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项目负责人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构成表见代理[精选]

第一篇：工程项目负责人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构成表见代理[精选]

【案例指导】工程项目负责人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构成表见代理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在无明确授权的情形下，不具备对外借款的职权,其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项目负责既使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但相对人不能证明自己善意无过失，项目负责人对外欠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

案号

一审：(2013)皋商初字第0215号 二审：(2014)通中商终字第0090号

【案情】

原告：蔡二虎。

被告：朱谦荣、朱建军、南通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建工）。2012年10月底，朱谦荣在北京与蔡二虎相识，向其借款，出具借条一份：“今借到蔡二虎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 1000000.00)，用于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服务局服务用房工程开发；月息2%(2分利息)，借期壹个月，如逾期不还，蔡二虎可向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起诉。共同借款人：朱谦荣南通建工集团。日期：2012.11.5”，朱谦荣在借条借款人名称下方加盖了南通建工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服务局服务用房项目管理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用)，石建、朱建军作为担保人亦在借条上签名。在借条的右下方，有朱谦荣正反两面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上加盖了南通建工公章，但其文字、公章方向与借条文字方向上下颠倒。2012年10月31日、11月1日、11月4曰、11月5日、11月7曰蔡二虎分别向朱谦荣的账户汇款30万元、30万元、3万元、17万元、5万元，合计85万元。此外，蔡二虎主张，其在北京朱谦荣的工地上支付了现金15万元，总计向朱谦荣支付借款100万元。

借款后，2012年12月4日，朱谦荣按蔡二虎手机短息要求通过上述账户向周丽娟账户汇款15万元；2013年1月10日又汇款10万元，1月18日再汇款2万元。合计汇款27万元。2013年3月28日，朱谦荣又向蔡二虎账户汇款10万元。蔡二虎称，朱谦荣向周丽娟账户汇款的27万元是偿还其借给朱谦荣的另外一笔30万元借款，该30万元是蔡二虎向其弟媳周丽娟所借再借给朱谦荣，所以才要求朱谦荣向周丽娟账户汇款。在还款27万元之后，朱谦荣已经收回借条；尚欠的3万元朱谦荣已于2013年3月28日向原告汇款10万元时偿还。

双方往来过程中，朱谦荣于2012年12月21日曾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本人朱谦荣与蔡二虎的经济往来一律以字据为凭证，所有银行往来都不作为借款和还款的依据”，亦加盖了南通建工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服务局服务用房项目管理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用)。

另査明，2012年8月16日，南通建工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授权朱谦荣为本公司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服务局服务用房工程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管理及处理相关事宜”；2012年8月20日，南通建工与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服务局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南通建工承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乙6号服务用房，朱谦荣作为南通建工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上述材料朱谦荣借款时曾向蔡二虎出示。2013年1月28日，蔡二虎向如皋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朱谦荣、南通建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承担利息6万元(暂计算至2013年2月6日)，并要求石建、朱建军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因石建无法直接送达，蔡二虎撤回对石建的起诉。法庭辩论终结前，蔡二虎以朱谦荣已偿还10万元为由将本金请求变更为90万元。

【审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借条所载金额为100万元，但出具借条之后，蔡二虎实际通过银行转账85万元，蔡二虎认为15万元通过现金交付，但朱谦荣辩称借款金额包含了高利，且提供了银行往来明细佐证，因借款中绝大部分金额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则蔡二虎主张对于借款余额15万元系以现金方式交付，应负有举证责任，对此蔡二虎未能提交证据，应认定借款金额为85万元。从借条内容上看，借条落款是以南通建工和朱谦荣本人名义共同出具，根据出示给蔡二虎的南通建工授权委托书及朱谦荣代表南通建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朱谦荣的身份为南通建工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服务局服务用房工程现场负责人，属于南通建工的工作人员，其职责为负责现场管理及处理相关事宜，并代表南通建工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应视为有权对外借款，出具借条行为为职务行为。而朱谦荣在盖有南通建工公章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出具借条，让蔡二虎査看了工地，蔡二虎有理由相信其能代表南通建工，故朱谦荣出具借条行为的后果应由南通建工承担；朱谦荣作为共同借款人应与南通建工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朱谦荣汇款27万元系按蔡二虎要求所为，因此若双方除涉案借款之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则该27万元即应为归还100万元借款。蔡二虎自认2013年3月28日朱谦荣还款10万元，可认定借款后朱谦荣还款37万元。如皋市人民法院遂判决：

一、朱谦荣、南通建工共同偿还蔡二虎借款48万元，并承担约定的借款利息。

二、朱建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还款责任。

三、驳回蔡二虎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蔡二虎、南通建工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民间大额借贷，不仅应审査借条的数额，还应当结合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认定。尽管朱谦荣出具给蔡二虎的借条为100万元，但其中的85万元系通过银行转账到朱谦荣账户，蔡二虎对于15万元的现金交付需举证证明。其未能提供借条以外实际交付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南通建工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南通建工出具给朱谦荣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朱谦荣为本公司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服务局服务用房工程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管理及处理相关事宜”。该授权委托的内容并不明确，且对外借款与工程现场管理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朱谦荣所持有的项目部公章明确注明“非经济合同用”，可以表明该章不具备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的效力，显然无法用于对外借款行为凭证。经査，朱谦荣与南通建工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上述委托书、合同书、项目部公章至多形成朱谦荣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不足证明朱谦荣借款系职务行为。尽管在客观上具备南通建工授权朱谦荣代理的表象，但主观上蔡二虎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主张善意无过失证据并不充分。故无法认定朱谦荣的借贷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南通建工作为共同借款人的依据不足，南通建工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27万元能否认定为案涉借款的还款。南通建工辩称27万元系对案涉借款的还款，蔡二虎认为系对另一笔30万元借款的还款，应当举证证明。但蔡二虎仅声称30万元是通过现金交付，在收到27万元汇款后将30万元借条还给朱谦荣，对于未偿还的3万元并未要求重新出具借条，该行为发生在两个并不熟悉的借款人之间，有违生活常理。结合该27万元汇款发生于双方85万元借款到期之后，应认定为是对案涉85万元借款的还款行为。综上所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如皋市人民法院(2013)皋商初宇第0215号民事判决；

二、朱谦荣偿还蔡二虎借款48万元，并承担约定的借款利息；

三、朱建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驳回蔡二虎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由于我国建筑市场施工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等不规范现象较为普遍，部分实际施工人并无资质，采取挂靠形式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承接工程，建筑公司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实际施工人以所挂靠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又称项目经理）负责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以项目部或公司名义对外进行借款、买卖、租赁等，一旦发生纠纷，责任承担主体的确定存在较大争议。于挂靠的项目负责人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的合同行为，由于项目负责人与所挂靠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项目负责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交易构成无权代理。在该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在于判断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如构成表见代理，所挂靠的建筑企业应当认定为责任主体，否则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承担责任。

―、项目负责人职权的界定

项目负责人既有可能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可能是挂靠或转包、违法分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具体在个案中予以判断。建设部2004年发布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是指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负责人等。”同时，根据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其管理的权限包括以法定代表人代表的身份处理工程项目的外部关系，签署有关的合同，指挥工程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管理工程项目有关的人力、物资、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等内容。

建设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国家标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_2005)对项经理即建设项目负责人的权限予以明确，其并不具备对外借贷的职权。换言之，对外借款不同于购买建筑材料、租赁机械设备等，与建设项目并没有直接关联性，项目负责人对外借款应当由公司予以明确授权，无论该项目负责人是公司内部管理人员还是挂靠在公司名下。即便项目负责人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在没有公司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对于其擅自对外借款的行为也不能一律认定为职务行为。对于挂靠的项目负责人，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时，应当从严判断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严格适用表见代理规则。

二、项目负责人对外借款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

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不具备代理权，但是具有代理关系的某些表面要件，并且这些表面要件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需满足行为人欠缺代理权但具有代理的权利外观、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权利外观、权利外观归因于被代理人、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等要件。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1.具有代理权表象。一般而言，项目负责人对外从事与所管理工程有关的交易，即属于项目负责人职权范围的事项，只要其具有公司的一般性授权认可，结合工程现场的公示牌、项目部印章等即可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的表象。由于项目负责人以项目部或公司名义对外借款，超出了项目负责人的职权范围，代理权表象的认定应当更为严格。本案中，南通建工出具授权委托书，朱谦荣代表南通建工签订工程合同以及蔡二虎到项目现场察看，只能说明蔡二虎有理由相信朱谦荣为项目负责人。南通建工出具的授权委托权限并不明确，无法据此认定朱谦荣作为项目负责人真有对外借贷的权限。但在案涉借款合同中，同时加盖项目部的印章和南通建工的印章，结合工程合同和工程现场，可形成南通建工授权朱谦荣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表象。

2.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构成表见代理，要满足主客观两个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客观上有足以使相対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理由；二是主观要件，即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主观要件的判断，需要考察形成表象的材料是否有瑕疵以及相对人自身的经验。表象材料具有重大瑕疵而相对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宜认定善意无过失；相对人为从事经常性商事活动的商个人，对于其注意义务的标准，一般应当高于普通的民事主体。具体到本案，首先，朱谦荣代表公司对外借款的表象为借条的右下方，朱谦荣的身份证复印件盖有南通建工的印章。但借条上身份证复印件及南通建工印章与借条文字上下颠倒，明显不正常。同时，如确系南通建工授权朱谦荣对外借款，该印章应盖在落款处，而不需要在落款处盖项目部管理用章，且南通建工的印章落款有较大距离。其次，借条上所盖南通建工的项目管理章明确载明“非经济合同用”，蔡二虎作为从事经营钢贸业务的商人，出借大额借款时，理应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査义务。即使按蔡二虎本人陈述，出具借条时其不在现场，但收到借条后，一直未就该项目管理章提出异议，亦未在借款前后到南通建工进行核实，与常理不符。

3.成立表见代理的时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在交易时进行判，只要双方在交易时具备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就应当予以认定，即便交易后相对人知晓其不具代理权限，亦不影响表见代理的成立。本案中，朱谦荣的借条和授权均有重大瑕疵，且案涉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只有蔡二虎向朱谦荣交付款项，合同效力才得以圆满。蔡二虎所汇款的账户为朱谦荣的个人账户，从双方借款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和相关凭证来看，双方所有的银行转账记录均发生于朱谦荣、蔡二虎及蔡二虎指定的个人账户，相关书面凭证落款处均只有项目管理章，该章明确标明“非经济合同用”，且该章由朱谦荣本人所掌握。在朱谦荣和蔡二虎的借款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南通建工知晓双方借款还款的事实。案涉项目管理部有自己的账户，即使蔡二虎有合理理由相信项目部负责人有权对外借贷，双方财务往来也应通过项目部账户进行。基于前述，本案中，蔡二虎并非善意无过失，朱谦荣擅自对外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三、应当严格认定商事交易中的表见代理

因商事交易更加注重效率和交易安全，审判实践中一度对于表见代理的认定标准较为宽松，特别是对建设工程挂靠案件中表见代理的认定。有观点认为，目前建筑行业挂靠泛滥的乱象与建筑企业本身有重大关系，建筑企业为了谋利收取管理费，无视风险擅自借用资质或违法分包赚取差额利润，有损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于违法分包等行为也明令禁止，从宽认定表见代理有利于遏制建筑市场的乱象。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违法分包、无资质施工人的挂靠，属于行政监管层面的问题。司法不应越俎代庖，承担监管人的角色。在我国目前建筑市场挂靠、违法分包等乱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合同相对人的材料商、借款人、设备租赁商长期从事建筑相关交易，对项目负责人是否代表公司，一般应当知晓，但其有意忽视，出现纠纷就会以其善意无过失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要求建筑余业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有悖诚信原则。

在建设工程纠纷中，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赋予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一定程度上对合同相对性有所突破。但材料商、借款人属于普通的商事个体，对于交易中的风险应当自行承担，以宽松的标准认定表见代理实际上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且现实中不乏有借款人、材料商与项目负责人恶意串通虚假诉讼，通过表见代理宽松认定标准让建筑企业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形。综上，审判实践中，应当立足于商事审判理念，准确适用法律，严格认定表见代理。

第二篇：工程项目经理能否以公司名义对外签协议借款

工程项目经理能否以公司名义对外签协议借款

基本案情：

申诉人：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

被申诉人： 黄某某。

被申诉人： 邓某某。

2003年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一商住楼工程项目，邓某某为项目经理。同年4月30日，邓某某以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名义向黄某某等人借款。借款协议签订后，黄某某经建设银行代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某某矿业有限公司人民币30万元。同年6月26日，黄某某在信用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帐户上取款6.5万元，将其中3.25万元留下作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归还自己的借款；8月7日黄某某又取款17万元，归还自己的借款11万元。两次共计归还黄某某借款14.25万元。后邓某某又在黄某某处借款5万元，连同前述30万元借款一并出据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黄某某私人现金35万元，借款人邓某某”。后黄某某多次向邓某某催收借款未果，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邓某某支付借款35万元及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商住楼工程项目中，其项目经理邓某某以项目部的名义与黄某某等三人订立借款协议，尔后黄某某代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接将30万元人民币付给某某矿业有限公司，该款系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工程的应付款，因此，该30万元应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其后邓某某又陆续在黄某某处借款5万元，并连同前述借款一并出具金额为35万元的借条给黄某某。邓某某出具35万元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其后果依法应由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其个人对黄某某不应承担清偿责任。判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黄某某借款35万元；驳回黄某某对邓某某的诉

讼请求。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而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实施商住楼工程项目中，邓某某为项目经理，其于2003年4月30日以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黄某某等三人签订借款合同，在合同实际履行中，黄某某代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付款30万元，该款应视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后邓某某因工程所需陆续借款5万元并随总款一并出具借条给黄某某，邓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借条虽以邓某某名义出据，但应由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经审查后提出抗诉。抗

诉理由是：

一是原审认定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欠黄某某借款35万元错误。经查原审卷宗，邓某某共向黄某某借款35万元，其中30万元由黄某某代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了某

某矿业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向原审法院举证证实其已偿还了部份借款，共计 14.25万元。对此事实，有信用社取款凭证，黄某某、邓某某在还款“说明”上签字认可，以及公安干警询问黄某某时，黄某某承认上述两笔取款已归还给自己等证据印证。原

审对这一事实未予以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

二是35万元借款中有5万元应为邓某某个人行为。邓某某是以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黄某某签订借款协议，又是以个人名义向黄某某出具35万元借款的借条。该工程项目部仅是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个职能部门，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对外签订合同。其与黄某某签订的借款协议，只有经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认后，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其中30万元借款系黄某某代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了某某矿业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应由其承担清偿责任。另外5万元，既未经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认，同时，黄某某也未举证证实邓某某已实际用于工程项目之中。因此，该5万元借款是邓某某的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清偿责任。原审将这

5万元认定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错误。

笔者认为：

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案情并不复杂，主要问题在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已经归还了部分借款，邓某某向黄某某借款35万元系个人行为或职务行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归还部分借款系事实认定问题，且黄某某已进行了自认，这一问题应无疑义。下面主要谈谈35万元借款的性质，究竟是邓某某的个人行为，或职务行为，或二者兼而有之？本案中有两个法律文书值得引起重视，一是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邓某某以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黄某某等三人订立的借款协议；二是邓某某以私人名义出具的借条一张。这两份法律文书客观的看，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因为两份法律文书的主体不同，第一份是公司项目部向黄某某等三人借款，第二份是邓某某向黄某某借款。只因邓某某特

殊的主体身份（同时又是公司项目部经理）才使得两份法律文书有了联系。

单看第一份法律文书，是以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黄某某等三人订立的借款协议，这份借款协议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公司的内部职能机构是否有权对外签订合同？公司的内部职能机构作为行使法人某些职能的部门，实际上属于法人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未领取营业执照也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无法独立于法人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因此不能对外签订合同。而内部机构如要对外缔结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应当由法人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进行授权，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则是一种越权行为。一般来说这种越权行为是无效的，除非事后得到法人的追认。本案中，公司项目部与黄某某等三人订立了借款协议，在合同实际履行中，黄某某代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付款30万元，该款系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辛彩村工程的应付款，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知晓向黄某某借款30万元之事实，因此应当视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追认了借款协议的效力。且该30万元借款之利益也实际归属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

款应视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

再看第二份法律文书，邓某某以私人名义出具的借条。这份借条的借款总金额是35万元，结合前述的借款协议以及黄某某代付款30万元的事实，可以认定其中30万元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而剩下的5万元则应为邓某某的私人借款。根据法律原理，为第三人设定权利的，可以不必经过其同意，甚至第三人也不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应得到第三人的同意。邓某某作为公司项目部经理，又主持签订了第一份借款协议，很容易取得黄某某的信任，进而可以在黄某某处继续借款。5万元借款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是邓某某的个人借款，从实质上看，该借款究竟是用于个人或工程建设，还有待证明。邓某某既无充分证据证明该5万元借款是用于了工程建设，事后也未得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追认，显然不能将该借款归属于公司。因此，该借条既包含了职务行为，又包含了个人行为。

一、二审法院认为邓某某在任公司项目部经理期间的一

切借款行为都应归属于公司，显然是证据不充分的。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李亚玲 肖中伟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答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 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答复

法（经）函〔1991〕8号（1991年1月3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0]法经字第34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公安局属国家行政机关，没有经营权，也不具备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无代偿能力。该局干部黄考才违法动用其负责掌管的单位公章，在他人签订的购销汽车合同担保栏内盖章的行为，并非在执行职务。且，黄考才实施这一民事行为，所在单位并不知情，知情后即向债权人申明这是黄个人所为。因此，黄考才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其行为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由黄考才个人自负，并依法追究其责任，灵山县公安局对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复

附：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灵山县公安局对其工作人员擅自以所在单位名义对外提供财产保证

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请示

[1990]法经字第34号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

我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广西灵山县公安局、梁平成与广西区汽车工业贸易公司购销汽车合同货款纠纷上诉一案，因确认灵山县公安局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有不同意见，请示我院。我院经研究，有两种不同意见，特报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1986年8月6日，上诉人梁平成以灵山县平南乡十三汽车队(梁平成系该汽车队业主)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广西区汽车工业贸易公司(下称汽车贸易公司)签订了购销汽车合同。合同规定：由汽车贸易公司供给梁平成解放牌ca15(04)5吨汽车8辆，单价27200元，总价款217600元；合同由需方和保证单位签字盖章后，再由供方盖章；需方按合同约定数量每辆汽车付给1200元运杂费，共预付9600元，其余车款200080元，分三次付清。在签订合同前，梁平成于1987年7月5日向汽车贸易公司预付8辆汽车运杂费9600元。嗣后梁平成将合同拿回加盖了汽车队的章，在合同担保栏内由上诉人灵山县公安局(下称公安局)掌管公章的干部黄考才加盖了公安局的公章，同时在担保单位代表人栏内加盖了黄考才的私章。同年7月15日又在汽车贸易公司的“分期付款销售ca15(04)汽车担保单位是否承担保证征询表”盖上公安局公章，在经办人栏内盖有黄考才私章。同年8月6日梁平成在合同签字盖章后即提走4辆汽车，并在领车证上盖了汽车队章；领车证担保单位栏内盖有公安局公章，担保单位负责人栏内盖有黄考才私章。当月9日，梁平成又提走4辆汽车，领车证上盖章情况同前。同年9月3日，公安局发公函给汽车贸易公司，称黄考才私自盖公章作担保，应由黄考才负担保责任，公安局不知情，与担保无关。汽车贸易公司于第二天复函，称黄考才是公 1 安局干部代表单位盖公章担保应由单位负责。事后，梁平成、黄考才、公安局均申明，公安局盖公章作担保，是背着公安局领导干的。汽车贸易公司则复函公安局明确指出，8台车已被提走，公安局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梁平成领车后于1986年12月15日至1989年4月10日分13次交付车款76000元。尚欠汽车贸易公司车款131500元。

二、我院对灵山县公安局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公安局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而应由黄考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在“合同承担保证征询表，领车证”上盖了黄考才个人的私章，并加盖了公安局公章。从本案实际情况看，纯系黄考才利用管理公章之便，擅自加盖了公章，实属超越职权范围的个人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87)20号文件的精神，应由黄考才个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种意见：公安局应承担保证责任。因为黄考才是公安局掌管公章的工作人员，加盖使用公章是其职务范围，根本不属盗用。从本案事实看，7月15日的“是否承担保证征询表”，1986年8月6日的购销合同、8月6日的领车证、8月9日的领车证等都盖了公安局的章和经办人黄考才的章，仅凭该局和黄本人的陈述，不能认定黄考才是“擅自”使用公章。即使是擅自使用公章，也是公安局自身用人不当，制度不严之过错，因此公安局应承担过错责任，不能将自身过错责任转嫁他人，使债权人因此而承担损失。

公安局属国家机关，充当保证人导致该保证合同无效，参照最高法法(研)(1988)17号批复精神，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本案情况应判决主债务人梁平成全部偿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等，于判决生效后限期归还，在此限期内保证人公安局有责任向梁平成追索，将追索所得偿还汽车贸易公司。逾期，则由公安局代为偿付车款本金部份。偿付之后有权向梁平成追偿。

我们倾向第二种意见。当否，请批示。

鉴于单位公章加盖之后，出现该方承担责任问题，无论在保证合同、购销合同或其他经济往来中，累见不鲜，不少应承担责任的单位均以经办人“擅自”、“私自使用”、“盗用”、“无权或越权代理”„„等等为由，推托责任，而经办人也多数都承认是自己“背着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等来承认自己过错。当事人是这样，代理律师是这样，法院内部也有的是这样看法，这是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一个急待解决的带普遍性的问题，恳切请求及时批复，为盼。

1990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