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庆祝建党百年感想

党员庆祝建党百年感想（三篇）

百年初心

矢志奋斗

百余年前，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先进青年在天津海河河畔发起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命团体——觉悟社。觉悟社以“革心”“革新”为宗旨，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为被压迫人民谋幸福，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觉悟社的宗旨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从一个侧面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萌发的历史过程，这为我们用历史思维理解与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提供了独特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为被压迫人民谋幸福

“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觉悟社成立之初就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为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初心和理想诉求，宣之于世，告之于民。

做“引导社会的先锋”、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和战斗的“大本营”，铮铮誓言表明了实现初心的勇气和决心。觉悟社由20个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组成，他们有的为人民奋斗半个多世纪，如周恩来、邓颖超、关锡斌等;有的成为了革命先驱如马骏、郭隆真;有的成为工人运动先驱，如黄爱。他们投身革命与建设，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甚至用生命践行了初心誓言。

“怎样去奋斗？才能改造了这么万恶的社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群风华正茂、志同道合的青年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罢课等斗争。尽管深知“一切的黑暗，也决不会立时现出光明”，多次受挫，甚至几次被捕入狱，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并积极号召社会上所有人都向“觉悟”道路去努力！去奋斗！

五四时期，天津进步社团中“成绩最好的，当然要数觉悟社”。与当时一般进步社团相比，觉悟社的特點十分突出：一是采取委员制，一切重大问题要经全体讨论;二是组织严密，入社条件非常严格，除了要有三人以上的介绍，还要有“牺牲”“奋斗”的精神，介绍人必须对被介绍者的优缺点做详细的报告，经全体社员讨论同意方可入会;三是社内经常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四是男女社员人数相同，各十人，在此之前，由于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均是男女分开单独建立组织。由思想进步、立志报国的青年组成的觉悟社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革命影响颇大。

初心易得，坚守难。觉悟社社员经大浪淘沙，有的只图个人安逸做了革命的逃兵;有的经受不住革命的考验而叛变，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有半数以上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普通的爱国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从“革心”“革新”即改造旧思想、改造旧社会的宏伟目标到“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的坚定决心，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关锡斌等逐渐成长为初心如磐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刘清扬等参与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该组织。

中国共产党和天津党支部建立以后，觉悟社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始终秉持“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为民初心的周恩来及其他觉悟社骨干成员始终传承着觉悟精神。

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

“推翻恶势力”“大家携手作先驱”是觉悟社社员们坚定的为国初心。“中国的现状到底用什么法子去解决？社会的黑暗怎样去驱除？”

近代中华民族备受欺辱之时，他们发出了救亡的呐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自鸦片战争以来，莽莽神州，狂澜待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实现中华崛起，让中国站起来。然而，茫茫华夏，砥柱伊谁？在成立第五天，觉悟社就请来李大钊做演讲，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觉悟社社员如获至宝地反复研读了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文章，为他们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进行了最初的启蒙与引导。

如何“振兴华夏”？“巴黎和会失败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经世致用，改造创新，是觉悟社社员兴我中华的深刻思考。他们对那些对民族“衰亡”漠不关心的学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若这种麻木不仁的人多起来，国家就有了“半身不遂”的病症，危及国运。中华民族最劣的根性，就是“只会因袭模仿，不能创造发展”，而根本的是要救中国，要改造，要“革心”“革新”。为此，觉悟社社员相约全心投入革命事业，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不结婚。在遭到北洋反动政府镇压而被迫停止集体活动后，他们通过抓阄的方式获取代号来做身份掩护。周恩来抓到了5号，便取其谐音“伍豪”为化名继续战斗。后来觉悟社年龄最小的社员邓颖超收到了当年那个“长得太好看了，我不敢想”的旅欧革命青年“伍豪”的情书，“愿我们两个人”，像德国的两位革命家情侣李卜克纳西和卢森堡一样，“将来共同走向断头台”，他们把能一起为国牺牲看作爱情最好的样子。

正是因为觉悟社社员胸怀救国救亡的勇于担当精神和奋斗为乐、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志向才比一般青年更宏伟，求知欲望也比一般青年更强烈。哪怕是在被捕入狱近半年时间里，周恩来、郭隆真、马骏等都没有停止学习。在狱中他们组成了读书会，周恩来用了五个夜晚，系统地讲述了马克思学说，包括唯物史观、“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等，在当时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能作出如此系统演讲的人不多。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而起来行，“必得有魄力有毅力”，只有“能与黑暗势力战争的人才能做到。”志同道合的觉悟社社员结成生死挚友，开始了“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峥嵘岁月，毕生不改初衷。逐渐表现出共产主义倾向的周恩来、马骏等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线，有计划地组织“双十节”等大规模爱国示威游行活动，他们在暴风骤雨般的救亡运动中认识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寻找到了知识分子要革命该依靠谁的问题的答案。觉悟社非常重视宣传工作，通过出版杂志《觉悟》、组织讲演队等方式发动群众，使中华崛起的救国梦更加深入人心。

为了能与轰轰烈烈的救国初心合拍，郭隆真反复斟酌将名字由“淑善”改为“隆真”，意为“隆兴崛起，追求真理”。她不仅通过改名表达志向，还拒绝缠足。她说，中国有一半男子、一半女子，国家就像一个人，把一只脚裹成残废，另一只脚怎能走路？国家怎能富强？郭隆真为反对女性缠足鼓与呼的背后，更有着忧国忧民的朴素情怀和远大抱负。她反抗包办婚姻，婚礼成为她宣传女性解放的讲堂。“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她用誓言、更用“宁可牺牲，决不屈节”的英勇就义行为激励引导着每个国人。

在与危难“不自量力”的斗争中，觉悟社骨干社员以凤凰涅槃般的勇气肩负起中华民族交给的崇高历史使命。郭隆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家，曾先后6次被捕入狱，酷刑尝遍，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7岁。曾经与她并肩战斗的邓颖超评价说，她用火一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马骏成为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積极宣传救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牺牲时年仅33岁。觉悟社社友黄爱，这位“奋斗为众生”的工人运动领袖牺牲时也仅25岁。他们用短暂的一生写下了爱国、救国、殉国的革命篇章。

三、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为什么觉悟？“由感觉而悟到一切真的事理——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是谓之大觉悟。”何谓“进化”？“进化”即进步，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不断地进步。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认为的大觉悟，就是为全人类谋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觉悟了，觉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为的准星”。觉悟社社员把自己行为的准星不仅对准为国为民，更对准为人类的靶心，他们立志与一切反人类、反社会进步的势力勇敢斗争，“携手作先驱”。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大觉悟包括：“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

“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百年前，在祖国被瓜分豆剖的动荡背景中诞生的觉悟社一开始便有了“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的觉悟，将其宗旨和任务指向了改造旧思想、改造旧社会，谋求结束中国从1840年以来陷入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悲惨命运。中国素来是礼仪之邦，“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世界维护和平力量增加一分”。觉悟社致力于救国救民，这本身就是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中国站起来后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觉悟社以促进社会发展、“谋人类幸福”为己任。在决心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奋斗牺牲时，他们还放眼天下，胸怀世界。他们广泛涉猎各国革命历史和新思潮，并在其革命刊物《觉悟》上刊出相关文章，如《俄国革命的祖母——布里谷斯嘉》等，深刻认识到“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旅欧后，觉悟社社员更是通过洞察国际问题而苦求真理和正义。周恩来在对英法德等国进行深入社会调查后，在《益世报》刊发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等57篇通讯，近25万字，尤其对欧战后“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表示了同情，并由此深入思考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为世界发展与进步贡献智慧。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在欧洲勤工俭学时，周恩来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怀着“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的目的，“对于一切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认识到“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严肃地理性思考后，周恩来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并立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他不仅善于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更深刻影响着世界，为人类贡献了伟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这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百年“个人文学史”

也许可以说，二十世纪的潮流是革命。革命话语下的文学，其主体自然是革命。

新文化运动及其“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走过一百年了。境内外坊间，文学史不知写了多少，大都是先有一个框，然后截取一个维度解读，看似全面，实则蜻蜓点水，泛泛者多。它们大都忽略了鲜活的个体细节，忽略了参与文学活动的人——他们生命的体验过程，他们的所思所想，点点滴滴。这套“文学回忆录”书系，正是基于此，让作家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尽可能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史料。换一种说法，这套书也可以叫作百年“个人文学史”。

按照最初的设想，主要是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名的这一代作家的回忆录，因为这些作家人生起伏大，遭遇坎坷多，又赶上了革命文学转型期，因此文学现象多元而复杂，极具研究价值。我们的编辑思路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作家，关于文学的反思及其在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均可。体裁可以是回忆性的随笔杂感，也可以是创作谈或访谈之类，如果是一

部沉甸甸的文学反思录，当然更好。我们不求每一种体例一致，但求每一种都是唯一的，文字内涵丰富，耐人寻思。我们的目标读者，就是象牙塔里的教授、真正的治學者，尤其是相关作家的研究专家，当然还包括这些作家的“粉丝”以及对文学有兴趣的大众读者。所以已出版的十来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

做了第一批后，我们忽然觉得，如果把视域稍稍放大一点看，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整体。于是，我们就把范围扩大，首先扩大到五六十年代写出过有影响作品的这一批作家。虽然这些作家都已作古，但好在他们的晚年，有的写了回忆录，有的写过不少回忆文字，我们就有选择地推出了。我们是有点野心的，先易后难，从当今活跃的这一批作家做起，然后是五六十年代相当活跃的那一批作家，再后就是三四十年代以及北洋时期的那一代作家，这恰好就是百年文学史上的“个人文学史”了。

如何看这百年文学史？窃以为，文学革命之始，有人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然后有了创新的探索者，再后就引出一大群模仿跟随者。但不可否认，五四之后，知识阶层慢慢分化了，有的走向苏俄，有的趋向欧美;再后就出现了“左联”，出现了左翼文学、抗日文学和国统区文学。左翼文学因为有大批朝气蓬勃的、有才气的青年作家的加入，而成为一时之选。再后来，就只剩下“图解政治”的文学了，直至“四人帮”的阴谋文学。简而言之，左翼文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在这片土地上，几乎一直是属于主流的。直到1978年秋天以后，才出现变化。到了八十年代，文学努力回归本源，才逐渐走向多元，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势头……而今又是四十余年了，其间虽有过波折，但大体上还是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发展。

早就有人提出要“重写文学史”，也有所行动，然而一直没有人做这基础性的史料工作。没有百年的“个人文学史”，百年文学史不就成了无米之炊吗？鉴于目前的书业疲软，我们也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只能这样慢慢地去做，待有了一定规模后，看条件是否有所转机。我们会竭尽所能，坚持不懈，等到做上百余种时，那时就蔚为大观啦！

我们想把“文学回忆录”做成权威的、另类的二十世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读本，让潜心向学的研究者，案头都有一套这样的书，可随时翻阅。我们正在努力着！

百年大党的淬炼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攻坚克难、化危为机，淬炼成为百年大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危局、开拓新局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难。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是什么力量支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顽强抗争，奋力前行，开拓新天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炳林在《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中孕育新机》一文中指出，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从危难中奋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建设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奋起的强大支柱；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危难中奋起的重要法宝；坚持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奋起并找到新路的根本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经历了党的历史上最严重的危局困境，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正是由于成功化解了这一危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住革命火种，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次危机有何特点，转危为安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一级教授、少将邵维正在《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化危为机》一文中指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广，而且是由多次险情构成的，而转危为安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次重大危机的克服历时两年，其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先后经历了多个相互联系的事件：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和序幕；遵义会议是解决危机的枢纽和标志；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伸和完成；扎西会议后红军实施一系列迂回机动，调动敌军，摆脱重兵围追堵截；冲破强敌重围北上长征途中，党和红军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危机，粉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内战爆发的重大危机。国共实力的差距、国际环境的变幻、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是摆在其面前不可回避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这次历史性抉择中化危为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张神根等在《在历史性抉择中迎接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如何化危为机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及早对不利形势作出预判分析，充分做好应对危机的两手准备，为革命取得胜利争取到了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面对抗战胜利后纷繁复杂的局面，将战略定力、战略判断、战术决断相统一，谋全局、抓关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出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为解决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敢于斗争、斗争到底的顽强意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人民是伟大事业的推动者、践行者，始终保持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才拥有了革命的力量源泉，拥有了胜利的根本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可称作新中国初期，也是毛泽东说的“进京赶考”的第一阶段。面对种种超乎想象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怎样交出了进京赶考的第一份答卷，对于我们今天迎接国际国内各种挑战有何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在《进京赶考的第一份答卷——新中国初期克难制胜的历史启示》一文中指出，首先，由于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民主建政、民生问题和从严治党，所以不仅经受住了全国执政和市场经济的考验，而且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巩固和加强，在各阶层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解决困难自然也就相对容易了。其次，为了巩固新中国独立，恢复国家主权完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一方面采取除非他们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否则就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的政策；另一方面，将二战后由国民党政府保留的各国在华特权一一取消，不再允许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等。再次，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生产建设中心地位，并随着“一五”计划建设的开展，逐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力发展上，“一五”计划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最后，由于充分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很好处理了党与非党、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关系，从而充分调动了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和国家如何抉择？怎样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曹普在《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一文中指出，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深入开展，冲破了“两个凡是”禁锢，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推动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4个重要成果和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致同意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又来到一个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面对党内存在的诸多困难挑战，怎么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沈传亮撰写《在应对大变局中开拓新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一文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涉及党的领导、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实现重大进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生深刻变化；外部环境塑造成效显著；国防军队建设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