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探索专题党课讲稿
关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探索专题党课讲稿范文
枫桥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北部，镇域面积16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万，辖29个行政村、2个社区，连续三次捧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枫桥镇是“枫桥经验”的最初发源地，是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最主要阵地，是传播辐射“枫桥经验”的最重要基地。
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近5年来，枫桥镇勇立时代潮头，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一、“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及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枫桥经验”发展历程回顾
“枫桥经验”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走向善治。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枫桥经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反映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深刻而广泛的变革。
1.“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用管制的方式，尤其对“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采用打压、歧视的方式。枫桥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枫桥区的干部群众与众不同，在阶级斗争年代，也注重以人为本、分类评审，提倡“文斗”不要“武斗”，通过说理和教育的方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枫桥经验”由此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示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枫桥区又率先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调动最广泛人员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新事业。此阶段，“枫桥经验”是全国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
2.“枫桥经验”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动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随着社会大转型、人口流动加剧，刑事犯罪持续高发，尤其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治安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为维护社会稳定，我国采取比较刚性的社会管理手段。此阶段，“枫桥经验”紧紧依靠群众，先后探索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和社会管理等经验，有效确保了社会稳定、平安和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此阶段，“枫桥经验”先后被誉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楷模。
3.“枫桥经验”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枫桥经验”逐步转型，着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创新了“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培育、乡村道德重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基层治理四个平台、最多跑一次”等新经验，努力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此阶段，“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
（二）“枫桥经验”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1.多元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改变党政包揽的做法。基层多以党委政府包揽、行政式推动为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第一，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囊括了群众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并没有效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反而出现少数群众抱怨政府、坐等思想严重等情况。第二，社会组织数量很少，呈“低小散”现象，且大多数属于文体类社会组织，没有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发挥作用。
2.法治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加强法治配套建设。基层虽然已经有了法治思维，但因为法治配套性措施的缺乏，法治方法还没有切实运用起来。一是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法治机构（如法治办）；二是基层村干部的法治水平较低；三是基层群众的法治自觉和法治素养有待提升，甚至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扰乱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
3.互联网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提高智慧化治理手段。枫桥镇虽然是乡镇，但信息化进程快，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上网非常便捷，微信、微博、QQ等通讯工具成为群众获取信息和网上社交的主要手段，同时群众对政务服务、政府管理、矛盾化解的诉求越来越要求便捷化，人人都是自媒体，随时会到网上去曝光。但与群众纷繁复杂的需求相比，基层政府的智能化治理手段仍然匮乏，当时也没有真正有效建立起统一的数据平台，解决问题的效率有待提升。
4.精细化时代来临，基层迫切需要加强专业化人才培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精细化治理除了要依靠技术手段，还要依靠专业人才。但乡镇一级政府跟上级对基层的精细化、专业化治理的高要求不相匹配。一是缺乏综治专业人才。二是缺乏专业社工人才。枫桥镇有百树、天竺2个集镇社区，有28个农村社区，但在2015年之前，这些农村社区的专职服务人员普遍由老文书担任。另外，枫桥镇2015年已经培育了近30个社会组织，但当时没有一个专业的社工来负责这项工作。三是缺乏社会心理服务人才。枫桥镇有一些精神病群体、留守妇女和儿童、信访户都存在着心理疾病问题，甚至一些机关干部也因工作压力过大而存在心理焦虑，但一直没有建立专业的心理服务机构和队伍。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
（一）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
近五年来，枫桥镇以党建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共治，重点创新社会化项目，充分彰显出“枫桥经验”的群众性、自治性。
1.实施党建引领基层自治提升工程。党建引领“五星达标、三A争创”创建活动。
2.培育孵化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每个村都有建立乡贤参事类、平安巡防类、乡风文明类、志愿服务类、矛盾调解类等五类基础型社会组织。
3.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
“大桥经验”四项机制
1、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议事。建立由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村民议事会，针对重大问题，召开听证会，聘请法律顾问参与，一起商讨问题，一起拿意见。这是东阿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的核心一环。
2、村务监督。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通过完善监督职能，强化监督，将村干部权利置于阳光之下，实现了干部清廉和群众满意。
3、代表委员派驻。东阿县创新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在乡镇驻地设立代表委员工作室，在街道村庄实行党员网格管理服务，畅通了联系渠道，满足了群众诉求，4、民主评议。东阿县改进农村党员干部民主评议机制，倒逼基层党员干部转变作风。选取代表听取村支部书记的述职报告，填写民主测评表，对支部书记工作做出具体评价。
X会议“三配套”
X县“以党支部为核心，抓好村级组织的配套建设，强化整体功能；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抓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启动内在活力；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搞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不断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三个配套制度建设”经验。
X会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运用实践经验，推动农村基层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创造性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发端于诸城的农业产业化经营、X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等，在全国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山东增强进取意识，勇探新路。”这为新时代深化拓展“X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8年12月18日，农村基层党建“X经验”的实践创新者周明金，被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近年来，省委书记刘家义多次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提出要求。
X县治理“金钥匙”
干群关系紧张，村两委班子顶牛，党组织作用弱化……如何解决这些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问题?河北省X县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村代会常任制”这把“金钥匙”，形成了“党支部领导、村代会作主、村委会办事”的村治新模式。已在全县345个村庄推广的“村代会常任制”是X县的一个创新，就是平均每10到15户选出一个村民代表组成村代会，并依法选举村代会主席，建成常设性的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下设理财小组和民主监督小组，给村民提供一个全程参与村务的平台。
X县村治模式的独到之处在于，从农村实际出发实行“村代会常任制”，把村代会作为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最佳结合点。在制度设计上，大力提倡村支书竞选村代会主席、党员竞选村民代表，将党的领导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把党的领导作用具体化，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农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X县模式”提出后，县里曾为每一位村民代表制作了一元硬币大小的圆章。如今，时家楼村的村民代表们却已经对这个当时举足轻重的小圆章不再“感冒”———多数村民代表不再随身携带小圆章。在很多村代表眼中，“村代表做主”的制度发生了“变化”。一组数字显示，从2003年起，X县农村信访总量连续三年比上一年下降11%、26.8%、22.6%。现在，X县各村因村班子问题的上访基本绝迹。
（二）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1.提升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2.健全人民群众依法维权机制。
3.加强村规民约“软法”之治。
4.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2016年以来，XX市全面实施“一乡镇一团队、一村居一顾问”工程。全市各镇（街）、村（居、社区）建立了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工作机制，各法律顾问主动参与法治扶贫、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等中心工作，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合法性建议。我市加强了公共法律服务实体阵地建设，市级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镇（街）设立法律服务工作站，村（居、社区）设立司法行政工作室，特别是每个镇（街）都有示范性的司法行政工作室。
（三）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
1.打造“最多跑一次”升级版，深化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
2.推动“雪亮工程”。全市安装725只高清摄像头，实现重要部位、复杂场所和农村薄弱地区公共视频监控全覆盖，有效提升防控体系。整合交警抓拍系统，强化交通秩序监管功能，车辆停放及交通事故问题实现动态管理。依托视联网技术，开通市镇村三级联网即时磋商系统，实现镇村24小时视频连线沟通，做到重要事项应急联动和快速反应。
3.实现“互联网+”矛盾化解。通过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和枫桥人民法庭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等，对各级各类矛盾纠纷数据进行收集、汇总、梳理和研判、预测、指导，并由镇综合信息指挥室对上述数据进行流转、交办、考核，实现网格、行政村（社区）、镇党委政府之间无缝对接，第一时间发现矛盾隐患、第一时间解决矛盾纠纷。在镇联调中心，推广在线调解服务，增补优秀调解员在线，24小时不脱节，线下初步了解申请人情况，再开展线上调解、司法确认一体化，真正打通调解为民的“最后一公里”。
XX市线上政法：
XX市探索建立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长效机制，创新政法工作“线上模式”，开发了“XX市扫黑除恶举报平台”小程序。具备以下三个亮点：一是使用方便。无需注册，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XX扫黑除恶举报”即可进行举报。二是专人负责。举报平台后台由XX市扫黑办派专人管理，每天查看举报信息，并按照扫黑除恶线索管理规定及时移交处理。三是严格保密。严格按照保密制度予以管理，为举报人保密。
XX市新媒体工作室
为了推动平安XX建设向纵深化发展，由XX市委政法委牵头，结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交警队宣传科，以及十六个镇办，联合成立“XX政法E媒体”工作室。创建“线上政法”服务品牌，以“连心桥 E家亲”为定位，开展多种线上+线下的政法主题活动。
（四）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
1.推进镇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由党委副书记任综治办主任，以镇综治中心为主轴，一站式涵盖综治、司法、禁毒、反邪教、应急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职责，实施矛盾联调、治安联防、事件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服务联动“六联”机制，与警务站、综合执法分中心合署办公。
2.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设立镇级心理服务站，按照“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要求，推动社会心理服务教育进学校、进村、进社区、进企业，目前已实现校园、行政村和社区心理咨询室全覆盖。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又不断创新党建引领路径
“枫桥经验”一直坚持党的领导，既服从中央政策方针，又能结合地方特色善于机制创新。同时，“枫桥经验”也能适应时代变化，改善党在基层的领导方式。
（二）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又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不断创新做群众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从传统群众工作方法向现代群众工作方法转变，从网下群众工作方法向网上群众工作方法拓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三）始终坚持“方法为术”，又不断创新不同治理方法
“枫桥经验”诞生之初是用政治动员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是用自治的方法，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法治的方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法论又有创新，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四）始终坚持“共建共享”，又不断创新成果共享形式
最初是共享阶级斗争的成果，保证新中国革命事业不被颠覆。后来是共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果，保护国家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新时代又有了新的共享成果形式，创新社会治理和“枫桥经验”品牌效应。
（五）始终坚持“平安和谐”，又不断创新化解矛盾机制
“枫桥经验”始终坚持化解矛盾，确保平安和谐，是不同时代就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从最初的“社教”改造机制、“文斗”机制，到后来的“四前”工作机制、“六联”机制，再到现在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形成了风险预警机制、人民调解机制、社会组织参与机制、社会心理疏导机制、诉讼机制等各类机制，有效创新了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第二篇：浅谈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参考）
浅谈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枫桥经验两篇（参考）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推动党的工作方式不断更新并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切实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枫桥经验”强调“党领导下的群众广泛参与”。这样既坚持了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分工明确、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并且贯彻执行了党建引领的核心思想，在党的合理推动与正向激励下，人民自觉与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了基层治理智能化、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从源头出发，将矛盾化解在了基层，构建了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环境。
第三篇：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党课讲稿
何为商业贿赂？
2004年3月，世界500强之一的默沙东(msd)公司解雇了20多名中国分区副经理和医药代表，理由是“假以学术推广的名义报销娱乐费，涉嫌行贿”。
2004年4月，朗讯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汇报文件，宣布将解聘中国区总裁、首席运营官及财务主管和市场部经理，理由是他们为合作方提供回扣，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反海外贿赂法》。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发布报告指出，德普公司在中国的一家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现金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使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攻坚阶段。面对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我国政府开展了一场阻击商业贿赂的战斗。2006年1月6日举行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反商业贿赂首次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确定为2006年工作重点。中央纪委牵头22个部委成立了“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工作之一。那么，到底什么是商业贿赂呢？
关于商业贿赂，国家工商局在1996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由此可见，商业贿赂是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使自己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的向交易相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或许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实现交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其手段主要表现为秘密支付钱财或给予其他好处，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商业贿赂由于是一种违法行为，因此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第二十二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商业贿赂的法律后果不仅包括行政处罚，还可能构成刑法中规定的“行贿罪”及“向单位行贿罪”，因此要承担刑事责任。
商业贿赂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怪胎。近年来，它的影响面越来越宽，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1)商业贿赂是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所导致的道德沦丧。近年来，工程建设、土地转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等交易领域已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豆腐渣工程”、炒地皮、房价暴涨、药价虚高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无不蒙上商业贿赂的阴影。更为可怕之处在于：作为一种潜规则，商业贿赂已从以往的官员腐败、权力寻租，逐渐向整个社会范围蔓延，甚至正常可以办成的事，可以做成的交易，人们也得送点好处才心安，否则总觉得“心里没底”。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参与竞争企业运行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无力对抗，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一些企业迫于无奈，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从而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破坏了公平交易的秩序，使守法者蒙受其害，诚信遭到践踏。
(2)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但是，商业贿赂行为从根本上扭曲了这种公平竞争的本质，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干扰了经营者间的公平竞争，使诚实信用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导致在现实竞争中出现了名牌优质商品敌不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奇怪现象，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一些生产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不惜以重金腐蚀、收买商业活动中的相关人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而他们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行为，败坏了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已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证明，腐败通常与商业贿赂相联系，业已成为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
(4)商业贿赂损害国内投资环境，降低国外投资的吸引力。现在大多数人关注国内市场，但是海外投资者商业贿赂的危害性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近来曝光的“朗讯**”、“德普公司事件”、“谢瑞麟案”，国际舆论对我国投资软环境的不利评论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使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商业贿赂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依法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防范和惩治
首先，应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我国在经济立法、行政、刑事等许多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都明确规定禁止商业贿赂行为。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其他的规定还包括国务院于1980年10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198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1988年9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等。虽然我国在商业贿赂方面的立法较多，但比较分散，缺少一部专门的法律，因此专家建议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加大商业贿赂的经济处罚额度，以增加商业贿赂的违法成本，进而从经济上阻断商业贿赂的发生。
其次，要抓紧实施诚信工程，强化诚信财会制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完善的信用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重构我国会计监管体制，加快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订，减少会计虚假信息的施展空间，压缩财务报告粉饰的空间；还可以适当增加财务报表附注、鼓励企业披露非财务信息；加大对公司、企业会计工作人员和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防止因商业贿赂而做假账的行为；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票据管理，规范和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现金交易，健全诚信管理体系，加大反洗钱力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促使市场经济主体完善自律机制。
治理商业贿赂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完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从长期看，则要坚持完善市场机制，深化财政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经济秩序，这才是铲除商业贿赂行为的根本之道。
第四篇：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党课讲稿
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党课讲稿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 不详 更新时间：
2009-6-18 8:18:48
何为商业贿赂？
2004年3月，世界500强之一的默沙东(msd)公司辞退了20多名中国分区副经理和医药代表，理由
是“假以学术推行的表面报销文娱费，涉嫌受贿”。
2004年4月，朗讯公司向美国证券买卖委员会递交汇报文件，宣布将解职中国区总裁、首席运营官及财务主管和市场部经理，理由是他们为合作方提供回扣，其行为已经冒犯了《反海内贿赂法》。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发布演讲指出，德普公司在中国的一家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时期向中国的实验室任务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受贿现金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置该公司的产品和
效劳，使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成本……
中国的变革关闭正处于攻坚阶段。面对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我国政府展开了一场阻击商业贿赂的战役。2006年1月6日举行的地方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反商业贿赂初次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肯定为2006年任务重点。地方纪委牵头22个部委成立了“反商业贿赂指导小组”。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掌管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安排2006年政府零碎廉政建立和反腐败任务，“管理商业贿赂”成为
重点任务之一。那么，到底什么是商业贿赂呢？
关于商业贿赂，国度工商局在1996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则》第二条规则：“本规则所称商业贿赂，是指运营者为出售或购置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由此可见，商业贿赂是运营者以排斥合作对手为手段，为使本人在出售或购置商品或提供效劳等业务活动中获得利益，而采取的向买卖绝对人及其职员或其代理人提供大概诺提供某种利益，从而完成买卖的不合理合作行为。商业贿赂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其手段次要表现为机密领取钱财或给予其他好处，包括运营者为出售或者购置商品，假借促销费、宣扬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征询费、佣金等表面，或者
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商业贿赂由于是一种守法行为，因而必需承当法律义务。根据《反不合理合作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则：“运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受贿赂以出售或者购置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第二十二条规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守法所得的，该当予以没收；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查刑事义务。因而，商业贿赂的法律后果不只包括行政处分，还能够构成刑法中规则的“受
贿罪”及“向单位受贿罪”，因而要承当刑事义务。
商业贿赂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怪胎。近年来，它的影响面越来越宽，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
成了极大的损害。
(1)商业贿赂是对市场经济的全面理解所招致的品德沦丧。近年来，工程建立、土地转让、产权买卖、医药购销等买卖领域已成为商业贿赂的重灾区。“豆腐渣工程”、炒地皮、房价暴跌、药价虚初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无不蒙上商业贿赂的暗影。更为可怕之处在于：作为一种潜规则，商业贿赂已从以往的官员腐败、权力寻租，逐步向整个社会范畴延伸，甚至正常能够办成的事，能够做成的买卖，人们也得送点好处才心安，否则总觉得“心里没底”。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参与合作企业运转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无力对抗，为了防止在合作中得到市场机会和份额，一些企业迫于无法，不甘愿地选择了屈从，从而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这种商业贿赂招致的恶性合作，毁坏了公平买
卖的次序，使守法者蒙受其害，诚信遭到践踏。
(2)商业贿赂毁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障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公平合理的合作次序是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根底。但是，商业贿赂行为从根本上歪曲了这种公平合作的本质，使价值规律和合作规律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障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转，从而毁坏了市场的买卖次序，搅扰了运营者间的公平合作，使
老实信誉运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招致在现实合作中出现了名牌优良商品敌不过假冒伪劣商品的奇异景象，影响了企业消费、技术进步和产质量量进步，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3)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一些消费运营者为了在合作中获胜，不惜以重金腐蚀、收购商业活动中的相关人员(包括国度任务人员)。而他们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行为，败坏了商业风气，腐蚀了群众队伍，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勾结。已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证明，腐败通常与商业贿赂相联络，业已成为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景象的一个突出成绩。
(4)商业贿赂损害国际投资环境，降低国外投资的吸收力。如今大多数人关心国际市场，但是海内投资者商业贿赂的损害性更应惹起人们的重视。随着近来曝光的“朗讯风云”、“德普公司事情”、“谢瑞麟案”，国际言论对我国投资软环境的有利评论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使我国的国际抽象也遭到一定的影
响，因而商业贿赂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依法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防备和惩治
首先，应尽快制定特地的《反商业贿赂法》。我国在经济立法、行政、刑事等许多法律、法规和标准性文件中都明白规则禁止商业贿赂行为。除《反不合理合作法》外，其他的规则还包括国务院于1980年10月发布的《关于展开和保护社会主义合作的暂行规则》；198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合法利益的告诉》；1988年9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度行政机关任务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则》，等等。虽然我国在商业贿赂方面的立法较多，但比较分散，短少一部特地的法律，因而专家建议立法机关制定特地的《反商业贿赂法》，加大商业贿赂的经济处分额度，以增加商业贿赂的守法成本，进而从经济上阻断商业贿赂的发作。
其次，要抓紧施行诚信工程，强化诚信财会制度，完美金融监管体系。诚信是市场经济的根底，没有完美的信誉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够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因而，必需放慢建立和完美适合我国国情的诚信管理法律制度，建立社会信誉体系。我们能够自创国外保守经历，重构我国会计监管体制，放慢会计原则的研究和制定，减少会计虚假消息的发挥空间，紧缩财务演讲粉饰的空间；还能够恰当增加财务报表附注、鼓励企业披露非财务消息；加大对公司、企业会计任务人员和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防止因商业贿赂而做假账的行为；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票据管理，标准和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现金买卖，健全
诚信管理体系，加大反洗钱力度，完美金融监管体系，促使市场经济主体完美自律机制。
管理商业贿赂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需完美标准市场所作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则，从临时看，则要保持完美市场机制，深化财政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标准政府行为，建立公平公正通明的市
场经济次序，这才是铲除商业贿赂行为的根本之道。
第五篇：党课讲稿
党课讲稿
党组成员 *****（2016年11月15日）
各位同事：
最近，总书记就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首次向全党推荐毛泽东同志的单篇著作，引起全党全社会广泛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按照区委和办公室党总支的统一部署，下面，我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谈一些学习体会，与大家共勉。
第一点体会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一篇加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经典文献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并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还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
成绩和缺点，不能片面看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中，实际上蕴含党委书记和委员之间、委员和委员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党内成员与党外人士之间、党和群众之间关系的协调。因此，十二条工作方法具有丰富内涵，涵盖党委会工作的各方面。毛泽东在表达这些方法时，运用了党员干部所熟悉的语言，举重若轻，形象生动，便于理解、记忆和实践。
毛泽东提出的党委会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委会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揭示了党委会的运行机制，折射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可以说，我们党之所以能赢得全国执政地位，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第二点体会是：总书记的推荐意味深远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再次表明了他对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认可。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尽管没有就党委会的作用展开论述，但表明了各级党委会的重要性。毛泽东之所以要规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首先源于党委会的特殊地位。事实上，各级党委（党组）担负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需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执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为规范党组工作，2015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为完善地方党委运行机制，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遗产，是构建新理论、提出新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蕴含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概括、怎样把握，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来看，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从思想渊源、方法指引、价值导向、道德化育等方面来把握。
毛泽东思想尽管形成于战争与革命年代，但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活水源头。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来看，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
毛泽东对党委会建设的重视、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提炼，对于当今强调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事实上，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举措，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巡视制度的推行、铁腕反腐的态度，正是借鉴了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和经验，毛泽东思想之中的建党理论，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导要“不耻下问”，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都具有道德化育意义，既是工作要求，也是道德要求。此外，毛泽东思想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提倡“自省”的修养方法、重视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实践体验，这些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道德规范的养成、道德境界的提升具有启迪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所在。回顾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我们党都十分重视提高领导能力，团结带领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时事事处处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思想精髓，针对不同情况、不同问题，综合运用这些方法，防止单打一，才能把党历史上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见诸行动、落到实处，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学习体会，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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