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 适用及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一篇：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 适用及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解 适用及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不少法官和律师据此认为，只要夫妻另一方不能证明存在两种除外情形，即使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对外也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笔者认为，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是错误的。上述条文中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实为“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亦即夫妻共同债务。该条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债权人就夫妻一方虽以个人名义但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时的处理原则及其例外问题。理由如下：

1、如将上述条文中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理解为包括夫妻一方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即个人债务，那就意味着：只要不存在两种除外情形，即使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对外也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亦即夫妻另一方也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基于夫妻关系，夫或妻一方应对另一方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婚姻法》第41条前段只是规定夫妻对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连带债务的根据要么是法律的规定，要么是当事人的约定。显然，上述理解与《婚姻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是错误的；上述理解也不会是司法解释的原意，因为最高法院不可能在司法解释中确立一项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全新的连带责任制度。因此，应对上述条文进行体系解释。

债务既包括金钱债务，又包括非金钱债务；除民间借贷外，订立任何种类的合同都会发生债务。如按前述理解，则《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第2项关于“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中的后段，就不能继续适用。因为相对人再也不用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的行为是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而只要证明出卖住房、股权等夫妻共同财产的合同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订，即可主张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亦即合同对夫妻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如此一来，在夫妻离婚之前，夫或妻一方就可以合法地将夫妻共同财产甚至对方的婚前财产卖光而将所得隐匿，并且通过恶意举债让对方背上至死方休的债务包袱！婚姻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不小心就沦为吞没一生幸福的火坑，试问这世上还有谁敢于冒险结婚！

2、根据最高法院民一庭对该条文的解释和说明，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以日常家事代理理论作为法理基础的。最高法院民一庭认为，所谓日常家事代理，是指夫妻因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交往时所为法律行为应当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并由配偶他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在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内，夫妻一方的意思应被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由此产生的债务应被认定为共同债务。但如夫妻一方的行为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则除非构成表见代理，或者配偶他方事后予以追认或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法院民一庭对该条文所作的解释说明[请参最高法院民一庭编著的《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理解与适用》一书P216-226]，虽然说得不够透彻，但可以肯定的是，最高法院制定该条所要表达的，并无“只要不存在两种除外情形，即使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对外也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一意思，因为这与日常家事代理的理论不符。相反，最高法院民一庭已明确指出，条文中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实质上是指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有别。

《婚姻法解释二》第25条、26条的制定依据和法理基础，与第24条应是相同的。第25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第26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两条中的夫妻共同债务，当然是指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包括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这应是没有疑义的。最高法院民一庭在对第25所作的解释说明中，指出：“如果夫妻双方所负债务仅仅是一种个人债务，夫妻中的另一方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该债务的形成是双方同意的，或者所带来的利益为夫妻双方所共享。”[请参《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理解与适用》一书P228]。在对第26条所作解释说明中，更是说到:“在夫妻共同债务中，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外，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请参《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理解与适用》一书P237]。上述文字，实际上已经揭示上述第24条的真实含义或者立法原意。可见，最高法院根本没有在司法解释中确立一项与《婚姻法》和《民法通则》相抵触的全新的连带责任制度。

3、依据《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第25条、26条，进行体系解释，对上述第24条正确而完整的理解应当是：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债权人与夫妻一方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自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之间约定婚后所得各自所有，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依据《婚姻法》第19条第3款，也不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概而言之，上述司法解释条文所要解决的，一是对夫妻一方虽以个人名义但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对外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问题，这是原则，是对《民法通则》第87条和《婚姻法》第41条前段的具体应用解释；二是对夫妻一方虽以个人名义但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对外不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问题，这是原则的例外，是对《合同法》第8条和《婚姻法》第19条第3款、第41条后段的具体应用解释。

基于以上理解，笔者认为，作为法律服务提供者的律师，在实务中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1、如委托人拟与夫妻一方实施民间借贷、买卖或者其他民事行为，我们在为委托人提供非诉讼服务时，首先应当审查该事项是否明显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只要结论不肯定，就应提示委托人要求该夫妻一方的配偶也在借条或者其他文书上签字。否则，因民事行为所负债务就很可能被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另一方不负清偿责任。实践中，夫妻一方单独巨额举债用于赌博或者投机，事后不能偿还，而另一方根本不知情，也不愿意帮助偿还的例子，已不鲜见。

2、如委托人拟起诉的被告是自然人，我们在代理诉讼时，首先应当审查债务是否属于个人债务；只要结论不肯定，我们就应建议将被告的配偶或者前夫（前妻）作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请求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否则，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不能执行另一方的个人财产，在执行共同财产时也会发生争议。有的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甚至在审理程序中直接保全被告配偶名下的存款等财产，都是错误的。因为，被执行人的变更或者追加，只有在法律、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才可进行。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可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确定，以保护另一方的诉权。

（作者系湖北人本律师事务所主任）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释义

第二十六条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本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的解释。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涵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如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下，会造成一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应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变更合同。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如灾难、经济危机、政策调整等。客观事实的发生要与合同有关，与合同无关或对合同影响甚微，就不属于情势。所谓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之变动。这种合同成立的基础或环境的客观基础的变动有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从而使原先的合同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是法律的公平原则，如果说在合同订立时是公平的，在合同生效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的损害，造成双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此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就是借助法院来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者解除合同，以此来平衡由于社会异常变动所引起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失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在确认时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梁慧星教授提出就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致使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效力

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

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

2、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

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4、情势变更原则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5、如果继续维持合同，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当事人来讲两个效力：一是变更合同，通过合同变更可以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新达到平衡，要注意《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当事人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情势变更规定是对 1

合同自由的一种修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但如果允许法官依职权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这显然是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实际进行确定，而不能依职权直接进行认定。二是解除合同，如果为变更合同尚不能消除双方显失公平的结果，就可能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场合通常包括：在合同目的因情势变更而不能实现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势变更而成为不可期待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势变更而丧失意义的场合。

一般两个效力的层次不同，法院在认定时应遵循一定顺序，优先考虑合同变更的可能。

《合同法》没有明文规定情势变更，但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第29号函中写到：“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显失公平”，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所以，可以认为我国司法上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已确认了情势变更。

三、相关概念的区别

1、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正确划分两者较为困难，先应正确认识何为商业风险。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给商业主体带来获利或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1）两者性质不同，情势变更属于作为合同成立的基础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动，所造成的风险属于意外的风险；而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未达到异常的程度，一般的市场供求变化，价格涨落等属于上此类。（2）对两者是否能预见不同，商业风险是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客观情况的发生。当事人预见能力的判断应坚持客观标准，即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下，作为一个普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具有的认识能力和所发生事件的性质。（3）两者是否可归责不同，情势变更的双方当事人在主观上都没有过错，当事人尽了最大注意义务仍不可避免。而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故此可以说当事人对此存有过失。（4）两者的后果不同。情势变更会产生显失公平的效果，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相违背。而商业风险中，合同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履行合同不会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只是造成一定条件下的履行困难及履行合同费用的增加，利润的减少或并非重大的一般性亏损。

2、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情势变更造成的结果是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是免责事由，不履行合同无需承担责任，而情势变更使履行合同显失公平，合同双方应当共担风险；不可抗力是法定条款，情势变更则由法院加以判断。

3、情势变更与可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是指合同订立时就显失公平，而情势变更是在合同生效履进后，因客观情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的显失公平。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释义

第二十六条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本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中有关情势变更的解释。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涵义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如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下，会造成一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应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变更合同。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如灾难、经济危机、政策调整等。客观事实的发生要与合同有关，与合同无关或对合同影响甚微，就不属于情势。所谓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之变动。这种合同成立的基础或环境的客观基础的变动有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从而使原先的合同失去其本来的意义。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是法律的公平原则，如果说在合同订立时是公平的，在合同生效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的损害，造成双方当事人显失公平。此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就是借助法院来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者解除合同，以此来平衡由于社会异常变动所引起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失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在确认时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梁慧星教授提出就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致使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效力

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

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

2、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

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4、情势变更原则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5、如果继续维持合同，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当事人来讲两个效力：一是变更合同，通过合同变更可以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新达到平衡，要注意《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当事人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情势变更规定是对 1

合同自由的一种修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但如果允许法官依职权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这显然是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实际进行确定，而不能依职权直接进行认定。二是解除合同，如果为变更合同尚不能消除双方显失公平的结果，就可能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场合通常包括：在合同目的因情势变更而不能实现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势变更而成为不可期待的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势变更而丧失意义的场合。

一般两个效力的层次不同，法院在认定时应遵循一定顺序，优先考虑合同变更的可能。

《合同法》没有明文规定情势变更，但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第29号函中写到：“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显失公平”，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所以，可以认为我国司法上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已确认了情势变更。

三、相关概念的区别

1、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正确划分两者较为困难，先应正确认识何为商业风险。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给商业主体带来获利或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1）两者性质不同，情势变更属于作为合同成立的基础环境发生了异常变动，所造成的风险属于意外的风险；而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所固有的风险，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未达到异常的程度，一般的市场供求变化，价格涨落等属于上此类。（2）对两者是否能预见不同，商业风险是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客观情况的发生。当事人预见能力的判断应坚持客观标准，即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下，作为一个普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具有的认识能力和所发生事件的性质。（3）两者是否可归责不同，情势变更的双方当事人在主观上都没有过错，当事人尽了最大注意义务仍不可避免。而商业风险由于具有可预见性，故此可以说当事人对此存有过失。（4）两者的后果不同。情势变更会产生显失公平的效果，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相违背。而商业风险中，合同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履行合同不会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只是造成一定条件下的履行困难及履行合同费用的增加，利润的减少或并非重大的一般性亏损。

2、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情势变更造成的结果是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是免责事由，不履行合同无需承担责任，而情势变更使履行合同显失公平，合同双方应当共担风险；不可抗力是法定条款，情势变更则由法院加以判断。

3、情势变更与可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是指合同订立时就显失公平，而情势变更是在合同生效履进后，因客观情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产生的显失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理解与适用》 2009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了法释〔2009〕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下称“解释二”），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涉及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权利义务终止及违约责任五大内容，在《合同法》等基本法律的基础上，将相关司法标准进一步统一。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解读】本条系关于合同履行中情势变更的解释。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即合同成立以后，因与双方当事人无关的原因，发生了社会环境的异常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当事人一方遭受重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双方当事人就应该重新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来解除合同、变更合同。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有以下几项条件：（1）应由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情势变更，须为

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能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自愿承担，此时并不适用情事变更原则；（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于当事人来讲主要有两个效力：（1）变更合同，这可以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重新达致平衡，使合同的履行变得公正合理；（2）解除合同，如果变更合同尚不能消除双方显失公平的结果，就可以解除合同。

情势变更原则主要针对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巨大变化，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有直接关系，如价格调整、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以下情形一般可以认定为情势变更：（1）物价飞涨（需要量化）；（2）合同基础丧失（如合同标的物灭失）；（3）汇率大幅度变化；（4）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变化。

鉴于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合同纠纷案件，案情一般较为复杂，在事实的认定和实体处理上都有一定难度，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最高院审核。

第四篇：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夫妻关系中，财产关系又是其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夫妻和家庭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团结和睦。我国2001年《婚姻法》对1980年《婚姻法》的夫妻财产制作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特别是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在夫妻财产制度的体

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完善，产生了约定财产制的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混合财产制的三种形式。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及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含义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后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按照民法精神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在约定不违法时，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姻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婚姻法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19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属编》中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该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即1950年的《婚姻法》第规定的精神，是允许夫妻就财产问题进行设定。但是法条亦没有照文直接作规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总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作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设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有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设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家庭关系的发展，满足夫妻财产多样化的需要，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度的必要补充，正式得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夫妻财产制的要求，2001年4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改变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仅为补充的从属地位，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三、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意义从1980年《婚姻法》施行到2001新《婚姻法》修改的2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个人的财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财产的构成上，除了高档家具，家电和银行存款外，还出现了商品房、小汽车、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财产。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经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资金。作为私人收藏品的文物古玩、各人字画、珍品等已开始成为夫妻财产的新内容。此外，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也越来越多的公民所拥有。公民个人财产急剧增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及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家庭财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范围作出界定，防止因财产权限不明而导致夫妻在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财产过程中发生矛盾，引起纠纷。同时有些夫妻作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和灵活，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润率，也必须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因此约定财产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对于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四、新旧约定财产制之区别2001新《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与1980年2月的《婚姻法》规定和比较，有以下不同：（1）地位不同。新《婚姻法》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旧《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只是法定财产制的附属和

第五篇：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夫妻关系中，财产关系又是其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夫妻和家庭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团结和睦。我国2001年《婚姻法》对1980年《婚姻法》的夫妻财产制作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特别是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在夫妻财产制度的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完善，产生了约定财产制的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混合财产制的三种形式。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及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含义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后财产清算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按照民法精神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在约定不违法时，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是这样规定的：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姻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婚姻法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夫妻财产约定制在我国有较长的历史。19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属编》中规定，夫妻得于结婚前或结婚后以契约形式约定夫妻财产；该契约的订立、变更或废止，非经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夫妻须在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中选择其一为约定财产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即1950年的《婚姻法》第规定的精神，是允许夫妻就财产问题进行设定。但是法条亦没有照文直接作规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总理由的报告》中指出，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概括性规定，不仅不妨碍夫妻间真正根据男女权利平等和地位平等原则来作出对于任何种类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处理权与管理权相互自由的设定。相反，对一切种类的家庭财产问题都可以有夫妻双方平等的自由自愿的设定方法来解决，这也正是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所有权与处理权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家庭关系的发展，满足夫妻财产多样化的需要，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此，约定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度的必要补充，正式得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夫妻财产制的要求，2001年4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改变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仅为补充的从属地位，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三、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意义从1980年《婚姻法》施行到2001新《婚姻法》修改的20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个人的财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财产的构成上，除了高档家具，家电和银行存款外，还出现了商品房、小汽车、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财产。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经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资金。作为私人收藏品的文物古玩、各人字画、珍品等已开始成为夫妻财产的新内容。此外，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也越来越多的公民所拥有。公民个人财产急剧增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及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对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家庭财产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范围作出界定，防止因财产权限不明而导致夫妻在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财产过程中发生矛盾，引起纠纷。同时有些夫妻作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为了保证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和灵活，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润率，也必须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因此约定财产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现，对于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四、新旧约定财产制之区别2001新《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与1980年2月的《婚姻法》规定和比较，有以下不同：（1）地位不同。新《婚姻法》把约定财产制提升到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而旧《婚姻法》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只是法定财产制的附属和补充。（2）种类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的种类有三种：一种是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二是约定财产归共同所有；三是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部分归共同所有。而旧《婚姻法》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夫妻约定财产模式，约定的范围和种类由夫妻双方自由确定，这种模式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以及防止夫妻之间签订不平等条款极为不利。（3）效力不同。新婚姻法第19条对有约定效力做出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对外效力（即第三人的效力）视情而定。如果第三人知道约定的，产生对抗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的，不产生对抗力。而旧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经约定的效力不作任何规定，以致在理论罚和司法实践中产生各执一端，各有理解的不利后果。（4）方式不同。

新《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而旧《婚姻法》对约定的方式没有作出规定，任由当事人自由选定。

五、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约定内容以及约定方式的规定关于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我国新《婚姻法》第19条未对约定的时间作出任何规定，因此，从法理上说约定的时间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新《婚姻法》第19条对约定财产制的范围和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分别共同制三种。我国新《婚姻法》设定的类型，既不太放任也不太机械，在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有利于：

1、实现法律的指引作用。夫妻双方因为法律知识有限，很难就其财产作出无懈可击的约定，实践中常会发生夫妻双方尽管对财产进行了约定，但因约定形式内容不合法等原因而使约定归于无效的情况，以可供选择的模式来指导当事人的情况，就会防止此类情况发生。

2、可以保障登记机关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高效管理，防止登记管理工作带来不便和混乱。

3、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性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避免夫妻一方利用经济强势或知识优势，引诱对方订立不公平条款。因此，夫妻双方只能在我国新《婚姻法》设定的三种约定财产制类型中选择，超出该范围，约定无效。新《婚姻法》克服了旧《婚姻法》对约定的方式未作任何要求的弊病，第一次明文规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与世界上对约定财产制采用要式的通行做法相一致，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新《婚姻法》对约定的公示程序却没有作出规定，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足和缺陷。因为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的后果在法律上意义重大。我国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程序问题上，应以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为公示方法较为合适。理由是：一是婚姻当事人在申请结婚登记时一并对财产约定进行登记，方便婚姻当事人，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用。二是夫妻财产制属于婚姻效力的组成部分，婚姻的缔结由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审查，财产约定由婚姻登记机关一并受理，便于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人查询。

六、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效力约定效力是指夫妻双方对婚前或婚后财产进行约定所产生的法律拘束力。根据新《婚姻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此为约定的对内效力。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财产清偿”。此为约定的对外效力。（1）对内效力。主要是指该契约对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拘束力。夫妻财产约定成立并生效，立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内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夫妻双方都必须按照约定行使财产权利，履行财产义务。如果变更或撤销约定必须经过夫妻双方的一致同意，一方不得依自己的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约定。如果属单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的，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司法裁决。（2）对外效力。夫妻财产契约的对外效力，是指夫妻双方财产的约定能否对抗第三人，能对抗第三人的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新《婚姻法》在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立场是：如果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则该约定对第三人有效力。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财产约定对第三人没有效力。这是由于我国新《婚姻法》并没有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作出规定，因此第三人无从获知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实和内容，如果赋予约定的当然对外效力，则第三人与夫妻一方的交易就缺乏安全性，这是民事活动中所忌讳和不能接受的。同时，为了防止夫妻双方故意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财产约定并不当然产生对外效力。

七、对“一方所负债务”理解及与“夫妻个人债务的区别新《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的“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应该理解为其既可以是夫妻共同债务，也可以是夫妻个人债务，而夫妻个人债务就是夫妻个人债务而不会是别的，两者区别：

1、构成要素不同，前者是相对于“夫妻双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而言的，它是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并且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对外负债。此为前者的构成要素。至于夫妻一方对外负债的用途如何，在所不问。而后者是相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的，它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或因个人财产负债，并且举债或负债的利益与夫妻另一方无关，此为后者的构成要素。后者既可以发生在婚前，也可以发生在婚后，不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限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夫妻双方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不是夫妻个人债务。但在债务的清偿上，先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然后向另一方追偿。因为在实行夫妻个人财产制的情况下，夫妻一方负债，一时难以辨别债务的性质，为了防止负债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新《婚姻法》规定由负债一方的夫妻个人财产清偿是合理的。

2、适用场合不同前者主要针对夫妻之外的债权人，即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是相对于夫妻以外的债权人而言的，适用于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承担清偿债务责任的场合。而夫妻个人债务虽然有时也针对第三人，但主要是相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即确定夫妻内部的债务归属，适用于夫妻内部对个人债务的清偿责任的场合。从时间上看，前者只适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后因婚内债务对第三人承担清偿责任场合，不适用于夫妻离婚时的债务分割，而后者主要适用于夫妻离婚时的内部债务的最终确定和负担上。适用条件不同，前者要符合夫妻财产制约定实行夫妻个人财产制和债权人知道该约定这两个条件。在此条件下，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以个人财产清偿，即使该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只能先以个人财

产清偿，然后再向另追偿，后者只要依法或依约确定为个人债务，在此条件下，无论如何应由夫妻个人财产清偿个人债务，与第三人是否知道夫妻内部约定实行个人财产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