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隐名股东诉讼纠纷的五大类型及裁判要旨（精选）

第一篇：盘点隐名股东诉讼纠纷的五大类型及裁判要旨（精选）

盘点隐名股东诉讼纠纷的五大类型及裁判要旨

邓海虹律师

我国公司法要求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应当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的材料之中。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因各种原因导致实际出资人和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股东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产生了隐名投资问题。因隐名投资产生的各类纠纷中，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身份诉讼较为多见。|

一、为规避投资限制的规定，以他人名义投资情况

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前者如部分境外投资者为规避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制度，以隐名出资方式进入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后者如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等公职人员违反禁令投资经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违法作为投资主体向其他行业投资；中国公民规避自然人不得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东等，使得这些特殊主体以隐名方式进行投资。

（一）外商隐名投资

在判断外商隐名投资行为及相应协议效力的时候，首先应当依据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查明外资企业是否可以经营，再判断涉案协议是否有效，而不是一概认定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批准机关核准内容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变更必须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故审理外商投资企业隐名股东纠纷中，法院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投资合同效力进行审理，对符合外商投资企业准入条件的可以判令当事人限期办理股东变更的行政审批申请手续，但不得支持原告确认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也不得直接判令当事人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如当事人对行政审批结果不服，应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另行解决。

1.外商投资企业隐名股东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需获审批

案例：忻佩芬诉上海华侨商务总汇有限公司股权纠纷案（2008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裁判要旨：鉴于华侨商务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已经对忻佩芳实际出资事实予以确认，公司历年分红也是直接分配给忻佩芳本人。因此，各方当事人对忻佩芳是华侨商务公司实际股东身份并无争议，故对于忻佩芳请求确认其华侨商务公司享有股权的诉求，法院无需再审理查明。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实行审批制，且先办理变更审批申请再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忻佩芳要求的办理变更手续应包括审批以及变更登记手续。由于相应变更审批手续未予办理，故其要求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台湾地区投资人可否成为中国内资公司隐名股东

案例一：高丽珠与济南骏宇建筑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四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股权是投资人基于股东地位而享有的股东权利，骏宇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为台胞投资的独资企业，工商登记载明的投资者为台胞曹乐斌，曹乐斌系骏宇公司唯一股东。骏宇公司认可该公司除曹乐斌外，尚有12人在骏宇公司设立时实际出资。实际投资人并不等同于股东，确认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投资人在公司享有股权或是确认实际投资人的股东地位必须具备规定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

（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

（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

（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案例二：上海庆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诉赖森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S445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在赖森泉（台胞）已实际对庆稳公司出资，并参与庆稳公司的经营管理，所有名义股东及实际股东对此均明知，且相关外资审批部门确认庆稳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外资准入事项的情况下，原审确认赖森泉享有庆稳公司相应股权并判令三上诉人配合办理相关报批手续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二）特殊主体隐名投资

根据《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项规定，公务员禁止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所以公务员不能作为隐名股东参与企业经营，其与显名股东达成的协议无效。

对于律师事务所，《律师法》第27条“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直截了当地限制了律所对外投资。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尽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管理中几个具体问题的答复意见》（1998年1月7日）第3条亦曾明文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不得作为投资主体向其他行业投资设立公司”，但该规章已于2006年6月被废止。此后，上位法中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以及财政部的针对性规章《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均未言及该事项。亦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所以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是否可以成为投资主体，目前无相关定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合资合作的中方合营者应当为中国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此，中国自然人也同样不能成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投资人。《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亦有相关规定。|

二、因改制而导致的公司职工隐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由全民所有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为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制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部分职工将其持有的股份登记到股东代表名下，委托股东代表行使股东权利。

1.法院如何认定企业改制中员工的隐名股东身份

案例：殷德清与内蒙古恒祥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呼商终字第0007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实质上是股东对于章程效力的确认，是对公司章程所记载内容的认可，包括愿意成为公司股东并接受公司章程的约束，也包括对其他签署公司章程股东的身份的承认。所以公司章程的记载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最高证据效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根据上述规定，股东名册也具有确定股东资格的效力，可以依据股东名册推定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恒祥公司系由原内蒙古恒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内蒙古进出口贸易公司改制而来。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上诉人殷德清既未包括在改制方案所确定的105人中，也未与其他参与改制的105人共同在《购买股权申请》、《出资协议书》上签名，更未签署并被记载于恒祥公司章程，而根据恒祥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以《出资协议书》记载为准，该《出资协议书》具有股东名册的效力，上诉人也未被记载于《出资协议书》中，故上诉人主张其具有恒祥公司股东资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2.企业改制中股东资格的确认应由股东会决议决定

案例：黄金龙与昆明兴运经贸有限公司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五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修改、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应召开股东大会决定。至于黄金龙提交的2005年1月12日由兴运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关于黄金龙按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后的待遇决定”及2010年8月19日兴运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关于退休股东黄金龙股权处置问题的决定”，因兴运公司董事会无权对黄金龙是否具有公司的股东资格作出决定，故黄金龙并不能因上述决定而取得股东资格。

3.改制形成的隐名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

案例：泸州鑫福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葛绍文等股权转让纠纷申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申字第1771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内江南光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由1546名职工出资成立，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但又为规避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的法律规定，内江南光有限责任公司将1546名职工的出资分别记载于温财富等8人名下，并将温财富等8人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这种现象在我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较为常见，这种规避法律行为应当是一种善意的规避。关于葛绍文、张章等784人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及如何行使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葛绍文、张章等784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在全体股东均认可其隐名股东身份情况下，其与显名股东一样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权利。4.改制中达成的“在职在股，退职退股”惯例效力如何 案例：郭二妹等诉东莞市德峰电气安装有限公司要求继承股东资格案

裁判要旨：公司法是私法，德峰公司存在的“在职在股，退职退股”惯例没有违反禁行或强制性原则，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并且一直为该公司及退股股东实际遵循，也为其他在职股东所认同，其效力显然应当优于一般意义上公司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定，原审判决据此认定陈金顺身故后其股份的处理应当遵循该惯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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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名投资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案例：祁文杰诉北京市德利发加油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选》2008年第1辑）

隐名出资人与他人就出资、股东资格等达成协议，他人同意隐名出资人使用他人名义在工商或股东名册中登记，但他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公司其他股东也知晓并同意。

裁判要旨：如果实际出资人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中，但公司及其他股东对其实际出资事实知晓，并通过允许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向其分配红利等行为承认其股东身份的，法院可直接对其股东身份予以确认，无需再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四、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情况

案例：魏瑛珠与上海宏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004号民事判决书）

公司向“隐名投资人”签发“出资证明”收取投资，但公司既未增资，也未进行股份转让，同时亦未将“投资人”登记到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资料，“投资人”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收取股东利润。该情况下名为投资实为借贷，隐名投资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公司应向其返还借款。

裁判要旨：首先，宏建公司并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应的增资扩股手续，魏瑛珠也未经工商登记为宏建公司的股东；其次，宏建公司也未能说明魏瑛珠所享有的宏建公司股份比例，亦无法解释魏瑛珠所享有的宏建公司股份系隐于哪一位显名股东名下；再次，综观魏瑛珠与宏建公司举证情况，证据材料反映出的“股权证”、“持股人”、“股本金”等字眼本身并不能得出魏瑛珠与宏建公司的显名股东之间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综上，魏瑛珠并未经宏建公司增资扩股或通过股权转让而成为宏建公司的新股东。虽然魏瑛珠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但其出资200万元用于投资宏建公司名下的钢铁城项目这一事实毋庸置疑。魏瑛珠与宏建公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双方间约定为准，而不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

五、其他

1.其他股东不知晓的完全隐名出资

即隐名出资人与他人达成协议，他人同意隐名出资人使用他人名义在工商登记或股东名册中记载，同时愿意替隐名出资人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并不知晓。此种情况，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协议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合法有效，但该协议对公司及其他股东不具有效力，不能以此确认隐名投资人股东身份，其仅可以依据委托协议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2.显名股东私自转让股权行为的效力

案例：王洋等与吴开夫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上诉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商终字第831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物权善意取得的条件为：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首先，两上诉人和吴开夫、沈玲娣均确认两上诉人的股份由吴开夫、沈玲娣代持的事实，原判也已认定两上诉人为隐名股东，吴开夫、沈玲娣为名义股东，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王根土、樊琼芳知道或应当知道吴开夫、沈玲娣为名义股东。其次，涉案股权变更已办理工商登记。再者，王根土、樊琼芳已支付了合理对价。故原判认为王根土、樊琼芳已善意取得涉案股权，并无不当。

3.离婚财产分割时对隐名出资应如何分割

隐名股东离婚时应首先由双方就隐名出资进行协商确定分割方案，如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采取如下分割方式：

（1）名义出资人明知或应知出资系隐名股东夫妻共同财产而与隐名股东签订协议且隐名股东及其配偶均主张继续由名义出资人代持股权的，可以依法分割对名义股东的债权，隐名股东配偶取得债权后，与隐名股东一样成为公司的新隐名股东。

（2）名义出资人不知道出资系隐名股东夫妻共同财产，而与隐名股东签订协议且不同意为隐名股东代持股权的，由显名股东将其代持的股权转让给隐名股东及配偶，但须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股东行使优先权的，将股权转让款分割给隐名股东及配偶。（3）隐名股东夫妻双方均不愿意继续作为隐名股东的，可以对股价进行评估，由名义出资人折价给付转让款，夫妻就转让款进行分割；或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转让股权，名义出资人退出公司，夫妻就股权转让款进行分割。

（4）隐名股东夫妻仅一方主张继续作为隐名股东的，可依法进行评估，由另一方按照评估价的进行分割。4.债务人是隐名股东如何处理

是否是公司股东，应当以工商登记上的股东名册为依据，股东名册上没有登记的，无论其是否真正出资，在经过股权确认之前，在法律上都不能认定其是股东，更不能执行其法律上不认可的股份，所以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成为执行其股权的前置条件。但是对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债权，可以直接列入执行财产范围。5.债务人是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与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保护孰先问题

案例：李敬与天津市博艺商贸有限公司,王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民一终字第0071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法院审查案外人执行之诉，并不必然对案外人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进行确认，而是以足以判断是否应停止执行为审查范围。在执行标的物为股权的情形下，即使案外人主张其为隐名股东的事实成立，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况下，法院不停止执行。关于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及李敬是否为隐名股东问题。首先，对于隐名股东的资格确认应当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对待。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之间有关“借名出资”的约定，仅在定约人之间发生效力。纠纷涉及股东与善意第三人的外部关系时，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着重审查工商登记的内容。工商登记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证权功能，善意第三人有理由依赖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即使登记机关的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一致，也应有效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作出的行为效力。

第二篇：因用人单位调动岗位或工作地点引发劳动纠纷的相关裁判要旨总结

因用人单位调动岗位或工作地点引发劳动纠纷的相关裁判要旨总结

广东四时律师事务所：曾涛

一、劳动合同中虽约定用人单位有权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工作岗位亦应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原工作地域范围、原工资水平保持一致，否则属实质变更劳动合同，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进行变更。用人单位擅自不合理调岗，劳动者表示反对并拒绝去新岗位工作的，属非劳动者原因停工，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旷工、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解除的，需支付赔偿金。——郑东芳与山东鲁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鲁09民终1371号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鲁泰公司安排郑东芳去济南英锝利电子管厂是工作培训还是调整工作岗位的问题。郑东芳在济南英锝利电子管厂期间，所从事的系电子管制作，与其在鲁泰公司期间的成本预算工作无关联性，结合其工作地点、工资报酬的前后变化，一审认定鲁泰公司安排郑东芳去济南英锝利电子管厂的行为实质属于调整工作岗位并无不当。关于鲁泰公司与郑东芳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的问题。郑东芳不满工作岗位的调整而缺勤，该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纪取决于鲁泰公司调整工作岗位的合法性。对于郑东芳而言，从其自身发展需要、劳动报酬的获得与付出进行综合利益衡量分析，工作地点由同城变为异地、工资报酬由多变少导致的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对其劳动合同履行已经造成实质影响，从郑东芳在此济南期间反映问题、与单位人员谈话以及自行从济南返回的事实能够印证双方并未就劳动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鲁泰公司自行调整郑东芳工作岗位不具有合法性。因此，郑东芳并非自身原因导致缺勤，鲁泰公司以郑东芳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二、劳动者受顾客多次投诉，可认定为无法胜任本职工作，用人单位据此调整其工作岗位系合法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行为。劳动者拒不接受调岗命令旷工的，在符合用人单位合法规章制度中的开除条件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冯炳华与广州粤丰饮食有限公司劳动争议2016民终6738二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粤01民终6738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粤丰公司在原审中提供了点心意见本、《粤丰酒家有关服务、出品整改专题会议》记载内容、《关于粤丰酒家服务与出品整改考核报告》记载内容等证据，可证实由冯炳华任主管的点心部确实存在多次受客人投诉的情况，而粤丰公司也以会议的形式要求点心部进行整改，但冯炳华在粤丰公司要求整改后仍有不在岗、点心部在食品安全上不够重视造成客人多次投诉的事实，粤丰公司据此调整其岗位为点心部副主管系其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体现，冯炳华不能仅以薪水降低为由拒绝前往指定岗位上班。至于粤丰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旷工3日即可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规章制度的制定属用人单位经营管理权限的范围，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根据其严苛程度确定其有无效力。

三、非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偶尔旷工行为，不得成为用人单位调动工作岗位的理由。用人单位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工作岗位，必须以调整后的岗位未明显恶化工作条件、未明显降低职级待遇、未明显增加劳动者生活成本为前提。——潘佩佩诉日升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225民初4144号。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认为，无需征得劳动者同意即允许用人单位根据经营需要调整工作岗位，必须以调整后的岗位未明显恶化工作条件、未明显降低职级待遇、未明显增加劳动者生活成本为前提。本案中，双方亦是约定被告日升公司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适当”调整原告潘佩佩的工作岗位，而不意味着被告日升公司可任意调整原告潘佩佩的工作岗位。合同约定原告潘佩佩的工作岗位为行政管理类，被告日升公司解释为“部门经理级别”，调岗前原告潘佩佩的工作岗位为发货部主任，月工资为4000元，而调岗后原告潘佩佩的工作岗位为仓库管理员，月工资为2800元。可见，原告潘佩佩调岗后的工作岗位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亦明显降低了职级待遇，原告潘佩佩拒绝此等调岗决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被告日升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与原告潘佩佩之间的劳动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工作地点属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用人单位不合理变更工作地点，劳动者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仝俊与南京川田乳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苏01民终4158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为南京，但实际履行地一直在南京市鼓楼区，仝俊也实际居住在南京市鼓楼区，川田乳品公司未经协商将仝俊的工作地点调整至江宁区淳化马场山三国村，超出劳动者缔约时及实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的预期，直接导致仝俊上班路程明显增加、休息时间减少、交通成本提高等，川田乳品公司主张其在南京交院地铁站至调整后工作地点之间提供车辆接送，也未足以抵销上述影响。故川田乳品公司单方调整仝俊工作地点的行为，实际造成双方劳动合同的继续履行发生障碍，仝俊据此向川田乳品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

第（一）项 的规定。

五、劳动合同虽约定工作地点在全国范围内，用人单位变更工作地点亦应在合理区域内，跨市调动工作地点属于对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需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浙江乐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邱传忠劳动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浙湖民终字第720号。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劳动者的工作地点影响着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利益，本案中，乐源公司与邱传忠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了邱传忠的工作地点是全国范围，但事实上邱传忠长期担任黑龙江区域经理一职，乐源公司对邱传忠工作地点的变更应属于对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需征得邱传忠同意，同时乐源公司也应当对因调动工作地点带来的不便予以协助或者给予必要经济补偿，从现有的证据看，乐源公司未提出解决调动工作地点的方案，双方就新工作岗位也并未协商达成一致，故乐源公司于此时以邱传忠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六、用人单位对于销售人员工作地点变动是否具有合理性，应结合销售岗位的特点进行判断。在前后工作地点距家庭所在地距离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降职降薪，调动工作地点应认为属于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主权的行为。——上海航星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诉陈永新劳动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案号：（2014）奉民三（民）初字第3296号。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销售人员之间的地域流动性较强，被告近一年内销售提成较少亦反映了广州办的销售业绩不佳，原告调整销售力量系生产经营的需要，并未违反双方《劳动合同书》的约定。被告的户籍所在地为安徽省黄山市，其妻子工作地亦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与广州和上海之间的距离相当，工作地点的变更并未加重被告的负担。„„被告拒绝到新岗位报到，违反了原告处《员工手册》的规定，并且，被告在《《员工手册》（新版）知晓确认函》签字确认，承诺自愿遵守手册的内容，该《员工手册》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的程序亦经过工会审核同意，并告知了原告本人。故本院认为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妥，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第三篇：融资租赁合同欠租纠纷的诉请类型与裁判方式

篇一：融资租赁合同欠租纠纷的诉请类型与裁判方式

融资租赁合同欠租纠纷的诉请类型与裁判方式

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常见承租人违约未按期支付租金的现象，对此，出租人在主张收回租赁物的同时，可否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这两种法律诉求，是可同时主张，还是只可择一主张？收回租赁物是否必须进行价值评估？今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此作了细化规定。本文作者参与了《解释》的起草工作，了解起草的经过及相关规范意旨，相信文章能为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解释》提供有益帮助。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就支付全部租金和收回租赁物的关系而言，是可以同时主张，还是必须择一主张，收回租赁物是否必须进行价值评估，实务中常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就此作出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但从最新实践看，在出租人的诉请类型和人民法院的裁判方式方面，仍有含混认识，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一、租赁物之功能：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价值担保

融资租赁合同中，租金不是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对价，而是出租人出资购买租赁物的对价，在数量上一般由租赁物的购买价款及相关费用与利润构成。租赁期初，全部租金对应的是租赁物的购买价格；租赁期间，到期租金由承租人支付给出租人，未到期租金对应的租赁物的折旧价值仍在承租人处。出租人虽然名义上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因其占用、使用的权能已经让渡给了承租人，故在租赁期间，租赁物对出租人的意义仅限于担保债权的实现。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如果租赁期间承租人欠付租金并达到合同解除的条件，出租人既可以主张租金债权，又可以收回租赁物，实现租金债权的物权保障。

二、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之法律属性：继续履行与解除合同 对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是“且”的关系还是“或”的关系，实务中常有不同认识。从合同法上的诉讼请求看，二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出租人有关支付全部租金的诉讼请求，仅系主张合同加速到期，作为支付租金的对价，承租人可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直至租赁期届满。至于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归属问题，则应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处理。出租人有关收回租赁物的主张，其直接后果是承租人无法按照合同的约定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在性质上属于解除合同、返还财产的处理方式。在合同纠纷中，守约方能否既诉请继续履行合同，同时又诉请解除合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两个诉请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故二者只能择一行使。正是基于这一法理，《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告知出租人作出选择。

三、出租人诉请类型与法院的裁判方式

实务中，出租人多认为出租人享有对租赁物所有权和租金债权的双重保障，而主张承租人支付租金及收回租赁物。但严格地说，租金债权仅是权利本身，而不构成权利的保障，租赁物的所有权则具有物权保障功能。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系以提供融资、收回租金为主要盈利模式，而不以收回租赁物为交易目的。从法院受理的融资租赁合同案件情况来看，最主要的纠纷类型是出租人因承租人逾期付租且已经达到合同解除条件而提起的违约救济。在诉请内容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出租人诉请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包括已到期未付租金和未到期租金。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及《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法院对此应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情形属于租金加速到期，合同并未解除，承租人在租赁期届满前仍享有占有使用租赁物的权利。

2、出租人仅诉请收回租赁物。租赁期间，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出租人既可以直接收回租赁物，也可通过诉讼方式请求公力救济收回租赁物。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法院也应予以支持。

3、出租人既诉请给付全部未付租金（包括到期未付租金和未到期租金），又请求收回租赁物。此时，在合同履行状态上，出租人实为既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又请求解除合同，根据《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法院应告知其作出选择。如承租人拒绝作出选择，属于无明确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起诉。如出租人作出选择后有了明确的诉讼请求，再行起诉，法院应予受理。

4、出租人先诉请支付全部租金，判决后，承租人未予执行，出租人另行诉请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对第二个诉讼，是否因为构成一事不再理而不予受理？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个诉讼是诉请租金加速到期，但合同仍在履行；第二个诉请是解除合同。二者是不同的诉讼请求，并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因此，根据《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法院仍应予以受理。

5、出租人诉请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因未付租金通常高于租赁物的现值，故收回租赁物往往不足以弥补出租人的全部租金债权，此时，如果出租人同时主张承租人赔偿其租金债权扣除租赁物价值以外的损失的，法院也应予以支持。此种诉请与第3种诉请的差别在于：第3种诉请系同时主张收回租赁物和全部未付租金，而第5种诉请系同时主张收回租赁物并赔偿全部未付租金扣除租赁物价值后的差额，前者将导致双重受偿，后者已经折抵，并无双重受偿的问题。故根据《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此种诉请也应当予以支持。此种诉请在价值总量上与第1种诉请一致，即均为全部未付租金，仅在物质形态上有所差别：第1种诉请全部为货币形态，第5种诉请为货币形态加租赁物的实物形态。对出租人而言，两种诉请的差别和意义在于：前者承租人可能仍有偿债能力，仅无偿还善意，故在不收回租赁物的前提下，出租人也可通过诉讼和执行，从承租人处收回全部未付租金；后者则常见于承租人已无偿还能力，收回租赁物是减少租金损失的最优选择。

6、出租人诉请支付到期未付租金，同时诉请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此种诉请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内容：对支付到期未付租金的诉请，是对合同解除以前的已到期债权的主张；第二部分有关收回租赁物的诉请，则属于对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清理。因此，二者并行不悖，可同时支持。

四、收回租赁物与租赁物的价值评估篇二：2009-2013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 2009-2013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 目 录

一、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审理基本情况

（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二、发现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承租人、回购人等存在认识误区，导致产生履约瑕疵或争议

（二）出租人的业务机制存在疏漏，导致较大风险隐患

（三）合同约定不明和新型业务模式，导致纠纷频发

（四）租赁物权属公示等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导致交易安全缺乏保障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法律意识，加强风险预判

（二）加强资信审核，施行全程监督

（三）完善合同条款，保障交易安全

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判解

（一）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的认定 案例1：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 案例2：依法认定售后回租的效力 案例3：认可回购合同的效力

（二）租赁物质量抗辩的处理 案例4

（三）违约责任的处理案例5：承租人支付首付款的抵扣处理

案例6：出租人不能既要求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又要求支付全部未付租金 案例7：出租人可一并向承租人、回购人主张债权 —————————————————— 2009-2013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

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各方往往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并以此确定权利义务。

截至2013年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人民币2.1万亿元。在上海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进程中，融资租赁是沟通金融、贸易、航运三大产业的重要桥梁，是上海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改革目标的有力助推器。上海的融资租赁交易市场已经形成较强的聚集效应，并体现出日益强劲的辐射能力，业务总量约占全国的三成。

同时，近年来融资租赁纠纷也日益增多。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对社会活动的规范指引作用，促进融资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就五年来两院审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审理基本情况

1、收结案数量：逐年递增，涉案标的额大

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上海两个中级法院共受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145件，审结144件，同期结案率为99.31％。其中2009年收案22件，结案19件；2010年收案20件，结案20件；2011年收案28件，结案23件；2012年收案32件，结案33件；2013年收案43件，结案49件；收、结案数逐年递增。从案件标的额看，案件总标的额高达人民币38.05亿元，案均标的额为2600余万元，在金融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位于前列。2009-2013上海两个中级法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收、结案图

2、裁判方式与结果：以判决结案为主，二审维持率较高

从结案方式来看，审结的119件二审案件中，维持73件，撤诉22件，改判11件，裁定驳回4件，发回重审3件，调解6件，判决结案约占七成，发挥了法院对融资租赁交易行为的规范和指引作用。从裁判结果来看，二审维持率较高，改判、发回的案件较少。

3、案件来源：收案一审法院集中，出租人中外资企业占比大两个中级法院审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件中，移送上诉数排名前三的一审法院依次是：黄浦区法院73件（包括原卢湾区法院17件），长宁区法院19件，浦东新区法院16件。上述三家区法院的移送上诉案件数占总案件数的四分之三，客观上反映了上海融资租赁交易较为活跃的行政区域分布。在出租人类型方面，共有22家各类融资租赁公司涉诉，其中具有外资性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涉案数量达114件，占比高达79％。涉案数量排名前四位的融资租赁公司依次是：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55件，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16件，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14件，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11件，上述四家融资租赁公司的涉案数量超过审理案件总数的六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出租人类型分布图

（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1、产业影响：实体经济形势对案件数量的传导作用显著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内产业政策，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数量上的传导作用较为明显。融资租赁的标的物集中于实体产业中较为昂贵的特种设备等生产资料，例如建筑工程业的挖掘机、印刷行业的高精密度打印设备等。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基础建设需求放缓的影响，相关实体产业易出现波动，对承租人的正常经营和偿付能力造成较大影响，从而引发大量的融资租赁合同诉讼。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落后产能的逐步淘汰，相关实体经济部门所受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剧。受此影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案件量总体上仍可能呈上升趋势。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承租人行业分布图

2、纠纷当事人：涉诉主体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展

融资租赁交易的当事人主体呈复杂化趋势。除典型的出卖人、出租人和承租人三方交易架构外，出租人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以增加回购人、保证人等方式将更多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到融资租赁交易体系中，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其权益。一旦涉诉，承租人、回购人、保证人均成为出租人主张其租金债权的对象，一笔融资租赁交易往往涉及篇三：融资租赁纠纷暴增,十大风险点首次披露(附法院白皮书全文)融资租赁纠纷暴增，十大风险点首次披露（附法院白皮书全文）2014-12-29 老虎投资汇

融资租赁是自贸区最受关注的业务之一。上海市一中院、二中院发布《2009-2013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成为国内首次编制权威的融资租赁司法审判案例分析报告。《白皮书》揭示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四大原因、十大风险点（对策和建议部分）和7个典型案例，对规范融资租赁经营行为、防范市场风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广大融资租赁业务参与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此，自贸直通车进行独家发布。《2009-2013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目录

一、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审理基本情况

（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二、发现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承租人、回购人等存在认识误区，导致产生履约瑕疵或争议

（二）出租人的业务机制存在疏漏，导致较大风险隐患

（三）合同约定不明和新型业务模式，导致纠纷频发

（四）租赁物权属公示等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导致交易安全缺乏保障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法律意识，加强风险预判

（二）加强资信审核，施行全程监督

（三）完善合同条款，保障交易安全

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判解

（一）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的认定 案例1：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 案例2：依法认定售后回租的效力 案例3：认可回购合同的效力

（二）租赁物质量抗辩的处理 案例4

（三）违约责任的处理

案例5：承租人支付首付款的抵扣处理

案例6：出租人不能既要求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又要求支付全部未付租金 案例7：出租人可一并向承租人、回购人主张债权 ——————————————————

2009-2013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审判白皮书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各方往往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并以此确定权利义务。

截至2013年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人民币2.1万亿元。在上海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进程中，融资租赁是沟通金融、贸易、航运三大产业的重要桥梁，是上海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改革目标的有力助推器。上海的融资租赁交易市场已经形成较强的聚集效应，并体现出日益强劲的辐射能力，业务总量约占全国的三成。

同时，近年来融资租赁纠纷也日益增多。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对社会活动的规范指引作用，促进融资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就五年来两院审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审理基本情况

1、收结案数量：逐年递增，涉案标的额大

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上海两个中级法院共受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145件，审结144件，同期结案率为99.31％。其中2009年收案22件，结案19件；2010年收案20件，结案20件；2011年收案28件，结案23件；2012年收案32件，结案33件；2013年收案43件，结案49件；收、结案数逐年递增。从案件标的额看，案件总标的额高达人民币38.05亿元，案均标的额为2600余万元，在金融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位于前列。2009-2013上海两个中级法院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收、结案图

2、裁判方式与结果：以判决结案为主，二审维持率较高

从结案方式来看，审结的119件二审案件中，维持73件，撤诉22件，改判11件，裁定驳回4件，发回重审3件，调解6件，判决结案约占七成，发挥了法院对融资租赁交易行为的规范和指引作用。从裁判结果来看，二审维持率较高，改判、发回的案件较少。

3、案件来源：收案一审法院集中，出租人中外资企业占比大

两个中级法院审理的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件中，移送上诉数排名前三的一审法院依次是：黄浦区法院73件（包括原卢湾区法院17件），长宁区法院19件，浦东新区法院16件。上述三家区法院的移送上诉案件数占总案件数的四分之三，客观上反映了上海融资租赁交易较为活跃的行政区域分布。

在出租人类型方面，共有22家各类融资租赁公司涉诉，其中具有外资性质的融资租赁公司（含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涉案数量达114件，占比高达79％。

涉案数量排名前四位的融资租赁公司依次是：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55件，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16件，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14件，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11件，上述四家融资租赁公司的涉案数量超过审理案件总数的六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出租人类型分布图

（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1、产业影响：实体经济形势对案件数量的传导作用显著

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内产业政策，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数量上的传导作用较为明显。融资租赁的标的物集中于实体产业中较为昂贵的特种设备等生产资料，例如建筑工程业的挖掘机、印刷行业的高精密度打印设备等。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基础建设需求放缓的影响，相关实体产业易出现波动，对承租人的正常经营和偿付能力造成较大影响，从而引发大量的融资租赁合同诉讼。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落后产能的逐步淘汰，相关实体经济部门所受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剧。受此影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案件量总体上仍可能呈上升趋势。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承租人行业分布图

2、纠纷当事人：涉诉主体的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展

第四篇：股东纠纷之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如何确定被告或被申请人

股东纠纷之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或如何确定被告或被申请人

股东纠纷之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或仲裁如何确定被告或

被申请人

马红民律师

公司董事或者其他管理人员的行为侵害了股东的合法知情权时，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直接诉讼。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因公司及其管理层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侵权行为而对公司或其他侵权人提起的诉讼。就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来说，股东直接诉讼必须是公司及其管理层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引起的侵权行为。美国公司法将“要求行使公司账簿和记录阅读权”作为直接诉讼的11种情形之

一。法国公司法第172条规定，如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拒绝交阅全部或部分资料，法院应根据被拒绝的股东的要求作出裁决。

我国新《公司法》第34条、第97条、第98条、第117条、第146条、第151条、第166条等多款条文规定了股东的知情权以及对权利受到侵犯的股东的救济。我们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告应当是公司，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公司的控制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负有义务的公司管理人员。若公司无正当理由侵害股东知情权时，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履行其义务；若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是由于控制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负有义务的公司管理人员的过错造成的，则股东有权诉请法院责令上述当事人赔偿其损失(含股东的诉讼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