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袖手旁观到见义勇为—阻却法律干预的道德升华
从袖手旁观到见义勇为——阻却法律干预的道德升华
最近小悦悦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人民对于冷漠人性的声讨。其实这种见死不救、见危不助的行为时常发生，然而小悦悦事件之恶劣再一次将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许多学者、专家奋起要求刑法增设“见死不救罪”，即在他入陷入险境时，有能力或有责任救助而袖手旁观，没有实施救助，则要受要刑法处罚。将刑法视为拯救道德的最后手段不免让人感到悲凉，中华5000年的传统美德好像在一夜间消失殆尽，只能利用功利的考量来唤醒人性的最后一丝善念。诚然，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变得合乎道德，并没有不妥之处。礼法相通，一准乎礼的传统法律思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法律过份干预道德，使得道德原有的自醒自律自我升华的功能弱化，个人品性滑落，既而整个民族精神坍塌，再也无法重塑,岂不哀已。因此，我觉得不应将见死不救纳入法律处罚的范畴。
道德冲突-人个品性和民族精神升华的催化剂
自人类社会存在以来，道德就开始约束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其说道德是人们用来约束自己和他人的一种精神规范，不如说道德是人类精神层次升华的结果，体现了人们对于共同生活准则的一般要求。而在道德行为的体系中，又有高尚的道德行为与普通的道德行为之分。普通的道德行为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都已经纳入了法律的管豁之内。这些道德行为不具有自省性，没有夹杂人性的冲突，涉及的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高尚的道德行为则有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等等，而诸如见义勇为等高尚的道德行为是不宜作为法律规定来规范人们行为的。例如在见死不救的情况下，处于危难的一方通常会受到人身伤害，甚至是死亡。这时双方之间就不再是单纯利益平衡的考量，而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无私付出，且很可能把自己也至于某种危险之中。高尚的道德行为是检验人性品质的重要方式，是淘汰劣质人格的试金石，人只有在面临强烈道德冲突时才会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正义。如果当事人没有救助处于危难中的人，致使危难方受到伤害或死亡，事后也必然会后悔、懊恼，产生思想负担，反省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审思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人”。这时，通过这种自我反省，他（她）的精神层次会逐渐提高，对自我的判断也会更加准确，继而思想道德水平得到升华。
法律强制规定-趋利避害的选择
倘若用法律强制规定，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会直接促使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即使再不愿意，也会去救人。这时，虽然处于危害的一方可能幸免于难，但救助方却没有任何思想道德上的高度而言，仅仅是一次利益权衡的选择而已。见义勇为这种高尚的道德行为沦为了普通的道德行为，不再具有表彰人们思想道德高尚的意义，而制定这条法律规范的目地也变成了避免一定的损害与伤亡的功利原则，避免道德沦陷的初衷不再。就像长江大学的大学生们救人身亡后，渔船的老板携尸要钱，他们将这样一种助人行为明码开价，把助人为乐这种高尚的道德行为与某种物质利益等同，令人何其愤慨。可如果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结果也是一样，见义勇为不再是一种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而是为了不受处罚不得已而为之的权衡之计。林肯曾经说过：“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是为了促进道德的发扬，而不是加速道德的物质化，高尚的道德行为由于其特殊性不宜由法律来调整。
总而言之，体现高尚道德情操的行为若由法律硬性规定，人们便不会再去思索其存在的意义，而只是机械的执行。随着越来越多的“见死不救罪”被纳入法律，人类就不再有任何高尚的道德情操可言。小悦悦事件令人心痛，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依靠道德的自我完善，自我升华来提高人们的品性和情操，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高压处罚之下貌合神离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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