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检讨现象剖析事故和作风问题是高发点[小编整理]

第一篇：官场检讨现象剖析事故和作风问题是高发点

官场检讨现象剖析事故和作风问题是高发点

《廉政嘹望》杂志2014年第13期封面

官场检讨宝典

策划人：徐浩程

在官场，检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从小的方面来说，犯错有时是影响仕途的一个硬伤，而检讨在部分人眼里看成了确认错误的证据。

从大的方面来说，检讨有时被视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安排。一提起检讨，人们往往想到当众读悔过书那种痛哭流涕、懊悔不己的情景。

人非草木，孰能无错。错了如果讳疾忌医，一意孤行，就会积重难返，麻烦变大。

两者的平衡点在于，需要抛开检讨的层层“政治”意象，将它视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环：目标、计划、执行、检讨。如此，官员的检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痛苦、明智、清醒的过程。

检讨现象带有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自我剖析、自我反省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

官员检讨风险考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算是一种问责吧。”翻阅了堆在左右、新旧数本党内纪律法规和政府法律文件汇编后，某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抬起头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他说的是检讨。

尽管他的所在地方已经通报了数起书面检讨的案例，他还是对怎么界定这种处罚方式稍显犹豫：“这在之前用得并不多。”

近期，各地通报的“四风”问题或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中，被要求做检讨的不少——湖北一民警上班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被责令书面检讨；山东一官员上班时间看电脑视频，被责令深刻检讨；甘肃一官员违反工作纪律问题，被通报批评，并在职工大会上作出检讨……

较近的一起是，6月17日，@清廉温州发布消息称，温岭市公安局横峰派出所7名协警工作时间聚在一起吃杨梅，公安局党委决定责令上述7人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扣发每人200元奖金。

相比于通报批评等处罚、处理方式，检讨由于其曾经带有的政治色彩，稍显特别。不过，与思想认识上的反思、检查、检讨不同，这些工作检讨多是因事而起，尽管它们也包括认错、自我反省、表态等多个复杂环节。

能检讨了事，就不是大事

“严格说，检讨应该归为非纪律处理方式，是一种组织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所以说，被责令检讨的，一般都不会是大事。

一方面，检讨适用的对象本来就是一些轻微违纪行为，或者没有违纪，只是在行政过程中有一些不适当行为，“总之具有苗头性、轻微性”。

“最近，我们办公室一个秘书，把一份材料搞丢了，就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上来，并且当面向主管领导检讨。”某县官员陈兵告诉记者。

“这事虽然不大，但也要以防万一。如果上级突然查起这个事情，党组会上讨论时，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对他做出了严肃批评，他认识到了错误，也写了检讨，大家可以看看’。一般情况下，党组就不会再对其进行追究了。”

另外一方面，由于对检讨没有明确地规定，它成了一些官员手中可严可宽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基层。“什么问题做检讨，在多大范围内检讨，检讨到什么程度，几乎都是领导说了算。”陈兵告诉记者，“所以如果领导叫你检讨，即便是大事，也会大事化小。”

“此前，我们县的审计局就审计出了一个派驻单位的资金问题，问题还不小，给一个党纪处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审计局把审计结果报给派驻单位的主管单位后，主管单位只是要求这个单位做一个书面检讨了事。”他告诉记者。

与此类似的是2012年，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动用公款，以考察为名率团旅游，5天旅游花费13万元。这涉及“三公”经费使用的问题，本应严肃处理，但他最终只是作书面检讨了事。

中部一名处级官员告诉记者，“我作为一个领导，下属犯了错，除非有什么重大的后果，我也会选择让他检讨。何必让人背一个‘包袱’呢。”

不过，“随着正风肃纪力度加大，过去能检讨了事的，现在可能就要给个处分了。”相关观察人士称，“比如公车私用，此前不少地方对此处罚就是检讨，最多加一个补交油费。最近有一个县的官员公车私用，他所在单位想让他书面检讨就算了，但是送到纪委那儿就是过不去，最终还是给了一个处分。”

公不公开，大不一样

检讨在多大范围内公开，也不一样。

大部分受访官员表示，一般而言，检讨不会公开，只需要交给上级即可。这是因为“检讨的事情本来就不大，而且上级更看重的是你检讨的态度。”某县一名副科级官员称。

“有些检讨只需要交上去就行了，有些却会被要求反复修改，直到领导满意。”上述官员称，“这个过程中，看的就是态度”。

不公开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有些不方便公开，“尤其是那些大事化小的检讨，基本上不会让它流传出来。”陈兵称，“不公开，大家还只能猜测。一旦公开了，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一看就知道多大事该给多大的处罚。”

如果犯的错误比较严重，或者领导认为错误具有典型性，那么检讨的范围就会扩大到单位甚至系统内部。“这通常是在会议，或者大会上公开做检讨。”陈兵称，这类检讨，通常带有告诫、警示的意图，“甚至是领导树立权威的意味”。

他曾经历过一次大会检讨，“上面检讨的人紧张得结结巴巴的，下面听的人也不好受，还得装出很认真、很受教的样子。那已经不是检讨了，而是一个政治仪式，如果你稍微表现得对检讨不屑，那你就是在破坏这个仪式。”

去年年初，湖南邵阳市消防支队和疾控中心的两名官员，就因为缺席市委经济工作务虚会议，被责令向市委市政府“深刻检讨”。随后，这两份检讨书被刊登在了《邵阳日报》头版上。

就此，邵阳市委督查室主任周星巨称，党报刊登检讨书是邵阳市委书记郭光文在会上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抓干部作风。

“还有一种情况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做检讨，这多是对社会的一种回应。”在陈兵看来，这个时候检讨人就“不能只顾及自己的面子，而忘了组织的威信”。

检讨完了，就完了？

检讨的后果，有多严重？

在采访中，数名官员一再强调称，检讨是上级给下级一个认识错误的机会，以利于下级的改正和提高，不会“一棍子打死”。

陈兵坦言，“检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检讨人心理上的负担没有了，该检讨的就检讨了，不再有心理上的负罪感了。”至于是否改进，“检讨完了，也就过了，不用过段时间再来看检讨人改进得怎么样了。”

“检讨过后，当年评优等肯定是没有份了。”某县一名副科级官员称，“不过检讨到底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还是得看主要领导。按照管理规定，检讨书是不会进入档案的，除非检讨同时，你还被给予了其他党纪政纪处分。不过，有些领导也会要求将检讨书放入档案。”检讨讨价还价的空间太大。

相关观察人士称，检讨再犯之后，可能会“错加一等”，尤其是有些问题在公开检讨之后，如果再犯就是“撞枪口”了。

随着作风建设深入，检讨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它被实践反复证明具有成为制度的价值，那么就要顺应制度化诉求，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毛昭晖称。

安徽省一名官员则认为，“当下属的行为没有违纪违法的话，领导还是应该有选择处理方式的空间，选择什么方式也不应多非议。有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是需要具体把握，比如有些人特别爱面子，你给他一个检讨，他肯定会觉得很严重的处分。”

“所有的处理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出了问题，就非得写检讨的话，这个领导的工作方法就值得商榷了。”该官员称。

对此，毛昭晖建议，“有些情节、性质比较难以认定，但是可以从程序上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性。”(应受访者要求，陈兵系化名)

因作风问题检讨的官员，级别相应低一些，事由虽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开会迟到、打瞌睡或中途离场而写检讨的不少。

哪些官员常写检讨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我纠正一下，刚才麒麟区、富源县负责人不是发言，是检讨。”今年4月，在云南煤矿安全生产会议上，云南省长李纪恒作总结发言时，以此开始。

当月，云南曲靖市麒麟区发生煤矿透水事故，富源县发生煤矿瓦斯事故。面对接连发生的煤矿重大安全事故，云南省紧急召开此次会议。

本来，“会议须知”上写明的会议议程是：麒麟区领导发言；富源县领导发言；重点煤矿产区市委书记发言……但李纪恒强调，发生了安全事故就得检讨，必须深刻检讨。

确实，中国官员因为安全事情做了不少检讨，不过他们检讨的远远不止于此。

谁在做检讨？

李纪恒所说的检讨，是一种广义上的检讨。相关观察人士称，在中国为官，从省部级到普通公务员，都有可能做检讨。

今年3月，山西晋济高速公路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造成40人死亡。6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结束，给出的处理措施之一就是责成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也曾公开检讨过。2012年全国“两会”上，周生贤到北京团参加全体会议，听完代表们的发言后，表态说，“在控制氮氧化物的时候，去年没有完成任务，总理承担了责任。我今天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北京团，向‘两会’代表表达我们愧疚的心情，并进行检讨。”

普通公务员检讨的情况就更多了。从上班开小差到开会迟到等等，都有可能被责令作出书面检讨。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责任的体现。不管是部长、省长还是普通公务员，他们的行为都是政府权力行使的具体体现，出了错就应该有相应的人员来承担责任。对此没有必要过分解读。”相关专家告诉记者称，“谁能无错呢？”

事故和作风问题是高发点

观察人士指出，官员因事故或者作风问题检讨的最多。其中，因事故而检讨得多的，一是产煤地区，二是交通领域。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后，时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就在一次会议上坦言，“面对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深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群众。铁道部和我已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

此类检讨最鲜明的特点是，检讨人多是当地政府与政府一把手。虽然他们与事故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一地的主管与主官，他们负有领导责任。2011年上海大火事故，造成58人死亡，处理措施之一就是“责成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市长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这类检讨大多在相关会议上公开做出。

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当年6月，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联合调查组就该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山西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作了检查，劳动保障部汇报了下一步工作安排意见。

“一般说来，因作风问题检讨的官员，级别相应低一些。这并不意味着高级官员就没有作风问题，只不过不管是效能监督，还是暗访，指向主要还是县处级及以下官员。”相关专家称。

他们检讨的事由各不相同，其中因为开会迟到、打瞌睡或中途离场而写检讨的不少。这固然是因为这些官员本身的会风不佳，更是因为在会场上，主要官员更容易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

去年7月，在广东阳江市一个副处级以上官员参加的会议中，有人打瞌睡、玩手机，还有不少人中途离场到场外抽烟、打电话、聊天。事后，阳江市民政局副局长费某等6人被责令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通报全市。

为了传递压力，如果在各项指标评比中没有达标，官员也很容易被上级责令写检讨。2011年，辽宁绥中县27个乡镇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因为没有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就在《葫芦岛日报》上作检讨，整齐排列的27份检讨书整整占了两个版。

为了“一件小事”

官员上班时间去驾校学车，会有什么后果？贵州给出的答案是，一份书面检讨外加通报批评。

5月，贵州集中通报46起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其中之一即贵州铜仁市沿河县移民局官员田丽娅、淇滩镇计生站官员杨优上班时间在驾校学习驾驶，分别被通报批评，并责令作出书面检讨。

上班去驾校其实与上班时间看视频等类似，不过他们算是幸运的了。同期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该市玉屏县教育局官员因为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受到的是党内警告处分。

“出现这种差别，应该是上班时玩游戏是普遍现象，而且各地也多次对此类行为进行强调，再犯就有点屡教不改或顶风作案的意味了，所以对其处罚要比上班去驾校重些。”有专家称。

上述专家进而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表明官员被责令检讨的事项越来越细小，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去年10月，安徽宿州市委书记张曙光带领当地交警部门到城区主要干道巡查，查处违停“公车”。在当天傍晚的巡查中，一辆公安警车、两辆埇桥区检察院警车和一辆检察院干警私家车因违规停车，被市委书记“抓了个现行”。之后，埇桥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殿玉在媒体镜头前对该单位公车乱停放一事进行了检讨。

同样是去年，广西博白县一网名因为“逆向停车”拍照开了罚单后，在网上向博白交警官方微博询问有关事情，谁知等来的是一句“你个白痴”。对此，博白县交警大队大队长表示，当事人被罚后在网上先攻击交警，虽然如此，他还是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了，并责令民警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此外，官员检讨的领域不仅是工作，也在向生活领域延伸。

2010年，深圳福田区检察院干部停车差点撞上路人还发狠，叫嚣着“搞死你”。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检察院认为，陈某举止虽属个人行为，但鉴于已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责令其做出书面检讨。

胡耀邦曾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的一封公开信，检讨在拆迁中犯的官僚主义错误。

那些年，领导们怎么做检讨

文_尤梓

1982年，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为此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就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打电话说，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

任仲夷到北京后，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个自我检查。“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多年后，任仲夷回忆称。

老一辈革命家在做思想检讨之外，也有不少工作检讨的时候。从这些工作检讨中能看出他们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敢于担当的精神。

战争时期的特殊检讨

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重要的是失败后通过检讨收获教训。

1937年10月，刘伯承带领386旅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娘子关西南边的平定、阳泉等地遭到日军偷袭，牺牲了近百人。

刘伯承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处分、处理是不起作用的！”“部队遭敌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应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他认真地写好检讨，报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

11月，刘伯承及指挥第386旅在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从这里侵犯西进了。

有时候，也会向下级作这种检讨。

1946年8月初，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奉命行军到达泗县以北地区，与第九纵队共同担任攻占泗县城的任务。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仗虽然歼敌3000余人，但我方也伤亡2400余人，没有打下泗县城，部队元气受到很大挫伤，失望和埋怨的情绪相当普遍。

陈毅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他给第八师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不久，八师迅速补充了兵员、弹药，经过休整，在宿北打了一个大胜仗，鲁南战役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八师被扩充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

喝醉酒也检讨

日常工作中，老一辈革命家也严格要求自己，即便是外人看来很小的事情，也会认真检讨。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

为了改善红岩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后来，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出任书记。他称：“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1954年，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为他举行欢迎宴会。

在当时中苏友好的气氛中，面对个个善饮的苏联领导人杯杯的敬酒，周恩来不好推脱，加之赫鲁晓夫等人上来拥抱、旋转，肝脏有病而不宜喝酒的周恩来结果喝醉了，支持不住，发生呕吐。

第二天酒醒后，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为此还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作了深刻检讨。

作为一种领导艺术，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也同样严于律人。

1962年6月，周恩来到鞍山市巡视工作。当时那里刚建好一座新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请周恩来住到那里去。但周恩来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他认真地说：“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去参观的半路上，周恩来无意中发现市内新建了一座大礼堂，虽仅有千把个座位，可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周恩来看见后，觉得很不妥当，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此后，时任鞍山市的领导就此做了深刻检讨。

多是主动检讨

老一辈革命家的检讨多是主动认识到失误，主动向上级或者民众检讨。

1952年，南充正在建设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对部分民房进行了购买和拆迁。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一次在检查此项工作时，许多拆迁户围了上来诉说拆迁中的问题。

胡耀邦听取意见后，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

不久后，他又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

他在信中写道，“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老一辈革命家的工作检讨多是公开检讨，并不怕留下“小辫子”。建国初期，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国务院各部部长等高级干部，因为工作失误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相关学者将之视为干群关系和谐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是当时的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就1950年的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公开检讨错误，请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处分。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此后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弓彤轩检讨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也有在地方党报上道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卫生状况差，街上多见死猪、死鸡和粪便垃圾。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决定兴建有机肥料厂，处理垃圾和制造肥料。但由于设备不过关，导致损失约100万元(旧币)。

1953年，南方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此事，其中就包括了朱光就此事专门做的检讨，对此解剖反思，并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