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苍黄百年路
高歌奋进新征程
——建党100周年主题党课
同志们: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示了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展现了再接再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奋进姿态,为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注入强劲动力。1921—2021,风雨百年路,奋斗铸辉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百年大党继往开来再出发。
星光不问追梦人,时光不负实干者。我们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奋力书写新征程答卷。借此机会,我结合自己的学习思考,围绕建党100周年谈几点体会,与大家一起共勉。
一、建党百年,站位决定方位,胸怀信念永存高远之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旗帜。建党百年,广大年轻的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努力使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纵深发展。年轻的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进一步筑牢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做到站得高、站得直、站得稳、站得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站得直才能行得正,站得稳才能顶得住,站得出才能打得赢。
(一)学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学是基础,是前提,是头道工序。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能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必须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常学、真学、深学、精学,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第一,筑牢政治坚定清醒的理论根基。讲政治是对党员第一位的要求,是我们必备的政治品质和政治能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就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越深入、理解越深刻、掌握越透彻。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刻领会真谛要义,准确把握方向要求,努力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深刻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要创新学习的方式方法,把经常性自学与专题性研讨交流、主题党课、系统培训等结合起来,久久为功、常学常新,增强学习效果。
第二,用好改造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世界观、价值观,又是认识论、方法论,贯穿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实践要求。年轻的党员干部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定力和政治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宣言,充分彰显了坚强的政治定力和超凡的政治智慧。年轻的党员干部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四个自信”,坚定政治定力,提高政治能力。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深刻汲取其理论营养,坚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第三,增强担负历史使命的行动自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在拥护核心上见忠诚。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自觉,政治上坚定拥护核心、思想上高度认同核心、行动上坚决追随核心、组织上自觉维护核心、情感上衷心爱戴核心。要在提高能力上见真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年轻的党员干部增强执政本领、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思想宝库。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的思想自觉,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使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水平更加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增强做好实际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落实新部署的能力,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领,跟上时代节拍,堪当时代重任。要在破解难题上见真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际应用。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自觉,落实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上,落实到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
(二)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悟透,不仅是懂字面、懂文义,更要懂根本、懂精髓。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进一步从总体上深刻理解和把握其本质特征。
第一,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政治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又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就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到党性修养锻炼中,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要走进思想深处,突出思想温度,既感受真理的力量,又感受人格的力量,深刻理解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家国情怀、天下情怀,深刻体会总书记的崇高信仰、担当精神、价值追求,不断激发自觉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热情和无穷力量。要以“吾日三X吾身”的精神,经常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共产党人的“心经”,洗涤自己的灵魂,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及时校准思想方位,勇于改正缺点错误,真正把思想的伟力转化为高度的政治觉悟、强烈的纪律意识、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人格操守。要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开展党性锻炼,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勇于剖析自己,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
第二,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战略思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思维,可以用“高瞻远瞩”来简要概括。具体而言,从时间上来讲,就是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从空间上来讲,就是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从认识上来讲,就是跳出现象,从本质看现象;从视野上来讲,就是跳出低处,从高处看低处。正是因为具有战略思维,才有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宏伟论断。而且,无论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无论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还是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也都体现了战略思维的运用。
第三,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哲学智慧。哲学具有重客观、抓本质、讲辩证、重历史等特征。哲学思维、哲学智慧对治国理政来说,也有很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着实事求是、把握规律的科学性。如,这一思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又如,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再如,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第四,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历史逻辑思考治国理政问题,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注重中国问题的历史基因,从历史基因寻求中国问题的历史渊源,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反映了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美好夙愿,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指明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又如,注重从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中寻求坚定自信的基础,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
第五,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本质内涵就是: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这就是说,把人民作为最根本的依靠力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这一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彰显了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展现着真挚的人民情怀。
第六,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问题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都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可以说,问题导向、目标指向和精准发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其逻辑起点。
(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而不懂不是真学,懂而不信不是真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就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努力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把能否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问题和矛盾作为衡量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准,做到学中干、干中学,学用结合。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加强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科学总结实践经验,善于发现和运用客观规律,切实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和措施。要通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进政治能力、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不断提升,真正掌握履职尽责的本领,真正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年轻的党员干部要志存高远,不断激发奋进潜力,着力加强理论武装,着力坚定理想信念,着力强化思想定力,不断强化学习的立场、标准、强度、实效,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增智促行。
第二,筑牢初心使命,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力推动者。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时刻紧随时代脚步、肩负起历史使命、锐意革新进取,积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要把自身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舍身忘我的无私精神,投入美丽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要时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理念,拿出勇气,勇担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主动担当作为,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引领者。习近平指出:“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年轻的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历史使命感,心怀党和国家事业,立足本职工作,施展才华、建功青春;必须要发扬苦干实干的作风,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常怀进取之心,保持拼搏奋进的精神状态,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必须怀抱干事的激情,要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朝气,更要有直面困难、破解障碍的勇气,用青年人特有的气魄和胆识打开工作局面。
第四,涵养清廉本色,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诚实践者。习近平指出:“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年轻的党员干部要注重修炼政治定力,把涵养平和心态作为一种人生追求,把个人名利、荣誉、进退置之度外,用淡泊、知足和敬畏心态对待“名、利、位、权”,正确处理好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关系,只有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才能心无旁骛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
二、建党百年,格局决定结局,提高本领打牢成才之基
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格局有多大,成就也就有多大。年轻的党员干部普遍文化程度高,基本素质好,在工作中也积累了一定的领导经验,但相对来讲由于其成长历程一般比较顺利,缺乏更多的实践锻炼和各种复杂局面的考验,要成为一名素质全面、能力过硬的领导人才,堪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还必须长期不懈地历练,提升自身的领导素质和领导才能,在各种风浪的考验和艰苦环境的磨练中成为一颗闪亮的“金子”。我认为年轻的党员干部应具备以下十种能力:
(一)注重学习,具备理论武装能力。
正确的理论就是事物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事物发展联系的基本规律。它是我们党的原教旨,无论政治经济学说,还是哲学理论,始终是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无一不暗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子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作为年轻的党员干部,我们认识自身、认识外界很多都还处在起步阶段,还不够定型。必须加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认识客观实际、观察事物、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基本立足点。《哲学的力量——艾思奇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在开篇有这么几句话:“我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也相信哲学的力量。”蒋介石战败逃往台湾,总是想不通战败的原因。一天,他看到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忽然明白,打败他的不是军队,而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把中国的劳苦大众集中起来,“一卷书雄百万兵”,学哲学是有好处的,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年轻的党员干部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质,搞得清主客观,分得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时时处处会用唯物论、辩证法看待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这应该是拿在手里、放在脑里的“钥匙”,一旦遇到问题、难题、急事,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过去的学习是为了拿个文凭、找一份工作,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科技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任何时候不学就会掉队、落伍,思想就会空虚。毛泽东同志说,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毛泽东同志自己讲,《红楼梦》读了一遍又一遍,藏书有2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长征时期随身带着《国家与革命》《资治通鉴》读了17遍,《共产党宣言》读了100多遍。他在哲学书上的批注,先用铅笔批、后用钢笔批、再用红笔批,一次比一次深刻和深邃。所以,提高理论素质非常重要,要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这个不抽象、也不空洞。可以说,理论素质是根本素质,是其他素质的基础。总之,希望大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二)提高站位,具备政治锤炼能力。
提高政治站位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是衡量一名年轻的党员干部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什么是政治站位?政治站位由两部分组成,首先表现为政治意识,体现在政治学习、认清政治身份、强化政治意识、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担当政治责任六个方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学习应该是政治理论的学习,思想上的清晰、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都来源于理论上的成熟;认清政治身份,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最重要、最本色、最关键的角色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强化政治意识,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都必须牢记政治这个生命线,把握政治这个生命线,注重政治这个生命线;站稳政治立场,领导干部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上,心中永远装着“两头”——即上头的党、下头的民;严守政治规矩,我们党一贯非常重视纪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规矩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全党“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担当政治责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的责任很多,其中政治责任是第一责任。其次是站位问题,站位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高度,能否具有全局意识、大局意识,站在全党、全国的高度上看待事物、思考问题,从全局上认识现象,把握本质,从高于个人所处的位置去思考、去谋划。二是角度,能否跳出个人私利、局部利益,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去看问题,想办法、处理问题,能否跳出私利看私利,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少打一些个人利益的小九九,多谋划一些全局和公众的利益。当前,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缺乏理论学习、党性锤炼不够、实践经验较少,现实中政治能力不足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比如:有的不善于从政治上思考问题,甚至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工作干得好,有没有政治能力无所谓;有的缺乏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面对大是大非风浪考验时立场不稳、摇摆不定;有的政治站位不高,全局观念不强,做不到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有的面对社会上各种错误言论和思潮视而不见、随波逐流,不敢坚决抵制和斗争。如何提高政治站位?关键是在实践中锤炼。习总书记常讲“知行合一”,提高政治站位的精髓就在于“知行合一”,要做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果,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中国古代先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它的学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提高政治站位,关键在于去掉内心的私欲,激发挖掘那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就是致良知。对年轻的党员干部来讲,政治过硬是前提,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增强政治定力、锤炼政治品格,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要提升政治能力,更好地把工作的政治性与业务性结合起来,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三)善于思考,具备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即观全局、看大势、抓本质的能力,需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论,在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长轴中去反复思考,找出其中规律性的本质认识,将之运用于各种宏大、复杂、疑难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之中。工作中,只有站在战略的高度,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才能够从全局角度、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才能够确保制定科学可行的战略方案,又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方案。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战略思维能力意味着要善于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善于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善于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不能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善于把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结合起来,不能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现实中,一些干部认为,总揽全局是大领导的事,在地方、基层或部门工作没必要拥有战略思维。殊不知,全局、局部,本身就是相对的。相对于全国,地方固然是局部,但是相对于辖区,地方又何尝不是整体?一些地方,取利一时的短视决策寻常可见,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时有发生,莫不与缺少战略思维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年轻的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一是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对于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进行通盘的全局性思考和部署,确定各个局部工作的分工合作关系,判断各个局部工作的轻重缓急,实现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二是提高过程性思维能力,学会把握整个战略进程的全部阶段,即时间表和路线图。三是增强问题意识,提高矛盾解决能力,不断地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四)提升素养,具备科学发展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形象地把任务和方法比喻为过河和桥、船的关系。推进科学发展,也有一个任务与方法的问题,既要提出科学的目标,又要确立科学的思路、掌握科学的方法。一言以蔽之,抓发展得讲科学。科学发展是一种能力要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对年轻的党员干部来讲,要学习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做到既管总体又管具体,既管战略又管战术。懂得按规律办事,干事创业才能事半功倍。分清事态轻重缓急,主动从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聚焦聚力抓方向、抓重点、抓关键,紧紧扭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领域,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特别是在落实发展定位,锁定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统筹兼顾“两手抓”,掌握节奏“十指弹”,进而引领、驾驭和激活工作全局。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工作导向相统一,把主要精力用在发现、分析、解决矛盾和问题上。自觉从整体出发查找问题,对当前总体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宏观审视,对各项实际工作进行微观“体检”,总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把工作的薄弱环节作为发力点和突破口,从而夯实基础工作、消除瓶颈制约,在扬长补短中提升工作水平。(五)勇于开拓,具备创新工作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纵观世界发展史,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创新思维的胜利果实,都是创新智慧的结晶。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小到一个团队甚至一个人,大创新大成就,小创新小成就,不创新没成就。年轻的党员干部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对知识的积累和掌握也较为快捷。面对党的重托,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敢于想前人所未想,不惧风险,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学会灵活转变自己的思维,跳出已有的框架,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开阔的视角、崭新的思维找到创新的灵感,用心、上心、尽心地去思考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敢于和过去比,突破自己;敢于和先进比,超越他人,从而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升,创造新的辉煌。在具体的创新工作中,我们就是要围绕XX跨越发展主题来思创新、谋创新,谈创新、讲创新,推创新、做创新。(六)立规明纪,具备法治思维能力。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以感受到,在现阶段,对干部法治素质的要求非常明显地突显出来。法治的生命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中。正如卢梭所言“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粱,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当每个人都察觉到法治如同我们每天呼吸的新鲜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时,法治便已内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这样的社会,公民都是虔诚的法律信徒,政府都是守法的管理者。年轻的党员干部无论是从事党务工作,还是行政工作,都离不开法治素质,在党务工作中要依法治党、依规管党,在行政工作中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要准确把握各自权力的法律边界,研究透工作中的法律问题,解决好工作中的法律风险,工作才能如虎添翼、富有成效。突出法治素质,就是不能见子打子,用过去的老传统、老办法办事,要用法治思维想问题,要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七)忠于职守,具备精通业务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词中有“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样一句名句。作为年轻的党员干部来讲呢?不仅要锻炼指点江山、谋划全局的魄力和才干,更重要的是要有扎实办事的本领。不仅要专也要精,要干一行钻一行懂一行成一行,要成为所承担、所负责工作的行家里手,在逐步的积累中提高领导才能。从XX干部现状分析,缺乏懂经济、懂融资、善管理、能经营的干部,专业性强的农林水交通等领域,都非常缺乏专业干部。怎么办?加强学习!对不熟悉、不了解的领域,从基本的常识,从最基本的学起。毛泽东同志毕业于师范学校,但我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家,靠的就是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在当前,业务素质还突出体现在改革创新上,只会重复劳动不能讲完全具备业务素质。作为年轻的党员干部,要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决拥护改革支持创新,善于在工作中开辟新路子,我们的跨越发展非常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业务素质。(八)未雨绸缪,具备抵御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X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目前,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X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1年就制定《十条戒令》,就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分化”“西化”战略计划。其中写道:“尽量用物质手段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等等。前苏联东欧剧变解体,与这种“西化”“分化”战略有直接关系。大家想想,最近美国封杀中兴、打压华为,其目的表面上是维护国家安全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其实透露着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迅猛崛起的焦躁,试图遏制可能在科技竞争中迎头赶上的中国,这也是风险。年轻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着力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的党员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九)植根人民,具备群众工作能力。
领导就是服务,服务是对干部的基本要求。我们党的主要领导的称谓是“书记”,这个称谓最早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谈话,恩格斯问马克思应该怎么称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负责人,马克思回答就叫“书记”。为什么称“书记”呢?就是要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在资产阶级国家公务员制度体系中,“书记”是最低的事务级、办事级的小勤务员。这一称谓体现的是根本性质上的不同,表明我们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就是人民的办事员、勤务员。如何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有三个“关键词”,一是“融入”。必须在思想上真正重视群众,彻底改变管理者思维,摒弃官本位思想;情感上真诚,从情感深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把自己与群众放在同等位置上,才能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赖;行动上深入。做到勤于联系,要善于沟通,要乐于办事。二是“帮助”。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广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畅通群众申诉渠道,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加强教育和引导,大力宣传非法集资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断提高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强群众自治意识,深入学习宣传“枫桥经验”,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治理创新、回归自治”的意识;广泛发动群众,自发组织治安巡逻、矛盾调解、帮教矫正,实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三是“服务”。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负面舆情容易泛滥,导致群众思想上一些疙瘩难以解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各项政策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坎,用心用情帮群众解开心头疙瘩,化解心中积怨;要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落实精准扶贫,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扶贫、政策帮扶、教育支持,让老百姓脱贫致富,群众痛恨什么我们就突出整治什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十)宁静致远,具备健康生活能力。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物欲横流、利欲倾心、喧嚣纷杂的社会,人们的精神家园已荒芜。事实并非如此,但处在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诸多不良现象确实让我们应接不暇,很多干部也沉湎其中不能自拔,生活颓废,精神空虚,年轻的党员干部更为突出。组织部门考察干部,除了常规的考察外,还要重点了解掌握干部爱好情趣生活圈。XX提出“戒赌酒戒赌博”“婚姻变化要报告”就是这个道理。本来酒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之一,但绝不是猛喝爆饮、劝酒拼酒。我们通过电视看周总理在一些外交场合与外宾祝酒敬酒,那是优良文化的展示。以前,我们的干部群众动不动就摆开“战场”,吃饭把打牌赌酒放在第一位,经常醉醺醺,神志不清,特别年轻干部这样不行,这样就毁了。我们有的人文凭越来越高,文化素质、个人修养却在降低。还有的人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各种关系处理不好,后院起火,子女败家,上下左右关系僵冷。新到一个单位,很长时间融入不了,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就是要求干部要具备情趣素质,只会工作不会生活不行,只知忙碌不会思考也不行,只知往前冲不知协调一致更不行,要有一点单纯的爱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清新积极的心态,处理好工作中、生活上的各种关系。三、建党百年,思路决定出路,勇于担当走好奋斗之路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绽放,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X广大年轻的党员干部必须勇敢、坚定地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在其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效,以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全X人民!
(一)担当作为就必须志存高远,心系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脊椎,人是站不起来的;没有理想信念,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坍塌”“青年一代有梦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人为什么而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对于年轻人而言,立志始终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未来是从梦想起步的,人生是从抱负启航的。古人云:“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无志,非人也”,“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志不强者智不达”,等等。说的都是志向之重要。
志向很重要,而立什么志和怎么立志同等重要。XXX老书记在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这样说:“我出来工作,就是抱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来的。共产党的目标远大,就是要使我们整个民族都富裕起来。”“不要总想着人民、党对不起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有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现在我们工作、生活条件这么好,都是老一辈革命者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还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中国的发展巩固才有希望。”而现实中,有的年轻人今天立志做这个,明天立志做那个,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特别是一遇到挫折和困难,便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有的一上路就想飞,不想从零做起,更不想从小事做起,一起步就想一鸣惊人,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年轻人立志一忌不切实际,二忌缺乏定力;要立长志,不可以常立志;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作为新时代的年轻的党员干部,要筑牢精神支柱,做理想坚定的“新青年”,把职位晋升、家庭幸福等个人成功的“小”理想,统一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大”志向上来;要担起千钧重任,做堪当大任的“新青年”,立足岗位做创新创业的“排头兵”;要多积尺寸之功,做脚踏实地的“新青年”,认认真真干好眼前的每一项工作,厚植基层,久久为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奉献出属于自己的“一分光”“一份热”,让青春无悔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二)担当作为就必须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士兵突击》中许三多说过三句话:“人要好好活着,好好地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你现在混日子,小心将来日子混你”“今天比昨天好,这就是希望”。浅显的大白话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有些同志工作的“蜜月期”还没有过,业务还没有搞熟,什么成绩也没有,就把眼睛和心思瞄准到另外一个岗位;有些同志对岗位挑肥拣瘦,觉得工作辛苦、责任太大,或没有实权、油水太少,得过且过,混日子;有的同志总是渴望自己职位能够早日提升,却在工作中抱着为别人干事的心态,机械的被动的完成任务;有的同志干自己的私事风风火火,一到上班时间就浑浑噩噩,无精打采,对领导交办的工作敷衍了事,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推了之。
我就想问问这些同志,“不担当,不作为,你当干部干什么?”。XXX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指标再先进,口号再好听,领导上不去,也是老和尚念经,自己念给自己听,群众是不感兴趣的。”他还说:“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不高高在上瞎指挥,群众才会服你。”习近平强调,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而岗位不是可以随便挑选的商品,不可能任由你挑选,也不存在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岗位。特别是机构改革后,有的单位岗位有所精简,人员岗位编制十分有限,岗位变得更加稀缺。在座的各位都是各单位的骨干,就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爱岗敬业,履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党和人民给了你这样一个平台,给了你一个干事创业的地方,你不努力做,那么你在岗位上度过的时光就是在浪费生命,在做无用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如果这山望着那山高,觉得单位‘庙小’了,岗位“屈才”了,三心二意、心猿意马,是不能把工作干好的”。
(三)担当作为就必须心无旁骛,精益求精
“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我们在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差不多先生”,组织上交办的工作虽然都能完成,但是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存在错漏,留下后遗症,究其原因是其内心的懈怠情绪在作怪。当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以勇武多谋而征战河北东西,平定中原南北,建后唐灭后梁。但是,胜利迅速,骄纵奢侈以致亡身也很迅速。一朝取胜便忘了昔日栉风沐雨的艰苦生活,以为该享乐了,该安逸了。宠信伶人宦官当政败国,奢侈荒淫致使将士百姓怨声载道。要知道,懈怠是一种致命的“慢性病”,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消磨人的意志。如果自己不加警惕,任由精神懈怠,长此以往就会滋生骄气、形成惰气、带来暮气、助长邪气。李存勖这个三年河东变河西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典型。自强不息,励精图治不仅仅是国家兴亡的时候应该遵循的准则,守国守家再展宏图更是一大法宝。
一个人失败的最大祸害我认为就是养成了敷衍了事的习惯,而成功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任何事情都做得精益求精、尽善尽美,让自己经手的每一件事,都贴上“精品”的标签。用心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敷衍工作,最大的受害者也必定是自己。若你遇事总是应付,把每件事情当差事去对付,就很难有成就感,也很难取得成就。干成事,就是要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蓝图变成现实,所创造的业绩,能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能经受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XXX老书记曾经说:“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在机关大院里做盆景,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勤奋敬业,始终怀着一种重任在肩的使命感,脚踏实地不漂浮,埋头苦干不张扬,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在他的日历上几乎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再苦再累他总有使不完的劲。无论干什么工作,他总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影响各级干部,他常说:“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无声的命令,有效的指挥。”只有把工作当事业做,对每项工作要高标准要求,用心琢磨、用心付出,不仅把事办了,还能把事办好,这样才能越做越有味道,才会觉得有成就感。
(四)担当作为就必须朝气蓬勃,向新向上
年轻的党员干部要多给自己压担子,在复杂的岗位、复杂的地方摔打自己,增长才干,提升本领。一方面要勤于学习。学习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读书最能让人的心静下来,也不失为一种排解压力的最好选择。曾经学到的知识、已有的知识结构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工作中需要用到的新知识太多太多,遇到这样那样的工作难题不知如何解决也与学习不够、出现“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时候都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很多时候有工作新思路却找不到理论依据和支撑,“心有余而力不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赵括空有一腔担当的热血,却缺乏作为一名将领应有的能力,结果酿成40万赵兵被杀的惨剧。由此可见,敢于担当须有真本事。有了真本事,才能从容地拨云破雾,去伪存真,洞察内里,不停留于表面,不止步于现象,抓得住实质,看得清本质,找得出问题,拿得出措施。年轻的党员干部在能力上要善于担当,提升的路径不外乎学习和实践,所以必须树立“坚持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既向书本学,又向模范学,既向职位比自己低的人学,又向有经验的领导和同事学,做到“真学、善思、会用”,做到学思结合,适应形势,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对此,我希望年轻的党员干部既要广泛学习了解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基本知识,成为一个“通才”,更要刻苦钻研岗位业务知识,成为能独当一面、有看家本领的“专家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担当作为。《孟子·告子下》有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莫泊桑说:“天才,无非是长久地忍耐。”达•芬奇讲过:“不经过巨大的痛苦得不到完美的才能。”实践是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强化实践导向,坚持必要台阶、递进式历练,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经风雨见世面,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锻炼提高,在改革发展稳定实践中增强担当,走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成长道路。有些年轻干部不愿意深入基层去实践,说到底是怕吃苦、怕吃亏。基层苦,但苦中有营养;实践难,但难中有收获。年轻干部要成大器,必然要有苦心志、劳筋骨的非常之历。要乐于到艰苦困难地区去,到经济建设前沿去,到维护稳定一线去,真正在那里安营扎寨、摸爬滚打。尤其要多经历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难事,多点“热锅上蚂蚁”的经历,这样才会历练中变老练,遇事不慌、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年轻的党员干部要学会大事小事敢于担当,推卸责任者,绝对不可能成大事。领导布置工作,自己不要推,主动扛下来,领导看到你扛着,就认为你是好同志。批评也是一样的,大事你要扛得起,敢于上;批评你也要扛得住,不能一批评你,就说那不是我的事,不能见事不对,就开溜,就推卸责任。敢于担当是多方面的,敢于担当是有作为的基本品质,大担当才有大作为。总之,一个干部怎么样,谁有大局观念,谁有推动能力,谁有驾驭能力,谁有攻坚能力,组织上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谁在关键时刻顶得住,抗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
(五)担当作为就必须履职尽责,革故鼎新
责任担当,不仅是干部的工作必须,更是新时代赋予有新作为者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干部只要真正心有责任、胸怀担当,哪怕草拟一个文件、写就一篇信息、组织一场会议、进行一次发言,都会让看似平凡的工作变得意义非凡。然而,实际工作中,不愿负责、不敢碰硬、急于求成、浅尝辄止、敷衍塞责、推拉拖滑、浮浅工作的干部并不在少数。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个当官的来到阎王殿,自我标榜说:“我所到之处,只喝别人一杯水而已,因此,我在鬼神面前心中无愧”,阎王爷讥讽道:“当官是为了治理百姓,任何官员都应该去做兴利除弊的事情,如果仅仅认为不要钱就是好官,那还不如设一个木偶在公堂之上,它连一杯水都不喝,不更胜过你吗?”这个故事是对那些不担当、不作为官员的讽刺。而《关键的少数》一书中,华为将这种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具体分作“三类”并坚决予以淘汰,这“三类人”在我们机关单位中也并不少见:第一类是无所作为的懒汉干部。第二类是明哲保身的公关者。第三类是茶壶里的饺子。无独有偶,又有一则故事,说是深圳的一位领导调研时发现当前干部有四等工作状态,这“四等干部”从高到低依次是:最优秀者用心,其次用脑,三等用力,四等用时。用心做事的干部有政治定力、有理想信念,知大局、明情况、懂规律、创实绩、见成果,可以担当大任;用脑做事的干部能创造性执行各项任务和推进工作落实,可以成为骨干;用力做事的干部任劳任怨,可以守职尽责;用时的干部只知道准时上下班,不推不动、毫无创造,动手无力、空占编制,成了弱化干部战斗力的消极因素。反观现实,每个单位都有这四类干部,而一个单位如果用时干部过多,用心、用脑干部过少的话,那是毫无战斗力和创造性的,甚至会带来很多负能量负影响。所谓“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把担当者用起来,敢于担当就会蔚然成风,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XX委也相继出台了实施意见和实施办法,就是为积极干事创业的年轻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进一步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鼓励年轻的党员干部多用脑、用脑干部多用心,压缩“三类人”和那些用时干部的生存空间,真正让用心用脑的干部名利双收,让用力的干部劳有所获,让“三类人”和用时的干部没有X场。
我们将全力支持年轻的党员干部在工作大胆创新,为干事创业的“出头鸟”们撑腰鼓劲。青年人接受新鲜事物快,时常能迸发出新想法、新点子。工作中,要发挥好这一优势,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用新眼光看待问题,用新角度思考问题,用新思路解决问题,把普通的工作干得不普通,把平凡的事情做得不平凡。
(六)担当作为就必须廉洁奉公,清白干净
“欲惠己时先泽人,欲教人时先律己”。领导要领导好干部,干部要服务好群众,就要自己挺直了腰板,把自己树立成一面旗帜。“软柿子”是没有办法担起重任的,领导站不稳政治立场,当“墙头草”,干部就会瞧不起,群众就会不信任,久而久之就会失去领导力,失去公信力。年轻的党员干部有令不止、阳奉阴违、政治纪律失守,政治立场不稳,权力欲望膨胀,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一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便是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严守政治纪律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也是增强纪律定力和抵腐定力,做政治明白人的根本保证。由于中青班的特殊寓意,年轻的党员干部常常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会有人上门拉关系、套近乎、攀交情,具有较大的腐败可能和从政危险。有权力,就会有人惦记,就容易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对象。这就要求我们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的纪律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在直播;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在座的年轻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慎之又慎,做到慎独、慎微、慎初。慎独,就是要自我约束。汉代的杨震曾推荐王密做昌邑县令,有一次杨震因公路过昌邑,王密怀揣十金前去他下榻的驿馆,感谢他的知遇之恩,杨震不受,王密急切的说,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正色道: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从而传为千古美谈。慎微,就是要防微杜渐。古人云:“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事物的演变总有一个由小到大、从轻到重,起于“微”而至于“巨”的过程。《资治通鉴》记载,陆贽是唐德宗年间的宰相,深得德宗宠幸,是个大清官。当时德宗担心陆贽“清廉”过度会“吃亏”,因此密旨道:“有些馈赠一概拒绝,办事不便,重礼可不收,但像马鞭、鞋靴之类的薄礼,收亦无妨。”陆贽义正词严上书皇帝曰:“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涓涓不止,溪壑成灾;利于小者,必害于大。”慎初,就是警诫于事发之前。明代张瀚《松窗梦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左都御史王廷相乘轿进城,途中遇雨,有个穿新鞋的轿夫,他从灰厂到长安街时,还择地而行,怕弄脏新鞋。进城后,泥泞渐多,一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泥坑,便“不复爱惜”了。后来不仅鞋子全被泥水所污,而且全身上下也没有一点干净之处。王廷相对此的感慨是:“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一旦有了第一次,道德的堤坝就会全面崩溃。
跨越百年,初心不改;迈向复兴,使命在肩。从“山路十八弯”的挑粮小道到“条条大路通井冈”的康庄大道,此间的历史性跨越,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前进,一步步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不忘来路,才能行稳致远。站在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我们不能忘记,这条人间正道,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立志于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用党的历史照亮新征程,书写新时代的奋斗史诗,9100多万名党员听到了响彻时空的强音——“我们决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党课讲稿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
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
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WHDGM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华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WHDGM”的发动。
八、“WHDGM”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WHDGM”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WHDGM”,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WHDGM”的发动。
WG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WHDGM”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WHDGM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WHDGM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WHDGM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