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妖魔化污名化铁幕——延安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大全5篇]

第一篇：打破妖魔化污名化铁幕——延安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便实行严厉的宣传封锁政策，把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政治声音压制到最低点，对共产党进行了歪曲的宣传及宣传的限制，以期造成一党独尊、一己独大的局面。

就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而言，国民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贿赂”“侵吞公款”“焚烧”“奸淫”“杀戮”“卖淫”“吸毒”“高利贷”“赤匪”“共产共妻”等的代名词。当时，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全世界人民都对“红色中国的情况”充满着神秘感。可以想象出来，在国民党这样大肆歪曲宣传的情况之下，对于红色中国的状况，不用说西方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中国人恐怕也知之不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之时，针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及外界并不了解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种种误解，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政策。他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

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迫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以及开创立身之本的革命根据地的迫切需要，虽然也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和宣传限制问题，但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以挽救党在国统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及宣传限制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时期，党充分利用《新华日报》这样的宣传平台，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党的宣言、党的决议案、党的告民众书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战争所取得的战绩的宣传力度，并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所施行的德政、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等学校教育的进步事迹等在该报尽量发表，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行径、英美等国实行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及国民党保甲制度施行的黑暗、国统区青年运动垄断的不公、抗战书报禁止之无谓、救亡团体封闭之失策和国民党政府与军队内幕之黑暗、军队中下级军官枪毙壮丁、某些地方政府屠杀抗日分子等尽情予以揭露。这对读者辨别是非，判断国民党、共产党孰好孰坏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新华日报》还针对国民党的宣传限制政策，探索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采用多种增强宣传效果的方法，包括重复宣传，加深读者印象；利用中央社的“权威”，以求“客观”效果；与其它报纸配合；巧设修辞，另一方面则想出种种对付检查的办法，包括推迟送检、暴检（包括留白、开天窗、直接刊登启事）、不遵检、不送检、暗度陈仓、制造新闻检查机关间的矛盾等。

改变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党已经认识到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党认为，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想树立起自己正面的国际形象，就必须尽快物色一些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到边区进行采访和报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通过这样的外国记者的努力宣告于世。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天通过上海地下党准备找到这样一位理想的外国人。最后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和协调，选定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最佳人选。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到达陕北保安和陕甘宁边区。在这里，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等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军队将领等的个人经历及在党内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更与陕甘宁边区的普通民众进行了密切的接触。采访结束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一开篇就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活动的人们。

正当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和有所感悟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埃德加·斯诺于1939年10月21日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他与毛泽东的谈话。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到后，直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询问此事，并提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今后最好“不要再向外国记者发表”类似这样的谈话。因为一些西方记者往往会利用这样的谈话内容对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进行肆意的歪曲或者挑衅。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对于这样的挑衅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之内，采取了对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比较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1940年，党根据世界各大国关系变动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的对外政策。根据这项政策，中共中央在1940年12月25日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提出，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应该采取比较欢迎与热忱招待的态度对待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采取比较冷淡的或者不合理的态度。正是在对美英等西方国家记者态度改变的前提之下，中共南方局积极开展了与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正是在英美记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帮助之下，国民党对于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新闻封锁才终于被冲破。当这一事件的真相公之于国际社会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特别是有关的国际舆论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议论，并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蒋介石正在推行的反共内战政策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可以说，它是促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放弃反共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党的对外交往的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与苏联的关系上，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大体上只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只能从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等方面获知，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有意回避或者歪曲宣传，这样就十分容易造成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偏颇之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党适时改变了这一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英美国家接触与交往的政策，以此改变之前已经形成的被动局面。

基于这样的考虑，党于1941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实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一新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共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对美统战方面的工作迅速活跃起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各种人员不仅利用各种场合有意接近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而且还力争与这些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建立密切的关系。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促使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既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够依靠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的作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1944年，党利用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机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以澄清“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

主动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新闻封锁政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事件，但在向外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发生原因之时，却把责任推到了共产党的身上。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法，党认为必须予以重视和纠正。

1943年7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的时候，特别希望苏联记者不仅能够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或者其它革命根据地里面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去，而且更能够将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所处的紧张关系迅速向苏联与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予以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得到的有关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确切消息，立即指示中共重庆办事处，要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让英美方面尽量知道这一消息。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庆办事处，为了防止国民党突然进行新闻封锁，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有关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的资料立即通报给英美使馆。重庆办事处的中共代表据此立即展开行动，一方面迅速加强对外的宣传与联络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途径大造舆论以使美英等驻华使馆知晓这一问题及其严重程度。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种种努力之下，这一时期美英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才从中共方面了解到了有关国共危机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全部情况，并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它们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一次，在国民党中宣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有关国民党制造内战危机的情况。张道藩尽管当场矢口否认，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包围边区事，已闹得中外皆知”。7月20日，美国著名评论家汉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问题专论，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战报不可信，只是为了骗取美英更多的军事援助。汉森的文章在国民党政府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8月11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的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该文对于国民党中顽固派不断制造出来的各种冲突与事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其影响曾经轰动一时。对此，国民党中宣部亦承认，罗果夫对国民党的指责“一时颇动国际视听”。

第二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涤荡污名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构建形象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媒介的污蔑丑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让外界真正认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延安，争取话语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起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世界。

善用外媒通过“他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向国际传达。

1946年6月，斯特朗经宋庆龄牵线，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接受斯特朗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47年3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时，斯特朗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朗等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朗随最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就这样，斯特朗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蒋介石批准之《新华日报》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封闭，禁止《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难，对《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更是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新华日报》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版文章都被“扣押”，如《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等。

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有260件被免登，有150次被删节，仅1月8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扣。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漏检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上午6点发送，10点即遭禁。国民党宪警四处搜查、没收，逮捕了100多名售卖《新华日报》的人员。但这一天的报纸发行数量却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各界读者均以一睹周恩来此沉痛之题词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