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海尔美国建厂的艰难历程体会领导环境理论的应用价值
从海尔美国建厂的艰难历程体会领导环境理论的应用价值
张瑞敏说。海尔商标在全国家电唯一入选“中国十大驰名商标”。1992年起,海尔开始“多元化发展阶段”。如今海尔产品有58个系列,9200多种,其中;冰箱、冷柜、洗衣机、空调器等的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张瑞敏把海尔的这种多元化战略概括为“东方亮了再亮西方”。尤其是海尔在美国建厂的战略举动使我感受到了管理者的睿智。
纵观海尔的国际化战略,不难发现海尔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首先是设立海外营销中心,然后是从事制造业务,最后是在本土建立研发中心。具体的方式如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点、贸易中心,海外建厂,在海外建立信息中心与产品设计分部,最终实现其“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经营模式
如美国建厂:先创品牌第一步,按照“ „创牌‟而不是„创汇‟ ”的方针,出口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打“知名度” ; 第二步,按照“先有市场,后建工厂”的原则,当销售量达到建厂盈亏平衡点时,开办海 外工厂,打“信誉度” ; 第三步,按照本土化的方针,实行“三位一体”的本土发展战略,打“美誉度”。但是海尔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战略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其中正确利用领导环境对海尔的国家化战略影响深远,并且对海尔的今天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领导环境分析:
宏观环境指的是对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都会产生影响的环境方面,包括那些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影响到一个行业和企业的各种因素,需要从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全球化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因素对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选择的影响.经济环境:从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来分析。中国经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阶段,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积极鼓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支持大陆企业走出去,学习国际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和技术水平。而国际经济环境是随着大陆企业制造业的强有力发展,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外资投入始终处于生产价值链最低级的产品环节,尽管如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日益渐增。面对如此的国内国际环境,从而海尔能够制订适合本企业的相关战略,为确定走出去战略指引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经济政策基础。
政治法律: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逐步降低进口关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较多利用进口零部件的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但是,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则是有利有弊。而加息则不可避免地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海尔公司在选择在美国建厂时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企业不走出去,绝大多数企业会被国际跨国公司的挤压下走投无路,被收购兼并。就像电影中所展示的一样,中国的生产电视、冰箱等企业被跨国公司“活活吞灭”。
社会文化环境: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特征、文化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情况,对企业的战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海尔是中国的企业,当然在走出去的战略中也受于社会环境影响。中华民族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但是海尔公司坚持多元化开放战略,把眼光放远世界,不仅局限于中庸的思想。
技术环境: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技术要素及与该要素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的集合。海尔特别关注所在行业的技术发展动态和竞争者技术开发、新产品开发方面的动向。海尔新技术的快速扩散使得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幅度缩短,给那些能快速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公司带来了竞争优势,最先导入新技术的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回报。
全球化环境:全球大环境包括相关的新的全球市场,还包括正在变化中的重要的国际政治事件,以及全球市场重要的文化和制度特征。海尔公司不仅注意到本国市场,还时刻注意到新的全球市场,以及那些正在发生变化的市场。发展走出去战略就是全球化战略,不然会面对更加严峻的国际挑战,与其逼着“被出去“,还不如自己走出去。同时海尔在美国建厂时正是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时期,由于中国住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三名记者死亡引发国民反美情绪。但就在这么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海尔公司融资十分艰难,海尔领导人张瑞敏说服省银行行长和副省长等高级官员,最终被诚心和国家化思想感染,准予批准。由此可见在如此复杂的国家政治环境下领导者对环境的合理有效利用的巨大意义、重大价值。综上,国内的宏观环境,海尔的发展顺应了宏观经济改革与发展, 抓住了有利的发展时机, 1993 年成功上市, 为快速发展解决了资本筹措之忧, 在中国加入WTO 之前, 就将战略重心移至国际市场;其次, 海尔地处经济发展迅速、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山东省, 尤其是位于以孕育全国著名企业著称、交通便利的青岛市, 除了海尔集团外, 这里还有青岛海信、青岛双星、澳柯玛、青岛啤酒等国内名牌企业。可见, 青岛在各方面具有让企业迅速发展的优良环境。因此, 在内部、外部环境方面, 海尔具有了天时地利的优势。由此可见领导环境对领导决策的影响十分深远。包括在非常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领导者对领导环境的利用显得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