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黄开湘：英雄传奇尘封八十年
黄开湘是著名的红军将领，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没有牺牲在九死一生的枪林弹雨之中，却于1935年11月因病长眠在陕西甘泉县罗汉川洛河之畔，年仅34岁。
黄开湘，1901年出生，江西弋阳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赣东北苏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从事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团团长、红十军八十二团政治委员、红十一军二十师政治委员等职，功勋卓著。但由于黄开湘英年早逝，其英雄事迹鲜为人知。为了揭开黄开湘非同寻常的身世之谜，寻找到他的后人，不久前笔者专程来到他的家乡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黄家村采访，了解到了大量关于黄开湘烈士及其家人悲壮动人的传奇故事。
指挥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团长
1934年10月，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黄开湘接替耿飚，担任由中央红军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领的左路军前卫团红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担任政委。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军右路军前卫团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胜利渡过了大渡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看到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数万红军如果靠几只小船，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此时，前方四川军阀杨森有数万兵力正在围堵大渡河，后面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诸部正在快速猛追。蒋介石飞抵成都，亲自指挥，妄图在大渡河畔一举消灭红军，使红军将领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要粉碎敌人的前后夹击，必须迅速渡过大渡河。左路军红四团，就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受领夺取泸定桥任务的。
5月27日清晨，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320里，红四团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到。左边是高耸入云的峭壁，右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官兵们无所畏惧，唯一的信念就是拿下泸定桥。
途中，先头连与敌军一个连遭遇，官兵们如虎入羊群，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垮了。部队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前进。突然，侦察员前来报告：在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凹里，又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部队的去路。团长黄开湘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带一个连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两个连正面佯攻。战斗结束，活捉敌营长、连长各1名，俘虏近200人。敌人本想凭险据守，结果被一个个击破。红军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士气更加高涨，前进的速度加快了。
第二天，军委急电，军情有变，命令四团必须在29日夺下泸定桥。这意味着还有240里的路程必须在一天内赶到。
“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但又是十分艰巨的！各营连纷纷表示，决心要在第二天早晨6时前赶到泸定桥。
红四团的行军队伍像一阵风一样席卷大渡河西岸。山洪从山头向大渡河倾泻，暴风骤雨扑打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本来就难走的小道，此刻更是寸步难行。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一边指挥部队，一边进行宣传鼓动，激励官兵们拼命奔袭。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全团官兵按时赶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悬挂式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有13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连成的长铁索，每根都有普通的碗口粗。两边各2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9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的木板已被敌人拆除，只剩下悬挂着的空荡荡的铁索。桥下，浑浊发红的河水从上游两山之间倾泻而下，撞击着露出河面的巨石，溅起丈把来高的浪花，轰轰隆隆的河水不停地咆哮着，惊天动地。
泸定桥险，泸定城也险。城墙高2丈余，西城门正对着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泸定桥的东端就是泸定城，泸定城半是城池半是山，一半贴着大渡河岸。泸定城里驻有两个团的国民党部队，有坚固的工事，桥头机枪密布，不断地向红军部队扫射。
看完地形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分头到连队作夺桥的战斗动员。通过筛选，成立了由二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等22名官兵组成的夺桥突击队，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
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在下午4时打响。黄开湘和杨成武在桥头指挥，全团10余名司号员齐吹冲锋号，听到这嘹亮整齐、雷鸣怒吼的号声，全体突击队员如下山猛虎冲向铁索桥，他们在队长廖大珠的率领下，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匍匐前进。紧随其后的是连长王有才率领的三连官兵，他们除携带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打得敌人几乎失去还手之力。
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便燃起冲天大火，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着，敌人企图用烈火把红军挡在桥上。危急关头，突击队长廖大珠对准城门，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所有队员紧跟着钻进火海向街心冲去。敌人疯狂地反扑过来，这时连长王有才带领的三连和黄开湘、杨成武带领的后续部队冲了上来。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红四团胜利攻占了泸定城。
晚上10时，右路军红一师三团赶到。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进入泸定城。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千军万马，就从这铁索相连的泸定桥上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20世纪80年代，我在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编辑过杨成武同志的回忆录《飞夺泸定桥》。记得聂荣臻元帅在审阅这篇文章之后，对《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说，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奠定了长征的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黄开湘和22位飞夺泸定桥的勇士，是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大功的大英雄。
杨成武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为了夺取长征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好战友黄开湘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只要一谈及长征，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都对黄开湘表示了无限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之情。
深受军委领导器重的“斧头将军”
无论是在创建赣东北苏区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开湘勇猛过人，他身高一米八几，常用一把斧头和敌人肉搏，勇猛无比，威震敌胆，人称“斧头将军”。
1933年初，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黄开湘和邵式平、周建屏率领红十军南渡信江开往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作战，并带去大量的枪支弹药、药品、粮食等重要战备物资。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和朱德对黄开湘十分器重，朱德将心爱的德制左轮手枪送给他并亲切地说：以后就不要用斧头和敌人肉搏了。周恩来也将自己的怀表送给黄开湘，对他说道：我这块怀表就送给“斧头将军”做装备了。
1933年6月，红十军改编成红七军团。黄开湘被派到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9月，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部队供给极度困难。黄开湘被任命为红军总供给部政委，在他的首创下，红军定点建立了一批兵站，为中央红军的作战和生活及时提供武器装备、粮食等必需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消耗很大，供给越来越困难，军事顾问李德在生活上要求反而越来越高，每天要吃洋面粉和牛肉罐头。当时战士连饭都吃不饱，李德竟不顾部队的艰苦，提出这些过分的要求，黄开湘经常不客气地拒绝他。黄开湘因此与李德的矛盾越来越深，李德说黄开湘就像一头好斗的公牛。后来，军委命令黄开湘接替谭政，担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老营盘穿插战。
长征路上，黄开湘和杨成武指挥前卫团打了许多漂亮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保卫遵义会议，松坑战斗……在土城阻击战中，黄开湘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决阻击敌人，顺利地掩护朱德总司令的安全撤退。
黄开湘任团长的红四团是左路军的前卫团，被称作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始终走在中央纵队的最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飞夺泸定桥之后，红四团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为中央红军的顺利北上打开了一条又一条通道。其后，他们最先率领部队爬过了雪山，过了草地，为中央红军大部队通过雪山草地趟开了路子。到达甘肃迭部县，又担负了突破腊子口天险的战斗任务。黄开湘亲自率领突击连爬上悬崖峭壁，从上往下攻击敌人，用手榴弹把敌人的碉堡全部炸毁，腊子口天险终被红军控制，为红军北上通路又破除了一道障碍。
毛主席对红四团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非常满意，曾多次表扬黄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的先锋团。毛主席说：有“斧头将军”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杨成武，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黄开湘有一位伟大的革命母亲
黄开湘与著名的革命先烈、红军将领方志敏同为江西弋阳县漆工镇人。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母亲郑梅莲养育了5个儿子，全部参加了红军。
1933年初，黄开湘去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出发之前，他留给母亲一枚闽浙赣苏区的铜元。临走时，他对母亲说：“姆妈，儿子要走了，不能再孝敬您了。儿子不在家，您要好好保重身体。等到革命胜利，我一定会回来的。”母亲紧紧拉着他的手说：“开湘，你四个兄弟都牺牲了，你又要离开姆妈，姆妈实在舍不得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那时，黄开湘的女儿黄菊花才7岁，黄开湘流着眼泪抱起年幼的女儿说：“你一定要好好听奶奶的话，要自强自立，长大后照顾好奶奶。”此后，黄开湘再也没有回家。
黄开湘跟随红军走了以后，白军就经常到村里来骚扰，搜查红军家属。黄开湘的妻子安顿好女儿，怀揣着对丈夫的挚爱和对革命的希望，踏上了寻夫之路。艰辛、痛苦、彷徨、悲伤，最终她没有找到丈夫，而是客死他乡。
为躲避白军的追杀，黄开湘的母亲带着外孙女黄菊花，和许多红军家属一起，躲到了山上，靠吃野菜、竹笋过日子。后来，连野菜、竹笋都吃完了，乡亲们就吃草根、树叶。白军还经常放火烧山，让红军家属无处可躲。后来，在山上实在躲不下去了，黄开湘的母亲就带着外孙女半夜偷偷下山，一老一小以乞讨为生。后来，讨饭路过弋阳曹溪村的时候，因黄开湘的母亲年纪大又有病，只好把小外孙女送到别人家做了童养媳。
之后，黄开湘的母亲独自一人讨饭回到老家，家里的房子已被白军烧掉了。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她用稻草搭了一个小茅屋来安身。每天靠讨饭和好心人的接济过日子。但老人非常坚强，每当敌人找到她、威胁她，她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始终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儿子黄开湘也一定会回来。她每天到村口望着儿子随红军出发的方向。每次有人从外地回来，她都要打听有没有她儿子黄开湘的消息？老人天天等，有时一等就是一整天。可是，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等到儿子的身影。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与徐海东、刘志丹会师。因为在长征路上染上伤寒，黄开湘于1935年11月在罗汉川的红军医院不幸去世。当他得知黄开湘去世的消息后，顶风冒雪走了十几里路，来到黄开湘坟前大哭了一场，并用木头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道：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
朴实无华的烈士女儿黄菊花
黄开湘的女儿黄菊花，是黄家五位红军烈士留下的唯一后代。她年幼时，每次想起参加红军的父亲，都会一个人偷偷流泪。她在做童养媳时，吃了很多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水、做饭、洗衣服，还要到地里干农活。后来，她做童养媳的那户人家的儿子因病去世，黄菊花就嫁给了邵坂村的邵育科，夫妻俩养育了6个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黄菊花千方百计打听父亲的消息未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她看到杨成武上将的回忆录后，才得知父亲已经牺牲。
乡亲们听说黄菊花的父亲是红军英雄团的团长，为革命立下了大功，便鼓励她找政府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都遭到黄菊花的拒绝。她说，家中的这些困难算什么，与父亲的牺牲相比，与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相比，我家算什么困难，我向党伸手、向国家伸手，就是给父亲丢脸，给革命先烈丢脸。
后来，杨成武得知黄开湘还有一个女儿，曾两次派人到弋阳寻找。找到黄菊花后，来人给她留下了杨成武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并对她说，你是英雄黄开湘唯一的后代，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出来。每次黄菊花都婉言谢绝，从未给杨成武打过电话，更没有到北京找过杨成武，一直在农村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直到去世。
黄开湘离开弋阳去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前，留给母亲一枚铜元，家人在最困难时都没舍得用。黄开湘的母亲去世前，把这枚铜元留给了黄菊花。黄菊花又将这枚铜元交给儿子邵爱福，并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保管，这是外公留下来的唯一念想，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黄菊花的丈夫邵育科，14岁就参加了红军的儿童团，他给红军送过信、站过岗、传递过情报。土改时当过弋阳县邵坂乡的乡长，后来任弋阳县公安局副局长、物资局局长、水利局局长等职，但他从未利用手中权力给6个子女安排过一份工作。
黄菊花去世后，她的子女遵照母亲的遗愿，做好革命后代，绝不向党、向政府伸手。6个子女都是普通农民，默默地过着平淡的生活。儿子邵爱福在外打工30多年，搬砖，挑水泥，清理下水道，再苦再累的活儿他都干过，现在弋阳方志敏干部学院当保安。
深秋之际，当我来到黄开湘的家乡漆工镇黄家村时，正值阴雨连绵，但见满目青翠、山雾缭绕，大有毛主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中所说“雾满龙冈千嶂暗”的氛围，虽不是其时其地，但七八十年前，这里和井冈山的龙冈一样，户户有红军，到处是战场。而今天的黄家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过上了幸福生活。老乡们见到北京来人，非常热情，他们一遍遍地跟我说：感谢总书记，感谢这个好时代！
村上的人家都姓黄，和黄开湘是同宗。黄开湘的英雄事迹，在这里家喻户晓。在乡亲们的陪伴下，我专门拜谒了黄开湘的母亲在荒草中的土坟。年纪大的老乡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黄开湘的母亲成了红军烈属，除了享受五保户的补贴以外，多余的补贴老人一分都不要。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老了，既然不能替政府出力，就不能给政府添麻烦。听到这里，我满含热泪向这位革命老人的坟墓三鞠躬，表达深深的敬意。
我临走时，乡亲们千叮咛、万嘱咐托我一件事。他们说，黄开湘兄弟5人都为中国革命牺牲了，5位烈士的遗骸至今都未找到。我们黄家的后人，盼着革命先烈能早点回家。令人欣慰的是，弋阳县政府已和陕西吴起县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助寻找黄开湘埋骨之处。吴起县相关部门也表示，英雄壮年冲锋陷阵、血洒疆场，我们要想方设法让烈士早日回家！
第二篇：红军将领黄开湘
埋没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将领黄开湘
他不是名人,但他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斗中战功赫赫;他应该被立传,可他却蒙受了半个多世纪的不白之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平反昭雪。他便是红军长征中指挥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斗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
黄开湘1901年正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黄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因家中人多,少年时代便开始以作木匠、箍桶为生。他母亲方尚香是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是方志敏的堂姑,因而他从小就认识方家几兄弟。1926年春,方志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职业,走家串户,协助方志敏在漆工、烈桥一带近百个村子建立了秘密农协会。不久就由方志敏、黄镇中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地区早期的党员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弋横6万多农民的年关大暴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无论是在创建和扩大赣东北苏区的艰苦环境中,还是在历次反“围剿”的搏斗中,以及在万里长征的征战中,他都胆识过人、勇往直前,尤其是肉搏战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却提起斧头东砍西劈。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物都亲昵地称他为“斧头将军”。
赣东北苏区的“斧头将军”
1929年春,正是杜鹃花漫山红遍的时节,从弋阳磨盘山走下6人,全是短衣打扮,手里提着扁担、斧头,看起来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当他们走到弋阳、德兴交界的白马岭时,就被一小队靖卫团围住。一个手提木壳枪的小头目问:“干什么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一位满脸胡须的壮汉扬了扬手中的斧头说: “上山开禁的。”(弋阳土话,指上山分位置,让村民砍柴)。小头目看不出什么破绽,正准备让其通行,突然团丁中一个人惊叫起来:“他就是方志„„”“敏”字还没说出口,说时迟,那时快,提斧头的壮汉扬起斧头在那团丁的脖子上横劈过来,那个团丁哼也没哼一声,顿时就毙命了。靖卫团小头目还没转过神来,后脑壳就被硬梆梆的驳壳枪顶住了,只听壮汉冷冰冰地说:“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在小头目的哀救声中,团丁们只得把枪高高举起。这个提斧头的壮汉便是黄开湘,提驳壳枪的是吴先民,其他4人分别是方志敏、方远辉(方远辉是原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方志纯的胞兄)、彭高、黄镇中,他们是去出席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
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张家畈饶家祠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到会群众600余人,会上选举方远辉为县苏区主席,黄开湘为县苏区军委主席。两天后中共德兴县委、团县委同时召开代表会,选出吴先民为县委书记,彭高为团县委书记,并成立了德兴赤色独立营,黄开湘兼任独立营政委,会后亮出了德兴四乡108村的暴动大旗。到了5月,德兴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县红军独立营在全县赤卫大队的配合下,攻克新营,并一鼓作气占领德兴县城,实现了全县一片红,成为赣东北苏区三个全红县之一。共和国开国海军中将、原东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便是这时候参加德兴红军独立营的。
1930年新年伊始,正当赣东北苏区稳步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又调集敌第十八师戴岳部,并纠合弋阳、贵溪、乐平、德兴、余江、横峰、铅山、上饶8县靖卫团,以磨盘山为主攻目标,采取“长驱直入”之策略,兵分六路向赣东北苏区发起第五次局部“围剿”。
1月6日,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在弋阳芳家墩与敌作战失利,敌人气焰更加嚣张。为解根据地之危,方志敏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命令德兴独立营潜入敌人巢穴——上饶县城。
敌军重兵压向苏区之后,后方空虚,整个上饶县仅300余人守城。18日我红军独立团跳出外围,把上饶县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德兴独立营与独立团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上饶,守城之敌仓皇出逃。此次红军虽只缴枪50余支,但对敌人影响很大,省城南昌也为之震动。随后,方志敏在上饶抗口乡召开上饶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黄开湘担任县苏区主席(后由李步新接任),并成立上饶红军游击大队,赣东北苏区在粉碎了敌人第五次局部“围剿”之后进入大发展时期。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军队纷纷调往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赣东北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方志敏与周建屏率领的红军独立团连克众埠、乐平、河口、鄱阳等战略要地。7月初,锋芒直指景德镇。
景德镇是中外闻名的瓷都,是赣东北近代工业最集中的地方,拥有3万多产业工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上天旱,近1/3产业工人失业,广大农田也无水耕耘,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国民党驻军调离景德镇之后,仅留一个营的兵力守城。方志敏得悉这一情报之后,决定智取。7月4日,红军独立团从弋阳芳家墩出发,行至乐平段家村后,全部换上国民党保安团的旗号,悄悄地向景德镇逼进,6日凌晨抵达景德镇城门。守城敌军正准备让这支队伍进城时,没想到红军队伍中几个俘虏兵突然大叫,敌兵赶快关闭城门。扮作敌团副的黄开湘迅速将一把斧头插进两扇城门的缝隙中,使门一下子不能关闭。周建屏马上向门缝内投进几个手榴弹,只听到“轰、轰”几声,有被炸死的、炸伤的,其余一哄而逃。红军迅速攻入景德镇,睡梦中的敌人以为神兵天降,纷纷举手投降。这一仗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并缴获黄金2000余两、银圆50万元,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瓷业等产业工人加入红军队伍。
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独立团在乐平众埠扩编为红十军,辖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3个团,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代政委,黄开湘为参谋长并兼任八十二团政委。
8月1日,赣东北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芳家墩召开,成立了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方志敏担任主席,黄开湘当选为执行委员。
到了9月份,红十军又攻克鄱阳、湖口、都昌三座县城,击溃张超的警卫团和南京财政部税警营,共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10余挺,红十军主力3个团扩编为一、四、七3个旅,另建军部特务团、机炮营,全军达6000余人。不久,地方武装30多个干部连加上部分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编为赤色警卫师,黄开湘任师长,赣东北苏区军委主席方志纯兼政委。此时赣东北红军总数达3万多人,枪2万余支。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开湘当选为省苏区执委。敢于顶撞李德的供给部政委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左三)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们合影
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电令闽浙赣省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黄开湘匆匆告别母亲和妻儿,随政委邵式平、军长周建屏奔赴中央苏区。这次赣东北苏区带给中央的礼物计黄金2000两、银圆100多万元、药品40余箱,这对经济极为困难的中央苏区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接见红十一军(红十军赴中央苏区时,改编为红十一军,原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红十军)领导人时,夸奖赣东北苏区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并亲切地戏称黄开湘是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朱老总听说黄开湘喜欢用斧头肉搏,把自己的手枪解下来送给黄开湘说:“今后不要用斧头肉搏了,这支枪就送给你了。”黄开湘看到这支乌黑锃亮的左轮手枪,确实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接。朱老总笑着说:“这枪不好吗,是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德国货。”看到朱老总如此慷慨,周恩来也笑着说:“你们给中央送来这么多黄金白银,中央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这样吧,我这块表送给你,给你这个斧头将军装备装备。”
早在赣东北苏区时,黄开湘就听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对他们极为仰幕,尽管这次没有见到毛泽东,但朱老总、周总政委的领袖风采和大将风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黄开湘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为了加强对前线红军的物资供应,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总供给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黄开湘为政委。黄开湘根据赣东北苏区的成功经验,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中央苏区各县区交通线上成立了各级兵站,这为过往部队的食宿、伤病员的转移、军粮的储运提供了方便,又节约大量的民工。
在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少,黄开湘这个
供给部政委与李德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起来了。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包围圈的缩小,又加紧了对红军和苏区的封锁,使红军不但在军事上遭到惨重的损失,在生活上也受到严重威胁,食盐、大米、药品、布料这一类生活必需品有钱也难以买到,红军处于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为了保证作战部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中央军委规定,在根据地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尽量多供给野战部队一些粮食,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相应供给少些。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有0.8斤粮食,分为两顿吃,不管饭量大小都一样,菜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吃久了确实难以下咽。为了变换口味,大家只得把青菜腌成酸菜用白水煮着吃,可李德过不了这种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坝军委机关开会,正值午饭时刻,他看到大家开水煮酸菜,就急忙离开军委机关,赶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面包去了。博古为了讨好这位“洋顾问”,特意关照供给部负责李德的物资供应。红军在前方缴获的高级罐头、香烟、雪茄、洋面粉都要想方设法送到供给部,进贡这位“太上皇”。光为他送“战利品”就牺牲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李德长得牛高马大,但从头到脚都要新布料。按道理李德在生活上也该满足了,可这位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太上皇”对红军战士的疾苦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天要抽去一铁筒高级香烟或一大摞雪茄,天天晚上都要吃夜宵。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他一餐吃不完的饭菜就一倒了之。一旦物资供应不上,他就跑到供给部大发脾气,骂人训人。为了让李德在生活上更满意些,博古特地要求供给部派人到敌占区采购。黄开湘对李德的所作所为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给部要牛肉、要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没有这些罐头,是否先领一些鲜蛋回去。不知是他听不懂管理员的话,还是故意拿管理员出气,又叽哩呱啦地骂开了。这事被黄开湘撞上,气得黄开湘大骂:“你这个绝三代的东西,少在我面前充爷老子。”(弋阳骂人的土话)
在中央苏区,虽背后反对李德的人不少,但当面顶撞他的人不多。尤其是黄开湘这一级的干部敢与他对骂,还真使李德品不出味来,气得直骂:“公牛,好斗的公牛。”
时间一长,黄开湘再也看不惯李德的骄横和霸道,一气之下找到周恩来,要求上前线。
1934年春,黄开湘夙愿实现,军委命他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他与师长李聚奎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老营盘穿插战等。
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铁骑二万五千里的开路先锋
1934年底,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大半,不得不进行调整。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黄开湘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回忆说:“长征后,我任红四团政委,不久黄开湘接替耿飙任团长,一直到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去世。”
期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开湘、杨成武率四团在松坎担任警戒任务达7天之久。
在回师遵义的土城战斗中,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腹背受敌。为避其锋芒,我军主动后撤,正当四团奉命从前线阵地撤下来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要掩护朱总司令后撤。”黄、杨急速带领80多名战士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掩护朱总司令后撤。朱总司令风趣地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歼敌最多的一仗。在这次战斗中,黄开湘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才能,立了战功,受到毛泽东的表彰。1935年3月,红四团在掩护大部队转移后,又奉命作为先锋团向曲靖、昆明方向进击。这时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随四团行动,红四团不但肩负着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的任务,还要担任着保卫中央领导的任务。
1935年5月初,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蒋介石派部队前堵后追,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打开了北进的第一条通道。27日清晨,军委直接电令黄、杨率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全程320里,须三天内赶到。从大渡河到泸定桥全是山路,且崎岖泥泞,有的还是绝壁开凿出来的栈道。时令虽是初夏,但这里寒气逼人,山上白雪皑皑、银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偏偏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倾盆大雨,部队刚走了60里,便与敌交上了火。这股敌人被消灭之后,前面又报告有一营敌人扼守在山头上。等把这两股敌人都消灭时,时间已过了两天。这时军团又下电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迅速灵活机动的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要在这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创一天跑160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林、聂”
黄开湘从杨成武手中接过电报,叹了口气说:“不是160里,而是240里,拼死也要完成任务。”于是全团上下边动员边行军,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点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面对滔滔河面上仅剩下13根铁索的泸定桥,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战士组成敢死队,背插马刀,手提驳壳,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前冲去。黄开湘站在桥头坐阵指挥,杨成武带着第二梯队紧跟在敢死队后面配合。战士们一边铺桥板,一面向前逼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压倒一切的气概向敌人扑去。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于夺取了被称为天险的泸定桥。当天夜晚12点,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顾不上休息,在黄、杨的陪同下来到泸定桥。刘伯承站在桥中间动情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人马,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聂荣臻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胜利了,这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四天后,军委通报全军,表扬了红四团。红军到了川北,粮食十分缺乏,黄开湘虽是高级干部,也和政委一道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黄开湘本是放牛出身,对野菜十分熟悉,一到驻地就带领战士们采野菜,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留给了伤病员。
8月17日清早,红四团正在开干部会,忽然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四团为先锋团,要求四团在茫茫草地上为全军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黄开湘接了电话后对政委杨成武说:“毛主席把首先过草地的任务交给我们团,这是全团的光荣,我们要坚决完成任务。”黄、杨率四团在草地上摸索前进,为全军打开了一条北上的胜利通道。短短6天时间,红四团献出了200多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1935年9月,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龙江,15日接到师部转来军委命令:“命令红四团继续北上,向甘肃岷州前进,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
黄开湘和杨成武进行了周密部署,杨成武带一支部队正面佯攻,黄开湘率部队迂翻越天险,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炸毁敌碉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全线崩溃。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四团的威风,也充分显示了黄开湘的军事指挥才能。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指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在甘泉附近,中央红军与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次日举行两军会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说:“从瑞金出发,从过于都河那天算起,共计267天,我们走过11个省,根据一军团统计最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听了毛泽东的话,黄开湘激动地对杨成武说:“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注:上述根据杨成武口述整理)就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黄开湘终因积劳成疾,静静地长眠于甘泉罗汉川洛河畔。战功赫赫的将领
却蒙受不白之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终于胜利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在谢觉哉、邵式平率领下来到了赣东北。访问团主要任务有五项:
一、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使老区人民体验到革命胜利的光荣;
二、把毛主席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在老区人民中反复宣传,鼓励和教育老区人民和干部;
三、把访问地区人民的英勇革命斗争精神、感人事迹和军烈属生活情况汇集呈报中央;
四、对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的救济;
五、解决“平反”问题,给历史上因“肃反”而被错杀的苏区干部、群众及红军
战士予以平反昭雪。访问团在对老区人民慰问抚恤中还有一件具体工作,就是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干部、红军战士以及革命烈士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并登记造册。
访问团在方志敏、黄开湘的家乡弋阳县漆工镇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苏区失陷,国民党军队在赣东北苏区实行烧、杀、掠、抢,许多村庄被烧成废墟,大批苏区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仅漆工镇被杀绝的家庭就有598户。黄开湘的亲属自然未能幸免,其妻为活命被迫改嫁他乡,女儿早早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年老的母亲在外面乞讨为生,黄开湘的四个弟弟也成了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面对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黄开湘的家人与无数老区的群众一样,欢欣鼓舞、兴奋异常,可由于当时消息闭塞,黄家的亲属和众乡亲谁也不知黄开湘随红十军赴中央苏区的情况,更无法得知其是否尚在人世,关于黄开湘的登记表如何填,黄家亲属及其乡亲正为此焦急犯难。不知哪位地方领导仅凭某种猜测和传闻,便信口开河,结果在黄开湘的登记表上出现了一行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文字:“此人在长征途中吃不了苦,逃离革命队伍,现下落不明。”(注:此登记表仍保存在弋阳县档案馆)。正因为这行字致使黄家亲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谈不上享受烈士家属的政治荣誉和生活照顾了。
直到1959年,黄开湘仍无消息,县民政局才恢复了黄开湘女儿的烈士家属待遇,但黄开湘是何时牺牲的,他自离开赣东北苏区之后的经历如何,对此亲属及当地干部、群众仍一概不知。英雄的名字让人民永远铭记
在黄开湘牺牲50年之后,他的英雄业绩终于昭然于世,很快地在家乡传开。原来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公开出版了,一位有良好党史、军史素养的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看到了这本书。杨成武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挡——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这位与黄开湘同村同宗人的关注,黄泽生根据书中介绍的“王开湘”的有关情况,断定书中的“王开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辈黄开湘。
黄泽生及时向当时的弋阳县委书记反映了情况。不久,征得杨成武将军同意后,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赴京采访了杨成武将军。
1986年6月30日,杨老在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黄开湘家乡的客人。见面后,他首先对方志敏、邵式平、黄开湘家乡的弋阳老区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亲密战友黄开湘表示深切的怀念,然后细细地追忆起长征途中与黄开湘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难忘岁月。
杨老回忆道:“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拦关,占领松坎,耿飙团长调师部,黄开湘被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这几天接触,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阳县人,是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因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位比我高,但对我这个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在谈到黄开湘长征的经历时,杨老激动地说:“土城狙击战、飞夺泸定桥、夺袭腊子口,场场都是恶战、险战,他的指挥才能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表扬。过草地是毛泽东点的将,要我们四团为先锋团,黄开湘一马当先、英勇果断,确有大将风度。”
谈到黄开湘的死因时,杨老沉痛地说:“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我们接到中央通知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那次策马扬鞭,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出了一身汗。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心里格外激动。会后,中央觉得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荤味了,于是决定给每人发了1块大洋自己加餐。那时陕北物资很便宜,一块钱能买5斤猪肉,一只羊只要3块大洋,老战友聚集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狠吃了一餐。回来的路上又淋了一场大雨,可能出汗、淋雨,肚里又灌了些油水,结果我们两人都得了伤寒病,他比我病得厉害。我送他到军委卫生部住院,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成了我们的诀别。黄开湘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震惊了,也顾不上自己在患病,带着政治处主任谭冠三及警卫员跃马直奔卫生部医院,谁知我们到达时,黄开湘的遗体已经埋葬了。”
“在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的陪同下,我们来到烈士的墓前,这里没有花圈,也没有墓碑,一座新土坟已披上一层厚厚的白雪。据姜齐贤说,黄开湘住院一个月来,连日高烧40来度,处于昏迷状态,加上医院缺医少药„„听了姜部长的介绍,我悲痛万分,泪如泉涌,黄开湘离开他朝夕相处的战友和红四团走了。事后我带着未痊愈的病体,默默地在他的墓前立下了块木碑,上面写着‘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他留给我们的遗物是一块手表和一支左轮手枪。这块表后来给聂荣臻政委了,手枪也给左权参谋长了。”
最后,杨老一再交待弋阳党史办的同志:“你们回去要好好宣传黄开湘,他是人民的大功臣。”1990年春,带着浓浓乡情并怀着对革命前辈深深敬意的黄泽生(时任弋阳漆工镇党委书记)趁公差之便也进京拜访杨成武将军。此时,年事已高的杨老谈及往事依然思路清晰、兴致盎然。他在交谈中解释说,我的福建口音很重,秘书在书稿中不慎把“黄”写成“王”,留下一点遗憾。同时告诉黄泽生,黄开湘的女儿在他那里住了一些时间。面对黄开湘家乡的乡亲,杨老禁不住激动地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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