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涉企案件来看公安机关如何以权利清单规范公权力助力企业发展

从涉企案件来看公安机关如何以权利清单

规范公权力助力企业发展

摘要：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执法的进一步规范，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建立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法法治环境，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安执法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成为依法治国方略向前推进的障碍。本文从当前公安机关执法实践出发，分析公安机关在涉企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执法规律，以期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能力。

关键词：涉企

执法

公权

规范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执法规范化的意见》。强调建立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和责任清单，根据职权和责任原则，明确执法的权力和责任，加强法治教育。公安执法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基本原则是规范或恢复社会秩序。当公共权力需要介入私权或私权需要救济时，要么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要么是基于公共利益。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公共权力机关必须规范介入私权的范围和程度。否则，很容易构成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

一、从公安机关执法实践来看公权力面临主要问题

公安机关在执法时应特别注意权力的边界，防止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越界行使执法权而侵害私权利。当我们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限制或剥夺某一个人的利益时，这种个人利益必须是对社会和他人的真实或潜在的损害，或是对私人权利的滥用，并应依照法律程序和要求加以限制和剥夺。

“广州医生谭秦东与鸿茅药酒事件”在网上传播得沸沸扬扬。谭医生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帖子，被内蒙古凉城警方以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跨省抓捕，并且因为这一文章，导致2家公司、7名个人要求退货，造成损失共计140余万元。其本人也先后被采取刑拘、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媒体披露后这件事情引发了轩然大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凉城县人民检察院责令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改变强制措施，办理取保候审。同时，公安部作出回应，立即启动相关执法监督程序，已责成内蒙古公安机关依法开展核查工作，对整个案件进行调查。在当天下午，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上级检察机关、公安部门积极回应、推动问题解决，体现了规范权力的鲜明态度，也为众多执法者撞响了警钟。

“广州医生谭秦东与鸿茅药酒事件”中，一篇文章，何以引发千里奔波的追捕？警方的逮捕通知上显示，系因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跨省追捕，须慎之又慎，谨防权力“任性”。在全面依法治国与执法规范化的大背景和严格要求下，类似跨省追捕的决策制定与执行，必须经得起法律的审视，经得起事实与时间的检验。在民警执法的日常执法工作当中，尤其是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等领域，民商经济领域的合同纠纷和犯罪领域的合同诈骗，都出现了许多问题。由于缺乏权力边界意识，执法者不能准确地确定其属于公权范畴或民商事私权调整范畴。因此，侵犯公民的私权或者权利保护的缺失很容易引发新的纠纷。公安机关在执行国家赋予的职能，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常都是处于社会问题的焦点前沿地带，往往也会处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交叉的核心区域，为此，要有强烈的执法权力边界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警察执法权力的边界，在于平衡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从公安机关涉企执法来看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

为防止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三条通知》、《禁止公安机关从事经济纠纷的通知》。公安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通知。严禁干预经济纠纷，纠正经济案件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有些人知道纠纷的性质是一种经济纠纷，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滥用职权。它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忽视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同时，在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能的过程中，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往往处于社会问题的最前沿，往往处于公共权力与私权交叉的核心区域。因此，执法意识应有强烈的边界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察执法权的边界是平衡权力与权力的关系，这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坚持抓党建带队伍，立足岗位创满意，以人民期盼为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公安工作的新需求，深入推进和打击各种涉企类的多发性侵财犯罪行为，破获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案件，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企业商户的的安全感，保持了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但为什么仍有部分企业商户仍对公安工作还存在一些不满意呢？从种种实践中的案件来看，“钱、权、人”是引发违纪违法问题的关键因素，也是在我们公安民警执法工作中需要加强监督的重点环节。

三、如何应对和破解涉企执法中公安机关公权力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按照“功能科学、权威和责任、严格”的标准执法、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廉洁、依法治国，遵循公安执法规律的特点，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消除权力寻租空间，这是规范公共权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使公安执法真正走向法治公安的道路的重要基石。

一是要实现权力的法定化、明晰化、具体化。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规范公权力，保护私人权利。由于公共权力本身具有自我扩张和扩张的倾向，如果不依法加以规制，可能会导致侵犯私权。政府是执法的主体，我国一些法律法规虽然也规定了政府机关所享有的权力，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这就难以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有效的约束。依法行政需要法律权力，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应被允许建立法律权利。在实践中，一些政府机关究竟享有哪些权力，权力的边界如何确定，始终是模糊的。有的政府机关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权力，认为没有政府机关做不了的事情。如果权力边界不明确，就不能保证权力的行使，因此有必要通过执行行政许可，理清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审批、管理和行政处罚权，并向社会公开，从而有效地约束公权力。要对公权力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全面的列举，详细列举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范围、内容、行使等相关要素。通过权力清单对公权力的内容和范围列举得越详细，就越能有效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为公权力套上“紧箍咒”，切实做到“法无许可不可为”“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无法律则无行政”。

二是要实现对权力行使的监督。

不言而喻，权力不应该没有正当理由而被打折，制定清单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划定公权力的范围，而且需要将清单向社会公开，这就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外在的监督。长期以来，由于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些公权力机构享有的权力范围比较模糊、笼统，不仅老百姓不清楚这些权力范围有多大，这些部门自己也说不清楚，从而导致在实践中，不能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导致权力行使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越位、应否追究其责任等的认定都成为难题。实践中出现的以权寻租、野蛮执法、侵害公民权利等现象，都与此有关。权力清单是有效约束权力的一种方法，为了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除了依靠私权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限制以外，还应当积极借助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

在权力清单公开之后，公权力机关必须按照清单所列举的权力依法行使，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规定不可为。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后者是否行使，个人有权自由决定，但公权力一旦列举，政府部门即应当积极履行其职责，公权力的行使通常关系到特定公共目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公权力部门不仅有权行使公权力，它还必须行使公共权力和履行其职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权力清单可以清楚地列举出公共权力机关的权力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的行使事无巨细都由清单作出规定。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具体事件又千差万别，给公权力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必要的，但这种自由裁量权必须是合理的，必须在必要的范围内，其行使也要受到必要的监督。

三是实现简政放权，真正实现权力的“瘦身”。

权力清单的制定也应与当前权力的释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相结合，为政府权威的“体重”和“健康”提供制度保障。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倍增”。防止明放暗不放、中间截流和中间梗阻现象。应当减少和规范行政许可，以批准、备案、达标、验收的形式消除变相许可。根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市场主体具有行为自由和运行自由，没有政府机构的批准和干预。权力清单应该与负面清单相结合。在制定权力清单的过程中，既要明确权力运行的边界，又要根据简单和分权的精神来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倍增”。

四是深化司法改革，全面落实公正司法要求。

要不断完善司法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组织，提供综合性、窗口化、一站式服务。依法保障各类投资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开、公正参与投资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继续深化司法改革，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提高立案效率。进一步规范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和实体处理环节，显著提高司法审判和执行效率，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是建立问责机制，加大对违法失职的处罚力度。

权力清单一旦制定，为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明确的依据，这也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违法或玩忽职守的责任追究。我们认为私权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无义务的权利是特权，而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是责任，没有责任的权力也是特权，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为了避免公共权力被滥用的权利，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程序，否则，应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对公共权力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进行调查。法治的关键是要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这正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和精髓。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建立强有力、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也是规范公共权力，实现依法执政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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