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诉视角看两个证据规定和量刑建议疑难问题

第一篇：从公诉视角看两个证据规定和量刑建议疑难问题

从公诉视角看两个证据规定和量刑建议疑

难问题

2011年05月31日 来源：检察日报

近期公诉工作有哪些热点、难点?量刑建议工作推进和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的证据审查当属其中。近日，第二届直辖市检察一分院公诉论坛暨公诉辩论赛在重庆市召开，论坛以“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刑事证据审查与量刑规范化实务问题研讨”为主题，京、津、沪、渝四地检察机关围绕司法实务，探讨两个证据规则及量刑规范化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承办本次论坛。

一、“两个证据规定”实践操作中认识各有不同

关于引诱、欺骗获取的口供应否绝对排除的问题。对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陈胜才、公诉一处副处长孙琳认为，对于言词证据中的口供，引诱、欺骗获取口供的，必须达到明显违反法律的程度才属于应排除的对象。对于暴力取供，无论是轻微还是严重，均应予以排除;对于威胁取供，只要达到强制犯罪嫌疑人意志，迫使其作出不自愿供述的程度则予以排除。对于物证和书证，要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达到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程度，并解释或补正无效的，才予以排除。对于电子证据，其来源的合法性、载体形式的合法性与电子证据内容本身的合法性同等重要。

关于毒品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如何排除的问题。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韩鲁红等认为，在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受过刑讯逼供问题上，要区分“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两种不同情况，对于“先证后供”的情况，往往是已经搜集到相关证据，然后根据证据去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无法与证据吻合，那么侦查人员极有可能认为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赖，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刑讯逼供。对这种情况，要审查口供形成的时间，是在传唤还是拘留抑或逮捕具体哪个阶段形成的;形成的过程是一次性的，还是“挤牙膏式”逐步形成，被羁押与首次口供形成之间有无时间间隔;还要比照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的取证时间与犯罪嫌疑人相关供述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查。

关于瑕疵证据如何补正的问题。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杨慎鹏认为，瑕疵证据作为轻微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应一概排除，而应允许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事后补救，将其转化为可以采信的证据。瑕疵证据的转化方法包括重新制作、补正、明示同意、合理解释。在“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和上诉、抗诉案件时，应同时审查侦查机关的取证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证据是否存在瑕疵，并在审查报告中就以下内容进行说明:是否存在瑕疵证据、该瑕疵证据的内容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大小、瑕疵证据转化方法的建议、是否转化成功的结果以及是否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张广超认为，证据材料的主观性表现为诉讼证据被发现、阅读、理解、认识、掌握、筛选、塑造、提供、质证的过程，体现在当事人和公安、司法机关对诉讼证据的判断。而定案证据是必须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它体现了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如果一审所谓定案证据经二审发现有误，则不应纳入定案证据的范畴。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昌林认为，应当构建瑕疵证据的发现机制，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同时建议在批捕环节尽量完善瑕疵证据，避免进入公诉环节后的被动局面。

二、理性面对量刑建议的实务难题

关于量刑建议如何开展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叶青、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副处长刘金泽介绍了上海市检察系统开展量刑建议的基本情况。叶青指出，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一些主要问题为:量刑建议工作的共识有待进一步增强，量刑建议工作的制度不够完善，量刑建议与规范量刑尚未有效衔接，量刑建议的质量有待提升，量刑标准暂时难以统一。他认为，全面推进量刑建议工作，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进一步加强对量刑事实和证据的侦查取证工作。二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量刑建议工作。正确把握量刑建议的原则，明确界定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合理确定量刑建议的内容，统一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建立完善的量刑建议审批程序，加强对量刑裁判的审查监督。三是进一步加强量刑建议和规范量刑工作的衔接。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庭审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两简案件”，法庭审理可以设置独立的量刑程序，开展量刑事实调查和辩论;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如果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可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先调查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再分别进行答辩;对犯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紧密关联难以区分的，考虑刑事诉讼效率，可以不严格区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裁判文书对是否采纳量刑建议以及相应的理由和依据应予以评析说明。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陈忠林认为，采取哪种模式应该从司法机关的改革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主张绝对的定罪量刑分立的模式并不合适具体的实践。实现量刑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案件情节、事实展示的程序设计。

关于如何保障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的问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车明珠认为，当前量刑程序改革存在如侦查主体仅注重收集和审查有罪证据，对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则不太关注，有关的量刑情节和证据难以充分展现在法庭上等突出问题。关于如何看待量刑建议的采纳率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金贵认为，量刑建议权和量刑权两种权利属性不同，量刑建议权系公诉权的有机组成，本质是请求权，因此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提出可以更大胆一些，至于法院是否采纳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司法实践应当着重研究量刑建议形式化的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高公诉人对量刑证据的搜集、审查、判断能力、对量刑建议的说理能力以及对法院判决的预判能力。另外，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工作考评机制。不能以法院判决为准绳，对量刑建议工作进行评价的考核机制，应通过综合考虑量刑建议的开展情况、采纳情况、与法院判决的差异幅度、差异原因等多种因素，设置合理的考核标准和科学的容错率。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公安、法院、案件当事人对量刑建议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创建一套多方参与、联动配合的工作机制，为量刑建议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于公诉人建议适用死刑是否适宜的问题。有与会代表提出，死刑案件也应提出量刑建议的问题。也有代表认为，基于少杀慎杀的司法理念，公诉人不宜在法庭上提出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建议，可以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方式提出具体建议。

关仕新 陈荣鹏

第二篇：从支持公诉的角度看侦查阶段之证据收集

从支持公诉的角度看侦查阶段之证据收集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由控诉、辩护、审判三大职能构成的。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认为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时，由检察长或其指派的检察员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所谓支持公诉，就是检察人员在法庭上根据事实和法律，支持检察院对被告人的诉讼主

张，揭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监督法院依法进行审判，最终使被告人获得应有的刑事惩罚。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时，人民检察院均应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但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不派员出席法庭。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法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证据证明自已的诉讼主张并要达到一定的证明程度，具体表现为：a、宣读起诉书，代表国家指控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审判；b、讯问被告人；c、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d、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末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检查、勘验笔录及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向法院提供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e、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全面阐述公诉意见、反驳不正确的辩护意见；f、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g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况予以证明；h依法从事其它诉讼活动。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公诉人）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公诉人举证应围绕下列案件事实进行：a、被告人的身份；b、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为被告人所为；c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结果，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d、儿罪集团或共同犯罪案件中参与犯罪人员的各自地位、作用和应负的责任；e、被告人有无责任能力、有无故意或过失、动机、目的；f、有无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有无法定的从重或从轻、减轻及免除处罚的情节；g、犯罪对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去向和数量；h被告人若全部或部分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其否认的根据和理由能否成立；i、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查清上述案件事实，是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向法庭举证和论证所举证据的证明作用。证据是支持公诉的基础。公诉人用以支持公诉的证据基本上都是来自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通过讯问、询问、检查、勘验、搜查、聘请专家鉴定等手段获得。能否成功地支持公诉，取决于侦查取证质量的高低，高质量的侦查取证是成功地支持公诉的基础，归根结底就是侦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应符合支持公诉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既对公诉证据提出了质的要求，也提出了量的要求。同时该法第43条还规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因此，支持公诉对证据的基本要求是确实、充分、合法。所谓证据确褥，就是指证据如实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实真相，是客观存在的，是与犯罪事实关联的、具有明确针对性，对犯事实的全部或某个部份有其证明作用；所谓证据充分就是指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即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据齐备，能够证明构成犯罪事实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目的、行为、情节、结果等。证据确实充分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从证明个案来说是质和量的统一。但是，无论如何确实、充分的证据，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说，其来源还必须合法。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顺利实施的法律。如果取证程序违法，势必影响所取证据的客观性，必然要加入侦查人员的主观成分，这样得来的证据，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从而起不到其应有的证明作用。

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时应注意：

1、树立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均要收集的观念。由于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相当多的侦查人员一般只强调收集有罪证据，忽略“无罪证据”的收集，有的甚至回避收集“无罪证据”，省得给自已添乱。这样做是很不利于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因为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个体差异性，有时侦查人员认为是“无罪证据”而公诉人可能会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有罪证据，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证据，如果末收集，那也是不利于公诉人对案情的了解，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的，若该无罪证据被辩方出示，往往会造成毫无心理准备的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被动。

2、言词证据的收集要注意创造取证的环境，只能稍加提示，让证人（疑犯、被害人）自然流露心迹。切忌套取证供，更不得采取暴力、胁迫的手段逼取证供，因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刑讯逼供。逼、套取的证供对于案件的侦破也许有点作用，但公诉人是不能拿逼、套取的证供作证据便使用的，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证人（被告人、被害人）是会被要求出庭的，公诉人在法庭上哪怕是有一点套取证供的倾向都会遭到辩方的反对。因此，侦查人员切不可套取、逼取证供，更不可将套取、逼取的证供经加工

后放在案件材料中，这样做容易误导公诉人作出不利于支持公诉的判断，进而有损支持公诉的效果，甚至会使公诉活动遭到全面的失败。

3、对证供所作的文字记录，应详略得当，应注意体现取证环境，切忌生硬，不应省略的地方如省略了，没有逻辑性，就会给人造成一种突兀感。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是取证的一大忌。这样的证供笔录是靠不住的，给翻供、翻证留

下了可趁之机，其合法性、真实性往往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

4、对证人的取证时间，往往滞后于案发时间，这期间证人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因此，侦查人员不但要了解取时的证人情况，更要了解证人在案发时的基本情况。若笔录过于简单，也会造成支持公诉的被动。如某证人为女性，案发时住在某地其父母家，取证时已出嫁，住在另一地其夫家，若开庭时该证人末能到庭的话，公诉人宣读只记明其住址为其夫家的证言笔录时，则辩方可能会提出此人不具备证人资格，其理由是此人与XX证人只是同名而已。中国人同名同姓者实在是太多了。由于公诉人并不知道该证人因出嫁改变住址的情况，就会造成该证词无效，从而影响支持公诉的效果。

5、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鉴定结论，检查、勘验笔录为我国刑事证据的重要种类，这些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在法庭上成为辩论焦点的原因却几乎一致——即物证、书证、和用于鉴定的检材、样本的提取及检查、勘验活动是否公正合法，具体操作上是否有纰漏，证物的提取、保管、笔录的制作，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都可能导致公诉举证不力或举证不被采信。美国辛普森一案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因此，为了保证公诉人举证有力，就要求侦查人员在提取证物、制作笔录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要有见证人、证物保管人或其近亲属在埸，提取的证物要用证据袋（最好是透明的）封装好，制作好搜查笔录，笔录应详细载明证物特征，用于鉴定的消耗性检材应留有备份，证据袋一经封装好，就只有到开庭出示物证时才能开拆，案件移交时，对证物应细心核对，然后办理交接手续，严格区分责任。侦查人员要秉公执法，不能将任何私心杂念带入侦查工作，要认真执行回避制度，尽可能避免出现工作上的纰漏，避免对侦查工作可靠性的怀疑。

6、侦查和支持公诉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实践证明：侦查是为支持公诉服务的，反过来公诉人员又可根据出庭支持公诉的经验和需要指导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对此，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公诉人员提前介入侦查。这个办法的实施，可使公诉人员及时掌握案件情况，并以支持公诉对证据的要求来指导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使侦查人员少走弯路，避免做无用功。鉴于侦查和支持公诉目前的体制状况，加强侦诉联系，充分发挥机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作用是达到侦诉共同目的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第三篇：从两个先锋队视角看苏共亡党的教训(revise)

从“两个先锋队”视角看苏共亡党的教训

摘要：中共十六大修改的党章将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拓展为“两个先锋队”，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苏共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始终做到“两个先锋队”，从而丧失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方面苏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成为“两个先锋队”，不断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必须铲除腐败陷阱，密切党群关系；必须着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关键词：“两个先锋队” 苏共亡党 教训

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成为“两个先锋队”。

中共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将党的性质的表述由原来“一个先锋队”拓展为“两个先锋队”，是总结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表明了中共对自己性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阶级政党对自身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过程中，列宁系统地提出了先锋队理论。他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以及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时，十分突出地强调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作用，认为党应该“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1]。100多年来，从马恩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到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党，再到8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都牢牢地坚持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共产党坚持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是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如果放弃了这一阶级基础，则会立刻丧失自身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它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质特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诞生的，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使她从一开始就肩负着阶级和民族的双重使命，这样一种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民族性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应该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2]。事实上，8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切政策和行动的出发点，都是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始终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崇高责任，始终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党在历史上也犯过不同的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但中国共产党的得失荣辱、成败兴衰，总是始终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必要前提；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必然要求。任何企图把二者对立起来或者在彼此之间搞相互替代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十分要不得的。“两个先锋队”的提出，体现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先进性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广泛性的有机统一。前者主要是指党的阶级性质和阶级基础，是从阶级性的角度规定和支撑着党的先进性；后者主要是从代表性的角度体现和拓展着党的先进性。

二、从“两个先锋队”视角看苏共亡党。

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始终成为“两个先锋队”，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和提高执政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能否始终成为“两个先锋队”，是关系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垮台给了我们一个现实的例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中深刻指出的那样：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一，苏共改变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搞“全民党”，丧失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和作用。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党建原则。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还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全民的党，而就其阶级实质和意识形态来说依然是工人阶级的党。但是，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则规定“苏联共产党是按照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不再提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用“劳动者的党”“捍卫工人利益的党”“为全民服务的党”“独立的民族的党”等含混不清的提法取而代之。后来苏共官方的有关文章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局势，工人阶级的理想、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成了全体人民的理想、政策和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党的性质也变了：它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搞“全民党”之后，苏共在发展党员方面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强调任何人不分世界观，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党员，而且来去自由。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全民党”从来就不存在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阶级以及它所代表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阶级、阶层服务的，假如党真的成了“全民”的，由“全体人民”参加，那么党也就不称其为党了。

第二，苏共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党群关系恶化，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苏共曾经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列宁曾告诫全党，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就脱离群众。他不仅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这样做，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他亲自创建了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和信访制度，他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为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对苏联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没能完整地贯彻列宁的上述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式下的临时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把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绝对化；用“一言堂”代替思想统一；用“左”的政策代替深入实际；把集中领导的需要推向高度集权；把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变为对下级和群众的监督。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使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有着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

因此，尽管几十年来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还有所发展。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而反对，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1989年前后，苏联有关部门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民意调查，结果令人深思：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４％，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７％，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１１％，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８５％。[3]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正是苏联党群关系恶化，使苏共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导致了苏共亡党和苏联的解体。

三、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在8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也曾出现过党群关系的严重危机，但我们之所以没有重蹈苏共覆辙，其主要的原因出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深厚感情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选择和坚持了一条正确道路，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但是，在建党8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的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观察苏共兴衰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经验和教训。

第一，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断巩固自身的阶级基础。我国的工人阶级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与中国近代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相比，它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优秀品质。“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4] 80多年来，我们党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这一本质要求出发，始终一贯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先后成功地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真正起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先进性也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不可否认，由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了较大变化、经济运行形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部分工人群众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这种工作岗位的变动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工人阶级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整体优势的发挥。他们始终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持弘扬工人阶级的一切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先进品格，包括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最根本的思想道德基础。同时，要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除了要始终不渝地体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支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在工作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外，在党的组织工作中重视发展优秀工人入党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一环。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事实上，政党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一个政党是朝气蓬勃，还是暮气沉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不能广泛地吸纳、并以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同化社会各部分精英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只有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注意吸收全民族各个阶层优秀分子，才能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所应有的领导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社会成员就业情况的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流动的周期将越来越短，社会身份的变化频率将越来越快。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大多数人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勤奋工作，或合法经营而为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他们同样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理由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 [6]。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7]。

在当代中国，党要当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外，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执政为民的问题，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还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第三，中国共产党必须铲除腐败陷阱，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腐败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会腐蚀党的肌体，割断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感召力和战斗力，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苏共之所以失去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腐败使他们脱离了群众，丧失了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再强大的军队，威力再大的核武器，也都不能挽救它，因为它不是灭亡于入侵的外敌，而是灭亡于腐败的内敌。在1990年至1991年期间，苏共党员中因对苏共不信任而退党的人数就有300多万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不能战胜腐败，是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出的总结时说：“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8]

目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现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如果容忍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势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与党离心离德。一旦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是同样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立足教育，着眼防范，标本兼治，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取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

第四，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苏共执政教训启示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求党的执政理论和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指导实践，进一步回答人民群众关心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再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不断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最后，必须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要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纪律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当前要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原则，不断探讨党内监督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不断完善党代会和党委会制度，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20页。[3]韧弦《沉舟侧畔千帆过》，《时事报告》2001（9）：18-22。[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5]《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6]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4页。

[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7页。

The Lessons On USSR Communist Party’s perish from the view of “two vanguard brigades”

Abstract: The sixteen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conference expanded the kind of party from “A vanguard brigade” to “Two vanguard brigades”.It is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from the summary of Chinese communist’s history experience of more than 80 years.An important reason of USSR communist party’s perish is that they wasn’t always attaining the “two vanguard brigades”, hence they lost the rank foundation and the crowd's foundation.USSR communist party leaves us deep lessons :The CCP must always become the “ two vanguard brigades” and continuously make the rank foundation stronger and extend the crowd's foundation;And it must divide the corrupt trap, m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 close;And it must put effort to enhance the ruling ability of the party.Key words:

two vanguard brigades

USSR communist party

le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