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媒体关注的祝权开涉嫌合同诈骗案之一审辩护词(之二)[样例5]

第一篇：众多媒体关注的祝权开涉嫌合同诈骗案之一审辩护词(之二)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众多媒体关注的祝权开涉嫌合同诈骗案之

一审辩护词（之二）

王思鲁：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牙大状律师网首席律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祝权开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祝权开涉嫌合同诈骗案中担任祝权开的一审辩护人，出席这两天的庭审。鉴于此案在2004年9月30日针对第一次起诉的庭审时，我们已发表了详尽的辩护意见，庭后亦呈交了更为详尽的书面辩护词，鉴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各位高素质的法官对此案已经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并基于不浪费各位时间的考虑，现重点就今次开庭控方补充的新证据口头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希望书记员一并将上述书面辩护词记录在案及审判长、审判员一并考虑。

经过这两天公正、充分的庭审，我们的总的辩护意见仍然是：退查期间控方的确取得了三份新证据，但也的确无以改变此案仍然属于一起十分普通的经济纠纷的事实，请求贵院尽快宣判祝权开无罪。

合同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和主观故意。很清楚：祝权开到底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看两方面：

在2004年2月29日前后祝权开到底有没有“卷款潜逃”、“卷货潜逃”；有没有旁证证明祝权开一开始就预谋采取特定的手法骗取他人货物。

显然，祝权开根本没有“卷款潜逃”、“卷货潜逃”：

其一、祝权开的三个存折显示，当时祝权开以实名存入银行的存折有高达150多万元的存款，并且在2004年2月29日所谓“被害人”报案到2004年4月14日祝权开“归案”这段时间祝权开还有经营活动、祝权开外出追债一说也得到印证、特别是，祝权开在2004年3月底还陆续收到债务人四十多万元的还款。祝权开如果“卷款潜逃”，为什么没有一夜之间将150多万元存款转走？为什么祝权开直到“归案”时，存折中仍留有40多万元存款？祝权开如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很不合情理！

其二、不要说祝权开“人去”或“人走”是事出有因，是外出追债！就是“人去”或“人走”也不能成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理由，必须是“财走”才是理由，但祝权开根本没有“财走”。“人去”或“人走”就是“逃匿”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逃匿”无疑是指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故意的行为，况且，如何认知祝权开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2004年2月29日前后的事实情况很重要，至于其后祝权开的行为根本不能成为入罪的理由，只能成为祝权开因“惊”而“走”的理由，但因“惊”而“走”并不构成犯罪呀。举个例子：杀了人逃跑，只因为他杀人而入罪，并不因他因惊而逃跑而入故意杀人罪；如果他真的没有杀人，就是他因惊而逃跑也是无罪。还可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公诉人黄志标先生尽管对此案的理解与我们完全不同，但是，黄先生可能并没有收取报案人的任何好处。这种情况下，有关纪检反贪部门却搞错了，怀疑黄先生收受巨额贿赂要抓你。我们现在问问你，如果你因“惊”而“走”，能不能成为成立受贿罪的理由？你会不会因害怕刑讯逼供或者一时的人生自由丧失而回避？同理，说谎话亦有多种原因，不能因说一些谎话而凭猜测入罪他人合同诈骗，关键要看案件事实是否套入合同诈骗。

其三、“楼空”亦是事出有因：权开店及汇美仓库被盗、祝权开外出追债、不明真相人士报警而令权开店全体人员因无法经营以及一种十分本能的惊慌离散，况且，“楼空”也不能成为“卷款潜逃”、“卷货潜逃”的理由。控方不仅负有举证证明祝权开“卷款潜逃”、“卷货潜逃”的责任，祝权开也已提供了相当多的财产被盗证据线索，控方有责任亦都能轻而易举提供被盗的证据，特别是汇美仓库业主何礼球已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警方调查，为什么在祝权开多次反映及报警后都没有去调查？是不是担心调查结果有利于祝权开？

其四、用45辆摩托车折抵张某某欠款纯属商业投机行为，与“卷货潜逃”无关。

其五、当时祝权开拥有150多万元没有给付所谓报案人欠款亦是事出有因：没有核对结算。况且，拒不支付或者拖欠不支付只能成为民事诉讼的理由，否则，可以将在经济纠纷中不还款、不认账的商人通通拉去坐牢了，民事审判庭的审判任务不就可以大幅削减了吗？

其六、证据反映，祝权开一直与客户保持联系，并积极与客户对数，确认欠款后给付货款，甚至在2004年2月29日案发这一天到

2004年4月14日祝权开“归案”这段时间。控方根本无法证明祝权开采用关机等方式不与客户联系！至于2004年2月29日当时，祝权开是不是“人去楼空”，是不是“关机走人”；之后，祝权开藏身何处、款往何处等等，只要我们拨开层层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对本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就很清楚：根本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无关。要明白，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故意的认定看的是“财走”而不是“人走”！况且，证据反映，关于这方面的指控不单是法律适用的问题，也根本不符合事实。

显然，也根本没有旁证证明祝权开一开始就预谋采取特定的手法骗取他人货物：

其一、祝权开自始至终没有讲到控方所猜测的如何的精心设计骗局，引人入笠。其

二、没有收货具体经办人郑某某、蔡某、林某等祝权开的“同谋”旁证指证是祝权开精心设计骗局。值得强调的是，增城警方在2004年4月中旬前往陆丰“追捕”祝权开时，是一同将祝权开及郑某某“抓获”的，但是却莫名其妙地将郑某某放了（这控方心知肚明）。难道警方没有意识到郑某某证词的重要性？是不是郑某某的证词恰好证明没有精心设计骗局一说而没有移送郑某某的证词及将其放走。因祝权开受客观条件限制根本没法找到郑某某等具体经办人核对事情真相，因刑事诉讼要求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我们强烈要求控方利用国家赋予的职权和手段提取相关证据。否则，应作出有利被告的解释和处理。控方是完全凭藉对祝权开精心设计骗局的猜测，固执地将祝权开第二次强行推向审判台！

以上为我们第二次开庭的核心辩护观点，由于控方还是分组举证了大量的、祝权开貌似诈骗的证据，试图支持其指控，尽管我们从头到尾感受到我们陷入了一场货款纠纷的辩护中，但我们却面对了一场巨额合同诈骗罪的错误指控，我们还得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眼光将其各组证据层层撕开：

一、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控方在退查期间补充的这三份所谓新证据能否支持合同诈骗罪的指控？

相信合议庭已经注意到控方根据退查期间取得的这三份证据，仅对起诉书改了三个字，对内容没有任何改变情况下，再次强行起诉。

所谓的新证据：程明华证词、吴某某新证词以及139223*****手机通话记录单三份证据。我们先来彻底撕开这些所谓新证据的面纱吧：

1、关于程明华证言的证明价值：

其一、我们真想问问公诉人黄志标先生，如果程明华的证言属实，又是如何证明祝权开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祝权开从国威进货不到100辆，或者摩托车配件折抵整车不到十五万元左右，又或者祝权开讲了一些假话又与合同诈骗罪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国威与祝权开如何的交易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在长达一天半的法庭调查中，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公诉人一直在挖空心思证明祝权开讲假话？我们可以坦诚地说：祝权开的确基于惊以莫须有的罪名坐牢、基于个人的一些什么隐私、基于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学生对法律的理解，自作聪明地在精明的公诉人面前暴露了一些假话。这些假话只会影响到我们对祝权开道德上的判断，绝对不应影响到我们对祝权开对法律的认知。难道在法官面前不断地证明祝权开讲了一些假话就会影响法官的法律判断，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入祝权开合同诈骗罪或者说谎罪吗？

其二、正如祝权开所言，程明华因害怕暴露重大税收问题，在大白天张大口，瞒着良心说假话。祝权开作为一个商人，有没有那么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却代理这么少的产品？

其三、即使要证明祝权开与国威厂如何的交易也得有书证及证人证言，如合同、送货单、账单、经办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啊，怎么能由一两个人，特别是有利益关系的人那些自相矛盾的证词来认定呢？况且，如何交易亦与合同诈骗罪是否构成无关呀！我们曾去电国威厂了解到：警方已经到银行调取了国威厂与祝权开交易的往来帐单，但为什么没有出具？是不是这些交易证据恰好证明程明华在讲假话，祝权开在讲真话？为什么祝权开激动地要求：控方可到税务部门调取祝权开打税情况的证据，以此证明祝权开与国威厂之间大量交易量的存在？

2、关于吴某某证词的证明价值：

其一、我们同样得问问公诉人黄志标先生，即使吴某某所言属实，又如何证明祝权开构成合同诈骗罪？祝权开不再租他的铺可以成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理由吗？如果祝权开要骗货走人，有没有可能主动电告吴某某自己不再租铺？祝权开在2004年2月29日“人去楼空”就可以入罪合同诈骗吗？“人去楼空”一说有没有证据支持？在以前的辩护意见中，我们已充分陈述，在这里没有必要花太多的口舌评价。

其二、本案书证已充分表明，吴某某的确已于2004年1月1日收取祝权开押金及租金3万元，但为什么退查期间，吴某某面对警方的调查，却无视客观事实、矢口否认！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吴某某也是为了侵占祝权开押金、掩盖2004年2月29日之后已立即把商铺高价租给他人的违约事实以及害怕警方以扣押祝权开赃款为由向他伸手要钱，同样在大白天张口说谎话啊！

3、关于139223*****手机通话记录单的证明价值：

其一、此通话记录显示，在祝权开2004年4月14日被抓后的6、7、8月居然还有通话记录（2004年6月1日、2004年7月1日、2004年8月1日开机），祝权开又是怎样在6、7、8月利用这个手机号码与他人联系的？祝权开是不是有分身术呢？

其二、此手机通话记录单与我们到电信局查询到的其它手机通话记录单完全不同：其它手机通话记录单记录显示，手机号码是打印上去的，并与通话记录浑然一体！怎么侦查部门取得的这张手机号码为139223*****的通话记录单中显示，手机号码居然是用笔随便写在一个位置上，不加盖印章，并且打印部分印章字迹不明。是在赤裸裸造假证！

其三、我们还得问问公诉人黄志标先生，2004年2月29日之后，祝权开关机就可以成为入罪的理由吗？根据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的规定，即使关机亦不能成为入罪的理由，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在此不再重复。

其四、事实上，证据恰好反映，祝权开根本没有关机。就控方思维而言，控方是自认为139223*****的通话记录十分重要的。

在2004年2月29日“案发”直到2004年4月14日祝权开抓获这段时间，控方都应该亦都十分轻易调取通话记录。为什么第一次起诉时没有出具，而在第二次起诉时，针对上次开庭辩方的质疑，做了一个假的通话单？是不是客观的通话记录恰好证明祝权开一直用这个号码与客户联系而没有出具？

二、关于报不报警的问题： 我们认为也根本与祝权开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无关，祝权开对仓库被盗一事没有及时报警，根本不能成为入罪的理由。

我们觉得十分奇怪：公诉人对祝权开在2004年2月29日发现商铺及仓库被盗时没有及时报警一事十分重视，似乎不及时报警就可以入罪祝权开合同诈骗，是这样吗？不！

其一、报不报警亦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无关！

其二、不报警是事出有因，正如祝权开的证词与祝权开的供述印证：是以为警方所为，同时基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害怕警方拉人而有理讲不清。在祝权开明确清楚警方没有扣押情况下，回忆当时情况，在高度怀疑是关某某等报案人盗窃才义无反顾地委托报案及坚决要求查清。

其三、被盗一事不能成为“卷货潜逃”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的规定，反而是警方有责任调查清楚。警方已早知被盗举报，凭籍国家赋予警方的取证能力，警方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这方面的证据。为什么没有调查？是不是担心调查结果对祝权开有利。

三、关于2004年4月14日祝权开被捉之前112万元的去向及2004年2月29日前后祝权开外出情况在本案的证明价值。

公诉人似乎也以祝权开说不清112万元去向及2004年2月29日前后外出何处作为入罪祝权开合同诈骗的理由。我们认为：

其一、我们还要问，难道112万元的去向以及2004年2月29日前后祝权开外出情况真的与合同诈骗罪是否成立有关吗？

其二、证据反映，祝权开根本没有拒付货款，在2004年2月29日前后都有付款的事实；

其中有一位名字叫尤某某的新塘客户在2004年3月17日从XX乘车到XX，祝权开在对清单据后支付了100000元货款给他。尤某某在陆丰也得到热情的接待，他也写下了收条给祝权开。

此前，就在案发的前一天，即2004年2月28日，祝权开还以45辆摩托车折抵新塘客户张某某的货款。

2004年2月29日中午，在XX，祝权开从邮政储蓄的账户支付52000元货款给新塘客户刘湘。

2004年2月25日，在新塘，祝权开支付本案报案人之一无锡市锋华减震器有限公司货款42300元。

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侦查部门出具这么一个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证明！为什么控方没有依法对有利于祝权开的证据进行调查而对客观事实熟视无睹？

四、关于祝权开身份问题。我们也觉得十分惊讶，这是控方在赤裸裸地故意制造的祝权开貌似诈骗犯的假象！这是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不尊！

证据充分反映：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祝权开都如实讲清楚了自己的名字、籍贯、住址、电话、学历、职业、家庭状况、身份证号码等个人资料，特别是扣押清单及返还清单反映，警方是从他身上扣押他的身份证的，怎么还在第二次起诉时还无视事实，认定祝权开拒不供认身份？唯一的解释是：控方在人为地制造祝权开貌似诈骗犯的假象！

五、所谓被害人的陈述又能证明什么？

控方花了近三小时的时间举证的所谓45个被害人（报案人）陈述充其量算是民事货款纠纷中作为原告方的单方陈述，在这起合同诈骗罪指控中，恰恰是有关部门插手经济纠纷的有力证据！现在，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来剖析这些被害人的陈述：

其一、被害人说什么祝权开“卷货潜逃”完全是“怀疑”或“判断”，不属证据范畴。完全是被害人基于追回所谓欠款的原因而作的激情陈述，属带有浓厚个人情感色彩的气愤话，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所言脱离客观实际，不能我说你是诈骗你就是诈骗。被害人“周小平”先以报案人身份控告祝权开诈骗，后来又以同一事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恰好证明被害人所言不能作为诈骗是否成立的证据。

其二、被害人就祝权开欠款及祝权开先以履行小合同方式骗取货物仅为单方所言，没有明确的、相应的送货单、经办人证词等证据印证，祝权开亦表示必须让双方经办人对账才能明确。

其三、有不少的被害人虽然持有送货单举报，但从送货单显示的送货人、送货单位及送货方经办人情况看，根本无法证明被害人与送货单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

其四、有不少所谓的被害人讲到祝权开通知他们在2004年2月29日到其权开店结数及给付货款很不合情理：控方是指控这一天祝权开“人去楼空”、“卷款潜逃”、“卷货潜逃”，那么，祝权开无论怎么蠢也不会蠢到叫被害人这一天过来结数吧？

其五、我们惊讶地发觉：怎么对这45位被害人所作的笔录文字表述、语法结构基本一样，这不是诱证的最有力证据吗？

其六、我们还惊讶地发觉：本应该十分严肃的、代表国家公诉的合同诈骗数额2927000多元指控居然是凭这45位被害人所讲的欠数相加认定！这种草率行为的确与法律对刑事证据运用的严格要求相去甚远！

其七、祝权开在没有完善的送货单及送收货双方经办人确认的情况下，对这些被害人单方所作的欠款的陈述表示必须双方对数及核实才能确定完全符合情理，也恰好说明祝权开根本没有合同诈骗的故意。

六、在结束我们的发言之前，我们还得花点时间来重点谈谈控方的杀手锏证据--数百张《送货单》。

这些数量的确相当多的《送货单》到底能证明什么？

这些《送货单》真的不能证明什么，无以支撑合同诈骗罪成立及诈骗数额的指控：

其一、这些《送货单》统统不是原件。

其二、收货人、收货地址没有或不能明确与祝权开有关。其

三、送货人没有或不能明确与被害人有关。其

四、没有送收双方经办人的确认。

其五、其中很多内容为当时所写还是事后填上（如周小平已明确为事后填上单价及送货方印章为伪证）；是本人所写还是他人冒写存在疑问！特别是，居然出现：同一张送货单笔迹完全相同、同一个人笔迹却不相同（如：郑某某、林某）等伪证现象！

其六、《送货单》记载的物品及价格不能明确，如卷宗第四卷第111-119页的送货单上显示已“结清”，但也被变成了指控的证据。在祝权开不能核对及具体经办人不在场时，没有办法落实祝权开欠, 有所谓被害人的款以及欠多少款。这种情况下，甚至不能, 排除是郑某某或其他人欠款！

其七、也不能通过评估来认定数额：

我们并不绝对地认为没有实物不能评估，但是，没有实物的评估是例外的评估，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书证反映是十分明确的物品（牌子、型号、生产年份、正品还是次品等）；

样品；

利害关系人确认。

但在本案中，送货单上记录的物品欠缺明确性，即牌子、型号、生产年份、正品还是次品等均不明确；

无法出具样品，并且祝权开或相关经手人也没有确认，从而根本无法评估。即使评估，也是无效。

其八、就算《送货单》能证明祝权开欠什么被害人具体多少货款，也是欠款纠纷，根本不能成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依据。

审判长、审判员，十分感谢你们公正地给予了控辩双方充分展示的机会，真理终于越辩越明，这原来的确是一起十分普通经济纠纷。我们热诚地期望贵院能严格依法还祝权开一个公道，恢复他的自由身；同时，我们也真诚地祈祷：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但愿陷入经济纠纷的更多商人，不会成为第二个祝权开、第三个祝权开，不再成为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者！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鲁

第二篇：刘榜涉嫌合同诈骗案(从轻处罚)之 一审辩护词

刘榜涉嫌合同诈骗案（从轻处罚）之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我们接受刘榜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刘榜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担任刘榜的一审辩护人，出席庭审。首先我们对审判长的公正主持以及给予控辩双方充分发言的机会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我们多次会见了刘榜, 听取其陈述，并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的相关问题；我们对本案作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还到贵院详尽阅卷并复印卷宗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又经过今天的庭审活动,我们对本案的事实已十分清楚，我们坚定地认为，本案不构成合同诈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规定,刘榜应属无罪。

这是一起典型的经济纠纷案而不是合同诈骗案，控方分别指控刘榜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承包合同、刘榜与晓乔的融资合同构成合同诈骗，但辩护人认为控方对刘榜这两起指控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在深入了解本案的过程中发现，刘榜并不构成犯罪。在发表具体辩护意见前，请允许辩护人介绍一下本案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刘榜的广东桃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

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于2002年8月2日在香港注册，主营代理融资业务；广东桃园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于2003年12月24日在广东注册，主营房地产投资，上述两间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刘榜，而且一直守法经营，资信良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桃园公司的“文化中心”项目情况及桃园公司与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承包合同的签订过程。

2004年6月29日桃园公司与广州百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衲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协议共同开发桃园花园会所（后改名为桃园花园文化中心，以下简称“文化中心”）。经过磋商，双方协议由桃园公司提供项目的全部开发资金，百衲公司提供项目的建设用地并负责一切报建手续，双方还约定桃园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独立享有项目的经营、管理、和收益权，并且在合作期内桃园公司享有随时提出将项目（包括相关物业）转移至自己名下的权利。协议签订后，桃园公司遂向百衲公司支付50万的定金，“开发协议”生效并开始履行，后来双方在土地出让金问题产生不同理解，但双方都在尊重协议的基础上不断地协商，后来，桃园公司起诉百衲公司要求其按“开发协议”约定为桃园公司办理施工许可证，在诉讼过程中，百衲公司承诺办好施工许可证，桃园公司遂撤诉。

双方的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桃园公司为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寻找建筑商（2006年12月8日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和积极融资，就等百衲公司办理好施工许可证就可以马上进场施工。

桃园公司在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桃园里建筑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已把“文化中心”的具体情况跟李灯德交代清楚，包括“文化中心”由桃园公司和百衲公司共同开发、施工许可证尚未办理等事宜，李灯德表示没有问题，于是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等办理好施工许可证后由桃园公司向桃园里建筑公司发出进场通知，桃园里建筑公司进场施工。之后，桃园里建筑公司缴纳了38万履约金，但因种种原因，施工许可证一直没有办理办下来，桃园里建筑公司也就一直没有进场施工，虽然桃园里建筑公司没能进场施工，但其从没有向桃园公司提出任何退款要求，只是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耐心等候施工许可证办理下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融资合同的过程。

在展开陈述之前，辩护人强调，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文化中心”股份转让协议和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融资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两者是独立的。2007年8月，刘榜经罗某介绍认识晓乔，当时广州房地产正处于热潮当中，升值前景巨大，很有投资价值。当晓乔得知桃园公司的“文化中心”项目时，其当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表示有意投资入股共同开发“文化中心”项目。刘榜对其资金实力有所怀疑，于是婉言拒绝，后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晓乔表示愿意以其名下的一切物业及资产（包括神X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灭火工程煤矿的经营权和开采权、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作为付款担保，刘榜才同意转让“文化中心”30%股权给她。

后来双方在磋商的过程当中，晓乔得知刘榜是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于是晓乔向刘榜表示其因投资准格尔旗川掌镇XXX煤炭项目，资金一时难以周转，遂要求和刘榜洽谈融资事宜。应晓乔的要求，刘榜通过对煤炭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后，表示愿意帮助其融资，但必须有实物作为抵押，齐当即表示愿意以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采矿证号150000726XXX、采矿许可证号1500000720XXX）作为抵押，刘榜则表示其已经将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作为购买桃园公司“文化中心”项目股份的付款担保，不能重复抵押，遂不同意。晓乔则表示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市值6亿元，足够抵押，如果刘榜不放心的话，可以再把购得的“文化中心”30%股权及准格尔旗川掌镇XXX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抵押给桃园公司，刘榜才表示同意，双方继续洽谈合同的其它具体细节。

2007年8月18日刘榜以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园公司）名义与中国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中金字第011号）借款合同书”，桃园公司向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借款3亿元额度，为履行与晓乔的借款协议做好前期准备。

2007年8月22日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XX字（070822号）股份转让协议书”（晓乔还向桃园公司出具担保书，愿以其名下包括包括神X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灭火工程煤矿的经营权和开采权、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在内的一切物业及资产作为2008年8月23日前付款担保——详见辩方证据9），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晓乔）已对桃园花园会所项目有充分的了解同意受让甲方（桃园公司）转让的上诉股份（“文化中心”项目30%股份）的30%，转让价格为肆仟万人民币（￥4000万元）。签订本协议书后乙方（晓乔）应于2007年8月23日当天付400万元人民币给甲方作为定金，余款在2008年8月23日前付清给甲方（桃园公司）。定金支付完毕，本协议股份转让才生效。如有乙方违约，向对方支付100万违约金”（详见控方证据股份转让协议书）。

双方签订完股份转让协议书后，晓乔表示工作太忙，要回内蒙古，遂要求一并签订与桃园公司的融资借款合同。刘榜表示理解，于是同日（即2007年8月23日）双方还签订了“（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抵押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抵押人（晓乔）提供的抵押物是：

1.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采矿证号***

42、采矿许可证号***50）

2.准格尔旗川掌镇XXX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 3.广州桃园花园会所文化中心30％股份”

抵押合同第六条还第约定“抵押人（晓乔）必须在合同签字之日起5日内办妥抵押物登记及所抵押的股权托管手续，因抵押人（晓乔）的原因，致使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办妥抵押物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的，借款合同（中投字第2007-22号）的借款行为不生效，抵押权人（桃园公司）有权不借款给抵押人。”（详见控方证据抵押合同）

同日（即2007年8月23日）晓乔还和桃园公司签订“（中投字第2007-22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桃园公司贷款3亿元额度给晓乔用于露天煤矿开采，年息为16％”，同时该借款合同还约定“借款人（晓乔）与贷款人（桃园公司）办妥（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项下的抵押登记手续后及股权托管手续后5个银行工作日内，将贷款本金划入借款人帐户，如果因为借款人的原因致使抵押物不能办理抵押物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由借款人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办妥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2007-21号）项下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后，借款合同才生效。”辩护人提醒审判长，控方提交的借款合同并不完整，缺少了有利于刘榜的合同条款，辩方将提交完整的合同文本（详见辩方证据11）。

后来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了3份补充协议要求推迟给付400万，最后晓乔于2007年9月3日前履行“XX字（070822号）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给付定金400万元用于购买“桃园花园文化中心”项目的30％股权，但之后晓乔再也没有履行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准格尔旗川掌镇XXX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广州桃园花园会所文化中心30％股份的抵押登记和股权托管手续，经桃园公司及刘榜多次催促仍不履行，致使（中投字第2007-22号）借款合同不能生效，桃园公司未向晓乔发放贷款，双方引起纠纷。

2007年9月28日，晓乔以刘榜合同诈骗为由向越秀区公案局报案，遂引发本案。

如前所述，本案是典型的经济纠纷，并未涉及刑事，晓乔未履行合同义务，本应承担违约责任，可其却为了逃避债务，恶意控告刘榜合同诈骗，这是典型的贼喊抓贼；而本是合同纠纷公安机关却以合同诈骗迅速立案，继而拘留，最后逮捕，也是在我们的办案经验当中少见的；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更让我们感到吃惊。刘榜才是最终的受害者，晓乔作为违约方逍遥法外，刘榜本无过错却无辜受冤，法院是坚守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深信尊敬的审判员和陪审员一定能明察秋毫，执神之权柄，使刘榜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我深信尊敬的审判员和陪审员一定能给刘榜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现在，我们来看看刘榜到底有没有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第224条，即：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作为诈骗类犯罪，有一个共通的、本质的特征，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长期以来，法律界对合同诈骗罪这一本质特征无任何争议。

辩护人认为，无论在与李灯德的合同还是与晓乔的合同，刘榜既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更没有携款逃匿，这两个合同纠纷，完全是合作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刘榜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已将新取得的证据（这些证据均取自刘榜妻子李灯德处并经刘榜本人同意提交给法院的）当庭交给审判长及控方，控、辩、审三方均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别是对刘榜履约能力部门证据均没有异议。

下面辩护人分别就刘榜与李灯德（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刘榜与晓乔的融资合同发表以下辩护意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控方对刘榜的第一项指控——刘榜与李灯德（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

刘榜与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桃园里建筑公司）的“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是在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刘榜不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

一、“文化中心”项目是真实存在的，桃园公司享有独家的开发权、管理权和经营权。

1.百衲公司与桃园公司协商合作开发“文化中心”项目，百衲公司曾就合作方式在法律上的可行性、风险性向广东海XX律师事务所咨询法律意见，广东海XX律师事务所于2004年6月18日出具法律意见书，该协议书提到合作方式“贵司（百衲公司）提供项目用地，桃园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所需全部资金，桃园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所需全部资金，桃园公司先以贵司（百衲公司）的名义独立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待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后，再给予桃园公司经营权”与后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互相印证，桃园公司取得“文化中心”项目的开发权。（详见2004年6月18 日法律意见书——辩方证据1）。

2.百衲公司与桃园公司于2004年6月29日签订“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条规定由桃园公司提供“文化中心”项目的全部开发资金，百衲公司提供“文化中心”项目的建设用地并负责一切报建手续，桃园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独立享有项目的经营、管理、和收益权，并且在合作期内享有随时提出将项目（包括相关物业）转移至自己名下的权利。协议签订后，桃园公司于2004年7月14日向百衲公司支付50万的定金，取得了项目的独家开发权。（详见控方证据“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

3.2004年6月30日广州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百衲公司是其属下企业）举行了党政联席办公会议，会议同意百衲公司与桃园公司合作开发文化中心项目。（详见2004年6月30日广州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关于合作开发桃园花园会所的党政联席办公会议纪要——辩方证据3）4.虽然事后桃园公司与百衲公司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理解有所冲突，但双方仍保持协商，桃园公司曾于2006年6月委托律师发函以及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起诉要求百衲公司案“合作开发”协议为桃园公司办理施工许可证，在起诉工程中百衲公司表示愿意办理，因此该协议并未解除，该“合作开发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

5.控方以赖某某的证词以及百衲公司单方面作出的证明作为证据证明桃园公司没有取得“文化中心”项目的开发权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辩方认为，恰恰从赖某某的证词以及双方往来的函件可以看出，虽然桃园公司与百衲公司对“合作协议”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双方仍在不断地进行协商谈判，以期达成共识，“合作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桃园公司仍然享有“文化中心”的开发权。百衲公司于2005年2月23日的来函提出“若贵司不能按时缴纳合同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则该项目会被政府依法收回，则我司将视为贵司方面违约，有关合作项目的合作协议自动终止”，该函告是违反法律及双方“合作协议”规定的，应属无效，理由如下：

①桃园公司与白润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并没有约定协议解除的条件，换言之，如果要使桃园公司丧失合同约定对“文化中心”享有的权利，必须由法院或有权部门作出相关处理决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百衲公司单方的证明（百衲公司作为厉害关系人，其作出的证明没有任何证据效力），并没有任何有权部门对此作出处理，因此，桃园公司对“文化中心”仍然享有权利。

②从该函中可以看出，百衲公司要解除“合作协议”是有条件的，即该项目要被政府收回，但如今该项目仍然存在，因此，解除条件未能成就。③缴纳土地出让金是百衲公司的义务，桃园公司无预先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因此，百衲公司没有单方解除协议的权利。桃园公司于2005年3月2日就百衲公司2005年2月23日来函答复如下：“根据协议的约定，桃园公司只负责项目的建设开发资金，而百衲公司则以提供土地并办好各项手续，土地仍在百衲公司名下，所有权归百衲公司，而且报建手续应由百衲公司负责，因此土地出让金应该由百衲公司先行支付，待所有权过户到桃园公司，再由桃园公司补偿百衲公司（详见控方证据4）”，因此，百衲公司单方认为“合作协议”终止，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④刘榜一直坚持认为双方的“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桃园公司享有“文化中心”的开发权，只要百衲公司办理好施工许可证就可以投入资金，进场施工。但百衲公司却迟迟不肯履约，经多次谈判无果后，桃园公司于2006年6月23日委托广东威X律师事务所向百衲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百衲公司按“合作协议”规定履行义务，可是百衲公司迟迟不予以答复，桃园公司于是委托广东威X律师事务所明兴平律师向白云区法院起诉百衲公司，要求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后来经双方协商，当时百衲公司并没有说“合作协议”终止，而是主动提出和解，百衲公司老总赖某某在开庭时表示可以6个月内办好施工许可证，桃园公司才于2006年7月31日向法院提出撤诉。

因此，刘榜一直认为桃园公司享有对“文化中心”项目的独家开发权，即便双方对“合作协议”产生不同理解，在没有法律或相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合作协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文化中心”项目是确实存在的。

二、桃园里建筑公司的签约代表人李灯德已经清楚了解桃园公司对“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

桃园公司也把桃园公司与百衲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等文件材料交给李灯德过目，当时就只剩下施工许可证没有办好，而李灯德也承认已经完全了解“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是其自愿与桃园公司签订承包协议的（这一点从公安机关对李灯德的询问笔录可以得知）。

三、双方约定办好施工许可证之后桃园里建筑公司才能进场施工。经过双方多次协商，桃园里建筑公司与桃园公司达成共识，于2006年12月8日签订“XX字第061130号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由桃园里建筑公司支付38万元作为协议的履约金，待施工许可证办好后由桃园公司向其发出进场通知书进场施工，后由于种种原因施工许可证办不下来，桃园里建筑公司才没有进场施工。因此，桃园里建筑公司未能进场施工是合同约定，是可预计的风险，桃园公司并没有违反承包协议的规定。

四、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从来没有向桃园公司提出异议。双方签订“XX字第061130号桃园花园文化中心建筑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后，桃园公司一直在为尽快办理施工许可证作努力，而桃园里建筑公司也一直在耐性等候，期间并没有异议，也从来没有要求桃园公司退款。

五、刘榜并没有逃跑。

李灯德于2007年10月15日到桃园公司原办公地点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广州世贸中心南塔1802房，是因为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且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7日通知房屋租金要上调25%，刘榜觉得太贵了，成本太高，于是决定搬回刘榜自购别墅办公（详见辩方证据20），并不是要逃避李灯德，而且李灯德也知道该别墅的地址，也曾多次到该别墅做客，因此刘榜并不是要逃避李灯德。

六、桃园公司、桃园公司的资产还是按照正常运作，刘榜并没有转移资产，因此，刘榜并没有合同诈骗的意思。综上所述，刘榜并没有合同诈骗桃园里工程公司，桃园里建筑公司之所以迟迟未能进场施工，是因为施工许可证没有办下来，而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桃园里建筑公司进场施工是以办下施工许可证为条件，双方签订的是附条件合同，条件为成就，合同就不能履行，因此，双方仅是合同纠纷，并不涉及刑事，刘榜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控方的第二项指控，刘榜（桃园公司、桃园公司）与晓乔的合同。

无论是签订“文化中心”30%的股份转让（见“XX字070822号股份转让协议书”）还是贷款3个亿额度的借贷合同（见中投字第2007-22号借款合同”），双方都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均清楚明白“文化中心”30%的股份转让合同和贷款3个亿额度的借贷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双方先签订“文化中心”30%的股份转让合同，晓乔取得文化中心, 的30%股权，对股权享有处分权，然后晓乔因为需要融资，遂以股权作为借贷合同的抵押物抵押给桃园公司，桃园公司才为晓乔融资。因此，双方实际上先后签订了三个合同，分别是“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合同、抵押合同、借款合同。“文化中心”30%股权转让是独立的，无论后面的融资是否成功，“文化中心”30%股权的转让都是合法有效的，而后来签订的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则是以文化中心30%股权作为抵押物之一，再后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投字第2007-22号）则是以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为生效要件，只有晓乔按照抵押合同的规定办理好抵押物登记和股权托管手续，借款合同才会生效。

因此，这三个合同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却不能混为一谈，刘榜是否构成合同诈骗，关键是他是否虚构“文化中心”项目，但事实上，“文化中心”项目是真实存在（前面已论述，不再赘言），桃园公司对此享有开发权以及建好之后的管理权、经营权以及可以随时要求办理过户手续的权利。（详见控方证据“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第二条）刘榜与晓乔合同没有构成合同诈骗，辩护人理由如下：

一、刘榜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二、刘榜没有与梁谋、罗某密谋，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

三、与晓乔签订的合同，并不是以刘榜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桃园公司和桃园公司的名义，刘榜不具备诈骗主体身份资格。

四、“股权转让协议”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桃园公司不向晓乔发放贷款是因为晓乔违约，刘榜不是合同诈骗。

五、桃园公司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资信良好，且已为融资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如果晓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办理好抵押物及股权托管手续，桃园公司完全有能力为其融资3亿元。

六、刘榜没有携款潜逃，桃园公司有能力履行合同，且若继续履行合同，桃园公司将获得巨大的利润，刘榜没有潜逃的必要。

七、晓乔尚未取得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经营权却以此作为担保诱骗刘榜跟其签订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协议，构成合同诈骗，刘榜才是最终的受害者。

下面，辩护人将分别就以上七大点展开具体论述：

一、刘榜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首先，文化中心项目是真实存在的，由桃园公司享有独家开发权（前文已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其次，晓乔购买“文化中心”30%的股权，是对房地产感兴趣，是想要投资增值，完全是晓乔主动提出的，之后双方签订的融资3亿元的借款合同与“文化中心”30%股权的转让协议是互相独立的，并且晓乔已经清晰了解桃园公司及“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理由如下：

1.晓乔想投资房地产，提出购买“文化中心”的30%股权，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前，其向桃园公司出具了担保书，表示愿意以其名下的一切物业及资产（包括神X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灭火工程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经营权及开采权）作为付款担保；同时晓乔还出具承诺书，承诺将文化中心30%股份向桃园公司提供担保，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购买文化中心30％股权是晓乔出于自愿和主动的。（详见“担保书”和“承诺书”——辩方证据10、11）

2.桃园公司已向晓乔清楚说明桃园公司和“文化中心”项目的具体情况，桃园公司向其出示了与百衲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桃园花园会所协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文件，晓乔一一详尽阅读，并签收了“桃园花园文化中心项目资料清单”，可见，晓乔已经非常清楚桃园公司及“文化中心”的具体情况，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详见晓乔签收的桃园花园文化中心项目资料清单——辩方证据8）。

3.刘榜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自始自终刘榜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始终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桃园公司和桃园公司都是合法注册的公司，而且刘榜多次公开其自购别墅地址。

二、刘榜没有与梁谋、罗某密谋，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

庭审过程当中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梁谋作为刘榜的员工，并没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力，因此对公司决定并不知情，刘榜也没有与梁谋密谋要共同诈骗晓乔；罗某并不是桃园公司或桃园公司的员工，而且晓乔更承诺事成之后将其所有的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股份的70%分给罗某，由此可见，罗某是非常想促进交易的成功，因此罗某并没有诈骗晓乔的故意，而从这一点恰好反证刘榜并没有与罗某诈骗晓乔。

三、与晓乔签订的合同，并不是以刘榜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桃园公司和桃园公司的名义，刘榜不是签订合同的主体，因此刘榜并具备合同诈骗的主体资格，即便是要起诉，也应该以单位或法人犯罪的名义起诉，控方以刘榜为主体提起控诉，明显有违法律规定。

四、“股权转让协议”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桃园公司不向晓乔发放贷款是因为晓乔违约。

1.晓乔向桃园公司支付定金400万，双方签订的文化中心“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生效，但该协议的生效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生效，因为“股份转让协议”与“借款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

2.晓乔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办理好抵押物抵押，致使“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是晓乔违约，桃园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有权不发放贷款。

根据晓乔与桃园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第六条约定：“借款人（晓乔）与贷款人（中国陶慈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妥（中投抵押字第2007-21号）项下的抵押登记手续后及股权托管手续后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将贷款本金划入借款人帐户，如果因为借款人的原因致使抵押物不能办理抵押物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由借款人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办妥抵押合同（中投抵押字2007-21号）项下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后，借款合同才生效，任何一方违约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叁千万元人民币。”结合晓乔诈骗刘榜妻子470万的事实、至今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及单方撕毁合同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晓乔之所以恶意控告刘榜合同诈骗，很有可能是因为要逃避巨额的违约金，因为根据公安机关对晓乔2007年11月6日8时40分——11时40分的询问记录（控方出示的晓乔第3份询问笔录），其对准格尔旗川掌镇鳄而塔煤矿根本不享有股权，根本就不可能根据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共的规定办理好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

“借款合同”是以办理好“抵押合同”约定抵押物的抵押登记及股份托管手续才生效，而根据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抵押物为三种，分别是：准格尔旗川掌镇XXX3600亩露天煤矿采矿权、准格尔旗川掌镇XXX有限责任公司27.14％股份和广州桃园花园会所文化中心30％股份。晓乔至今都没有根据“借款合同”规定办理上述三种抵押物的抵押登记及股权托管手续，且经桃园公司和刘榜的多次要求仍不办理，为避免投资风险，桃园公司只好按“借款合同”规定不予发放贷款，因此，不发放贷款，完全是因为晓乔违约。

五、桃园公司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资信良好，且已为融资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如果晓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办理好抵押物及股权托管手续，桃园公司完全有能力为其融资3亿元额度。

在展开论述之前，辩护人首先要解释什么叫额度，所谓额度是指借款人享有的信用额度，而信用额度则以借款人资产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借款人要获得贷款，必须具有符合信用额度的资产作为担保，如果借款人的资产不符合信用额度要求则不能发生实际借款。因此，如果晓乔不能以3亿元的资产作为担保，就不能享有桃园公司的3亿元借款额度的权利。桃园公司为履行融资合同已做了相应的前期准备，融资合同之所以不能履行，是因为晓乔未按“借款合同”约定，是晓乔违约所致（控方提供的证据缺少对刘榜有利部分，辩方将出示完整的合同，见辩方证据11）。

其次辩护人想要解释一下桃园公司作为融资公司的融资运作方式，其实桃园公司融资的渠道相当于中介公司，桃园公司要获得资金源的信用额度也必须具有资产担保，因此，桃园公司要成功融资，必须由借款方向桃园公司提供财产担保，资金源看到桃园公司有资产担保才会发出借款，桃园公司实际上充当中介其连同作用。

解释完以上两个概念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公司的融资能力： 1.桃园公司于2007年8月18日跟中国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款额为3亿元的“借款合同书”，为晓乔融资事宜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详见桃园公司与中国天威控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款额为3亿元的“借款合同书”——辩方证据12）

2.桃园公司于06年初已获得珠海交通银行金鼎支行授信8000万借款额度。3.桃园公司于03年12月与与广州奥底投资有限公司借入10亿人民币额度，而且收到1000万额度信用金（详见桃园公司与广州奥底有限公司的协议书——辩方证据14）。

4.桃园公司于05年10月获珠海渣X银行1000万美元借款额度。5.桃园公司目前还是河北衡水全富公路发展中心的第一大股东，占52.5%的股权。

六、刘榜没有携款潜逃，桃园公司有能力履行合同，且若继续履行合同，桃园公司将获得巨大的利润，刘榜没有潜逃的必要。

1.桃园公司搬离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广州世贸中心南塔1802办公室，是因为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且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7日通知房屋租金要上调25%，刘榜觉得太贵了，成本太高，于是决定搬回刘榜自购别墅办公，并不是要逃避，而且晓乔、李灯德等都知道地址，刘榜的手机也没有换（至今也没有更换手机号码），刘榜一直也没有逃避任何人（见桃园公司与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广东中汽进出口有限公司通知——辩方证据20）。

2.刘榜没有必要合同诈骗，因为如果继续要求履行合同，他将获得更大的利润，据保守估计，如果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刘榜（桃园公司）将能获益上千万，没有人愿意为了捡芝麻而丢了西瓜的。3.刘榜没有转移资产，桃园公司、桃园公司的资产还是按照正常运作。如果刘榜有意诈骗的话，肯定会转移资产，而刘榜却没有这样做，很显然，刘榜没有合同诈骗的意思。

七、晓乔尚未取得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经营权及股权却以此作为担保诱骗刘榜跟其签订“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协议，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履行合同约定，构成合同诈骗，刘榜才是最终的受害者。根据公安机关对晓乔2007年11月6日8时40分——11时40分的询问记录（控方出示的晓乔第3份询问笔录），晓乔自己明确表示其尚未取得煤矿的开发权，但其跟刘榜签订的“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协议三个合同中均将煤矿开发权重复用作抵押，因此按照控方的逻辑，构成合同诈骗的应该是晓乔而非刘榜。

如果处分了有瑕疵的权利就构成刑事的话，那么经济交易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合同纠纷将随时升级到刑事处理，极不利于经济贸易的有序进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明确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在事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因此，在现实的经济交往过程当中，往往允许人们进行预先交易，虽然权利、手续等存在瑕疵，但却在双方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通过可控的商业风险促进商业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

即使刘榜的“文化中心”项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该瑕疵属于可控的合理风险之内，因此刘榜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现实中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开放商先向银行借款拿地，拿到地之后再抵押给银行，实际上不用投资一分钱，投资方并非实际出资者，而且这种交易方式也为市场普遍接受，辩护人恳请审判长充分考虑现实市场交易中的规则，作出公正的判断。

刘榜跟晓乔的纠纷是典型的经济纠纷、合同纠纷，而且是由于晓乔违约才导致合同争议。经济贸易过程中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风险，而本案当中，无论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合同，还是桃园公司与晓乔签订的合同，双方都是在公平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均受合同法的约束，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但晓乔非但没有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反而捏造事实，以刘榜合同诈骗为由蒙骗公安机关，明显违反诚实信用，甚至构成诬告陷害罪。

另外，晓乔伙同其外甥邱某某利用刘榜妻子李灯德救夫心切，以只是合同纠纷为由，假借可以通过找关系把刘榜放出来，诈骗了刘榜妻子李灯德470万，扣除晓乔已支付的购买“文化中心”项目30%股权的定金350万，还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120万。事实上，据辩方掌握的证据证实，本案之所以能够启动，完全是因为晓乔动用了所谓的“关系”，而有关办案人员与晓乔相互勾结，诬告陷害刘榜，使其蒙冤被抓，得逞之后他们又以可以“搞关系”把刘榜放出来为由取的刘榜妻子李灯德的信任，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共计470万，但他们自始自终都没有帮过刘榜（详见辩方证据10、11以及李灯德取得的录音）。此事已经由刘榜妻子李灯德反映到了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和办案人员，该案正在处理当中，晓乔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请审判长及陪审员予以重视。

控方以晓乔的陈述作为指控刘榜合同诈骗的理由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首先晓乔作为本案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明显具有个人主观倾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晓乔诈骗刘榜妻子李灯德、罗某（晓乔以尚未取得股权的准格尔旗鳄而塔煤矿诈骗罗某，庭审已审理得非常清楚，详见控方证据晓乔对罗某的“承诺书”），一个有重大诈骗嫌疑的人的陈述就更加不可信了。本案本来是经济纠纷却闹成刑事案件，始作俑者是晓乔，其完全违背商业道德，不愿承担经济贸易中正常的投资风险，不履行合同义务不说，还恶意控告刘榜合同诈骗，而且又诈骗了刘榜妻子470万，其行为令人发指，相关部门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被晓乔诈骗了470万，又被推上了审判台，刘榜才是本案当中最终的受害人。

辩护人再次强调，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经济纠纷，并不涉及刑事。在本案当中，一共涉及三个合同（这三个合同均是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的，合法有效），分别是“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合同”、“借款合同”，其中“文化中心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因晓乔未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办理抵押物登记及关全托管手续而未能生效，桃园公司未发放贷款是因为晓乔违约。以上事实均有相关的证据佐证，请本案的审判人员依法查证，我相信，尊敬的审判长和陪审员一定能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基础上查明真相，给刘榜一个公平的判决。结合辩护人上述的辩护意见，无论是刘榜（桃园公司）与广州市桃园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合同还是刘榜（桃园公司、桃园公司）与晓乔的合同，都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刘榜并没有虚构事实、隐瞒情况，也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欺骗桃园里建筑公司和晓乔，更没有携款潜逃，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只是经济纠纷。

最后，辩护人恳请审判长注意，晓乔与有关办案人员相互勾结，诬告刘榜以谋求非法利益，我们配合刘榜妻子李灯德已将相关证据及具体情况反映到检察院、纪委、市委、政法委等相关部门，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因此，辩护人恳请审判长将刘榜案延期审理，待晓乔案处理完毕之后再作出公正判决。

我们也知道，贵院审理的案件较多，工作量较大，但从庭审的过程来看，贵院的法官素质是非常高的。我们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基础上为刘榜作无罪辩护，我们希望本案的审判长及陪审员能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查清事实，还原真相，判决刘榜无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

王思鲁

二ＯＯ八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