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

第一篇：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

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我们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除原有的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之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以下简称陈云同志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憾的是，会议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如博古同志的报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发言的文字记载尚未找到，有待于继续收集。

此次调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初步弄清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

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当年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进入遵义的时间来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二时（按：七日晨二时）已袭占遵义”。同日二十三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九时（按：应为八日九时）移至遵义城”。

一月八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九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九日进驻遵义城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一月十日五时四十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九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我军占领遵义及中央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时间，在敌伪资料中亦有记载：

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密报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注: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伪遵义县县长徐道伟在呈文中也说：“至（六日）午夜十二时......新城失陷，始由老城北门撤退”【注: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

当时在湘黔边境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呈报称：“一、三、五、八、九军团一月三、四日由瓮安窜遵义，七日进陷遵义”。“毛泽东九日到遵城。”【注: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三十九册第３８９３-１页。】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黔军副军长侯之担等在当时的有关文件、电报中所谈我军占领遵义的时间皆与上同【注:薛岳在一九三六年冬写的《剿匪纪实》一书中说：红军“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黔滇川南追剿》第７页）候之担在电文中谈到红军“渡乌江后，担部不得已，退至湄潭老岩一带，死守待援，死守待援，匪节节进攻，担部以孤军固守遵义，至鱼晚（按：即六日晚），终以众寡不敌。担乃率部背进娄山关之线......”（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第２７４页，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贵阳羽高书店发行。）】。

上述资料说明，我军是在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于八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则是在九日进驻遵义的。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行动，因此，在一月九日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依据如下：

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亦可得到印证。伍云甫的日记中记载：“二月十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注: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二辑第１３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亦可作为参考：

一月十四日十四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一月十五日，一军团即以朱（瑞）、左（权）的名义开始向军委报告战况。

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二十三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会议中间，彭德怀同志因黔敌进攻，提前返回了部队。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首长除林、聂外，均开始陆续返回部队。从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时起，军委又开始恢复发给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同志的电报。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陈云同志手稿中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这就说明，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建议今后重新刊印遵义会议决议时，加注予以说明。

二、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以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注:系根据陈云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所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并参照本人的简历和一九三五年一月前后党中央、军委的文件电报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同志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见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朱德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朱德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 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 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注: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年四月第一版）第１，０００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注:据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称：“陈云记得稼祥在遵义会议补为正式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简历表中也填写：“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见政治局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刘少奇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同志的其他职务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九八○年四月编印的《刘少奇同志生平活动年表》第８页。】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 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注:引自伍修权同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原载《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２４页，战士出版社出版。】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泽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注:关于董振堂同志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是：１、陈云同志手稿所记载的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中没有董振堂；２、董振堂与李卓然当时同为五军团负责人，中央一月十三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去遵义开会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要董参加；３、遵义会议期间，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指名给董振堂同志；４、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杨尚昆、李卓然和当年在军委总部工作的叶剑英等同志都证实董振堂同志未出席遵义会议。】。

三、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情况

早在反五次“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就曾提出过许多意见。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注:华夫即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注:即博古同志。】同志是徒然的。”【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６--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注:引自《刘伯承回忆录》第４页，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注: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６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负责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会【注: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二十八年党史陈列时，谈到通道会议的情况。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提供的材料）。另尽耙虼嗣慕ㄒ楸煌ü恕薄?*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１５０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１５１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光（？）、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陈云同志手稿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我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四、遵义会议进行情况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开始，由博古同志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注: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接着周恩来同志作了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上，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的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注:即李德。】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注: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博古同志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注: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五、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的调整，至于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则是在会议之后完成的。

（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

一九四三年博古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陈云同志的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注:引自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著《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第１４１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这件事，可供参考。他写道：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经查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

早在一九三一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函。】

洛甫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由于博古同志的正式名义不是党的总书记，因而陈云同志手稿中只是说：“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注: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年四月第一版）第１，０００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

（九）中也说：“秦邦宪同志......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注:指洛甫。】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由此可见，博古和洛甫同志当时并没有正式用总书记的名义。

（二）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引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给各军团的《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命令》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注:今贵州金沙县城。】此时，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显然尚未成立。它究竟于何时何地成立的呢？以下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注:据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注: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个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注:据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的资料。】二年，周恩来同志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注: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自述材料。】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陈云同志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过三人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决议上没有。”【注:引自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第１５１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注:本文所引电文，均存于中央档案馆。】

李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第二次进遵义后，”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

上述材料，说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和第二次撤离遵义后，作出撤销攻打打鼓新场决定紧密联系着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查阅了当时部队行动的有关电报。这些电报记载：军委二次撤离遵义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一时，一军团林、聂曾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按：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十一日，军委在苟坝附近发给一、三、五军团《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动机。"＆

上述电报记载了中央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时间和中央军委当时所在的地点。那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中说得更为清楚。

据此，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

《中共党史研究》198317

第二篇：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来源：《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63页)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第三篇：贵州省遵义经济调查报告

贵州省遵义经济调查报告

近几年来，随着

为了在贵州投资顺利进行，肯定投资价值，寻找合适商机，暂由业务部牵头调查贵州遵义相关经济，本次调查信息来源于互联网，从相关网页新闻、网站、论坛上所提取，加以整理所的来的。

第四篇：遵义红色文化发展调查报告

遵义红色文化发展调查报告

遵义红色文化历史由来已久，最显著的是1935年在遵义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著名的会议在遵义红色文化史乃至中国战争史上划上了重重的一笔。应xx级汉语言文学（应用方向）培养方案和既定的教学计划的要求，本小组赴遵义对遵义红色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中包括了，遵义市红色文化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遵义红色文化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调查范围涵盖了遵义市三个著名的红色文化景点：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红军街。在调查过程中，我组成员通过个别询问、普遍询问等方式有重点地对遵义红色文化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深刻调查，通过仔细地整合、总结，现将调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当今遵义市红色文化的基本发展情况 1.遵义红色文化广泛植根于现代人内心。

在本次调查的过程中，被调查的15人中有占3/4的人对于当今遵义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表示满意，剩余的1/4表示基本满意。在被问到“是否积极参加过有关红色文化的活动”时，回答“参加过”的人高达98%，不少人表示，心中还是深深植根有红色文化的。一名被调查的青年人表示：平时会偶尔参加有关红色文化的活动，一般在闲暇之余，在红色文化广场总会出现其身影。

2.遵义市红色文化对当地建筑有重要影响。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遵义红色文化和当地建筑之间“相

交莫逆”。通过对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红军街三个地点进行针对性调查时，我们察觉，红色文化对遵义会议旧址、红军街附近的建筑影响最大。在遵义会议旧址附近，围绕着会址周边的大部分建筑都采用的是遵义会议旧址的风格，这占到了整个地区建筑群体中的95%以上；而对于红军街更甚之，慢慢一条街全部是一种复古式风格的建筑群体，这充分说明了遵义市红色文化对于当地建筑风格上的重要影响。3.遵义红色文化和当地经济发展上互帮互助，相辅相承。对于红色文化和当地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首先，红色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点在三个景点之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其中包含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以红军街为代表的形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采用将红色文化和当地特色产品相结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产品，这在红军街中占到了96%以上；第二种就是以红军山和遵义会议旧址为代表，他们都是利用不同的红色文化物质载体进行旅游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遵义红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据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反映，来到遵义必须要带一些红色文化商品，包括特产、饰品等，这个比重就占到了85%以上，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间接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当今遵义红色文化所遇到的问题及危害

从本次调查中可以看出，遵义市红色文化虽然较以前有所发展，但是偏重于借助红色景区发展经济，然而却忽视了红色文化的精神功用，这与当今社会提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兼顾精神文明建设”的口号也是相悖的。这种头重脚轻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不规范，出现了滥用地沟油的现象；盲目的追求经济利益也导致了交通拥堵、混乱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情况，现将红色文化发展遇到的问题条列如下：

1.红色文化拒绝不科学发展

在对三个著名红色景点的调查中，被调查的15人中有7人以上反映出红色景区经济不规范发展的情况，表明红色景区经济发展存在着重大隐患。这7人中老年人占据了4人，据深入调查，这部分人对于红色地区经济状况发展的不满主要表现在红色景区食品安全，真伪优劣的不规范。据半数知情人称，由于过于依赖以红色文化发展经济，产生了诸多如哄抬物价、滥用不合格产品等一系列不规范行为，形成了出红色经济以外的其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以遵义名吃豆花面为例，在遵义红色景区附近的约50%以上的豆花面店有使用地沟油现象。红色景区附近的居民特别是逾6成以上的老年人由于长期食用带有地沟油的豆花面，身体素质极其低下，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水平；目前，据当地保安称，由于大多数饭店长期使用地沟油，再加上兀自哄抬物价，导致遵义名吃豆花面已渐渐失去过去应有的名气和吸引力，对于当地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十分不利，这是由于红色景区附近的商家利欲熏心；李大爷是当年追随李四光勘探油气田的技术员之一，当被我们询问时，仍然感慨连连，据他称，这还与当地政府部门和物价局监管不力密不可

分，现代人早已忘记了正是由于当年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浴血拼搏才换来了今天美好的生活。2.红色文化：我被挤得喘不过气

在对于三个红色地区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遵义市交通特别混乱，特别是三个红色旅游景区附近更甚，通过对15人的了解中，有10人反映出，遵义市特别是红色景区附近的交通问题特别严重，突出表现为摩托车停车占道现象和红色景区内随意鸣笛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出行安全和日常休息，据50%以上的外来游客反映，每天早上天还未亮就被景区附近的鸣笛现象惊醒，影响了一天的日程安排。据三大景区的负责人表示，交通问题由来已久，景区曾经想制止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流动性比较大，难以逐个纠正，以至于最后不了了之；遵义会议售票处表示，对于这种现象长久以来，也严重影响了遵义在国内红色文化景点内的形象，给当地人日常生活和休息带来了严重的影响。3.红色文化要统筹兼顾不要畸形发展

在上述接受小组调查的15人中，有14人左右深受上厕所难的煎熬；据了解，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在对其他外来旅客和当地居民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许多人到了这些红色景区后都不知道厕所在哪里，更甚的是，即使最近的厕所也要大约xx0余米的距离；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据某些老年人反映，红色景区附近经济繁荣的同时，却也隐含着基础设施不健全的问题，这在三个景区附近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除了上厕所难得问题之外，红色景区附近休息区也是少之又少，不少游人由于找不到休息的地方而直接坐在道路两边的花池旁的台阶上，这不仅影响了游客观摩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致，长此以往，对于红色文化景区的对外形象和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三、红色文化发展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组员的细致深入的调查，红色文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要由于遵义市红色文化景区在发展红色文化和红色经济之间的有失轻重，造成了“一条腿大，一条腿小”的现象。通过调查，结合当地实际，现提出以下三点举措： 1.有色经济问题主要是由于相关物价部门监管不力，使得某些人投机倒把，铤而走险，这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对当地居民的了解和问询，约占有90%的人都反映如果有关物价和卫生监管部门想人民之所想，谋人民之所谋，这种情况不能说彻底绝迹，重要的是会大大减少。

2.据调查，景区附近这一交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未能保证红色文化正确的传承和发展，特别要注重红色文化在人民心中的教化作用，加强红色文化的教育和推广；在被调查的15个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反映：如果真正将红色文化牢记在心，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这种现象绝对不会再发生。在我们的流动调查中，认为在红色文化名城，革命气息洋溢，每个人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跟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推进红色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力度密切相关。

3.关于景区附近的基础设施不健全的问题，从以上的问题

中不难看出，红色景区附近的上厕所困难，休息没有座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遵义市特别是红色景区附近的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在红军街上厕所的设置十分不合理，大约近xx0米才设有一个公厕，这一点，对于老年人或者是身体不便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公共基础设施不健全也是当地红色旅游部门安排不合理，城市规划不合理引起的。

四、解决红色文化发展遇到问题的措施

结合调查，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红色文化发展中遇到的上述问题，说到底，还要遵义市在发展红色文化和红色经济的时候轻重分明，取舍有度，加强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这才能将红色文化发展落到实处。只有深入贯彻加强红色文化的教育，才能在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能使红色文化植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之上。具体措施条列如下：

1.相关物价和卫生监管部门加强管理。越是红色文化栖身的地方，就越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我们调查中，三个景点负责人和游人中有高达60%的人表示，相关物价、卫生监管部门必须因地制宜，对于这块红色文化植根和发展的沃土，必须做出一套完善的、合理的卫生、价格监督管理体系，分清层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商家“滥抬价”、“使用地沟油”、“出售假酒”的不法问题。

2.从红色文化中提取出解决交通问题的措施。所以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红色文化在人们心中的精神功用是关

键。遵义市政府应该切实加强红色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的教育，深入开展各项红色文化活动，在红色旅游景区附近交通负荷较重的地区设立警示牌或者交警站，以切实解决当地的交通问题。

3.当地旅游部门和城市规划局要及时进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少游客指出，只有红色景区加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增设厕所数量，设定合理距离；设立专门的易寻找的游客休息区，才能真正意义上将红色文化通过红色景区表现出来，真正发扬光大。

第五篇：遵义医学院学生就业愿景调查报告

遵义医学院学生就业愿景调查报告

作者：左佳

一、调查背景：

当下大学生就业的严峻性是有目共睹的，大学生就业难成了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从重要到地方基层政府都在积极努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近年来，中央及贵州省里面不断出台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相关问卷，鼓励社会多位大学生创造就业岗位，同时也鼓励大学生能吃苦，多到基层就业，锻炼自己。作为医学类院校的毕业生，近年来就业的严峻性依然存在。虽然医学类学科的专业社会需求量大，但是由于需求量限于在多数基层医疗机构，多数大学生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就业，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所以就业也越来越困难。本文作者针对时下这些状况，对遵义医学院的学生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了解遵义医学院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愿景，调查遵义医学院学生的就业条件，根据科学发展观上以人为本的要求，从学生的角度，了解学生就业技能、专业技能、就业需求、就业资本等。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学生的就业愿景，根据调查结果，写出了该报告。

二、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调查对象全本为遵义医学院在校本科学生。调查方式为发放填写的方法，针对遵义医学院四个专业、三个年级学生发放了30份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收回问卷30份，经过严格的筛选，30份问卷全部有效。其中，调查涉及男生10份，女生20份。调查涉及问题15个，分别就就业技能、专业设置、专业技能、工资需求、岗位需求、学校的培训需求等进行调查。根据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得到一些调查状况。

（一）内在条件情况

根据调查，影响就业的因素有来自于自身，还有来自于外在。自身条件是就业因素中最重要的，自身因素包括专业技能、就业技能等。根据调查，54.8%的学生在选择就业的区位时考虑的都是工作待遇好，收入可观，而且60%的学生选择愿意到中小城市，到农村基层的仅占3.3%。

表1，就业的影响因素三线表

序号就业选择因素所占比例（%）1工作待遇好，收入可观54.8

2与国际接轨6.4

3岗位多元化3.2

4生活条件好12.9

5提供再学习机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19

6回报家乡3.7

合计100

注：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表2.就业的区位影响因素三线表

序号就业区位所占比重（%）1大型发达城市、省会城市23.3

2中小型城市60

3小城镇13.3

4农村地区3.4

合计100

注：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根据调查，多数学生都希望在好的环境下有较好的就业岗位，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但是由于就业的严峻性，加上自身技能的有限性，多数学生往往不能找到与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

（二）外在调查情况

学生就也的外在因素影响是最多的，每一个学生的就业，其外在条件的影响又是复杂多变的。学生要把握好外在的就业环境，加上自身内在就业技能，才能很好的找到工作。

根据调查，学生的就业的外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根据调查，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往往在就业上比较轻松，也没有多大的紧张感。学生出至于一流名牌大学的学生就业压力自然减少不少，以遵义医学院的学科水平来看，目前在省内就业较为乐观，压力也不会很大。如在在就业时期，政府或是其他机构新增就业岗位，就能吸纳更多的学生就业。

学生的就业，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考虑，学校的引导也较为重要。根据调查，43%的学生希望在大三开设就业指导课程，以指导学生的就业技能。32.2%的学生认为角色扮演是最佳的就业指导方式。46.7%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就业前景一般，23.3的学生认为专业就业前景不好。32.3%的学生希望从就业指导课程上了解到就业单位的信息。

三、调查发现问题：

根据本次调查，从统计数据来看，遵义医学院在校学生的就业愿景主要有如下一些问题：

（一）没有合理的就业规划

大学生就业，必须较早的对自己的就业进行规划，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进行深入的学习和了解。但是遵义医学院学生多数在面临就业打算是都想着作多方准备，这样很容易全而不专，根据调查30%多作了至少两方面以上的准备。大学生应该很早就要就业职业规划，这样有利于在今后的就业中占有主动权。

（二）就业选择较为偏激

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应该要趋于合理性，在就业选择上应该要理智，在全面分析自己的就业潜能就自己所拥有的就业条件后，选择最佳的就业岗位，而不能一涌峰的想到最好的就业岗位。就业的地区差异偏激也很严重，很多人都希望在最好的城市就业，以求呢挂钩享受到最好的待遇方式。

（三）没有合理的理解就业严峻的原因

当下的就业确实很严峻，但是学生应该了解到就业严峻性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要对自己进行自身技能的塑造。根据调查，35.4%的学生认为当前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就业认输较为多。其实不然，在一些岗位上，为什么有有用人单位招聘不到人，就是因为应聘者都达不到招聘要求。就业是双向的选择，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个人技能。

四、几点建议：

根据以上的调查，知道遵义医学院在校本科学生的就业愿景有三个问题，本文作者根据调查考证及在文献资料的参考下，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仅供读者参考。

（一）积极指导，合理规划

高校应该较早的给学生开设就业指导规划课，有针对的对不同的专业进行必要的知道规划，要让学生知道就业的严峻性，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就业规划，让学生较早的进行就业规划，能很好的提高学生自身技能，以便在今后的就业中掌握主动权。

（二）响应政策，深入基层

基层就业是目前国家在解决就业严峻的有效方法之一，我校学生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扎根基层，提高自身的社会、专业技能经验，以便将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出路。基层就业是目前就业的一种趋势，我校是医科性大学，在农村基层的医疗机构正是缺乏医学专业

学生，学校应该大力宣传和鼓励学校到基层医疗机构就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的就业还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能够解决就业困难的问题，学生应该转变大城市就业的思想观念，积极到农村基层的医疗机构，服务农村，建设家乡。2010年，贵州省觉定开设免费医学定向专业学生，可以为贵州农村输送大量急需的医学类专业人才，我校学生应该抓住机遇，扎根基层。

（三）正确理解，深入认识

就业严峻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校学生应该正确的认识到就业的严峻性，提早对就业进行规划，不断参加社会实践，多多锻炼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以便在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争取是用人单位要你而不是你去找就业单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应用合理的学习方法就自己的就业规划进行指导学习，一定能够有所建树。

五、小结：

本次调查，从作者自身的能力出发，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得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由于笔者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加上在时间和环境的影响下，调查面不太广，涉及面不大，以至于在文中提到的问题及建议可能不太全面，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中发现问题后积极提出，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我校就学生的就业指导提供更多帮助。

2010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