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叶檀：房产税立法最快2018年通过
叶檀：房产税立法最快2018年通过
近来一连串重大消息提醒我们，身处剧烈变化的大环境中，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在见证历史。
201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一、从辟谣的个人所得税来看，2018年是个时间节点。
10月2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
部分媒体将“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解读为“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将被加税”，依据是因为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需自行申报个税。
这一消息很快被权威媒体辟谣，但无法辟谣的是以下两点：一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按计划将于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说明个税改革势在必行。
二、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底发布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2018年将实现征管数据向税务总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统，并实现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正在修订中的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建立自然人纳税识别号，这将归集个人工资、薪酬、证券、不动产、保险、银行存款信息，成为个税改革中以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为主的重要一环。
2018年数据向税务总局集中之后，个税改革也就有了基础，而个税改革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两年稳定经济赤字上升，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5.8%，支出倒是增长了13.17%，当年个人所得税8618亿元，同比增长16.8%，但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8.9%，在贫富不均、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个税就像头奶牛，挤挤总会有奶的。
三、全球税务信息互换，2018年可能成行，全球主要国家形成税务信息天网。
10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标准”履行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在本机构开立的非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搜集并报送账户相关信息，由国家税务总局定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相互交换信息。
全球税收合作，中国和其他国家税务部门互相交换信息，打击利用海外帐户逃税的行为。这么说吧，全球主要国家利用税收系统，集中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行为。2018年完成对个人低净值账户和全部存量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最后的时间节点是2018年9月，这是我国首次对外交换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时间。
四、房产税立法最快2018年通过。
房地产税何时开征？不知道。最快什么时候立法？知道。
全面征收房产税必须要立法通过，中国政法大学财政法学教授施正文认为，“中央的立法是框架型的立法，把一些基本的原则，征税的范围，有个幅度、区间，然后授权各个省决定开征时间，以及开征当中具体哪些政策……现在来看，今年是预备项目，明年应该会列入一类立法项目，有望明年进行审议，但需要各方进一步讨论形成共识来推进。但是这个法的通过，应当说2017年可能希望不大，或者2018年，或者再稍微晚一点。” 最快的话，2018年立法，进入具体操作层面，估计与重庆、上海的试点完全不同。随着经济转型的进行，房产税也要进入一个全面铺开的新纪元。
五、到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会迈进一大步，大家会逐渐适应上窜下跳的汇率，中产收入阶层以上的全球资产配置第一波完成。
2015年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剧烈震荡轨道。今年10月长假后人民币兑美元继续大跌，接下来必然会剪几轮空头羊毛，在恐慌情绪的主导下，中产收入阶层以上会加快资产配置。
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地下钱庄等资金通道会日益收紧，这是一个官方与民间资金猫捉老鼠的过程。
留给我们的重要配置资产的时间在2018年以前，大约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第二篇：48个叶檀名言
1.尊重历史，面对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意识到中国改革的现实土壤，是明智之举。反思改革路径时，不能脱离真实的历史环境，立足当下轻易批判历史，是对历史不负责任。
2.对于任何政策的评价，必须回到历史中，而后抽离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3.人人痛恨，却人人为之。
4.日经繁花地，片雨不沾身。
5.外风何足动摇，心安即是家。
6.人无所求，其言亦真;人无所求，其言亦刚。
7.身处转型社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可以与清末以来的改革家呼吸相通，不幸的是，转型社会的人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8.目前中国的房价就是由超发货币、不公平的分配体制以及部分群体的超前奢侈化，催生出的一个怪胎。
9.政策当然有用，关键问题是执行到位。值得关注的是，所有的房地产政策只要由地方政府主勺，大都打了水漂。关键在于执行，光说不练，文牍有多高，信用就有多缺。
10.豪宅持有者不必缴纳保有税，而炒房者不必从几个月就翻番的投资收益中缴纳资本利得税，是对税收公平政策的最大嘲讽。
11.央企地王现象频出、垄断企业收入过高，无一不反应央企对社会尽责太少。央企进入房地产，不过是央企病的发作，他们总会进入类似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而后一统天下。
12.我国CPI的定义本质是，农村生活或者市场化之前的市民生活，只要吃穿价格维持大体稳定，CPI就能维持稳定。猪肉在此意义上成为小康生活的象征，CPI稳定背后的潜台词是吃得饱穿得暖吃得上便宜猪肉。
13.说到底，我国股市炒作的是大宗商品和政府信用。
14.明知道风险多多，投资者仍然前赴后继，买基金当股民，今天炒地产股明天改消费股，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股市楼市之外，国内找不到更好的投资保值的场所。
15.在A股市场之上另有一套市场之上的稳定法则，这套法则可以实现名义改革成本表面最小化，可以将利益暗度陈仓，却惟独无法实现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筛选优质公司基因，达到经济总体利益最大化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16.我们无法评估在让地方政府成为大地主的土地财政与房产税之间，哪一个更恶一些。
17.泡沫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一二年就崩盘，长的可以到五、六年以上，甚至十几年。
18.如果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永远由没有底线的人执掌，结局可想而知。
19.向正确的方向走，就不怕慢，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南辕北辙。
20.没有公共财政，吃皇粮队伍大幅扩张，吃空饷事件时有耳闻在权力掌握资源配置的土壤中，抱怨养老金过低，不过是撒娇，担心丧失既得利益的未雨绸缪。
21.央企不会甘心拱手让度管理权与经营权，一些贸然进入大国企、以大资金获得小部分股份的民企，成为先烈的概率较大。
22.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变化如同温水煮青蛙，在锅里的青蛙不急着往外跳，锅外的青蛙羡慕锅里的温度，只有掌握火候的人才知道，总有一些青蛙会成为锅里美餐。
23.把皇帝的新衣当遮羞布永远遮不住羞处。
24.别人的错误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别人成为山大王不是自己成为山大王的理由，任何舍弃程序正义的野蛮收费行为，都是在统一的市场经济里制造裂痕，这也就是我国城市经济成为山大王经济、统一市场迟迟无法建成的根本理由。
25.宏观经济被房地产市场挟裹着走向暧昧的前方，没有人知道什么时间房地产市场崩溃，但可以肯定的是，泡沫一定会崩溃。
26.处于江河上游的地区愤愤不平，他们必须保持水土，却没有从下游得到什么补偿，保持水土的结果是上游因青山而贫困，下游因污染而致富。
27.人性之恶，有时比动物更不如。
28.春天来了，但温度还是冬天。
29.细节处窥见魔鬼与天使。
30.任何权利都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自我强化后的权利不可能自我削弱。
31.中国食品行业再没有法律严格规范，将成为化学实验场，十几亿人是实验品。
32.中国不是法律不够严密，而是特殊人物、特殊机构有足够的能量让法律千疮百孔。
33.所谓央企不存在垄断说不仅是对中国现实的漠视，也是对大众智商的侮辱。
34.缺乏信仰、谎言遍地、施毒敛财。
35.企业重走上世纪80年代的致富之路已无可能，那条路被高租金、高成本堵死，在路边摆个小摊可以解决一家温饱，但只有营销路径与被认可的技术和品牌，才能走上富裕的路。
36.A股市场的投资理念该责备，因为有毒的市场使大部分拥有正常价值观的人，成为了烈士。
37.利润上升与资金饥渴并存，是大多数公司的真实写照。只要股市略有好转，这些上市公司的私有化、并购重组、资源扩张之路就不会停止。你就是把全世界的金山给了他，他依然会伸手向你要钱，名为再融资。
38.如果你是一个东部企业的企业家，手里有上千万元，有3条路可走，一是马上转移到中西部去继续做中低端产业、代工产业;二是在东部留下来，但一定要有品牌、有技术、有销售渠道等;三是退出实业，拿着钱，做一个寻找下一代企业家的投资人。
39.以我手写我心，用事例与逻辑说话，对事不无小补，对己无愧于心，且文章不遭斧钺之害失去原意，余愿足矣。
40.中国正处于特焦虑的一个阶段，所有人都很焦虑，有钱的人焦虑，没钱的人也焦虑;有多套房的人焦虑，没房住的人也在焦虑;投资股市的人因为亏损焦虑，没有投资股市的人害怕通胀同样焦虑。
41.股市扩容就像盆里的脏衣服，总也洗不完。你洗了两件，还有18件等着;洗完了18件，还有180件在等着。
42.沪综指反弹到2400点以上，就是为新一轮扩容埋伏笔。千万不要把血腥的味道当成牛粪的味道!
43.我从没说过中国股市连牛粪都不如我的原话是，我在A股市场上，连牛粪的味道都没闻到。
44.房价是贫富差距、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中国，不触及既得阶层的利益就想压低房价，十分困难。
45.官员与上市公司高管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职业，官员未必能够成为好高管，在某种形势下却成为高管的最佳人选，只能说明:公众上市公司已经蜕变为兑现权力期权的名利场。公民社会与滞后的官僚体制迎面相撞。
46.一个社会的诚信有两大底线，一是关乎生命的食品药品，二是关乎救济底线的法律。两大底线不存，则社会底线尽失。
47.个税是中国税收中一件华丽的皇帝新衣，名为让利于民，实则让利于灰色收入阶层。那些垄断国企的体制内员工，月薪只有2000元，福利倒可能有3000元，更不必说拥有寻租权利的人灰色收入到底。
48.用GDP忽悠人的时代基本已经过去，在获得温饱之后，人们需要的是长期均衡的发展，是青山绿水，是人的尊严。
第三篇：叶 檀：统计造假是中国经济腹心之疾
2012-4-16 解放日报
虚假的统计数据是中国经济的腹心之疾。
4月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局务会议上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是对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响，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统计系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国家统计局长今年以来第四次公开强调预防和严惩统计数据造假行为。今年2月14日，马建堂发表公开信，要求企业对任何暗示、授意甚至强令企业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抵制，并积极进行举报。
呼吁与号召无法根绝虚假的统计数据。目前的主流看法是，GDP等数据造假源出政绩考核，因此只要把GDP与政绩脱钩，万事大吉。民进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关键问题在于政绩考核体制没有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循环依然存在，地方官员干预统计数据的现象屡禁不止。这需要改变政绩与GDP挂钩的制度，让地方行政官员摆脱GDP数据的束缚，而代之以幸福指数或者和谐指数，某些地方官员干预数据的现象才有可能逐步减少。
此语未深入核心，假设政绩与幸福指数、与环保指数挂钩，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在幸福指数等统计上弄虚作假？如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失去了一切统计数据的依据，所谓的考核也就成为盲人摸象。
叶青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干预统计数据的另一重原因是，由于去年国家统计局没有实行“一套表”互联网直报，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担心数字出现大变故，担心影响政绩。这话非常直白，联网直报之前之后的数据相差过大，此前的数据真实性会受到质疑，由此推论开去，建立在这一套统计数据上的经济决策也就不那么靠谱，进一步说，建立在这套统计数据之上的所市场决策科学性也就
存疑。如果决策者在半真半假的数据中制订政策，政策的科学性也就被打了折扣。
关键是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为防止统计弄虚作假必须从源头杜绝，国家统计局在技术手段上进行了改进，即全国70万家“三上”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或国家认定的省级数据中心所送统计数据，如此不必层层汇总，可以避免数据受到干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媒体曝光的一连串造假现象显示，运用技术手段无法改变造假激励机制，媒体所披露的案例包括：2月21日，重庆永川区政府被曝印发文件要求企业直报数据须经相关部门审批方可上网报送；3月20日，山西河津市统计局被曝个别工作人员向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报送；4月6日，甘肃玉门市政府被曝发文要求企业联网直报报表须送审后再上报；4月6日，福建建瓯市被曝发文要求企业送审报表数据通过后，才能网上直报。技术手段改进无法杜绝造假。打个比方，运用联网直报杜绝统计数据造假，如同在防火墙上涂了一层金漆，中看不中用。
毫无疑问，我国必须从模糊管理走向数目字管理，较为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条件。统计数据必须随着时代变迁进行变革，以符合时代的需求。我国的统计数据不仅需要随着时代进行变革，更要因地制宜，建立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数据监管体系。
以美国的GDP改进而论，据2002年《统计研究》第7期《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论文，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期，此时，制定贬值和收益率的概念成了严重的问题，美国商务部成功地开发了像资本消费、津贴调整等解决办法，有效地规范了整个系统，而且非常有效。几年后，他们引入对电脑进行享乐消费价调整办法。而更近些时候，他们在GDP帐户中引进了链型调价方法。在有更好的GDP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温度之前，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GDP，而是校正体温计，让体温计更加准确。
在中国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因地制宜，一要改变目前的统计人员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办法，实行垂直管理。间地方统计局与当地政府脱钩，经费、人员编制、领导任命都国家或省一级垂直管理；如此，可以做到统计数据在公布之前的保密性。
而在统计方法上，在计算地方GDP的过程中，不仅测算流量，更要测算存量财富，测算绿色GDP，以企业计算资产收益率的办法来考核地方政府，为获取一定量的GDP所付出的资金、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成本。如此，不仅能够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更能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代价，所支付的成本。考核也就公平得多。
务实的思维与创新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所面对的诚信缺失等根本性问题。如果发生问题，发生数据造假，就抛弃目前的统计，甚至全盘抛弃目前的统计体制，无异于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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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叶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史为鉴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史为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叶檀、马贤明
日前新华社邀请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细解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披露了中央对于如何推进财税改革的考虑和部署。楼继伟明确提出：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国家财税制度是立国根基，国家性质与财税制度密切相关，彪柄史册的美国独立战争也不过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利益主张而已。
历史教训：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失败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变法大都与财税体制改革有关，改革的失败也与财税体制的恶化密切相关。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后期张居正变法，均以惨败告终，技术性改良而非体制上的根本突破，加上失去约束力的王朝财政机制，决定了封建时代的财税体制改革只能在爱民与害民之间打转，不可能跳出“黄宗羲定律”的窠臼，以合法税收的方式使“子民”变“公民”。
朝廷介入市场是财税改革的大忌。王安石变法违背爱民初衷，为了让宋神宗实现收复契丹与西夏所占国土的雄心，王安石成为财政总管大力充实国库，目标是强兵富民，希望官民同时获益。王安石让朝廷参与到农民与商家的具体交易之中，如“青苗法”在农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以20％的利率贷款给农民（这一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结果失控，官家垄断借贷市场，地方官员以高利贷盘剥农民，农民没有活路。腐败蔓延到各地，酷吏贪官把新政当作贪腐良机，朝廷失去了对财政的掌控权。改革的善意异化为各地官员对百姓的严苛剥夺。
明神宗时首辅张居正改革，以集权方式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丈量土地，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类似于清代雍正朝实行的摊丁入亩。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目标是增加收入简化税费服役，降低征收成本。张居正身后改革被全部推翻，子孙流离。
明代末期财政脆弱，如沙滩城堡不堪一击，为了军事战争税费多如牛毛，一条靴法之外又附加了层层叠叠的税费，朝廷财政纪律形同虚设。加上全民贪腐、权贵横行、饥民流亡，王朝未亡财政先亡。
支持改革的两位皇帝谥号，一位叫宋神宗，一位叫明神宗，显示其后代对这两位先皇颇不以为然，他们鼎力支持的改革被否定。
两个相隔500年的财政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共通的，具有约束力的公共财政制度，法治税收意识如天方夜谭，改革过程成为贪腐官员将公共资源私人化的过程，即使改革者拥有权威、即使改革初期受到追捧，仍然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这是以封建王朝权威为依托、进行财政技术改良者的宿命。
当下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应该成为历史“变法”的延续，而应该成为根本制度的转型。
朱鎔基时代：倒逼出来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是争议最大的财税体制改革，以目前显现的负面效应否认分税制改革的成果，并不客观，但过于拔高分税制改革的意义，认为是中国现代财政体制改革的里程碑，同样离题。
分税制改革是解决困难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中央财政的统筹力量以推进改革，同时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正确的激励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奠基，制造业产业链逐步形成，政府各部委等退出经商。
但是，分税制不是建立基础财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根本性改革。
分税制改革首先是救急，19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力量薄弱从数据可以窥见一斑：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从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改革当年的11%增长至2013年的22.7%，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由3%增长至10.5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
二十年前，王绍光和胡鞍钢合著《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国家能力被分拆为四种具体能力：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其中汲取财政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该能力由两个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二十年后，《21世纪经济报道》再次采访胡鞍钢先生，胡先生称分税制改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中国制度建设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改革。首次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制度，同时也是首次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规范的、统一的、透明的税收关系的制度。中央调控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增加、转移支付地区贫富差距缩小、以税收“养（政）府、养军”都与分税制改革相关。
如果说当初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实力，“集中力量好办事”，并且通过系列改革解决了国企三角债、银行业面临破产等一系列难题，目前分税制出现明显的负面效应：地方债上升、土地财政依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公、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等新难题层出不穷。
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增加，财政效率下降寻租现象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按照分税制的设计，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当年转移支付的70%，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远小于财政收入增速，中央财政占比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政府官员异化为房地产企业高管，地方负债上升大多数用土地作抵押，土地的插管直通民间资金池，成为中国大规模投资的核心动力。所有这些迹象显示中国财政正在酝酿大病，再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将病入膏肓。
胡鞍钢先生在采访中表示，他主要考虑的是中央的控制力量、对地方、对军队的掌控等因素，却缺乏公共财政学者所必须具备的预算硬约束、财政使用效率、税收合法合意等基本的观念。胡鞍钢先生更象一个政治家，与其说当年的财税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不如说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博弈。《朱鎔基讲话实录》第一卷首次公开发表了朱镕基1993年9月9日到16日在海南和广东与地方领导人就分税制对两省财政收入的影响等地方顾虑的问题发表的讲话，公开了9月18日朱镕基就分税制问题写给江泽民和李鹏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信，9月25日在新疆发表的关于分税制对西部经济的影响的讲话，在地方政府的抵触中强力推进的线索清晰可见。
分税制改革对应的是不那么现代的政府构架，严重扭曲了政府角色，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不建立公共财政根基，任何经济改革的努力都会被强大的习惯势力拉回到原点。
习近平时代：现代财税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完成了历史使命，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根本性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取代分税制。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7月2日和7月3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对政治局审议通过财税改革方案进行政策解读，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被赋予建立现代社会基础制度的重任，财长楼继伟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税制有了很多的变化，强化了公共财政的职能，财税与老百姓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修修补补，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立足全局、着眼长远，进行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然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目标对应的是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必须的财政体制，奠定受到严格约束的公共财政体制，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按照部署，改革时间进程大体如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成共识；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今明两年是重新厘定边界的关键年份。
令人担忧的是，“现代财政”的提法取代了“公共财政”，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撰文深表忧虑，“现代财政”有可能悄无声息地切断从1998年开始社会各界建立“公共财政”的艰辛努力。公共财政的实际要义不在于“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
软预算与软决算是财政制度不健全的表现，没有约束的财政是家天下的财政，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才能让政府摆脱企业色彩，回归公共服务提供商的守夜人本位。建立相关的法律体系，建立人大的硬约束才能避免预算法成空。目前某些地方预算失衡，政府可以大规模借债将负债通过通胀的方式转嫁给国民，而地方政府实际执政者大笔一挥，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工程也进入了某些情妇的钱囊。无立法机构约束由官员主导的财政体制，与宋神宗、明神宗时代的财政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区别，都是失范的原始财政体制，打着为民谋利的名义攫民之财，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税收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公民须向国家纳税，并通过一定程序行使监督权，需要纳什么税、纳多少税由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决定，税收机关凭借法律让度的行政权力随意征税，税收征收与使用严格分开。中国目前做不到彻底的税收法治，但立法机构可以向行政机构收回税收征收权，严格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再成为橡皮图章。一些敏感税收问题，比如房产税该不该征收、如何征收，比如遗产税是否要征收，征收的起点是多少，都需要立法机构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权衡，诉诸于立法后才能征收，否则就是非法侵犯公民产权。
税法与预算法进入法治轨道，地方政府大手大脚会受到抑制，招商引资、税收优惠、对民企关门打狗等一系列违法违规的怪象将受到制约;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转移支付，也绝不会象阔人家的败家子那么痛快，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将在财政、事权匹配的基础上公开进行。从守夜人的角色出发，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再为自身利益进行博弈，而是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博弈。
税收法治原则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中国要建立现代财政体制，对应的是建立税收法治社会，而不是重建涓滴归公的“大财权”。希望此轮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的“光荣革命”，最乐观的估计是，中国的税收与财政因此步法治轨道，进入制衡轨道，最终实现无公民权力者不纳税的终极目标。
第五篇：财经作家叶檀个人简历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财经作家叶檀个人简历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姓名：叶檀
职务：首席评论员
现居：上海
所在行业：传媒/出版/印刷
高等教育经历
叶檀，女，《解放日报》经济评论员，《每日经济新闻》主笔，财经专栏作家。
对经济史与政治史颇感兴趣，思考的结果是历史转折植根于经济的转折，经济只不过是政治的折射。因此，走出书斋，到报社撰写经济类的评论文章，迄今为止已止已在《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企业家》、《上海证券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数百篇文章。
自我评价
喜欢挑选对社会变动有影响的经济变局，尽量看出华丽面纱背后的真实面目。
有时会选择沉默，但不做违心之论。
身处转型社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可以与清末以来的改革家呼吸相通，不幸的是，转型社会的人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从历史上的政治与经济转到当下，是希望看得更透彻。
偏爱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因为这样的时代能使制度性优势与劣势水落石出。思考的结果是历史的转型植根于经济的转折，而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的折射。为此，在对经济的评判时希望有长时段的历史观作为观照，而这，只不过是接踵诺思、杨小凯等先贤的老路，希望在当下能走出新意。
历史博士，财经论者。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期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
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转型期的人面向不可知的未来，或许彷徨，但好在并未象但丁一样，对未来失去信心与感受。
以我手写我心，用事例与逻辑说话，对事不无小补，对己无愧于心，且文章不遭斧钺之害失去原意，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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