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隐痛与人性的暗疾--读《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有感[最终定稿]

第一篇：历史的隐痛与人性的暗疾--读《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有感

富贵相忘

陈胜是个义人，至少当时说出“苟富贵，无相忘”这句话时，他很义气，没有异想天开升官发财后追求自己的前程，把一同在泥地里耕种的苦哈哈的哥们儿扔到脑后，虽然他们对他胸膛里澎湃的鸿鹄之志一点也不理解。然而不足半年，在张楚大旗高举，而颓势已显的时候，他就杀了前来投奔他的同乡，罪名是“妄言”，不过说了些他在家乡的旧事，他认为伤了面子。“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王者”，众未叛，亲已离。始终不能摆脱小农意识的起义领袖，也在刹那间被富贵侵蚀得锈迹斑斑。

其实从人性来讲，富贵相忘是本性，不忘便可说是超凡。钱与地位，被高人们看成身外之物的，古往今来又有几人真能看淡？英雄如项羽如吕布般也贪财，更遑论无数熙熙攘攘之辈。再说贵，如范蠡张良般急流勇退者又有几人？尤其现代，厚黑学的出现更证明了钱与地位的重要性，可以不要面子，不要尊严——陈胜王生在现代啃啃这书本，一定会宽容得多，也不至于因面子问题再为后人诟病。

有点走题，还是说回“如果富贵”。一旦富贵，财富和地位必然影响到思想和观念。不得不说，人其实还是分阶层的，即使现代社会，依然会有宝二爷和焦大的分别。如果焦大一不小心成了宝二爷，他会不会提携那些奴才朋友？恐怕很难。地位的分别使得一些人必须做他们自己，不能就会乱套，就如杨莲亭只能做东方不败的爱人，而替他执掌日月神教酷厉滑稽，成了纸老虎一般。一旦地位发生变化，原有的眼界和观念不能满足身份和权力的需要，便会出现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错差。

古往今来富贵不相忘的实例极少，更多是相忘甚至相残，这恰恰充分反映了人的本性的贪虐残忍。四百多年的春秋史，兄弟相残，父子杀戳屡见不鲜，说到底不过为权贵二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血肉人伦之情尚且不顾，遑论其他？更不要论相忘与否了。

现代人呢，几乎绝大多数人都在求富求贵，有些人起来了，有些人落下了，有此人不起不落，昔日的同学、朋友、同事、亲戚„„包括自己，富贵来了，于事业之外的便是精神层次的思索：如何面对自己的富贵，以及如何面对别人对自己富贵的态度。

这几乎可算得上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且每日都上演着现实版的活剧。我朋友不少，既有拥有八位数还觉得自己很穷的，也有攥着五位数就沾沾自喜的，还有半生奔波房子孩子欠帐度日的。有的家境好，在别人尚且青涩对富贵没有概念的时候便已开始享受富贵，现在却平平；有的原本困窘，经十几年辛苦挣得一份殷实日子。很多时候，生活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便依某种参照物做了对比。

邢与林曾是非常好的朋友。林父母都是区人大代表，事业发达，家境富裕，时常请大家“搓一顿”。邢家境贫寒，他的所有伙食费林都包了，而且不时给他添置生活和学习用具。这是一对大家公认的铁哥们。

十几年后再聚时，这两位都已是发福的中年人。不同的是邢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已经是一家规模不小的修饰公司老板；而林则松弛平淡，守着一份不咸不淡的工作难有突破。邢的热情和林不自在尖刻成为这次聚会的最大反差，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林的消息。

谈及此事，邢很无辜：大家在一起不就谈谈车子房子票子，不然说什么？是林太敏感，我帮他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嘲笑他？难道我会忘了哥们儿的义气？给他找门路找出路，让他辞工不做跟我做，我每月给他多少都成，他愣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富贵便是这样颇为玄妙的事儿，它不但涉及尊严、落差、层次等诸多因素，还伴有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富贵本身已被世人抬高，很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而昔日高者今日处于低洼，便是双倍的落差，让人怎生得受？骑自行车的谈论车子时，要不就谈论自行车，不然就与同是骑自行车的人谈。一旦与拥有四个轮子的人谈，便都成了纸上谈兵的悻悻，即使再有研究也不过是陪衬和背景。

不是没有共同语言，而是没有共同地位导致的自惭形秽。即使就如邢这样富贵不相忘的，让林又如何接受？往日的朋友，自己曾经的施与者，成了自己的老板和施与者，这种落差一般人是绝对难以承受的；即使接受，又会如何？即使内心没有龃龉天性乐观，如陈胜王的故友一般“妄言”其不发达时的种种，最终会不会也被“斩杀”？

其实，富贵不相忘，不如富贵相忘，这才是对待富贵的真态度。对富贵背面的一方来讲，相忘，便是以淡然放下地位，以无谓踏平玄殊。贫寒时你是真实的你，富贵时你是记忆里的你。重要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富贵。如果富贵改变了你的性情，那么我会真的忘却你现有的一切，只在记忆里保存属于过去的美好，你的富贵与我无关。

《三言二拍》里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警世通言》第一篇便是伯牙摔琴谢知音。初逢子期，伯牙以晋国高官之位看不起钟子期，也曾轻蔑。然而音乐的共识使得他放下贵族架子，与钟子期结为金兰，高山流水成就千古朋友典范。钟子期的“宠辱无惊”，正是对于富贵者应有的态度。其实无论富或者贵，其内心未尝不会有所求，未尝不会寂寞。就如对待其他朋友，保持自有本性，保持真我，便超越了富贵本身的境界，以真性相交。无论贫贱或是富贵者，都是欢迎这样朋友的。生活的本质无所谓富贵，只是人局限了彼此地位。

对富贵承受者而言，拥有的东西更应该懂得放下。既已有，何必耿耿于怀？不夸耀不自

显，已经惹得一班人汲汲于心，眼红不已，有所表示时，各种中伤谣言必起，往往伤人于无形，此其一；其二，既已拥有，低调隐忍亦尝为人所知，谁能否定你所取得的成绩？何必再大张旗鼓，倒明显是自信不足或是暴富嘴脸，徒留人嗤笑而已。

说到底，不仍是朋友吗？以朋友心看富贵，留一份投合，淡几分钱腥位膻，无它，真性情耳。我认为，这是富贵相忘别有的真意所在。

历史的隐痛与人性的暗疾

——读《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有感

鄢 霏

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没有反刍没有思索，博学不过是一袭中看不中用的外衣罢了。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既然“己之外有人”，就应该“推己及人”；既然“己亦在人中”就不要美化自己。也正因如此，今人形成了社会，社会形成了舆论，是非功过难以评说，那么，不如读读历史，去看看那片云下的几段名利纠葛。难道人性的暗疾真的会改变历史？如果-----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有解释历史本原，才能更好的创造历史。英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布已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①”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②，聚兵数千人。”

———引自《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我们来分析文章里的第一处黑体字，“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①”这句话能看出英布什么性格特征呢？注意，英布此时的身份是囚犯，但是爱交际，广人缘，这样写就为自己创造并改变人生埋下了伏笔。可见这些豪桀既为“徒长”（管理犯人的小官吏），一定有过人之处，为人豪爽，正义，虽为暴秦官吏，但仍然欣赏有豪桀之气的人才，所以才能与身为囚犯的英布交善。正因如此，英布才有可能逃出骊山，成为“游荡”的强盗。可见，英布也应是有豪桀之气的人。另外，这句中的“曹偶”一词，曹是同类之意，偶是非单一，而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英布并不是真正的强盗，而是顺应历史及当时社会心理趋势，面对苦役与死亡的勇于反抗的领袖，所以，其追随者更是“赢粮而影从”，这其中定然不乏“徒长”之类，因此这两句的写作目的，正是司马迁为衬托与铺垫而写的，以“豪桀”衬英布，暗示其日后称王的趋势，也为秦亡之时英布的大显身手做铺垫。这样一个残暴的强秦，犹如一度坚固的城墙，而作为其统治阶层的官吏竟然与一个“囚犯”交通，可见强秦的统治已不得人心，从侧面反映出“其朝必亡，其亡必速”的历史趋势。

因此，本句中的“乃”字应去“于是，这才”之意，我们可以看出英布是一个有豪桀之

气的豪爽之人，不安于囚犯修陵的奴役生活，广交朋友，为逃亡做准备，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英布是一个非常冷静善于思考的人，他清楚“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因此他的举动除了率性而为之外，当然有用心经营之力。

下面，我们来分析文章里的第二处黑体字，“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②”我们可以发现，英布后来真的造反了，难道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他的性格对他的造反有怎样的作用呢？要想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就要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文章中“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县长，地方长官）”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这句话正好反映了英布与陈胜的区别，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解答了上面的疑惑。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乃”字怎样解释，这个不难，根据字面意思，我们很同意发现取“于是，这才”的意思，那么这两句就构成了逻辑上的条件关系。也就是说，这句话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已经有人造反了，英布才开始造反，是英布错失机会，还是另有打算，故做此计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关于性格在时势中的作用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将两个人进行一番比较来得出我的结论了。相比较而言，两人有以下三个共同之处：①同为下层劳动人民；②同去骊山修墓做苦役；③胸有大志。这些相同之处我不准备赘述，我觉得应该提醒读者思考一下二人的不同之处，对于解决我们的问题有利，他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两人性格迥异，造反动机不同；②造反手段各异，“革命”心理不同；③能否坚持目标，造反结局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分析有关内容。

①两人性格迥异，造反动机不同。关于陈胜，史书上并没有更多的记载，关于他的造反我们今天所能掌握的就是“天雨误期，按律当斩”，于是他发出了“今举大事死，按律亦死，造反，可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揭竿而起。关于他的豪杰之志也只限于“苟富贵，勿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记载。而英布为布衣，因犯法被遣往骊山修陵后，史记中却有这样的文字：“布皆与徒长豪桀交通”。同样是两个造反的人，相比之下就有了区别：陈胜造反的原因是“天雨误期，按律当斩”，可见是没了退路，属于典型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情况，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等式：

陈胜造反=官逼民反（庶民或奴隶）+素有壮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那么，英布又有怎样的等式呢？我们来看这句话：“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其中的豪桀是定语成分，正常的语序应该是“布皆与其豪桀徒长交通”，就是说“豪桀”是修饰限定“徒长”这类人的，这样理解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在骊山修陵的囚犯几十万，徒长至少也要几百，英布不会也不可能全交往，所以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英布的择友标准，即择“豪桀”，注意这个词不是“豪杰”，也就是豪爽、豪放、桀骜不驯，有些暴力倾向，敢于反抗的人士，这就不同于“杰出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往往是统治阶层的理想人选，又怎能造反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英布所选择的这类人就大有些与《水浒传》中好汉相惜颇为相似之处。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英布成为囚犯是因为“坐法黥”，即行为不检点，有不端之举，从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应该是社会上不安于现状，不满于现行体制的“游手好闲”之人。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等式：

英布造反=不满社会（布衣坐法黥）+伺机起事（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

现在我们在来比较一下：

①陈胜的身份是被逼无奈的顺民，而英布则是有前科的“不法”之徒；

②陈胜是官逼民反，不反必死的挣扎，而英布则是等待时机，不甘现状的改变。

因此，两个人造反的动机不同，反映出了两个人的性格迥然差异，一个是匆忙起事，一个是为此准备，等待时机。性格的不同，最终也注定两个人的造反的手段的不同。

②造反手段各异，“革命”心理不同。我们首先以陈胜为例，他的造反方式是“揭竿而起”，这四个字向我们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揭竿”说明起义是仓促之间决定的，起义之前的准备阶段做得很不充分，甚至连最必要的旗帜都没有，更为荒唐的是以装神弄鬼鱼腹藏书的“大楚兴，陈胜王”来蛊惑众人，使之盲目信服与追从，从而蒙蔽了造反形势的严峻，简言之就是起义准备不足，对形势估计不周；第二，“揭竿而起”的人是苦役，不是士兵，甚至连强盗都不是，让这样的老实人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即起义者没有相应的斗争经验。而陈胜此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是准备不足，既然是没有斗争经验，又必须造反，那就拿命来赌一回，搏一把，这类人在后期文献的记载中被称之为“虎贲之士”，这些人正是有了视死如归的无畏，才敢开天下之先河，我们不得不掩卷感叹其英勇可嘉，更为其失败而扼腕叹息。

而英布的造反手段就高明的许多，他的做法是率领部众，先为“江中盗”，即为造反积累一定的实战经验，并在反复操练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组织性、纪律性兼备的起义纲领及所需物资。然后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就是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我们现在会有这样一系列的疑问：英布为什么能够起义了，却一定要等别人起义之后才采取行动呢？这岂不是把起义领袖的位置拱手让与他人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似乎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社会中，我们在审讯犯人时有“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这条原则并不是我们今人的发明，而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创造。俗语还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之类的说法。用文化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当人们都没有意识到某种物质的存在时，而你发现并坚信了，你必然会招来整个社会群体的否定，在既定的社会意识里，你的价值会被否定。这就好比一堵将要崩溃的堤坝，一旦某处出现了溃漏，所有的水的压力都会马上汇聚到漏水处，将坝体冲垮。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陈胜起义后，秦朝的军队镇压的重点就是他，而当陈胜苦于应付秦军的镇压时，英布已悄然躲过“首当其冲”的危机，造反的形势好很多，较容易站稳脚跟。

因此，我们比较了两者之后可以发现，两人造反手段的不同，实际上正是源于对形势的分析与估计的程度不同，可以说：陈胜是“虎贲之士”揭竿而起舍命赌一回；英布乃“图王之志”审时度势用谋博人生。同样是起义的两个人，但却早已定下了不同的结局。

③能否坚持目标，造反结局不同。还是先以陈胜为例，在起义之初，陈胜打的旗号虽是“张楚”，但并不以恢复楚国故土为目的，而是要推翻秦王朝，解救天下的穷苦百姓。这是他“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身体力行，也是他对统一号令起义军的战略考虑。然而当斗争形势趋于稳定时，起义军内部的弱点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一方面，陈胜称王后，其思想逐渐发生演变，与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比如过去和陈胜一起给地主种田的一个同乡听说他做了王，特意从登封阳城老家来陈县找他，敲了半天门也

无人搭理。直到陈胜外出，同乡拦路呼喊其小名，才被召见，一起乘车回宫。因是陈胜的故友，所以进出比较随便，有时也不免讲讲陈胜在家乡的一些旧事。不久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史记?陈涉世家》）陈胜便十分羞恼，竟然把“妄言”的伙伴杀了。可见当年所说的“苟富贵，勿相忘”的话早已被陈胜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直接导致“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王者”（《史记?陈涉世家》）离心离德的后果。

另一方面，随着反秦斗争的开展，革命队伍内部的离心倾向也在滋生蔓延。陈胜派往各地的将领各存异心，争相称王，起义军内部公开分裂。如北征的武臣自立为赵王，蜕变为割据头目。其部将韩广在攻略燕地后也自立为燕王。攻取魏国旧地的周市虽未自立为王，却立了魏国后裔宁陵君咎为王，而自任魏相，割地自保。与此同时，群起响应的各地英豪也不再听陈胜节制，直接孤立了作为反秦主力的陈胜“张楚”政权，给了秦军反扑的机会。陈胜最终竟被跟随自己数月的车夫庄贾杀害，成为千古遗恨。由此可见正是陈胜没有始终坚持自己起义时的目标，导致了日后的失败。

而英布呢，造反之初就是顶着“当刑而王”的预示，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准备之后，善于审时度势的英布率部众归项梁部，为了称王，故奋力苦战，史记评价为“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以兵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由于英布常为先锋，又勇冠三军，被项王封为九江王。后来，在楚汉之争时，听取汉王说客随何的建议，审时度势叛楚归汉，共击项羽，被汉王封为淮南王。

相比之下的两个人，相同的起点，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深刻的体会了时事的无常与冷酷，我们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炼字的功力，在两个句子里只用了两个“乃”字，却向我们传达除了如此丰富的关于人性的认识，可见英布的“当刑而王”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他性格的必然。我们更感叹英布的其行可畏，其谋之深，其事可成。太史公用这两句话来暗合“当刑而王”的预言，同时也把同为起义者的陈胜与英布区别开来，让我们看到了性格对于人生的巨大作用，也正因英布的多谋才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多疑，为下文与项羽、刘邦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可见，当我们对人性有了深刻的领悟后，我们就能够从纷繁的历史疑云中探究真理，感悟历史风云变幻的世态炎凉，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人性中的暗疾所造就的历史的隐痛了。

理解历史上的人物，不易；认识现实中的自己，更难。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笔者在本文中浅析了两个历史人物，倒不如说笔者在行文中自剖了一次自我，与其说我们是在诊断历史人物的“隐痛”，倒不如说我们是在探寻自身的“暗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