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利霞与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款纠纷上诉案

第一篇：芦利霞与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款纠纷上诉案

芦利霞与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款纠纷上诉案

问题提示：如何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要点提示】

村民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享有的获得征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不是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范围和问题，村委会不得以村民会议民主表决为由剥夺其成员的正当、合法权益；村民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因出具放弃保证而取消。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06）红民一初字第838号（2007年9月12日）

二审：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新中民一终字第545号（2008年5月9日）

【案情】

原告：芦利霞

被告：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芦利霞是东杨村村民，1996年12月23日原告芦利霞与延津县榆林乡大杨村郭树法登记结婚，婚后一直在朱召村居住。其户籍仍保留在东杨村，婚后芦利霞未在开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加孕检。1999年11月19日芦利霞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今后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后东杨村多次分配土地补偿款时，未给原告芦利霞分配。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43112．45元。

被告辩称：不分给原告土地补偿款是由村民会议表决决定的，村委会必须执行。在2002年秋后调整土地时，专门为出嫁女户口未迁出的留出一部分口粮田，并规定不得参与村里的任何分配。既然申请分得了口粮田，那么就说明同意了村里“不得参与村里的任何分配”的规定，现再起诉显然不妥。况且原告并未履行村民义务，计划生育等也未纳人村里管理，婚后也一直在婆家居住。原告已写过保证，放弃了村民待遇。

【审判】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对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原土地使用人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的损失的补偿，芦利霞虽具备东杨村户籍，但其未在该村居住，且原告芦利霞于1999年11月19日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今后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该保证书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视为其自愿放弃其自身权利，故原告芦利霞无权再要求参加分配征地补偿款，对原告要求被告东杨村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芦利霞称其出具的保证书系在被威逼之下所写，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芦利霞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735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芦利霞不服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其1976年11月26日在东杨村出生，在东杨村长大，虽然于1996年12月23日与郭树法登记结婚，但婚后户口并未迁出，应当认定为东杨村的村民，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1999年11月19日上诉人签字的保证书没有法律效力，并不能代表上诉人放弃分配土地补偿款权利。保证书是被上诉人以不给上诉人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作为胁迫，迫使上诉人在村委会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上诉人为给孩子登记上户口，被迫签的字。上诉人的孩子在东杨村出生，依法可以随母亲下户，村委会强迫上诉人在书写有“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等违法内容的保证书上签字的行为本身即是违法的，签字行为并非上诉人所自愿，也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村委会无权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所谓的保证书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其合法有效，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东杨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上诉人的保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1999年书写，其从没有对该保证提出过异议，故该保证合法有效。上诉人没有在东杨村居住，没有尽到村民义务，故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自2002年7月3日至2005年10月27日，东杨村同新乡市开发区土地部门和有关单位共签订了7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东杨村自2002年8月10日至2005年11月20日每人共分配土地补偿费42412．45元。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损失给予的补偿，在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应当享有分配该笔土地补偿费的权利。上诉人芦利霞系东杨村人，于1996年12月23日同延津县榆林乡大杨村郭树法结婚后，在其丈夫的村未分配有土地，户籍也未迁出东杨村，一直接受东杨村的管理。上诉人在2002年7月3日第一次制定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便具有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应当享受土地补偿款的待遇。故上诉人请求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1999年11月19日上诉人签字的保证书的法律效力问题。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处的村民，享有参与东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划分宅基地、承包耕地的权利，这也是上诉人的基本权利，被上诉人无权剥夺，被上诉人以不给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迫使上诉人芦利霞在村委会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被上诉人的行为显系违法，被上诉人无权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违法的民事行为为无效行为，故对于该保证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06）红民一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

二、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芦利霞土地补偿费共计42412．45元。

三、驳回芦利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35元，由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元，由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原告芦利霞给被告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保证的效力问题

1996年12月23日原告芦利霞同延津县榆林乡大杨村郭树法结婚。婚后芦

利霞一直在朱召村居住，但其户口并未从东杨村迁出，户籍仍保留在原出生地东杨村。1999年12月19日芦利霞给被告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今后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后东杨村多次给具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分配土地补偿款，但均未给芦利霞分配。为此，芦利霞提起诉讼向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东杨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其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经济补偿。征地补偿费是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组成。它是在将土地由原集体所有征为国家所有的过程中，支付给被征地村和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性和安置性费用。土地被征用，就意味着村民永久失去了对该被征土地的使用权，从而一次性受领的征地补偿费，它是村民基本和重要的生活来源。

对被征地农民给予经济补偿，是我国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的被征地村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征地单位对土地补偿费进行分配，具备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都享有相应的份额。但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却在其多次进行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过程中，以芦利霞给其出具有保证书，保证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为由均未给芦利霞分配土地补偿款。东杨村村民委员会让芦利霞给其出具保证书，即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的这一约定行为，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违法的。从形式上看，芦利霞声称其是在受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以不给其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为胁迫，迫使自己在村委会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自己为给孩子登记上户口而被迫签的字。尽管芦利霞对其受胁迫这一事实没有从形式上予以举证证明，且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对此又予以否认，但从保证约定的内容可以推断，由于出具这一保证本身，即严重损害和剥夺了芦利霞作为一个村民乃至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利益，显然不是其自愿所为。所以这一约定在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从内容上看，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都对作为征地补偿对象的权利人享有获得征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是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作为土地被征对象享有获得相应经济补偿的法定利益，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剥夺的。而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却以让芦利霞出具保证的这一约定的形式，非法剥夺芦利霞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身的资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存在约定的问题，它不因出具放弃保证而取消。

（二）本案芦利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认定问题

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各项权利，是基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政策而产生的，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人有份的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这就表明，农户只有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享有基本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权利，在其外部则不享有此权利。换句话说，如果集体经济组织不论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剥夺和非法限制其成员所享有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权利，那么，该成员就会成为一个无地可种而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目前我国农村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每个农户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承包地，是其自身家庭生

产和生活的基本保障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性质。因此，农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利是受法律绝对保护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般说来是本村人承包本村地。土地家庭承包的农户一般是指，在按照国家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户口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也就是说，确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是依照户籍为标准，特别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户籍。但是合法迁入的也可以根据其是否在其他地方已取得有承包地来判定其是否能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面积与家庭人口数量等情况密切相关，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按照每个农户家庭的人口、劳动力数量等因素计算承包地面积。但承包合同一旦签订后，在有效期限内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变动面积，否则，就难以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和有效。显然，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地的“原始取得”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身利益至关重要。但同时也表明，农户的家庭成员错过统一组织承包时分配承包地机会的，会在一定期限内难以获得承包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丧失，其仍享有和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土地被征用获得土地补偿费用的权利，即是依附于这种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之上的。本案芦利霞户籍在东杨村，而且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户籍，毫无疑问其具有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尽管其因婚嫁而未再在东杨村居住生活，但这只是居住形式的问题，其户口并未从东杨村迁出，户籍仍保留在东杨村；况且芦利霞在其丈夫所在村亦并未分配有承包地，芦利霞仍属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仍享有承包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这就规定了，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论有无承包地，均有权参与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相应份额。所以，芦利霞向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主张分配并支付其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的请求自然应当得到支持。本案一审判决驳回芦利霞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了芦利霞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三）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妇女权益的保护问题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歧视妇女、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尽管农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但在农村土地承包实施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出嫁妇女的承包经营权受侵害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妇女出嫁后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收回其承包地、妇女出嫁后其在原居住和生活地即户籍所在地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被剥夺、妇女离婚时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等。这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及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意识淡薄有关。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由此可见，在农村土地的实际承包中，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必须得到有效制止和坚决纠正。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上，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剥夺、侵害其依法应当享有的土地补偿权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召开村民会议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就征地补偿费如何分配进行民主表决，但村民所在其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其享有的获得土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不是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范围和问题。那种以土地补偿费分配是经村民会议民主表决村委会必须执行，从而剥夺妇女正当、合法权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个必须明晰和应当澄清的原则问题。广大妇女应当不断增强权利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真正把法律上规定的男女平等转变为事实上的平等，把法律上规定的妇女承包土地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权利转变成事实上的权利，以促进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此案的审理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念的体现。

（文章汇编者：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陈友峰律师，联系电话：***）

第二篇：1-北京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与KTH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北京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与KTH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

纠纷上诉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二中民初字第8226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252号。

二、案件要旨

法院审理侵害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案件的第一步即确定原告所主张的信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满足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权利人的信息要成为商业秘密，必须具有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性”，即秘密性、实用性以及保密性。

三、基本案情

KTH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于2003年1月20日被任命为凯利公司的董事。2003年3月10日，KTH公司与布鲁姆博格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由KTH公司向布鲁姆博格公司租赁1台计算机，该计算机由王某带至其当时任职凯利公司中使用。

2003年8月，王某因故被凯利公司停职。凯利公司以KTH公司租赁并由王某使用的计算机内可能存有凯利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由，不同意王某将该计算机带走。2003年8月26日，经王某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将上述计算机封存在凯利公司原总经理办公室内。之后，凯利公司又将该计算机转移至案外人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丰德公司”）内。

2004年2月5日，KTH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凯利公司和中金丰德公司返还其租赁的计算机，东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对中金丰德公司处的计算机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2006年4月20日，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凯利公司和中金丰德公司向KTH公司返还该计算机。该案判决生效后，由于未能找到该计算机，该案尚未执行终结。

后凯利公司以KTH公司侵犯其经营秘密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法院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凯利公司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是与其筹建以及与该公司、股东或关联公司相关的业务资料、电子邮件及其他相关数据资料。从主张的权利形式上，属于经营信息。由于凯利公司主张的上述权利过于笼统，没有具体指明信息中的哪一部分受保护，也没有以具体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更没有证明对上述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因此不能认定其所称的上述信息构成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鉴于凯利公司未向法庭提供存储有涉案信息的计算机的下落，根据现有证据，凯利公司也就不能证明KTH公司租赁的该计算机中存储有凯利公司所称的涉案信息。凯利公司关于确认储存在KTH公司计算机内的资料为其商业秘密，并要求KTH公司返还涉案经营信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凯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凯利公司的诉讼请求。

凯利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KTH公司计算机内的资料为凯利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返还该商业秘密资料。其理由是：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并据此形成错误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了经公证封存电脑、已有生效判决判定凯利公司归还电脑的事实，却没有认定“关于公证的说明”中KTH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已经认可的“被封存的电脑中存储了与本公司业务有关的信息和资料”的事实，显属不当；在事实认定方面，凯利公司已经说明，经公证封存的电脑在案外人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内，原审判决却作出凯利公司未向法庭提供该电脑下落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

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凯利公司多次明确表示其并不知道该计算机的下落，也不知道该计算机是否在中金丰德公司内；而在二审庭审中，凯利公司明确表示

该计算机在中金丰德公司内，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

综合上述证据，二审法院认为，凯利公司请求保护其商业秘密，应明确其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内容，提供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证明KTH公司实施了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现凯利公司并未明确其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内容，也未能提出KTH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证据。对其主张的载有其商业秘密的涉案计算机，凯利公司也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明其下落。因此，凯利公司关于保护其商业秘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高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律师点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的民事诉讼案件时，一般分三步走：首先，确定原告主张的信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即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其次，确定被告的信息与原告的信息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最后，审查被告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

由此可见，若原告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所拥有的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那又何谈证明原告的信息与被告的信息相同，并认定被告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获取原告商业秘密呢？

那么，怎样的信息才属于符合法定条件的商业秘密呢？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也就是说，构成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都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不为公众所知悉，即具有一定的优于行业内一般信息的秘密点，该秘密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

二、具有实用性，即能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实际操作，为企业提供具体的生产或经营模式，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企业是否在实际经营中予以运用并不影响商业秘密的实用性价

值）；

三、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即企业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予以保护，有保护的主观意图，并在客观上采取一定的行为(该保护并不要求万无一失，只要达到合理的程度即可)。

本案中，凯利公司诉称KTH公司将租赁的电脑要回去将侵害其商业秘密，但却不能明确提出其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内容，无法提供其已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据，使法院在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的“三步走”在第一步上就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