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的思考[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对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的思考

基层院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自侦案件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作出逮捕决定，难以抵御说情风，不作逮捕决定，又可能造成自侦部门甚至“一把手”的不理解。基层院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不仅能够改善基层院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的外部环境，缓解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还有利于加强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制约，同时也便于上一级院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在本地区形成较为统一审查逮捕执法尺度，从而避免了尺度不统一、宽严不适度的情形。因此，“上提一级”与以往的“备案审查”相比，能更好地加强监督，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模式下，市（分）院侦查监督部门与基层院自侦部门在一些案件的认识上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一、基层院自侦部门与上一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对个案认识不一致的原因

基层院自侦部门与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在部分案件上可能会出现认识上的不一致，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的原因：自侦案件，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的证据构成主要是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具有可变性，犯罪嫌疑人、证人主要是根据事后的回忆来陈述案件事实的，且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供述、陈述时大都“趋利避害”），言词证据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点，“一对一证据”也大量存在。由此以来，自侦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认识也就不同，对有无逮捕必要的认识也同样会产生不同认识。

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自侦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在执法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案件数量是考量自侦部门工作业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侦查活动中难免会“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而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必须奉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相当时利益归犯罪嫌疑人”的执法理念，这样一来，把关严了，一旦作出不捕决定，自侦部门往往会有一些误解。

2、自侦部门承办人在取证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注重收集言词证据，不注意收集其他不可变证据，注重收集有罪证据，而忽略无罪辩解。有的承办人对无罪辩解没有问到位或不记录、不入卷，一旦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出现无罪辩解（或者翻供），自侦部门承办人往往认为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在徇私、徇情，进而造成误解。

3、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少数承办人阅卷不细，证据列举不能够反映案件全貌；在提审犯罪嫌疑人时，事先没有制定讯问提纲，导致讯问的针对性不强、抓不住重点，排除不了证据之间的矛盾点，起不到提审应有的效果；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遇到一些对案件上的认识问题，不能够很好地与自侦部门承办人沟通，并要求自侦部门在审查逮捕期间进一步完善有关证据。

当然，也不排除案件到上一级审查逮捕时，排除了基层的外界压力，但又产生了新的人情因素、新的压力，给案件的依法办理带来新的困难。

二、基层院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如何进一步提高案件质量

1、市（分）院侦查监督部门和基层院自侦部门应加强沟通。自侦部门办案，主要靠激情，增加办案数量是动力；侦查监督部门审查逮捕，要更多的靠理性，错捕追责是顾虑。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本地区案件数量和质量的共同提高，都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能。因此，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沟通，使执法理念更好地磨合，做到激情和理性的统一，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避免分歧和误解。对于市（分）院侦监部门经审查，拟不捕或建议撤回提请的案件，如果同基层院自侦部门意见分歧较大，可通知基层院自侦部门的承办人、分管领导参加讨论，便于及时消化处理不同意见。对于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可提交市院检委会讨论决定。

2、基层院自侦部门应强化对提请逮捕前的证据梳理与把关，避免盲目提请。基层院自侦部门可确定一名业务素质强的人员，在提请逮捕前对现有证据材料及案卷总体情况进行审查把关，其职责类似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的职责（有的基层院设立了“案管中心”）。自侦部门在进行报捕前的审查时，还可邀请本院侦查监督部门的人员参加。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上一级院侦查监督部门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自行把关，并进一步考量罪与非罪及逮捕之必要性，从而避免盲目报捕，降低自侦案件的不捕率。对于构罪但无逮捕必要的，经此环节的审查后，就不再提请逮捕。

3、要维护上一级院作出的逮捕（不捕）决定的权威。对于逮捕决定，应无条件地执行，如需要变更强制措施，必须书面通知市（分）院侦查监督处，侦查监督处也应主动对捕后案件实行跟踪监督。对于不捕决定，在执行决定后，可以根据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提出的不捕理由及补充侦查意见，进一步补充有关证据，如补充证据后达到了逮捕要求，可重新提请。

4、以业务素质的提升促案件质量的提高。市（分）院自侦部门应发挥业务龙头作用，在加强对基层院自侦部门办案人员业务培训的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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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检察院自侦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有关问题

检察院自侦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有关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明确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报请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这将最大限度地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从根本上杜绝冤假错案和提高自侦案件质量的重要举措。本文结合办案实际，针对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的有关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下级院侦监部门审查有无必要的问题

规定了下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嫌疑人报请上一级检察院逮捕时要先经本院侦监部门审查，但没有决定权，即使提出经审查同意逮捕的意见仍然可以由上级院侦监部门决定不捕，这意味着削弱了下级院侦查监督部门的审查职能。重复审查是否导致了司法资源浪费问题，这值得继续研究。

办案时间压力过大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自侦部门报捕时间非常紧张，所有案件用足7日还得按照程序：拘留当日必须到看守所取体检单，带嫌疑犯去司法医院体检后方能送进看守所；拘留3日内就必须提出延长扣留4日的报告，还要开具通知书送达看守所。在这7天内，还得留出同级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时间2天，也就是第5天就向同级院报捕，第7天必须移送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这7天当中势必要预留出案卷周转、公文来往的事务性程序时间，这其中还包括网上办案录入、审批

等程序，增加了工作量，如果涉及节假日，明显会缩短侦查实际办案时间。

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除了要办理现有的审查逮捕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等之外，又增加了基层院报捕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工作量，客观上导致办案时间更为吃紧。

基层检察院自侦部门与上一级院侦监部门对个案认识不一致的问题

首先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自侦案件，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的证据构成主要是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具有可变性，犯罪嫌疑人、证人主要是根据事后的回忆来陈述案件事实的，且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矛盾点，“一对一证据”也大量存在。因此，自侦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也常有不同看法，对有无逮捕必要的问题也同样会产生不同认识。其次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执法理念上的差异。自侦部门在侦查活动中难免会“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而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必须奉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相当时利益归犯罪嫌疑人”的执法理念。

2.自侦部门承办人在取证方面可能存在注重收集言词证据，不注意收集其他不可变证据，注重收集有罪证据，而忽略无罪辩解。一旦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出现翻供，自侦部门承办人往往造成误解。

3.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遇到一些对案件上的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问题，缺乏与自侦部门承办人沟通，并要求自侦部门在审查逮捕期间进一步完善有关证据。

如何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

1.提高初查质量，提早取证。

由于上级院对案件的报捕质量要求相对较高，有些案件就很有可能因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条件而被拒之门外，给案件侦办带来影响。因此，下级院自侦部门须进一步加大初查和立案后查证工作力度，在报捕前把证据固定扎实，形成链条。对于无法全面收集证据的案件，及时针对符合逮捕条件的部分犯罪事实，把证据完善好，使案件顺利通过“逮捕关”。

2.上级院侦监部门应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效率。

自侦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在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工作量无疑将增大，且案卷的移送、讯问嫌疑人、上下级的沟通协调等，会耗费很多时间，因此快速办理显得尤为重要。职务犯罪决定逮捕的时间拖得越长，越容易给犯罪嫌疑人赢取为自己开脱的机会，对案件的顺利侦结就越不利。针对这一矛盾，侦监部门除了要提高硬件设施外，还应改变传统的办案模式，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高办案的科技含量，加快办案进度，如利用网上办案系统阅卷、远程视频通话等手段。

3.应建立侦捕联动机制，事先沟通协调。

上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和下级院自侦部门之间，在办案思路、证据

把握、法律理解、风险决策等方面的认识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改革后，这种差异必定会在办理特定案件过程中反映出来，导致两级院对某一问题产生法律歧义，影响案件诉讼进程。鉴于此，两级院须尽快建立侦捕联动机制，疑难复杂案件立案后，及时向上级院侦监部门报告，请求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通过采取同期限介入、派员到基层院审查等创新工作方式，参加下级院自侦部门办理案件的讨论与决策，针对侦查策略和证据固定等事先进行交流，尽量在报捕前有效解决意见分歧、标准不一的问题，有效提高了侦查和审查逮捕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以捕代侦’现象的发生。

杨世锋

2011年12月9日

第三篇：对医疗救助款被骗引出的职务犯罪案件思考

对医疗救助款被骗引出的职务犯罪案件思考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普惠政策，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对于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而农村医疗救助基金是用于农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的专用基金。2012年初，我院查处了该县鱼岳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陈某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医疗救助款被骗20余万一案，虽然陈某已被法院作了有罪判决，但此案曝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基本案情

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犯罪嫌疑人陈某在担任嘉鱼县鱼岳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期间，先后四十七次为汪某等人伪造或变造《嘉鱼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并加盖嘉鱼县鱼岳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公章，或者在汪某等人拿来的不符合条件的嘉鱼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审批表上加盖嘉鱼县鱼岳镇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公章，汪某、王某等人利用这些审批表及其它虚假的住院、结算等报销资料向嘉鱼县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局申报、领取城乡贫困对象医疗救助，先后骗取医疗救助款共计20余万元，给国家专项资金造成重大损失。

二、作案手段及特点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我县“新农合”和民政医疗救助领域的首例诈骗案件，作案次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震惊。通过实地调查，本案呈以下特点：

1、伪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是一种在“新农合”医保报销之后的救助，救助对象是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因病致贫），对于低保边缘户，当其住院治疗自费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城镇居民2万，农村居民1.5万），就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救助金额一般是自费数额的10%—20%，最高不超过5千元。民政部门在审核发放医疗救助金的过程中，必需的资料是“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正是利用了陈某系“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干部的身份和职权伪造该审批表，为后续诈骗犯罪提供提供前提条件，本案中，嘉鱼县某镇“新农合”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陈某共为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以低保边缘户的名义违法出具虚假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审批表》47次，为诈骗犯罪打开绿灯，并每次从中获取烟酒或吃请等回报。

2、变造住院病历、结算单等申领资料复印件。按规定，申请人向民政部门申领医疗救助只需提供加盖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公章的审批表和医院住院治疗及结算资料的复印件即可。由于这些资料原件经过“新农合”报销一部分住院费用后都存放在“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实施诈骗。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均是从陈某处领取相关资料后，将真实的医院结算票据、病历资料等采取粘贴他人名字或涂改医疗费金额再进行复印的手段伪造相关资料实施诈骗。如：汪某等人先后利用村民的真实身份资料，伪造复印件骗取救助款。当个人支付金额达不到申领救助款标准时，通过修改变大住院结算金额达到领取救助款的目的。如：2010年10月，犯罪嫌疑人陈某明知其熟人洪某不符合领取救助款的条件，仍采取修改住院费金额，伪造资料的方法，使其在民政部门领取了救助款3000元。

3、以“小利”获取群众的相关身份证件为诈骗制造条件。对于医疗救助制度，大多数群众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有“新农合”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却不知道在报销后，家庭经济困难，还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资金。犯罪嫌疑人汪某曾经在居委会民政办工作过，对这一政策和申领程序都非常了解。汪某等人在一些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事后分给一定金额为利诱，使用其身份证、户口本等资料骗取救助金。如：2010年12月，犯罪嫌疑人汪某以丁某的名义骗取了医疗救助金3000元，事后汪某获赃款2500元，分给丁某500元。

4、作案频繁，累计金额巨大。调查发现，该专项救助资金已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只要手中差钱花，就利用这种诈骗方式“蚕食”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自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短短一年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疯狂作案47次，共计在民政部门骗取救助款20余万元。

三、医疗救助款被骗的主要原因。

1、监管失位，令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新农合医疗资金监管机构主要由各级管委会、卫生部门和市、县、乡三级合管办组成。地方管委会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加，主要进行决策协调，不进行具体监管。卫生部门同样是进行业务指导不进行具体监管，具体监管工作都落在了三级合管部门身上，但目前这种运行机制很难适应监管需要，合管办既承担经办任务，又承担监督任务，既要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自然易发生缺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这是这一领域容易滋生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2、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监督制约作用。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外部监督机制包括政府审计、部门监督、群众监督等几种。而现实情况是目前在新农合资金的使用审计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新农合资金还未完全列入审计项目，审计力度还不够。而部门监督方面，各监督部门又尚未形成合力，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群众监督依赖于信息公开，目前新农合各级部门对于新农合资金的公开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公开还不完善，导致群众监督困难，起不到监督效果。

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7年才开始全面推行，还是一项不成熟的制度，国家对该制度的规范，很大程度仍停留在正在引导及部门规范上，对于这项惠及几亿农民的大事，仅靠这种规范显然是不足的。

4、主管人员责任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总量庞大，主管人员责任意识不强，不能正确运用手中权力为社会尽责。同时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新农合方面的规章制度了解不深入，不透彻，极易发生违规行为，最终酿成职务犯罪。如，本案中的陈某，明知他人拿来的申报表系伪造的，仍不经审查就加盖公章，还自己还帮助伪造审批表。

四、预防此类犯罪案件发生的对策与建议

1、强化对新农合工作的组织领导。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惠民工程，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监管，由政府领导牵头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并且强化监管职能。二是强化各级管理机构建设，为新农合制度的运行监管提供组织保障。

2、加大宣传力度。一项政策下来，宣传是关键，通过此案的查处，我们了解到，大多数群众不知道有医疗救助这项政策，为此，一是抓住宣传时机。民政部门应当将医疗救助政策的规定通过各种途经进行宣传，让百姓家喻户晓，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当年在关医疗救助的有关政策、救助标准、金额等，让群众心里有本明白“账”。二是拓宽宣传渠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和村镇宣传专栏等有效形式，宣传国家医疗救助的意义，引导群众正确理解政策、拥护政策、落实政策。三是倾听群众的呼声。无论是民政局还是新农合办，都应进一步健全联系群众制度，构建群众工作平台，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向农民群众宣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医疗救助规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农民群众的咨询、信访和举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3、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机制。科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主要依靠政策引导和地方法规规制，这种状况很难适应管理需要，要从根本上保证该制度的健康运行，必须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建议社会各界加强调研，提出立法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起新农合法律体系，把新农合制度纳入到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来，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真正发挥其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

4、农合办与民政部门应加强协调，共同堵塞漏洞。一是农合办与民政局要共同制定相关规定，出台措施，防止医疗救助款被事件的发生；二是要在严格医疗救助款的发放程序，民政部门与农合办要协商好，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和发放。三是要相互监督、制约。作为医疗救助款发放和审批的民政部门和农合办，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防止错发、误发、骗发。四是各村委会、社区在对申请人员的真实情况进行审核时要确实把好关，防止弄虚作假，骗取医疗救助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