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以及先进事迹材料
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以及先进事迹材料
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
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1927—2010），男，汉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届省委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6月离休。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善洲同志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区、县主要领导，担任地委领导近20年，工作35年来，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廉洁奉公、全心为民，勤奋工作，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6年6月，杨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7万多亩，林场林木覆盖率达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了4公里多的输电线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农户，通电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9年8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2000年12月被全国环保总局授予“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2002年被评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04年10月被评为全国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2010年5月5日，杨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10万元捐赠给保山第一中学，另外10万元将捐赠给大亮山林场。
杨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时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3岁。
（来源：人民网云南频道）
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材料
坚守信念绿染大亮山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上）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杨善洲老人（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人们真正体会到杨善洲造林之举的功德无量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旱灾中。
2010年春天，已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施甸县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近些年，随着大亮山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山林的水源涵养功效得以很好发挥，附近村委会架起水管，将泉水从林场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受旷日持久的干旱影响，水管里的流水较之以往细小了很多，但足以让附近的村民心满意足，也让他们对杨善洲的功劳更加念念不忘：“多亏了老书记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婉拒了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劝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请，执意选择回到家乡施甸县种树。20多年过去了，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
一位地委书记，为何退休后选择到异常艰苦的地方去种树？植树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让夕阳人生散发出炫目的光彩？
“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那时他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
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没钱买苗木，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在杨善洲最早种树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造型优美的大树，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长这么大就好了。”我和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开玩笑说。“算你说对了，这些树还真是盆景移栽过来的。”他们应道。啊？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
“当时没钱买苗木，怎么办呢，只好去街上捡果核。”拄着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每每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穷尽一生书写为民情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下）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采访期间，记者听说了一件事：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家。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从1955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8年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卡基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9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双手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给杨善洲担任秘书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出了地委大门，天黑之后才回来。地委开会都在晚上。”祝正光说，“书记一直认为，与农民 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插秧，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插秧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祝正光说。
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张玉珍专门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老伴无奈的神色，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到老家，把刚刚盖起还没来得及住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的大女儿杨会菊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件更让人心酸的事。她3岁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烧昏迷，奶奶和妈妈急得顶着暴雨爬山路连夜赶往施甸县城。山路崎岖不平，路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奶奶因走路慌乱而失脚，身子往山崖下倾倒，母亲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挂在了一蓬枯藤上„„回忆起昔日的艰难，年近花甲的杨会菊含着泪水，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手说：“父亲不容易，我妈更不容易啊！”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会芹回忆说：“我8岁时，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时因为奶奶病重，父亲赶回家来送药。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赶快叫啊，我却害怕地躲开了。”
杨善洲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万分，以为终于可以与在外忙了几十年的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了，不曾料想，他却一头扎进了家乡的荒山„„
“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从大柳水村出来后，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做过的类似事情数不胜数。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有个18岁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自己小女儿杨会芹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女儿可怜巴巴地问。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 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这一类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隆阳区芒宽乡现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乡，全乡的咖啡连片种植面积超过万亩。可在30年前，这里的咖啡树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种植产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杨善洲走进芒宽田间地头，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之后发生的。1980年10月，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便想让朱自祥带头发展咖啡种植。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就在那一年，全国咖啡生产会议现场会在芒宽新光大队召开。从此，咖啡种植在芒宽得以迅速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位84岁的老党员说。
义务植树绿荒山 晚年做出新贡献
1988年4月，60岁的杨善洲同志光荣退休。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是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
大亮山位于保山市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海拔在1800—2619米。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农民缺衣少粮，就开始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生态遭到极大破坏，山光水枯，荒凉空旷，山石裸露，山间溪流逐年减少乃至枯竭，当地农民饮水大多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周边十几个村也陷入“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贫困境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村民只有进一步开荒耕种面积，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杨善洲选择了大亮山，就是为了改变家乡的生态环境，造福家乡人民。他说：“我是在兑现许给家乡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乡父老，家乡人找过我多次，叫我帮他们办点事我都没有答应，但我答应退休以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经过考察我认为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实在，这既对全县有利，也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有利。”
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和记木数都不长。”然而，杨善洲创办林场的设想和决心没有被动摇。他请地、县林业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到大亮山上作多次调查研究。他们带着帐篷，风餐露宿，徒步24天，队姚关、旧城、酒房等地进行了调查。经过调研，更坚定了杨善洲改变大亮山面貌、“种树扶贫”的决心，并将场址选在施甸县的旧城、酒房、姚关3个乡结合部的大亮山。
当时大亮山周围的山林陡已经承包到户了，怎么办林场呢？杨善洲在深思熟虑之后，创造性地提出“国社合作”建场的方案。在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大支持后，县政府召开了有关乡村干部和部分农户代表参加的会议，把绿化造林与发展农业生产的辩证关系，以及林场的性质、范围、办法、利益分配讲清楚，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赞同，然后才开始筹备建场的有关事项。
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大家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不期而至，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林场成立大亮山造林指挥部，杨善洲亲自担任指挥长。成立当晚，他们在用树枝围起的简易帐篷里，围着火塘召开了第一次造林会议，把林场职工分宣传动员、整墒、育苗三个小组，要求抢在5、6月份雨季来临前育下能种万亩以上的树苗。
在林场和昔日“战友”聊天
到达大亮山的第二天，杨善洲把大亮山社的社长找来，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把他们到大亮山的目的意义都讲明白了，希望得到大亮山社的支持。大亮山社的社长李宗清见到老书记身先士卒，早感动得不得了。他连声说：“老书记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不住城里住山里，为的是给咱老百姓造福，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办什么事，就老书记一句话，说什么我们都支持！”
杨善洲一方面又带着人在大亮山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调查，进一步摸清了大亮山的低，盘算种什么树、怎样种。他在山上转了12天，把能造林的地方都走遍了。回来后，他确定了当年要种1万亩松树林，育20亩苗圃，以后平均每年种一万亩以上松树林。
种树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杨善洲绞尽脑汁。他每天和职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他把原来摆放在家里的几十盆雪松、白梅、银杏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杨善洲就发动全场职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
1990年林场修公路，为了省钱，杨善洲找来仪器，找了几个小工，自己测量自己干，硬是修通了一条长14公里的山路，每公里路花费不到1万元。
林场没有资金扩大种植面积，无法发放林场工人工资，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省、市相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共为林场争取到300多万元资金支持。
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拄这拐杖执意爬上了大亮山。开始办林场那几年困难很大，但是杨善洲艰苦奋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没有钱盖房子就花7000多元钱盖油毛毡房40多格，一住就是8年，有三个职工住了9年半才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有电，每人买一盏马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杨善洲同志到大亮山林场要发展壮大，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传统单一的经营方式，进行多种经营。建场之初，杨善洲主要以种植华山松为主，在党的十四大后，他感到仅仅种植华山松不能在近期内产生效益，林场要以林养林，要提高经济效益。于是，他们从广东、福建等地引种龙眼树苗，开辟了龙眼水果基地。施甸县的立体气候十分突出，高海拔地区常年云遮雾罩，是种植茶叶的好地方。酒房乡供销社茶厂生产的袋装黑山银峰茶，1994年曾荣获省农业厅优质产品称号，供不应求。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也建立了茶叶生产基地，还专门投资建了一个粗茶叶加工厂；另一方面，杨善洲号召林场职工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他和林场职工的努力下，大亮山林场没有几年时间，就红火起来了，家业扩大、经济效益也逐步显现出来。
为了搞好多种经营，他们办起了茶叶基地，又建起茶叶精制厂，茶树也长得有半人高了，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场鼠患，一只只肥大的老鼠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啃死了，人们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夜。面对这挫折，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鼓励大家，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垮了，事业就真正完了。他要职工振奋精神，重新与大自然搏斗。初建林场的3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3万亩华山松，有近400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侵扰死了，杨善洲又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了100元。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里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23年来，他带领林场职工人工造林5.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0%左右，修建林区公路26公里，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为4个行政村1万多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村民人均产粮由原来的100公斤提高到450公斤，监近周边4个贫困村100多户贫困户开始脱贫致富。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是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
大亮山的生态修复，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存。现在，林场珍稀动物有黑熊、豹子、猕猴、凤头鸟、野鸡等，植物有桫椤、银杉、楠木、白杏、雪松等，山石裸露的现象消失，风调雨顺，周边居民修枝打杈就能解决烧柴问题，通过合理采收干巴菌等山珍实现增收。2009年9月至2010年5月，保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但由于大亮山的植被非常好，涵养的水源多，水量充裕，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在干旱期间仍然充足。
2009年4月，杨善洲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第二篇：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
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
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
杨善洲（1927—2010），男，汉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届省委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6月离休。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善洲同志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区、县主要领导，担任地委领导近20年，工作35年来，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廉洁奉公、全心为民，勤奋工作，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6年6月，杨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7万多亩，林场林木覆盖率达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了4公里多的输电线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农户，通电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9年8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2000年12月被全国环保总局授予“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2002年被评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04年10月被评为全国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2010年5月5日，杨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10万元捐赠给保山第一中学，另外10万元将捐赠给大亮山林场。
杨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时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3岁。
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材料
坚守信念绿染大亮山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上）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人们真正体会到杨善洲造林之举的功德无量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旱灾中。
2010年春天，已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施甸县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近些年，随着大亮山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山林的水源涵养功效得以很好发挥，附近村委会架起水管，将泉水从林场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受旷日持久的干旱影响，水管里的流水较之以往细小了很多，但足以让附近的村民心满意足，也让他们对杨善洲的功劳更加念念不忘：“多亏了老书记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婉拒了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劝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请，执意选择回到家乡施甸县种树。20多年过去了，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
一位地委书记，为何退休后选择到异常艰苦的地方去种树？植树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让夕阳人生散发出炫目的光彩？
“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那时他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
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没钱买苗木，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在杨善洲最早种树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造型优美的大树，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长这么大就好了。”我和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开玩笑说。“算你说对了，这些树还真是盆景移栽过来的。”他们应道。啊？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
“当时没钱买苗木，怎么办呢，只好去街上捡果核。”拄着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每每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穷尽一生书写为民情
——记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下）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
采访期间，记者听说了一件事：杨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进门以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过妻子家。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关去赶街，看到一辆汽车从街上过时听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见面的女婿打个招呼，可一晃车子就直奔乡下去了。直到临终前，老人都没再见过自己的女婿杨善洲„„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无情”和忘我到这种地步？从1955年任施甸区区委书记到1988年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时间，他都在忙些什么？
与杨善洲谋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卡基布中山装，坐在一张枣红色的老式木沙发上。那一刻，让人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到那久远的年代„„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
1965年的一天，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打听公社领导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来了个老农，而领导正准备接待县委书记，就随口打发说领导不在。来人一听没作声，转身就去村子里面转悠了。过了约定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
做过9年石匠、工农干部出身的杨善洲，当了保山地委书记，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他脸色黝黑，双手老茧，和农民一起锄田、栽秧，走家串户体察农民的困苦，给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给困难户力所能及的帮助，下乡不给农民添负担，从来都自掏饭钱„„
“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给杨善洲担任秘书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出了地委大门，天黑之后才回来。地委开会都在晚上。”祝正光说，“书记一直认为，与农民
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198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总书记提前抵达，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桥公社去通知地委书记杨善洲，到了公社才发现，他正在田里头和农民一起插秧，裤腿挽到了膝盖上，猫着腰只顾忙碌，听到工作人员的喊声，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拔腿往回跑。“杨书记是换了衣服才去见胡耀邦总书记的，可他和农民一起插秧的事还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朵里。总书记感叹说像杨善洲这么朴实的地委书记还真不多见。”祝正光说。
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张玉珍专门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老伴无奈的神色，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到老家，把刚刚盖起还没来得及住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的大女儿杨会菊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件更让人心酸的事。她3岁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烧昏迷，奶奶和妈妈急得顶着暴雨爬山路连夜赶往施甸县城。山路崎岖不平，路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奶奶因走路慌乱而失脚，身子往山崖下倾倒，母亲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挂在了一蓬枯藤上„„回忆起昔日的艰难，年近花甲的杨会菊含着泪水，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手说：“父亲不容易，我妈更不容易啊！”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会芹回忆说：“我8岁时，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时因为奶奶病重，父亲赶回家来送药。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赶快叫啊，我却害怕地躲开了。”
杨善洲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万分，以为终于可以与在外忙了几十年的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了，不曾料想，他却一头扎进了家乡的荒山„„
“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从大柳水村出来后，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做过的类似事情数不胜数。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有个18岁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自己小女儿杨会芹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女儿可怜巴巴地问。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 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这一类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隆阳区芒宽乡现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乡，全乡的咖啡连片种植面积超过万亩。可在30年前，这里的咖啡树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种植产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杨善洲走进芒宽田间地头，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之后发生的。1980年10月，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便想让朱自祥带头发展咖啡种植。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就在那一年，全国咖啡生产会议现场会在芒宽新光大队召开。从此，咖啡种植在芒宽得以迅速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位84岁的老党员说。
杨善洲的故事：让农民在知识上翻身
记者
姜
洁
编者的话：杨善洲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他在任期间带头捐资办小学，还创办了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开展扫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们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退休后，他还专门拿出了市里奖励的10万元钱捐给保山市一中，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业。
走上云南保山街头，随便打上一辆出租车，问司机：“您知道杨善洲吗？”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们原来的老书记，退休以后去施甸种树，市里奖给他的钱都不要，捐了10万元给保山一中。我女儿就在保山一中读书，我是从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的！”
走进保山一中，宣传栏里的海报已经有点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万元，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旁边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边飞快地跑过几个中学生，记者随口叫住一个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杨善洲吗？”
“知道呀，他是我们的老书记，种了好多树，还给我们学校捐了好多的钱！”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钦佩和仰慕。
施甸县原政协副主席计盈告诉记者，杨善洲捐资助学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过去，姚关陡坡村的孩子读书要到十几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学。孩子们夜里四五点钟就起床，带一包冷饭，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下午3点多又赶着回家，每次上学都要走四五个小时。特别是冬天，伸手不见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学校很危险，这个问题怎么办？1960年，我在施甸区姚关清平洞小学任校长，时任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专程找到我，研究解决陡坡村学生的入学难问题。我建议在村上办一所民办学校，他立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带头捐资，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实际教学中过分强调劳动教学，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学生成绩急剧下降，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1963年，施甸县人民吃不饱，生活十分困难，在工作人员纷纷走出机关、大规模支农之时，杨善洲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已经75岁高龄的保山农校退休教师线东华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说：“杨书记这么重视教育，令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教好书、育好人，才对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当时，许多贫困家庭都存在这样的思想：“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他从十分有限的财政中拿出经费设立了助学金，帮助贫困子女读书，每人每年补助2元，很多学生靠这笔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当年接受学校资助的学生，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杨善洲，他们都满怀感动地说：“要不是老书记设立的助学金，我们的书早就读不下去了！”据统计，他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施甸县的小学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职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毕业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纪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众都是文盲。杨善洲打定主意：“要让农民在知识上翻身！”他积极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还开办了16所农业学校，并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他专门走到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旧社会，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读书。新社会，共产党让群众读书，就是为了掌握好枪杆子、印把子、钱柜子，真正当家作主。”许多参加过扫盲学习班的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一开始，我连斗大的字也不认得。参加了扫盲班，学会写名字、查字典、读报和记简单账簿，收获不小呢！”据统计，共有1400名群众通过扫盲学习班脱盲。
时光荏苒，但杨善洲对教育的支持和关心却丝毫未减。2010年，当他决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奖励给他的20万元奖金中的一半捐给保山一中时，消息震动了整个保山城。他把钱捐出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读上书、读好书；他把爱的种子撒向下一代，种下桃李收获一片芬芳。
杨善洲 常算民心大账
记者 姜洁
编者的话：在一般人眼里，领导干部下乡吃饭忘记付账，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可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不欠群众一分钱”的观念，牢牢贯穿了杨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领导干部绝对不能搞特殊化，不仅要算饭费那几块钱的小账，更需要算的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账。
关于杨善洲花路费结饭费的故事，一直在云南保山广泛流传。
那是1984年的夏天，杨善洲带着驾驶员和秘书苏加祥一起到龙陵下乡，晚上县委书记汪金耀在县委机关招待他们吃饭，吃的是一碗萝卜炖排骨、一碗蒜苗炒萝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饭，苏加祥去结账时，汪金耀说：“不用结了，我请客。”看到汪金耀一脸诚意，苏加祥就再没坚持。
第二天，三人坐车翻过高黎贡山，驱车60多公里，来到潞江坝的惠通桥。天气炎热，三人下车找水喝。杨善洲拿着杯子，顺口问道：“小苏，昨天的伙食费多少钱？”苏加祥说：“6块5毛钱。”
杨善洲从兜里掏出6块5毛钱给苏加祥。苏加祥说：“汪书记坚持要结账，所以我没付钱。”
杨善洲听了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对驾驶员说：“徐师傅，给小苏买张去龙陵的公共汽车票，让他回去把伙食费交了。”
天色已晚，苏加祥坐上回龙陵的车已经是晚上7点钟，到龙陵县城已经晚上10点了。他连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块5毛钱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着钱，感叹地说：“这个杨书记，做事情真是太顶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杨善洲见到了付账归来的苏加祥。“账结了吧？”苏加祥有点想不通地说：“结了。书记，伙食费才6块5毛钱，可来回的路费就花了22块钱，住宿又花了10块钱，是伙食费的好几倍，多不划算啊！”
杨善洲语重心长地说：“小苏，账不能这样算！我们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这些账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这个风气千万不能开头啊！”
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说起了杨善洲早年的一段经历。那是1952年，杨善洲在保山县六区（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他在西南乡石头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当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训的头天晚上，杨善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堆毛票递给老安：“安大爹，这是这个月的饭钱，1天两角，30天就是6块钱。”
老安从中拿出两角钱又递回给他：“杨组长，今天的饭钱就不收了，就当我们为你饯行。”
“这怎么行，党教导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杨善洲坚决推辞。
第二天一早送行时，老安递过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是两个煮熟的红薯，给你路上吃。”
半路，杨善洲掏出纸包，打开却发现红薯下面压了两张一角的钞票。
这两毛的饭钱一直让杨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杨善洲到保山培训期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主动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件事，组织上严厉批评了他，要他作检讨并送回这两毛钱的饭钱。培训结束后，杨善洲被调到了第五区席子公社（今甸阳沙坝脚村委会）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石头寨去给老安家送两毛钱的饭钱。
席子公社距离石头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杨善洲一大早出发，赶到石头寨时已经是深夜。为了不打扰已经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缩在安家门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杨组长！你咋个会在这睡觉？赶紧进家！”老安的惊呼让杨善洲醒了过来。杨善洲赶紧从包里拿出两毛钱：“这饭钱你们一定要收下，不然组织上就要处分我、开除我！”
因为担心杨善洲同志受处分、被开除，老安收下了这两毛钱。
从那以后，杨善洲一直坚持不欠群众一分钱，每当有人认为结饭钱是件小事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当白吃干部，那样做会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几毛钱、几块钱的小账，守住的却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风；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几件小事，却让杨善洲在群众心中树立起了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高大形象。
人民日报评论员：重要的是坚守一辈子
——一论向杨善洲同志学习
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在这样的事业中坚守一生，无论身居什么岗位，都会成就伟大；无论历程怎样艰辛，终将书写传奇。
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195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带领百姓在贫瘠的家园播撒幸福的种子。他以一生的忠诚和执着，守卫一名优秀党员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精神高地，演绎一位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公仆情怀。他两手空空离开那片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留下一名共产党员的卓然风范和浩然正气，留下身后悠长的思念和由衷的敬佩。
“我们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园吗？”这是杨善洲坚守一辈子的理由，也是他奋斗一辈子的写照。
坚守一辈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前半辈子，杨善洲身在其位，手中有权，权只为老百姓所用。几十年里，杨善洲不知为多少群众“散过钱财”，帮多少百姓解过忧困，自己一家却始终过着清苦的生活。妻儿户口留在农村，二三十年无力盖起一栋新房，三个女儿靠不上他一点关系，因为“他当官是为国家当，又不是为我们家当”。
无情未必真豪杰。几十年里，杨善洲自感愧对早年守寡的年迈母亲，愧对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的老伴，愧对每天上山种地、喂牛、打猪草的女儿女婿，愧对开着农用车跑运输的孙子们。为此他伤过心，流过泪，但在公私之间、家国之间，作为“人民的干部”，他深知自己必须担负比常人更大的责任，经受比常人更多的考验。
奋斗一辈子，需要坚忍，更需要激情。后半辈子，杨善洲离开领导岗位，发挥余热，全心为群众织就一片绿荫。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信守“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诺言，白手起家，捡果核做树种，在荒凉的大亮山上营造起几万亩林木，为乡亲开辟致富的道路，把价值数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在他日渐衰老的身体里，始终燃烧着尽党员职守、为群众谋利的火热情怀。
干部总是要退休的，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退休。杨善洲常常忆起滇西抗战时与他一起抬担架的老乡，正是这样的人民，托举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走到今天。回报人民的牺牲奉献，满足人民的幸福期待，是杨善洲“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不尽动力。这是比任何功德更崇高的使命，更值得一个人终其一生、忘我追求。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辈子很短，用它来求取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利益，生命如随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丝痕迹。把个人的奋斗融入人民的利益，一辈子很长，会以他人的幸福滋养追求，在后人的追忆中延续生命，在岁月深处写下崇高。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杨善洲用他的一生，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为每一位党员干部树立起光辉的楷模。
学习杨善洲，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践行党的宗旨，党的生命力必定更加旺盛。
学习杨善洲，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我们将在信念的坚守中收获更灿烂的人生。
人民日报评论员：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二论向杨善洲同志学习
清贫一辈子，奋斗一辈子，奉献一辈子。当官不摆谱，有权不滥用，民情不忘怀。杨善洲的一生，展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才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本领，不会因职位的提升而自动提升。反而可能因为权力大了，需要经受更多的考验。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不为权力、地位、名利、私情所累，才能经受住这些考验。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杨善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政几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始终保持着“草鞋书记”、“泥腿书记”的本色。解民忧、济民困、保民富，杨善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身边的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心里永远装着群众，却从来没有自己，杨善洲无声的人格魅力穿越时空，烛照世人。
领导干部也有亲情、友情、爱情，但决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去照顾亲戚朋友。杨善洲深深懂得，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这是他始终坚守的信条。每年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每次回家把要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给女儿们几块糖、帮她们梳梳小辫„„履行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义务，杨善洲尽己所能，但他更知道，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什么底线应该守住，什么事情绝对“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杨善洲的一生，在公与私之间为领导干部画出了一条分明的界线。
职务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职位是暂时的，事业是永久的。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奋斗一辈子。从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杨善洲没有为自己攒“资源”、留“退路”，而是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到带领群众致富的事业中。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关系”和遗产，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自立自强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百姓心中树起不朽的丰碑。
一辈子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杨善洲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献给了对群众的无私承诺。学习杨善洲，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在他树起的镜子前，对照自己应该如何为政、如何干事、如何做人。学习杨善洲，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以他为榜样，用一生的努力去回答入党为了什么、当干部干些什么、身后给人民和后代留下什么。
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事业 ——领悟杨善洲的事业观 记者 姜 洁
在很多人看来，退休了就该好好休息了。可杨善洲却在退休后继续为事业奋斗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林场的一草一木，惦记着林场群众的林权证。是怎样的一种事业观，支撑着杨善洲六十年如一日地勤恳工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视工作如生命？
杨善洲的答案很简单：“共产党员就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事。”
“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许多和杨善洲共事过的干部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杨善洲干什么工作都喜欢亲力亲为，冲在第一线。他在1975年1月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凡是农田建设上得快的单位，都有一条重要经验：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最有效的指挥。正如有的干部说：‘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体会很实在。不然的话，指标再先进，口号再好听，领导不下去，也是老和尚念经，自己念给自己听，群众是不感兴趣的。”
保山地区纪委原副书记吴发启至今还记得杨善洲买草鞋视察灾情的故事：那是1981年7、8月间，昌宁某乡一座水泥大桥被洪水冲垮。时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受灾现场。吴发启当时任保山地委办副主任，也跟随杨善洲书记一起到了现场。
“到现场察看灾情后，杨善洲转身去了供销社买了双草鞋。乡上的陪同人员和我都很纳闷，他买草鞋干什么？”吴发启告诉记者，“没等我们张口问清楚，书记已经从供销社走了出来，向灾情事发现场赶去。到了现场，他换上草鞋，沿着被洪水冲垮的庄稼地察看农田受灾情况。看着书记在漫过膝盖的水里走，我和乡上的工作人员不敢再在一旁站着，赶紧跟着他一起趟着洪水察看灾情。足足走了两公里，他才停下来，而此时，我们这些穿着胶鞋的随行人员的脚早已经被沙石硌得苦不堪言。”
曾任杨善洲秘书的杨兆华想起和杨善洲在35年前那场地震里一起救灾的故事，至今还有点后怕：“1976年龙陵地震以后，杨书记到腾冲指导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一天，刚到一个村委会，水还没来得及喝，几个农民就跑来报告说出事啦，上面有一个小塘坝溃坝了，有母女俩在山坡下种玉米，被泥石流卷走了。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老书记拔腿就往出事地点跑，我们也跟在他后面跑。到了一个地方，下面是悬崖，他一脚踩空差点掉下去。我当时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皮带。但是他顾不上危险，还是继续往上走，赶着去看灾情。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那次要不是我拉你一把，你就成‘烈士’了。”
人们都说，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他这辈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身先士卒，永远冲在最前面。因为杨善洲相信，只有这样干工作，群众才能信任你，群众才会拥护你。
“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
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培光至今还记得杨善洲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他给记者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985年，中央领导同志来保山视察，提出“增百致富”，杨善洲及时召开会议贯彻落实，成立五个工作组，分别到五县区进行调研，研究如何实现“增百致富”。张培光被派到腾冲组，为了完成增百致富的任务，他把往年没有列入农民收入的那部分列入了增百致富的收入里面。杨善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不要凑数字，要实事求是跟老百姓算账，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要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致富项目，帮助老百姓发展产业，工作作风要扎实，不要图虚名。”张培光说，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工作作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在他的眼里，杨善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不图虚名，不要表扬，最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1987年地委召开的地县乡三级干部会上，杨善洲说：“领导干部看问题、想问题、做事情都要全面，不要只盯着万元户，也要看到贫困户。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能让困难户掉队，要帮助这些群众。”后来，地委就出台了《保山地区关于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意见》。
杨善洲特别注重机关作风建设，反对公文旅行。杨习超记得：“他有一次开会说，最近有些歪风不能继续下去了，地委行署就在一个院子里，门挨着门的，一步路的事情，文件从这里到那里送一下就可以了。但我们的部门之间却老死不相往来，文件都要送到收发室，在那里摆几天，再送到邮电局，在那里又摆几天，最后又回到机关大院。这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必须要改！”在他印象里，那是杨善洲用极少有的严厉口气批评大家，后来这种现象果然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干任何事首先要赢得民心”
熟悉杨善洲工作风格的人都知道，他在保山地委工作期间，推广新技术都喜欢先办样板、树典型，找一个地方搞试验，等成功了再推广，而不是搞大呼隆、一哄而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施甸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孙中惠告诉记者：“杨善洲书记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工作方法。我1964年毕业后曾在施甸县委宣传组工作。由于50年代末期浮夸风盛行，群众对各级干部指导生产的能力不信任，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群众的生产生活比较困难。杨书记在1964年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他要以办样板树典型的工作方法来指导群众、带动群众、影响群众。”
孙中惠记得，当时县委在甸阳镇罗街建起了40亩的样板田，引进了“稻麦杂交”和“西南175”两个高产品种。由于试验田靠近城郊的大路边，从栽插一直到收割都做给群众看，现种现割现收现脱粒现场计算产量，甚至架起锅现场煮给农民吃。群众直接感受到这两个新品种在产量、口感上的优越性。通过典型示范，群众打消了疑虑，之后的几年，在保场、董家村、迎将村这两个品种推广种植达上万亩。
“这则事深深教育和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方法，就是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赢得民心，要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来教育和影响群众，千万不能乱干硬上、违背民意。几十年来我照着杨书记的这种工作方法去指导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孙中惠说。
云南省原副省长黄炳生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他说：“杨善洲跟我讲过一件事，保山要发展蚕桑，但那时候粮食比较困难，尽管补了钱，农民还是不想种，还是把苗丢了，所以首先要让农民接受，不要先补这个补那个，效果不大。这对我之后制定政策有很大的启发。”
杨善洲曾说：“群众的任何小事都是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正因如此，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爱戴和拥护。
共产党员身份永不退休 ——探寻杨善洲的人生观 记者 姜 洁
“是什么支撑着杨善洲以毕生精力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感人事迹在大江南北传颂的同时，人们禁不住要问。
再次探访杨善洲生前的亲朋好友，听他们细数老人生前的一个个故事，不难发现：杨善洲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人生观，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未改变。
“共产党员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
时隔60年之后，施甸县的许多群众依然对当年杨善洲“重病赴会不失约”的故事津津乐道。
1951年9月，杨善洲在原保山县西南乡搞土改。一次，他与篱笆寨、甘蔗地的群众约定开会，可到了约定时间，天却下起了大雨，杨善洲又感染了疟疾，高烧不退。同事们劝他让其他同志代为开会。但杨善洲不同意：“我和当地群众已经约好了，不能失信于民！”他叫同事们扶他走了6公里泥烂湿滑的崎岖山路，来到篱笆寨、甘蔗地。
“老书记经常说，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他这辈子，向来是说到做到！”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的施甸县原县委书记杨嘉宾感慨地说。
把信守承诺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起码标准来要求自己，是杨善洲的人生信条。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也一样是为了履行诺言。杨善洲曾这么解释自己种树的原因：“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去照顾家乡父老，他们找过多次我也没给他们办一件事。但我答应退休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考察来考察去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现实。”
为了这句承诺，杨善洲把自己退休后的22个春秋献给了大亮山，每天起早贪黑，把荒山建成了苍翠的绿洲，不求一分钱的回报。他无怨无悔，因为他早就把“说话算数”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心里，并心甘情愿一辈子奉献不止。
“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
杨善洲有句口头禅：“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给杨善洲当过11年秘书的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他常说，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施甸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孙中惠给记者讲了当地流传很广的“县委书记被当成老农”的故事。1965年的一个早晨，天麻麻亮，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矮个子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请问你们公社的领导在哪里？”
见来人一身农民装扮，接待员答：“领导不在！”来人听了没作声，转身下了村子。过了约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一打听，原来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
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因为一直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杨善洲被百姓亲切地唤作“草鞋书记”。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每个乡、村都留下杨善洲的足迹。
“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光想自己，要时刻牢记使命”
在许多人看来，杨善洲似乎不爱钱，甚至以“贫穷”为荣——
从1951年工作到去世前，杨善洲攒下的钱还不足1万元；他拒绝了绿化大亮山应得的高额提成和奖励，还把市里给他的20万奖金捐出了16万，仅留下4万元给老伴养老；一直到2006年前，杨善洲才在老家新盖了一栋砖瓦房。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杨善洲认为自己的使命首先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其次才是自己。于是，他在退休后毅然拒绝了搬至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义务植树造林，每月仅领取70元的生活补助。20多年之后，大亮山80个大山头、180个小山头全部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大亮山周边共有4个行政村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6个行政村解决了公路交通问题，8个行政村解决了生产生活用电问题。在杨善洲的不懈努力下，大亮山的群众们终于过上了致富的好日子！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善洲依然对自己的使命念念不忘：“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
权力属于党和人民
——解读杨善洲的权力观 记者 姜 洁
在杨善洲的观念里，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应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
正因为杨善洲有这样的权力观，他一直谨慎用权、廉洁用权、秉公用权，把权力全部用到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去。
“滥用职权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
从保山到杨善洲的老家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在任期间探亲，杨善洲一直坚持自己买公共汽车票坐到施甸县城，然后再徒步回家，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公车。
“老书记总是说，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曾任杨善洲秘书的徐德武特地翻出了老人生前的工作笔记，上面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正因此，杨善洲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特别严格，生怕用错了手中的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搭顺风车。杨善洲经常会让人搭他的顺风车，唯独自己的亲人例外。在他看来，让外人搭车是为人民服务，让亲人搭车就是‘滥用职权’。”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给记者讲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
1987年7月的一天，杨善洲带着时任地委农村工作部科长的杨习超去腾冲调研林业、茶业发展情况。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当车开始爬高黎贡山时，看见不远处一个被大雨浇透的老农正挑着担子吃力地上坡。杨善洲赶紧示意司机停车，让杨习超问问老农要去哪里。得知老农刚从潞江坝买粮食回来，要到腾冲上营乡，杨善洲赶紧让杨习超帮老乡把粮食搬上车，一路和老农聊起了农活家常。该下车了，杨习超问老农：“老倌儿，你可知道给你搭车的人是谁？”老农一脸茫然，得知是杨善洲，才恍然大悟：“哦，你就是‘草鞋书记’！真不像个当官的！谢谢啊！”
另一个故事是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在保山一中读书时，有个星期天，也是下大雨，父女俩走路到施甸搭车回保山，衣服全淋湿了，就到姚关镇政府躲雨。躲了一阵见雨不停，杨善洲打着雨伞继续往县里走。镇党委书记就给施甸县委办打电话，当时的副主任寸发瑜知情后吩咐驾驶员，先开着车超过父女俩一段路程，然后调转车头开到他俩面前说：“老书记，去施甸吗，正好顺路，上车吧！”杨善洲疑惑地说：“怎么这么巧？”父女俩到了施甸县城，谢绝了司机要继续送他们去保山的好意，坚持乘公共汽车回保山。“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
杨善洲认为，贪污腐败是从占便宜、收东西开始的。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礼。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至今还记得父亲的话。小时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时，被父亲看见了，当得知是别人送的，杨善洲发火了：“赶快送回去，别人的东西一分钱都不能要！”杨惠琴只好哭着把甘蔗送了回去。
知道杨善洲脾气的人都不敢给他送东西。给他送礼的人，总是被他毫不留情地骂回去。一次，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老部下来看他，带了一小袋玉米面，买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这些东西在当时不超过10元钱。为了不伤感情，杨善洲没说什么。事后，他托人给老部下捎去了10元钱。
不收礼这个规矩，杨善洲一直坚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后，家属在讣告上写道：“家父遗言概不收礼，望各位来宾给予谅解。”他用清清白白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从不以权谋私的坚定原则。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认识杨善洲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开“后门”。1981年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找到杨善洲，想借着俩人是老相识的情分，请他帮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杨善洲当场就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个人的私利！”
“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保山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怎么也忘不了，当年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主动过问，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曾经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感慨地说：“从采访中听说的无数个故事里，我发现了好多鲜明的对比：林场先后有三个职工生病，他都毫不吝啬地送他们到大医院去治病，甚至不惜四处借钱给他们做手术，但自己摔伤后却只找了个赤脚医生；他不肯帮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帮好几个山沟里的教师家属办理了农转非„„通过这种对比，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凸现在我的面前。”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句话是杨善洲在日记中的心声，更是他为官几十载对自己权力观的最好注解。从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认定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运用手中权力的唯一准则，把一切奉献给了别人，唯独忘了自己。
第三篇：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以及先进事迹材1
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以及先进事迹材料
杨善洲同志生平简介
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
杨善洲（1927—2010），男，汉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届省委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6月离休。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善洲同志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区、县主要领导，担任地委领导近20年，工作35年来，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廉洁奉公、全心为民，勤奋工作，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6年6月，杨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7万多亩，林场林木覆盖率达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了4公里多的输电线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农户，通电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9年8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2000年12月被全国环保总局授予“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2002年被评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04年10月被评为全国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2010年5月5日，杨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10万元捐赠给保山第一中学，另外10万元将捐赠给大亮山林场。
杨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时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3岁。
“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那时他住在用树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
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第四篇：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简介[推荐]
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简介
杨善洲，男，汉族，1927年1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
杨善洲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以后，他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始终公而忘私、廉洁奉公，永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
从担任县领导到地委书记，杨善洲从20多岁起就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他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很少呆在地委机关。保山有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龙陵县木城乡不通公路，是最远的一个乡。他上任不久，便徒步4天进入木城乡。为提高亩产解决群众温饱，他亲自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沿用这个方法。他还推动了“坡地改梯田”、“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粮书记”。
工作35年来，杨善洲始终艰苦朴素，两袖清风，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212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1988年6月，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为实践“帮家乡办点实事”和“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施甸县义务植树造林。他把建林场与造福群众结合起来，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他常常替困难群众买粮食、种子、衣被，先后向省外灾区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捐款20多万元。艰苦创业20余年，使7.2万亩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绿装，活立木蓄积量经济价值超过了3亿元，同时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将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并且谢绝当地政府的奖励。
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杨善洲同志是党员干部的学习楷模，是离退休老同志的优秀代表。他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感人至深。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向他学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他获得全国绿化奖章、首届中华环境奖提名奖，荣获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第五篇：杨善洲同志简介及若干先进事迹
杨善洲简介及先进事迹若干
杨善洲（1927—2010），男，汉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届省委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8年6月离休。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善洲同志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区、县主要领导，担任地委领导近20年，工作35年来，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廉洁奉公、全心为民，勤奋工作，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6年6月，杨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一干便是20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7万多亩，林场林木覆盖率达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了4公里多的输电线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农户，通电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9年8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2000年12月被全国环保总局授予“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2002年被评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04年10月被评为全国老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2010年5月5日，杨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10万元捐赠给保山第一中学，另外10万元将捐赠给大亮山林场。
杨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时8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3岁。
一、“给乡亲的承诺总得兑现”
“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关于种树，年逾八旬的杨善洲这样解释。
为了实现“帮家乡办点实事”的承诺，杨善洲把目光锁定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的大亮山。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很多年之后，人们都还记得杨善洲初上大亮山时的情景。那时他住在用树
杈搭起的窝棚里，脚上穿着草鞋，俨然是一个放牧的老人。后来，得益于省里的资金支持，林场终于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杨善洲和工人们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当他们用砖瓦平房取代油毛毡房时，破败不堪的油毛毡房已被四周的绿荫所掩盖。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执意爬上了大亮山。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2009年4月，杨善洲把自己用20年时间辛苦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有人算过一笔账：大亮山林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5.8万亩华山松中有3万亩已郁闭成林，按1亩地种200棵树，一棵树按最低价30元计算，大亮山林场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经超过3亿元。这就是一位老地委书记帮家乡办的实事。
二、“没钱买苗木，只好去街上捡果核”
在杨善洲最早种树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造型优美的大树，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长这么大就好了。”我和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开玩笑说。“算你说对了，这些树还真是盆景移栽过来的。”他们应道。啊？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最让人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当时没钱买苗木，怎么办呢，只好去街上捡果核。”拄着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种树的地方，杨善洲指着一大片林子说。在资金极其短缺的创业之初，捡果核育苗栽种成为杨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马路上捡别人随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便用马驮到山上。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一次在街上捡果核时，杨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上，小伙子大发雷霆，冲着老人破口大骂。旁边有人赶紧过来把小伙子拉到一边，告诉他那位老人就是原来的地委书记。小伙子顿时傻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在他看来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会当过那么大的官。杨善洲却丝毫不理会旁边发生的一切，依然低着头自顾自地捡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统节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节。每每这个时候，杨善洲就会发动全场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捡果核。如今一个个小小的果核，都已在岁月轮回中演变成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果树。
“正是因为有老书记带着干，我们才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挺了过来。”林场的工人说。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杨善洲头发只是灰黑，如今却已满头飘雪„„
三、“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场带给当地群众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和显著起来。
创办林场之初，省林业厅、财政厅给大亮山林场拨付了100多万元，对杨善洲造林之举给予支持。当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慎重考虑后，杨善洲用这笔钱在大亮山修了一条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起了5公里长的高压线，盖了一排简易的油毛毡房，并挤出7万元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电。通路、通电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场最显著的社会效益表现在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人畜饮水难题。场长董继军告诉我们：“林场现在承担着3个乡镇11个村委会70个村民小组2.5万人的饮水供给任务和两个糖厂的蔗区灌溉任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大亮山林场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就出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因为饮水太困难，这里的村民婚丧嫁娶，用水都要纳入人情簿子。”老书记说。可是，走家串户后，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曾经饮水困难到那种程度，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管，拧开开关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场采取的是“国社合作”营运模式，即由村社集体为单位出林地，由国家进行植树造林，产生的经济利润按一定比例双方分成。“这些年，大亮山林场都只是进行抚育型间伐，带给当地老百姓的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2006年到2008年，林场共支付给村集体4万多元的分红。”董继军说。2006年，林场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厂，加工抚育间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间，林场共支付给当地村民间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劳务费超过了36万元。
不久前，施甸县政府用大亮山林场做抵押，贷款1.7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元已经支付到位。
发端于大亮山林场的植树造林热情还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这些年，感觉整个施甸县的植树造林热情都在上涨。”穿行在林海中，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感慨地说。我们从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施甸县的森林覆盖率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杨善洲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
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若干：
一、在杨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马虎不得。1988年，当时驻板桥汉庄的地委工作组接到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的申诉。老人去卖猪，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猪，并扯着老人来到了地委工作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组负责处理此事的人轻信了对方的话，责令杨春兰立即将猪送还给对方，并罚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组。杨善洲得知此事后，马上责成工作组与地委信访办公室的干部进行调查核实，并要求将处理结果报告他本人。经过认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杨春兰所卖的猪是别人偷了转卖给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们处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行事，不能伤了群众的心。”事后，工作组专门派人当面向杨春
兰道歉，并赔还所收的罚款。
“老书记12岁失去父亲，陪着母亲艰难度日，从小就深深地体味到身为一个农民的诸多难处。因此他处处从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农民，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民’，并从农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样‘为官’，这使他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在杨善洲身边工作过8年的保山日报记者苏加祥这样解读这位“农民式”的地委书记。
二、“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
我们来到了施甸县大柳水自然村杨善洲的老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较之于周围的院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为了事业和理想顾不了家60多年的岁月里，这位叫张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杨老家现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儿、孙子、重孙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孙子攒够钱新建盖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杨善洲常年顾不得回家的岁月里，这家人曾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在屋里居住。张玉珍没办法，专程跑去找杨善洲，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听了，久久无语，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一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张玉珍接过30元钱，含着泪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去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1995年，杨善洲已经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种树。出于杨善洲进城给林场办事住宿方便的考虑，全家想方设法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的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盖起来了，但这5万元的债怎么还？张玉珍专门找到杨善洲：能不能凑点钱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了9600元，“你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老伴问。杨善洲摆了摆手：“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看着老伴无奈的神色，张玉珍只好又一次含着泪水回到老家，把刚刚盖起还没来得及住的房子卖了。
杨善洲的大女儿杨会菊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件更让人心酸的事。她3岁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烧昏迷，奶奶和妈妈急得顶着暴雨爬山路连夜赶往施甸县城。山路崎岖不平，路过一个山崖的时候，奶奶因走路慌乱而失脚，身子往山崖下倾倒，母亲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挂在了一蓬枯藤上„„回忆起昔日的艰难，年近花甲的杨会菊含着泪水，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手说：“父亲不容易，我妈更不容易啊！”
杨善洲的小女儿杨会芹回忆说：“我8岁时，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时因为奶奶病重，父亲赶回家来送药。母亲对我说，这是你爸爸，赶快叫啊，我却害怕地躲开了。”
杨善洲退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万分，以为终于可以与在外忙了几十年的父亲共享天伦之乐了，不曾料想，他却一头扎进了家乡的荒山„„
三、“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一个老地委书记的妻子和家人怎么会在农村？从大柳水村出来后，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是老书记自己不让办‘农转非’。”熟悉情况的人解释。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照顾也不给家人享受，杨善洲做过的类似事情数不胜数。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有个18岁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自己小女儿杨会芹的肩头说：“别难过，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女儿可怜巴巴地问。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
1986年，姚关乡的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老书记的老伴和女儿们正在吃包谷饭，得知老书记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流泪了，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里拉去了两袋救 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他：“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接济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将送来的粮食退了回去。这一类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隆阳区芒宽乡现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乡，全乡的咖啡连片种植面积超过万亩。可在30年前，这里的咖啡树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种植产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杨善洲走进芒宽田间地头，鼓励群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之后发生的。1980年10月，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便想让朱自祥带头发展咖啡种植。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应该快快推广。”就在那一年，全国咖啡生产会议现场会在芒宽新光大队召开。从此，咖啡种植在芒宽得以迅速发展。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位84岁的老党员说。
四、杨善洲一直非常重视教育
他在任期间带头捐资办小学，还创办了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开展扫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们还吃不饱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退休后，他还专门拿出了市里奖励的10万元钱捐给保山市一中，资助贫困学生的学业。
走上云南保山街头，随便打上一辆出租车，问司机：“您知道杨善洲吗？”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们原来的老书记，退休以后去施甸种树，市里奖给他的钱都不要，捐了10万元给保山一中。我女儿就在保山一中读书，我是从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的！”
走进保山一中，宣传栏里的海报已经有点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万元，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旁边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边飞快地跑过几个中学生，记者随口叫住一个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杨善洲吗？”
“知道呀，他是我们的老书记，种了好多树，还给我们学校捐了好多的钱！”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钦佩和仰慕。
施甸县原政协副主席计盈告诉记者，杨善洲捐资助学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视教育事业：“过去，姚关陡坡村的孩子读书要到十几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学。孩子们夜里四五点钟就起床，带一包冷饭，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下午3点多又赶着回家，每次上学都要走四五个小时。特别是冬天，伸手不见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学校很危险，这个问题怎么办？1960年，我在施甸区姚关清平洞小学任校长，时任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专程找到我，研究解决陡坡村学生的入学难问题。我建议在村上办一所民办学校，他立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带头捐资，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实际教学中过分强调劳动教学，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学生成绩急剧下降，整个教育处于混乱之中。1963年，施甸县人民吃不饱，生活十分困难，在工作人员纷纷走出机关、大规模支农之时，杨善洲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全县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重点，不参与支农活动。已经75岁高龄的保山农校退休教师线东华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说：“杨书记这么重视教育，令我们非常感动。大家都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教好书、育好人，才对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当时，许多贫困家庭都存在这样的思想：“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他从十分有限的财政中拿出经费设立了助学金，帮助贫困子女读书，每人每年补助2元，很多学生靠这笔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当年接受学校资助的学生，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杨善洲，他们都满怀感动地说：“要不是老书记设立的助学金，我们的书早就读不下去了！”据统计，他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期间，施甸县的小学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职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毕业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纪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众都是文盲。杨善洲打定主意：“要让农民在知识上翻身！”他积极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学校，还开办了16所农业学校，并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他专门走到田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旧社会，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读书。新社会，共产党让群众读书，就是为了掌握好枪杆子、印把子、钱柜子，真正当家作主。”许多参加过扫盲学习班的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一开始，我连斗大的字也不认得。参加了扫盲班，学会写名字、查字典、读报和记简单账簿，收获不小呢！”据统计，共有1400名群众通过扫盲学习班脱盲。
时光荏苒，但杨善洲对教育的支持和关心却丝毫未减。2010年，当他决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奖励给他的20万元奖金中的一半捐给保山一中时，消息震动了整个保山城。他把钱捐出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读上书、读好书；他把爱的种子撒向下一代，种下桃李收获一片芬芳。
五、杨善洲花路费结饭费的故事
在一般人眼里，领导干部下乡吃饭忘记付账，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可杨善洲却不这么认为。“不欠群众一分钱”的观念，牢牢贯穿了杨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领导干部绝对不能搞特殊化，不仅要算饭费那几块钱的小账，更需要算的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账。
那是1984年的夏天，杨善洲带着驾驶员和秘书苏加祥一起到龙陵下乡，晚上县委书记汪金耀在县委机关招待他们吃饭，吃的是一碗萝卜炖排骨、一碗蒜苗
炒萝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饭，苏加祥去结账时，汪金耀说：“不用结了，我请客。”看到汪金耀一脸诚意，苏加祥就再没坚持。
第二天，三人坐车翻过高黎贡山，驱车60多公里，来到潞江坝的惠通桥。天气炎热，三人下车找水喝。杨善洲拿着杯子，顺口问道：“小苏，昨天的伙食费多少钱？”苏加祥说：“6块5毛钱。”
杨善洲从兜里掏出6块5毛钱给苏加祥。苏加祥说：“汪书记坚持要结账，所以我没付钱。”
杨善洲听了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对驾驶员说：“徐师傅，给小苏买张去龙陵的公共汽车票，让他回去把伙食费交了。”
天色已晚，苏加祥坐上回龙陵的车已经是晚上7点钟，到龙陵县城已经晚上10点了。他连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块5毛钱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着钱，感叹地说：“这个杨书记，做事情真是太顶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杨善洲见到了付账归来的苏加祥。“账结了吧？”苏加祥有点想不通地说：“结了。书记，伙食费才6块5毛钱，可来回的路费就花了22块钱，住宿又花了10块钱，是伙食费的好几倍，多不划算啊！”
杨善洲语重心长地说：“小苏，账不能这样算！我们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这些账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这个风气千万不能开头啊！”
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说起了杨善洲早年的一段经历。那是1952年，杨善洲在保山县六区（施甸）区委工作，任土改小组长。他在西南乡石头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当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训的头天晚上，杨善洲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堆毛票递给老安：“安大爹，这是这个月的饭钱，1天两角，30天就是6块钱。”
老安从中拿出两角钱又递回给他：“杨组长，今天的饭钱就不收了，就当我们为你饯行。”
“这怎么行，党教导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杨善洲坚决推辞。
第二天一早送行时，老安递过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是两个煮熟的红薯，给你路上吃。”
半路，杨善洲掏出纸包，打开却发现红薯下面压了两张一角的钞票。
这两毛的饭钱一直让杨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杨善洲到保山培训期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主动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件事，组织上严厉批评了他，要他作检讨并送回这两毛钱的饭钱。培训结束后，杨善洲被调到了第五区席子公社（今甸阳沙坝脚村委会）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石头寨去给老安家送两毛钱的饭钱。
席子公社距离石头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杨善洲一大早出发，赶到石头寨时已经是深夜。为了不打扰已经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缩在安家门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杨组长！你咋个会在这睡觉？赶紧进家！”老安的惊呼让杨善洲醒了过来。杨善洲赶紧从包里拿出两毛钱：“这饭钱你们一定要收下，不然组织上就要处分我、开除我！”
因为担心杨善洲同志受处分、被开除，老安收下了这两毛钱。
从那以后，杨善洲一直坚持不欠群众一分钱，每当有人认为结饭钱是件小事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当白吃干部，那样做会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几毛钱、几块钱的小账，守住的却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风；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几件小事，却让杨善洲在群众心中树立起了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高大形象。
六、不滥用职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搭顺风车。杨善洲经常会让人搭他的顺风车，唯独自己的亲人例外。在他看来，让外人搭车是为人民服务，让亲人搭车就是‘滥用职权’。”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给记者讲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
1987年7月的一天，杨善洲带着时任地委农村工作部科长的杨习超去腾冲调研林业、茶业发展情况。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当车开始爬高黎贡山时，看见不远处一个被大雨浇透的老农正挑着担子吃力地上坡。杨善洲赶紧示意司机停车，让杨习超问问老农要去哪里。得知老农刚从潞江坝买粮食回来，要到腾冲上营乡，杨善洲赶紧让杨习超帮老乡把粮食搬上车，一路和老农聊起了农活家常。该下车了，杨习超问老农：“老倌儿，你可知道给你搭车的人是谁？”老农一脸茫然，得知是杨善洲，才恍然大悟：“哦，你就是‘草鞋书记’！真不像个当官的！谢谢啊！”
另一个故事是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在保山一中读书时，有个星期天，也是下大雨，父女俩走路到施甸搭车回保山，衣服全淋湿了，就到姚关镇政府躲雨。躲了一阵见雨不停，杨善洲打着雨伞继续往县里走。镇党委书记就给施甸县委办打电话，当时的副主任寸发瑜知情后吩咐驾驶员，先开着车超过父女俩一段路程，然后调转车头开到他俩面前说：“老书记，去施甸吗，正好顺路，上车吧！”杨善洲疑惑地说：“怎么这么巧？”父女俩到了施甸县城，谢绝了司机要继续送他们去保山的好意，坚持乘公共汽车回保山。
七、“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
杨善洲认为，贪污腐败是从占便宜、收东西开始的。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礼。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至今还记得父亲的话。小时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时，被父亲看见了，当得知是别人送的，杨善洲发火了：“赶快送回去，别人的东西一分钱都不能要！”杨惠琴只好哭着把甘蔗送了回去。
知道杨善洲脾气的人都不敢给他送东西。给他送礼的人，总是被他毫不留情地骂回去。一次，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老部下来看他，带了一小袋玉米面，买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这些东西在当时不超过10元钱。为了不伤感情，杨善洲没说什么。事后，他托人给老部下捎去了10元钱。
不收礼这个规矩，杨善洲一直坚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后，家属在讣告上写道：“家父遗言概不收礼，望各位来宾给予谅解。”他用清清白白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从不以权谋私的坚定原则。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认识杨善洲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开“后门”。1981年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找到杨善洲，想借着俩人是老相识的情分，请他帮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杨善洲当场就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个人的私利！”
“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保山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怎么也忘不了，当年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主动过问，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
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曾经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感慨地说：“从采访中听说的无数个故事里，我发现了好多鲜明的对比：林场先后有三个职工生病，他都毫不吝啬地送他们到大医院去治病，甚至不惜四处借钱给他们做手术，但自己摔伤后却只找了个赤脚医生；他不肯帮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帮好几个山沟里的教师家属办理了农转非„„通过这种对比，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凸现在我的面前。”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句话是杨善洲在日记中的心声，更是他为官几十载对自己权力观的最好注解。从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认定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运用手中权力的唯一准则，把一切奉献给了别人，唯独忘了自己。
时刻谨记一心为民誓言
—— —易门县委书记方志鸣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在省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向杨善洲同志学习之际，我认真学习了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并深受感动。杨老书记不图名、不求利、不谋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把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孺子牛精神生动地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和光辉本色。作为一名基层县委书记，我最深的体会是：要学习杨善洲同志永葆本色、矢志不移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高贵品质，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永远保持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心，做一名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之实，决不能浅尝辄止，三心二意。杨善洲同志入党六十年来，正是因为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牢记“随时为党和人民事业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所以，他能够20余年坚持植树，给一座5.6万亩的荒山披上了绿装。一位80高龄的老党员，没有留恋安逸的退休生活，在艰苦的偏僻山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心中不变的信念和追求，就这样默默奉献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立场何等坚定！这意志何等坚强！现在，我们有的党员一遇到困难，消极悲观意识就抬头；取得丁点成绩，盲目乐观意识就滋长；对待大局工作，逍遥乐观意识还存在。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说到底，是这些人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没有真正成为崇高理想信念的坚定者。还有一些党员没有把学习先进理论作为自己一生一世的大事，没有做到常学常思、常学常新。我们学习杨善洲，就是要学习杨老书记坚信共产主义、牢记党的宗旨、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展示共产党员的风采的高贵品质。要看到，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一部分，就是要把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与坚定实现我们新阶段奋斗目标的信心结合起来，自觉发扬坚韧不拔、持续奋斗的精神，努力推动易门县奋斗目标的实现，不断为加快实现崇高理想添砖加瓦，在加快发展中不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时刻谨记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党章》对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唯一的宗旨就是为老百姓办事，不为人民我们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杨善洲老书记就是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典范。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认为人民群众是主人，他是公仆。他担任保山地、县主要领导长达三十余年，从未为妻子孩子捞上一册“农转非”户口本、没给家里盖上一间像样房子；他把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政府，县里要奖励他10万元他坚决不要，市委、市政府奖励他20万元他又把大部分作为捐资助学等捐献了出去；出于对他几十年卓著成绩褒奖，省委曾让他到昆明居住并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但他婉言谢绝……杨善洲老书记退休后把植树造林作为为党为人民服务又一新起点，把“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一句话说得铿锵有力，他那活到老学到老、拼搏到老、奉献到老的毕生实践，铿锵有力地印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公仆情怀。杨老书记不图名、不求利、不谋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一尘不染，坚持以德立身、以公处事、以廉树威，永葆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精神难能可贵！我们要时时自问“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像杨老书记那样饱含着感情去工作，凡事先替群众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要像杨老书记那样树立长期吃苦、长期流汗的思想，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行动上，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像杨老书记那样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以一团火的激情，脚踏实地扑下身子，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时刻谨记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
杨老书记是党员干部的好榜样。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要抛弃“当官做老爷”的私心杂念，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正确对待个人得失，不计名利、不图虚名。且看杨老书记无论身居领导岗位，还是退休还乡之时，始终克己奉公、心系群众，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坚持，人生路上处处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俯首勤为，时刻牢记一名党员干部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转成城镇户口，他谢绝了；他下乡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喜欢抽烟，却舍不得抽纸烟，天天一包烟叶和一支烟斗带在身边；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这些，全因为他一直把自己当做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们该以杨善洲老书记为镜，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公而忘私，坚持做到在物质利益和个人待遇方面保持普通性，在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方面体现先进性，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以自身的示范作用去带领群众，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去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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