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侵犯个人隐私权吗？

第一篇：《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侵犯个人隐私权吗？

《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侵犯个人隐私权吗？

为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中央制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障碍和认识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实行个人重大事项申报，侵犯了个人隐私权”。这种观点显然混淆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界限，将党员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这一组织制度和组织纪律，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一“特殊”群体的要求和应尽义务，同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混为一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领导干部隐私权的概念，比较分析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和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领导干部的隐私权是受限制的。隐私指的是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隐私权是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的权利等。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由各国宪法或宪法性文规定，受宪法法律保护。虽然我国宪法没有对隐私权给予明确规定，但对隐私权的保护见诸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中。领导干部作为公民，其个人隐私权必然受到保护。但领导干部同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掌握着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有必要对领导干部的隐私权加以限制。诚如恩格斯所讲的，“个人隐私一般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是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当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干部重大事项申报与个人隐私权是两码事，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联系。首先，两者的本位取向不同。个人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以权利本位为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承认和保护；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则以义务为本位取向。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申报重大事项既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更是一项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领导干部作为党员，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既然《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针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制定，那么每名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按规定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两者的主体不同。个人隐私权的主体是公民，是具有或取得我国国籍，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中国公民。干部重大事项申报的主体则是领导干部，是“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的共产党员，是身处领导岗位的“特殊”公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界定，主要包括党政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以及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两者的内容不同。隐私权是人格权，包括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身体秘密、住宅、通信秘密等受到法律保护的隐私，公民个人信息也属于隐私的范畴。而干部重大事项申报的内容有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这些信息对公民来说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但领导干部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个人隐私权必然受到限制，正如一句法谚所讲“官员无隐私”，这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并没有侵犯其个人隐私，隐私权不能成为领导干部拒绝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借口。

两者的实现手段和目的不同。隐私权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法律救济等途径，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免遭不法侵害。我国《宪法》第３８条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第３９条对公民住宅的保护，第４０条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刑法》中对控告人、检举人姓名权的保护，涉及个人隐私的案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不公开审理，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等；《民法通则》中对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的保护等规定；上述法律规定和实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则是领导干部就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告给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目的有二：一是管理和监督；二是廉洁自律和防范腐败。通过干部有关事项的申报，及时了解干部的收入是否合法正当，是否通过违法乱纪或者通过贪污受贿得来，对有问题的干部及时提醒和诫勉；通过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制度，塑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态。

第二篇：《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吗？

《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吗？

懒政惰政也是一种腐败。“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到一个关键词———“为官不为”。

“为官不为”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说明这一现象已经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说明治理庸官懒政，已从口头强调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从惩治乱作为延伸到反对不作为，标志着反腐败正向纵深推进。

近年来，从中央八项规定到省委六条意见，各种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条例、规章和禁令密集出台，“两个责任”不断发力，从严治吏力度加大，少数党员干部感到被约束紧了，不那么自在了，流露出“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等论调；还有的人以“紧箍咒”太多、“高压线”太严、反腐败太过为由，当起了“为官不为”的庸官懒官混官。这是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严峻问题，是与我们所倡导的“清廉为官，事业有为”要求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

正确看待反腐败与干部作为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各级官员的特权及其由此产生的权力寻租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挤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说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但有些官员仍然奉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对工作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甚至妄言是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这种把反腐败和有作为人为地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调，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党和人民极不负责的庸政、懒政同样是一种腐败，它不仅违背“力度统一论”原则，抵消党风廉政建设的正效应，而且还将损害湖北改革发展业已形成的强大气场、良好氛围和大好局面。在现实中，那些不作为的官员，要么是权力观错位，抱着“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的信条，割舍不下曾经不受制约的诱人权力和高福利高待遇；要么是宗旨意识淡薄，习惯见利益就上，见责任就让，幻想像从前一样“一张报纸一杯茶”地庸庸碌碌混日子；要么是自身行不端，走不正，想越“雷池”、想踏“红线”，或是做过触碰道德良心底线和触犯国家法纪法规的事情。对贪官庸官懒官来说，法纪的威慑、制度的约束和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导致他们产生“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心态。而对于坚持原则、勤政廉政的官员来说，日渐山清水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反而会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可见，所谓的“反腐败导致干部不作为”，只是贪官懒官混官为自己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不好贪、不好混、不好受寻找的借口。

以干事创业的担当和实绩取信于民。“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一个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因为我们心中有崇高理想信念，我们肩上有千钧重担。党员干部必须适应“清廉为官、事业有为”的新常态，学会在批评中改进工作，适应在约束中规范工作，习惯在监督中干事创业。“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为官才能不足，就办不好政事；为官品行不廉，百姓就荒疏懈怠；没有功业实绩，就保不住官位和俸禄。明代思想家吕坤也曾说过：若一位官员只做到“不伤财、不害民”，那就不设官位好了。设置官吏，是为百姓兴利除害的。如果仅仅做到廉洁，分毫无损于民，但万事废弛，分毫无益于民，仍是尸位素餐。与古人相比，我们更应该有觉悟、有境界。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该撤换的撤换、该调整的调整。

“清廉为官、事业有为”是“力度统一论”在湖北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深化拓展，也是“力度统一论”在每一位党员干部身上的具体体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求清廉为官，实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目标呼唤全省党员干部事业有为，两者辩证统一于湖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之中。这就要求全省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时刻以“清廉为官、事业有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决不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全省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作风观，不断增强深化改革的思想自觉，增强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增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第三篇：《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心得体会

《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心得体会

《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发布以来引发热议。该书通过梳理18个存在模糊或错误认识的党风廉政建设热点问题，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解读、辨析、批驳，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理解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形势，厘清认识，坚定对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增强对反腐败斗争光明前景的信心。通过加强学习，我进一步增强了思想政治素质和拒腐防变意识，在思想上筑起党风廉政建设思想道德防线，现将本人的学习体会汇报如下。

一是要加强学习理论，不断改进自身思想作风。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问题甚至比较突出，比如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观念陈旧;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缺乏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不起作用。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不适应党风廉政建设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这些“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加以克服、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党

的先进性。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必须坚持做到自律，明确了“五要五不能”，一是要政治上清醒，不能方向不明;二是要勤政廉洁，不能懈怠谋私;三是要令行禁止，不能自行其事;四是要一身正气，不能有失形象;五是求真务实，不能虚妄浮躁，不断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要坚持求真务实，切实转变自身工作作风。求真务实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只有保持和发扬好这一优良作风，才能取得工作实效。务求工作实效就要办实事，决不能搞形式主义等“四风”。作为纪检工作战线上的党员，我们更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工作上既注意讲求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注意紧密联系实际，在转变工作作风同时，又突出求真务实地工作，克服事业心、责任感不够强，服务态度不够端正，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工作方法比较简单，政策水平不够高，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不强，处理问题比较草率等等一些不足。特别是在工作中，难度高、强度大、责任重，遇到的大大小小、意想不到的问题比较多，要积极开动脑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探讨新思路、寻求新方法，做扎实有效的工作，及时处理、解决这些问题，使自己的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

三是要坚持艰苦奋斗，自觉培养良好生活作风。加强作风建设，促进廉洁从政，必须坚持以习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深刻领会内涵，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并不断深化教育，加强监督，落实责任，不断自勉。一方面带头积极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带头执行廉政规定，自觉接受监督，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斗争，需要我们每一位党员从思想到行动与中央精神保持高度的一致，真正做到思想作风过硬，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民，实实在在干事。

第四篇：《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严管就是厚爱

《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

严管就是厚爱

当前，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下属出现苗头性问题要么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要么不闻不问，当“老好人”，这种做法坚决不可取。

“严师出高徒”，说的就是“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这是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的明确要求。要把“严”字体现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中，各级党委、纪委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严管理、抓早抓小，“润物细无声”地强化对干部的监督。要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这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要以严格的措施管理干部，严把“入口关”，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严格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管理，防止一些思想不正、动机不纯、作风不检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干部，加强纪律、严格纪律、严肃纪律，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干部出问题、组织有责任。干部严重违纪的教训是惨痛的，如果平时管理稍微严格一点，真正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去要求，也许他们就不会一步步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党组织对干部应有责任和温暖，平时加强管理，小事上多说着点，干部就会少犯一些错误，这是最大的爱护；党内关系庸俗化、搞一团和气，看起来是“宅心仁厚”，实际上是对干部不负责任，是害了干部。许多“问题干部”刚开始也就是吃顿饭、拿张购物卡，久而久之，便沦为“温水青蛙”。如果在其贪念初萌的初始阶段，组织上或领导加强管理，这个党员干部可能就会幡然醒悟，不致从违纪的边缘跌进犯罪的深渊。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说，“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诸如此类的忏悔令人警醒，让人深思。

对纪检部门来讲，严管要用好“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２０１５年９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提出了实现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纪委要用好“四种形态”，从严监督执纪，这不仅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是对领导干部的关爱。过去，纪委对待领导干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当回事；一种是等“养大了”再办，一处理就“算总账”，让一些领导干部一夜之间从“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种“要么不出手、出手就很重”的做法对领导干部来说很难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包含领导干部在违纪上所有的可能程度，从而让纪律处分更加恰如其分，不会要么偏轻，要么偏重。有了这“四种形态”，领导干部犯了什么错，都可以依照相应形态对照处理。错误程度不同，处分的程度就不同。对犯了小错误的领导干部给予轻处分，可以让其深受警醒，从而悬崖勒马，而对别的同志来说，也能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运用好“四种形态”，各级纪检机关必须勇于担当，依纪监督、从严执纪，时刻做到以纪律为戒尺，对领导干部的任何苗头性问题要早发现早处置。只有这样，才能防微杜渐。

“严管”是对干部最大的关心与爱护，在对党员干部的管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在严管的过程中也绝对不能忘记对干部的关心，该肯定工作的要大张旗鼓地肯定，该批评的要直言不讳地批评，指出整改方向。要做到教育与处理并重，表扬与批评并重，奖励与处罚并重，经验与教训并重，让干部觉得工作有搞头、有盼头，真正接受“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

第五篇：《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反腐败过头了吗？

《党风廉政建设热点辨析》学习资料：

反腐败过头了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提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厉行八项规定开局，打“老虎”拍“苍蝇”，形成雷霆万钧之势，极大振奋了党心民心。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正风肃纪的发条越拧越紧，制度的笼子越织越密，少数党员干部认为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太严了，紧箍咒太紧了，反腐败太过了，出现“过头论”等错误论调。有的认为打“虎”打狠了，干部查多了，过头了，搞得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有的认为抓作风抓严了，矫枉过正，搞得“为官不易”，甚至“官不聊生”。

以上错误论调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和社会上有一定市场，其目的就是希望调整当前出重拳、下猛药、强力反腐的方针政策，让正在拧紧的作风建设发条松下来，正在发力的反腐败战车停下来。如果不及时纠正此类认识，任其蔓延，势必损害反腐败业已形成的良好氛围和大好局面。

“开弓没有回头箭”。腐败问题是大问题，是大病、重病、顽疾。只有大病大治、重病重医，用猛药祛顽疾，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清醒人、明白人、局中人，坚决破除“反腐过头论”，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宗旨与腐败水火不相容，反腐败必须除恶务尽。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腐败的存在和滋生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反腐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众给予高度评价”，“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总书记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目前，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和阶段性胜利。但总体来看，腐败生成的基础尚在、反弹的力量犹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此，反腐败不仅需要有坚强的定力和毅力，还需要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和勇气，以达到减增量、压存量的效果，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一鼓作气正当时。如今不是反腐鸣金收兵时，而应是继续“穷追猛打”，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有多少就处理多少”。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廉洁用权，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同时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标本兼治，净化政治生态。

“坚持坚持再坚持”。反腐败越彻底，党和国家就越充满希望。“这是一场必须赢的较量”。横下一条心，一鼓作气，不给腐败分子喘息之机和回旋余地，就能乘胜前进。反之，如果认为“差不多了”、“摆摆姿态”，或是受到一些反对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就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这非常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