程，梳理了清末民初学者于大学体制内保存中国传统学术的努力，以期阐明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体系作为一种知识格局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并探讨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重建国学所面临的组织结构问题。

关键词：“中学”；“国学”；学科制度

作者简介：李春萍，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编审，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2-0038-16

近年里人文领域再次出现“国学热”，电视上有国学论坛，国学经典进入中小学，许多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出版以国学命名的学刊。国学向学科体制进军时遇到了困难——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自2007年多次向教育部申请设立本科国学专业，却都没有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按照现行的专业类型划分，横跨多个学科的国学专业难以归于任何门类。[1]关于国学专业的讨论，使其学科归属问题凸显出来。正如刘小枫所指出：“中西方的古典学问博大精深，但在如今的学科建制中却找不到地盘，甚至找不到一个恰切的学科名称。古典学问不按如今的文、史、哲划分学科，西方现代‘古典学’也不能涵盖西方的古典学问。如何为古典学问确立一个恰当的名称，使之在现代的大学体制中有一个落脚处，非常困难。”他“感到晚清以来中国学人面临的问题没完”。[2]

晚清以降，从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与教学活动开始，经过20世纪初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大学历经从“中学”到“国学”的学科化发展阶段，逐步被纳入文史哲各科之中。当时的有关讨论虽以学术为题，却往往超出大学范围而形成知识界广泛参与的思想论争，历史学界于此已有许多精深的研究；本文将回到大学体制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聚焦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历程，由此探讨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

追溯中国人文学科体系的形成，应自京师大学堂建立。此为中国大学系统设置学科之始。①大学堂筹建时朝野中外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多有针对新式学堂“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者，管学大臣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以“学问宜分科”为原则将大学堂分为十科。“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3]，大学堂办理者皆称参酌外国大学分科之科目。在确定大学堂最终格局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

《奏定大学堂章程》为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制订，仿照了日本分科大学体制：“日本国大学止文、法、医、格致、农、工六门，其商学即以法政学科内之商法统之，不立专门。又文科大学内有汉学科，分经学专修、史学专修、文学专修三类。又有宗教学，附入文科大学之哲学科、国文学科、汉学科、史学科内。今中国特立经学一门，又特立商科一门，故为八门。”[4]阿部洋称之为晚清“日本式”学校制度[5]，但其模版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制却是以法科、医科和工科先行，然后为文科、理科、农科[6]，章程于此改变可见其隐含的思想和态度。张之洞等称制订章程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立学宗旨坚持“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7]，体现出“中体西用”思想。

清末学界公共话语的重心之一在于“中学”与“西学”之争，“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8]。所谓“中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而“西学”却是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学”与“西学”概念上的这种错位表明当时学界对于西方学术古今分离的失察，也显示出学者面对西方文化时的焦虑。“中体西用”说打破朱熹“体用不二”的观念，严复批评它如“牛体马用”般不合逻辑：“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貌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9]列文森指出了“中体西用”具有社会学意义而非哲学意义。[10]大学堂章程以此为宗旨，在知识与制度两方面既为保存中学建立了合法性，又为大面积引进西学提供空间；希冀以此中西兼容，也为中学与西学的并立埋下伏笔。张之洞苦心孤诣地设置了经学科大学，包括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文学科大学在万国史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之外设中国文学门和中国史学门，根据西方学科建制改造中国传统学问；他还在西学科目中点滴加入中学因素，如“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11]，医学科大学“若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皆宜参考中国至精之本”。在西学框架下保存中学的心态昭然若揭。

“中学”在大学体制中的合法性需予申辩，因此张之洞不厌其详地阐释作为“中学”象征的经学文学二科之科目，占各分科大学科目章三分之一篇幅，“观此二科之章程内，详定教授之细目及其研究法，肫肫焉不惜数千言”；涉及西学科目，一句话打发掉——“其余西学各名目，外国皆有成书，宜择译外国善本讲授”，而西学科目在章程中已呈压倒之势。

经学文学二科是张之洞最重视和“最得意之作”，亦为“其学术上所素娴者”；王国维却认为是“分科大学章程中最宜改善者”，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周秦以前之古典“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其后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西洋之文学亦然”。经学、文学皆与哲学关系密切，由此他又提出“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不可分而为二”，“可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为其共同科目[12]。张之洞确实反对设立哲学科，曾在1902年奏折中称“不可讲泰西哲学”。[13]但在接受西学的分类体系上王国维与张之洞是一样的，将中国传统学问分别纳入西方大学的分科系统内。

设置经学科大学，张之洞的解释为“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听人自择”，而“西国最重保存古学，亦系归专门者自行研究。古学之最可宝贵者无过经书，无识之徒，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唯恐经书一日不废，真乃不知西学西法者也”。[14]张之洞以欧洲大学神学院为参照设立经科大学，王国维则批评经科大学之设背离大学堂学术“研究之本义”：

夫尊孔孟之道，莫若发明光大之。而发明光大之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今徒于形式上置经学于各分科大学之首，而不问内容之关系如何，断非所以尊之也。„„若我孔孟之说，则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以自外于学问者哉？[15]

王国维的思想超越颇为时人所重，却未如所期望的那样被当局者采择，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章程亦虚应故事而已，许多学科缺乏相应的教授以及必要设备，功课设置虽中西兼习但实际上偏重中学。为筹设分科大学，大学堂提出在章程规划的八科四十六门中先筹建五科十门，其中包括经科之尚书门、三礼学门、春秋左传门和文科之中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16]1910年分科大学开学，学生多入经学文学二科。②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梁启超却批评史学因附属于经学，一直缺乏学科的独立意识。[17]大学堂师范科设置“中国史”和“本朝史”课程，所编讲义明显受到进化史观影响，编纂体例皆用章节体，如屠寄的《中国史讲义》尝试以进化论观点阐述中国历史、陈黻宸的《中国史讲义》述及一些新的史学观点、汪荣宝的《本朝史讲义》采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法。中国历史的教学与写作开始走向西学系统。

从“词章不足为学”到中国文学门，《奏定大学堂章程》给予“中国文学”一个专业的学科地位。通过分析“中国文学门”的修习科目，陈国球指出“文学”的学科规格在章程中渐渐显现，张之洞用心罗列“研究文学之要义”成为理解“文学”的模塑方式。他认为现今大学中文系不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与章程体现出张之洞的“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这一观念有关。[18]1910年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更是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学科规格。

由此可见专业化的另一个根源“不是在于知识的内在发展规律，而是来自现代大学中特殊的组织结构”[19]，大学堂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学与中国史学的学科基础。但“文史不分”的传统学术格局还只是于形式上被打破，文、史两科比较彻底的分离在民国时期才得以实现[20]，对其发展影响更大的是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

二

民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由大学堂末任总监督而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召集教员开会，“提议各科改良办法，议将经文两科合并，改名为国学科。各科科目亦均有更改，闻尤以法政科为最甚。盖国体变更，整体亦因之不同故也”。[21]严复的改革思路为：

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逾此者。[22]

他一方面主张文科专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开设西学课程，并要求学校所有课程除国学之外，一律用外语教授。于是“校中盛昌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23]结果是“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24]。经科并于文科之后，严复提出他的建设构想：

至将来更定办法，则拟分哲学、文学、历史、舆地各门。中国经学、周秦诸子、汉宋各家学说，本为纯美之哲学，而历史、舆地、文学亦必探源于经，此与经并于文办法亦合。惟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但办颇不易，须所招学生于西文根底深厚，于中文亦无鄙夷。先训之思，如是兼治，始有所益。应俟校费充裕，觅有相宿学，徐立专门，以待来者。[25]

哲学门在建制上出现始于1912年。当年的北京大学课程表文科设有哲学门，其下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两类分别设置若干科目。实际情形远非如此：“至民国元年，吾校改称北京大学，学制渐臻完备，大学文科分四门，哲学门即为其一。哲学门之下，复隶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两类„„至民国三年，始有中国哲学门一年级生，或即为中国哲学门正式成立后之第一班。”[26]冯友兰1915年报考北大，为第二班学生。

经科并于文科，中国传统学术开始改变已有的知识格局，“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③；但教学却仍沿袭其旧，“主课教授大半依文顺释，既非提纲挈领，亦非大义微言。夫经史浩繁，如此，则届时何能卒业？”如在千呼万唤始成立的中国哲学门，仍仿效朱熹讲解理学的方式，还是寻章摘句的注解式研究，不能从思想脉络的总体把握和阐发中国古代经典。[27]冯友兰回忆当时陈黻宸的授课：

他的诸子哲学，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有一次有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也讲不完。”„„照我们现在的看法，他此说的毛病，在于将哲学与哲学史混为一谈。哲学也许可以是如他所说的。但是诸子哲学这门功课是讲哲学史。无论哲学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一段哲学史总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的，也不是永远讲不完的。[28]

冯友兰指出陈黻宸在哲学观念上的误区，后者称“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便是儒学，“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也”。王国维曾言，大学堂“欲求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则遗老尽矣；其存者或笃老或病废，故致之不易；就使能致，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疏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不过如商彝周鼎，饰观瞻而已。故今后之文科大学，苟经学、国文学等，无合格之教授，则宁虚其讲座，以俟生徒自己之研究，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矣”。[29]他提出的问题在民初的北京大学依然存在。他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认为“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30]

蔡元培长校后在北大力行德国大学所代表的现代大学理念：“本年改组，又对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抗耳。”[31]由于经费和生源等方面原因，民国后文科只设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和英国文学门；蔡元培拟增设史学门，因教育部将国史编纂处归并于北大，“中国文学门内分出一部分教员，及国史编纂处一部分编纂员，组织中国史学门”；“当时文科学长为陈独秀先生，竭力奖励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本门教员于新文学有不慊者，大都改归中国史学门”。[32]

1917年底北大评议会议决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拟下设九个研究所：国文学、英文学、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后来蔡元培检讨说，研究所虽以文、理、法科为名，但在实际上是各系分设，较为散漫，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33]1920年，评议会议决全面改组旧有研究所，合并为国学(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外国文学(凡研究德英法俄及其他外国文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社会科学(凡研究法律、政治、经济、外国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自然科学(凡研究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四门，“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34]

研究所拟出一份整理国学计划书，明确“宜就学术之各方面为分类之整理”，计划选派“深于国学之教授”和“国学优长之学生”留学海外研习“科学之方法，则归而任整理之职”。计划书提出“整理吾国固有之学术”分两步办法：“整理学术”、“整理学术之材料”，而且“整理学术必先整理其材料”，具体为五项：征书、编书、辑书、校书、刊书、搜求古器物。[35]国立大学的经费常常难以为继，教学与研究资源极为匮乏，只有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开办起来。胡适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

我们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思想、宗教、美术、政治、法制、经济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整理；这个无尽宝藏正在等候我们去开掘。我们不可错过这种好机会；我不可不认清我们“最易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36]

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这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立的建制；又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研究方法注意遵循国际学术范式，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古迹古物调查会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而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由《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可见其治学观念和努力方向：

本学门之设立，其研究以文字为范围而不峄学科者，盖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在未经整理以前，不易遽行分科而治，故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为将来分科之预备，非专己守残，以为可与他种学科分驰也。组织时虽以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三系为基本，不过以此三系关涉国学者处较多于他系，至于他系之关涉国学者，虽数量有多寡，而其急待于取资固无殊。以此之故，本学门极欢迎本校之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者到所提出题目，分别研究，俾古代学术制度之未经科学家搜求考证者或经科学家搜求考证而其量犹不充分者，至此各得襮其真价值，而占有科学史上之确当位置，不胜企盼。[37]

经过整理，国故成为“学问的材料”——“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38]翁文灏肯定中国学术界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他以竺可桢研究历史上气候变迁、陈桢君研究金鱼之变异、丁文江研究长江下游地史(由史料推论以实测证明)以及自己研究中国的地震中心为例，说明“科学方法诚有益于国学，而国故研究有时亦未尝不有所贡献于科学”。[39]

做过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却毫不客气地批评国学：“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还说：“就是再审定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40]此语正刺到国学的尴尬处，无论怎样科学化，国学在现代大学体制内仍显出合法性危机。钱穆更明确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41]顾颉刚称“现在中国许多有志学问的人所共同受到”的“不能分工治学的烦闷”，要靠制度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图谋解决，国学门“需求于别种科学的专门人才之处真是非常的多”，如果各种科学都比较发达、中国方面的各科材料都有人去研究，就可以放弃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而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42]

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采书院制而不设分科，轰动一时，但在教学上与旧制及大学部“脱节”，被认为是一“畸形发展组织”[43]，加之其他原因，四年即告结束。1932年，顾颉刚的预言在北大成为现实：研究所将国学门改称文史部。自此，“国学”一词虽然仍可见用，但其在北京大学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三

无论“中学”还是“国学”，于中国学术史影响甚大，却未尝成为大学的学科门类；后者作为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名称，在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存在过一个短暂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原指西周设立的一种官学建制，与乡学对应；现代意义上的“国学”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统称，这一意义的概念源自日本。德川晚期出现的“国学”强调日本本土学问，是对日本儒学的反动；在西学的冲击下，晚清士人借以移指中国传统学术，其意不言自明。普遍使用这一概念与章太炎讲学有关，章氏弟子聚集的北大后来成为整理国故的大本营。[44]在北大国学门，“国学”的概念被明确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45]

比较系统地讨论国故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北大学生毛子水发表于《新潮》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主张甫提出便引发一场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46]毛子水说“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的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今日研究国故的人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学看作“现在科学的一种”。[47]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把“研究国故”分为“整理国故”和“追摩国故”两种，肯定前者是“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48]讨论中毛子水还提出学术研究的“正当”与“合法”问题：“我们现在的时候要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以往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因此我们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他认为国故“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49]

研究所国学门使用了“整理国故”的概念，要“粹古人学术以科学方法为之分析，使有明白之疆界、纯一之系统”。胡适代表国学门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其步骤为：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质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去担任一部分的研究。[50]

他们的努力是要将国故分别纳入西方各种学科之内，惟其如此，国学才具备科学的身份。《宣言》提出先于各门专史建立起基本架构然后综合成一部中国文化史，具体到胡适，他“个人所从事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51]胡适由文学革命而提出“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中国文学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哲学史大纲》尽管只完成上卷，其所开创的体例影响深远，冯友兰称之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52]。钱穆说“胡氏哲学史大纲，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53]，对中国历史学科更有直接影响。后世学者指出考证古书、鉴别真伪在1920年代成为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训练，顾颉刚的“古史辨”讨论“使得胡适根据中国传统改造过的历史研究‘科学方法’——考证材料——深入人心，成为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的必要训练”。[54]

胡适留学康乃尔大学时气象学教授威尔逊在班上说，“世界气象学上有许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皆由中国气象学不发达，缺少气象测候记载，使亚洲大陆之气象至今尚成不解之谜”，盼胡适与同班之王预君将来能于气象学有所作为。此事给胡适印象颇深，对其整理国故思想形成应有所影响，多年后他补记这段话并赞赏竺可桢等的努力使中国气象学有很好的成绩。归国途经日本时胡适读到桑原骘藏在《新青年》发表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称其“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所言极是，亦同意其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55]他后来提出国学研究的方向在于：“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其中“系统的整理”又分三种：“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整理”。胡适强调：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56]

胡适重视“比较研究”。他自述留学期间直接影响他的有三位教授：在导师杜威之外，一是康乃尔大学的布尔，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乌德瑞。他说“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胡适选修布尔的课程“历史的辅助科学”，对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高级批判学等略有所知；乌德瑞在其“历史哲学”课程中讲授“高级批判学”和古典的批判史，指导学生如何清查伪托和认清篡改。[57]但胡适在介绍和阐释西学时，仅强调其科学方法的层面；另一方面他肯定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将“以前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58]，然后在两者之间建立其关联。科学方法在当时深入人心，曹聚仁因此评论说：“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59]而且他还看到，“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60]在章太炎的时期国学还是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研究领域，整理国故之后国学基本上学科化了，学科化的背景则是科学化。

从“中学”到“国学”，种种努力其实惊人地一致：要保存中国传统学术，而且是以学科化的方式进入大学体制。这一取向与中国人对现代性的应对有关。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61]现代化打破了中国历来“自足的系统”和“光荣的孤立”，钱穆的描述至今读来仍有不寒而栗之感：

盖我国自古以来，常以一族孤立，独创其文化。虽亦屡受外患之侵凌，而屈于武力者，常伸于文教，曾不足以摇撼吾文化之自信于万一也。„„吾族所遇劲敌，固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彼一方盛炫其声明文物之光昌美盛，若诚有胜于吾历古相传之所自夸而自满者；一方又肆其暴噬恶攫之能事，使吾望之而深畏焉，思之而有余憾焉，若又感其与吾历古相传之所自夸而自足者，为根本之不相入焉。于是当吾民族消沉、国家危亡之秋，徘徊瞻顾，以歆以惜。[62]

现代性以“卷入”的方式进入中国：鸦片的后面是枪炮，枪炮的背后是物质文明、民主政治、法律制度、现代科学等等。于今看来，现代科学及其制度是最富渗透性的一面。西学以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成是加入普遍的学术共同体的门径”。[63]如胡适即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他明确提出“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64]蔡元培显然同意这一主张，他在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他称赞胡适一方面能够运用清代的考证方法驾驭材料，另一方面又能参考西洋哲学史的形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65]

从“中学”到“国学”，日本学界发挥了榜样和刺激作用。他们不仅作为西学中介，还率先按照西方模式重塑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形态。1888年那柯通世出版《支那通史》，被美国学者称为“世界上最初的现代式中国通史”，后来中日诸多通史都受其所创新通史体的影响；同年内田周平出版《中国哲学史》，第一次把中国古代思想称为“哲学”，该书虽然只有先秦部分，但其开创地位是被肯定的；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则是世界第一部称为中国“文学史”的书。[66]梁启超、蔡元培等的著述吸收过日本学者的部分论点和材料，大学堂的文史二科较多地参照日本课程、搬用日本教材，日本教习在大学堂亦颇占势力。

日本学者自认为“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最先进的是中国文学研究”，而且“日本人做学问的方法都尽量不与中国人的一样，有意无意间有一种高于中国人的优越感”；看重清朝学问的内藤湖南与狩野直喜“认为清代学问的实证性与西洋学问相近”，这也是以西学为参照作出的判断。[67]他们师法欧洲，往往批评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如桑原骘藏说“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核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道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68]以胡适为代表的少壮学者在欧美接受学术训练，可以直接将西学与国学相结合，而不必再假途于日本。

国学是在西学的冲击下产生的，其与西方知识形态的关联于文史哲学科之外还有汉学，且与之交往更多。卫礼贤曾经任教于北大，参与国学门的活动，还提议将中国学者生卒年月及重要学说报告英美学者并编入世界学术史。国学门通讯员伯希和于敦煌学、钢和泰于语言学、伊凤阁于西夏学等方面很有影响，这些汉学家以其研究成果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或利用社会关系与学术地位促进中国学界与各国同行的交往。伯希和在其主持的国际远东研究权威刊物《通报》中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每期登载的文章。[69]汉学原本是指汉代以来侧重从经史、名物、音韵、训诂的考据立场研究中国经学的学问，这一概念如今已被赠与西方。胡适在哥大时辅修汉学，认为西方汉学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当然他肯定“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70]《国学季刊》英文名为The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清华国学院更明确以汉学方法为标榜：“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71]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受教于汉学家盐古温的梁容若评述欧美日汉学时，列举其七项优点——采用科学的实证法、辅助学科的发达、特殊资料的保存应用、冷僻问题的注意、公开合作的精神、研究机构的确立、印刷出版的便利，认为他们超越了根据古书考订历史的阶段而进入科学化阶段，但时有“察毫末而不见邱山”的情形，而他提出的启示是：

研究中国历史，探讨中国文化，跟尊重中华民族，崇拜东方文化，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学或汉学，在欧美人看起来，不过和埃及学、伊朗学、印度学是同样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是历史的，技术的，知识的，不是崇拜、学习，或是想从中国古代文化，得到现代文化的借镜。„„忠实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国情于世界，还只能等待我们自己去做。[72]

华勒斯坦等的研究揭示，所谓埃及学、阿拉伯学这些东方研究和人类学主要是从探险者、旅行者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的。他们作为大学里的学科而被制度化，“在不断演进的学科结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却是“与其他研究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完全隔绝的学科”；而安置在大学结构中，就意味着只能依照科学的规范前提从事研究。[73]汉学有着大体相似的背景。因此傅斯年指出：“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他提出“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74]余英时认为胡适“整理国故”尚徘徊于中西两种学术系统之间，傅斯年则准备超越中国学术传统而进入他视之为普世系统的西方现代学术系统。[75]傅斯年后来却指出中国学术本来不重分类，尤其不主张将学术分而治之[76]；胡适在中年之后放弃“中国哲学史”而改用“中国思想史”的名称，似也发现以西方哲学概念解析中国材料并不恰当。

钱穆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比如“中国文学实即一种人生哲学。今必分文学、哲学而为二，斯其意义与价值，惟各见其减，不见其增矣”。[77]作为日本汉学重镇的京都大学的学风是“去了解中国的一切”，狩野直喜是最早的哲学科和文学科两栖教授，一个人承担两方面的课程。他主张中国文明不是以现在这种哲学与文学的范畴而分离存在的，分而治之地研究于双方都不合理。[78]

分而治之于培养人才方面问题更多。王国维曾经批评胡适的整理国故是“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他教学生仔仔细细把书读好，读了书再做文章，主张“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79]王国维指出的问题切中肯綮，顾颉刚常为自己不切实的读书而心痛：“荏苒两载，《左传》还没有好好地点读过一页，虽则为了作文的参考每星期总要翻上几回。”[80]现代大学制度意在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历史上少数天才的志业变成了多数凡人的职业，昔日智慧型的思想家在大学体制内已为职业型的学者所取代。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研究，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很有意思：“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81]学科制度易于造成学术上的狭隘。但当时的学科化还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的文史哲各科仍然联系密切；更彻底的学科化是在建国后，受到前苏联专业化体制的影响，学科之间往往相互隔膜。因此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文学科教育领域屡有跨学科与通识教育的尝试。如1994年北大建立“文科综合试验班”，俗称为“国学大师班”，可见厚望之高；2009年中山大学成立博雅学院，更被期许为“培养大学问家”。

从“中学”到“国学”，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拥有相当辉煌的纪录”，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比胡适的开创之作成熟得多；陈垣、顾颉刚、钱穆等从中国学术系统出身的人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在国故研究领域写下传世之作。[82]但在另外一方面，余英时又指出，这些前辈史家虽然在概念上得到当时西学的启发，但是极为依赖在考据训诂方面的旧学根底而获得新颖重要的史学发现；这时期西学的贡献在于扩大了一般的知识视野，而非为中国史家提供了某种史学理论和方法。他们比起后来更娴熟地运用所谓科学方法的新一代史家，在史学创获方面较为优胜，这不禁令人质疑“科学方法”所发挥的作用；而他们在国学热中备受推崇，意味着中国史家开始检讨效法西方带来的影响。他慨叹“20世纪的中国史家是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破除这个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羁绊，此其时也。[83]中国的文史哲更是西方学科制度的产物。如今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认为如果那个时候冯友兰不写中国哲学史，而是由陈黻宸这样完全中学背景的人来写，或许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就没有了；我们尽可以所谓“原生态的方式”谈论中国思想，但这种谈论是否“可流传”或者“可流通”一定会成为问题。而“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84]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制度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张力。

20世纪末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其学术分工的合理性，提倡开放已遭质疑的学科制度；中国传统学术与其现今的学科组织结构并不协调，种种学术困境产生的压力也促使中国大学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刘小枫认为古典学术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而使之获得现实活力，提出：“我们应该立足中国古典文明传统，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就我们的教育体制而言，就是要建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古典文明学系，„„在这一学科建制中，中国古典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同为二级学科，尽管可以有所侧重。”[85]一些学者建议设置跨学科的国学专业，这可以从制度层面解决限制国学专业设立的专业目录问题；还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国学”一级学科，这是国学院建制的思路。也许我们能够以重建国学为契机，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进行新的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体系。

注释：

①一些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学科建制虽早于京师大学堂，探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却不应以之为先。

②见《分科大学牌示》，收入《北京大学史料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总监督刘廷琛根据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科学生填报的入学志愿书，核准“经科暨文科中之中国文学门、中国史学门，专以中学为本，诸生在本学堂毕业者，于本国学问均有根底，故愿入经科及文科中之中国文学史学门，无论预科师范科，如经本监督认为合格之人，即许入学”，“师范科第一类学生，专系研究英文，于文科中英文门允为合格外，其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学生，经本监督认为合格之人，当按上条许入经科及文科中之中国文学史学门”。

③见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收入《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当时北大尚无学系建制，蔡元培所谓“哲学系”、“史学系”、“文学系”应是指与文史哲有关的学门和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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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中科大化学到Stanford材料博士,漫谈PhD申请

从中科大化学到Stanford材料博士，漫谈PhD申请（世毕盟学员）

学校：中科大

Offer: Stanford MSE PhD, UC Berkeley MSE PhD, Columbia Chemistry PhD

序言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小时候一直向往着远方，向往大海。即便没有那番惊涛骇浪，也好歹品味一点波澜壮阔。大概我最初的动力在这吧。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发现出国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是所谓的“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后来经历了许多挫折，想了很多，终于明白其实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出国与否并不重要。现在的我认为出国并不是什么目的，是提升自己的手段罢了。人生中可以选择的路很多，机会也很多，需要自己理性分析并筛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些方法。出国也是如此，很多人总觉得申请有许多捷径可以走，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打击一下，机会和条件是自己争取来的，并没有那么多捷径。舞台上耀眼的明星背后是数年来默默的汗水；宏伟的建筑下是多少人的齐心协力。虽然不想写一篇鸡汤文，但是还是先强调一下“no pains, no gains”。所以奉劝各位读者，无论什么选择，一定要有为了它去努力奋斗的毅力和勇气。

那么就申请而言，该如何做呢？

如果你是一个导师，你会招什么样的学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各个申请元素就会出现。我整个申请流程也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定的。当然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那么不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认真实施。

世毕盟留学：www.xiexiebang.com志存高远，与优秀的人为伍，脚踏实地，人生必定辉煌。

申请元素

一、学习

年级越高，就越容易发现其实学习是最easy,省心的事情，因为这基本上是最公平的,只要付出，都会有回报。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学习并不是指绩点高低，而是说扎扎实实学习到对自己有帮助的课程和技能，不要因为某门课太难就放弃，也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在一些不重要的内容上，毕竟每人精力有限。

二、科研

对于自己所属的化学与材料的范畴申请者来说，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那么如何提高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呢？我给出的最大建议就是早涉足、接触这些领域。作为本科生，科研水平想要超过别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时间上。试想如果大一就进入实验室，那么你大四时也有近3年的经验，相比别人的1到2年就至少超过了许多。当你开展自己的课题时，一些比较好的尝试比如说阅读综述等等。当然在实验室里干活就应该积极主动些，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机械的重复或者做一个高级打工仔，至少要保证自己清楚所做的每一步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当然你也有许多其他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这些项目核心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增长自己的科研技能和水平，比如：

1.暑期校外交流

2.交换项目

3.大创或者国创

这些机会当然会有一些bonus,那便是得到推荐信。比如出国交流时summer researchprogram对自己能够增大自己获得牛推的概率，同时这也能够提供自己和很多教授当面交流的机会，如果这些时候能够展现自己的不错的实力，有很大概率能够拿下口头offer。对于没有境外交流的同学而言，也未必说明自己申请世毕盟留学：www.xiexiebang.com志存高远，与优秀的人为伍，脚踏实地，人生必定辉煌。

会很不利。比如说自己如果能够在本校的实验室干得很好，或者能够在一些该领域很有名的导师组中研究也是有很大优势的。

三、申请

申请中的材料包括许多诸如SOP，CV，等等要素。这个时候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想象力申请，不要仅仅受限于一个专业或者方向。最简单来说可以列一个list确定自己的学校名单，以及专业，然后根据个人情况结合往届条件进行选择筛选，凑出一定数量的学校来。总体来说尽量做到在确保自己经历足够的情况下多选。（前提一定是精力充足！）选校方式有两种：US news ranking或者根据自己领域的牛人来排序。

调整排序方式可以参考地理位置，校友资源，linkedin，往届录取情况等等，必要时可以和这些学校的学长学姐们邮件联系，一般学校会有各个graduate student profile或者各个老师research page网页中会提及自己所带的学生，可以参考他们去向等等。对于网页的制作个人觉得如果你自己时间充足可以考虑。制作时可以用一些模板，或者利用一些提供空间的网站，当然也可以用科大自己的空间来制作。

CV和SOP的书写中，CV是整理自己科研经历的一大必须，所以也要认真对待。此外如果申请境外交流CV也是必备之物，所以可以尽早准备及时更新。

SOP的书写建议按照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来写，可以多给师兄师姐看看改改，如果有机会找老师改那当然更好。一般来说要综合概括自己的passion和motivation, research和为啥选择这所学校，同时最好有个性。比如说有些人能够结合自己个人特色写出非常新颖的SOP,比如把自己的名字和特长和对方学校组合等等，有些人则是选择中规中矩的平铺直叙，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书写。

四、标准化测试

1、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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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红皮书阅读，作文，填空。

2、Vocabulary

系统学习，尽量把时间拖长，就算每次单词时间不长也好。这样后期会很有效果。混合背各种单词书可能效果会好些，先挑些简单的，最好一页有一半都认识的那种，效果可能好些。

后期我仿照第二篇文章的做法用了anki，觉得很好。不过我的单词词库大概是词以类记的那个。关键是记住同近义词，然后大致的用法，这对阅读是很有帮助的，后期坚持下来背单词会发现阅读理解中那些超级恶心的词基本看看就知道说什么，不用费心思去猜测。

3、Verbal

我感觉主要阅读速度快，就容易上手，我自己每次做阅读一般都规定时间做的，大致根据难度是题目数（1.8 — 2）分钟，一次大致10-14题吧。填空我一直没花太多时间单独做题，强烈建议看看magoosh和Princeton上的题，那个很容易帮助记单词的。还要强调的是注重从头开始就定时做，半小时为单位来做题训练。

后记

在这里想感谢一下在申请过程中帮助过自己的人，指导我的实验室的导师、师兄、师姐们和申请中的小伙伴。感谢世毕盟的mentor和培训师，两位真的为我申请减轻了很多负担。感谢科大学长学姐们的支持和帮助，以及我在咨询学校时候其他学校为我耐心讲解的学长学姐们。最后祝大家毕业时无论选择什么，都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offer！

世毕盟留学：www.xiexiebang.com志存高远，与优秀的人为伍，脚踏实地，人生必定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