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

第一篇：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

“打架”的最高法公报案例——以买卖合同

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

2014年第12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了“朱俊芳与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有分析认为，该案通过“以房抵债”协议的特殊约定，规避物权法对“流押”的禁止，得到了最高法的认可。但是，针对几乎完全相同的案情和法律关系，最高法机关刊《人民司法》2014年第16期引用的“广西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杨伟鹏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案情简介与裁判摘要

1、有效：最高法公报（2011）民提字第344号判决（以下称“判决一”）

2007年1月25日，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朱俊芳向嘉和泰公司购买14套目标商铺，并于同日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嘉和泰公司出具了相应销售不动产发

票。

2007年1月26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万元。嘉和泰公司自愿将其开发的目标商铺抵押给朱俊芳，抵押的方式为“和朱俊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手续，开具发

票”，“如到期偿还借款，则将抵押手

续（合同、发

票、收据）退回，到期不能偿还，将以该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

该借款到期后未能偿还，朱俊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借款协议”约定将到期不还的借款作为给付的房款，实际上是为已签订并正在履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应受保护，支持原告的诉请。抗诉机关与原再审法院认为，双方形成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合同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最高法认为：当事人实际上是先后设立商品房买卖和民间借贷两个法律关系，两份协议属并立又有联系，即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为之后的借款协议所借款项提供担保，同时，借款协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附设了解除条件，即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的，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两份协议没有约定，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朱俊芳直接通过前述的约定取得“抵押物”所有权，而必须通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实现；而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提供担保并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设定解除条件，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两份合同均应有效。

2、无效：（2013）民提字第135号判决（以下称判决二）

2007年6月27日，杨伟鹏与嘉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53间商品房，并约定了过户、违约责任等问题。次日，双方于房屋登记部门对合同办理了备案登记。杨伟鹏向嘉美公司支付340万元并收取61万利息。后杨伟鹏诉请确认该合同有效，判令被告交付房屋，被告嘉美公司答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民间借贷中的担保环节。一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原告诉请。

最高法再审认为：结合双方签订该合同的具体情况、杨伟鹏未能提供销售不动产**原件、不能说明支付款项性质等事实，应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法律关系。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为非典型担保方式。既然属于担保，就应适用物权法有关禁止流押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债权人实现担保债权时，对设定的担保财产，应当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受偿。最终最高法驳回了杨伟鹏要求交付的诉讼请求。

二、争议的实质与摇摆的司法观点

首先，两份结论相反的判决的争议实质在于：《物权法》第186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即所谓的“禁止流押（质）”和生活经验里的“作死”。实践中，一般处于优势地位的抵（质）押权人，为了避免物权法对流押的禁止性规定，会采取某些变通的做法。两份判决里通过另一份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其与标准意义的“流押（质）”的区别在于：债权人并非约定

债务到期不能偿还时直接发生物权变动行为（取得所有权），而是约定债务不能偿还时发生其他的原因行为（如本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他的原因行为不是取得物权的直接原因。用通俗的话解释，钱如果还不上，不是直接拿走你的房子，而是要履行一份新合同，虽然这份新合同可以让我拿走你的房子。

其次，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担保借款合同的方式在房地产开发融资中并不少见，学者如杨立新教授称之为“后让与担保”。判决一关注债务未能履行时，债权人并不能直接获得物的所有权，只是依据合同取得债权，物权效力的发生与否依赖于合同履行情况，故不属于流押（质）条款，并独辟蹊径地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角度予以解释；判决二强调“禁止流押（质）”是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对非典型担保亦应适用，该做法变相实现了流押，自应认定为无效。

作为统一裁判尺度标杆的最高法，“神仙”打架，自然令司法实务工作者“小鬼遭殃”。虽然判决一为最高法公报案例，但判决二亦为《人民司法》、《民事审判与指导》等权威刊物刊载，且做出时间晚于判决一（2013年做出），合议庭成员包括最高法民一庭庭长张勇健法官与民一庭审判长韩玫法官，亦具有相当权威性。两份具参考价值的判决相互矛盾，应如何把握其中的裁判规则？

三、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应无效

1、非典型担保的担保物。

两份判决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没有统一的称呼，但两份判决都承认商品房买卖合同实际上是借款协议的担保（“双方当事人实际是用之前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之后签订的《借款协议》提供担保”,见判决一）。

首先，以另一份合同为债权提供担保，无疑不属于“成文法有明确规定、法律适用清晰、担保效力易于确定、担保权利义务稳定”的典型担保方式。厘清这种非典型担保的担保物和担保作用如何实现，是必须的。

其次，回顾最高法判决一，其之所以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流押（质）协议”，潜藏的法理实际上是将担保的标的物视为合同债权——因为担保物是债权，债务到期并不直接变动物权，而是获得对债务人的合同债权，这种非典型担保并非以物权为担保物的“物保”，自然不需考虑流押禁止。

然而，从实质上看，对借贷合同发生担保作用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而不是该合同的债权。杨立新教授将这种所谓的“后让与担保”发生担保作用的链条概括为“行使买卖合同债权——交付买卖标的物即房屋——房屋价值抵偿债务——消灭借贷债务”（判决一中“将以该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反映了这一点），可见实质上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担保作用的不是债权，而是债权即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房屋。

被担保的标的是贷款人的借款债权，而贷款人基于买卖合同又对借款人享有债权，不可能存在贷款人用自己的一个债权担保

自己另一个债权的情况。杨立新教授便主张，买卖合同作为借贷担保时，是“物的担保”，属于“非典型担保物权”。

2、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有违“禁止流押（质）”的规定

诚然，非典型担保并不必然缺乏合法性，关键在于，案涉的非典型担保合同是否有违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这种交易模式下，担保物实际上是物权，物权法“禁止流押（质）”的原则自然应一并适用于这种非典型的物的担保。

禁止流押（质）旨在防止债权人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造成对抵押人实质上的不公平。在本案交易模式下，债权人通过房地产买卖合同在债务到期之前就固定了担保物的价值，且由于预售登记的存在，债务人不可能另行通过交易途径实现担保物的市场价值，房地产买卖合同事实上达到了“流押（质）”契约的效果，有违强制性规定。最高法判决二强调“既然属于担保，应遵循物权法有关禁止流质的原则”与本文的思路是同一的。

事实上，在判决一的思路下，不仅不动产担保，所有的流押契约都可以通过另行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获得合法性，这无疑“架空”了物权法“禁止流押（质）”的规定。

3、认定这种担保模式有效突破了“物权法定”原则

本案的交易模式中，担保权的作用发挥根本上还是要通过不动产即商品房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两份判决的案情中，商品房买

卖合同都在行政机关办理了备案登记，尽管备案登记的有无不会影响到合同的效力，但基于《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买卖合同预告登记之后可以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债务人在债务到期之前将商品房卖给第三人将无法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即，尽管只是合同担保，但债权人可以结合行政管理手段，避免标的物被转让，实现准担保物权的效果。

这种“准担保物权”有违物权法定这一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即便是支持这种“后让与担保物权”的学者如杨立新教授，也只认为这种担保物权属于“习惯法”，最高法判决一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判决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有待商榷。

4、其他的司法判决支持买卖合同无效的认定

首先，主张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应无效虽是本文的一家之言，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没有司法观点和判例佐证。除了最高法自身做出的判决二外，人民法院报选刊的重庆五中院“张桌玮诉怡豪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体现了相同的司法观点；更为直接的是江苏高院2013年《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第3条第3项规定：“当事人之间以借贷为目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双方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出借人以房屋买卖关系提起诉讼，请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变更诉讼请求；出借人坚持不予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考虑到意思自治和债权与物权的两分，认定合同有效，也应该调整买卖合同条款，避免达到实际上的“流质”效果。正在征求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处理就是很好的途径，其第25条规定：“借款人为借款而与贷款人签订买卖合同，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贷款人要求以借款本息抵顶买卖合同价款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合同履行时的市场价格，当事人主张以市场价格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无论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如何，最高法判决一直接判决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颇有可争议之处。判决一为最高法公报案例，是统一裁判尺度的标杆，我们认为，最高法的处理有失妥当。

（作者：王巍）

第二篇：“打架”的最高法公报案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

“打架”的最高法公报案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

分析

2014年第12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了“朱俊芳与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有分析认为，该案通过“以房抵债”协议的特殊约定，规避物权法对“流押”的禁止，得到了最高法的认可。但是，针对几乎完全相同的案情和法律关系，最高法机关刊《人民司法》2014年第16期引用的“广西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杨伟鹏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案情简介与裁判摘要

1、有效：最高法公报（2011）民提字第344号判决（以下称“判决一”）

2007年1月25日，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14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朱俊芳向嘉和泰公司购买14套目标商铺，并于同日办理了销售备案登记手续，嘉和泰公司出具了相应销售不动产发票。

2007年1月26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万元。嘉和泰公司自愿将其开发的目标商铺抵押给朱俊芳，抵押的方式为“和朱俊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手续，开具发票”，“如到期偿还借款，则将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到期不能偿还，将以该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

该借款到期后未能偿还，朱俊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借款协议”约定将到期不还的借款作为给付的房款，实际上是为已签订并正在履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应受保护，支持原告的诉请。抗诉机关与原再审法院认为，双方形成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借款合同的抵押担保内容，合同中“到期不能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之间互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的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最高法认为：当事人实际上是先后设立商品房买卖和民间借贷两个法律关系，两份协议属并立又有联系，即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为之后的借款协议所借款项提供担保，同时，借款协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附设了解除条件，即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的，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两份协议没有约定，借款到期不能偿还，朱俊芳直接通过前述的约定取得“抵押物”所有权，而必须通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实现；而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提供担保并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设定解除条件，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两份合同均应有效。

2、无效：（2013）民提字第135号判决（以下称判决二）

2007年6月27日，杨伟鹏与嘉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53间商品房，并约定了过户、违约责任等问题。次日，双方于房屋登记部门对合同办理了备案登记。杨伟鹏向嘉美公司支付340万元并收取61万利息。后杨伟鹏诉请确认该合同有效，判令被告交付房屋，被告嘉美公司答辩称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民间借贷中的担保环节。一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原告诉请。

最高法再审认为：结合双方签订该合同的具体情况、杨伟鹏未能提供销售不动产发票原件、不能说明支付款项性质等事实，应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法律关系。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为非典型担保方式。既然属于担保，就应适用物权法有关禁止流押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债权人实现担保债权时，对设定的担保财产，应当以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受偿。最终最高法驳回了杨伟鹏要求交付的诉讼请求。

二、争议的实质与摇摆的司法观点

首先，两份结论相反的判决的争议实质在于：《物权法》第186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即所谓的“禁止流押（质）”和生活经验里的“作死”。实践中，一般处于优势地位的抵（质）押权人，为了避免物权法对流押的禁止性规定，会采取某些变通的做法。两份判决里通过另一份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其与标准意义的“流押（质）”的区别在于：债权人并非约定债务到期不能偿还时直接发生物权变动行为（取得所有权），而是约定债务不能偿还时发生其他的原因行为（如本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他的原因行为不是取得物权的直接原因。用通俗的话解释，钱如果还不上，不是直接拿走你的房子，而是要履行一份新合同，虽然这份新合同可以让我拿走你的房子。

其次，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担保借款合同的方式在房地产开发融资中并不少见，学者如杨立新教授称之为“后让与担保”。判决一关注债务未能履行时，债权人并不能直接获得物的所有权，只是依据合同取得债权，物权效力的发生与否依赖于合同履行情况，故不属于流押（质）条款，并独辟蹊径地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角度予以解释；判决二强调“禁止流押（质）”是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对非典型担保亦应适用，该做法变相实现了流押，自应认定为无效。

作为统一裁判尺度标杆的最高法，“神仙”打架，自然令司法实务工作者“小鬼遭殃”。虽然判决一为最高法公报案例，但判决二亦为《人民司法》、《民事审判与指导》等权威刊物刊载，且做出时间晚于判决一（2013年做出），合议庭成员包括最高法民一庭庭长张勇健法官与民一庭审判长韩玫法官，亦具有相当权威性。两份具参考价值的判决相互矛盾，应如何把握其中的裁判规则？

三、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应无效

1、非典型担保的担保物。

两份判决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没有统一的称呼，但两份判决都承认商品房买卖合同实际上是借款协议的担保（“双方当事人实际是用之前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之后签订的《借款协议》提供担保”,见判决一）。

首先，以另一份合同为债权提供担保，无疑不属于“成文法有明确规定、法律适用清晰、担保效力易于确定、担保权利义务稳定”的典型担保方式。厘清这种非典型担保的担保物和担保作用如何实现，是必须的。

其次，回顾最高法判决一，其之所以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流押（质）协议”，潜藏的法理实际上是将担保的标的物视为合同债权——因为担保物是债权，债务到期并不直接变动物权，而是获得对债务人的合同债权，这种非典型担保并非以物权为担保物的“物保”，自然不需考虑流押禁止。

然而，从实质上看，对借贷合同发生担保作用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而不是该合同的债权。杨立新教授将这种所谓的“后让与担保”发生担保作用的链条概括为“行使买卖合同债权——交付买卖标的物即房屋——房屋价值抵偿债务——消灭借贷债务”（判决一中“将以该抵押物抵顶借款，双方互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反映了这一点），可见实质上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担保作用的不是债权，而是债权即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房屋。

被担保的标的是贷款人的借款债权，而贷款人基于买卖合同又对借款人享有债权，不可能存在贷款人用自己的一个债权担保自己另一个债权的情况。杨立新教授便主张，买卖合同作为借贷担保时，是“物的担保”，属于“非典型担保物权”。

2、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有违“禁止流押（质）”的规定

诚然，非典型担保并不必然缺乏合法性，关键在于，案涉的非典型担保合同是否有违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这种交易模式下，担保物实际上是物权，物权法“禁止流押（质）”的原则自然应一并适用于这种非典型的物的担保。

禁止流押（质）旨在防止债权人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造成对抵押人实质上的不公平。在本案交易模式下，债权人通过房地产买卖合同在债务到期之前就固定了担保物的价值，且由于预售登记的存在，债务人不可能另行通过交易途径实现担保物的市场价值，房地产买卖合同事实上达到了“流押（质）”契约的效果，有违强制性规定。最高法判决二强调“既然属于担保，应遵循物权法有关禁止流质的原则”与本文的思路是同一的。

事实上，在判决一的思路下，不仅不动产担保，所有的流押契约都可以通过另行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获得合法性，这无疑“架空”了物权法“禁止流押（质）”的规定。

3、认定这种担保模式有效突破了“物权法定”原则

本案的交易模式中，担保权的作用发挥根本上还是要通过不动产即商品房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两份判决的案情中，商品房买卖合同都在行政机关办理了备案登记，尽管备案登记的有无不会影响到合同的效力，但基于《物权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买卖合同预告登记之后可以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债务人在债务到期之前将商品房卖给第三人将无法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即，尽管只是合同担保，但债权人可以结合行政管理手段，避免标的物被转让，实现准担保物权的效果。

这种“准担保物权”有违物权法定这一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即便是支持这种“后让与担保物权”的学者如杨立新教授，也只认为这种担保物权属于“习惯法”，最高法判决一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判决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有待商榷。

4、其他的司法判决支持买卖合同无效的认定

首先，主张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应无效虽是本文的一家之言，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没有司法观点和判例佐证。除了最高法自身做出的判决二外，人民法院报选刊的重庆五中院“张桌玮诉怡豪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体现了相同的司法观点；更为直接的是江苏高院2013年《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第3条第3项规定：“当事人之间以借贷为目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双方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出借人以房屋买卖关系提起诉讼，请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按照民间借贷关系变更诉讼请求；出借人坚持不予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便考虑到意思自治和债权与物权的两分，认定合同有效，也应该调整买卖合同条款，避免达到实际上的“流质”效果。正在征求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处理就是很好的途径，其第25条规定：“借款人为借款而与贷款人签订买卖合同，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贷款人要求以借款本息抵顶买卖合同价款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合同履行时的市场价格，当事人主张以市场价格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无论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如何，最高法判决一直接判决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颇有可争议之处。判决一为最高法公报案例，是统一裁判尺度的标杆，我们认为，最高法的处理有失妥当。

第三篇：论非法集资犯罪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效力

论非法集资犯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效力

——兼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3条的理解

浙江越杰律师事务所 石其江律师

内容提要：非法集资犯罪中的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效力不当然无效，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独立判断。刑事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目的”是双方共同非法目的，借款人或者出借人单方涉嫌犯罪或者构成犯罪，不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情形。

关键词：非法集资 民间借贷 效力 强制性规定

现阶段，民间借贷现象滥觞，其中不少涉嫌非法集资类犯罪，上世纪九十年代颁布的有关民间借贷方面的规定已无法合理有效调整该类纠纷。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最大程度统一法律尺度，其中第13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这是民间借贷涉嫌或者构成犯罪时，如何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效力的最新法律规定。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民刑交叉时民事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作出的尝试性规定，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这法条，如何正确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关系各类参与主体的利益，本文略作探讨。

一、非法集资犯罪中民间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效力的主要观点

1、民间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都无效

该观点支持者认为，非法集资犯罪的借贷行为，借款人在借款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借款等故意，他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借款人只是借助民间借贷的合法外衣来实施犯罪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刑事法律是最强烈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其合同在民事审理中当然应认定无效。根据《担保法》第5条第1款的规定，因为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2013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十条规定：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如果相关刑事判决已经生效，且讼争借贷已被刑事裁判认定为非法集资犯罪事实的，为避免刑事、民事判决矛盾冲突，原则上应认定借贷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的精神，涉及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借贷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一般应认定为无效。作为省一级司法机关，出于尽量统一司法结果的角度考虑，在实务中采用了民间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都无效的观点和做法。

2、民间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都有效

持该观点者认为在借款方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等罪的情况下，违反强制性规定的仅为借款人一方，认定合同无效并不有利于相应强制性规定规范目的的实现，并且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因此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这是最高院杜万华担任课题调研组组长在《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在借款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担保合同若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则当然有效。

3、有条件的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即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不必然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需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来做出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勇健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2013年4月12日)，张勇健庭长认为需慎重考虑各方利益，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不必然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张勇健庭长认为，对涉及刑事犯罪时相应民事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据我们调研了解，实践中很多同志主张，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张勇健庭长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判断合同的效力还是要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有担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出借人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一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果轻率地认定主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担保合同相应无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出借人的权益。所以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进行综合判断。实务中典型的判例有：A、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36号“某银行与某运输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详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辽市科尔沁区支行与大连利丰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万通粮油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借款人骗取贷款构成犯罪，从本案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及其履行看，无证据证明债权人银行参与骗贷等不法行为，银行属被欺诈一方，依《合同法》第54条规定，对借款合同享有撤销权，但其并未主张撤销，故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均应有效。B、浙江湖州中院2010年8月2日判决“吴某与陈某等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认为本案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嫌犯罪的当事人单个借贷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有达到一定量后才发生质变，构成犯罪，即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故其民事行为应为有效。鉴于此，法院受理、审理可以“刑民并行”。同时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应确认合同有效。

二、产生不同观点和分歧的真正原因

前述几种观点的分歧，导致实务中常出现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结果，违背了法的结果统一性。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前述观点的关键争议焦点大致可以概括为：

1、触犯刑法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性规定；

2、触犯刑法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实务中，其实大家都在有意无意之中按照《合同法》第52条相关规定的标准在判断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这恰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的判断标准，所以，判断标准没有不同，分歧在于“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目的”的理解，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观点支持者认为刑事法律是效力最强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于以民间借贷的合法形式掩盖了犯罪的非法目的，故合同无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民间借贷合同不当然无效观点支持者认为触犯刑事法律不当然导致民间借贷、担保合同无效，其可能属于有效合同、可撤销合同等情形。

三、如何正确理解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规范）区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未必无效。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已有法可依。如何正确区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来看，并不成熟，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较为典型的标准有：

1、王利明教授的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不难看出，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无法靠单一标准做明确区别。在做判断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是否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就合同无效；

2、立法目的是否为了直接保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就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3、调整对象是行为本身还是主体资格、手段方式、时间、场所等其他方面；

4、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合同法鼓励交易、创造财富的精神，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都应当予以充分考量。④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刑事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首先，刑事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这命题本身是否成立？刑事和民事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法律规范，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能有交叉，但不可替代，原则上应当各自独立判定。如果行为人涉嫌犯罪，在法律责任方面，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得另行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适用方面，根据刑事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追究民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集资犯罪中各方参与主体的民事责任，应当根据民事法律规定来确定，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来评判，不应当然的适用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相关刑事条文作为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其次，刑法没有具体规定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相应的合同无效；第三，非法集资犯罪，如集资诈骗，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法律设置该罪名，其中一个目的是维护国家正常金融管理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跟国家利益相关。但我们同时应当清醒看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也是重要任务之一，诈骗行为本质是一种单方的虚假行为，出借人是有意建立真正的借贷关系的，是真实的，从我国法律构建来看，该情形更符合受害方有权行使撤销权的法律规定，即把合同效力决定权赋予受害方，让受害方自己决定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不是由国家直接否定借贷合同的效力。如此理解和安排是否有损害国家利益保全公私财产权利之嫌？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里的国家利益是一种金融秩序，完全可以从刑事制裁层面得到解决和保护，根本没有同时牺牲出借人合同权利的必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诈骗行为是一种严重的欺诈行为，是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一旦构成犯罪，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其不等同于合同行为，后者是一种双方行为，其效力应当根据合同效力规则判断。

因此，我们认为，刑事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至少对于合同效力判断而言，这种提法是不成立的，若一定硬要往这方面套，则我们认为刑事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但不属于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刑事法律规定调整和制裁的是一个个单独的犯罪行为，合同行为是双方行为，一方行为的性质不当然否定双方行为的效力，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

四、正确理解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其排除适用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本质上为脱法行为，行为人故意采取法律具体文义规定所未禁止的迂回和异常的行为方式，使行为表面上不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实际上使其行为避开了对其不利的法律适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行为外表来看是合法的；二是作为表象的合同行为掩盖的是非法的隐匿行为；三是当事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隐匿行为与外表行为不一致，具有主观规避法律的故意。从这些特征结合学者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是指合同双方有共同非法目的，双方有同谋，或者双方共同明知，是双方合意之下希望达到的目标。集资诈骗、骗取贷款等非法集资中，非法占有或者非法骗取贷款的目的是实施犯罪行为人的单方意思，不是出借人的目的，该种情形不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五、正确理解和判断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时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

非法集资犯罪涉及民间借贷最为典型的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对民间借贷合同、担保合同效力作如下理解：

1、民间借贷行为涉嫌集资诈骗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集资诈骗犯罪时，民间借贷合同属可撤销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出借人可以根据该条规定行使撤销权，使民间借贷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此时，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不再有法律约束力，应根据过错原则，确定民事赔偿责任；若出借人不主张撤销，则民间借贷合同有效，各自履行合同义务，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根据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2、民间借贷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时，民间借贷合同有效。就单个民间借贷合同而言，双方借贷是真实的，建立借贷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借款行为不存在违法性。法律禁止的是无金融牌照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对经营资格的管理，而非对借贷行为本身的禁止。所以，此种情形下，民间借贷合同有效，担保合同在自身没有无效情形的情况下，亦依法有效。

⑥

⑤

3、民间借贷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构成非法集资犯罪时，如果犯罪行为实施者的相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犯罪行为的，则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等情形。此时，担保合同同时无效。

参考文献：

杜万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应》第23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

《吴国军诉陈晓富、王克祥及德清县中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郑厚哲：《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考》，2014-04-29，清法LAWYERS ④叶 阳：《效力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辨识》，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1月23日，人民法院报

⑤唐英：《浅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10期 ⑥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0-651页

第四篇：民间借贷担保合同

民间借贷担保合同

出借人（以下简称甲方）：姓名籍贯身份证号：借贷人（以下简称乙方）：姓名籍贯身份证号：担保人（以下简称丙方）：姓名籍贯身份证号：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列方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依据《合同法》第201条；《担保法》第2章2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精神，经方充分协商共同达成如下民间借贷担保合同诸条款，供方保证遵守履行，终不反悔。

一、甲方将权属归已的人民币（大写）元整（¥元整）借贷给乙方作使用，利率为‰，于年 月 日准时一次性以人民币结清本息金。

二、乙方若在还贷日不能全部归还贷款者，甲方有权向丙方如数追偿乙方的上述贷款，丙方无条件的有义务按《担保法》第2章21条规定，向甲方还贷。

三、丙方在本合同中的担保责任为连带责任担保，适应《担保法》第26条规定。

四、乙方或者丙方在担保期内，若不能如期偿还借款时，可将权属归己的实物作抵押物，甲方可以将抵押物折价清偿乙方的借款，不足部分，可另行向（）方追偿。

五、违约金支付方式：方不按合同诸条款约定偿还贷款者，若超过一天者，每日除按本金的2℅承担违约金外，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

1、损害赔偿金。即：追款误工费、交通费。

2、实现债权的起诉费，交通食宿费，聘请律师费及其他鉴定等费用，由违者承担。

六、上述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产生约束力，至甲方收清贷款日止失效。

七、该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平等协商，协商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若合同发生争执无法协商处理时，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处理。

出借人：借贷人 ：担保人：

第五篇：民间借贷担保合同

民间借贷担保合同

合同编号：

担保人：（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借款人：（以下简称乙方）

身 份证 号：

地址：

电话：

乙方因，特请求甲方作为保证人为其向（以下简称“贷款人”）提供保证担保。鉴于乙方保证全面、严格遵守合同各项义务，甲方经研究决定同意为其提供贷款担保。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充分协商，并本着最大诚信原则，达成如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定义

本合同所称贷款担保是指甲方向贷款人保证，当乙方不能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时，由甲方代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

第二条 担保的主债务、保证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及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

2.1 甲方担保的主债务为：依据乙方与贷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确定的数额。

2.2 甲方保证的范围及保证期间为：以甲方与贷款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或包函等法律文书确定的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间为准。

2.3 甲方保证的方式为：一般保证。

2.4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为：以甲方与贷款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或包函等法律文书确定的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为准。

第三条 担保费及支付方式

3.1 担保费率根据担保额、担保期限、风险等因素确定。

3.2 双方确定的担保费为

3.3本合同签订当日，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担保费共计人民币元（大写：）。此项费用自贷款人向乙方发放贷款后不予退还。

第四条 履约保证金

4.1 为保证本合同及借款合同条款的全面完整履行，本合同签订当日，乙方应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元（大写：）。

4.2 履约保证金待乙方依约全面、严格、完整地履行本合同及借款合同的各项约定后予以退还。

第五条 关于办理抵押的约定

5.1 乙方应在与贷款人签署借款合同为抵押物、以贷款人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并将抵押物的相关权利凭证交由甲方或通过甲方交贷款人执管。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5.2 乙方申明并保证：乙方对抵押物享有合法并完整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抵押物之上没

有其他共有人，或者虽有共有人但乙方已获所有共有人的书面许可，乙方承诺在签署借款合同前将书面许可交由甲方或通过甲方交贷款人保存。

5.3 乙方申明并保证：抵押物不存在争议、被查封、被扣押、设定抵押或其他担保、虚假交易、虚增交易价格等情况。

5.4 乙方应妥善保管、维护好抵押物，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抵押物的安全、完整；如抵押物需要维修，乙方应及时进行，并承担相应费用。乙方同意随时接受并有效配合甲方及其委托的机构和个人对抵押物进行检查。

5.5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出租、以实物形式出资、改造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处分抵押物；经甲方书面同意的，处分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用于提前清偿债务或提存。

5.6 在借款合同及本合同项下乙方义务未获得完全履行前，乙方的行为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停止其行为。任何原因导致抵押物灭失或价值减少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抵押物的价值，或者提供与灭失或减少的价值相当的并为甲方及贷款人认可的其他担保。乙方不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也不提供担保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清偿债务，乙方不按要求履行债务的，甲方有权要求贷款人行使抵押权。

5.7 如果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侵权行为及其他原因导致抵押物灭失或价值减少的，乙方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并立即通知甲方。

第六条 反担保

7.1 乙方同意按照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动产质押反担保，由双方另行签订反担保合同。

7.2 乙方同时指定为甲方提供反担保，由甲方与反担保人另行签订反担保合同。

第七条 甲方的追偿权

甲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或因其他原因代乙方偿还贷款后，即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归还甲方代偿的全部款项及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乙方另外应支付甲方代偿资金占用费，并按上述代偿款项的%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后次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第八条 个人信息授权

乙方不可撤销地保证并授权：在本合同及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前，甲方有权对乙方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资信情况及抵押物的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乙方保证配合甲方，并按甲方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证明资料。

第九条 乙方陈述与保证

9.1 乙方具备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需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9.2 乙方保证将甲方指定的手续材料自本合同签字之日起由甲方转交给贷款人。

9.3 乙方保证自己为抵押物的实际占有人，在本合同及借款合同履行终结前不得对抵押物进行任何形式的权利处置和设定，包括赠与、转让、再次抵押、出租、质押等。向甲方进行权利处置和设定除外。

9.4 乙方保证积极、按时履行偿还贷款义务，不拖欠、不逾期。

9.5 乙方保证：当乙方及反担保人住所、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婚姻关系等发生变化，以及发生可能影响乙方及反担保人经济状况或履约能力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入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承担重大负债等，乙方应及时（在10日内）书面通知甲方，甲方有权要求且乙方有义务提供新的反担保。

9.6 乙方保证若与其他人就本合同项下抵押物的质量、条件、权属等事宜发生纠纷，不影响乙方履行本合同和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

9.7 乙方保证并承诺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履行本合同及借款合同约定的义务，当发生违约时，乙方保证积极、主动承担本合同及借款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

9.8 本担保合同项下乙方义务是连续性责任和义务，其连续性不受任何争论、索赔、和法律程序的影响，乙方保证不因此而中止、中断履行清偿义务。

第十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0.1 甲方配合乙方及时从贷款人贷款，协助乙方办理抵押、公证等手续。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10.2 甲方有权随时了解乙方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资信情况等，有权对抵押物状况进行跟踪监督。

10.3 当发生下列情形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偿还全部贷款：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乙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债务；乙方经营状况、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乙方转移资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未履行本合同及借款合同约定的义务且足以影响乙方履行债务的意愿或能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乙方履行债务能力和履行意愿的其他情形。

10.4 乙方逾期超过个月（包括个月），甲方有权直接向贷款人申请债权转让，债权转让后，甲方享有抵押物的处置权。

第十一条 违约事件及处理

(一)当乙方出现下列事件之一即构成或视为本合同项下违约，甲方有权将乙方交纳的全部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对待处理，予以扣收不予返还：

11.1 乙方违反第十条第9.2款陈述与保证的约定，不向甲方提交手续材料或提交的手续材料缺失、不全、不及时等。

11.2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九条第9.3款陈述与保证的约定，对抵押物进行权利设置或者设定的。

11.5乙方违反第九条第9.5款陈述与保证的约定，未履行关于乙方及反担保人资信状况、经济状况、联系信息及其它信息告知义务。

11.6乙方违反第九条第9.5款的陈述与保证的约定，未按甲方要求提供新的反担保。11.7 乙方因与他人就抵押物的质量、条件、权属等事宜发生纠纷，并以此为由不履行本合同及借款合同项下义务的。

11.8 乙方违反第九条第9.8款陈述与保证的约定而中止、中断履行清偿义务的。

（二）乙方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每出现逾期一期，除应及时向贷款人偿还拖欠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外，另应向甲方支付累计拖欠额10% 的违约金。

（三）因乙方未按时偿还贷款导致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支付拖欠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条的约定分别支付违约金。乙方并应按七条的约定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

（四）乙方除因违约支付甲方违约金、代偿资金占用费等外，乙方还应支付甲方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差旅费、邮寄送达费等。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

12.1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

12.2 贷款人将对乙方的债权（包括抵押权）转让给甲方时，甲方或贷款人按照乙方提供的地址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即使出现无法送达、无人接收的情形，也视为已经送达，乙方不得以未接到通知为由对债权转让效力进行抗辩。

12.3 乙方在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包括视为送达），应在15日内积极筹措资金进行还款、承担违约责任；如到期未履行或部分履行，乙方在此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授权，甲方

可委托中介机构折价或拍卖、变卖抵押物，而无须另行办理委托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

12.4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外，因本合同订立、履行及争议解决发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因本合同引起纠纷，须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14.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14.2 所有与本合同有关的相关材料均应作为本合同附件。本合同附件、凭证作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本合同生效后，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修改、变更、解除等均需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协议。

14.4 本合同自乙方履行完毕借款合同项下全部义务和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之日起终止。

第十五条 特点提示

本合同的所有条款已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

甲方已提请乙方特别注意有关权利义务的全部条款，并对其作全面、准确的理解。甲方已经应乙方要求对上述条款作出相应的说明和解释。

第十七条 附则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乙方：

法定代表人：乙方配偶签字：

签约地点：

签约日期：二０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