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伤寒论》学习心得,纯干货值得收藏
《伤寒论》学习心得，纯干货值得收藏。
一《伤寒沦》是中医讲辨证论治的第一部好书，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首重八纲，《伤寒论》首先说明了八纲辨证的方法。虽然它并没有明文提到八纲，但实际上处处都是讲八纲辨证，而且讲得非常具体，一一都出诸实践，有理、有法、有方、有药，不落空谈；是中医书籍中最切合实际的一部著作，所以历代中医师都非常重视，注释者亦最多，这些注家，对仲景的精义各有发挥；但也正因注家繁多，人自为说，因而莫衷一是，反晦原意，致有注释看得越多反使人有糊涂之感，我认为这是得失相等的。其实，《伤寒论》的原文，除个别句文外，一般还是很好懂的，与《内经》不同。《内经》是古代韵文，例如“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成章”等。《伤寒论》则是古代白话文，譬如“啬啬恶寒，浙渐恶风，翕翕发热”等句，都可能是当时的俗语、形容辞，都给保留下来了。可见作者的本意，就是要使人易于了解，而不是故意使人费解。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韵文式，那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主张读白文，不读注解本，尤其是西医师学习中医，对医学与文学都有一定的基础，不看注解，多读原文，不为一家之言所拘，则更能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读的方法，可拣为数约占十之六七的、容易看得懂的先读；然后拣约占十之二三的、不易懂的读；最后再读那些很难读的条文，为数不过占十分之一；老实说，这些难读的条文，实在已属可有可无的了。这是一。
二
《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方法，是以六经为基础的。讲到六经，就必须承认两点：第一点是承认经络学说，《伤寒论》的六经，是与经络学说分不开的，详言之则分手足十二经，合之则为六经。第二点是承认《伤寒论》六经与《内经热论》六经的一致性。有些中医同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思想上很混乱，他们似乎承认经络学说，又似乎不承认经络学说；似乎承认《伤寒论》是《内经》之发展，又似乎与《内经》不同，这是不对的。尽管《伤寒论》中在某些枝节地方与《内经》有些不同，但它的思想发源、理论指导，是与《内经》一贯的。
仲景在他所著的《金匮》中，如《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及《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等篇内，也说明这个问题。其意义即是：外邪侵犯，由肌腠经络而腑而脏，是其常；由经犯脏，或径犯脏，是其变。常者轻，变者重；常者缓，变者速，各有其一定的过程。故离开经络而谈六经，其弊也浅；分割《伤寒论》与《内经》中的六经为两回事，其弊也拘。要知《内经·热论》是根据经络来讲的，它所举的六经症状，虽然不够完全（《伤寒论》作了很大的补充)，但毕竟是根据经络而表达的，其具体症状，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得到，怎么可以说它是不同呢？其中最大的误会点，是在《内经》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两句话。人们认为《伤寒论》的三阴病多是宜温，三阳病也不尽可汗，无法解释《内经》的两句话，遂认为仲景《伤寒论》是特创的见解，与《内经》不同，不是一个体系，其实完全不合。要知道《内经·热论》是单论热病在六经的变迁，它始终是一热证，后世刘河间心知其意，故云“六经传受，自始至终，皆是热证”，所以在三阴可泄。所谓“泄”，不一定是用“下”法，但是包括“下”法在内。譬如少阴病之急下存阴，是热病，是“下”法；同时少阴病之黄连阿胶汤证，旨在养阴泄热，也是热证，也是“下”法。而“三日可汗”之意，也不是说三阳经都要发汗，而是三阳经可从汗解。太阳不必说，少阳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濈然汗出而解；阳明欲解时，里气通，壮热退，也多是从汗解的。
而整个《伤寒论》却是论六经的各证（主要是伤寒)，以其范围广、变化多，补充了《内经》之不及，补充了具体方药，比起《内经》来，是大大的发展了。我常常说：仲景的《伤寒论》丰富了《内经·热论》的内容，叶天士的《温热论》又丰富了《伤寒论》的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发展着的。如果执而不化，强加分割，则势必步步荆棘、处处是矛盾了。三
如承认《伤寒论》的六经是从《内经·热论》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话，由是而知《伤寒论》决非仲景个人所创作，也决非个人经验，因为个人经验，不可能如此丰富而准确。更不是个人的推想与杜撰，如果是杜撰，那是经不起考验的，又不足为训了。我的看法，《伤寒论》有三种文字，不能等量齐观。第一种是已经总结为规律性的颠扑不破的文字。譬如太阳病之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阳病之口苦咽干目眩；阳明病之胃家实；太阴病之自利不渴、腹满时痛；厥阴病之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少阴病之脉微细、但欲寐等等，均是主要规律性文字，必须记熟的。六经主要方剂，如太阳之麻、桂、大小青龙、栀豉；阳明之葛根芩连、白虎、承气；少阳之大小柴胡；太阴之理中；少阴之白通、四逆；厥阴之乌梅、当归四逆等，亦是主要规律方剂，也是必须熟记的。第二种是个别经验，其中可能掺杂后来诸师记录用方经验之语在内。
譬如宋本《伤寒论》29条、30条，证象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等同时并见，治法以先复阳、后复阴，最后用下治其谵语。这方法是否妥当？值得考虑。诚如杨杏园所谓“从未见过，古人亦无此条例”，真是见道之言。这一类经验，固然还应重视，但毋须过分，与第一种的条文相比，两者不能同等看待，如果一律看待，反钻入牛角尖了。第三种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这与《伤寒论》正交朴实无华、字字着实的文字文法，迥乎不同，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手笔，这可能是王叔和所加入的。例如116条：“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功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就是四言韵文一类的文字。当然我们也要重视，但非原作，就不能与规律性的文字等量齐观了。所以必须分别此三者的不同，方能很好地读《伤寒论》。
至于文字上面有传写错误的，譬如176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就明明是传写的错误了。白虎为清热之剂，如何说是里有寒？白虎汤并不能退表热，如何说是表有热？以前注家对此条各有所解，振振有词，有的说“寒”字是作“邪”字解的；有的说“寒”是指远因而言，今已郁而化“热”矣；有的说“寒”字古人作“痰”字解，详引古书以鸣其博。此均为妄人妄语，蹈注疏家恶习者也。不思仲师一部大书，千言万语，无非欲使人明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大纲，焉有于此条则突发奇想，而将绝对相反字面用于其间，引人故入歧途，使后人多出如许议论耶？全部文字处处明了，独此相反，决无其事，理不可通，其误无疑，改之最为了当。但是又有人说，表有寒也不可用白虎，当改为表有热里有热，如《金鉴》引王三阳即作此说法，这就不妥当了。如果如此，即当云“表里俱热”，不应云“表有热里有热”，盖古人文法不如是。
应知“表有寒”，不是指寒邪而是指表有恶风、恶寒、肢厥等症之简称，乃续上二条而言之。“里有热”亦是指热症，非指热邪，知此，则文义目顺。后人误以“寒热”二字指病邪，遂觉处处不可通。其实乃不善读书所致，非书之过耳。我个人体会，读这一条，应与厥阴篇350条并看，原文为：“伤寒脉浮而滑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厥甚者应无脉或者微细、沉细，现在不见沉细，反见浮滑，即可断言其厥是热厥，故云里有热。以此证彼，此条既明言里有热，就不可能另一条言里有寒；此条明言脉滑而厥，即可推知另一条的表有寒，一定是指厥逆证状。此条言滑，另一条言浮滑，可以互通。总之，两条一比，其误自明。此条是精华，另一条即可有可无矣。又如141条的“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又应当以方证症，来矫正条文的错误。三物小陷胸（黄连、半夏、瓜蒌实)为辛开苦泄滑润之剂，是治热实结胸的轻方，但决不能治寒实；条文既明言寒实，又明言无热证，断非所宜。三物白散（桔梗、贝母、巴豆)乃是破寒结的主要方剂，二方一比，其误立明，或是误抄又经人矫正者乎？然其非一人手笔，固可断言了。
又如3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生之。”去桂必是去芍之误。因为头项强痛发热，无去桂之理；因无汗心下满，故去芍；因小便不利，故参五苓意加苓、术，定法面面俱到。文字传抄之误，不仅这一些，还有脱节的、不能解释的，不一一举例了。大概流传既久，又经前贤秘藏（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这些毛病，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应当分别来对待。
四
读过《伤寒论》以后，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体会：以为病邪不解，多半由于失表或者表不得法（如早用柴葛引入少阳阳明之类)所致；病情的变化，多半由于误汗、误吐、误下所致，甚至因而变成坏病。根据这一体会出发，似乎不失表，则病邪不至于发展，不误汗吐下，则病情不至于变化。如此说来，不治岂不是更好一点，从前人有“不服药为中医”的说法，可能是由此误会而来的。所以有些一知半解的人，逢到病情急变，每将一切责任，推之于医人的处理不当，而一般注解及讲授《伤寒论》者，也每每根据原文强调这一点，这是我认为不合适的。初读《伤寒论》时，没有分辨的能力，等到临床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发现了问题。
譬如一个病狂，通过很好的表散以后，得汗甚畅，热亦退下，不能说是失表或表之不当了；但是明天热势复起，渐次变严重起来，这是误治呢，还是自然变化呢？也有同一证候，用同样的发表退热方法，有的一二剂霍然痊愈，有的一二剂后变化丛生。因而感到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药误而来，而有自发的现象在内。表之不尽而转变者，是余邪；表之不当而转变者，是余波，其证多比较轻浅，经过治疗，很快就会恢复。而重证多数是自发于本经，如汗不彻而传少阳之小柴胡证，汗太过而传阳明之单纯燥屎证，是诚有之；而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往来寒热而又热结在里，脉沉实弦数者，便是少阳病本经之自发症状。又如汗出、壮热、烦渴引饮、谵妄同见之阳明证，便是阳明本经之自发症状。因发知受，未发以前，固不易断言者也。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是阳明自发，太阳少阳合病之黄芩汤证也是少阳自发，三阳合病之白虎汤证，更是阳明自发。我体会原文三阳证之自利与三阴证自利不同，三阴自利是虚寒，三阳自利是伏热，误下下利不在此例。
五
所谓合病，即外感引动伏邪之意。太阳未解，阳明已见；太阳未解，少阳已见，故谓之合。本经自病，其动也必因外邪；进而体会到原文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句，正说明此理。因没有发现少阳阳明的证状，故云“不传”；因本经没有自发的伏邪，故不出现症状。再从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更明显地托出了传变是由于蕴伏自发之症状脉象。烦躁是热征，数急是热脉，欲吐是邪势欲发的先兆，仅一二日还是太阳受病的初期，如果脉静而不见欲吐、躁烦、脉数急等症，便是不传。如果见了，便是传变。故将第4、5两条合并起来一看，就可恍然大悟。病之传变，并不关乎治之得法与不得法、失表或表之不当，而关键在于本经有否蕴伏之邪。如果没有蕴伏，很快就好；如果有蕴伏，那就难说了。所以我强调“新邪引动伏气”的论点，认为外邪无伏气不张，伏邪得外感乃炽。不论其新邪为寒为温，必内有蕴伏，才有变化鸱张之可能；如无蕴伏，麻黄汤一剂就能解决了，或者桂枝汤一剂，也就解决了。麻黄证有传变的多，因为无汗脉紧，变化是不一定的；桂枝证传变的少，因为汗出、脉缓之症，与脉数急有很大的距离，故变化就小，所以桂枝汤证有十余日还存在而不变者，即内无蕴伏之故。
六
读《伤寒论》，各人体会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譬如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从来解释的人，都着重在日夜两个不同点上面，因而得出结论，日间阳盛，邪正犹能相争，故烦躁；夜间阴旺，没有相争的能力，故尔不烦；表示比日夜都烦者为更重，说明此汤比四逆汤更为单刀直入。若仅就本条之文来解，言之有理，似乎可通；倘参考各条，何以许多更严重的亡阳证都不说起日烦夜不烦呢？即以本条其他各症来看，没有呕，没有渴，没有四逆，没有下利，没有真寒假热的现象，一切都比四逆汤证轻得多了，如何可说比四逆证更重呢？一定认为日烦夜静是姜附二味的特点，理由是不充分的。纵有，也是仅见此条，不能作为一个普通规律来对待，仅仅是个别经验而已。
我个人的体会不是如此，我认为烦躁本是热病主要症状之一，热邪炽盛要烦躁，热邪深入也要烦躁，阴症阳症俱有烦躁；温病的烦躁，多用凉药，可是伤寒的烦躁，多用温药的（当然，三阳烦躁也用凉)。烦躁而用温药，是要审慎的，要有其必要条件的。这一条对烦躁症用姜附，分别得非常仔细。首先说明其症是不呕不渴、无表证、身无大热，表示并非邪热外盛，或邪热内传之烦躁，这就与第4条和38条大青龙证“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之文，大大不同了。脉沉微亦与脉浮紧、脉数急作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如此即知既非邪热内盛之烦躁，又非表邪闭郁之烦躁，其为虚阳上泛之阴躁，殆无疑问矣。同时更了解到69条“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的病仍不解，决非表邪之不解或里热之不解，乃是烦躁不解耳；或者如38条之汗出恶风、脉微弱之病不解，亦有可能。其次，干姜附子汤只二味，另有一张栀子干姜汤也是二味。前者热药配热药，其力大而专；后者热药配清药，其用复而奇。两条作一比较，如80条“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身热不去、微烦，是栀子所主，然则干姜之主症何在耶？《金鉴》对此不得其解，以致欲以78条之“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互相交换，正以不得其用干姜之证据耳。其实即在“丸药大下”之语，用丸药而且大下，必致便溏清稀，伤其脾阳；极浅者亦必便溏不实，用干姜以温中下者，正在此点。柯氏谓此方乃泻心之化方，甚合，实则缩小范围耳。泻心证亦缘误下而来，与此相似，惟症较显明而重，此即雏形之泻心耳。大下、微烦，均有深旨，不可轻轻放过。泻心之干姜配黄连，与此方之干姜配栀子，同而不同。黄连苦降力大，直通中下，配干姜则成苦辛通降。栀子宣泄力优，配干姜则成辛通苦泄，所以栀配豉成栀豉汤，可以发散，可以宣通；反之，若黄连则不能矣。
前面已经说过，《伤寒论》的中心思想是辨证论治，我们读《伤寒论》，若把有关条文相互联系而作比较，更能体现出它的辨证论治精神。例如：
370条：“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371条：“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372条：“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374条：“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合观此四条，即知下利既有虚寒证，亦有实热证。虚寒以四逆为主，热利当以白头翁汤为主，热实即以小承气为主矣。下利为里证，如果兼夹表寒者，仍当先温其里，后攻其表。先分寒热，后分虚实，再分表里，层层深入，辨证之法，层次井然。分别四者之差后，进一步即知364条的“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句，正为372条作注脚；366条的“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都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正为370条作注脚；而365条的“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和363条的“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正可为371条作了补充；373条的“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亦为371条作补充也。
七
以上所述，主要是谈一些“对于学习《伤寒论》的方法”，现在则看重谈“临床上对《伤寒论》方法的运用”。在运用伤寒方法之前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不可将伤寒的方法孤立起来，在用伤寒方法的同时，必须注意温病学说，用温病学说的同时，要注意到伤寒方法，使两者融会贯通。同时在运用时，要胸有成竹，不可稍存成见。
伤寒、温病之争，虽由来已久，但亦可以毋须争。从两者的病源来讲，六气侵犯，各有不同，故一病一治，各有其宜。所谓“伤寒本寒而标热，温病本热而标寒”，治伤寒刻刻要顾虑其阳气，治温病刻刻要顾虑其阴液。宗伤寒者据“本寒标热”之说，所以在发热时，还主用辛温发散；治温病者据“本热而标寒”之说，所以在恶寒时，就选用辛凉解表。又据清代学者所论，伤寒从肌表而入，所以主张发散。温病从口鼻而入，所以治在上焦，主张清透，即所谓温邪忌表是也。界线似乎分得很清。但在实际临床中，中医治病的“辨证论治”，完全是“因发知受”，在未发以前，无从辨也。已岌之后，有变则变；必须“见微知著”，灵活掌握，不能死据一点，而必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譬如：初起恶寒微而继即发热汗出、不恶寒、咳嗽、脉浮数的，应用辛凉解表法，从上焦主治，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初起恶寒发热、汗不出、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的，当然是遵伤寒法、用伤寒方，麻黄汤主之，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服一二剂而愈，问题就解决了，亦可以说伤寒、温病是各有其法，断然不同的；如果治而不愈，或得汗后反剧，即所谓“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如是等等诸症状，则必有其变化了（不变的当然还可用麻黄汤)。能不能变为“颇欲吐，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也”的症状呢？能不能变为“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症状呢？我们说肯定能。因此，体会到伤寒、温病，不要过分拘泥而绝对划分；温病诸法，大部分都是为伤寒作补充的。一个太阳病伤寒症，既可以转成温病，也有机会转为“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或麻黄附子甘草汤的少阴证；只有在临症时灵活掌握，“见微知著”，方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八
伤寒首方即在麻桂，我觉得麻黄汤用麻、桂、甘、杏，和麻杏石甘汤相比较，其中只易一味，此一味之易，即代表了“辛温发散”和“辛凉清解”两个方面。仲景方原是不偏执一点的。伤寒以麻桂治太阳病，而麻黄汤中的麻、杏为肺卫药，桂、甘为心营药，故辨“营、卫、气、血”与温病也并不矛盾的，主要是因寒、因温而取舍有所不同罢了。麻、杏、甘三味是三拗汤，以治风邪犯肺咳嗽，是治在肺卫的方法；增一味桂枝温营，则营卫并顾而为辛温发汗方法，而为太阳病之主方。换一石膏清气，则为辛凉清解法，完全治在肺卫气分。以此推断，即桂枝一味，实为“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主药；如见这些症状，必须用此一味无疑矣；若不出汗的则加麻黄，即成麻黄汤法；若出汗的则加芍药，即成桂枝汤法；有烦躁的则加石膏，即成大青龙法；这些加减、灵活变化，应从“辨证论治”上来考虑，不应当从“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上来考虑。我是反对“三网”之说的。因为“寒伤营”的不能跳过“卫分”，“寒伤营”的还是要用卫分药，麻、杏不明明是卫分药吗？而且今天是“寒伤营”的，可能明天就见烦躁，一变而为“风寒两伤营卫”，所以这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
再说一说“表虚、表实”问题。一般均讲：表实麻黄、表虚桂枝；但是用桂枝汤单言治表虚，是非常不妥当的。如果单单表虚，那么应用玉屏风之类以固表止汗，方为妥帖了。应当说：表实邪盛，用麻黄汤温营开卫；表虚邪留，应用桂枝汤和营解肌；不可忘掉一个“邪”字，这样方是全面。严格来说，桂枝汤的适应证，不仅表虚，而且要里无伏邪者，才可放手用之。如有伏邪征兆者，便当谨慎使用，因为桂枝汤配合桂、芍、甘、姜、枣同用，不独解肌达表，而且能温和其里，所以对“脉数急烦躁为传”之症，桂枝汤较麻黄汤为尤忌，何以故？盖麻黄汤但辛温解表，其妨碍里热之弊犹不显甚甚；桂枝汤则不然矣，倘有伏邪者，服之则流弊百出；所以《伤寒论》特别指出“脉浮缓”，是有其意义的。缓必不数，纵数亦必不甚，或者是虚数，所以桂枝汤症有的十日半月依然不变。伤寒脉紧，即变化最多，此大不相同的。
九
我认为温病用桂枝汤是不对的。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四条，首列桂枝汤一方，是值得研究的。他说：“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这里有许多论点，都可研究。第一，桂枝汤不是治太阴的方子，这在前面我已谈过了。第二，《伤寒论》原文并没有说：“太阳病，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伤寒论·第六条》原文但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是吴氏的杜撰，因“发热”与“但恶热”不同，“发热、不恶寒而渴”者，已不可用；“但恶热”则更甚矣，更不可用了。第三，吴氏又以“温病忌汗，最喜解肌”之说，因而牵合到“桂枝本为解肌”上去，这是误解，且与他后面自己的按语“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之文自相矛盾。第四，吴氏又说：“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既是内热外寒，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如何可用桂枝汤温里解肌！我对吴氏所谓“温自内发，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的论点，完全表示同意，这与我的主张是完全相同的。但对这一个症候仍主张用桂枝汤，则极端反对，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是有害的，关系甚大，所以必须提出来谈一谈。
十
外感热病，单纯的比较好治，复杂的比较难治。故对单纯外寒用辛温解表、单纯温邪用辛凉解表论治，不作讨论，而对吴氏所谓“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内热外寒”的说法，我最感兴趣。因此，我对大青龙汤之重视，远远超过麻黄汤之上。大青龙汤合麻黄、桂枝、石膏于一方而佐以姜、枣，使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汗，一面仍用麻、桂，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表，为外寒束其内热之证出一主要方法（大青龙主证为：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烦躁)。烦躁乃用石膏之唯一主征。但不汗出而烦躁者，仍当以取汗为第一义。其合辛甘发散、辛凉清解于一方，比较复杂而细致，实开后学无数法门，如后来的九味羌活汤（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白芷、生地、黄芩、甘草加姜、枣、葱)和大羌活汤（羌活、独活、防风、防己、细辛、苍术、白术、黄芩、黄连、知母、生地、川芎、甘草加姜、枣)等，大都由此发源而来，盖法同而药变耳。由于南方人腠理疏松，容易出汗，温病较多，实际上表而不出汗的很少；如果有，必有其他因素，当参合症情，采取其他方法，如助阳作汗、育阴发汗、养营作汗之类等，这就不是纯表所能解决了。十一
对“外寒内热”与“外邪内寒”的治法，二者是不相同的。譬如《伤寒论》中的“下利清谷，身疼痛”之证，可以先以四逆汤温里，后以桂枝汤解表。因为温里寒之药亦可祛表寒，至少不碍外寒，急其所急，所以先治其里，后攻其表。“外寒内热”之证即不同，若先治内热，必碍其表；先散表寒，必增其热，所以后贤制方，每每表里同治，如刘河间防风通圣双解之类。推其原始，都是从《伤寒论》中的大青龙汤、大柴胡汤、桂枝加大黄汤诸方化裁而来。所以说《伤寒论》为医方之祖，确非虚话。
十二
在透表退热方面，临床中体会到：柴胡、葛根力量比较大，豆豉、山栀也比较大，桑菊饮则差得多了。某些温病学派，采取山栀、豆豉，对柴胡、葛根则有顾忌，因昔贤有柴胡劫肝阴、葛根伤胃液之说，其实不能如此胶柱鼓瑟来看问题。如果非用不可之时，仍应使用。柴胡可以配养肝阴药同用，葛根也可以配养胃阴药同用，张景岳的归葛、归柴，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遇见肌热烙手、不汗出属于“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病例，葛根和石膏同用，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遇见寒热起伏、口苦、脉弦的病例，柴胡和黄芩同用，也起很大的作用。前人有：“早用柴、葛，容易引邪入少阳阳明”之说，完全是错误的看法。我们如能体会到“病由蕴发”的道理，即知苟无蕴伏，决不致剧。同时用葛根以解经邪，即用石膏以清里热；用柴胡以解经邪，即用黄芩以彻里热，这正是顾到表里两面的办法。所以对昔贤之并用羌活、葛根、柴胡、石膏、黄芩于一方之法，未可厚非。如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便是。这种方法，原则上我是赞同的。如果有汗而苔黄、舌尖红，便可了解到这种热不是一汗能解，则当慎用了。如果已见伤阴现象，当然更值得考虑。
十三
在清热退热方面，伤寒用石膏、黄芩、黄连，温病也用石膏、黄芩、黄连，此点并无不同，但温病学家发展了一个“轻清气热”法，如银花、连翘之类；发展了一个“凉营泄热”法，如犀角、生地、丹皮、茅根之类；发展了一个“芳香开窍”法，如至宝、紫雪、牛黄丸之类；这是很突出的，在辨证论治上，各有其适当的地位，可以补充《伤寒论》方法之不足。
十四
在“下法”方面，伤寒与温病，都有应用的时候，至于轻重、早晚之不同，也不过举其大概而已，分别也不大。唯有对“谵语”一症，《伤寒论》除热入血室外，大都用下法，只有一条是用白虎汤的。临床中遇到潮热谵语而一下可愈的，似乎不很多见。相反，凡热病而见谵语妄言者，每属重症险症，且多与热神昏同时并见。温病学家补充了“清心开窍、泄化痰热”，如紫雪、至室、神犀一类方药，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是重症，有生命危险，添一个好方法，即添一分大力量，如何可以不加重视呢？我的体会是：伤寒之潮热谵语，单纯属于燥屎症者，是不十分重的，如果壮热、神昏、谵语同见，单单一下，很难解决问题，必须配合温病学说，分别在气、在血，进行处理。如果壮热、神昏，不大便而苔老黄干糙的，此属热效熏蒸心包，症属有热亦有结，应用白虎合承气法；如果大便通的，白虎加人参汤殊为有效。在《伤寒论》中有：“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即唯一说明谵语不可用下之条文，这是关键性文字，极要注意。临床中体会到象这条的症状，应当用白虎加人参汤，比单用白虎汤更为有效。如果壮热神昏、谵语妄言，苔黄腻而不干燥，大便通的，此属痰热蒙蔽心包，应当泄化痰热而开窍闭；如果舌苔红绛的，即属热邪入营、内陷心包，用气分药是没有效的，就非凉营清心不可了。伤寒用下，仅限于潮热、谵语一证，并非全部包括高热神昏在内。“潮热”与“壮热”，距离很大，不能混为一谈也。我们只为传播中医，只为中医复兴而努力。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传承中医经方真谛。分享知识，分享快乐，迈向健康之路。
第二篇：《伤寒论》学习心得,纯干货值得收藏课件精心总结
《伤寒论》学习心得，纯干货值得收藏。
一《伤寒沦》是中医讲辨证论治的第一部好书，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首重八纲，《伤寒论》首先说明了八纲辨证的方法。虽然它并没有明文提到八纲，但实际上处处都是讲八纲辨证，而且讲得非常具体，一一都出诸实践，有理、有法、有方、有药，不落空谈；是中医书籍中最切合实际的一部著作，所以历代中医师都非常重视，注释者亦最多，这些注家，对仲景的精义各有发挥；但也正因注家繁多，人自为说，因而莫衷一是，反晦原意，致有注释看得越多反使人有糊涂之感，我认为这是得失相等的。其实，《伤寒论》的原文，除个别句文外，一般还是很好懂的，与《内经》不同。《内经》是古代韵文，例如“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成章”等。《伤寒论》则是古代白话文，譬如“啬啬恶寒，浙渐恶风，翕翕发热”等句，都可能是当时的俗语、形容辞，都给保留下来了。可见作者的本意，就是要使人易于了解，而不是故意使人费解。当然，其中也有部分是韵文式，那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主张读白文，不读注解本，尤其是西医师学习中医，对医学与文学都有一定的基础，不看注解，多读原文，不为一家之言所拘，则更能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读的方法，可拣为数约占十之六七的、容易看得懂的先读；然后拣约占十之二三的、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不易懂的读；最后再读那些很难读的条文，为数不过占十分之一；老实说，这些难读的条文，实在已属可有可无的了。这是一。
二
《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方法，是以六经为基础的。讲到六经，就必须承认两点：第一点是承认经络学说，《伤寒论》的六经，是与经络学说分不开的，详言之则分手足十二经，合之则为六经。第二点是承认《伤寒论》六经与《内经热论》六经的一致性。有些中医同道，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思想上很混乱，他们似乎承认经络学说，又似乎不承认经络学说；似乎承认《伤寒论》是《内经》之发展，又似乎与《内经》不同，这是不对的。尽管《伤寒论》中在某些枝节地方与《内经》有些不同，但它的思想发源、理论指导，是与《内经》一贯的。
仲景在他所著的《金匮》中，如《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及《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等篇内，也说明这个问题。其意义即是：外邪侵犯，由肌腠经络而腑而脏，是其常；由经犯脏，或径犯脏，是其变。常者轻，变者重；常者缓，变者速，各有其一定的过程。故离开经络而谈六经，其弊也浅；分割《伤寒论》与《内经》中的六经为两回事，其弊也拘。要知《内经·热论》是根据经络来讲的，它所举的六经症状，虽然不够完全（《伤寒论》作了很大的补充)，但毕竟是根据经络而表达的，其具体症状，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得到，怎么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可以说它是不同呢？其中最大的误会点，是在《内经》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两句话。人们认为《伤寒论》的三阴病多是宜温，三阳病也不尽可汗，无法解释《内经》的两句话，遂认为仲景《伤寒论》是特创的见解，与《内经》不同，不是一个体系，其实完全不合。要知道《内经·热论》是单论热病在六经的变迁，它始终是一热证，后世刘河间心知其意，故云“六经传受，自始至终，皆是热证”，所以在三阴可泄。所谓“泄”，不一定是用“下”法，但是包括“下”法在内。譬如少阴病之急下存阴，是热病，是“下”法；同时少阴病之黄连阿胶汤证，旨在养阴泄热，也是热证，也是“下”法。而“三日可汗”之意，也不是说三阳经都要发汗，而是三阳经可从汗解。太阳不必说，少阳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濈然汗出而解；阳明欲解时，里气通，壮热退，也多是从汗解的。
而整个《伤寒论》却是论六经的各证（主要是伤寒)，以其范围广、变化多，补充了《内经》之不及，补充了具体方药，比起《内经》来，是大大的发展了。我常常说：仲景的《伤寒论》丰富了《内经·热论》的内容，叶天士的《温热论》又丰富了《伤寒论》的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发展着的。如果执而不化，强加分割，则势必步步荆棘、处处是矛盾了。三
如承认《伤寒论》的六经是从《内经·热论》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话，由是而知《伤寒论》决非仲景个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人所创作，也决非个人经验，因为个人经验，不可能如此丰富而准确。更不是个人的推想与杜撰，如果是杜撰，那是经不起考验的，又不足为训了。我的看法，《伤寒论》有三种文字，不能等量齐观。第一种是已经总结为规律性的颠扑不破的文字。譬如太阳病之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阳病之口苦咽干目眩；阳明病之胃家实；太阴病之自利不渴、腹满时痛；厥阴病之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少阴病之脉微细、但欲寐等等，均是主要规律性文字，必须记熟的。六经主要方剂，如太阳之麻、桂、大小青龙、栀豉；阳明之葛根芩连、白虎、承气；少阳之大小柴胡；太阴之理中；少阴之白通、四逆；厥阴之乌梅、当归四逆等，亦是主要规律方剂，也是必须熟记的。第二种是个别经验，其中可能掺杂后来诸师记录用方经验之语在内。
譬如宋本《伤寒论》29条、30条，证象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等同时并见，治法以先复阳、后复阴，最后用下治其谵语。这方法是否妥当？值得考虑。诚如杨杏园所谓“从未见过，古人亦无此条例”，真是见道之言。这一类经验，固然还应重视，但毋须过分，与第一种的条文相比，两者不能同等看待，如果一律看待，反钻入牛角尖了。第三种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这与《伤寒论》正交朴实无华、字字着实的文字文法，迥乎不同，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手笔，这可能是王叔和所加入的。例如116条：“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功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就是四言韵文一类的文字。当然我们也要重视，但非原作，就不能与规律性的文字等量齐观了。所以必须分别此三者的不同，方能很好地读《伤寒论》。
至于文字上面有传写错误的，譬如176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就明明是传写的错误了。白虎为清热之剂，如何说是里有寒？白虎汤并不能退表热，如何说是表有热？以前注家对此条各有所解，振振有词，有的说“寒”字是作“邪”字解的；有的说“寒”是指远因而言，今已郁而化“热”矣；有的说“寒”字古人作“痰”字解，详引古书以鸣其博。此均为妄人妄语，蹈注疏家恶习者也。不思仲师一部大书，千言万语，无非欲使人明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大纲，焉有于此条则突发奇想，而将绝对相反字面用于其间，引人故入歧途，使后人多出如许议论耶？全部文字处处明了，独此相反，决无其事，理不可通，其误无疑，改之最为了当。但是又有人说，表有寒也不可用白虎，当改为表有热里有热，如《金鉴》引王三阳即作此说法，这就不妥当了。如果如此，即当云“表里俱热”，不应云“表有热里有热”，盖古人文法不如是。
应知“表有寒”，不是指寒邪而是指表有恶风、恶寒、肢厥等症之简称，乃续上二条而言之。“里有热”亦是指热症，非指热邪，知此，则文义目顺。后人误以“寒热”二字指病邪，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遂觉处处不可通。其实乃不善读书所致，非书之过耳。我个人体会，读这一条，应与厥阴篇350条并看，原文为：“伤寒脉浮而滑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厥甚者应无脉或者微细、沉细，现在不见沉细，反见浮滑，即可断言其厥是热厥，故云里有热。以此证彼，此条既明言里有热，就不可能另一条言里有寒；此条明言脉滑而厥，即可推知另一条的表有寒，一定是指厥逆证状。此条言滑，另一条言浮滑，可以互通。总之，两条一比，其误自明。此条是精华，另一条即可有可无矣。又如141条的“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又应当以方证症，来矫正条文的错误。三物小陷胸（黄连、半夏、瓜蒌实)为辛开苦泄滑润之剂，是治热实结胸的轻方，但决不能治寒实；条文既明言寒实，又明言无热证，断非所宜。三物白散（桔梗、贝母、巴豆)乃是破寒结的主要方剂，二方一比，其误立明，或是误抄又经人矫正者乎？然其非一人手笔，固可断言了。
又如3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生之。”去桂必是去芍之误。因为头项强痛发热，无去桂之理；因无汗心下满，故去芍；因小便不利，故参五苓意加苓、术，定法面面俱到。文字传抄之误，不仅这一些，还有脱节的、不能解释的，不一一举例了。大概流传既久，又经前贤秘藏（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这些毛病，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应当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分别来对待。
四
读过《伤寒论》以后，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体会：以为病邪不解，多半由于失表或者表不得法（如早用柴葛引入少阳阳明之类)所致；病情的变化，多半由于误汗、误吐、误下所致，甚至因而变成坏病。根据这一体会出发，似乎不失表，则病邪不至于发展，不误汗吐下，则病情不至于变化。如此说来，不治岂不是更好一点，从前人有“不服药为中医”的说法，可能是由此误会而来的。所以有些一知半解的人，逢到病情急变，每将一切责任，推之于医人的处理不当，而一般注解及讲授《伤寒论》者，也每每根据原文强调这一点，这是我认为不合适的。初读《伤寒论》时，没有分辨的能力，等到临床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发现了问题。
譬如一个病狂，通过很好的表散以后，得汗甚畅，热亦退下，不能说是失表或表之不当了；但是明天热势复起，渐次变严重起来，这是误治呢，还是自然变化呢？也有同一证候，用同样的发表退热方法，有的一二剂霍然痊愈，有的一二剂后变化丛生。因而感到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药误而来，而有自发的现象在内。表之不尽而转变者，是余邪；表之不当而转变者，是余波，其证多比较轻浅，经过治疗，很快就会恢复。而重证多数是自发于本经，如汗不彻而传少阳之小柴胡证，汗太过而传阳明之单纯燥屎证，是诚有之；而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下利，往来寒热而又热结在里，脉沉实弦数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者，便是少阳病本经之自发症状。又如汗出、壮热、烦渴引饮、谵妄同见之阳明证，便是阳明本经之自发症状。因发知受，未发以前，固不易断言者也。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是阳明自发，太阳少阳合病之黄芩汤证也是少阳自发，三阳合病之白虎汤证，更是阳明自发。我体会原文三阳证之自利与三阴证自利不同，三阴自利是虚寒，三阳自利是伏热，误下下利不在此例。
五
所谓合病，即外感引动伏邪之意。太阳未解，阳明已见；太阳未解，少阳已见，故谓之合。本经自病，其动也必因外邪；进而体会到原文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句，正说明此理。因没有发现少阳阳明的证状，故云“不传”；因本经没有自发的伏邪，故不出现症状。再从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更明显地托出了传变是由于蕴伏自发之症状脉象。烦躁是热征，数急是热脉，欲吐是邪势欲发的先兆，仅一二日还是太阳受病的初期，如果脉静而不见欲吐、躁烦、脉数急等症，便是不传。如果见了，便是传变。故将第4、5两条合并起来一看，就可恍然大悟。病之传变，并不关乎治之得法与不得法、失表或表之不当，而关键在于本经有否蕴伏之邪。如果没有蕴伏，很快就好；如果有蕴伏，那就难说了。所以我强调“新邪引动伏气”的论点，认为外邪无伏气不张，伏邪得外感乃炽。不论其新邪为寒为温，必内有蕴伏，才有变化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鸱张之可能；如无蕴伏，麻黄汤一剂就能解决了，或者桂枝汤一剂，也就解决了。麻黄证有传变的多，因为无汗脉紧，变化是不一定的；桂枝证传变的少，因为汗出、脉缓之症，与脉数急有很大的距离，故变化就小，所以桂枝汤证有十余日还存在而不变者，即内无蕴伏之故。
六
读《伤寒论》，各人体会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譬如61条：“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从来解释的人，都着重在日夜两个不同点上面，因而得出结论，日间阳盛，邪正犹能相争，故烦躁；夜间阴旺，没有相争的能力，故尔不烦；表示比日夜都烦者为更重，说明此汤比四逆汤更为单刀直入。若仅就本条之文来解，言之有理，似乎可通；倘参考各条，何以许多更严重的亡阳证都不说起日烦夜不烦呢？即以本条其他各症来看，没有呕，没有渴，没有四逆，没有下利，没有真寒假热的现象，一切都比四逆汤证轻得多了，如何可说比四逆证更重呢？一定认为日烦夜静是姜附二味的特点，理由是不充分的。纵有，也是仅见此条，不能作为一个普通规律来对待，仅仅是个别经验而已。
我个人的体会不是如此，我认为烦躁本是热病主要症状之一，热邪炽盛要烦躁，热邪深入也要烦躁，阴症阳症俱有烦躁；温病的烦躁，多用凉药，可是伤寒的烦躁，多用温药的（当然，三阳烦躁也用凉)。烦躁而用温药，是要审慎的，要有其必要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条件的。这一条对烦躁症用姜附，分别得非常仔细。首先说明其症是不呕不渴、无表证、身无大热，表示并非邪热外盛，或邪热内传之烦躁，这就与第4条和38条大青龙证“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之文，大大不同了。脉沉微亦与脉浮紧、脉数急作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如此即知既非邪热内盛之烦躁，又非表邪闭郁之烦躁，其为虚阳上泛之阴躁，殆无疑问矣。同时更了解到69条“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的病仍不解，决非表邪之不解或里热之不解，乃是烦躁不解耳；或者如38条之汗出恶风、脉微弱之病不解，亦有可能。其次，干姜附子汤只二味，另有一张栀子干姜汤也是二味。前者热药配热药，其力大而专；后者热药配清药，其用复而奇。两条作一比较，如80条“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身热不去、微烦，是栀子所主，然则干姜之主症何在耶？《金鉴》对此不得其解，以致欲以78条之“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互相交换，正以不得其用干姜之证据耳。其实即在“丸药大下”之语，用丸药而且大下，必致便溏清稀，伤其脾阳；极浅者亦必便溏不实，用干姜以温中下者，正在此点。柯氏谓此方乃泻心之化方，甚合，实则缩小范围耳。泻心证亦缘误下而来，与此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相似，惟症较显明而重，此即雏形之泻心耳。大下、微烦，均有深旨，不可轻轻放过。泻心之干姜配黄连，与此方之干姜配栀子，同而不同。黄连苦降力大，直通中下，配干姜则成苦辛通降。栀子宣泄力优，配干姜则成辛通苦泄，所以栀配豉成栀豉汤，可以发散，可以宣通；反之，若黄连则不能矣。
前面已经说过，《伤寒论》的中心思想是辨证论治，我们读《伤寒论》，若把有关条文相互联系而作比较，更能体现出它的辨证论治精神。例如：
370条：“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371条：“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372条：“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374条：“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合观此四条，即知下利既有虚寒证，亦有实热证。虚寒以四逆为主，热利当以白头翁汤为主，热实即以小承气为主矣。下利为里证，如果兼夹表寒者，仍当先温其里，后攻其表。先分寒热，后分虚实，再分表里，层层深入，辨证之法，层次井然。分别四者之差后，进一步即知364条的“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句，正为372条作注脚；366条的“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都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正为370条作注脚；而365条的“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和363条的“下利，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正可为371条作了补充；373条的“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亦为371条作补充也。
七
以上所述，主要是谈一些“对于学习《伤寒论》的方法”，现在则看重谈“临床上对《伤寒论》方法的运用”。在运用伤寒方法之前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不可将伤寒的方法孤立起来，在用伤寒方法的同时，必须注意温病学说，用温病学说的同时，要注意到伤寒方法，使两者融会贯通。同时在运用时，要胸有成竹，不可稍存成见。
伤寒、温病之争，虽由来已久，但亦可以毋须争。从两者的病源来讲，六气侵犯，各有不同，故一病一治，各有其宜。所谓“伤寒本寒而标热，温病本热而标寒”，治伤寒刻刻要顾虑其阳气，治温病刻刻要顾虑其阴液。宗伤寒者据“本寒标热”之说，所以在发热时，还主用辛温发散；治温病者据“本热而标寒”之说，所以在恶寒时，就选用辛凉解表。又据清代学者所论，伤寒从肌表而入，所以主张发散。温病从口鼻而入，所以治在上焦，主张清透，即所谓温邪忌表是也。界线似乎分得很清。但在实际临床中，中医治病的“辨证论治”，完全是“因发知受”，在未发以前，无从辨也。已岌之后，有变则变；必须“见微知著”，灵活掌握，不能死据一点，而必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譬如：初起恶寒微而继即发热汗出、不恶寒、咳嗽、脉浮数的，应用辛凉解表法，从上焦主治，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初起恶寒发热、汗不出、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的，当然是遵伤寒法、用伤寒方，麻黄汤主之，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服一二剂而愈，问题就解决了，亦可以说伤寒、温病是各有其法，断然不同的；如果治而不愈，或得汗后反剧，即所谓“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如是等等诸症状，则必有其变化了（不变的当然还可用麻黄汤)。能不能变为“颇欲吐，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也”的症状呢？能不能变为“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症状呢？我们说肯定能。因此，体会到伤寒、温病，不要过分拘泥而绝对划分；温病诸法，大部分都是为伤寒作补充的。一个太阳病伤寒症，既可以转成温病，也有机会转为“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或麻黄附子甘草汤的少阴证；只有在临症时灵活掌握，“见微知著”，方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八
伤寒首方即在麻桂，我觉得麻黄汤用麻、桂、甘、杏，和麻杏石甘汤相比较，其中只易一味，此一味之易，即代表了“辛温发散”和“辛凉清解”两个方面。仲景方原是不偏执一点的。伤寒以麻桂治太阳病，而麻黄汤中的麻、杏为肺卫药，桂、甘为心营药，故辨“营、卫、气、血”与温病也并不矛盾的，主要是因寒、因温而取舍有所不同罢了。麻、杏、甘三味是三拗汤，以治风邪犯肺咳嗽，是治在肺卫的方法；增一味桂枝温营，则营卫并顾而为辛温发汗方法，而为太阳病之主方。换一石膏清气，则为辛凉清解法，完全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治在肺卫气分。以此推断，即桂枝一味，实为“太阳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主药；如见这些症状，必须用此一味无疑矣；若不出汗的则加麻黄，即成麻黄汤法；若出汗的则加芍药，即成桂枝汤法；有烦躁的则加石膏，即成大青龙法；这些加减、灵活变化，应从“辨证论治”上来考虑，不应当从“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上来考虑。我是反对“三网”之说的。因为“寒伤营”的不能跳过“卫分”，“寒伤营”的还是要用卫分药，麻、杏不明明是卫分药吗？而且今天是“寒伤营”的，可能明天就见烦躁，一变而为“风寒两伤营卫”，所以这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
再说一说“表虚、表实”问题。一般均讲：表实麻黄、表虚桂枝；但是用桂枝汤单言治表虚，是非常不妥当的。如果单单表虚，那么应用玉屏风之类以固表止汗，方为妥帖了。应当说：表实邪盛，用麻黄汤温营开卫；表虚邪留，应用桂枝汤和营解肌；不可忘掉一个“邪”字，这样方是全面。严格来说，桂枝汤的适应证，不仅表虚，而且要里无伏邪者，才可放手用之。如有伏邪征兆者，便当谨慎使用，因为桂枝汤配合桂、芍、甘、姜、枣同用，不独解肌达表，而且能温和其里，所以对“脉数急烦躁为传”之症，桂枝汤较麻黄汤为尤忌，何以故？盖麻黄汤但辛温解表，其妨碍里热之弊犹不显甚甚；桂枝汤则不然矣，倘有伏邪者，服之则流弊百出；所以《伤寒论》特别指出“脉浮缓”，是有其意义的。缓必不数，纵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数亦必不甚，或者是虚数，所以桂枝汤症有的十日半月依然不变。伤寒脉紧，即变化最多，此大不相同的。
九
我认为温病用桂枝汤是不对的。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四条，首列桂枝汤一方，是值得研究的。他说：“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这里有许多论点，都可研究。第一，桂枝汤不是治太阴的方子，这在前面我已谈过了。第二，《伤寒论》原文并没有说：“太阳病，但恶热，不恶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汤主之。”《伤寒论·第六条》原文但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是吴氏的杜撰，因“发热”与“但恶热”不同，“发热、不恶寒而渴”者，已不可用；“但恶热”则更甚矣，更不可用了。第三，吴氏又以“温病忌汗，最喜解肌”之说，因而牵合到“桂枝本为解肌”上去，这是误解，且与他后面自己的按语“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之文自相矛盾。第四，吴氏又说：“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既是内热外寒，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如何可用桂枝汤温里解肌！我对吴氏所谓“温自内发，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的论点，完全表示同意，这与我的主张是完全相同的。但对这一个症候仍主张用桂枝汤，则极端反对，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是有害的，关系甚大，所以必须提出来谈一谈。
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十 外感热病，单纯的比较好治，复杂的比较难治。故对单纯外寒用辛温解表、单纯温邪用辛凉解表论治，不作讨论，而对吴氏所谓“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内热外寒”的说法，我最感兴趣。因此，我对大青龙汤之重视，远远超过麻黄汤之上。大青龙汤合麻黄、桂枝、石膏于一方而佐以姜、枣，使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汗，一面仍用麻、桂，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表，为外寒束其内热之证出一主要方法（大青龙主证为：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烦躁)。烦躁乃用石膏之唯一主征。但不汗出而烦躁者，仍当以取汗为第一义。其合辛甘发散、辛凉清解于一方，比较复杂而细致，实开后学无数法门，如后来的九味羌活汤（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白芷、生地、黄芩、甘草加姜、枣、葱)和大羌活汤（羌活、独活、防风、防己、细辛、苍术、白术、黄芩、黄连、知母、生地、川芎、甘草加姜、枣)等，大都由此发源而来，盖法同而药变耳。由于南方人腠理疏松，容易出汗，温病较多，实际上表而不出汗的很少；如果有，必有其他因素，当参合症情，采取其他方法，如助阳作汗、育阴发汗、养营作汗之类等，这就不是纯表所能解决了。十一
对“外寒内热”与“外邪内寒”的治法，二者是不相同的。譬如《伤寒论》中的“下利清谷，身疼痛”之证，可以先以四逆汤温里，后以桂枝汤解表。因为温里寒之药亦可祛表寒，至少不碍外寒，急其所急，所以先治其里，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后攻其表。“外寒内热”之证即不同，若先治内热，必碍其表；先散表寒，必增其热，所以后贤制方，每每表里同治，如刘河间防风通圣双解之类。推其原始，都是从《伤寒论》中的大青龙汤、大柴胡汤、桂枝加大黄汤诸方化裁而来。所以说《伤寒论》为医方之祖，确非虚话。
十二
在透表退热方面，临床中体会到：柴胡、葛根力量比较大，豆豉、山栀也比较大，桑菊饮则差得多了。某些温病学派，采取山栀、豆豉，对柴胡、葛根则有顾忌，因昔贤有柴胡劫肝阴、葛根伤胃液之说，其实不能如此胶柱鼓瑟来看问题。如果非用不可之时，仍应使用。柴胡可以配养肝阴药同用，葛根也可以配养胃阴药同用，张景岳的归葛、归柴，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遇见肌热烙手、不汗出属于“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病例，葛根和石膏同用，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遇见寒热起伏、口苦、脉弦的病例，柴胡和黄芩同用，也起很大的作用。前人有：“早用柴、葛，容易引邪入少阳阳明”之说，完全是错误的看法。我们如能体会到“病由蕴发”的道理，即知苟无蕴伏，决不致剧。同时用葛根以解经邪，即用石膏以清里热；用柴胡以解经邪，即用黄芩以彻里热，这正是顾到表里两面的办法。所以对昔贤之并用羌活、葛根、柴胡、石膏、黄芩于一方之法，未可厚非。如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便是。这种方法，原则上我是赞同的。如果有汗而苔黄、舌尖红，便可了解到这种热不是一汗能解，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则当慎用了。如果已见伤阴现象，当然更值得考虑。
十三
在清热退热方面，伤寒用石膏、黄芩、黄连，温病也用石膏、黄芩、黄连，此点并无不同，但温病学家发展了一个“轻清气热”法，如银花、连翘之类；发展了一个“凉营泄热”法，如犀角、生地、丹皮、茅根之类；发展了一个“芳香开窍”法，如至宝、紫雪、牛黄丸之类；这是很突出的，在辨证论治上，各有其适当的地位，可以补充《伤寒论》方法之不足。
十四
在“下法”方面，伤寒与温病，都有应用的时候，至于轻重、早晚之不同，也不过举其大概而已，分别也不大。唯有对“谵语”一症，《伤寒论》除热入血室外，大都用下法，只有一条是用白虎汤的。临床中遇到潮热谵语而一下可愈的，似乎不很多见。相反，凡热病而见谵语妄言者，每属重症险症，且多与热神昏同时并见。温病学家补充了“清心开窍、泄化痰热”，如紫雪、至室、神犀一类方药，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是重症，有生命危险，添一个好方法，即添一分大力量，如何可以不加重视呢？我的体会是：伤寒之潮热谵语，单纯属于燥屎症者，是不十分重的，如果壮热、神昏、谵语同见，单单一下，很难解决问题，必须配合温病学说，分别在气、在血，进行处理。如果壮热、神昏，不大便而苔老黄干糙的，此属热效熏蒸心包，症属有热亦有结，应用白虎合承气法；如果大便通的，白虎加人参汤殊为有效。在《伤寒论》中有：“三阳合病，腹满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即唯一说明谵语不可用下之条文，这是关键性文字，极要注意。临床中体会到象这条的症状，应当用白虎加人参汤，比单用白虎汤更为有效。如果壮热神昏、谵语妄言，苔黄腻而不干燥，大便通的，此属痰热蒙蔽心包，应当泄化痰热而开窍闭；如果舌苔红绛的，即属热邪入营、内陷心包，用气分药是没有效的，就非凉营清心不可了。伤寒用下，仅限于潮热、谵语一证，并非全部包括高热神昏在内。“潮热”与“壮热”，距离很大，不能混为一谈也。我们只为传播中医，只为中医复兴而努力。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传承中医经方真谛。分享知识，分享快乐，迈向健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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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伤寒论学习心得
伤寒论学习心得
我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系，在大学二年级期间开始学习《伤寒论》的。那时的任课老师反复强调，中医入门的最佳门径就是踏踏实实背诵。《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称为“中医之魂”。深入学习《伤寒》《金匮》应该是每个中医的基本功。所以我记得那时在大雪纷飞的严冬，我在校园的花园小径，很是老实的逐条背诵着经典。也是得益于那时打下的基础，参加工作后，对于临床的实践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想起来，我深深感谢这段时光。
背诵《伤寒论》没有便捷的方法，《伤寒论》398条原文，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遍一遍按着性子读，反复清晰地朗读，时间长了就会背诵了。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我每每向人强调背诵原文的极端重要性，就有人说背诵会成为死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灵机活动”之类的话。我认为 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对《伤寒论》的学习应该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我仅仅才刚刚开始，思路不成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受。历代注解《伤寒论》的书籍汗牛充栋，各有特色，如何慎重挑选合理的注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能关系到一生研究《伤寒论》的大体思路。我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文献的考察之后，认为仲景本人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仲景原文以及其它文献证据支持“方证对应”是仲景医学的主要特点；第二个是，作为入门的学习方法，方证对应更容易尽快看到实际疗效，可以提高青年中医学医的信心。什么是方证相应呢？方就是指方剂和药物，证就是某个方剂或者药物的应用指征或者证据。这个“证”是从病人的症状，体质，生活状态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挖掘出来的。每一个证都是实在的东西，没有多少推理的过程。方证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经验，是经验的积累，可以重复验证。“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无是药”是方证对应的要求。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当下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某一个方剂，某一个药物的功效主治，应用指征上面。
医学是一门实践技术，我尝试治疗了一些有缘的患者，取得很好的疗效。比如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遗精、葛根汤加苍术治疗肩痛、麻杏甘石汤治疗咳嗽、桂枝加附子汤治疗虚人外感、桂枝加葛根汤平稳血压等，取得的疗效是超出我的期待的。我刚刚学医，就走上经方的道路，应该是比较顺畅的。我也深深欣喜自己的选择。但是学问浅薄，经历尚少，有一些感想也不怎么深刻。09年开始接触中医，到现在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
第四篇：伤寒论学习心得
伤寒论学习心得
一，背诵为先
我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学习《伤寒论》的。以前阅读了《名老中医之路》，从中看出，名老中医们反复强调，中医入门的最佳门径就是踏踏实实背诵。《伤寒论》是中医里面最光辉璀璨的明珠，刘渡舟教授称她为“中医之魂”。日本人尾台榕堂先生说：“研究张氏方，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必在于斯，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则自然术精技熟，遇病开方，灵机活动，意之所向，无不如法，操纵自在，左右逢源，病虽万殊，又何难应之有!”。深入学习《伤寒》《金匮》应该是每个中医的基本功。我学习《伤寒论》是从背诵开始的。
去年寒假同学们都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在空荡荡的教学楼顶读诵《伤寒论》，来年又花费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读诵，现在对《伤寒论》条文的熟悉，全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功底。现在想起来，我深深感谢这段时光。
背诵《伤寒论》没有便捷的方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遍一遍按着性子读，反复清晰地朗读，时间长了就会背诵了。每天只需要读，不需要用力去背诵，要求吐字清楚，声声入耳，不可贪快。有时候看起来最慢最笨的方法却是最快最好的方法。按照我的经验，一个学期加一个假期，就可以比较熟练背诵《伤寒论》398条原文。我觉得背诵一定的原文对于中医入门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伤寒论》来说，不能背诵，头脑就不能在前后原文之间任意穿梭引用，也就无法全面细致的理解《伤寒论》的含义。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后来我又背诵了全部经方的准确组成成分，以及后世的三百首方剂的组成。
我每每向人强调背诵原文的极端重要性，就有人说背诵会成为死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灵机活动”之类的话。我也无可奈何。
我认为早期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二，千经万论皆过目，一方一药最关心
对《伤寒论》的学习应该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我仅仅才刚刚开始，思路不成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受。历代注解《伤寒论》的书籍汗牛充栋，各有特色，如何慎重挑选合理的注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能关系到一生研究《伤寒论》的大体思路。从我的阅读来看，研究《伤寒论》的中医基本可划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占据绝对主流的辨证论治学派，主张治病要根据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辨“证型”，代表人物有刘渡舟，熊曼琪，梅国强，李克绍等，主流医家几乎
都是主张“辨证论治”；一派是人数较少的主张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代表人物有日本吉益东洞、尾台榕堂、汤本求真等，中国的有胡希恕、黄煌、刘志杰等。
我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文献的考察之后，认为仲景本人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学医思路的一个大转变。这个学期，在学校学生学术活动中，我申报了一个《从大历史角度审视伤寒论》的小课题，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伤寒论》的本源特色，现在正在进行中。
为何更倾向于“方证对应”？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仲景原文以及其它文献证据支持“方证对应”是仲景医学的主要特点；第二个是，作为入门的学习方法，方证对应更容易尽快看到实际疗效，可以提高青年中医学医的信心。
于是除了教材之外，我认真听了胡希恕《伤寒》《金匮》讲课录音，研读了《皇汉医学》以及黄煌教授的书籍，开始治疗一些疾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本科的时候学习哲学，知道中医受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个人感觉现在的中医界有把问题复杂化神秘化的倾向，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简单的，可重复验证的，对于各种眩人眼目的新思想，神秘化的解释，我往往选择敬而远之。或许是自己悟性不够，我更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今年春天，阅读黄龙祥所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其治学态度之严谨，立论证据之充分，给我很深的教益。极大影响了我的治学思想，是我选择方证相应的思路的助力之一。
什么是方证相应呢？方就是指方剂和药物，证就是某个方剂或者药物的应用指征或者证据。这个“证”是从病人的症状，体质，生活状态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挖掘出来的。每一个证都是实在的东西，没有多少推理的过程。方证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经验，是经验的积累，可以重复验证。“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无是药”是方证对应的要求。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当下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某一个方剂，某一个药物的功效主治，应用指征上面。
三，小试牛刀
医学是一门实践技术，我尝试治疗了一些有缘的患者，取得很好的疗效。比如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遗精、葛根汤加苍术治疗肩痛、麻杏甘石汤治疗咳嗽、桂枝加附子汤治疗虚人外感、桂枝加葛根汤平稳血压等，最让我欣喜的是用苓桂术甘汤合桂附地黄丸治好了奶奶的角膜云翳，奶奶已经八十五岁了，取得如此好的疗效是超出我的期待的。
我刚刚学医，就走上经方的道路，应该是比较顺畅的。大冢敬节说“在学习的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感谢广州中医药大学给了学子们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我也深深欣喜自己的选择。但是学问浅薄，经历尚少，有一些感想也不怎么深刻。龙野一雄说；“著者研究古方为主，最初混合的学习古方和后世方会陷于经验主义，而不能深入地研究。因此建议读者先根据古方学到一个体系。但是真正把古方研究到深处，自
然就会想到后世方，到这种程度时，对后世方也会正确地理解。希望在初学的阶段，还是正确地学习古方。”汤本求真氏亦云：“必须先就古方医术研究有得，行有余力，然后及于后世诸方可也。”我的未来的学习计划先是首先继续深入学习《伤寒》《金匮》，再慢慢延伸到《肘后方》、《小品方》、《外台秘要》、《千金方》、《医心方》等这些中古时期的方药治法，然后进入四大家以及明清时期的医学知识学习。
07年开始接触中医，到现在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
第五篇：伤寒论学习心得
伤寒论学习心得
一，背诵为先
《名老中医之路》中反复强调，背诵是中医入门的最佳门径。《伤寒论》是中医里面最光辉璀璨的明珠，被称为“中医之魂”。
尾台榕堂先生曾说过：“研究张氏方，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必在于斯，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则自然术精技熟，遇病开方，灵机活动，意之所向，无不如法，操纵自在，左右逢源，病虽万殊，又何难应之有!”。学习《伤寒》《金匮》应该是每个中医的基本功。
学习《伤寒论》没有便捷的方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遍一遍按着性子读，反复清晰地朗读，时间长了就会背诵了。每天只需要读，不需要用力去背诵，要求吐字清楚，声声入耳，不可贪快。有时候看起来最慢最笨的方法却是最快最好的方法。我觉得背诵一定的原文对于中医入门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伤寒论》来说，不能背诵，头脑就不能在前后原文之间任意穿梭引用，也就无法全面细致的理解《伤寒论》的含义。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后来我又背诵了全部经方的准确组成成分，以及后世的三百首方剂的组成。
我每每向人强调背诵原文的极端重要性，就有人说背诵会成为死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灵机活动”之类的话。我也无可奈何。
我认为早期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二，千经万论皆过目，一方一药最关心
对《伤寒论》的学习应该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我仅仅才刚刚开始，思路不成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受。历代注解《伤寒论》的书籍汗牛充栋，各有特色，如何慎重挑选合理的注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能关系到一生研究《伤寒论》的大体思路。从我的阅读来看，研究《伤寒论》的中医基本可划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占据绝对主流的辨证论治学派，主张治病要根据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辨“证型”，代表人物有刘渡舟，熊曼琪，梅国强，李克绍等，主流医家几乎都是主张“辨证论治”；一派是人数较少的主张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代表人物有日本吉益东洞、尾台榕堂、汤本求真等，中国的有胡希恕、黄煌、刘志杰等。
我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文献的考察之后，认为仲景本人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学医思路的一个大转变。这个学期，在学校学生学术活动中，我申报了一个《从大历史角度审视伤寒论》的小课题，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伤寒论》的本源特色，现在正在进行中。
为何更倾向于“方证对应”？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仲景原文以及其它文献证据支持“方证对应”是仲景医学的主要特点；第二个是，作为入门的学习方法，方证对应更容易尽快看到实际疗效，可以提高青年中医学医的信心。
于是除了教材之外，我认真听了胡希恕《伤寒》《金匮》讲课录音，研读了《皇汉医学》以及黄煌教授的书籍，开始治疗一些疾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本科的时候学习哲学，知道中医受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个人感觉现在的中医界有把问题复杂化神秘化的倾向，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简单的，可重复验证的，对于各种眩人眼目的新思想，神秘化的解释，我往往选择敬而远之。或许是自己悟性不够，我更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今年春天，阅读黄龙祥所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其治学态度之严谨，立论证据之充分，给我很深的教益。极大影响了我的治学思想，是我选择方证相应的思路的助力之一。
什么是方证相应呢？方就是指方剂和药物，证就是某个方剂或者药物的应用指征或者证据。这个“证”是从病人的症状，体质，生活状态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挖掘出来的。每一个证都是实在的东西，没有多少推理的过程。方证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经验，是经验的积累，可以重复验证。“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无是药”是方证对应的要求。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当下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某一个方剂，某一个药物的功效主治，应用指征上面。
三，小试牛刀
医学是一门实践技术，我尝试治疗了一些患者，取得很好的疗效。
我刚刚学医，就走上经方的道路，应该是比较顺畅的。“在学习的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感谢广州中医药大学给了学子们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我也深深欣喜自己的选择。但是学问浅薄，经历尚少，有一些感想也不怎么深刻。龙野一雄说；“著者研究古方为主，最初混合的学习古方和后世方会陷于经验主义，而不能深入地研究。因此建议读者先根据古方学到一个体系。但是真正把古方研究到深处，自然就会想到后世方，到这种程度时，对后世方也会正确地理解。希望在初学的阶段，还是正确地学习古方。”汤本求真氏亦云：“必须先就古方医术研究有得，行有余力，然后及于后世诸方可也。”我的未来的学习计划先是首先继续深入学习《伤寒》《金匮》，再慢慢延伸到《肘后方》、《小品方》、《外台秘要》、《千金方》、《医心方》等这些中古时期的方药治法，然后进入四大家以及明清时期的医学知识学习。
07年开始接触中医，到现在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
《伤寒论》学习心得
（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 根据上海中医学院柯雪帆等人的研究成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药物剂量问题应该按1斤=250克，1两=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1升=200毫升计算。并实际测试及分析如下：
1、药与水的比例是适当的。我们按上述数据配了一剂桂枝汤，用1，400毫升(东汉时的7升)水煎药，煎取s00毫升(东汉时的3升)，药与水的比例基本合适。苏敬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过：“若用古(大)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意思是说，如果把张仲景的药量增加一倍，水就太少了。如果把张仲景的1两折合为3克，那水就太多了。
2、一个方剂中药与药之间的比例是适当的。仍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中大枣用12枚，经实测约重30克(汉代与现代大枣的重量估计没有多大差别)，桂枝3两合46．875克，桂略大于枣，这是适当的。如将桂枝3两合为9克，则枣大于桂三倍佘，未免喧宾夺主。
3、某些药物的一天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3～4倍。可是，这些药物的一次服用量却与目前常用量近似或略高。如桂枝汤中的桂枝，麻黄汤中的麻黄均用46．8克，比目前常用量大好几倍，但是这些方剂按张仲景原意只煎一次，将药汁分三次服。上述桂枝与麻黄的一次服用量为15．6克，与目前常用量所煎的头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高。
4、一张方剂中所有药物的总量与目前常用量近似。因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中药味较少，如桂枝汤为5味药，按1两＝15．6克算，总重量约为20l克。桂枝二越婢一场为7味药，总重量约为89克。而现在一般处方的药物约10～15味，每味药用量约10～12克，则总重量为100～180克，二者相近。
5、《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1斤(250克)，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用半斤(125克)，而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用大剂量时有明显疗效。近年来中药临床用量有逐渐增大之势，使用大剂量药物取得疗效的报导屡见不鲜，如治疗美尼尔氏综合征泽泻用至60克，白术用至30克而取得满意疗效。按《金匮要略》泽泻汤方中，泽泻用5两，合78克，白术用2两，合31．2克，古今用量基本相符。治疗咳嗽细辛用至12~15克而取得满疗效。治疗早搏，生地用至210克而取得显著疗效。
虽然柯雪帆教授等人的研究理论事实俱在，新版的教材《伤寒学》中也认可了柯雪帆教授等人的研究，但今之中医，仍习惯的把一两折合成3克来进行换算，作为临床用药的依据，大谬矣。已故的李可老先生生前大声的疾呼“近代用法，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并感叹：“无怪乎中医心衰，十有八九要失败。不是经方不灵，而是我们未能继承仲景先师的衣砵真传。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 是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使中医丢掉了急症阵地。”李可老先生研制的“破格救心汤” 一剂附子用到200克以上，一昼夜按时服3剂，附子总量达500克以上，使那些现代西医宣布死刑的病人，全部起死回生，在当地县人民医院，急救竟成中医科的事。
况且近年以来，中药材多为人工种植，药性较之野生药材大有不如。剂量上如果再用轻量，则疗效不可期也。
作为新时代的中医人，当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这是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的唯一途径，但也不可忽视社会环境的变化，拘泥不变，固守成规亦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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