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庐山会议和“反右倾”的斗争的严重教材精解素材

第一篇：高中历史庐山会议和“反右倾”的斗争的严重教材精解素材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的斗争的严重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称为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后期，是指从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到全会结束这段时间。

庐山会议前期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认为国内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会上提出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体制、三定政策、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

7月3日至10日上午按六个大区分组讨论，彭德怀在西北组七次发言和插话。他在1958年和1959年4月下旬，曾到湖南、江西、安徽、甘肃等十几省进行调查，在湖南湘潭乌石公社，一个残废军人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比较尖锐。但在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是很浓厚的，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及严重程度，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很不够。7月10日，他在组长会议上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强调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提出会议15日结束。

彭德怀鉴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担心“左”倾错误能否彻底克服，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绩，然后实事求是地批评了1958年的缺点错误，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并谈了改进工作的建议。这封信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从信的内容上和提出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逆耳忠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它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于16日印发给会议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了信中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要求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错误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战斗任务。”会后，在全国普遍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运动的重点是党政军机关，同时殃及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以致工人、农民。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以及会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是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它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一，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助长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第二，理论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把彭德怀等对经济指标、速度高低问题的探讨、争论，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雏型，导致

用心爱心专心2-

第二篇：浅析庐山会议为什么会从纠“左”走上“反右倾”

浅析庐山会议为什么会从纠“左”走上“反右倾”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这次会议从开始纠“左”到后来转向反右，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并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教训极为深刻。下面，我就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浅谈几点见解。

一、这次会议的纠“左”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发生的，这导致了纠“左”得不到实质性的突破。

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但是,这一时期的纠“左”工作也还存在着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在纠“左”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事实上是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这样,这一时期的纠“左”工作就必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二,对错误的严重性和纠“左”成绩的估计完全脱离实际。另外,党内领导层中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正常,其他领导人对“三面红旗”得失的估计及所提出的纠“左”主张, 只能限定在毛泽东所能许可的范围。

以上几点,也就注定了庐山会议不可能成为一次深入纠“左”的会议。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要从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纠“左”,这势必与党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相冲突,势必为毛泽东所不忍,从而导致了整个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

二、在党内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占主导地位，中共领导人对“左”倾错误的严重缺乏清醒认识。

伴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共中央相继提出了所谓的“三面红旗”，这表明，我们党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具体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具体表现为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为内容的“大过渡轮”和易平均主义为模式，要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一大二公”的社会空想论。

不否认，1959年庐山会议大家还是怀着纠“左”的迫切心情上庐山的，但并不意味着全党上下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出去主张纠“左”，仅仅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

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例如彭等人。但这为毛所不能容忍，导致了庐山会议风向逆转和彭的历史悲剧的发生。

三、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共党内和全国的逐步发展，严重损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党纲就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的时间,家长制等流毒根深蒂固。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拥护他;并且认为毛泽东同志理论水平最高, 看问题不会有错,把毛泽东看成是党的化身;加上长期以来我们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和民主习惯,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只要对领袖有意见就是反党。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其他人也就相信了,这也说明党的民主生活、组织原则已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毛在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胜利面前,他本人也开始骄傲起来了，彭悲剧的发生，和这个背景也有很大的关联。

四、国际上掀起反华逆流，毛认为彭与苏联有勾结。

自1958年中国发动大跃进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及苏联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攻击和指责。而苏联领导人的批评又偏偏同西方帝国主义的非难是那样的相互吻合，让人觉得有一种明显的一呼一应的联系。

而从国内看，1957年，我们党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当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便把这种扩大化的错误误认为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提阶级斗争。庐山会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召开的。彭德怀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客观如实地反映情况，明确指出所谓 “三面红旗”的缺点错误，要求从指导思想上加以纠正，总结经验教训。这种举动很自然地被看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和国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联系起来，把彭德怀当作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这时，会议中心问题的转向也自然而然。

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给我党和我国造成了严重后果。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政党和民族是绝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错误，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做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了拨乱反正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