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团历史上的七次大变动对当前共青团改革的启示

第一篇：青团历史上的七次大变动对当前共青团改革的启示

青团历史上的七次大变动对当前共青团改革的启示

改革之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使共青团组织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现在全国上下都关注着改革，议论改革，同时思考着团组织自身的改革。但是，共青团究竟怎样进行改革，参与改革，很多人一时还看不清楚。当此扑朔迷离之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青团产生及发展的历史，了解一下共青团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大变动，从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较好地把握当前的改革提供借鉴。

共青团历史上曾经历了五次成功的大变化和二次失败的变更，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几点共同的规律，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1．共青团的改革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要求。

共青团五次成功的大变化都面临着社会历史新潮流的出现，发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转折关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五四运动和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基础之上诞生的。一九二○年上海首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了教育广大青年，更好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在一部分先进青年中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之后，各地在准备建党的同时，也都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全国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一九二五年一月，为了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到来的革命高潮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也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区别，表示中国青年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全国团的“三大”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为了适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团结各界青年抗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改造共青团，把这个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

一九四九年元旦，党中央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

一九五七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面开始的产物。

可以说这五次成功的变化使团的组织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相反，团的历史上还有两次错误的变更。一九三○年在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取销共青团，将党、团、工会等合并为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而使一切正常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一九六六年，江青、林彪一伙污蔑共青团修到了家，要“彻底砸烂”，在全国掀起“摧旧团”的黑浪，使党领导的团组织陷入停顿。代之而起的则是左倾思想的产物——红卫兵。这两次教训的共同点都是错误估计形势，逆历史潮流而动，违反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的，有曲折，有回复，也有阶段的飞跃，正确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敏锐地洞察历史潮流的变化，是确定工作方针的依据。当前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改革的大潮正推动着各项事业的变化和发展，因此根据改革的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适时进行共青团工作的改革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2．共青团的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一九三五年以前，共青团与党差不多，都是在秘密状态下活动的组织，受此限制，团的组织人数很少，范围狭小。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迫切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的青年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也面临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为了适应广泛地团结青年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改造共青团，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国民党统治区的共青团组织，团员转入党内、并彻底改变工作方式，抛弃第二党和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民主的、公开的活动方式培养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以后在青年中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取代了共青团。

建国以后的一九五七年，鉴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和国家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已经给青年团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据此，团的“三大”讨论和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我国青年的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大会还正式决定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们的工作任务和指导方针是依历史环境而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的工作任务和指导方针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不可能提出一个工作指导方针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阶段都适用，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正是要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3．共青团的改革需要一批勇于开拓，作风扎实的青年干部。

历次变革中，团组织涌现出一批富有远见卓识，政治敏感性强，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干部，在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敢于打破常规，开拓进取，为新时期的青年工作摸索新路子。

抗日战争爆发前共青团的改造，首先是在北京进行的。当时北京团的领导机关与党的领导人一起，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地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深刻反响。通过规模宠大的抗日救亡活动，团结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此基

础上成立了由爱国青年组成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创造性的做法得到了党中央的赞许，并在全国加以推广，使民先队成为共青团取销以后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革命组织。也使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在斗争的实践中成长为革命事业的领导骨干。

正如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一样，共青团历史上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完成转变的，这就要求各级青年干部，除了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看准历史的发展方向，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外，还要有严谨扎实的作风，开展调查研究，设立试验基地，在实践中摸索新的工作规律，总结成功的经验，为指导全局制定战略方针提供可*的依据。一九四九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是在三年的调研，准备工作基础之上开展的。一九四六年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听取山东解放区青联的工作汇报中，发现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从而开始研究重建青年团的问题，抽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在全国各地不同区域的乡村、工厂、学校进行试建团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试建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一九五七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领导机关也进行了长达二年的调研准备。广大的青年工作干部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学习了科学的工作方法，涌现出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干部。

在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党总要制定出新的工作总方针，提出新的口号。但是具体到某一方面的工作，则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意图，认清形势，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各级团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应该激流勇进，等、*、要的思想是不能适应工作的。另一方面，在大胆创新的同时，还需小心谨慎，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工作。这两点是共青团干部在改革中应该很好把握的。

4．共青团的改革要坚持党的利益和青年利益的一致性

共青团历次变革取得成功的又一条规律是，善于把历史的发展，党的任务与青年的利益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使青年工作既适应形势的需要，符合党的总方针的要求，又照顾了青年的特殊利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规模巨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战后建设中，需要中国青年更有组织，有领导地发挥作用，而原有的青救会，读书会等组织活动已经不能满足经过长期锻炼，提高了觉悟的先进青年和客观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当时群众中涌现出三、四百万青年积极分子，能吸收入党的仅四五十万，其余的青年积极分子怎么办。为了动员更多的青年投身革命，并把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提高他们，发挥作用，并通过这部分积极分子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党中央决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民主主

义青年团的建立，及时把青年在全国解放以后迸发出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来，为青年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工作总方针正是根据历史的发展要求而制定的，因此，充分体现了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青年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青年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工作中遵循历史发展趋势，寻找党的工作方针与青年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应是青年工作者在当前改革实践中予以充分注意的。

5．共青团的改革要充分发挥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的积极作用

共青团六十六年的光辉历程还说明一个道理，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青年工作都必须有党的领导，有代表广大青年利益的，由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青年组织。这是使青年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完成历史使命的可*保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一战”时期，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战”时期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战之中在国统区有民先队，在根据地有青救会，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各个历史时期虽然条件不同，任务不同，但是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从来没有取消过，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运动的核心，才使中国青年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前的改革是一次伟大的事业，青年人是改革事业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青年。因此，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既要体现青年运动核心的先进性，又要有与广大青年群众紧密联系的群众性，这是改革中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

纵观历史，共青团走过的光辉历程，经过了七次大变动，有着成功的丰富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重视历史，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弄清改革的方向，做好当前的青年工作。

第二篇：平均地权思想对当前大陆农地改革的启示

平均地权思想对当前大陆农地改革的启示

平均地权思想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核心理论，其实质是一种有限制的国有制和有条件的私有制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具体办法是地价自报、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又发展出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等具体政策。平均地权的目标是通过实现土地国有化，逐渐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一方面实现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实现富民强国的伟大理想。但是由于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渐进式的改良方案，在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的中国，未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所以未能在大陆全面推广，但在台湾凭借国民政府的强势和改革的决心却得以贯彻，且经济社会效果显著。

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建国以来经过了三次大变革，前两次不再赘述，而第三次通过包产到户在农村实现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在改革初期确实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已日渐显露，在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的同时，农村却出现大面积的抛荒和闲置地，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出路何在，而平均地权在台湾的实践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和思路。

显然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保留现有的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缺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实行与城市相同的国有制却会造成与民争利，扩大社会差距的严重后果。所以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至关重要，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同时实现工业化是国家强盛的必然出路，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按照让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实行土地国有但国家农民共同持股经营的股份制生产形式。具体形式是借鉴“金股”制度的成功经验，废除农地集体所有，实行国家与农民共同所有的股份制改造。其中国家拥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防止土地滥用和土地腐败，实行全局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门规划，农民拥有一般所有权，享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耕种、流转、继承等权利，并获取土地收益。在股份分配上，农民应占绝大部分，以保证收益，国家占有少部分股份，但成为终极所有权的金股，持有土地利用监督权。

第三篇：浅论宋代狱空制度对当前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浅论宋代狱空制度对当前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的狱和当前的看守所在性质和作用上极为相似，宋代的狱空制度为看守所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主要表现在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重视、系囚按照管辖权分类关押、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文素养、加强看守所的外部监督、建立清理留狱的激励机制等五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宋代 狱空 看守所改革 启示

一、当前看守所的问题及学界对策研究的局限

近年来，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媒体披露，迅速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看守所神秘高墙背后发生的违法现象越来越关注，学界对全国看守所的现状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要将看守所中立化，具体做法就是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手中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学者们通过调研确实发现了看守所存在的大量问题，但在分析问题产生原因时还是根据西方的分权和制衡理论，提出的解决方式也是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途径，侦查权和羁押权分离，看守所保持独立。学界并未对看守所这一羁押机构的历史文化根基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也就无法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式。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看守所是在中国近代法制改革进程中创建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区分未决犯和已决犯，其历史渊源是晚清衙役们关押涉案人员违法私设“班房”、“卡房”、“自新所”、“待质所”、“知过亭”、“中公所”等机构的合法化。看守所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而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已决犯和未决犯并无多大区别，古代监狱仅为囚禁犯人使之受苦的场所，“民刑不分，轻重无另小事涉牵连则概同系”。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

中国社会一脉相承，在古代中国，和看守所性质、作用相同的机构——狱很早就产生了。首先，从性质上看，古代的狱和现代的看守所都是侦查机关为羁押、审讯犯罪嫌疑人、未决犯的特定场所。其次，从隶属关系来看，古代的狱和现代的看守所都隶属于侦查机关。最后，从存在的问题来看，最突出的问题在古代的狱和现代的看守所中都存在，且这些违法行为和现象在古今社会都是被法律禁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深入研究古代中国的狱制，才能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的看守所，也才能对看守所改革提出切中肯綮的建议。

二、宋代的狱空

宋代司法达到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峰，其构建的司法制度和运作模式型塑了近世的司法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司法官员一直追求“狱空”的理想状态，但只到两宋，才形成狱空的奏报、管理和监督制度。宋代是历史上奏报狱空最多的时期，见诸史籍的有近百次。《宋会要》中有“狱空”一门（刑法四之八五）记载了历次狱空及朝廷奖励的情况。

狱空是指设有监狱的机关将已经受理的案件全部审判完毕，将羁押的囚犯全部疏决以至狱内空无一人的状态。“狱空”不是强制司法官员在规定期限内将案件

审理完毕，而是用优厚的赏赐来吸引司法官吏清理监狱。宋统治者为了达到狱空的目标，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皇帝重视刑狱，率先垂范亲自录囚，督促州县长官清理留狱

《宋史·刑法志》称：p

（二）系囚分类羁押，各由专门机关审讯

宋代系囚分类羁押主要表现在京师设六狱，府州分两院。元丰改制之前，京师开封设有御史台、皇城司、殿前司、四排岸狱。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的违法犯罪行为。御史台狱主要关押犯罪的高级官吏和皇帝诏令审讯的重案犯。皇城司掌管京城出入的禁令，负责宫廷安全保卫，宫廷出入，宫门启闭。凡宫城内官员及后妃犯罪，均拘押到皇城司狱关押审理。殿前司是宋代皇城内的禁军之一，负责在皇宫内值班站岗，保卫皇帝出入的安全。殿前司内狱主要审讯犯罪的禁军官兵。四排岸司简称“四排岸”，是宋代主管维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宗财货直达京师的官署，也配有维护河道交通的武装部队。凡在漕运中偷盗官物，或侵吞私卖、毁坏舟船，一律由四排岸司处置，关入四排岸司狱。

元丰改制之后，大理寺在原来详刑职责之外，增加了断狱的职责。右治狱推治在京百司犯罪事、官物应追究事和特旨委勘事。大理寺狱主要关押涉嫌犯罪的京城百司低级官吏，侵吞公物的犯罪人和部分皇帝指定审讯案件的犯罪人。

除御史台狱、殿前司狱、皇城司狱、四排岸狱和大理寺狱关押的犯罪人之外，京师犯罪案件都由开封府负责管辖。开封府号称五方辐辏、人口百万，其案件繁多号为天下之最。开封府不仅管辖京畿地区发生的犯罪案件，还要接收京城诸司移交的犯罪人，由于犯罪人数众多，开封府狱也实行分类关押，即二厅三院制。二厅即左右厅，各置推官一员，后增判官各一员。三院即府院、左军巡院、右军巡院。府院即司录司听户婚之讼，录事参军主之。左右军巡院鞫刑名之狱，军巡使主之。

地方府州狱建制和开封府基本相同，府州本院由录事参军主掌，听户婚田宅之讼，刑狱由司理参军执掌，负责侦查、审讯和拟判。

（三）严格选拔司法官员，主持侦查、审讯的司法长官大都“文学法理，咸精其能”

宋代实行严格的法律考试选拔官员，通过明法科和新科明法的科考才能出任亲民官。这种选拔模式使得宋代的官员大都兼备文学修养和法律素质，既饱读诗书，又工于吏事，“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宋代奏报狱空近百次，其中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最多，达四十次。京师当天下之繁剧，知府皆是一时之选。奏报狱空的开封府知府分别是温仲舒、寇准、陈尧叟、向敏中、吕夷简、王安礼、王存、王震、王宁、时彦、宋乔年、盛章、王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精明强干，善决狱讼，寇准、向敏中和王安礼更是擅长侦查、审讯的名公。临安府奏报狱空的司法长官分别是周淙、赵惇（皇太子兼临安府尹）、王辅之、赵时侃、程覃、袁韶、吴革。这些人均能履行其司法职责，颇有治声。

（四）司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疏决系囚

在宋代狱空的记载中，京师府和大理寺的狱空占据了三分之二，二者都不具有作出最终判决的权力，这就需要其他司法机关的配合，共同审结疏决囚犯。比如开封府受理京师刑事案件，决定笞杖罪，徒以上案件“检法断刑”，做出判决意见，俟大理寺或刑部之判决。大理寺狱，“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侯追究者，听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这就是说，开封府狱和大理寺狱关押的都是犯有严重罪行，有可能判处流、死刑罚的犯罪人，要想实现狱空，大理寺和开封府本身并不能决定，还要依赖其他复审、详刑机关对案件的判决。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之间分工合作，共同促成狱空的实现。

比如在元丰年间，开封知府王安礼为了提高决狱的效率，首先保证开封府断案不被掣肘，不让无谓的公文传递影响审决案件的效率。他上奏朝廷，减少御史台和纠察在京刑狱司对开封府审断案件的干扰。元丰五年二月四日，权知开封府王安礼言：“本府奏断公案，御史台一例取索。窃以公事已奉旨断，方更点检，於礼不顺。欲乞自今不许取索”。从之。

（五）集中清理留狱

在宋代，从太祖、太宗开始形成了集中清理留狱的制度。大规模集中清理主要有：1.农历五月暑热来临之前，皇帝下诏对系囚进行清理。2.朝廷举行重大的礼仪活动颁布赦令，对特定范围内的犯罪人宽免刑罚。3.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星象异常现象等被认为是凶兆和上天警示政事有缺，此时就会清理系囚，疏决人犯。4.对频发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开展针对性的打击，类似于今天的专项治理。比如崇宁五年（1106），六月十二日，徽宗举行例行的录囚，在皇帝的带动和鼓励下，新上任的开封府尹时彦也大肆搜捕盗贼。以户部侍郎知开封的时彦大展身手。“异时都城苦多盗，捕得，则皆亡，卒吏惮于移问，往往略之。彦始请一以公凭为验，否则拘系之以俟报，坊邑少安，狱屡空。他努力经营京师治安，一年报四次狱空，短短数月，迁工部尚书。”

三.宋代狱空之制对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宋代通过狱空制度鼓励司法官员清理留狱，大大加速了对羁押人犯的疏决进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狱政较为清明。因此，宋代司法被称为“临下哀矜，用刑忠厚”。在同处社会转型期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宋代促成狱空的经验中得到以下启示：

（一）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重视

宋代皇帝群体对刑狱高度重视，将疏决罪囚作为施政的重要事务，其颁布的宽免刑罚的赦书和诏令往往成为狱空的直接原因。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监督管理主要是通过立法实现，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存状态和看守所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这就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其报告工作。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应当反映出看守所羁押人犯的详细情况，以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作出针对性的决定。

（二）被羁押人员按照侦查机关的管辖范围分别关押

在宋代司法体制中，侦查犯罪的机关大都下设羁押机构，刑事案件根据犯罪嫌疑人身份地位、犯罪客体分属不同的司法机关管辖。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侦查、审讯的专业化提高了处理案件、审决囚犯的效率。我国当前的看守所虽然也将被羁押人分类管理，但整体来看，管理方式比较粗放，羁押分类并不科学，将羁押人员按照侦查机关的管辖分类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三）提高侦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文精神和法律素养

宋代主持侦查、审讯和判决的司法官经过严格的法律考试和吏事训练，且具有儒家士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侦查、审讯时能够明察秋毫，判决案件能够剖析明断，用刑时又怀有悯恕之心，处理案件往往能够发挥良好地社会效果。在当前的看守所改革中，当务之急是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文素养，改变其对被羁押人

员有罪假定的心态，将被羁押人员首先作为平等的公民看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侦查手段和方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要分工合作，严格遵守羁押期限

宋代狱空是司法机关配合的结果。开封府、临安府的狱空需要大理寺、刑部按照法律规定及时作出终审判决或复核意见，大理寺狱空也需要刑部按时审核判决结果。当前看守所羁押期限的调查结果显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均不同程度超期羁押现象。这就需要侦查、起诉、审判三机关分工合作，严格遵守羁押期限。

（五）看守所改革还需加强外部监督，鼓励清理积案

宋代在侦查、审讯、判决的过程中，京师诸狱系囚的管理都要受到在京纠察刑狱司的监督，在京纠察刑狱司登记、检查系囚的生活状况，督促羁押机构隶属的司法机关及时疏决系囚，改善系囚的羁押条件，追究系囚非正常死亡的法律责任。御史台也设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定期巡查系囚。当前的看守所改革也要加强外部监督，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作用，建立专门监督机构，适时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

宋代奖励狱空，鼓励清理留狱，对奏报狱空的司法官员给予升职、减少磨勘、增加公使钱等奖励。司法官员在正面鼓励下激发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勤奋工作，清理留狱。在当前的看守所改革中，要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侦查机关破获积案，司法机关审决旧案。

第四篇：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原作者：苏州幼儿师范学校 张春霞

——兼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育理念

纵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国的幼儿教育在本世纪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一条主线。其间有三次大的改革使我国的幼儿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发展。它们分别发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而陈鹤琴先生正是我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园课程改革的杰出代表、中国学前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今天重温陈老的课程思想，对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大自然、大社会”的课程内容与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

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是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主张“应当把幼稚园的课程打成一片，成为有系统的组织。但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应当以什么为中心呢？这当然要根据儿童的环境。儿童的环境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环境；一种是社会的环境。自然的环境就是各种动植物的现象。社会的环境就是个人、家庭、集社、市廛等类交往。这两种环境都是与儿童天天要接触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这两种环境作为幼稚园课程的中心。”他认为“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切合人生的课程内容就是“儿童的一饮一食，一草一木的接触，灿烂的玩具用品。”因此，在陈鹤琴先生参与起草的1929年的中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生活课程的思想，连幼儿一日生活中的“餐点”和“静息”都纳入了幼儿园的课程内容。

由于幼儿心理和生理发展水平的制约，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不可能凭借抽象的符号系统和逻辑的推导，而是依赖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兴趣。当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为幼儿所熟悉时，他们便产生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因此陈鹤琴先生的源于生活的幼儿园课程观尊重儿童的兴趣、特点，体现了学习活动中儿童的主体地位。在新近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 》）中，“生活”一词频频出现。尤其在第二部分“教育内容与要求”中，与“生活”有关的条款有十多处，粗略统计一下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A、教育要使幼儿学习生活，这是教育的内容，强调选择生活。比如：“建立科学的生活常规”、“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睡眼、盥洗、排泄等生活习惯”、“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体验与教师、同伴共同生活的乐趣”„„ B、教育要利用生活——这是教育的途径，强调通过生活。比如：“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和保健教育”、“在共同生活和活动中，以多种方式引导幼儿认识、体验并理解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自律和尊重他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C、教育为了生活——这是教育的目标，强调适应生活。比如：“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很显然，在新《纲要》中幼儿的生活被重重的凸现出来，选择幼儿的生活作为学习的内容，利用幼儿的生活进行学习，为了幼儿的生活而学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适应生活才能发展），这是新《纲要》中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特点——教育内容要生活化。这种“生活化”的幼儿园课程是对陈鹤琴先生幼儿园应选择“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教材的课程思想的发展。幼儿园课程只有源自幼儿的生活才可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远离幼儿的生活、成人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也不可能促进幼儿发展。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实践，因此，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幼儿生活。

二、“整个教学法”的思想与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

“整个教学法”是陈鹤琴先生针对分科教学的弊端提出的。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幼儿稚园里的课程像大学的课程那样独立，什么音乐是音乐、故事是故事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我们应当把幼儿园的课程打成一片成为有系统的组织。”因为生活是整个的、互相联接的，不能是四分五裂的。“单元教学”就是他根据“整个教学法”的思想建构的一种将健康、社会、科学、艺术、语文等五种教育按单元形式进行编排、各单元活动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系在一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起的一种整体的课程结构形式。这对二三十年代的幼儿园教育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生活是整个的，因此课程必须是综合。生活化的幼儿园课程，其组织形式必然是综合的。综合化，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教育对象的年龄愈小，课程的综合程度愈高，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综合是新《纲要》的基本理念之一。“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以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也可作其他不同的划分。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在“组织和实施”中又强调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学习的特点和认知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互相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与生活、游戏之中。”《纲要》中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事实是无论怎样归类、划分，都不妨碍也不应妨碍我们对幼儿园课程的整体思考。因为不论哪种划分对年幼儿童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都是应该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加以弥补、还原的。当年的陈鹤琴先生正是通过“单元教学”的课程形式，实现他的“整个教学法”思想，而今天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已远远超过陈老的“整个教学法”思想，当今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不再是一种组织形式上的综合，也不是一种局部的综合，而是一种实质的综合，是一种从观念到目标，从目标到内容，以至资源、手段、形式的全方位综合。在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有很多的幼儿园以主题的形式组织课程，在这种课程中，已看不出领域的特点，它是一种对课程内容的高度整合。但是否幼儿园课程以主题形式组织就一定是对课程的综合 了呢？任何一种课程的建构，都应具有一定的课程理念、课程体系的基础以及课程的基本框架，而不是随意选取一些主题加以组合或拼凑，或是把各个领域的若干活动拼凑在一起，然后冠之以某一主题名称，就称之以课程的综合，如果是这样，它必定不如领域课程，这样的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拼凑，极有可能对幼儿的发展带来缺失。

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是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综合化的结果未必一定是综合课程。无论是当年的陈鹤琴先生的“整个教学法”思想，还是新《纲要》所强调的教育内容的“综合性”，都是对儿童在教育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张扬，都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课程改革的综合化，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不是一种时尚。任何置幼儿发展于不顾，刻意追求时髦的作法，都是对儿童的不负责任。

三、“预先拟定、临时变更”与幼儿园课程的预成和生成

在幼儿园课程的实施问题上，陈先生早年的一些主张对今天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来说仍不为经典之说，今天重温这些主张，倍感陈先生关于幼儿园课程的思想之伟大和精深。陈先生指出：“普通幼稚园的教法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自由的。固定的教法，就是教师把一日间所做的种种工作，按照一定的时间去支配。什么时间做什么工作，都是刻板不变的，不管小孩子做的这仵工作有没有做好，时间一到立时就要停止。这种注入式的教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呢，是容易见效，学得不久即学会了。坏处呢，是小孩子不能独自创造，不能发表意思，以致好的或有天才的孩子，不能积极的向上进取。这种教法在我们中国的幼稚园里还是很通行的。还有一种教法是自由教法，就是小孩子各人去工作，小孩子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在这种自由工作之中，也有点相当的限制，不然随意妄动就要妨碍别人的动作了。而且这种教法非常之难：一方面幼稚园的设备要充分，一方面教师的知能要丰富。„„这两种教法在运用上都是各有利弊。我们无论采取哪一种或两种都采取，我们总应当把每日所做的功课预先拟定出来。谁去拟定呢？教师呢，还是儿童？那也 不必拘泥。有了这种拟定出来的功课，老师就可以有相当的准备。„„倘使临时发生一种很有兴趣的事情，那不妨就改变已拟定好的功课，以做适时的工作来满足儿童的需要。”陈先生的这些主张不正是今天许多幼儿园所关注的幼儿园课程的预成和生成问题吗？陈先生的主张是“要有目标，又要合于生活”，所以“幼儿园的课程须预先设定，但临时可以变更”。他强调“每学期应该有一个总设计，以决定本学期应该注意的目标，每星期又要有一个预定的课程表”，但“此课程预定表并不是固定的、不能变换的，儿童或社会上发生临时的事情，老师就可以采用为课程内容，可以把一切预先设定的暂时搁起，重新再来做一番筹备的工作。倘若新发生的事情与预定的有些相象，那就把它容纳进去”。

的确，当今的课程改革愈来愈主张：课程不仅是预成的，而且具有过程性，是复杂的综合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活动，是学习者、教育者、教育情境相互作用的动态生存，因此课程应该是不断生成的。但无论课程的预成还是生成，都无法离开一定的文化土壤。生成是相对于预成而言的，我们没有理由笼统地认定谁好谁坏，而去刻意地追求。预成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生成也绝不意味没有计划和放任自流。幼儿园课程改革关注的是儿童的发展，而不只是它的形式。新《纲要》强调：教师要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要“善于发现儿童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的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反应，敏感地觉察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生成”就是关注儿童，我们之所以强调生成，是因为以往的预成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儿童的发展，是相对预成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言的。我们强调“生成”是因为活动情景是经常变化的、新信息是不断出现的，凡对幼儿发展具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加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为了实施计划置儿童于不顾。教师应善于发现新的线索，抓住随机发生的有意义的事件，将活动引向深入。它需要教师对儿童的发展做到既能宏观把握，又能微观调控，它需要教师在活动中能够不断地把计划内的活动和计划外的活动进行整合。因此，在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中，以生成和预成作为衡量幼儿园课程的标准是不合适的，任何一种忽视本土文化模式的刻意追求，都会使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流产。

关注儿童、关注发展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陈先生办教育的准则，也是新《纲要》的基本思想。

注：文中所引陈鹤琴语均出自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