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军方推出《较量无声》背后的中美博弈
中国军方推出《较量无声》背后的中美博弈
日前，中国网络热传一部名为《较量无声》的影片。据没有获得媒体确认的消息称，这部影片由中国军方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于2013年6月制作完成，此外还联合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之后这部影片在中国网络上疯传，但是由于种种不便公布于众的原因，从2013年10月31日始，各大门户网站已对该视频删除屏蔽处理。笔者认为这一影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然后又迅速“消失”，体现了中国官方向外界表达的两个讯息——中国对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担忧、对重返亚太政策的警惕；同时中国谋求在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的灵活态度。
这个影片之所以在网上得到快速传播，并且有大批网民进行评论，是因为它的内容不论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去分析有着针砭时弊的观点，而且符合当下某些中国人的思想和观点。
笔者曾看过这部影片，它揭秘了美国颠覆中国的五条战线。1.政治渗透：千方百计影响我政治走向；2.文化渗透：企图改变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3.思想渗透：依托舆论心战瓦解民众思想基础；4.组织渗透：培植代理人集团掩埋定时炸弹；5.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培植反对力量扩大颠覆基础。此外，这部影片在某些观点上更是能激起很多国人的愤慨和共鸣，如“以政治转基因的方式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地肢解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精英的优先选项。”
在没有官方消息印证的情况下，这部影片在网上消失——内容被删帖或者视频被屏蔽。针对这种局面，不少网友叫好。有网友称：“它被某些人公开播放造势,，起到挑拨美中关系的效果。这构成中美两国面对的压力陡增，亦即所谓的负能量。”但也有网友对此屏蔽表示遗憾，认为，“《较量无声》是迄今最有分量、最有深度的公开形势分析视频，每个中国人都应认真看看。”
一部影片能引发网友的分裂，同时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这件事本身就显得颇不寻常。从影片诞生、再到其从大众传媒上消失，其实反映出了两种范式的中美博弈。
首先，影片反映出中国内部，特别是军方某些部门对美国的高度警惕，这无疑与美国没有放弃“演变”中国有关，同时也和美国近些年“重返亚太”的战略有很大关系。
2010年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太”，虽然奥巴马和美国高层多次声称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但同时却增加在泰、菲、越等国的军事部署、幕后操纵钓鱼岛问题、提高南海问题的声调等。这一系列做法很容易让人与其剑指中国联系起来。
这部影片中的很多内容也非常符合当下中美关系的一些利益冲突，尤其是说到中美之间的网络战更让人与美国的全球窃听事件产生联想。
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警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特别是中国军方更是必须紧密关注美国在亚太动向，以防国家利益受损。这其实也是这部影片能够被制作出来，并被广泛传播又获得共鸣的深层背景。它实际上凸显了中美博弈的“激烈性”，以及两国关系的“竞争性”。
这部影片很快在中国网络上销声匿迹又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另一面。即中国不希望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过于炒作，或者过度曝光。在笔者看来，此影片对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思维大规模渲染，似乎和目前中美关系的合作势头有所差异。自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首次公开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虽然有竞争，但是双方的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入；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中，美国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这种做法又表达了中美博弈的“缓和性”，以及两国关系的“合作性”。
实际上，笔者认为，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也至关重要。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和军事强国，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闹僵，“冷战”局面再现的话，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使周边安全日益严峻。比如，最近的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实际上就给中国的反恐战略敲响了警钟。今后和美国等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将是中国发展中不可超越的一个步骤。
因而，淡化《较量无声》体现的中美激烈博弈意识形态的色彩、减少两国过度竞争的报道、增加两国关系缓和的趋势分析、突出中美合作共赢的战略取向，是中国官方发展对美关系的题中之意。
无论《较量无声》影片是故意或者无意被炒作成一个公共事件，它所体现出来的中美博弈都是应该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第二篇：较量无声 文字版
较量无声文字版
一部据称是国防大学内部教学片的《较量无声》，甫一公开‘泄露’竟引来轩然大波。真不知道，无论从我党对文化艺术一惯坚持的 ‘双百方针’这个角度来看，还是从与时俱进到了今日的主流媒体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鼓噪多元文化、包容异质思维的角度而言，一部提醒民众居安思危的宣传教育片有何不妥？
如此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果真是充满艰难险阻之旅。果真需要普普通通无数个你我为之奋斗。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必然始终伴随与米国霸权体系的磨合与斗争。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纪较量。
我们从哪里来？为何而来？我们到哪里去？应怎样去？历史始终在等待和记录着我们的回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米国及西方国际阵营战略调整获得重大成果的年代。米国自越战之后长期推行的软争霸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年代的后期终于看到了曙光。苏联，这个昔日始终令对手生畏的超级大国，此时，像一个中了慢性毒药开始发作的病人，逐渐显出了难以挽回的颓势。尽管它还拥有足以毁灭对手甚至世界的巨大军事能力，但经济和财政的困难、国内的社会矛盾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政治迷茫和动摇，以使得这个庞然大物步履蹒跚、摇摇欲坠。
1989年8月15日《米国基督教箴言报》的文章以骄傲的口吻写道：“对苏联的伟大米元攻势正成功的发展。三万颗核弹头和用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米元。它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所以，专家们预言说，它的覆灭是最近两至三年的事。而我们则应当对那些伟大计划给予应有的评价——塔夫特制定了它，罗斯福润色了它，而且，而后的历届米国总统都彻底地执行它。”
1991年11月，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抑制不住激动地说：“我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米苏的全球争霸恰恰成为了中国最重要、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七十年代末，走出十年**阴霾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中，重新校正了前进的方向。以更加成熟、理性、睿智的政治眼光，深刻洞悉了国际形势和自己的历史方位。抓住米苏争霸对我的战略需求，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果断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实现了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
（背景声——邓小平讲话片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米之间曾出现过一个令人深刻的十年蜜月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悬而未决的现实矛盾，此时在表面上都以淡化。（背景声——邓小平赴美访问时演讲：我们将同米国政府领导人和各界朋友共同探讨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交流和合作问题。）
中米之间似乎真得从对手变成了伙伴，从对抗变成了合作。而实际上双方的决策层都清楚：这种关系现状的形成，对于中国而言，是为了改变安全环境、发展环境，摆脱封锁、封闭，走出一条全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战略选择。对于米国而言，则是为了集中应对主要对手、实现米苏争霸战略目标而被动收缩战线的策略选择。
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握国际合作与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与开辟中国道路、中国前途的抉择。同时，也是中米之间，全新历史关系的开始。
在两国长达两百多年的交往中，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完全独立、平等的身份得到米国的战略需求与尊重。而这一关系的改变，实际上也预示着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合作表象下掩盖着的未来较量。
片头字幕：较量无声。
上集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穹顶上，骄傲地飘扬了七十多年的这面旗帜（前苏联的斧头镰刀国旗）被缓缓降下。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终于在世界瞠目下上演。一个有着近九十年历史、近两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宣布解散。
（纪实镜头画面——“但我还没有看。”会议主持人说道，同时将手中的文件举起。“就在这里读嘛。”时为苏联民选政权总统的叶利钦却伸出食指指着那份文件对主持人说。与此同时，镜头中主席台下的与会者发出哄堂大笑并纷纷鼓掌。会议主持人对台下的如此举动则显得异常尴尬。镜头再次摇向在主席台上讲话的叶利钦：此时此刻我将签署总统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会场中有人在说道。）
这个曾经令世界生畏的超级帝国几乎是在瞬间轰然倒下。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竟然就像当时一家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完成的，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
回望历史，我们时常会发现，这一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往往被人解读成冷战结束的标志。（纪实画面字幕：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叶利钦等要员宣布退出苏共。）而事实上它恰恰是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而不是之前。这是一个绝对不应该被忽略和误读的细节。无论它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客观上，苏联的解体都是冷战结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纪实画面字幕：今天俄罗斯联邦决定，将沙俄时代的三色旗作为国旗——时任俄罗斯联邦民选政权总统的叶利钦）
当主导着世界格局半个多世纪的米苏两大阵营的冷对抗，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引下，逐渐冰雪消融，并最终以苏联方面主动放弃所谓冷战思维而握手言欢时，其结果却并没有出现西方政治家们预言的世界大同和历史福音。热情地伸出橄榄枝终结冷战的苏联，不仅没能得到自己期盼的战略回报，反而在对手的顺势一击下，瞬间毁掉了几代人七十多年艰难积累并付出了民族高昂代价所成就的全部基业。
（画外音——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23号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五位书记被搜家。画外音——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我因为积极宣传共产党，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画外音——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我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讲话：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这一超级的历史嘲弄留给了世界争论不休的种种疑惑。而留给俄罗斯的则是社会的倒退、国家的衰落、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纪实画面字幕：1993年，民选上台的叶利钦政权悍然下令军队向议会开炮。）
（背景资料：1993年10月4日，莫斯科发生炮打白宫事件。资料来源：透视俄罗斯 官网，刊登日期2013年10月4日。20年前的1993年10月4日成为俄罗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其标志性事件被称为“炮打白宫”或“十月事件”。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苏维埃制度的终结与俄罗斯总统共和制的确立。始末经过：“炮打白宫”事件是俄罗斯最高执法机关与最高立法机关持续激烈斗争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叶利钦总统和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议会之间的冲突。1993年10月初，冲突全面爆发。10月3日下午15时，一部分在白宫门前声援议会的示威人群冲破内卫部队的封锁，冲进白宫大楼。另一部分民众在俄罗斯劳动党领导人带领下计划占领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内卫部队开枪驱散了示威人群。晚间19时，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发生爆炸，示威人群开始对其进行冲击，内卫部队开火反击，结果造成46人死亡以及多人受伤。10月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莫斯科进入紧急状态，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命令坦克师开进市内。当日清晨，坦克部队占领莫斯科主要街道，并与保护议会的近卫师发生交火。上午10时，国防部指挥的武装力量向最高苏维埃办公大楼“白宫”开火。重型炮弹在议会大楼里频频爆炸，楼内四处起火，黑烟冲天。重火力打击之后，叶利钦命令特种部队“阿尔法”和“信号旗”对白宫进行武装占领。“阿尔法”部队指挥官劝说议会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与鲁茨科伊缴械投降，而“信号旗”部队指挥官却拒绝执行叶利钦的命令。下午5时，议会方面最终宣布缴械投降。随后，参与保卫白宫以及冲击电视台的主要领导人物均遭逮捕。持续了一年有余的两权之争终于在叶利钦的重炮之下以议会的失败而告终。）
今天，这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大变局，已逐渐散去了重重迷雾。一些历史的脉络，在冷战胜利者对战略成果骄傲的盘点和炫耀中，隐隐浮现。米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前不久出版的《胜利—米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中毫不隐晦地写道：“前苏联的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米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至”。他透露，关于前苏联的体制在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政府并不感兴趣。米国的任务就是要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甚至露骨而傲慢地说：“谈论前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米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米国政府采取隐蔽的斗争策略及手段，逐步动摇前苏联领导集团对自己制度的信心。诱导其一步步走向解体的具体过程。历史不能假设，但研究历史的假设却有助于把握现实和未来。从苏东巨变无数种如果的推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结论——没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冲击，苏联的存在和稳定不一定就是必然的。但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一个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锐意进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话，进而失去了执政根基的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则一定是必然的！
苏联的解体使米国成为了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最终胜利者。同时，也使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米国的下一个对手。中美关系迅速逆转。在中国535**后即已结束的中美蜜月期，随着苏东巨变的历程，也进入了更加寒冷的季节。国际格局骤然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国内的剧烈动荡，使中国和米国都重新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战略选择。
（对美国来说，是在未来彻底遏制中国？还是在接触中改造中国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战略选项。刚刚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成功搞垮了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在空前胜利中，受到巨大鼓舞的米国精英们，在慎重的权衡后，大胆地选择了后者，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接近、接触和接纳中国，逐渐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才能更有力地分化和瓦解中国。这是战略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而效果最好的方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
199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把这一战略思想表露无遗——“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米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
担任米国总统后，克林顿进一步公开宣称，米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它。正如柏林墙最终还是倒塌了一样。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米国选择了接触加遏制的全新战略方针。逐步解除535**后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政策，转而开始以经济为主导的全方位渗透。他们一方面更加确信，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渐进渗透、逐步动摇战略对手的根基，用软性战争将其击垮是最佳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加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较量，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自然落幕。米国著名历史学家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甚至大胆预言——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因此而构成“历史的终结”。
苏共亡党意味着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决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因为（苏共）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这些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最高纲领，它放弃了共产主义，这样它在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它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
此时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两种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特别是535**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使得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道路产生怀疑。面对国内反对改革开放的种种质疑，面对苏东巨变所引发的国际社会主义危机，此时的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时的讲话
再耽误不得了！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邓小平1992年在珠海时的讲话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系统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新时期国家战略，庄严宣告：要坚持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要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发展道路和历史责任理性认识的再一次升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第二次伟大战略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再一次出于不同的战略目的、战略选择而重新走到了一起。而实际上，这则是一场以彼此合作的方式暗中展开的经济竞争与政治较量。双方都怀着完全不同的意图各自发力，一场世纪博弈的大幕由此在广阔的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悄然拉开。
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以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示出令世界惊叹的伟大奇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的3645亿猛增为近52万亿。增加142倍。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从371元上升到26700元。国家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上升到3.31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三百年所走过的发展历程。这个曾经饱受凌辱、积贫积弱的古老东方大国如今焕发着令世界赞慕的勃勃生机。她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至深至伟的创造能力，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势和光辉前景。
面对这个始料未及的变化，西方一些主流精英也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
米国前助理国务卿新自由主义学派和软实力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想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你就会知道，这是非常不平凡的30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发展为世界上演了一段眩目的奇迹”。
米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米国政府重量级智囊布热津斯基2009年再一次访问中国时说：“这种变化是引人注目的、甚至堪称异乎寻常的了不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般的快速发展彻底地回答了历史曾经的种种疑问。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决策。”
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事件，再次雄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坚定做出的两次关键性战略选择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然而，历史地回望三十年前，中米出于不同战略判断开始的这场战略竞赛，中国的战略成功，是否就已经意味着米国战略图谋的彻底失败呢？中米之间战略博弈、战略竞争的大棋局，是否已然分出了胜负，或者说这个棋局早已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呢？
米国，真的乐见一个在世界东方快速崛起的中国？
中米之间，已经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最终将“殊途同归”了吗？
邓小平早在1989年就清醒明确地指出：“发达国家欺负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米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米国现在还有一种想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
米国政府驻苏联前大使卢埃林·E·汤普森在1964年就露骨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利益相一致。我们的目的过去总是‘驯化’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遏制战略加道义批判只取得了甚少的成功。所以为何不改成遏制加颠覆？”
米国总统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更加明确指出，米国将在世界所有国家推动民主运动及建立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在世界上根除‘暴政’。因此，策划‘不流血的革命’，在全球推行‘驯化改造’，便已成为布什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务。
这是一家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总部。其使命是专门为非民主国家街头政治活动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其领导人艾德尔·杨·卡拉特米奇显然对他们的计划成竹在胸。（视频中卡拉特米奇站在一幅世界地图（2005年自由地图）前说道：绿色表示的是民主国家的地区，深蓝色地区则是非民主国家，在这里推行民主改革的难度比较大。这也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这一地域是哪里？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1997年6月，米国发表被称为米国新世纪计划的宣言。签名者包括后来布什政府的重量级人物：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泊尔、甚至还包括了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
这个计划明确提出：二十一世纪米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该计划认为，中国构成了米国的最大威胁。要求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和进行军事威慑。他们还特别强调重视中国的政权更迭问题。这实际意味着米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秘密战争的重要目标。
米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讲得很明白——9.11之前，米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把中国看成米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
布什上台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米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对手。至此，中国是米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那么，快速奔跑的中国应该怎样防止脚下的风险？应该怎样辨识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积极应对的现实挑战？应该怎样趋利避害、把握正确的方向和制胜的方略？这是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必须做出历史性回答的一篇大文章！
“中国和米国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都注定是这个世界的主角。那么，中国和米国的发展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吸引。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同行者，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它？对于米国的基本全球战略，是什么样的全貌？对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打算，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很难成功地在这个世纪和这么一个世界的主要大国同行。”——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知彼知己，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战略主题。在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反复上演着或成于此或败于此的国家命运悲喜剧。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和米国的世纪较量也必然首先从这里开始。它甚至是分析、预测两国战略意识、战略准备、战略能力和战略优势的关键视角。来自米国的调查报告显示：米国政府、军队、智库和大型跨国公司，每年研究、分析、预测中国各方面走向和问题的专题报告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有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出台，其内容不仅涵盖了政治、积极、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多是长期的跟踪调查，很多研究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而米国民众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却显得十分有限，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甚至缺乏起码的概念。
2008年，在一次专业机构组织的调查中，200万受调查的米国成年人中，竟有22%的人认为新加坡是中国最著名的城市。
中国，恰恰也有两种情况：201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看米国课题组》在全国八个城市就米国和中米关系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米国‘一般了解’；有3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我国大多数民众和广大党员干部对米国自然情况及中米近代以来历史关系的脉络基本熟悉。但相对而言，各级政府和社会研究机构对米国的深度研究却均未形成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米国的不仅只有少数专业职能部门，且研究内容和范围也相对有限。
同时，一些所谓学者精英又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新特点，以深度了解米国的面目出现，或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或对米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公众的认知。
2010年，国防大学专门为此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在问卷内容设计上突出了对米国政治本质的基本认识，及对中米战略博弈的认识等内容。
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高中级干部对米国霸权本性有较明确的认识，但对米国的政治本质、米国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米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势和策略伎俩特别是对我实施“隐形攻击”的手段及威胁，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差异，竟与民间一般的概念化认识相差无几。
民众更多地了解米国的社会，会产生某种对（米国）社会的向往。这已经是一种很危险的因素了。那么，政府层面，对米国缺乏精细的研究，说明在这么一种看不见的战线斗争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非常容易占下风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候，这一点会让我们反应都来不及。——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现实表明，对于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面对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化、成分转代的时机，再一次慎重审视知己知彼这一首要战略问题，已日益成为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战略对手的深入了解，增强战略警觉和防范意识不仅是我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斗争中更好把握主动和应对挑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我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政权建设、切实筑牢防渗透反颠覆国家安全基础的迫切需要。
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注定要伴随着无数艰难险阻的严峻考验，注定要面临各种敌对势力的现实挑战；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世纪博弈中，较量可能无声，但斗争必然尖锐激烈。决定着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结果，将最终在这场较量中产生。
第二部分
片头视频开始为2011年10月21日奥巴马在华盛顿特区白宫就穆阿迈尔•卡扎菲之死所做的讲话：这样的一天终将来临——在那一天我们看到的是米国强大的领导力，覆盖全球。我们已除掉了艾尔•凯达的领导人，而且我们已将其送上了通往失败之路。我们对伊拉克的战争正接近尾声而在阿富汗那里已经开始了（通往民主的）过渡。现在，在利比亚，在朋友和盟友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展示了二十一世纪集体行动所能成就的一切。
（笔者按：白宫前讲话的奥巴马神闲气定、踌躇满志，他是这么说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的——视频制作者以闪回的手法穿插了几组纪实画面：伴随着奥黑的话音观者可以看到米粒坚联邦政府所染指的地区和国家——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格鲁吉亚，两个早已接受了西化民主并发生了政治、政权更迭的国家，前者爆发了所谓的‘橙色革命’，后者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亦称‘天鹅绒革命’】；视频中我们先后看到了天鹅绒革命获得成功、萨卡·什维利就任格鲁吉亚总统后首次访米与米国前总统布什握手，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的‘完美搭档’、‘橙色情侣’尤利娅·季莫申科和维克托·尤先科分别在公开场合讲话造势的镜头；然后是北非——突尼斯、利比亚以及埃及，这几个国家近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观者肯定早已清清楚楚了！随后，视频伴随着聒噪的网络信息杂波背景声再度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世界地图中的红色中国。）（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we see the strength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cross the world.We’ve taken out al Qaeda leaders, and we’ve put them on the path to defeat.We’re winding down the war in Iraq and have begun a transition in Afghanistan.And now, working in Libya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we’ve demonstrated what collective action can achieve in the 21st century.）
片头字幕：较量无声（Silent Contest）
下集（Silent Contest II）
转基因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其它生物中进行基因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符合介入者选择性需求的变异物种的过程。转基因看起来并不是对原有物种的破坏，而只是利用现代基因遗传技术对物种进行了一点点介入性的改造。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基因改变，不仅使得原来物种的完整特性不复存在而且也使得新的物种特性完全被介入者控制。
米国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米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米国是否会在社会领域隐蔽地制定和推行一种政治转基因战略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早在1945年，米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曾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这样说道：“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迄今为止，这依然是米国政客们对其施行的政治转基因战略最为直白、最为形象的描述。
在他们看来，以米国的价值观作为武器来改造世界、重建国际秩序，是进行政治转基因最为彻底、最为有效的办法。尼克松说：“在我们使物质世界改变面貌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在政治上改造世界。米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场。”
越战之后，米国更多地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这事一种以军事优势为后盾，而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为主要武器的一场软战争。第一个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其结果，是米国以完胜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季志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纪实画面：2009年1月18日，就职米国总统的两天之前，巴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林肯纪念堂前为其举办的就职庆典音乐会上发表演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如以往一样充满希望——米粒坚合众国将延续、并压倒一切，开国先驱的梦想在我们心中永不磨灭。”）（I stand here today as hopeful as ev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will endure, that it will prevail, that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willlive on in our time.Barack Obama At the Lincoln Memorial concert on NationalMall in Washington,January 18, 2009, two days
before
his
inauguration
as
US
President.)http://www.xiexiebang.comn.com/2009/POLITICS/01/18/obama.sunday/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更强调使用所谓巧实力。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也更加重视以政治转基因，颜色革命等方式对目标国家隐蔽实施政治更迭和政权颠覆。现实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积极也更加巧妙的以政治和文化渗透实施软性战争，不仅已成为米国维持霸权的一个大战略，而且，也已成为西方政治家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大规模隐蔽杀伤武器。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现实威胁和危害更加不容忽视。
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和米国涉华利益所构成的冲突风险及成本，是米国对华战略设计中极力避免硬对抗的必然考量。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中米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又给米国实施各种隐蔽渗透和软性攻击提供了现实可能。
因此，以政治转基因的方式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地肢解中国，已成为米国战略精英们的优先战略选项。而这也正是希拉里所说的殊途同归的真正含义。
综合分析不难看出——米国的政治转基因战略，不仅早已聚焦中国，而且，也隐蔽集中在以下五条战线展开：
第一条战线、政治渗透—— 对我实施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我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一次凤凰涅槃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相互汇聚、融合，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消长；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竞争、较量；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相互渗透、斗争。
在这样空前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现实地回答——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具有比西方更优越的发展优势？而且，要历史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优越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中国已经用自身发展的奇迹向世界给出了确切答案的话，围绕第二个问题的斗争则远远没有结束。
米国等西方国家在与我的经济交往合作中，从来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逐步向把握政治话语权拓展；以经济上的接轨促进政治上的并轨，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进式影响我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政治转型；特别是谋求间接影响、左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向。
“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国家体现自己国家意志的柔软触角。”——这是一家西方媒体在不经意间对这类组织所做的精确概括。
当前，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境外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以种种名目大量涌入中国。它们深入而广泛的活动，正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产生着其官方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米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卡特中心和亚洲基金会等，长期以来都不遗余力地积极为我国的基层选举和地方管理改革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
亚洲基金会项目发展主任艾伦•C•邱越伦曾坦诚：“西方社会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民主的种子”和推动“中国真正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原米国卡特中心中国农村选举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帕斯特更加明确地表示：“为推动中国的演变，不仅要谴责政府的停滞，而且应对它向自由化积极迈步给予鼓励。”
2004年，在米国国务院和卡特中心的联合邀请下，来自我国一些党政部门的领导和高校学者所组成的四个代表团，赴米国观察总统选举。
短短数天，米方安排了大量密集的访问座谈，并对代表团的整个行程做了极为周到、周密的安排。
他们精心的投资很快得到了所需要的回报——代表团回国后，参加活动的某市人大常委会干部就在网上发表文章称，选举，是政府获得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和执政基础，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活动来完成国家权力的更迭，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成熟的表现。同时，他还赞美米国主流媒体长期恪守真实、自由、快速、中立的新闻准则，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
我各类党政干部出国学习考察的活动，也已成为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巧妙施加影响、进行隐蔽渗透的重要途径。
米国著名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明确提出：“要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
一些基金会受米国驻华使领馆的委托，专门物色所谓年轻有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以各种名目分批送往米国培训考察。而有的基金会则专门以我各级党政干部为攻坚对象，实施长期的所谓资助项目。
多年前，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就明确指出：“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已成为哈佛大学非常有影响的和政府学院优先支持的项目，从中国学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第二条战线、文化渗透—— 对我实施长期、广泛、全方位的文化渗透，企图逐渐改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
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米国政府业已贯之并不惜动用各种国家资源加以长期推进的战略工程。
在米国精英们看来，运用文化力量来潜移默化地推行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不仅是瓦解对手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按照米国战略构想来塑造世界的最重要、也最隐蔽的策略手段。
一百多年前，米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米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他坚定地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二战后，米国政府更加重视积极发挥文化渗透的战略作用。1946年，在参议员富布赖特推动下，米国通过了米国文化外交历史上著名的《79—584号公共法修正案》，即所谓富布赖特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米国的文化侵略提供保障。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门特法案，进一步明确了米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宗旨和任务。
从此，文化渗透由一种对外文化关系战略正式上升为米国国家战略。
这一战略不仅指导了数十年文化冷战。同时也成为了米国后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本依据。
艾森豪威尔认为，“一米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米元的国防费用。”
米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说得更为直白：“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应成为米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
为此，米国政府始终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向中国大力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
米国精英们相信，把和平演变中国的长远希望放在下几代人身上，放在社会底层方面，是实现其政治转基因战略的理想选择。
因此，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在社会底层植入西方的信仰体系，始终是米式文化战争的两大主攻方向。
半个多世纪前，米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就露骨地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尼克松也曾直白地表述：“进入二十一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
（纪实画面——镜头中一位棕发白人小女孩在唱道：我们将要改变全世界。（We are gonna change the world）镜头拉开至全景，观者会看到一位长发披肩的女教师在指挥着一群清一色身穿印有意为希望的英文字样的浅蓝色圆领短袖衫的各种肤色的男孩女孩在合唱：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孩子们背后的墙上赫然悬挂着印有‘为改变而歌唱’（Singfor Change）的宣传画。随机镜头中的孩子们进入了大合唱中的副歌部分，但见孩子们合着轻快的旋律欢快地唱道：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是的，我们可以！最后，镜头摇向起先背对着观众的这位长发披肩的女教师。但见，女教师一付如痴如醉的表情，起劲地打着拍子、摇晃着头，在其身后，观者自然会看到了白人男子、女子以及亚裔青年男子、非裔青年男子等数人或站或坐。自然地，观者也不难看出，这名女老师也是亚裔。最后，镜头再次摇向领唱的那位棕发白人小女孩：我们将要改变全世界。歌声中，视频再次闪回，映入观者眼帘的，首先是曼哈顿外海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雕塑，然后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五三五事件中头系丝带的大学生在慷慨陈词，然后是北京街头失去理智的游行示威者掀翻人民公安警车、在街头与警察对阵、在街头齐力掀翻公交车的场景。）
克林顿执政期间，米国中央情报局曾将其行动手册中针对中国的部分加以充实完善和实用化——内部代号为‘十条戒令’。
其主要内容包括：
尽量用物质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
尽一切可能作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 一定要把青年的注意力引向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与分裂；
不断制造新闻来丑化他们是上层，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反动民主运动；
利用一切资源来破坏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打击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
为了以文化战的方式推销米国的意识形态，米国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高高筑起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又以贸易自由为名千方百计打开和占领这些国家的文化市场。
1998年，《华盛顿邮报》曾自我炫耀，米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米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米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米元；1999年，上升为1000亿米元；2001年则达到了1600亿米元；超过该国其它任何行业。
今天，在自由贸易的旗帜掩护下，大量西方文化产品合法地涌入我国市场。正潜移默化地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以年轻一代为主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视频中插入国外女时装模特广告片段：What is desire? It’s complicated.什么是欲望呢?那可复杂了。）
在缺乏有效抵制和积极地引导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已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文化时尚和个性张扬的自我表现。
低俗、媚俗、庸俗的品位和一些极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在市场至上、利润第一的理念引导下，甚至已成为一些大众传播平台的主动选择。而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也逐渐形成蔓延之势。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以悄然逼近一亿人。
由于缺乏主动作为的认识和能力，当前一些领域和机构，思想混乱、立场混乱、组织混乱的现象确实存在。在一些社会舆论和业务工作中，西方的观念、理论和立场，正在潜移默化地产生严重的影响，并逐渐掌控了话语权。这是我们急需认真研究和切实加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毕京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
思想文化领域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其效果却往往大于真刀真枪的战场。
党的历届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曾经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邓小平同志也早就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
胡锦涛同志曾尖锐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习近平同志也深刻指出：西方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决不希望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不能抱任何幻想。
第三条战线、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 —— 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广泛对我实施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
尼克松曾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利的重要资源。”
米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则更加明确地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她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米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 2010年1月，米国参议员鲁格尔曾在《米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的文章。鼓吹米国国务院应该利用新网络技术来为米国的全球自由推广运动服务。开展所谓迎新运动。鲁格尔自信地预言：这种迎新运动，必将会对中国年轻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米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更为露骨地谈到：“我们还要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进行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
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大选中获得连任。选情引发社会争议。
为利用网络煽动更大规模民众反应，希拉里亲自干预插手米国推特网站例行的停网检修维护计划。她说：“这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方式。推特的使用不仅对伊朗人民、对世界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许不算是个推友，但很明显这真的很重要。”
在随后的日子里，有200多万条推特信息被50多万人发送出伊朗。高峰时，每小时即有20多万条关于伊朗游行集会的推特信息被发布。这些比电视直播更加及时、具体和带有明确立场的信息迅速在世界各地激发强烈反应。然后，这些反应又被反馈到伊朗，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
为了进一步利用信息工具加大对伊朗政府的持续打击力度，2009年7月，米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并据此拨款3000万米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米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米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和媒体基金协助伊朗人绕过因特网审查。
就如同伊朗的悲剧事件，它也让人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伊朗人有能力将世界各地的观众与伊朗国内的人们连接起来。他们利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对当地政权的抵抗。确立支持民主的政治意识。——阿尔•戈尔，米国前副总统。
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控制和运用，也已成为米国向世界各目标国家发动政治打击、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
2010年12月，由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掀起的社会冲突视频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最终导致统治长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倒台。
突尼斯事件及随后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和北非、中东大乱局，既是米国新型媒体战争效果的经典体现，也是其未来更大规模运用这一战争样式的实际检验和预演。毫无疑问，它们的下一个目标早已瞄向了中国，这绝非耸人听闻。
米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一直掌控着网络的核心资源。米国对互联网的控制采用双重标准，对内严格控制、对外则肆意放大，利用其在互联网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网络）干涉主义。强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暗地支持敌对势力对我展开干扰破坏。截止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5.64亿，手机上网用户已经达到了4.2亿，互联网的舆论影响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新平台。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抢占网络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刘晓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
第四条战线、组织渗透 —— 对我实施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
精确制导武器自越战后期问世以来就以其高效费比、低伤亡率以及日益凸显的节点毁伤、体系破击的战略功效受到米国政府的高度青睐。当前，精确打击不仅已成为米军的主要作战样式而且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未来战争的形态。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军事上的新型作战样式，也正在被米国政府成功地转变为政治上的打击利器。在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下，实施精确演变已日益成为米国对外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在米国精英们看来，与军事上的精确打击一样，政治上的精确演变，依然是代价最小、破坏力最大而隐蔽性最强的高效费比攻击方式。因此，长期以来，米国始终高度重视以我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为主要对象长期施加影响、积极培植代理人集团。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些重要群体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势和走向。
为此，米国一方面通过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向我隐蔽推销米国价值观念，企图使中国各级权力机构的思维逐步西化，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米国希望的方式思考和行事。
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方式诱导和纵容中国的领导层出现尽可能多的腐败现象。
正如艾伦•杜勒斯曾经说过的：“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现实表明，以两套手法展开的精确演变已成为米国政府对华政治攻势长期奉行的重要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或以大肆吹捧为手段，或以优厚条件为诱饵，或以掌握证据为胁迫，或以共同利益为同盟。总之，千方百计对他们选择的中国官员、学者进行拉拢利用、收买利用、威胁利用和策反利用。借此机会，既大力培植亲美势力和“第五纵队”，又广泛制造所谓共产党制度腐败的社会舆论。
“精确演变”就是有选择的、目标明确的演变。对于这一点米国可以说有一整套的手段。没有足够有力的内应，要想达到塑造、掌控和颠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基本是不可能的。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正因为这样，米国历来把“精确演变”、把在目标国培养一大批代理人，作为它一以贯之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丧失警惕、最终吃了大亏的国家就太多了。——王朝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
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参加一场晚宴时记录下的场景：宴会的主人，是米国陆军退役将军布鲁斯•杰克逊，他此时经营着一家名为‘发展中的民主主义国家基金会’。宴会的主宾，则是刚刚当选格鲁吉亚总统的萨卡•什维利。他不仅拥有留米的经历，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人相信，对于他和他的国家而言，米国绝不仅仅是这场宴会的主人。
（纪实画面及为萨卡•什维利配音的女声中文配音——“格鲁吉亚多年来，因贪污腐化而荒废。这证明是这样的地区，民主主义机制能发挥作用。我们和米国国民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米国给予我们的帮助，将永远不会被忘记。俄国军事基地一定会撤走。苏维埃帝国已不复存在。”他猛然发现布鲁斯在一旁侧耳倾听。“我说错了什么吗？”萨卡侧脸问道。“哪里哪里，请让总统喘一口气。”旁边的布鲁斯说道。这时人群中有提问，“有人说您是革命的黑幕？”“法国的媒体果真厉害！还是去向政府官员请教吧。”萨卡回应道。）
这是吉尔吉斯的一家民间媒体印刷厂。印刷机上竟赫然标明‘米国政府民主人权与劳动署固有资产’。杂志负责人说，吉尔吉斯政府十天前剪断了印刷厂的电源。原因是由于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
（女声配音：这是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把它和穷人孩子的照片登在一起。画面镜头摇至米国白宫内。获悉印刷厂的电源被切断，米国参议员麦凯恩下令，接通吉尔吉斯外交部长的电话。画面中，吉尔吉斯的外交部长接听。视频中此时电话中的声音来源：米国参议员麦凯恩——我对印刷厂的电源被切断深感愤慨。不由令我回想起前苏联时代，这是自由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受到了一个多小时的训斥。而且，无法辩解。最后，还被要求道歉。“我深深地道歉。政府承诺支持民间媒体。”——在外交部长的干预下，第二天恢复了供电。十二天后，爆发了“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被迫下台。）
当前，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现实风险，早已不容忽视。
（画面中情景重现——刘晓波于2008年10月被捕前两个月接受香港翡翠台访问时的画面闪回。采访画面打出了刘晓波当时的讲话：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少数学者及官员（画面背景是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所主持的一次活动中合影留念的五名男子）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轻率处置巨额国有资产。客观上，导致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后遗症。有的政府部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
党内少数腐败分子和政治变节分子或公然损害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或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卖国的言论。疯狂程度令人瞠目。其行为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早已触及法律底线。（画面中清晰展现的一连串已法办处理的腐败分子的图片，以及茅于轼公开发表的‘汪精卫是真正的英雄’、贺卫方公开发表的‘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的变节言论）
近年来，我们军队和地方有些核心要害部门，先后发生了出卖情报、叛国投敌的严重案件。有的腐败问题也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腐蚀渗透直接相关。往往是商业贿赂在前，情报窃密随后。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国家还利用他们掌控的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着中国离境资金的走向。有些腐败官员向境外转移赃款，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些行为、资料都在西方情报部门的数据库里边。长期以来，米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系统，一直都在搜集我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寻找他们的‘猎物’。因此，做好新时期预防惩治工作，要特别重视从防经济腐败向防政治腐败延伸；从防思想演变向防政权演变扩展。——于善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部长
第五条战线、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 —— 对我实施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经济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的所有民族分裂势力背后，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米国的身影。在境内外的所有民族分裂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米国的声音。米国对中国的政治干涉不仅是始终的、一贯的而且是公开的、粗暴的。
大量来自米方的资料表明：米国不仅直接策划了西藏的武装叛乱和**外逃，而且长期对**集团的分裂活动给予大量资金支持。（画面显示，**集团叛逃时使用过的米制电台）
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国政府每年对西藏分裂活动的资助就高达170万米元。冷战结束以来，米国等西方国家变换手法，以民族、宗教、人权和环境等为借口大肆歪曲攻击西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西藏政策，进一步加大对**集团的支持。近年来，米国国会不仅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提供200万米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政府再向**集团提供200万米元的专款。
相关资料显示，西藏流亡政府财政经费的九成来自以米国为主的西方一些国家。从1979年到2001年，米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邀请**访米达23次。米国的一位议员甚至说，在米国领导人看来，**是我们需要时可以随时出现的宗教领袖。
（镜头纪实画面为**的媒体秀。画面中**说道：“如果人们真的认为我是一名政治家，那我感到非常难过。呵呵呵呵呵呵。这是我的愿望。言毕，**双手合十。）
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取缔以来，米国政府不仅通过各种媒体大肆歪曲事实、向中国政府发难（画面为米国媒体播出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画面）而且一直通过人权组织、米国之音等秘密渠道对其给予资金支持。
米国法～轮～功之友从2001年起，每年向法～轮～功组织提供近200万米元的资助。2002年7月，米国国会众议院悍然通过由极少数反华议员提出的决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对法～轮～功的所谓迫害。从而使米国对法～轮～功的支持进一步公开化。
2005年，在米国的干涉下，热比娅赴米。米国反华势力迅速将其纳入麾下加以充分利用。2009年7月13日，米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即世维会一直接受米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出版的报告证实，世维会每年从国家民主基金会接受21.5万米元用于所谓的人权研究和推广项目。而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是来自米国国会。
大量证据表明：这家自称是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实际上早已成为米国政府对外输出民主、制造**和实施颠覆活动的大本营。
（纪实画面为新疆‘七五’严重暴力事件以及热比娅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的讲话——中国政府执意要消灭两族人民。所以西藏和维吾尔两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向中国政府提出自由诉求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
2008年，发生在中国西藏的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发生在中国新疆的七五事件从始至终都与米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曾为国家民主基金会起草了立法草案的艾伦•温斯坦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干的事情，很多都是中情局25年前曾经偷偷摸摸干的。”
除了利用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开煽动、破坏和颠覆活动外，米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机构还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社会开展广泛渗透活动。
这是米国驻香港总领馆，职员多达500余人。
这是英国驻香港总领馆，职员多达400余人。
这样庞大的规模，在两个国家的驻外总领馆中极为罕见。
大量资料表明，这两个总领馆的职能早已超出了国家外事范围。它们不仅长期对我香港内部事务实施干预，而且已成为了半公开的反华、反共前沿基地。
五三五集会、七一游行、抵制国民教育、占领中环等等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活动的背后，无一不闪现着英米总领馆的身影。同时，策反中国官员、搜集各种情报、制造各种具有大威力的舆情炸弹，也早已成为它们利用香港特殊环境、展开渗透的重要职能。
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米国政治渗透的目标也始终瞄准着中国军队。
米国前驻华武官科尔曼曾以《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为名写出一份在米国高层引起较大震动的秘密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其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密不可分。国家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但当国家军事战略失效，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后，其国家战略也会因此受到质疑而破产。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问题。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踪。
各种资料表明，米国已将影响中国军队政治方向和政治品质的工作，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和具体推动。其主要的方法还是内部渗透和外部施压。内部以培养亲米力量和所谓‘民主力量’为主。外部则以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呼吁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为主。今后，米国一定会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利用日益增多的两军各级交往，在这两个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见微知著，筑起牢固的政治防线和思想防线。——王喜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以方兴未艾之势蓬勃推进。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改变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之路、超越之路、胜利之路的伟大实践。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中国的发展来之不易。中国的持续发展和最终崛起，必然更加艰巨。
我们必须清醒看到，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大量来自内部。较量的输赢不仅在于警惕对手，更关键在于巩固自己。
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尤其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要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上世纪后半叶，中国共产党人，在决定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时刻，坚定、正确地做出了两次伟大历史选择。创造了改天换地、一跃千里的历史奇迹。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将探索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劈波斩浪、克难克艰，纵横捭阖、奋而取胜，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
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再一次做出自己的历史回答！
总策划：刘亚洲、王喜斌
策 划：于国华、赵文华、吴杰明、王锡武、姚红星
总撰稿：秦 天 总编导：秦 天
监 制：姚红星、吴国增
编 导：范立群、郭 栋、李成扬
动 画：周 远、李 华、王 聪
摄 像：林克壮、贾章勇
资 料：王锡武、陈 雁、黄建国
文 案：唐永胜、杨 成、刘 丹
解 说：任志宏
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视频制作
国防大学 2013年6月
第三篇：误解的同盟：开罗会议背后的中美博弈
误解的同盟：开罗会议背后的中美博弈
刘怡
以“二战”来说，1943年可视为那场遍及全球的毁灭性战争的分水岭—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决定性失败，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西北非和意大利大部落入盟军手中。但回到历史现场，当事人远不能肯定这种转变仅是偶然还是已成定局。这年春天，日军以6个师团兵力向洞庭湖以西进逼，进入11月，战线延伸到常德。当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在11月中旬前往开罗、参加与英美首脑的第一次战时峰会时，他最关心的仍是长江中上游战况。至于会议本身，“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蒋介石日记》），不必抱太高期待。
这种谨慎消极的姿态，在短短一个月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开罗返回后，12月19日，蒋氏在第28期党政训练班结业聚餐上做题为“参加此次会议之观感”的演讲，言语间对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人民之缺点”颇不以为然，开始以大国领袖自居。到了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更亲自定下基调，对峰会成果作再三重申：“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在此之后，重庆政府发动了一系列宣扬开罗会议成果的舆论战，持续至夏季豫湘桂会战进入关键阶段方作罢。
对开罗会议的这种态度反复不仅出现在亲历者蒋介石身上，中美历史学家于此次峰会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1949年前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开罗会议是中国被承认为国际社会重要主体的决定性证据，这次会议中，中国破天荒地采取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尝试按照西方认可的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取得可观成果。直到今天，当涉及诸如钓鱼岛、台湾等主权问题的阐释时，《开罗宣言》依然被两岸政府作为直接依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引述。与之相反，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的众多西方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只以过渡者的身份出现；邹谠的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被公认为探究对华政策成败的必读书，但其中关于开罗会议的章节只有不到一个页码。
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曾感慨，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简直就是一场“纠结”（Tangle）。围绕开罗会议产生的一系列神话和批判，正是这种“纠结”的直接体现—中国视三国宣言为结果，它关于战后亚洲秩序乃至中国大国地位的设定被认为构成一种承诺；而美国只把这种设定当作“可能”，“可能”是否转化为“必然”取决于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无力承担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成本，“可能”也就成为空谈。而造成双方巨大认识歧异的深层因素，早已埋藏在19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并直接导向了1949年前后美国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的翻脸：这也是美国政界一度热炒的“丢失中国大陆”问题的渊薮。
从“门户开放”到“先欧后亚”
开罗会议中中美分歧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在中国战场的战略目的，其实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近代史有一非常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当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发明这个词组时，它包含有两项目标：其一，美国乐见“各国对华商业机会之均等”，这和华盛顿视为国本的海洋性经济的特征是一致的；其二，“为得此项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国反对由单一强国控制中国。这两项目标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坚决贯彻，长期以来人们也相信它们是19-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
然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1951年就已发现，“门户开放”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被夸大了：它更像是对既定秩序的承认，而不是切实的行动指南。列强在华利益的均衡是由中国广袤的疆域和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顺序决定的，美国只是承认了这一局面，却不打算付出成本。在“庚子之变”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东京决定全面侵华的关键时刻，美国从来没有站出来以经济和军事手段维持“门户开放”。即使在日本飞机公然炸沉停泊于长江的美国炮舰“帕奈”号的1937年12月，罗斯福总统也只是息事宁人、接受道歉了事。
当然，对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有着明显亲美色彩的政权，华盛顿是抱有好感的。1933年9月它决定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1936年签署的白银协定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币值，并在1937年后缓解了抗战军费带来的压力。1938年9月，美国再度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1940年又达成了关于2000万美元华锡贷款和2500万美元钨砂贷款的协议。1940年11月底美日矛盾趋于公开之际，华盛顿宣布一次性对华贷款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和稳定财政。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为首的大部分美国外交官在1941年就已认定：“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应当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它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平等的地位、并应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这也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远期目标。
但“新秩序”毕竟远在天边，如何在东方对日作战才是燃眉之急。早在1939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就认定美军无法在两洋同时发动进攻；1940年底，在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采纳“先欧后亚”的主张，以德国和意大利为第一期作战对象。1941年12月美日开战后，盟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遇重大损失，更没有可能立即发动反攻。英美两国遂决定组建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并在美国陆军体制内成立中缅印战区（CBI），先使日军向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推进的速度迟滞下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称：“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至于如何反攻则全无规划。
按照美国陆军部的理解，CBI是美方的一个作战单位，应当服从ABDA-C指挥；但考虑到中国战场的特殊地位，华盛顿决定任命蒋介石为CBI名义上的总司令。作为一国元首，蒋在ABDA-C不包含中国代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服从其调度；而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层问题，反而在1942年2月派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前往中国，担任CBI参谋长兼该战区美军司令，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史迪威既是CBI下属美军部队的主官，又是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幕僚，还负责管理该战区美援物资的分配。一身担负三责，既管军事又管政治，这是强硬直率的史迪威根本无法驾驭的；偏偏日本人在缅甸的推进又异常迅速，史迪威不得不仓促命令中国军队投入作战。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造成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争吵：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军队未能表现出足以承担对日反攻重任的战斗力；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仅仅是“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在完全未与中方协商的情况下即要求远征军开往缅甸，使中国白白损失了大量兵员，其能力与动机都值得怀疑。要使重庆方面确信中美联合作战的真实性，华盛顿就必须予取予求地向他提供物资和金钱（1941年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作价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租借总额的1.7%），并使一切援华物资由中方自行调用；在这项要求获得满足之前，中国军队将采取守势。
蒋介石的“抗战建国”
相较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犹豫，蒋介石在对日战争中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明确。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设定了四大目标：国际外交方面，本着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侵略、取得和平；国内政治方面，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作准备，并在宪政实施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国策；国民经济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文化思想方面，发扬固有道德，提高科学知识，启迪民智。简言之，蒋氏打算利用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实现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
当然，蒋介石深知单凭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完成“建国”，他的如意算盘在于：中日战场迟早会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之际，就是中国获得“建国”外援之始。从1938年起，他积极鼓吹中日战争国际化，尤其要使“英美法各国能与其他太平洋有关国家共同团结„„消除日本所认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之幻想”；1940年美日关系趋于恶化后，重庆政府更公开声言“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条件是美方提供“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为了要挟罗斯福，蒋介石甚至暗示中国有可能单独对日媾和，以敦促美方开启租借物资援华进程。到1943年为止，“单独媾和”一直是蒋氏和美国人讨价还价时的要挟条件，并且屡试不爽。
珍珠港事件后两天，国民政府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蒋介石对这一表态相当自得，他认为美国参战后，中国的“危险已过大半”，中国战区的压力自当由英美来分担。但经历了1942年春天缅甸的失败，蒋氏突然发现假如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不到位，自己用于“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很可能在对日胜利之前就被消耗完，因此当即决定转入守势。华盛顿对此相当紧张：尽管美国海军在1942年夏天阻止了日方的推进，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工业优势暂时还没来得及转化为压倒性战斗力；倘若中国在此时崩溃、或者在军事方面丧失影响力，美日战事的短期前景难言乐观。
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军事援华不可能贸然增加的情况下，赫尔国务卿决定开出空头支票，用外交手段激励重庆方面的斗志。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废除过去一个世纪内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蒋介石对此相当兴奋，他宣称此举“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但鼓励反而助长了蒋的错觉，他愈发觉得在不战不和的情形下推进“建国”希望甚大，并且沉迷于国内政治规划。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执笔的最终版“建国”蓝图—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前四章大讲不平等条约之百年史，后四章极言“革命建国”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加以谋划。蒋氏把不平等条约描述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无所不包，精神与物质并具的庞大存在；不平等条约既已在国民党领导下得到废止，则“如果今日的中国, 没有中国国民党, 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这一论调暴露了他和美国人的原则性分歧—蒋介石谈“抗战建国”，是要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机遇期内，完成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的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美国的军事和财政也必须服务于“建国”的整体目标。
在军事问题上，蒋认为战局的发展迟早会以日本战败而告终，中国因为实力有限，后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将不再把对日作战作为主务。而美国对战后的中国政治兴趣不大，国务院积极推进废约，目的是鼓励中国在军事上恢复主动；以史迪威为首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对日军保持压力。双方既缺乏沟通、又互相怀疑，中缅印战区遂成为一盘死棋。
流产的“大国梦”
进入1943年，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途成了一个谜：史迪威没能获得足够装备30个中国师的武器，因此无法说服蒋介石在1943年春反攻缅甸；蒋氏期待的英国舰队在仰光登陆、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策应的行动则因英方态度冷淡无果而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向国务院报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随时可能爆发内战。在此情形下，罗斯福、赫尔以及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决定再度动用他们唯一不需付出成本的工具—外交刺激，以“使中国成为大国”为诱惑，鼓舞重庆政府在军事上恢复活力。
刺激的第一步是把中国加入到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国当中。该宣言规定，中美英苏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并且要“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中国第一次被确定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大维护者之一，而这一地位完全仰赖美国的支持。
罗斯福深知苏联与英国对这一安排并不乐见，他需要对《四国宣言》的条款加以细节化，特别是要使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因此决定在1943年11月与中苏英三国元首直接会晤。部分因为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给中苏关系带来的障碍，部分因为美国不希望苏联过早介入远东，四国元首峰会并未集中举行，而是先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商讨亚洲-太平洋问题，紧接着苏美英首脑再在德黑兰会面。
美国外交刺激的力度之大明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启程前往埃及时，他的态度只是将信将疑。但随后的进展让他喜出望外—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专诚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英国人不禁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将“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限条件，亦是美国设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
但宣言也给国民党上了一剂眼药：它规定“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不仅杜绝了蒋介石曾经暗示过的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而且意味着军事胜利始终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不过开罗会议在中国战场的军事问题上没能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美国实际上仍然指望国民党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除了“大国地位”这个体面的奖赏，别无他物。罗斯福似乎也没有提醒过蒋介石：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它在未来将承担多么大的代价。
开罗会议结束后不到半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长期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方面的不堪状况在此役暴露无余，美军在华的多个航空基地因此遭遇严重破坏。在此期间，蒋介石和史迪威也再度翻脸，最终导致罗斯福亲自下令召回史迪威。此时美国陆海军在中太平洋方向的进攻已取得优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4年10月决定：太平洋战场的反攻由菲律宾直接指向日本西南诸岛，放弃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打算。这等于是给中国的军事价值判了死刑。1945年2月，罗斯福又在雅尔塔和斯大林达成协议，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它在战后远东秩序中的角色做了新安排，对中国的政治承诺也撤销了。
存在于中美两国政治、军事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使得开罗会议最终成为了完美的画饼—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它不可能给予中国以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蒋介石则无比看重“大国”承认为他的“抗战建国”理想提供的合法性，但他显然忘记了，中国必须靠它的战场表现去交换这种目前还停留于纸面的“大国”地位。高斯大使在1943年就已观察到：“中国人确信欧洲战争不久即将结束，因此美国将会击败日本；中国人疲倦已极、筋疲力尽，装备也太差，不可能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些努力也许并不必要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宽舒地休息一下，保持他们现有的所得，与日本人对峙，一心筹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种“筹划”在经历过1944年的军事和经济打击之后，最终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第四篇：无声较量观后感
看了军方新近推出的影片《较量无声》，我有一些自己的反思，首先对于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取得经济奇迹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家都知道，正宗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中共在建政后，也实行过这样的制度，但结果却是经济停滞、饥荒遍地、百姓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不下去了，中国才改革开放，适度放开了私营经济和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并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在这之后才实现了高速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奇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成的，而是中国放弃社主主义制度、向西方国家学习并融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结果。但是由于体制原因，现在中国的私有经济还没有完全放开，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使中国经济渐渐失去了先前的活力。
其次，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片中认为中国的腐败是由于美国思想渗透影响的结果。按这样的逻辑，美国的腐败应该比中国多，但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中国的腐败虽然很严重，但美国的腐败也并不是很少。我认为权力是导致腐败 的主要因素。因为中国的权利主要集中在官员的身上，同时，因为信息不透明与惩罚的不严厉和官官相护，才导致了中国腐败的猖獗。
片中认为美国是一个对别国怀有恶意的国家，这点我很赞同，因为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全自己。同时，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霸主地位，用着虚伪的语言去控制着一切。比如，所谓的盟友，却在别人家里放置自己的军队，其实都只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在中东等地挑起战争，获得利益。而他的那些所谓的盟友却又得受他的指挥，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因。因为除了中国又有几个国家敢真正的说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呢？
对于苏联的解体，是冷战结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一个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锐意进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话进而失去了执政根基的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是必然的。我认为本片以此为鉴，更多的是希望对党内的人员已警醒。
片子大约是2013年6月完成。四个月后，放到社交网络发布。也就是党内某级别的传阅可能已基本完成。现在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所以更使我坚信此片有整里党内的原因。
本届政治局上任伊始，总书记就说过，要清理不合格党员。通过近一年的观察，如反腐，如党内民主生活会，整党在持续进行中。随着中央纪委第二波巡视组的出发，整党要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这一届任期的五年内都要持续进行。以目前来看，这次的整党，不同于执政党历史上发生过的“清党”，是以整顿思想、挽救执政党声望、挽救干部为主要出发点。意识形态，思想斗争和清理腐败。
通过本片我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期待，只要中国能尽早的解决腐败，合理应对大国危机，力求在和平中稳步发展，那么中国的地位在十几或者几十年后将再无大国可以撼动。
第五篇：《较量无声》观后感
《较量无声》观后感
《较量无声》是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最近联合推出的两集纪录片，它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北非之乱原因的解读，认为是美国使用非常规手段颠覆了别国政体。
本片主要讲述的是美帝国主义亡中国之心不死。片中有讲，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并深切呼吁中国需要独立思考的学者，要求党员干部坚定信念、立场、价值观，以应对西方挑战。
课堂上看完这段视频，我感到十分震撼了，令人吃惊！这段视频明显和其他在电视上常播的记录片有着很大不同，不但立场鲜明而且言辞铿锵，而且有明显的针对性，完全区别于电视上常播的记录片的遮遮掩掩。本片十分正直的指出了美国的亡华之心，由此看来我们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已经做好了迎接美国挑战的全面准备，同美国之间的碰撞可能会会更加公开化白热化。
《较量无声》开篇便阐述了苏联倒台的历史原因以及全部过程，对叶利钦及戈尔巴乔夫导致的这场世纪大变局作了准确定性，片中说道：“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又迷失了对手的政党；一个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锐意进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的神话进而失去了执政根基的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则是必然的。说明新一届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内部的问题再不解决，将来的结果就是亡党亡国！重蹈苏联覆辙。”明确了放弃马克思主义知道的不可行性，并且指出苏联分裂也把中国推上和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
这部视频对国际局势也有着十分清醒的阐述:对我国现在中美博弈中所处的被动处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前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颜色革命之鉴，和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这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更可以使国人看清美国披着民主外衣搞颠覆分裂打压围堵和平演变的假面。也要求我们要坚定我们的立场，不动摇。
近几年来，我国周边的国防形势愈加严峻，钓鱼岛争端，朝鲜核武问题、南海诸岛主权争议、中印边境问题等，种种问题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以及国内的经济低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官员腐败堕落加剧，贫富差距加大，等等，让新一届领导班子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但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不缺智慧的，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力挽狂澜！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国家明日的栋梁，也应当充分确实的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崛起兴盛到的最艰难的时刻，这绝不是一个党的事情，也绝不是一个政府、一些人的事情，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应当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每个当代大学生都应该看看这个片子，更加清醒认识当前的形势。为中国的崛起添砖，为大中华复兴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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