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优秀作文 永恒的怀念
永恒的怀念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将会成为最亲切的怀念。
——普希金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逝者如斯，时光飞逝，飞逝我的青春。呼啸而过的列车，带走了半夏的诱惑。我的故事，停留在时光记忆的原处，但是，我们的青春早已随着时间洪流被无声地卷走。自己却无法跟上时光的脚步，哪怕迟缓、或者急促„„
我们走过梦幻般的花季，那时天空或许阴霾或许清澄，但美好的瞬间却永留心中，或许历久经年，或许在茫茫人海中再次“擦肩”，早已不认识了彼此。但岁月中那份欣喜会在不经意间掸落记忆的尘埃，尽显其真、其纯、其美，那一份无欲无求的付出，伴殷殷的眼神、真切的关爱、幽幽的牵恋，似清澈的溪，缓缓流淌于山间。
我在庸碌地将青春束缚在一张纸上，没有文字，没有图片，没有符号。我只看到，纸上涂满了abc，123挥之不去，纸上的精灵都被abc123密密交叉形成的网罩住，我却呵呵的不知，笑自己太过稚拙，也笑自己那么愚钝。有时候，我很
乐意不停的算，直到手指失去知觉，觉得这是一种享受，至少我还可以算一些说不上名堂的东西。
算，一直不停的算，算到不会算为止，我才回过头来，看看纸上到底有多少痕迹是我的。却又在不经意间，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有算过青春。是的，本该似水流年的青春，被我无情的遗忘丢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不去问津。青春，就像泼出去的水，消失了就不再有，时光在自己手中如沙漏一般从指尖缓缓流逝，那些泛着迷离气息的回忆却还飘荡在这冬日的晨光中，而我却依旧徜徉在过去的青春里，或迷茫、或执着。
青春的美妙奏出悦耳的琴调，而花落的无情却谱出了忧郁的歌谣，无奈烟火一时尽，只在境遇了无情。回首往事，一切皆成笑谈，浩叹之余，心已彻悟，慨然自问：为何还要沉湎于逝去的青春里？该走向未来，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把过往当成怀念。
人生不过如此，历经千载沧桑事，笑看红尘浮云烟，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得与失，一种生活的结束即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一个故事的尾声即是另一个故事的序幕，一切都会过去，一切终将过去，兴衰荣辱，成败得失，终会烟消云散去，成为永恒的祭奠与怀念。
第二篇：永恒的怀念
永恒的怀念
-纪念吴仲贤教授诞辰100周年
-《永恒的怀念》编委会
瞿振元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柯柄生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吴常信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院士 张
沅 李德发 杨
志 张
勤 杨
宁 徐桂云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分党委书记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序
今年5月12日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仲贤先生的100周年诞辰。吴仲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动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授，曾任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第一任系主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六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现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挚爱的动物数量遗传学事业，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做出了非凡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人正直，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勤奋刻苦，淡泊名利，堪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界后辈的楷模。在吴仲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编辑了这本纪念文集，以表达我们对他永恒的怀念。
文集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纪念文章，其中收集了详细叙述吴仲贤先生生平的文章《事业长青藤》，客观而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吴先生的求学、教学、科研经历和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以及由吴先生的子女、学生、同事撰写的怀念文章，这些文章通过他们与吴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吴先生的精彩人生、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表达了他们对吴先生的真挚感情和深切怀念。第二部分是吴仲贤先生的生平照片，它们是吴先生70余年中学习、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看着这些照片，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吴先生的敬仰和思念。
本文集中没有收录吴先生的论著和科研论文，吴先生一生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科研论文，这些论文已被选编到了另一本文集（《吴仲贤文集》）中。
因为编辑时间仓促，纰漏在所难免，恳请动物遗传育种学界的同仁和吴先生的亲朋好友们海涵。在此，我们向所有在此书编辑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永恒的怀念》编委会
2011年4月20日 目录
第一部分 纪念文章
第二部分 吴仲贤生平照片
事业常青藤
-记吴仲贤教授
吴仲贤(1911～2007)，湖北汉川人，动物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授。历任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畜牧系主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六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现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求学之路
吴仲贤教授1911年5月12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33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生物系，获生物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35年生物系毕业，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动物遗传育种学，193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转入剑桥大学作营养化学博士后研究。
吴仲贤教授讲述自己的求学历程：“由于年少丧母，使我必须独立面对未来，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特殊的一生要活下去，但是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需要为自己的命运或反对其命运而奋斗。我进的初等学校是一个教会学校，当时受传教士的误导，以为英文是最重要主课。就全力以赴。恰好有一个教师英文文法特别好，使我从中获益最多。后来我顺利地进入了高中，这所学校英文也很强，从一位转学的同学口中长第一次听到微积分这个名词，经仔细盘问才知道那是一个数学分支，它掌握了宇宙的奥秘。这是我受教育中的第一次震动！然而这并没能影响我的学习方向。进大学时我选择了文科，在经过北伐时期失学时的漫长假期，我把英文小说《金银岛》从头至尾熟读到几乎都能背下来，把半个书柜的英文小说都略读了一遍，使得我的英文水平得到升华。有一件事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震动。一位来重建大学的英文教授看见我整天读英文，特别是当我问起英文诗中的平仄规律时，教授说：‘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我回答说：‘教英文’。教授接着说：‘年轻人我告诉你，用功是值得称赞的，我很喜欢你。但教会学校是我们传教士办的，教书的地盘都被我们占据了。你们的省立学校也会抵制你们，如果你们到那里教英文，他们全都会失业。我在中国是一个教英文的教授，工回到母校匹兹堡大学只能改低年级作文，我的同学还嫉妨我哩！难道你们不知道现在是科学时代吗？英文是学科学的工具。你改学科学一生都不会后悔！’这一席话对我是多么大的震撼啊！我的心在呼唤，要重新振作起来！一个新物太阳又从地平线上昇起了！在中学最后一年中，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来到我们学校。这位教师似乎懂得一切，包括数、理、化，大家都器重他。后来他得到出国的机会，因为省政府教育厅要求，出国的人，都必须考微积分。这位老师恰好合乎条件。这是他第二次听到微积分这个词。不久，我发现能进的唯一的一个系是生物系，由于大学报考的是文科，必须要选一门理科，这时我选的生物学，教课的助教欢迎他转系，因为这说明他的才能。从此掀开了我生活中的另一页。”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也就是生命奥秘和惊异所在，谁能够预见十年后发生的事情呢？由于我听了一个大学普通物理学的课，受益匪浅，大三时我要求选修一门化学课，未获准，这样我在大学里就失去了接受一个比较完整教育的机会。我对这种挫折的反应是不管人家说什么，做什么，我只考虑正确的事就要做。当时我们学校的生物学很弱，而物理学很强，由于教学计划包括一个主修和一个辅修，主修生物学，辅修物理学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边缘学科有生物物理学和物理生物学，都适合自己。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心愿，就是完全变成一个物理学家，那是我的幻想，但它对我很合适，正如后来的事实，我有两个儿子在美国成了颇有名气的物理学者。”
吴仲贤教授还谈到：“我的大学教育并非所期望的那么理想，因为在那里条件太差了。只有北京清华研究院学习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当我由于失去考物理出国的机会时，就考了清华研究院的西洋文学专业，得到了300银圆助学金，可以维持生活。当我得知在英文的路上充满荆棘，前途是渺茫的。我又遇见恩师吴宓指导他说：‘为什么和我们英文系的学生竞争呢？你主修的是生物学，英文是你的优势，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定能获胜，’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睿智的指导使他的梦想实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榜中我的名字出现了，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
就这样，吴仲贤教授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感兴趣地是如何将遗传学的知识应用于动物乳、肉、蛋、毛的遗传改良。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他不满孟德尔遗传学对改良数量改性状无能为力的状况，仅仅靠一些质量性状的分离组合，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即使在摩尔根（T.H.Morgan）提出基因学说以后，问题仍是如此。经过学习和探索，发现这一主攻方向需要运用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1918年至1932年是群体遗传学进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数量遗传学的奠基时代，数量遗传学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他攻读博士期间，恰好处于这两个遗传学发展阶段的中间。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到发展数量遗传学的事业中去。由于他在早期学习细胞遗传学的过程中就注意与数学、统计学的结合，这为他经后主攻数量遗传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及时地跟上了遗传学的这一发展进程。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数量遗传学对于动植物遗传改良的巨大潜力，从此致力于对数量遗传学的学习和研究。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后，他的导师试图留他在英国再读一个更高学位（科学博士，D.Sc），给500磅的奖学金。但他却决定去剑桥大学做博士后，学习化学以弥补知识上的缺陷，因为他认为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生物学家应该是能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论文的人。在剑桥他认识了许多名人以及正在形成的巨人，其中包括他的导师R.G.W.Norrish，那时他是一位刚升教授的人,他们几乎天天见面,30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年轻的Bragg（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学获得者），他曾经被邀请给同学们做报告，后来他继承了另一位英国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Rutherford的职位； Dirac，也是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还有他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同学王竹溪（杨振宁的老师）和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吴仲贤教授说：“我在这样一群人中活动，我对他们非常了解，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后，他面临着回国和留在英国的选择。虽然留在英国他将会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但是他想国家和人民送他出去学习是想让他学点本领为祖国服务，解除她的一些困难。国家遭受了鸦片战争，国力衰退。另外还有像婚姻、赡养父母等问题，如果留下来，意味着把一个世界抛弃，换取另一个世界。于是，他决定回国。在七七事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吴仲贤教授回到了昆明。
这段求学经历为吴仲贤教授打下了很宽厚的学术功底，“他在文理两科都有建树”，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恩师吴宓对他的赞扬。他有一位好友很羡慕他的这种能力，时常问他何以致此，他回答说，“这只是一个淹没在水中捞稻草而活命了的人的幸运，没有什么决窍值得夸耀的。”
执教北京大学
吴仲贤教授回国后曾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他开始执教北京大学农学院。
我校老书记吴汝卓先生，著名动物医学专家孔繁瑶教授回忆当时大学学习安排时体会很深，作为系主任，吴促贤教授十分关心学生的学习，总是尽可能请最好的教师为学生授课。除本院两系主任，知名学者熊大仕、陈华癸教授讲寄生虫学、组织学和细菌学外；畜牧方面的课程，他聘请北京大学沈同教授讲动物营养学、聘请清华农学院许振英教授讲动物饲养学和养牛学、华北农业研究所的汪国舆研究员讲养羊学和养猪学，他们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还有牧草学、内分泌学也是一样的。一个班级两年的专业课能请到这么多位名师授谭，应该说很不简单，这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到更多的新知识、真知识。中外，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名师一门课也许会改变学生一生的选择，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正像英国著名统计学空R.A.Fisher曾对他的影响一样.他对自己的课是十分认真的,听了他的生物统计学和家畜育种学课就会感到他的学术造诣,特别是基础习科方面的深厚功底;同时还能看到他严肃的治学态度.由于预感到统计学对20世纪科学了展的重大影响,他要求学生要学好生物统计学这门课,并在可能条件下提高自己的数学平经加深对统计学本身的理解。加强大学基础课教学和学习是他一贵的思想。
为了提高学生英语的听、读水平，他用英语授课。他教的生物统计学课，一本Snedecor,G.W.的<
原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植物生理生化学家汤佩松教授就很赞扬他的英语和学识，曾说：“清华农学院筹建初期原想聘请吴仲贤教授到清华任教，可是俞大绂院长得前一步把他请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俞大绂院长后来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尽管作为校长，平时甚少评说自己的教师，但却非常突出地赞誉吴仲贤教授的造诣。
在吴仲贤教授执教北大期间，正值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北大作为五四精神的发源地，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出于爱国与正义，他支持学术们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反对当局逮捕自己的学生，并掩护他们，使一些学生免遭逮捕，他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视为教师的天职。
开创中国数量遗传学科
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遗传学本应在我国得到积极的发展，但是由于教条地学习苏联，使我国遗传学研究蒙受巨大的损失。当时武断地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和统计学的教学研究，强制推行所谓“米丘林学说”，在高压下，他的遗传学、生物统计和群体遗传学课程不得不停开，改授家畜饲养学，但他坚信孟德尔遗传学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对自己新的工作他十分认真，由于他生物学、化学的深厚基础，新的教学任务完成得很后好。他提出了役马的新饲养标准，批评了用公斤公里作为工作单位的做法，因为谁能理解几百万公斤公里究竟是多少工作量呢？用马力小时作为单位就方便多了，一匹1500公斤体重的马工作一小时就构成一个工作单位，这谁不理解呢？如马的体重只1000公斤，那么工作一小时只构成0.7个单位,就按0.7单位授粮.由于根据试验结果一个马力小时恰好需要一个苏联饲料单位,即一公斤燕麦,那么这匹1000公斤重的小马工用多小时,就按照小时数乘经0.7,再加上已修订好的每天维持量就够了.这是在家畜饲养学中是一个很重大的创新.虽然不能讲授遗传学，但他仍争取时间潜心阅读遗传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关注学科新发展和开展数量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1956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了著名的青岛座谈会，他应邀参加会议，先后做了题为“遗传学和进化论的关系”和“生物科学的新时代一发现遗传密码秘密的重大意义”的两次报告，阐述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理论和新成就。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遗传学的改革，是我国孟遗传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参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坚持科学真理，捍卫了孟德尔摩根遗传学的理论，使会议达成了恢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合法地位的协议。
青岛会议后，他重返遗传学讲坛，在北京农业大学重新开设动物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等课，并建立了果蝇遗传实验室。1961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动物遗传学》教材。与此同时他开始着手撰写《统计遗传学》一书，为了写好这本书，他几乎读了能够收集到的涵盖本学科的所有相关文章，其中许多文献资料都是他千方百计不辞辛苦查找征集而得的。同时对涉及本学科各方面的诸多问题逐个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思考、研究和难以计数的推导、运算。1966年写成初稿，这是他近十年勤奋研究的结晶。但它的问世却多有不顺。先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专著出版被禁止，接着文稿又在文革中丢失，后经本人追忆，同事帮助，另外他又做了新的补充，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才重新完成，送到了科学出版社。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社迟迟不敢出版，他只好致信当时任代总理的邓小平，邓小平把信转到了出版社，有了邓小平的直接支持，这本书很快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数量遗传学专著。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的诞生。这本书不但综合和系统化了当时数量遗传学的全部理论，把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定家畜家禽数量性状的遗传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虽然在此之前国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没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此外，该书还总结了畜牧业中的乳、肉、蛋、毛遗传改良的育种方法，可直接指导畜禽育种。
《统计遗传学》一书的问世给我国的畜禽育种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前，我国育种工作停留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数量遗传学的新概念如重复力、遗传力和遗传相关，以及相应公式的引入，将我国的数量性状育种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统计遗传学》这本巨著已经成为我国高层次的动物遗传育种工作者系统学习数量遗传学理论必读的经典著作，不仅如此，它也是我国从事人类遗传和植物遗传研究人员所推崇的关于数量遗传学的重要参考书。该书出版后，被引用的次数之多是国内其他著作罕见的。
国外的同行专家对《统计遗传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著名的数量遗传和动物育种学家罗伯逊教育(Alan Robertson)1980年在Biometrics杂志的书评中指出，吴仲贤教授的《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特别是其中对于选择的一种规范的论述。著名群体遗传学家李景钧教授评价吴仲贤教授“大器晚成”。
世界上第一本系统介绍数量遗传学的专著是1960年出版的由Falconer撰写的《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ive Genetics》（现在已是第4版），它成了世界各国学习数量遗传学的“圣经”。如果不是各种政治原因的阻碍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吴仲贤教授的《统计遗传学》很有可能会在此之前出版，所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大得多。
1978年6月30日，在吴仲贤教授的关心和全国动物遗传育种工作者的努力下，全国动物数量遗传理论及其应用科研协作组成立，吴仲贤教授担任协作组顾问。12月，协作组主办的《动物数量遗传通讯》创刊号出版，吴先生写了《发刊词》。，他说：“《动物数量遗传通讯》的第一期出版了，这是中国遗传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畜牧界的一件大事，是值得我们大大庆祝的。” 《动物数量遗传通讯》一共办了五期（第五期于1984年1月出版），吴仲贤教授相继在此刊上发表了《数量遗传学的创造性》、《从达尔文到基因工程师们》和《根据谱系、同胞和后裔的不同组合对于限性数量性状遗传值的估计》等重要文章。1983年1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后改名动物数量遗传学分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成立，吴仲贤教授担任第一、二届理事长，后一直任名誉理事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自1983年以来，吴仲贤教授就致力于杂种优势理论的研究，退休后也一直坚持不懈。他认为纯种选育的理论已基本完善了，在育种实践中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杂交育种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应用了很多年，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传统的配合力的概念只是一个从化学中借鉴来的概念，存在很多缺陷，极大地影响了杂交育种实践中对于杂交组合的筛选和杂种优势利用的效率。他提出纯种选育和杂交育种应该可以统一到一个理论体系中，纯种选育的理论的核心是遗传力，那么在杂交育种中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概念，于是他提出了杂种遗传力的概念，它可以作为继遗传力、重复力、遗传相关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遗传参数。这个参数是联系纯种选育和杂交育种的桥梁，而杂交育种可以作为纯种选育的一个特例，不仅如此，这个参数还将育种与进化联系起来了。这个概念对于杂种优势的利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自1986年起，先生就陆续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杂种优势理论的论文，2002年国际著名刊物《Genetica》发表了他的论文。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于2004年发表于《农业生物技术学报》上，此时他已是93岁的高龄，这不能不说是中外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2000年12月吴仲贤教授“用遗传力概念直接分析杂种优势”的科研成果通过了农业部组织的专家鉴定。专家组认为吴仲贤教授15年来潜心研究的理论成果解决了一个遗传育种百年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吴仲贤教授创造性提出发杂种遗传力的方法，进而对指导动植物杂交生产有重要影响，世界90%动植物生产都采用杂交，该理论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成果是数量遗传学的重大突破，居国际同类领先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在国外学术界兴起了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结合的热潮，吴仲贤教授又率先采用统计方法研究饲料中各种氨基酸的相对含量与相应的密码子数的关系，证明了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在此项研究结果的论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分子数量遗传学的概念，他预言随着分子遗传学发展及其与数量遗传学的不断融合，第四代遗传学 － 分子数量遗传学必将产生，成为今后遗传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近30年来遗传学的发展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言。分子数量遗传学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成为世界各国遗传学家们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对动植物育种以及人类遗传疾病的控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随着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吴仲贤教授当初的设想，但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已为世界所接受。杰出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
吴仲贤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他把恩师吴宓一本厚厚的诗集就放在沙发旁的书案上。书皮早已退色，想必他是经常要读的，读诗以寄托对恩师的思念之情。英国爱丁堡大学F.A.E.Crew 是他的另一位恩师。2003年吴仲贤在一篇论文“解开神秘杂交优势黑匣子之谜—纪念英国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研究所F.A.E.Crew教授，”中，他特意写了一段话“最后，我必须对F.A.E.Crew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教给了我遗传学，并是使我对遗传学的应用发生兴趣的启蒙者。他是这一胜利中的引导者，这是我在60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的。”
吴仲贤教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以治学严谨而闻名于学界。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认真读书，勤于思考，思想深邃。他阅读领域很广，包括哲学的书，从世界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他重视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和研究问题。他本人做的大量工作是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给出简易的表述，便于广大群众掌握和运用。他强调，我们研究数量遗传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农牧业生产中的问题，以提高生产。在《统计遗传学》书中，他讲过，“从几个基本前提出发，牲畜的所有数量性状都可以用几个遗传参数来定义，从而得到改进。”这就是他通过自己艰苦的、系统的研究工作使理论回归实践，实现了理论的价值，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他告诉学生们，人们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于学到。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培养的是用各种方法从家庭、社会、学校、大学和其他的机构求得判断力。这使学生深受启迪。
他培养学生的方式比较开放，他不拘于把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如有机会，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他认为学生应有国际视野，他亲自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5个研究生学生及以后的学生写推荐信，使他们有机会先后到美国、德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留学深造，为提高学术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解放前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原贵州农学院的俞谓江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生物统计学家）是他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各个政治运动的干扰，他并没有系统地招收研究生。自1978年文革结束以后，他才开始系统地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到1987年他退休，共招了4届硕士研究生。虽然他也具备招收博士生的资格，但却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因为他认为当时国内还不具备培养博士生的条件，他动员和支持他的学生们到国外去攻读博士学位或进修。除了培养研究生外，吴仲贤教授还培养了一批进修生，在文革前的1963年，他就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全国高校数量遗传教师进修班，系统讲授数量遗传学，在文革后的1978年，他又主持举办了全国各农业院校遗传学教师参加的“全国动物遗传学师训班”。除举办进修班，他还接受一些外校的进修教师到他身边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他的学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与现在的教授们相比），但他们大多成了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和育种的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有的在国外，成为国际著名学者。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队伍愈来愈壮大，整体学术水平愈来愈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吴仲贤70余年的辛勤耕耘。
作为数量遗传学一代宗师，吴仲贤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影响了几代人。他一生为人正直，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勤奋好学，淡泊名利，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学生如何报效祖国，如何学习，如何做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堪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界的楷模。
对教育的期望
吴仲贤教授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这就是他世界麻烦问题的所在。西方人相信武力而东方人相信正义，前者回答强权就是公理，东方人说那只是从林法则。问题是东方人太理解西方人，而西方人不理解也不在乎东方人怎么样，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pragmatism)，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中国发明火药时，我们的祖先把它做成爆竹来庆祝祖父生日，而西方得到后做成武器，用以征服其他民族。这就反映了上面所强调的东西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文明只是伪装，世界永远得不到和平。要想享受文明的果实，人们必须真正变得文明起来，改变他们的哲学，再教育方法除去人们自私和傲慢态度，并把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它有不同的才能互补合作，来促进大家的利益。孔子说，：已所不欲，忽施于人。“这句话古今哲人不知说过多少遍，你只要读他们的书就可以知道，问题是政客们不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明智起来。
明智的教育方法还是在年轻一代。善与恶，是与非是一个永远的斗争，因此必须学习真正的知识。有自己的道德表现和真实价值。为何孔子为至圣，而孟子为亚圣。难道后者没有把孔子的学说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吗？怪人大师辜鸿铭说：孔子主张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头两门讲文，次两门讲武。而当孟子见齐王时，当被问及战争的艺术时，孟子回答说，“军旅之事，末之学也。”于是齐王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孟子就不如孔子，因为在我们身连还存在许多冒充文明的野蛮人。
对世界教育鸟瞰，美国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科学方面。一个理由是它开设了许多研究生课，可供学生选择，而欧洲大学无此便利。要有专家写标准的教本，由于数学是各种科学基础，优选考虑数学。其他学科也有保留难点的习惯。教科书不应太厚，以便真正有用。每个系、实验室要有一个系图书室包括标准的学报、教材、设备，并对于硬件应有随时补充的经费。与一个较大研究中心歙 和是必要的。组织内部也应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吴仲贤教授不断关心新一代成长，为了便于与青年学生交流，2004年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园网开辟网页，讲述人生真缔。
吴仲贤教授也关注学生的写作艺术，他认为作为一个作者写得好是一个文人的标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人将自己一定量的糟柏去掉，才能写出好文章，像是纯金的提炼。因此必须要写了又写，直到把文字写好。对于心里所想的事似乎只有一个字是恰当的。你必须找到那个字，可以用一个修辞字典帮忙。但你必须时常利用它。你写得好球的程度将取决于你利用这个修辞字典的频率。要养成一种广泛阅读的习惯，以便增加你的词汇量，特别是精致的语言，要用笔记本来记下以充满你的库存。最重要的是在文中写出你的风格，在用字、用词、语法的多样化，音调的抑扬顿挫、流畅有力，最后论证的正确性方面都要注意。假使在作品中有一点值得质疑的，文章就完全被破坏了。达到此境界需要多少时间，因人而异，但多多练习，实践可以造成美器，除非你坚持这样做，否则你就不能达到目的。他用英文写的小说《An Idyll of Golden Valley》（金谷恋歌）就是范例。
（本文根据张劳原作《事业常青藤》修改而成）
追思怀念父亲吴仲贤先生
吴咏时 吴建时 吴若思
今年（2011年）5月12日是父亲吴仲贤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农业大学和动物科学院举办纪念活动，纪念他作为我国动物遗传学的一代宗师，我国数量统计遗传学创始奠基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农业科学的理论、实践和教育的巨大贡献。我们作为他的子女对此深表感谢。父亲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正值我中华民族从存亡危急之秋走向和平崛起的伟大转折时代。他不仅见证了、而且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我们借此机会追思他的一些生平活动、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诲和亲情。
父亲1911年出生在湖北省汉川县，不到半年，邻近的省城就爆发了著名的武昌起义，推翻了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祖父吴星桥先生是前清末代秀才，科举制度废除后常年在外地教书。祖母彭氏在家辛劳不幸早逝，当时父亲年仅4岁，自幼养成了自强独立、坚毅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小学毕业后，父亲在汉口教会学校读书，从中学到大学年年考第一，得以依靠奖学金来维持学业，从未中断。他的两个姐姐（分别比他大四岁和两岁）经常要停学打工攒钱再继续学业，所以他们三姐弟同一年进入华中大学学习，传为一时佳话。
因受祖父影响，父亲自幼习文，功底深厚，进华中大学时选择了主修英文。在咏时、建时上高中时，他为鼓励我们自学，向我们讲过他当年的一段经历。他的英文老师，是个苏格兰人，非常欣赏父亲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在合同期满行将回国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诉父亲，他走后父亲在华中大学已经没有更深的英文课可学了，应该考虑改行学科学。父亲那时刚上完大二，听了十分震惊。以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科学救国在社会上呼声很高，促使他下决心改行学科学。这是父亲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但真要改行绝非易事。仍要在四年内完成学业，改辅修生物为主修，是他唯一可行的选择。此外他另选了辅修物理，而学物理需要数学基础；但是前两年他从未选过高等数学课，甚至连积分符号都没见过。他下定决心利用那个夏天自己补数学。夏天的汉口是出名的火城，借住在他的姑母家，环境也不怎么好。他说，整天都打着赤膊，汗流浃背，三个月没出门，硬是把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等几门数学课自学完成了。这几个月的功夫没有白花，不仅锻炼了他的自学能力，更为后来能在我国开创数量统计遗传学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我们的自学能力，也都是在他这样的激励下，自觉苦读锻炼出来的。
但是父亲从事科学的道路一直是十分曲折、甚至坎坷的。他大学毕业后想报考庚款留英生物学科的名额，发现下一届考试大纲所列的各门参考书籍在武汉几乎都买不到。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报考清华大学英文研究生，借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清华图书馆的条件，准备生物学科的留学出国考试。但在清华招生办事处报名时又遇到了麻烦：他们不受理非英文科毕业生的报名。父亲个性很倔犟，解决不了他就不走，午饭都没去吃，一直等了四五个钟头才见到清华招生办的主管教授。该教授相当盛气凌人，父亲据理力争，说简章上并没有非本科毕业不可报名的条款。最后主管教授讲不过他，只好让他填表报名，但在表上边批，此考生非英文本科毕业，如果录取到校后须经复试。此后倒是一路顺风，进了清华研究院，并按考试成绩获得清华奖学金。下一年春，考取庚款留英畜牧名额。此中还有一段插曲。据父亲当年在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后来中国著名的物理家张宗燧先生说，清华物理系名教授周培源先生曾感叹，时下庚款考试办得如此之糟，生物名额竟录取了一名文学院的研究生。殊不知父亲原本就是生物本科生，考进了清华文学院，传为一时美谈。
一九三五年秋，父亲远涉重洋赴英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遗传学，仅过两年就提前获得哲学博士(Ph.D.)学位。他当时认为，数理化中他只有化学没有下过功夫，故而拒绝了数量遗传学大师菲歇尔教授邀请他继续攻读科学博士(D.Sc.)的信，毅然决定到剑桥大学攻读两年化学博士后。后来他说，这一步棋使他从事数量遗传学的研究推迟了近二十年。但是他又说，要不是有在剑桥打下的化学基础，在苏联李森科伪科学在国内横行不许教遗传学时，他也不可能马上就承担起饲养学的教学任务。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在国内科学界是最早深刻认识、鼓吹宣传DNA双螺旋模型这一分子遗传学的重大突破的。他当时就高瞻远瞩地宣告二十一世纪将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纪。（他当时曾对咏时说，假如有条件出国一定要让你学分子生物学；虽然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个远见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不少研究生。这是因为他同时通晓生物遗传学和分子有机化学，因而能及时把握这两大学科的交叉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科学突破。父亲的不少同辈都认为，在国内老一辈的科学家中，像他那样数、理、化、生物全面都懂的人确实很少见。纵观科学全局、把握交叉学科产生的重大突破，他的这种学风对咏时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咏时的一些重要工作，都是在物理和数学前沿的交叉中取得了突破。）在当前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之际，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把握或形成新学科的生长点，父亲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在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寻找创新的突破口，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三九年七月，父亲学成回国。赶在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爆发之前绕道香港、河内，从昆明回到了大后方投入全民抗日的洪流。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北大的其他教授挺身而出共同签署声明，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并曾掩护身为地下党员的一位练习生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北京解放后一位叫何平的军管会成员，做过父亲的练习生，也来家中看望他。父亲热爱祖国，坚持真理、为人耿直，挺身而出的性格，受到了他周围的晚辈（包括我们子女）的敬重。
父亲和其他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也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公正待遇。但五十年代初孟德尔、摩根遗传学派受到批判，被禁不能授课和科研，是在他从事科学救国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无奈和痛苦。尽管如此，父亲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念和对真理的追求。一方面开好饲养课，继续推动中国畜牧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青岛座谈会上首先发难，揭露前苏联“李森科学派”阻碍科学进步的伪科学面目。反右前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教咏时英文时他突然昏倒在桌上。病势凶猛，先后住院两个多月。等他病好时反右运动已经到了尾声。文革后他才告诉我们，那天他本来是要去参加民盟的一个鸣放会的。是神救了他，因病逃过了一劫。农大许多参加那次会的教师都被打成右派。陆近仁先生是会议的召集人，尽管没有右派言论，还是被定为行动上的右派。文革开始后陆先生首当其冲，不堪受辱和夫人一起闭门自尽了。父亲说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一种精神。但说到自己时，他说不必为他担心。在涿县劳动时，他看到一棵被烧焦的树倒在地上，树干全部腐烂了，但仍从树干下边发出了不少新芽。回来后他感慨地说，连一棵树都那样顽强地为生命而抗争，何况人乎。他还说他是进化论者，懂得生命在其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每进一步都不容易，人能走到今天，不可以轻言放弃。想到自己的妻女无助，只要有他在就多一层保障。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有自己的信仰，从来都有着不同凡人的高尚的精神生活。即便在文革中，游了街或打扫完厕所，回家以后擦个澡，他就又回到自己的诗词世界中去了。在那里没有世俗的忧虑与烦恼，还可以欣赏语言文学的美妙，依然吟诵如故。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陈金大先生。父亲在世时，多次提到在文革中陈金大对他的特殊照顾和保护。在那时这样做是要有极大勇气的。而作为一颗受伤的心灵，受到了这种照顾和保护时，就感到了世间的温情，无形之中在精神上就唤起受难者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父亲的众多弟子们，张沅先生、张勤先生、张劳女士、徐桂云女士等等，感谢他们在父亲晚年对他（和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
父亲不仅是一个有名科学家，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主张遗传学的理论要为农业的实践服务，和生产的实际相结合，反对生物界有些人重视纯理论、轻视农业实践的倾向。文革中父亲的研究专著手稿被抄走遗失，但他并未泄气，从头来起。打倒四人帮后，一九七七年科学出版社立即出版了父亲的专著 “统计遗传学”；我们深知这是他多年勤奋钻研、不懈努力的结晶。在九十二岁时他还发表了关于杂交育种和纯系育种理论统一的论文，通过了农业部的成果鉴定。父亲热爱祖国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桃李满天下。他的饲养营养学和动物育种遗传学的讲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们都成为中国动物科学的骨干栋梁，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和平崛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有的还成为农业生物界国际驰名的学者，世界动物科学新一代的开拓者。
父亲有一种学而不厌的毅力，更有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的严而慈的亲情体现在对我们及下一辈教育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要求严格但没有管束性的干涉，让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记得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鼓励我们在确定人生目标的时候，要把目标定得高一些。定得高，也许只能达到中等的水平；而如果把目标定在中等水平，可能达到的就更低了。他还常常对我们说，环境是在不断进化的。要不停地努力，如逆水行舟，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是强调文、理不可偏废。父亲更在关键时刻，每每给我们指点方向。文革初若思只上到初二，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每天就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她从黑龙江农场病退回京回后，父亲一面写书一面亲自教她中学的各项课程，特别是英文。因他认为若思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受教育太少将来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需要学个“一技之长”。从那以后若思在家学了整整五年的英文。当时她已经21岁了，学起外语来也不轻松，但是这五年的艰苦付出没有白费。1977年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时，若思凭着自己的英语水平，一举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开始了人生的新一个阶段。恢复高考制度，招收研究生，派送留学生出国，这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父亲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就都预见到了，使我们事先有所准备。他的远见卓识，在当时一般的人看不到路的情况下，给我们指出路来。
父亲劝学不只是对自己子女的，只要有机会他总是鼓励我们的朋友、年轻人学习深造，而且总可以找到说服对方的方法。咏时小学的一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在农大附中教俄文多年。路过我家进来坐坐，与父亲闲聊。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念书，他的回答是悔不当初。父亲说你才二十二岁怎么说起话来像个老头。接着就是一番谆谆教诲，真的把他说动了。回去以后他认真准备高考，第二年进了北京工业大学。他妈妈多年没来农大了，一进宿舍区，老远就听到她一路上感激的话滔滔不绝。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在教育学生上父亲也是从来不惜花费精力。每招收一个好学生他回家都会津津乐道。和年轻人谈起来话他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年轻人也很愿意聆听他的教诲。就在妹妹若思出国后，经常还有她的同学到家里看望父亲。有一次建时回国就在家里碰到过好几个她在北大时的同学。她们说，父亲的知识渊博记忆惊人，经常能够引经据典，善于概括升华，触类旁通，每次访问都受益匪浅。因此若思走后，她们还是愿意经常来看父亲。父亲自己的学生们大多也都有此感受。所以改革开放后，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有成的业务精英。陈金大先生曾感叹地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文革的耽误，你父亲会多发挥多少作用，多培养多少人才啊。退休后，他还继续与青年学生交流、谈话，过世前仍然几乎每年都会给大学生作报告，受到中农大动物科学院许多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父亲去世后，我们想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一首他最喜欢的诗词纪念他。建时的大女儿碧暄，年幼时曾在爷爷家住过一段，经常受到诗词的熏陶。她建议选清词“苍梧谣”，作者曹贞吉，说是当年爷爷最喜欢的诗词之一。其中最后两句“终难去，沧海作波澜”，正是当年父亲在文革中满腹经纶、但学不能致用的心情写照，故而对此词颇有感触。鉴于父亲晚年在改革开放后，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孜孜不倦又开始了新的长征，不辞辛劳进行科学前沿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培养大量优秀的研究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故咏时建议改几个字，以更全面、真实地概括他的一生。全词读作：
寒涧水，磷磷白石间，奔流去，沧海作波澜。
改后的词刻在了父亲墓碑的背面（见附图照片）。
亲爱的爸爸，今天农大院校领导、您的弟子和亲属欢聚一堂，召开纪念会议，塑半身铜像，出版文集，纪念您的百年诞辰。检阅成果，您开创的中国动物遗传育种事业后继有人。可谓圆了您当年学成回国报效中华、桃李满天下的梦想，您可以含笑天堂了。
中国动物遗传育种界的一代宗师
——纪念恩师吴仲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盛 志 廉（东北农业大学教授）
建国初期，有些人把政治上的“一边倒”扩大到科学学术方面，受害最重的是遗传学和细胞学，因为这两个学科在苏联产生了“伪科学”。
在遗传学方面，大骗子李森科假借果树专家米丘林的名义，杜撰出“米丘林遗传学”，把国际公认的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学批为“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
吴仲贤先生从中学时代就酷爱数学和英语，上世纪三十年代考上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他选择了遗传学这个专业，在英国学习了数量遗传、动物营养等先进科学，还有西方文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任教。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也是个“一边倒”的“积极分子”，在北京农农大禁授孟德尔遗传学，吴先生只能改讲《饲养学》。
全国解放不久，高等院校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吴先生当时是系主任，是重点批判对象。批判者在一些生活琐事上大做文章，而根本不顾他公费留学后毅然回国，解放前夕冒险在家保护地下党员等基本爱国、爱党的主要事实。
到了“文化大革命”，吴先生更以“反对学术权威”的名义受到大批斗，甚至受到人身打击。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要结束，“家畜育种科研协作组”在广东顺德集会，吴先生就在会上大声疾呼：“中国猪的育种工作已经走到了低谷，再不引进以数量遗传学指导的育种技术，我国在这方面就将大大落后于世界。”
实际上，在禁授孟德尔遗传学的年代，吴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动物数量遗传学的研究。在对西方科学文献封闭的情况下，吴先生一直暗暗收集资料，苦苦进行研究，撰写了专著：《统计遗传学》。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支持下，1977年《统计遗传学》得以正式出版。
吴先生一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对遗传学进行研究与传授，他培养了大批研究生和进修生，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到了老年还对杂种优势的预测进行大胆的探索，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吴先生在中国捍卫和发展了遗传学，特别是与动物育种密切相关的动物数量遗传学，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对于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术与实践走上正道，与世界本学科和实际生产的接轨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这门学科的真正奠基者，一代宗师。纪念吴仲贤先生诞辰100周年
吴常信①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斌②
吴仲贤先生研究的主要领1域是孟德尔遗传学在畜禽数量性状如乳、肉、蛋、毛的增产改良方面的应用。这在他当年出国学习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经过学习和探索，才发现这一主攻方向需要引用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在现代遗传学发展过程中，数量遗传学是第三代遗传学，即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而产生群体遗传学，群体遗传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产生数量遗传学。因此用孟德尔定律去套数量性状是无能为力的。由于他在学习细胞遗传学的过程中很早就注意与数学、统计学的结合，为他以后主攻数量遗传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及时地跟上了遗传学的这一发展趋势。
在现代遗传学发展过程中，1918年至1932年是群体遗传学时代，1937年至1947年是数量遗传学的奠基时代。吴仲贤先生在攻读博士期间，恰好处于这两个遗传学发展时代的中间。他之所以能接受这一时代影响，原因有二。首先，他在大学期间攻读的是生物学。当时学校教学体制刚好改为学分制，要求有主修和辅修。他辅修的是物理学，而物理学又要求懂微积分与微分方程。他认为一个生物系学生辅修物理学，就“如虎添翼”，使他可以广泛地阅览一些含有数学公式的生物学论文。这不仅启迪了他对数量遗传学的兴趣，也为他以后钻研数量遗传学提供了条件。其次，他当时很不满于孟德尔遗传学对改良数量性状无能为力的状况，而仅仅靠一些性状的分离组合，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即使在T.H.摩根(Morgan)提出基因学说以后，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他毫不迟疑地投身到发展数量遗传学的事业中。
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遗传学本应在我国得到发展和提高，但是由于教条地学习苏联，使我国遗传学研究受到巨大的损失。当时武断地全部取消了孟德尔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强制推行
*本文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养殖卷1。这次转载有修改、删节、补充，标题是后加的。（原文作者：吴常信、张斌；原文经吴仲贤教授审阅、修改。）①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前理事长 ②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前秘书长
*米丘林遗传学。在高压下，先生不得不改而讲授家畜饲养学。1956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召开了著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是我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先生在青岛会议上，坚持了科学原则，捍卫了经典的孟德尔摩根遗传学的理论。此后，他重返遗传学讲坛，急起直追，孜孜不倦地重新学习研究，充实新的内容，力图弥补失去的时间。从1959年到1966年这短短的7年中，他又重新开设动物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等课程，招收了多名研究生、进修生，进行新的科学研究，推导出一系列能直接指导并应用于畜禽育种实践的公式，简化和系统化了这方面的理论。这些成果都搜集在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完成的著作《统计遗传学》一书中。此外，他还大力介绍遗传学方面的新进展，如DNA的结构模型、遗传密码在进化论和基因工程中的意义。这些都在有关报纸、杂志中公开发表。但是“青岛会议”以后不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又使遗传学险遭灭顶之灾。他也被下放 “劳动改造”，不得不再次被迫停止教学和科学研究。
197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吴仲贤先生多年勤奋研究的结晶，我国数量遗传学史上第一部专著——《统计遗传学》。加上1978年我国研究生制度的恢复，才使他得以正式为研究生讲授数量遗传学这一门新课。
数量遗传学是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各种遗传参数具备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不仅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轮廓，而且已大量应用于各种畜禽和作物的选择改良，取得了经济上的成效。他在《统计遗传学》一书中总结了畜牧业中乳、肉、蛋、毛的增产和品质改良、提高的理论，把1937年J.L拉什(Lash)书中的基本概念公式化，同时还简化了符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以这本书作为教材，亲自讲授给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20余人。
在此之前，我国育种工作停留在一个经典的水平上。数量遗传学的新概念如重复力、遗传力和遗传相关，以及相应公式推导的引入，把我国的数量性状育种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畜禽生产水平，还加快了遗传进展和育种步伐，起到了加速畜牧业现代化的作用。《统计遗传学》这本巨著已经成为我国高层次的动物遗传育种科技工作者系统学习数量遗传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他们在国内外发表的很多重要的研究论文和报告，都引用、参考这本书的理论和观点。国外同行专家对这本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和动物育种学家A.罗伯逊教授(Rorbertson)1980年在Biometrics杂志的书评中指出，由于对数量遗传理论，特别是对于选择的一种相当正规的论述，认为吴仲贤教授编著的《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
在他的辛勤耕耘下，培养了一大批数量遗传学接班人和学科带头人。到目前为止，全国许多高等农业院校、研究所以及种用畜禽场等都拥有数量遗传学的骨干力量。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已是知名的专家、教授、院士等，虽然他们中有的人改学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有的改学数理统计，然而都是在相邻近的学科领域内，我国自己的数量遗传学队伍愈来愈壮大。无论在教学、科研或生产上都将是我国畜禽育种现代化的攻坚力量。
吴仲贤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四个方面：
1.在家畜饲养学中，他建议用“马力小时”作为衡量马的工作单位，以代替“英尺磅”或“公斤公里”。因为用英尺磅或公斤公里作单位，就要用几十万或几百万英尺磅或公斤公里来衡量工作，人们很难直接意识到究竟做了多少工作。而每马力是550英尺磅／秒，马力小时则把英尺磅化为马力，乘以秒化为小时数。如以1500磅体重的马认为有一匹马力，较小的马可乘以一个系数，例如0.7。小时则标志工作的时间。这样，一匹马做8小时的工，即可认为是5.6个马力小时的工作量。如1马力小时需1个苏联饲料单位，那么这匹马就需要5.6个苏联饲料单位。如用其他的饲养标准则可以按每马力小时的需要乘以5.6，这是很容易计算的，而且可以直接地意识到工作量的多少，使用极为方便。
2.在家畜育种学中，他推导出各种主要畜禽繁殖速率的公式，并算出历年繁殖数的总表。根据这些表格可以直接查出按一定的生殖率和成活率，在一定的使用年限内可以达到的繁殖总头数。这在制定牧场计划时是非常有用的。
3.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估测遗传值(或称育种值)方面。他把根据各种资料综合评定家畜家禽数量性状的遗传值的方法都公式化了。这里有根据畜禽本身、谱系、全同胞、半同胞和后裔来全面评定畜禽的公式，使育种工作者可以按他现在已有的全部资料来进行评定。虽然在以前国外也有一些公式，但都是零碎的，没有一整套可以利用的公式。同时他的这些公式没有电子计算机时也都可以应用，这在缺乏电子计算机设备的地方不能不说是一大帮助。这项成果获农业部1981年技术改进一等奖。4.在杂交育种中，他摈弃了用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来分析杂种优势的方法。因为根据这种分析方法，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是不对称的，前者取决于所有杂交组合。而后者只取决于某一特殊组合，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公式的复杂性。他利用“杂种遗传力”的概念把遗传效应分为加性的和非加性的，从而大大地简化了推导过程和所得到的公式，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杂种优势的预测。这就把杂交育种和纯系育种的理论统一于遗传力一个概念之内。这种新的理论一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关注。
在教育思想上，他认为生物科学要以精确科学即数、理、化为基础，这样才能深入，因此大学生必须有较全面地训练。这和他主张学分制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除主修外，必须有一个辅修或两个辅修，个别学生还可以有双主修。而将来的发展则可以因时势或机会来确定，务使其能有较大的选择和适应的自由。他认为学术本身是一个整体，而分科则是为了方便，他个人就是按这个原则学习的。他除了热爱自然科学外，还对西方文学颇有兴趣。他曾在抗战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一本英文小说，即“An Idyll of Gold Valley”(金谷的颂歌)，已由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体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修养与才华，以及英语写作的造诣。
他非常爱惜自己的学生，往往以这样的话激励他们：“我们不仅是我们现在的自己，也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他认为教育是创造性的，并寄厚望于青年一代。虽然他也有过不少辛酸的经历，但是他信奉“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得到多少，而在于他对社会贡献多少”。这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吴仲贤先生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遗传学报》和《中国畜牧学报》编委。他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1982年10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遗传学应用于畜牧生产会议》，但他的论文《中国太湖猪遗传参数的估测》，仍被收录到“会议论文集”中。1986年7月他参加了在美国林肯市纳布拉斯加大学召开的《世界第三届遗传学应用于畜牧生产会议》，并发表了题为《使配合力与遗传力统一的杂种优势新理论的研究》的论文。1987年应美国邀请，参加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并宣读了《新的杂种优势运筹理论及其在动植物育种中的应用》论文。 继承和学习吴仲贤先生的高尚人生品德
师守堃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在纪念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促使我回想如何更好地向先生学习，走好我们自己的人生问题。我们了解在不同年代内每个领域都有一批推动本领域工作向前发展的名人、高人和伟人，先生就是我国当时动物遗传育种领域内的名人、高人和伟人。农大畜牧系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仅有两位二级教授（缺一级教授），这就是那时走进畜牧系尤其青年学子都特别想认识和了解的汤逸人教授和吴仲贤教授，他们是当时的教授名人。农大在国内数量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曾经拥有两位普遍受到人们景仰的学术泰斗，这就是那时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李景钧教授（植物）和吴仲贤教授（动物），他们是当时的学术高人。由于先生长期奋发图强及其弟子们努力工作，使先生成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领域方面的一代宗师，这就是曾培养出如杨子恒（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吴常信（中科院院士）、盛志廉（东北农大教授）等一大批人才的育才伟人。我想向先生学习他的人生高贵品德应重视一下几点：
首先要学习先生处变不惊，心态平和的高尚品德。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都要经历过许多曲折和磨难，像先生这样的老一代海归人员更不能例外，尤其在他30多至60多岁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恰逢我国社会的巨变期，其经历特别丰厚，他对社会变革的适应能力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解放前先生在北大农学院（农大前身之一）任教，曾帮助过已知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进步学生躲避国民党军警的追捕。表明先生当时就心向共产党，即使自己有风险也要保护进步学生，这完全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愿景相一致。
解放后具有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定性为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大师双重身份的先生，每隔几年都要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地曲折和磨难的考验。但是先生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而且每次考验过后还毫无怨言，仍然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据我观察，先生思维敏捷，能够认清社会发展趋势，关注国家进步发展，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在曲折和磨难面前表现淡定、平和。
其次要学习先生交往直爽，为人大度的高尚品德。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个大问题，尤其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是不容易的。
先生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几十年时间里，参加出席任何（非学术和学术）会议时从不沉默不语，每次均以平等身份进行清晰、明确的推理讲述，受到听众的普遍尊重，赢得了好人缘。在后来可以展示大师风采的几十年时间里，参加出席任何活动从不盛气凌人、夸夸其谈，更加稳重和喜欢与青年人进行平等交流。如文革期间对先生批判时有过过火行为的周某，后来读研究生时对杂种优势理论研究有独特见解，所写论文受到先生欣赏，不仅帮助他修改论文还参加其论文的评审答辩。
据我了解先生性格友善，待人接物一贯规范，与人交往重视德和才，不以个人好恶划线，因而在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上始终表现和谐、大度。
第三要学习先生孜孜不倦、终生进取的高尚品德。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如何解决好活到老学到老也是个大问题，排除各种干扰和影响向预定目标不断迈进是有很大难度的。
在先生的一生中，对生活和工作永远坚持进取，从不放弃从不言退，先生的代表性著作《统计遗传学》是已过60岁才完稿的并在奔向70岁时才出版的。我们知道先生人到80多岁还在努力研究“杂种遗传力”这样的高深问题，90岁前后还参加培训班继续学习计算机的应用。
据我判断先生意志坚定，能够长期持久严格要求自己，不受外界各种干扰和影响向预定目标前进，所以在人生追求上始终充满激情、进取。
上述不完整的点滴感悟是作为学生和晚辈的我，从人生角度追思学习先生的片面体会，愿用此文纪念先生的百年诞辰。
缅怀恩师吴仲贤教授
彭中镇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著名的动物遗传学家、杰出的教育家、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吴仲贤教授于2007年8月3日与世长辞，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不胜悲痛与惋惜。流光易逝，已过四个春秋。如今正值吴师百龄冥寿纪念，对于先生在基础学科方面的深厚功底、广博的学术造诣、活跃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创新的突出业绩、强烈的爱国热忱和亲切的师生情谊，至今仍记忆犹新，永难忘怀。
1964年，吴仲贤先生在全国招收进修生，我有幸被批准进修一年，于当年八月来到了北京农大（今中国农大）畜牧系动物遗传教研组。遵照吴师的安排结合自己的愿望，第一学期学习了细胞遗传学、果蝇遗传实验、数量遗传学专题、高等数学与生物统计学。吴先生十分重视我们基础学科方面的训练，在他的指导下，高数和生统自始至终随同本科生一块听课。由于我1949年考入南昌大学（由国立中正大学改名而来），那时是不开高数课的，于是我认真地每次都按时完成课外作业并交授课老师批改。后来证明这样做对我的自学与备课很有用（尽管当时学的微积分只是初步的）。这与吴师的指引和对我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数量遗传学专题》主要由吴仲贤先生授课，有时也由组里年轻老师和研究生来讲。有时在白天上课，有时在晚上。从群体遗传学的哈迪－温伯格平衡讲起。当时听此《专题》的还有进修老师王滋润和杜荣臻（分别来自吉林农学院和沈阳农学院）以及组里的研究生和老师。仲贤老师讲课很有特色，交代概念绝对是清晰的，毫不含糊；讲课方法慢条斯理，但紧凑、富有逻辑性，我形容为“逐层剥皮”，且深入浅出。他重视问题解答，伺机安排辅导课。譬如“种畜的选择”，一个单元时间就解答了十五个问题，他分析问题很精辟，当解答选种与选配的意义时，用上基因频率与基因型频率来阐述，显得格外易于理解，令人信服。再如解答“数量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中的16个问题时，也使我们听得入神。在解答问题时还显出他精辟的学术见解，不时插入与其他书籍所述观点不同的看法，告诫我们不要随便相信权威，这对我们后来看书、教书、做学问和理解问题颇有启迪作用。该学期末尾，他还亲自跟我们系统讲述了五讲《生统遗传学讲座》，受益匪浅。总之，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并能感受到他学术造诣之高。后来我在教学科研中遇到问题，有时还少不了翻阅他的讲课笔记特别是问题解答笔记，以及1961年9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由他主쿐췎 ቀቀ șĀቀ ቀ"
的六位教师编写了畜牧专业用《动物遗传学》教材ቀቀām ቀ 攀 Ā ቀ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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瘐三章初稿得到了吴先生的鼓励，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让我修改。该教材于1980年6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我体味到，我能有机会参编由他主持的教材是对我的继续培养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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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大学受农业部教育局的委托，于1979年12月在该校举办了全国各农业院校遗传学教师参加的“全国动物遗传学师训班”。该班的主讲教师就是即将出版的《动物遗传学》教材以吴仲贤先生为首的六位编者。谁编的就由谁来主讲。讲的顺序就是教材的编写顺序。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理所当然的只有认真备课写出讲稿了。我们讲课时，吴师以期望和关切的眼神坐在下面注视着，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参加这次师训班的共有来自全国各地45所高校和专科学校的47位教师（主讲者除外），可见，我们肩负的责任还是不小的。
1978年，我们正在培育兼用型《湖北中型白猪》。由于育种方向迫切需要改变，湖北省科委是年下达了选育瘦肉型“湖北白猪”的重点课题。我受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我校两单位科研人员之命，经数月检索文献与思考草拟出了《湖北白猪育种方案》与《湖北白猪育种方案的遗传学根据》，当年10月，两单位协作会对《方案》和《方案的遗传学根据》进行了讨论，统一了认识，提出了修改意见。由我进行修改后，陆续以不同形式向全国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在草拟《方案》过程中我参阅过吴仲贤先生巨著《统计遗传学》，上面写道：“我们不能单独考虑个体的成绩，而不问其配偶所属群体的水平。这可能是现代育种学与经典育种学的最大区别之点，把兴趣由个体转移至群体，这个转变显然是重要的，因为畜群平均数的少量提高都远远胜过个别个体的特别优越，虽然后者也可用来促进群体的改进。”这对我们在湖北白猪新品种培育的同时所培育的五个品系准备采用群体继代选育法是一有力的理论支持。但仍有无把握之处，于是函请吴仲贤先生对群体继代选育法与系祖建系法给予点评。很快就得到了吴先生满腔热情的指点。他复函中的原话是:“系祖建系法是育种家选定一头公畜作为系主，令其后代血统尽量接近系主，因此即使达到与之非常相近，也永远不能超过它，因为系主或系祖本身的水平成了此系的上限。群体继代选育是按各代成绩最优的牲畜选拔，经过若干代后会发现群体中的优良牲畜多数与某几头最优祖先的血统最近，也就是说，通过实践会发现某一头或几头祖先可以算作是这群牲畜的系祖，这是没有上限的，因而群体继代选育可以继代提高。另一说法是系祖建系的系祖是育种者主观确定的，虽然好不一定最好，而继代选育的系祖是客观实践产生的，而且没有上限，因此一定是好而且能继代提高。所以有了群体继代选育就可不用系祖建系法了。”他的教诲大大增强了我们在数量遗传学理论指导下灵活采用群体继代选育法创建品系的信心。当然，从《统计遗传学》的基本学术思想中，从该书“猪产肉性能的育种”一章中也吸收了一些营养到《方案》的制定与其执行过程中。
吴仲贤先生一直关注着动物数量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关心一代代年轻学子的成长，指导和帮助本学科研究组织和学会的工作。1978年6月30日，动物数量遗传理论及其应用科研协作组成立，当年8月，他同意担任协作组顾问。12月，协作组主办的《动物数量遗传通讯》创刊号出版，吴先生写了《发刊词》，他说：“《动物数量遗传通讯》的第一期出版了，这是中国遗传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畜牧界的一件大事，是值得我们大大庆祝的。自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来，我国的生物学家、农学家以及一般青年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力推动现代遗传育种科学的发展。在畜牧界方面的活动之一就是1964年在沈阳农学院召开的数量遗传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与《统计遗传学》专著的出版，“可以算是这门学科（指动物数量遗传学）在我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接着今年又成立了数量遗传科研协作组，把我国各地区搞动物数量遗传育种的科研工作者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我国的家畜育种事业。《动物数量遗传通讯》一刊的出版就标志着在我国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始。由于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干劲十足，信心巨大，可以断言这个组织的前途十分光明，成绩将是巨大的，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在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上也将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是值得我们庆祝的。”“我热烈祝贺这一学科新刊物的诞生，并愿与搞这门学科的同志们一道携手前进。”《发刊词》最后还提出了四点非常重要的希望与意见。《动物数量遗传通讯》一共办了五期（第五期于1984年1月出版），吴仲贤教授相继在此刊上发表了《数量遗传学的创造性》、《从达尔文到基因工程师们》和《根据谱系、同胞和后裔的不同组合对于限性数量性状遗传值的估计》等重要文章。从1983年1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数量遗传研究会成立，到1993年改名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数量遗传学分会、2003年又改名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吴仲贤教授一直被选为理事长（1983年起）或被聘为名誉理事长（1991年ቀቀā ቀ Ѐ ቀ ㉘㉘ቀቀቀ噮畜禽／动物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一直延续至今，除1981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畜禽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和动物数量遗传理论及其应用科研协作组共同主办外，其余均由研究会／分会主办。吴仲贤教授对此学会所开展的活动及其主办的学术讨论会均十分关注，时刻关注着每次会议所交流论文的状况及其所代表的我国现代遗传育种科学研究的方向与进展，关注着现代遗传科学与方法的普及与推广，并喜看年轻一代通过这些活动的逐步成长。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从事畜禽数量遗传育种工作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历程无不凝聚着吴仲贤老师的心血或受到他各个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畜禽选种和遗传改良工作之所以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以至取得显著成就也是与以吴仲贤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在发展、传播数量遗传学中为其所作的理论准备、奠定的理论基础和所作出的贡献完全分不开的。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吴先生做人的准则、做事的风格、做学问的精神，让我们受益终生。为表当年受教，不忘师恩，特撰此文以缅怀。
忆受益终生的导师
－深切怀念恩师－吴仲贤教授
张沅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在这快节奏的时代，人们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连抽点滴时间，梳理思路，回忆往事，思考未来也是难得。然而，有些对自己有着重大影响的人和事，却是刻骨铭心地清晰的。我深感恩师吴仲贤教授引导我走上人生之路的点点滴滴，都是永生难忘的。
恩师的人格魅力，点燃我心灵希望之光
1960年高考发榜的日子到了，我急切而又自信地等待着梦想成真－清华大学电机系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然而最终接到的却是一纸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的报到证。期望与现实如此大的反差，有如冰火两重天，我一时难以接受，不解、失落到了极点，甚至于想到放弃这次录取，来年再考。后来在家人和老师的百般开解下，我情不自愿地来到了农大校园。在办理报到手续的同时，递交了“转专业”的申请书。在那个年代，这种请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而且成为了“专业思想不稳定”的“帮教对象”。经过老师们苦口婆心地教育，情绪终于比较稳定了，毕竟那时只是个17岁的懵懵“准青年”。我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跟着学校的安排稳定下来。课余生活倒也丰富多彩，铜管乐队、骑马、打篮球、阅读世界名著成了打发时间的主要内容。而对于学习这个专业的目的和未来的前途，却是一片迷茫，缺少学习的动力，经常感到精神空虚。
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老师们为了让我们了解畜牧科学的内涵和前景，刻意地介绍了本系知名教授的学术地位和成就。高年级的同学更不时绘声绘色地给师弟们传递了许多老师的“奇闻轶事”。在这中间我听得最多的名字就是吴仲贤先生。听说他当年是庚款留学生，在英国得了两个学位；听说他学贯中西，可以将唐诗翻译成英文；听说他是接受了当时北大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先生的亲自邀请，来北大任教；听说他是国内少数几个坚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遗传学界“扬米（丘林）抑孟（德尔）”的高压下，他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系统、严谨地阐述了孟德尔遗传学的理论，针锋相对地指出了“米丘林遗传学”的伪科学性。在遭到狂热的“米派”围攻时，他一一予以批驳，大有“舌战群儒”之势；还听说那时校方不允许他再讲孟德尔遗传学，必须讲米丘林遗传学，他拒绝了。吴先生不久又在讲授动物营养学中出彩了，提出了衡量马挽力的新指标，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还有┅，还有┅。吴先生的学识和品格，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浸润着我几近干枯的心灵，吴仲贤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万没想到在不愿意学的这个专业中，竟有这样学渊德厚的老师。一年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人们开始反思了当年“全面学苏联”的负面作用。中国的遗传学界又重新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吴先生及时开设了《生物统计学》课，那是北农大校园内首次开设的“新课”，三个年级的同学同在一个大教室上课。他精心编写了教材，那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教材用纸粗糙得时或可以抠出麦秸纤维。但教材中吴先生简明扼要的科学语言，层次分明、丝环入扣的公式推导，给我这个一贯喜爱数学的学生，展示了一个诱人的新学科，吸引着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解，从中摄取知识的营养汁。后来这本教材一直伴在身边，20几年后，我第一次登上生物统计讲台时，就以他的这本教材为蓝本。
听吴先生生物统计课时，为了能更近距离地感受他的风范，我每次打好最大的提前量冲到教室，占领最前排的好座位，抬头看板书，低头记笔记。我为吴先生讲课的风范折服，每次带着兴趣和希望走进课堂，又带着获得知识后的成就感走出教室，听吴先生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为了能和他交流，课间，我鼓起勇气凑近他，想了几个问题求教，吴先生很耐心地讲解了我几近幼稚的问题。久而久之，有一次吴先生面带微笑地问了我的名字、籍贯和上中学的学校，让我激动不已，一个无知学生和著名教授的距离拉近了。随后在本科阶段，只要有机会我就向他求教，有时他还主动地跟我谈起更广泛的科学话题，从生统到数理统计，从遗传学到进化ቀቀāք ቀ 爀ቀ 됀敖ቀ թ 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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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销的安危，希望有机会能安慰一下他。有一天我正在试验站遛马，刚巧碰上正在田间埋头干活的吴先生，我偷偷地跑过去，轻轻地叫他一声，他抬头一脸的凝重沮丧神情，当他发现是我，左右张望了一下，瞬间变成了他固有的慈祥的微笑，没等我说话，竟抢先问我“回来了，那本书（指他安排我通读的Falconer的著作）看完了吗？”我事先预想了多种见他时的情景，却完全没想到，他身陷囹圄，竟如此地平和大度，还在关心我的学习进度。我语塞了，只是痴痴地说：“吴先生您可要,┅”他却淡定地说：“不要怕，我没事，这是政治运动，会很快过去的。咱们这么大的国家，没大学怎么行呀。你还是要把那本书看下来，别把时间荒废了。”然后就慌忙走开了。我望着他步履蹒跚远去的背影，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多么坚强大度的老师啊！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涌出眼眶，默默地祈祷恩师平安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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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销的安危，希望有机会能安慰一下他。有一天我正在试验站遛马，刚巧碰上正在田间埋头干活的吴先生，我偷偷地跑过去，轻轻地叫他一声，他抬头一脸的凝重沮丧神情，当他发现是我，左右张望了一下，瞬间变成了他固有的慈祥的微笑，没等我说话，竟抢先问我“回来了，那本书（指他安排我通读的Falconer的著作）看完了吗？”我事先预想了多种见他时的情景，却完全没想到，他身陷囹圄，竟如此地平和大度，还在关心我的学习进度。我语塞了，只是痴痴地说：“吴先生您可要,┅”他却淡定地说：“不要怕，我没事，这是政治运动，会很快过去的。咱们这么大的国家，没大学怎么行呀。你还是要把那本书看下来，别把时间荒废了。”然后就慌忙走开了。我望着他步履蹒跚远去的背影，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多么坚强大度的老师啊！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涌出眼眶，默默地祈祷恩师平安保重。
两年后，校园的形势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被定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研究生制度，被彻底“砸烂”了。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茫茫大草原上工作，离校前我去向吴先生告别，那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吴先生清白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真挚严谨的言行，居然没让“掌权派”抓到任何污点和话把儿。于是对他的“监管”放松多了，才得以在家中接待我。想到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前途未卜，我情绪十分低落。吴先生很耐心地开导我：“大学还是要办的，研究生也肯定需要有，你别丢了专业，有朝一日恢复招生，你再回来继续。”在那时，谁还敢认真地想这个问题？吴先生的这番话让一般人听来，顶多把它当作一句开解烦恼的安慰罢了。但十年后的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多么勇敢和伟大的预言啊！
恩师的召唤 重燃希望之火
1978年春天，我已在洛阳的一家制药厂工作多年了，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有了一个安乐窝，工作较稳定，生活还算安逸。至于当年在我挚爱的专业上“有所作为”的志向早被尘封了。偶然一天，在书店看到了一本新书，题为《统计遗传学》，作者署名为吴仲贤，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当我取来翻阅，看到了熟悉的语言和那些诱人的公式，确认了这就是恩师的大作。我连续花了几个通霄，通读了这本书，虽然很多内容仍是似懂非懂，我也没怎么认真去钻研，因为毕竟离专业很远了，是局外人看热闹。不久，一位朋友告诉我，研究生教育制度已经恢复，开始报名考试了，而且对“文革”前未完成学业的研究生有个“优先录取政策”。周围人劝我，还不抓住这个机会“归队”，我只当这是玩笑话，并未为之所动、这时突然接到一封因“地址不详”转投了两次的来信，看到信封上熟悉的笔迹，认出了这是吴先生半月前发出的信。联想起当时的形势，回忆起我离校时，恩师的一席话。我预感到，这封信可能要打乱我“安逸”的现状，改变人生的轨迹。紧张、激动得手颤抖地打开了信封，恩师在信中告诉我，十年前他的预言已成现实，他希望我回校，补上因“文革”导致辍学的缺憾，我明白，这时恩师在召唤我真的“归队”。当夜我失眠了，一直在“归”还是“不归”间翻来覆去，我回忆当年求师时恩师的慨然应允，想到“文革”中恩师不顾身心受到摧残，仍在关注我的学业，想到告别农大时他语重心长的叮嘱，我再也无法平静了，尘封多年求师于吴先生的志向激烈地涌动，现在先生又在召唤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就在报名截止时限的前一天，我递交了报名表。当年10月中旬终于回到了恩师身边，重新开始了追随恩师求学的征程。
人们常说，只有经历过寒霜的摧残，才更能体验春天的温暖。能有机会再次师从吴先生，我倍感幸运。求知欲望激发了我的勤奋，总感到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只好加班加点地学习。那时年届古稀的恩师更是精神矍铄，对我们同期的5位同学倍加关爱，他亲自面授数量遗传学和专业英语，经常是连续讲半天可，仍无倦意。有时课后还留下来和我们聊天，古今中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无所不及。在恩师的悉心教导下，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充实的一段时光。
一年以后，按规定该开始筹划做论文研究了，我们等待吴先生给予指导。拖了几天后，他郑重其事地给我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都猜想导师要具体安排论文研究了。他在会上给我们讲了许多世界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又指出了十年**后国内的差距。随后话题一转，拿出了他的深思已久的方案。他说，在我们专业中，高水平的研究工作需要统计方法、计算手段和可靠的数据，而目前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欠缺，与其你们在这样条件下做一个不理想的论文，倒不如现在争取出国，利用国外的条件做研究，等你们学成后，国内的状况也好了，再回国工作。为此。吴先生安排我们替他和校长分别草拟推荐信，准备联系出国留学。在那个改革开发刚刚开启的年代，这真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培养人才计划。大家都很兴奋，并着手申请出国的准备工作。而这时，我又开始了沉思，我自问：已经快37岁了，拉家带口的，在去国外留学，我能坚持下来吗？“文革”十年的漂泊，我已没什么更大目标所求了，只图赶快学成毕业，找个大学教书，与家人团圆，图个安稳，所以迟迟没有起草推荐信。一个月后，吴先生找我谈话，问我推荐信的事，我告诉他不想出国的意向。只见他一脸的阴沉，沉默许久，缓缓地说：“你太让我失望了，本来我一直认为你是综合条件很好的可塑之才，让你出国留学，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没想到你的目光这样短浅，太让我失望了。我建议你再认真思考一下。”在我和吴先生相处的45年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确切地说这是我的胸无大志惹他生气了。他的一番话像鼓键一样敲击着我的心灵。我的不求上进与他育才的热望，如此之不协调，让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他的这次批评我永生难忘，激励了我后半生永不放弃的志向。不久幸运的大门向我打开了，在他鼎力推荐下，我被选中赴德国留学。从此开启了我新的人生道路。
恩师再召唤 笃定人生路
又一次要和导师告别了，但我对留学的前景仍忐忑不安。吴先生叮嘱我，带上两本书，一本《统计遗传学》，作为见面礼，送给德国的导师，别怕他看不懂中文，那里的公式是“世界语”，他会从中了解中国数量遗传学的研究水平和你的基础。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在异国他乡，读上几首，会排解孤独，不忘中华文化。
我到德国后，初次面见德国导师富森(Fewson)教授，将《统计遗传学》呈上时，表情严肃并略带傲慢的日耳曼导师，为这新奇的礼物非常珍重，双手接过来，认真地翻阅，喃喃地说：“文字我看不懂，公式却是‘国际化’的。”后来，富森教授又多次拿着这本书，问我中文的解释，并和Falconer的书作了比较，指出了《统计遗传学》的许多新意，言语中丝毫没有敷衍恭维之意，看来他是认真地研究了吴先生的著作了。我为日耳曼人的严谨实际的精神折服，也为《统计遗传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富森教授还多次问起吴先生的学术背景，当他知道吴先生是和Falconer同时期的学术前辈时，就更增加了对吴先生的崇敬。在德国4年多留学期间，富森教授对我十分友善，在学术上一直很信任我，我想这都是《统计遗传学》一本书作了我进入德国最高学府的“敲门砖”，吴仲贤的名字成了我的护身符。
1982年富森计划来华讲学，行前他多次叮嘱我，一定要安排拜会吴先生的日程。到了中国后，他恳求到吴先生家中拜见，以示尊重。这在当年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在外事接待上是很难安排的，经过方方面面努力，居然得以实现。当我见到两位导师会面时的兴奋、热情、一见如故的场景，深刻地理解了“科学是可以超越一切的桥梁”的含义。第一次会见后，富森还觉得不尽兴，又提出改变一些日程，再和吴先生长谈一次，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为此，学校又安排吴先生陪他游览颐和园，两位学术巨匠，竟于秀美的湖光山色于不顾，在攀云殿前席地而坐，交谈个没完，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势。我十分幸运地，在两位导师的呵护下，步入了动物遗传育种的科学殿堂。
回到德国后，富森教授对我在学术、生活上更关爱有加，我知道这中间有一份他对吴先生敬重的感情。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十分顺利。两年后，在我开始着手撰写论文时，有一次收到了吴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我，那时校内许多教师陆续出国进修，教研组内人手紧张，希望我能抓紧工作，尽早回国任教。就在这时，富森教授也在筹措经费，让我答辩后，再以他的科学助手身份，工作一段时间。两个导师都在为我安排未来，两个机会都很有吸引力，但我该怎么办？我又一次遇到了人生道路的抉择时刻，真是两难啊。当我想到，我是恩师送出国的，他的初衷就是让我们学成报效祖国。当年恩师出国留学学成后，也面临了同样的抉择时刻，他选择了毅然回国从教。现在他召唤我回国，正是他在做人的品格上给我导向、何况在他身边工作，这不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目标吗。想到这些，我鼓起勇气向富森教授解释，当他听说我回国是去作吴先生助手，非常理解，高兴地连说这是更好的选择。他还告诉我，这也是两年前他向吴先生作的承诺。于是，富森教授亲自安排办理答辩前各种繁杂手续，使我得以在1984年12月底顺利完成答辩，带着博士证书回到了当年播种梦想的沃土。
回国后，我首先开讲了《生物统计学》课，这正是当年恩师为我启蒙的课程。不久恩师要赴美考察，他将两位关门弟子，也是我的师弟妹的论文研究工作委托给我协助指导，可当时我还没有高级职称，很是诚惶诚恐。他耐心地教我该如何做导师，并鼓励我“这可是做教授的基本功。”我明白了，这是恩师又在引导我，走上他设计的成才之路中又一个阶段。就这样，在恩师的精心培养下，开启了我人生新的篇章。
回想起我的人生轨迹，恩师为我在成长之路上铺下了坚实的基石,使我学到了做学问的能力,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他敦促我不断求索，永不放弃。他引导我严谨治学，勇于创新。恩师的品格，是我终生的楷模。现在恩师远在天国，但我仍能时时感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因为恩师的精神是永恒的。
回忆恩师吴仲贤教授
张劳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我与恩师吴仲贤教授相遇是在1963年，我们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二年级的生物统计学是由吴先生主讲。生物统计学是我校率先在全国农业院校开设的，这与吴先生的办学理念和倡导是分不开的。
1972年我从内蒙调回农大，在吴先生所在的遗传育种教研室任教。1978年北京农业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我考入农大首届研究生班。那年全校只有二十多位教授招收研究生,学校从全国共录取了32名研究生。我所在的畜牧系只有动物遗传育种专业、动物营养专业和动物繁殖专业的3位教授招收了7名研究生，我和另4位同学张沅、干高雄、张文灿和杨达有幸师从吴仲贤教授。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校文革期间曾从北京搬迁到陕北，后来学校从陕北刚 刚迁回时，没有回到北京原校址，而是到了河北涿县。由于学校搬迁的损失，加上十年浩劫所留的后遗症，教学条件极端困难，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就在那里开始了学习生活，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因为我们多数同学是65、66、67和68届大学毕业生，有十年左右在基层或农村的工作经历，都有感于深造的紧迫性。许多同学已为人父母，为了3年研究生学习，都能克服远离家人的困难，刻苦学习和进行科学研究。我的女儿当时还不到一岁，婆婆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学习，让我把女儿送到上海，由她照看。考上研究生深造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亲眼看到，虽然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恢复尚需时日，但是学校的教师队伍没有被打散，拖垮。老师们在专业方面急起直追，他们把文革十年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愿望十分强烈。吴仲贤教授当时已66岁，深感时间紧迫，正是为了要尽快缩小我国动物遗传育种专业十年的差距，弥补学术队伍的断层，抓紧培养高层次的接班人，他在第一届招收了包括我在内的5名研究生。
1978年底，我们随学校从河北涿县搬迁回北京原校址。那时学校住房极 缺，不少老师没有家属宿舍，只能住在破旧的教室或实验室里，有些老师甚至住在地震棚里，而学校却把研究生安排在当时条件最好的楼中居住，把我们当成学校的宝贝，受到当时优厚的待遇。
吴先生强调我们动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同学在学业上要有坚实的基础，尤其 是数学基础，要懂微积分。我们的必修课有高等数学，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自然辩证法、英语等课程。专业课由导师亲授数量遗传学。我们有幸最早使用吴先生的专著《统计遗传学》作为研究生教材，这是当时最新的教材。该书是我国数量遗传学史上第一部专著，是该科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统计遗传学》全面系统地从理论到实践，总结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各国数量遗传学的新发展。数量遗传学是遗传学新分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轮廓，而且已大量应用于各种畜禽和作物的选择改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吴先生在《统计遗传学》书中总结了畜牧业中的乳、肉、蛋、毛的增产改良，将理论系统化，把1937年洛希（J.L.Lush）书中的基本概念公式化，同时还简化了符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统计遗传学》的编写始于1956年，直至1966年写成初稿，这是吴先生近十年勤奋研究的结晶。但它的问世却多有不顺。先是在文革中文稿丢失，后经本人追忆，同事帮助，另外他又做了新的补充，才重新完成。到了1977年，送出版又被搁置，多亏邓小平总理的帮助，得以及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我国研究生制度恢复，该书成为研究生数量遗传学课的教材，使该领域水平得以直接与国际接轨。
国外的同行专家对吴先生的《统计遗传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英国著名 的数量遗传和动物育种学家罗伯逊教授（Alan Robertson）1980年在Biometrics学报的书评中指出，吴仲贤教授编著的《统计遗传学》是“一部令人惊异的著作”。《统计遗传学》这本巨著已经成为我国高层次的遗传育种工作者系统学习数量遗传学理论必读的经典著作，是动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的必读专著。该书出版后，被动物遗传育种领域科学论文引用的次数之多是国内其他著作罕见的。
我们很喜欢听吴先生的课，他的教学方式也极富特色、与众不同，他先讲 基础理论部分，然后安排我们5个研究生每人讲一个专题，通常是一章的内容。我们要先自学，理解，查资料，写讲稿，备课，然后上讲台讲课。每人讲完，其他同学们提问并讨论。吴先生对每位同学所讲的内容都要讲评，并补充一些遗漏的内容。这种的教学法充分发挥了每一个研究生的积极性，使我们有机会吸取吴先生讲课的精髓。他对自己的课程的教学准备总是十分认真，其娴熟的程度使他可以不看讲稿。听了他的课会从内心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学术造诣之高，特别是基础学科方面的功底十分深厚，他治学态度的严谨更是潜移默化地感染我们每个研究生。他讲课时双目传神，思维敏捷又不失风趣。主要的概念吴先生必用英语表述，他的英文功底那时在教师中无人可比。我曾经听说过，他在大学时，曾把学校的几十本英文小说通读了一遍，有些章节甚至会背颂。吴先生用英文写了一本题名《An Idyll of G0lden Valley》的小说出版，还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书名《金谷恋歌》。吴先生在讲课时不时插入一些人文的知识，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可见他的文学知识渊博。
回顾吴先生求学的经历，他要求自己文理兼优，这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后来倡导的“大成智慧学”（Science of wisdom in cyberspace）吻合。大成智慧的精髓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核心是“集大成，得智慧”。首先要熟悉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或称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广博的科学技术知识，还有体系外围的前科学知识库。这些是形成大成智慧的科学基础和知识源泉。
当年吴先生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进了剑桥大学，他感到一种浓厚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氛围，吴先生曾说过，他在剑桥认识了许多名人以及正在形成的巨人。他的导师（R.G.W.Norrish）那时是一个刚升教授的人，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三十年后，导师获得了诺贝尔奖。年轻的Bragg（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曾经被邀请给同学们作报告，后来他继承了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Rutherford）的职位。狄拉克（Dirac）也是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的清华研究院同学王竹溪（杨振宁的老师）和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他在这样一群人中学习，受益匪浅。
吴先生一直认为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生物学家需要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论文的人。在剑桥，他在导师的指点下补足了他的缺陷后，学习时期才结束。‘在文科理科两方面都有建树’这是他的恩师吴宓的赞扬。当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他回到了昆明。
吴仲贤教授认为，人们受高等教育是为了求得知识和智慧，知识比较容易求得，而智慧则难于学到。智慧的精髓是判断力。智慧的标志是判断力的表现。培养的是用各种方法从家庭、社会、学校、大学和其他的机构求得判断力。我们深受启迪。
吴先生教书育人，对学生非常负责，尽量请最好的老师任课。他的两位早年的学生吴汝焯先生和孔繁瑶教授回忆：“作为系主任，吴仲贤教授十分关心学生的学习，总是尽可能请最好的教师为学生授课。除了本院两位系主任，知名学者熊大仕教授讲寄生虫学、组织学和陈华癸教授讲授细菌学外，畜牧方面的课程，他聘请北京大学沈同教授讲授动物营养学，聘请清华农学院许振英教授讲动物饲养学和养牛学，华北农业研究所的汪国舆教授讲养羊学和养猪学，他们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还有牧草学、内分泌学也是一样。一个班级两年的专业课能请到这么多位名师授课，应该说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到更多的新知识、真知识。另外，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名师一门课也许会改变学生一生的选择，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正像英国著名统计学家R.A.Fisher曾对他的影响一样。”
在研究生学习的3年中，我们不断地感受到导师的人格魅力，他忧国忧民，坚持科学真理，对事业执著，宽以待人。从其他老师口中我们得知，1957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使遗传学和科研工作受到干扰甚至中断，运动中尽管他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蒙受了委屈，但他始终处之淡然，心态平和，从不抱怨，他没有跟我们提及这些，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学事业和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求。他深信遗传学必定要在中国繁荣起来。运动过后他更加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并多次应邀出席国际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为了确定我们的研究方向，开阔视野，为深入学习提供机会，导师亲指导 我们到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上海等省、市的一些研究所、种鸡场调研，让我们拜访遗传育种界的专家、教授，了解种鸡场育种的实际情况和问题。
吴先生一贯强调动物遗传育种理论要指导我国畜禽育种工作，由于当时学 校研究条件有限，吴先生安排我到位于昌平的北京市种鸡场，在原种场参加北京白鸡三系的选育工作，加入到当时他主持的科研项目中。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有新意。我驻场数月，与技术人员和饲养员一起测定种鸡的生产和繁殖性能，分析几个世代的选种资料，按照所学的数量遗传学理论，首次估计了北京白鸡三系生产和繁殖性状的表型和遗传参数，制定了选择指数，结合选育工作，设计了育种工作所需的一整套记录表格，既要符合选育的要求，又要便于在种鸡场操作。我定期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针对疑难问题向导师请教，吴先生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尽的指导，特别是试验设计和数据的可靠性。我在1980年末完成了毕业论文。在我们专业几个研究生中，我是第一个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来自华中农学院、甘肃农学院等单位的答辩委员对论文充分肯定。吴先生对数量遗传学的创新概念如重复力、遗传力和遗传相关，以及相应公式的推导引入，将我国畜禽的育种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畜禽的生产水平，还加快了遗传育种的步伐，起到了促进畜牧业现代化的作用。我在研究生期间参加的研究工作是“畜禽遗传规律的研究”和“北京白鸡纯系和配套系育成”课题的一小部分，后来这两个课题分别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吴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比较开放，他不拘于把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如有机 会，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学生送到更好的学习环境中去培养。他认为学生应有国际视野，他亲自为我们第一届5个学生及以后的学生写推荐信，使我们有机会先后到美国、德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留学深造，为提高学术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仲贤教授是动物数量遗传学家，教育家，我国动物数量遗传学科奠基人, 曾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数量遗传学分会会长。1939年正值抗战时期，他从英国学成回国，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原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授，曾任畜牧系主任,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外有事业常青藤，如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在90岁时仍在绘画和雕塑，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93岁时创作了“牵强附会的寓言”。吴先生在动物遗传育种领域奋斗了近70年，活到老，学到老，创新到老，是中国的事业常青藤。他89岁时为祖国进入新世纪的学术献礼：杂种遗传力研究成功，利用“杂种遗传力”的概念，提出杂种优势预测的新方法，通过农业部鉴定。92岁时在“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和“Acta Genetica Sinica”发表关于杂交育种和纯系育种理论统一的论文，93岁时获得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终生成就奖”，为我国动物遗传育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坚信，中国科学家能够在本土做出科学创新。
2007年春节吴先生与我们聚会时，还用英语给我们猜谜。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聚会。他以96岁高龄谢世。在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仅写此文深表怀念。吴仲贤教授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终生的楷模。
若水如山 难忘恩典
张文灿2
(山西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芝加哥，美国)
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前，我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初中时期积极上进，努力学习的黄金时代。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是各科第一，也是追求政治进步 和身体健康的“三好”学生。父亲衷心希望我们能够按部就班地上高中，考大学，走他自己走过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道路。回头来看，父亲的这些期望都没错，只不过我们都经历过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和曲折。在十年文化革命那样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和千千万万同龄人的遭遇一样，我们家的满腔希望全部破碎。因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史无法重演，人生关键几步棋就最为重要，在黑暗中能够得到有大智慧的高人“指点迷津”真是一种恩赐，需要机遇、智慧、慈爱、正直、和胆略。先知指出的往往是一条艰苦奋斗，从难从严，循序渐进，改变自我的沧桑正道，那就需要虚心、谦卑、感悟和付诸行动，才能成为自己得着的智慧和真理。我这只迷路的羔羊则需要经过痛苦和磨难才能领悟真理，才能接受超越时空的教诲，教化和引领。帮助我一生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数父亲张龙志教授和导师吴仲贤教授。多年之后，才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一生难求的机缘是多大的福分与恩典。
初识先生
两代缘分
首遇吴先生还是在1962年春天，我当时才11岁，在上小学四年级。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北京来的吴先生一行曾经到我家做客，与父亲谈的很融洽，访问时间不长，很快也就淡忘了。倒是十几年后再次见到吴先生，他老人家竟然仍然清楚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聪明好学的话。殊不知自己一生能够幸运地与这位科学巨匠在人生道路上和专业发展上结下不解之缘。
吴先生与我父亲同是西方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学术专才和学科奠基人，肩负着引进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培养造就人才和科教救国的历史使命。他们同处于一个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满目疮痍，波澜起伏，走向复兴的**和伟大时代。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同步，解放后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干扰，特别是史无前例文化革命的十年内乱的浩劫和对教育的破坏和知识分子的迫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忧国忧民的他们一直锲而不舍地坚持正义进步，坚持科学真理，积极争取、创造机会，为中国的掘起和民族振兴，用不凡智慧与国家形势及政治运动周旋，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忍辱负重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乱世出忠臣”，所以说，他们肩负的使命最重，经受的磨难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得到的荣耀也最高。2 武田制药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生物统计遗传学专家，wencan88@msn.com 吴先生常常教导我们，我们从事的畜牧科学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有两方面的工作最为重要，一个是用于指导生产实践的“应用的科学理论”，一个直接服务生产实践的“理论的科学应用”。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没有任何指导意义，脱离正确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也会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偏离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更要付出沉重代价。吴先生和父亲两位科学家的侧重不同正是在这两点上，吴先生侧重点在“应用的科学理论”；父亲侧重点在于“理论的科学应用”。其实吴先生的这一精辟论断，不仅对于自然科学有指导意义，对于社会科学同样也有指导意义。“史无前例”十年浩劫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就是在社会实践方面“无法无天”，与几千年华夏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背道而驰。
父亲和吴先生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前后同事3，和北农大畜牧系的汤逸人先生和张仲葛先生也是老朋友。父亲文革以前来北京开会常常访问农大和畜牧所，曾经做过“猪杂交优势和有关玉米单位”的学术报告。那时交通不便，他经常从颐和园 步行到马连洼。吴先生曾经1962年应邀到山西农学院访问指导，给山西农学院的学生教师做了“家畜、家禽的繁殖力计算”的学术报告，参观了父亲领导的猪杂交组合实验基地(见照片)并且对他们在山西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予以充分肯定。由于1958年的浮夸跃进，再经过1959-1961的三年的天灾人祸，粮食高度匮乏，人畜牧争粮问题严重。父亲领导的研究课题需要解决如何在农村以青粗饲料为主的条件下提高生猪出栏率的时代课题。他们经过多年试验，17个杂交组合筛选证明，在中等饲养条件下，由内江猪与本地猪杂交（内本），其日增重为本地猪140%，优于其它外国猪种。而再与巴克夏猪杂交（内巴本，或巴内本），其日增重为本地猪的154%[1]。由于中国猪种的特殊生长和进化环境条件，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中国猪拥有特定的消化和利用粗纤维的基因，利用这些基因以及基因之间的互作，就成了缓解粮食瓶颈问题的关键，其日增重杂交优势胜过了外国猪种。父亲也就成为国内“青粗饲料派”[2]和“杂交猪”的代表人物。推广这些成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时成为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的重要新闻。
文革失学
磨难励志
文化革命颠倒了黑白和是非，一夜之间，父亲成了全校头号“反动权威”，被多次批斗，又被遣送到他一手创建的畜牧站喂猪劳动改造三年，后来清队中又以”美国特务嫌疑”隔离劳改审查几年。我们三个上中学的孩子也受到株连，从此10年成了“狗崽子”。更为严峻挑战来自望子成龙的父亲对我们教育的权威性。当他看到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中成年累月地“停课闹革命”, 参加政治运动，无所事事、荒废学业时，他痛心疾首，经常劝导我们学点东西，哪怕是一门手艺。有时在劳改回家后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痛苦地眼看我们悠游自在，进进出出，浪费大好学习年华，他老人家愁容满面，意思说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办。父亲在外面是“低头认罪”的“专案审查对象”，被劳改队管制，每天除了劳改就是被批斗、交待历史和现行“问题”。更悲哀的是，处于那样的年代，我们对他的劝 3 父亲与许振英教授1940年离开中央大学，应聘于新成立的铭贤学院畜牧系，吴先生1943年到中央大学畜牧系任教。告却不以为然，难道让我们念书后和你一样受批判? 所以，在家里他也没有话语权。
由于我们属于父亲政治历史未定案的黑五类子弟，多次招工（包括煤矿）与我们无缘，后来只好到农村插队。1970年10月7日我们插队那天，在畜牧站劳改的父亲早早把猪喂完，步行5-6里到太谷县灯光球场，悄悄为我们兄弟送行。我们竟然浑然不知，后来看他了的日记才知道。他知道是他的政治历史“问题”株连了我们兄弟们的前途，所以浴血奋战，拼命改造。夏日里，他利用午休时间冒着酷暑烈日收集野菜树叶喂猪，为国家节约了几千斤粮食。寒冬里，为了保护母猪不受豺狼袭击，他不畏风雪严寒，点一堆火，彻夜地守候在矮小猪圈里接产。他希望我们同他一起政治上打翻身仗，不要世世代代株连下去。后来他竟然被评为“思想改造”积极分子，他的一片丹心和精诚努力是淳厚的陕北人的本色，更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到1971年，我在插队一年后在太谷县油刷社当上了工人。其间在农学院承包过油漆工程，20岁的我穿着一身油漆的工作服，提个油漆桶，在校园里爬高钻低，东家进，西家出，干了半年，家喻户晓。想到父亲当年在20岁时只身离开陕北榆林，身无分文，步行12天，行程近千里，来到太谷铭贤学校上高中时就在同一个校园里。他每天夜晚到学校发电厂打工还一边为机器加油，一边背诵英文单词。后来又孤身自力地上了中央大学畜牧系并且到美国IOWA大学留学（师从J.LUSH）获得硕士学位。父亲当年打工的目的是为了上学求知，还靠自己走出了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我打工的目的是什么呢? 自己不学无术，其实连“白专”都不是，只能出卖劳力，加上“狗崽子”的身份，根本无法立足社会。“磨难可励志”，我才对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和指点迷津恍然大悟。
从1971后半年开始，我不顾别人的嘲笑，偷偷将文革前中学课本找出来，逐道做例题和习题，每天学习几个小时。后来二哥文焕也开始和我一起自学。我们还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脸上终于有了微笑，劝告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前途”。一贯节约的他在补发工资后破例为我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在农学院有利的条件是，有了数学和物理问题，我就求教陆智良先生，有了英文问题就求教冀一仑和陈经纲先生。
到1972年大学开始工农兵学员，我们有了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想法和父亲的愿望一致，因为他老人家觉得他教了一辈大学，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可以上个大学。但实际上被证明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因为文革本身就是要占领文化教育这个阵地，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上大学不仅要经过层层推荐和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疏通与各级领导的关系，对于我们难于上青天。1973年，我没有被正式推荐，但靠体育名额参加了文化考试，当时数学12道题选作6道，我作对了11道，名列前茅。结果受名额指标限制，更因为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不算。后来几年，为了让我们求学全家竭尽全力，到处托人，磕头烧香。期间我因为打篮球换到了一家农机厂当了车工，工作和政治上都非常努力，还当上了县劳模和团支部书记。但是，我们兄弟三人最终也没有任何上大学机会，其中的曲折故事真是一言难尽。好在1975年，我有幸从头至尾旁听了陆智良先生为全校“回炉班”开设的“高等数学”课程。我虽然不是正式学生，但也按期向陆先生交了考试作业和参加考试，据他太太徐琳老师悄悄告诉我，说完成的不比那些正规大学生学生差。
感动上帝
危机转机
到1975年，“四人帮”垂死挣扎，在朝阳农学院召开现场会，山西农学院也“学朝农”办起了分院。已经65岁的父亲不顾年迈多病，经过思想斗争，临危受命，被分配筹办位于塞外高原的雁北农学院。“危机就是转机”，三年上不成理工大学的我也有幸得到跟随父亲到雁北去艰苦创业机会，正式做了父亲的教辅，进入了畜牧专业。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父亲却将我由一个“工人阶级”一员转到一个“臭老九”成堆，当时不被看好4的农业学校里变成了一个没有名份的“小知识分子”，学习畜牧专业。许多人都认为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专业发展前途，甚至有些荒唐可笑。“春江水暖鸭先知”，雁北条件虽然差，在学校里，至少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可以学习畜牧科学，可以接触不断发展进步的前沿生物学科，不再为完成每天生产任务担忧了。那段时间我跟着父亲在雁北农学院扎扎实实系统学习了数理化，动物营养，遗传，统计，育种等课程。同时也参与在大同猪场开展山西黑猪育种和杂交试验工作（见照片）[4]。特别是1975年山西农学院冀一伦教授和陆智良教授等集体翻译了J.F.拉斯里的《家畜改良遗传学》，我有幸得到从父亲那里得到该书的英文原著，可以中英文对照学习，帮助很大，受益匪浅。
由于雁北农学院师资缺乏，我曾为两届学生开设了“遗传育种”课程，学生反映还不错，自己沾沾自喜，甚至有些“夜郎自大”。父亲却坚持认为我应当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学生，“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我当时错误地看不起雁北农学院，向往名校又苦于没有机会，父命难违，才注册了在职学生。果然后来形势改变，学历越来越重要了。父亲再一次及时帮助了我，无论做人做学问都要老老实实打好基础，按步就班，日积月累，避免急功近利，好高骛远。
另一方面，父亲积极在校外大同猪场等地开展“山西黑猪”育种工作，并且在全省举办科学养猪讲座几十次，推广猪杂种优势利用配套体系，并且建立了“马身猪”保种基地，保留了濒临灭绝的本地猪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父亲也因此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劳模”。后来雁北农学院撤销，父亲回到山西农大任了首任校长。此乃后话。
“物极必反”，到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华国锋为首党中央粉碎，1977年邓小平复出，举国欢腾，科学春天终于到来。他们大刀阔斧进行拨乱反正，不仅恢复停止长达11年的大学招生高考，而且大规模地启动了解放后基本停顿的“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远在塞外高原的我恍如隔世，欢欣鼓舞，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当时“井蛙观天”的我的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斗胆报考了一代宗师，大名鼎鼎的华北（北京）农大吴仲贤先生的研究生。按照父亲的说法，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那是1978年春天，我满怀信心地骑车自行车到60里外的大同市参加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背上书包里背着全校唯一的 一台20多斤重的德国造手摇计算机。那台机器是父亲从山西农学院带来的，还真派上了用场，帮助我做对了吴先生那道方差分析的考题，缺点就是摇动起来声音很大。有点出乎意外的是，考题中吴先生还问了一道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的问题。当时实用主义甚嚣尘上，觉得微生物遗传工程与动物育种很遥远。在30多年后的今天，分子遗传学在动物育种中日益得到广泛应用。现在我们才理解，当年吴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早早 4 毛泽东：“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 ? 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就高瞻远瞩地预测了新生学科的应用价值和其深远影响。虽然当时自己远在雁北塞外，毕竟处于学校和家庭学术环境，资料信息方面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算是捷足先登了。
后来又在盛夏8月份冒着酷暑去涿县参加复试。那年报考吴先生有十几个人，原计划招收3人（张沅，张劳，干高雄）。复试后综合成绩合格，又扩大招收2人，杨达和我才得以破格录取。我们5人和其他几十位同学一道，便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宠儿”。仅仅从这一点看，吴先生当年看到国家多年**，人才青黄不接，多为国家培养人才，弥补十年浩劫造成的损失。他没有嫌弃我们基础差，学历浅，费心费力，而是看到我们勤奋好学，后生可畏。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把握上，大发慈悲，高抬贵手，因材施教，我们终于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之恩。
“有志者事竟成”，两个哥哥也在我之前考上了大学。能够迈出这一步，对于十年“一筹莫展”的我们全家的艰辛努力和不懈追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补偿，也是整个民族对孔圣人“有教无类”真理的必然回归。
诲人不倦
如浴春风
我于1978年第一次到吴先生家拜访，看到的一幅景象至今难忘。吴先生老两口加保姆，住在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他们的“家”是一间实验室用草席隔成几个小间之一。隔壁说话的声音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干脆坐到院子里聊天。我当时虽然理解“流离失所”的吴先生一家人在北京能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多么不易，实际情况之差，还是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堂堂留英博士、教授，会被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因为1971年张仲葛教授到山西看望插队女儿时曾经到我们家中小住，对北京农大被扫地出门，颠沛流离，搬迁延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虽然后来学校搬回了河北涿县，成立了华北农大，情况才有所改善。所以我所看到的情况已经是不幸之大幸了。“四人帮”破坏教育，迫害知识分子，农业院校和农业院校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北京农大显然是重灾区里的重灾户。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吴先生当年在文革非常时期，冒着违抗“四人帮”的“崇洋媚外”和“脱离实际”政治压力，克服延安“克山病”的痛苦，克服资料缺乏，没有复印机，没有计算机，甚至没有助手的重重困难。依靠对国家前途坚定的信心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爱，恐怕就是在那间小屋里日以继夜地于1973年8月完成被文革腥风血雨，倒行逆施，颠沛流离所中断的《统计遗传学》巨著的。与司马迁当年写《史记》所遭遇到的困难相类似。
所幸该书于1977年10月，即粉碎“四人帮”一年后正式出版[3]，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吴先生将西方学者过去几十年在群体遗传学，生物统计学，数量遗传学，统计遗传学和动物育种学理论的精华内容和最新研究成果，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入浅出地呈现在中国学者面前。吴先生在书中使用了一定的章节精辟介绍统计学、群体遗传学和数量遗传学的基本原理，书中大部分内容还是集中到了遗传参数估计，育种值估计和选择指数的应用。吴先生花费了大量篇幅严谨地推导、求证和展开采用不同亲属资料估计育种值的正规方程和繁杂公式，恐怕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会如此一丝不苟地做这方面工作。最后，吴先生用短短几章对不同家畜家禽育种，包括乳牛，肉猪，蛋鸡，肉鸡和绵羊育种进行了系统总结，其见地论述的精辟和深刻程度，可以说是简单明了，真知灼见，甚至画龙点睛，出神入化。
在上世纪70年代，《统计遗传学》无论深度，广度，和应用价值的学术水平都超过了西方同类著作，对国内外从事畜禽遗传育种工作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学者都具有指导意义。吴先生厚重的知识沉淀和聪明才智表现在惊人的消化吸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归纳演绎，分析总结，融会贯通和高度概括科技资料的能力上，令人叹为观止。
对应于当时百废待兴的大好形势，吴仲贤教授的开拓性工作及时填补了我国几十年的空白，是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以至从那时起，我国的科学家都可以豪迈地宣称，中国在数量遗传和家畜育种科学理论上并不落后。吴先生的巨著30多年前的出版，对于今天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中国数量遗传学和动物育种学科发展的划时代贡献，如何评价也不过分。
与其他几位同学（包括了几个科学院和北师大的研究生）一起，我们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由吴先生亲自讲授，系统学习《统计遗传学》巨著的学生。吴先生不仅知识渊博厚重，思维严谨敏捷，而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吴仲贤教授的英文和数学功底，在全国畜牧界，生物界都是首屈一指，却没有一点点持才傲物，目空一切的架子。无论给我们讲课，还是开会讨论或者到老人家里请教问题，吴先生都能从哲学，历史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和世界水平的高度，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把问题解释的条理清楚，头头是道，使我们觉得茅塞顿开，如浴春风。无论讲课还是闲聊，吴先生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十分严谨，好像是在陈述一个数学定理，但是又不失幽默和高度的概括性和哲理性。可以说，吴先生不仅是一个统计学大师和遗传学大师，更是一个哲学大师和语言学大师。在他面前，我们永远是那么无知和渺小，仿佛是在和一个伟大的天才在请教和讨论问题。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百废待兴，我们虽然贵为研究生，实际上，经过文化革命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不过是些“羊群里的骆驼”，英文基础和业务基础都比较差，特别是我们的英语口语，更是“南腔北调，不知所云”。学校专门为原来学俄语的同学开设了英语班，从26个字母开始。吴先生也注意到我们的问题，及时为我们补课，他不但用英文给我们讲解“统计遗传学”，甚至专门为我们开了英文文学课，好学的吴师母也来听课。吴先生独树一帜的教育方法使我们几个得到与众不同的“特殊照顾”，令其他同学羡慕。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不仅有学习的压力，而且也深深体会到语言、外语和专业知识对于我们的成才是多么重要。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也不禁为吴先生“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慈爱精神感恩戴德。
论文指导
放眼世界
吴先生的纯正的英语口音和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和渊博的知识在有外国教授来访交流时我们才真正领略到。1980年吴先生曾经与来访著名的IOWA大学的养禽教授A.W.Nordskog有过一场辩论，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外国教授来访是新奇的事情。A.W.Nordskog有关家禽育种的学术报告谈到一个观点，即遗传变量是可以剖分的，但个体表型值却不可以剖分。他举例勾股定理中 32 + 42=52，但是 3+4≠5。吴先生敏锐地发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个体表型值照样是可以剖分的。吴先生举例说一个有生产性状表型值的家畜个体，同时也有其育种值的估计值，用遗传力就可以将表型值剖分为遗传和环境两部分。在家畜发育的不同阶段，个体育种值都可以由其祖先，本身，兄妹和后代的资料来估测，不同是是其可靠度，这一点对于许多没有本身资料（限性性状）的雄性畜禽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肩负着品种遗传改良的重任，如公牛的产奶量育种值的估计和表达。吴先生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因为畜禽育种学的核心就是不断将优秀个体的基因扩散到整个群体，而鉴定那些遗传值优越的个体又是育种值估测系统的核心。
今天，分子遗传信息对于早期畜禽个体的育种值的鉴别和估测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大有取代后裔测定的趋势，必将大大提高遗传改良的速率。重温吴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不得不佩服老人家对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透彻理解和深刻洞见。有吴先生这样 世界级的学术权威真是我国畜牧界的光荣、骄傲和幸运。吴先生对我论文题目的指导也表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由于吴先生对于世界上各类家畜的遗传改良情况了如指掌，先生让我去调查太湖猪的繁殖性能。这个课题本身意义非凡，因为太湖猪是世界上繁殖力最高的猪种。猪繁殖力遗传力低，本品种选育非常困难，太湖猪高产基因对于世界猪种遗传改良的重要性不言而渝。由于吴先生的影响力，调查工作得到得到了江苏农科院葛云山先生，南京农学院陈效华先生，上海农科院赵志龙先生和浙江农业厅的韩作农先生的大力协助。1980年春天，我到江苏（江阴，武进，无锡，常熟，吴江，苏州，太仓，昆山），上海（松江，嘉定）和浙江（嘉善，嘉兴，平湖）等地调查太湖猪的繁殖性能。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为期三个多月，取得了二花脸，枫泾猪，梅山猪和嘉定黑猪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了上千头繁殖母猪的不同胎次繁殖性能的资料。论文资料统计分析整理完毕成文后发表时，吴先生又坚持让我作为唯一作者发表于“畜牧兽医”学报[5]。后来又分别发表于马德里“世界遗传学应用于动物生产大会”[8]，已及与明尼苏达大学的 Bill Rempel教授一起发表的有关文章[9,10]。另外，还有一篇关于“杂种优势及其统计检验”的文章 [6]，在国内外也有一定的影响。能够与吴先生在一起发表论文，是学生的无上荣幸，也是对导师多年辛勤培育应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有关中国猪的论文 在80年代国际上风起云涌的“中国猪”旋风中曾经得到了大量的引用。所以说，吴先生在“理论的科学应用”方面的造诣也是非同小可。
铭记恩典
承传精神
吴先生对我恩爱有加。我是为数不多能在他家和先生一块进餐的学生，引起了同学们的羡慕。在他老人家的关怀下，我能够留学美国。吴先生多次亲自打印了推荐信并且花邮高昂费寄到美国大学。留美后，我和吴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2007年初，为了庆祝山西农大百年校庆，我和张勤教授因为父亲文集[5]的事专程去请他做序。先生欣然同意，并且赞扬父亲为全国养猪界和动物育种界培育了不少人材。虽然我觉的自己有愧于他的培养，他还说“士隔三日，刮目相看”。高兴见到96岁高寿的他老人家和师母的身体还算硬朗，我还特地请教吴先生的长寿和养生之道，衷心希望他老人家再活几年，继续保持刷新的长寿记录。当时并不理解那一面竟然是和先生的永诀，直到那年8月，吴先生仙逝，我才感谢上苍安排我能够有幸在他离世之前拜见他一最后一面。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初，由于其他原因，山西农大突然安排我回国探亲，有幸与父亲和畜牧系进行学术交流。父亲非常高兴，但是告诫我不仅要回国服务，而且一定要回山西农大，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从老人家的忠告。谁知那也是与他老人家在人间的最后一面，父亲于那年9月份去世。先后与两位恩重如山的先生天人两隔，生死两茫，感觉到自己心中刻心铭骨的痛，“别时容易见时难，驾鹤西去永无还”。
吴先生在《张龙志文集》的序中[7]满怀深情地写道：“岁月匆匆，我国著名养猪学专家张龙志先生与我们永别已经是二十年了。回想到这二十年来我国各项建设中所取得的进步，尤其是农业建设与养猪事业的发展，例如在猪肉瘦肉量的提高，猪肉总产量与人均食用量的提高所取得的进步，更联系到这些进步与奠基人们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是分不开的，真是令人感慨万分。谁能想到在我们亲眼见到的短短几十年中，在受尽帝国主义欺凌，抗战艰苦和十年**的磨炼后，我们国家会一跃而变成举世瞩目的强国，洗刷了我们国家民族几百年来受尽的耻辱，收复了我们的失地香港、澳门呢?谁能忘记在我们幼年时所见到我国凹背肚大的猪种的面貌与现在我们农场和农家所到处饲养的猪的区别呢?国家兴旺了，各项事业发达了，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切是必然的，而容易忽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其中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其大小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性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固然有许多伟人的业绩，但同时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奋斗，作出贡献和牺牲，从而造成这个时代的伟大。”
吴先生对我父亲的评价实际上也包括了他自己，他们都是我国畜牧界填补空白，改写历史的人物。他们虽然各有特长，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譬如追求真理，坚持科学进步的他们在50年代都不畏政治压力，继续讲授传播摩尔根粒子遗传学。酷爱科学研究，但政治上谨小慎微的他们在1957年都守口如瓶，没有被划为右派。受过西方严格训练，作为统计学专家的他们在1958年自上而下的浮夸风中都没有推波助澜，保持头脑冷静。乱世忠臣，忍辱负重的他们十年文革中都受到迫害，但在逆境中知难而进，卧薪尝胆，成就突出。文革后，他们也都苦尽甘来，亲自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华复兴的历史壮举。他们也都做到了人生无悔，善始善终，尽享天年。最后，他们都荣幸地在百年之后被后人竖立了铜像纪念。
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的谦虚好学态度，他们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他们对科研事业的献身精神，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不随波逐流、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坚持和追求，他们以德报怨的高尚品德，以及他们以屈求伸、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都是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人一辈子能够做到象他们那样“立志，立学，立德，立功，立言”，其实非常不易。用“若水如山”来形容他们的“处世治学之道”比较贴切。一方面，他们胸怀广阔，持经达变，像水一样的谦卑、柔韧、适应、灵活、包容、慈爱、平静、纯正、随和。另一方面，他们又坚定信心，坚韧不拔，像山一样的高大、雄伟、正直、原则、坚强、威严、支撑、挺拔、人格。他们的顺应自然和客观环境的人生智慧以及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一辈子永远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感悟升华和承传继承。
父亲虽然长吴先生一岁，但一直尊称吴先生为“吴老师”。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毕生奉献的两位恩师。
祝贺吴先生100诞辰
天资智慧集一身，科教救国负使命。
身陷囹圄卫真理，十年流离著雄文。爱生如子拨迷雾，诲人不倦浴春风。博学远眺多建树，晚年欣慰国强盛。前贤奋斗奠雄基，后辈仰望祭伟人。
学生 张文灿 于芝加哥 2011.3月
参考文献
[1] 张龙志(1963).四川内江猪在杂交改良中的效果。中国农业科学Vol 4:8-10。[2] 张龙志 等（1961）养猪学。农业出版社。[3] 吴仲贤（1977）统计遗传学。科学出版社。
[4] 张龙志，张文灿，张荣，苏纪升（1983）“山西马身猪与山西黑猪、巴克夏猪、内江猪杂交效果的观察”。畜牧兽医学报.14（2）：73-79。
[5] 张文灿（1983）“太湖猪表型及遗传参数的分析”。畜牧兽医学报 14.1:25-35。[6] 吴仲贤，张文灿(1983)杂种优势及其统计检验。《遗传》杂志
No.1.35-42.[7] 张龙志文集（2007）山西农业大学。
[8] Wu, J.S.and W.Zhang.(1982)Genetic analysis of some Chinese breeds as a resource for world hog improvement.Second World Congress on Genetic Applied to Livestock Production.Madrid , V.4 593-600.[9] Zhang, W., J.S.Wu, and W.E.Rempel.(1983)Som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prolific breeds of pigs in China.Livestock Production Science 10:59-68.[10] Zhang, W., W.E.Rempel, and Z.G..Zhang(1986)A cluster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data of Chinese breeds of swine.3rd World Congress on Genetics Applied to Livestock Production.Lincoln, NB USA X 75-82.吴先生（后中），父亲（后左三）与山西农学院畜牧系养猪小组（1962）
郭传甲（左二），父亲，苏纪陞，张文灿（后右）与饲养员于大同猪场（1975）
第三篇：读《永恒的怀念》有感
读了这篇文章，更使我激发了对李老师的的爱戴和怀念。
课文中的李老师在讲台上讲课，能使同学们有一股亲切感。她上语文课总是循循善诱，条理清晰。同学们有不明白的地方，她总是耐心指导，直到同学们都完全理解为止。
课文中的李老师离开学校，到了新的岗位上已经有半年多了。但是芳芳还常常梦见教语文的李老师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课。
加油！芳芳，我们应该把对李老师的怀念化作学习的动力，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老师对我们的培养。
第四篇：【优秀作文】 怀念童年
关于怀念童年的作文
童年是美好的，它如同一个百宝箱，储存着曾经的喜怒哀乐。打开它，那个世界依然是五彩缤纷。
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教我学唐诗，背成语等。到读一年级时，我在同龄人中已经是学富五车了。
一天，爸爸教了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新成语，它的意思也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小时候的天真，让我真的以为种什么就会得什么。脑子便闪现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想法：爸爸为了养家糊口，天天东奔西走，好不辛苦。我要是把自己的零花钱给种下来，不就能结出好多钱吗?爸爸看到后也会很开心的。对!就这么做!
说干就干，我带上自己存钱的储蓄罐，带上小铲子，然后屁颠屁颠的出去了。我在屋后找了一个不怎么显眼的地方，像做贼似的，四处瞧了瞧，确定四周没人，便开始行动。我拿出小铲子，一点一点的开始铲土。劳动比我想象中的要累，看看自己的小手，都磨出水泡了，我好想放弃啊。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辛苦，成功后爸爸妈妈的笑脸以及对我的夸奖，我咬咬牙，继续奋斗着!一铲，两铲，三铲终于挖了一个像样的坑，我高兴极了，把钱一咕噜全给放了进去。看着自己的的伟大壮举，脑子里飘出了许许多多的钱和爸妈夸奖我的情景，我更喜不自禁了。临走时，我还不忘给它浇了点水：你要快快长大结钱哦!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刚进家门，爸爸见我左手储蓄罐，右手小铲子，便好奇的问：小豪，你做什么去了?储蓄罐还要抱着。我神秘的对爸爸一笑，说：爸，你过来。我伏在爸爸耳边，把事情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爸爸。我站在那乐滋滋的等着爸爸夸我，谁知道爸爸先是一愣，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我，就是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爸爸终于止住笑了，蹲下来，摸着我的头说：儿子，爸爸很感动，也很开心，你现在就知道为爸爸妈妈着想了。但是爸爸教你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指的是可以在土里生长的东西，有生命的，懂吗?钱要是种了能长，那大家都直接种钱不去赚钱了，爸爸要跟你道歉，没有跟你讲清楚。不过没有讲清楚也不错，让我看到了我的儿子这么懂事、体贴。说完在我脸上狠狠的亲了一下。我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爸爸更是笑的合不拢嘴了。
这件事过去有些年头了，但只要忆及童年，这件事便会一点一点的在我脑中浮现。这时候，心里总是暖暖的，更会忍不住发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童年的怀念也越发强烈，那时候的纯真，永远是我心里最甜的蜜。
啊!让我怀念的童年!
关于怀念童年的作文
童年是一杯酒，醇香淡雅令人回味无穷;童年是一首歌，婉转动听而无法忘怀;童年是一颗星，永远照耀我们的心田。
我金色的童年，是在乡下姥姥家度过的。
春天，正值农耕时节，在姥姥家的我自然十分无趣，便时而看看天，时而看看地，时而看看北归的燕子，时而看看花间的蝴蝶。有一次，我竟在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只为了看柳树影子的偏移。种地回来的姥姥看见了呆呆地站着的我，咧开了嘴：这孩子是不是着了魔了?
柳树说：夏天到了!夏天的柳树长得已经十分茂盛，像一把倒置的绿色拖布，撑起一片阴凉。园中的果蔬大部分都已成熟。有的西红柿是红的，但十分酸;有的是绿的，但还有些甜，这其中的道理，那时的我是怎么也说不清。姥爷还会摘下一条柳枝，抽去里面心，留下外面的皮，当做笛子吹。姥爷总是能吹出呜呜咽咽的低沉的声音，我总是能吹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于是，我俩合奏出的交响乐在整个园子里回荡。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经常和姥姥一起去地里掰玉米。我总是掰了几个就累得不行了，便去当逃兵;往车上装苞米，又扔不进去，弄得满地都是。这时姥姥就会说：别捣乱了，到那边玩吧于是就去饮马河边玩泥巴泡，玩了一会，又开始掰起苞米。我在地里瞎闹的那些典故弄得姥姥哭笑不得。
冬天到了，天气十分寒冷，我便很少出屋。于是便让姥姥给我烧鹅蛋吃。那香喷喷的味道，令我回味无穷。
童年的点点滴滴，儿时的难忘记忆，像一颗颗明星，托起了一片璀璨的星空。
关于怀念童年的作文
童年是什么?是一方乐土，让我没有烦恼;是一片蓝天，任我自由飞翔;是一个美梦，梦醒后就不再天真。童年是一阵风，风过之后，迎来金秋;童年是一个魔方，转出幼时的喜怒哀乐可仔细一想，它又好像什么都不是。那么，童年到底是什么呢?
我特别怀念那金色的童年。冰淇淋可以当一顿饭吃;作决定只需要用石头、剪刀、布;最可怕的惩罚是我不跟你玩了;即使是犯错，也只需要说声：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滴几滴眼泪，就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事都可以傻笑着装做不知道记忆中的童年，无忧无虑，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傻事、趣事。如今，那一些幼稚、可笑的童年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只留下那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在岁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
也许，童年更应该是一首歌。记忆中的那点点滴滴，就像是一个个跳动着的音符。但是，我更觉得童年是瑰丽无比的诗篇。那是一首深情的诗，一首快乐的诗，一首洋溢着自由和幸福的诗!诗中有我温馨的家园，诗中有我梦想的乐园，诗中有我儿时的伙伴，诗中还有我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
童年时一首无言的诗，是一个多彩的梦!童年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诗篇。
第五篇：母爱永恒——怀念母亲去世一周年
我把弯曲埋在地下，让笔直沐浴阳光。我把痛楚藏在心底，让微笑露出脸庞。啊人间，你鸟语花香，春光明媚，而肆无忌惮的风雪，却显现了你的几分脾气。啊母亲，你迎着人生的酸甜而来，带着世间的苦涩而去，匆忙又短暂，留下了什么？永恒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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