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矿权合同未经国家批准无效

第一篇：采矿权合同未经国家批准无效

铁选厂诉铁矿、孙某采矿权转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孙某取得探矿许可证后，出资设立了个体工商户铁矿。后孙某因经营资金不足，便与铁选厂达成协议，以50万元价格将部分采矿权转让给铁选厂。转让协议签订后，铁选厂支付了50万元转让价款给孙某。

此后，孙某把自己铁矿的股权转让给他人。新股东入住铁矿后将企业变更为合伙企业，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后开始铁矿石开采。铁选厂见铁矿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开始生产，便找铁矿要求将自己依据协议应得的采矿权交付，遭到铁矿新业主的拒绝。于是，铁选厂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履行采矿权转让合同，交付采矿权。

祁晓玲律师受铁矿委托参加诉讼。

二、对案件的分析研究

在这个案件中，案件事实清楚，双方没有异议。双方根本分歧，在于对合同的效力认识不同。铁选厂认为：转让合同有效，股东变更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铁矿应当将约定转让的采矿权交付铁选厂；铁矿认为：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不能履行，应当由孙某返还收取的转让价款本息。

代理律师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从合同效力方面认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协议双方均不具备转让采矿权的资格。

首先，孙某不具备转让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二）项、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转让采矿权的主体应当是“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孙某既不享有采矿权，也不是矿山企业，依法无权转让采矿权。

其次，原告铁选厂不具备受让主体资格。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权转让的受让人，应当符合《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采矿权申请人的条件。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采矿权的申请人应当具有“资质条件的证明”、“依法设

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等，即采矿权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矿山企业资质。铁选厂不具备矿山企业资质，依法不能成为采矿权的受让人。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被告铁矿虽然取得了采矿权证，现在也无权转让采矿权。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采矿权转让应当具备的条件中，第一个就是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铁矿于2005年12月8日取得采矿许可证，投入采矿生产至今尚不满1年，不具备采矿权转让的法定条件。

由于孙某不具有采矿权转让的权利能力，原告不具有受让采矿权的权利能力，双方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无效。

2、假如有权进行采矿权转让，本案协议依法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采矿权 “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据此，假设铁选厂与孙某有采矿权转让主体资格，他们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未经国家批准，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未生效的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要求履行。

基于上述认识，代理律师祁晓玲在法庭上提出了“原告关于履行协议书的主张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支持”的代理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除此之外，采矿权不得转让。铁选厂与孙某间的采矿权转让，因未依法获得批准而属于不得转让范围。原告关于履行采矿权转让协议的主张因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三、案件处理结果

本案庭审后，双方当事人在就法律问题达成共识后，原告撤诉。

第二篇：【案例】未经批准出租国有划拨土地行为无效

【要点提示】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出租，应按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否则，出租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因无效合同造成的财产损失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2009）正民初字第783号

【案情】

原告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理委员会。

被告正阳县程诚商贸有限公司。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04年8月8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原告将其位于正陡路东、往南农第一工贸小区路南院墙及场地租赁给被告使用，租赁期限为20年，租金每年6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即在该宗土地上建设房屋及硬化了部分路面，同时为生活和消防需要钻井一眼，并开挖了消防池、种植了树木等。正阳县国土资源局为该宗土地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权者为南农管理2006年7月9日，委员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3990平方米。2008年2月2日，被告到国土资源局办理了该宗土地出租他项权证，载明土地他项权利人为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委会，义务人为程诚商贸有限公司。原告得知后即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土地出租他项权证。经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从正阳县国土资源局为程诚商贸有限公司颁发的正国土租他项（2008）第0001号土地他项权利证书来看，土地他项权利人是南农管委会，并不是程诚商贸有限公司，程诚公司并不享有土地他项权利。

另查明，该宗土地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租赁合同签订时，该宗土地上有临时简易棚三间，无其它建筑物。被告在租赁土地上所建房屋未办理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亦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收取被告租赁费共计3万元。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仍未能提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证明及出租土地的批准登记手续，被告亦未能提交所建房屋的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法院决定对被告在所租赁原告土地上的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经驻马店市中成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作出驻中成资评报字（2010）第49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被告的资产范围包括房屋、水井、铁大门、水电线路、硬化路面、树木、消防池等，评估价值合计为422 250.34元。

原告诉称：原告租赁给被告的土地性质属于国有划拨土地，因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亦未办理土地租赁批准登记手续，违法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为此诉讼请求：

1、确认该土地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

2、要求被告将该宗土地恢复原状返还原告。

被告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且已办理了租赁登记手续，应属有效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正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登记，不得转让、出租和抵押。原告出租的土地属国有划拨土地，双方签订合同时未按规定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正国土租他项（2008）第0001号土地他项权利证，在已生效的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驻行终字第164号行政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该土地他项权利证中载明的土地他项权利人是南农管委会，并不是程诚公司，程诚公司并不享有土地他项权利。因此，该土地他项权利证书不能作为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已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登记的有效证据使用。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原、被告双方均未能补充提交针对土地租赁行为已获得批准登记的合法有效的证据，所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显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继续使用该宗土地已丧失了合法依据。同时依据该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告应当将占用的该宗土地返还给原告。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由被告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原、被告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应当知道所出租的土地属国有划拨土地，未经批准登记不得出租，且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又未共同补办批准登记手续，因此，对造成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原、被告各自承担50%的责任。由于被告在该宗土地上投资固定资产的事实存在，在将租赁土地返还给原告后其固定资产投资必然要遭受损失。虽然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未提出要求原告赔偿财产损失的反诉请求，但其原因是以合同有效为抗辩理由。现因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针对被告在租赁土地上的投资应在本案诉讼中一并审理解决更有利于避免出现遗留问题，体现较好的社会效果。被告在未取得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建房，而原告在应当知道被告建房的情况下未予阻止，应视为默许，因此，对因合同无效而造成被告的资产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结合合同无效对双方的责任划分，对被告的资产损失双方亦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被告的投资经中介机构评估价值为422 250.34元，原、被告双方虽对驻中成资评报字（2010）第49号资产评估报告提出了异议，但因均未提出重新评估的申请，所以该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原告应以评估结论的数额计算赔偿被告资产损失211 125.17（422 250.34×50%）元。在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后，被告在租赁土地上的已经评估的资产应归原告所有。

原告要求被告将租赁土地恢复原状后返还，从其诉讼请求目的判断，主要是为了在确认合同无效后，收回土地，并排除由于地上定着物的存在而妨碍对土地使用权的利用。被告在租赁原告土地上的投资主要是房产、水井、硬化路面等不动产，不存在迁移的可能；又因原告对造成合同无效和被告的资产损失负有相应的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将租赁土地恢复原状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诉讼过程中，为化解矛盾，妥善处理双方纠纷，正阳县人民法院多次主持双方进行调解，但未能促使双方和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理委员会与被告正阳县程诚商贸有限公司于2004年8月8日签订的

一、土地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

二、限被告正阳县程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租赁土地返还给原告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理委员会；

三、限原告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给被告正阳县程诚商贸有限公司资产损失赔偿款211 125.17元；

四、租赁土地上的评估资产房屋、水井、铁大门、水电线路、硬化路面、树木、消防池等归原告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理委员会所有；

五、驳回原告正阳县真阳镇南农管理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并自行协商，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了矛盾纠纷。

【评析】

当前，在审理涉及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判别合同效力时，主要是如何判断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和定义，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中指出：“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范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

本案中租赁合同标的物为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通过各种方式依法无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城镇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他项权利设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此有专门的强制性规定，该《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转让、出租、抵押。”而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是：“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

（一）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二）领有国有土地使用证；

（三）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

（四）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此强制性规定应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无疑是判别本案合同效力的焦点问题。该强制性规定规范的应当是指国有划拨类土地使用权，在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又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是不得将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抵押的，也就是不得进行流转或设定他项权利。该规定虽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但如果违反此规定对划拨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则显然损害了国家利益。再者，该强制性规定明显规范的不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是规范城镇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或抵押类型的合同行为。结合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应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同时，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河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收入，并可以处以非法收入额50%以下的罚款。”该《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无效。《管理规定》虽属地方性法规，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案，但因其在本行政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作为规范性文件适当考虑予以参照，特别是要考虑不能因对规范性文件的理解适用不当而造成上、下位阶规范性文件出现冲突。结合本案，如果对《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理解、界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那么就会造成《暂行条例》与《管理规定》出现冲突；而对《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强制性规定，理解、界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更符合立法主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的精神，也能避免出现上、下位阶规范性文件出现冲突。因此，本案中的土地租赁合同应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根据被告继续使用该宗土地已丧失了合法依据。同时依据该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告应当将占用的该宗土地返还给原告。鉴于被告在租赁土地上投资固定资产的事实，对因合同无效而造成被告资产损失的处理就成为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中原告第二项请求的是由被告将土地恢复原状后返还，其实际目的是由被告自行将不动产拆除，而排除原告恢复对土地使用权的使用障碍，并包含有对被告的损失不予赔偿的诉讼含义。被告在投资建房时，虽未取得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亦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明，但是否构成违章建筑，应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查确认，人民法院不应以司法权替代行政权对此作出认定。在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确认前，不应否定被告财产所具有的物权权益的合法性。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将土地恢复原状的请求在现实中显然难以实现，亦不应得到支持，但其要求被告返还土地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得到支持。被告在诉讼中未提出由原告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是基于合同有效的诉讼观点，如果合同有效就应当继续履行，就不涉及财产损失的处理问题，也就没有提出反诉请求之必要；如果被告提出由原告赔偿损失的反诉请求，也就是等于默认了原告提出的合同无效的诉讼主张，显然与被告的诉讼观点相悖。在双方当事人分别从各自利益出发，均未提出对被告的财产损失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对此不予审理解决，在对合同效力作出无效确认的同时，仅判决被告返还土地，那么由于被告投资固定资产的存在，在资产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因房、地权属的主体分离，原告收回土地的目的在现实中也就难以实现，事实上法院的判决也出现了不具有可执行性的状况。当事人会因此继续诉讼，甚至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会采取过激行为而造成矛盾激化。既给当事人造成诉累，也浪费司法资源，同时也引发不稳定因素。综合分析案情，从全面处理矛盾纠纷出发，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收集调取证据，对因合同无效给被告造成的财产损失一并审理解决更有利于避免出现遗漏问题，体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当然，在处理被告的财产损失时，应当结合造成合同无效及财产形成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恰当的划分责任，并根据双方所应承担的责任份额来确定分担损失数额。

第三篇：未经公房同住人同意,公房转让合同无效

未经公房同住人同意，公房转让合同无效

案情简介：王女士与杨某是夫妻关系，但因杨某实施家庭暴力王女士提起诉讼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杨某在王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王女士签字将杨浦区的一套公房转让给第三人张某，并且在杨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产变更登记。王女士得知此事后，委托任律师代理此案。

任律师接受王女士委托后，仔细研究案情，并去杨浦房产登记机关和管理公房的物业公司调查。经过研究和调查后，任律师认为杨某与第三人之间的公房承租权转让属于无效。任律师代理王女士向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杨某与第三人张某的公房承租权转让合同无效。

法院判决：经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争议的公房是在王女士与杨某结婚后取得，承租人为杨某。1998年王女士的户籍迁入系争房屋。2010年9月3日被告杨某作为转让方与第三人张某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杨某将杨浦区的公房承租权转让给张某，转让价11万元整。法院认为，王女士系系争房屋的成年同住人，被告杨某未经王女士同意，擅自将系争房的承租权转让与第三人张某，侵犯了王女士的合法权益，判决杨某与第三人张某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承权转让合同》无效；王女士与杨某共同返还126000元。

律师分析：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

根据上海地方法规规定“ 公有居住房屋承租人将承租权转让给他人，应当事先征得本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的同意。”本案中，王女士的户口就在争议的公房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杨某在转让公房承租权时，应当征得同住人王女士的同意，但杨某伪造王女士签字，并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王女士的合法权益，法院判决公房承租权转让无效符合法律规定。

律师建议：上海公房承租权转让程序较为特殊和复杂，而且还有上海高院司法意见，公房承租权转让时，应征得公房共同居住人的同意，还需征得公房的出租人同意。建议普通公民办理公房转让时，应小心谨慎，最好咨询专业人士。

第四篇：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起算时效期间？

在合同之诉中，诉讼时效是从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的，即履行期限届满，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说明债权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在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合理期间内，债务人没有履行时，债权人的权利即受到侵害。这就是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

但是，当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时，自始无效，无效的合同，其约定也是无效的，包括关于履行期限的约定。根据《民法通则》五十八条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九条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的合同，自签订之日便没有法律效力，使得民事关系发生变化，由合同之债转变为侵权之债，显然不再是合同之诉，而是侵权之诉。

合同无效，形成无效的民事关系，依过错责任原则分清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无效合同纠纷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则在超过诉讼时效时，请求人便丧失胜诉权。

有人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而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有权在任何时候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制度的限制，必然使违法的合同经过一定时间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无效合同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不符。

《民法通则》建立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使权利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及时了结，既促进民事流转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和财产关系的稳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并未特别规定是针对民事法律行为而排除无效民事行为。无效合同也是经济活动中派生的，也有权利义务关系，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并承担过错责任，请求返还财产及要求过错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都属于民事权利，当然有诉讼时效，并且无效合同往往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根据非法活动不能获得比守法时更多的权利的公平原则，无效合同也不能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制约，否则，便是对非法行为的鼓励和放纵，是不允许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第二款规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请求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失。法律的明确规定表明，无效合同同样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

当合同在履行过程而没有被认为无效合同，且按照有效合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时，一方当事人起诉，并未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那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如果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则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因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却在违法而导致合同无效时获得了比有效合同更长的诉讼时效。如果认为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据何在？因为有效合同计算诉讼时效，是以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来计算的，既然合同无效，合同的条款自然归于无效，合同之债转为侵权之债，不再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来计算诉讼时效。

是否可以认为从合同签订之日，合法权益即受到侵害，便产生了侵权责任，时效即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但是，合同在被认定无效前，就认为在合同签订之日便产生了侵权责任对于无过错方是不公平的。无过错方在签订合同时根本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这样计算时效，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是相抵触的。怎样确定无过错方？当合同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时，应当认定为签订之日即为相应当事人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至于其实际是否知道在所不问。若当事人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则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开始计算；而对方当事人则应从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计算其诉讼时效期间；若当事人没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法院最终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则应以判决认定合同无效之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

当无效合同包含无效的担保合同时的诉讼时效难以确定，关键在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难以确定。

第五篇：合同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