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论文论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

第一篇：婚姻法论文论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

论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

姓名：魏少敏

学号：***036

班级：09级

摘要：本文参酌马克思的《论婚姻法草案》的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指出我国关于离婚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方面、对子女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婚检制度方面等存在着制度缺陷，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最后呼吁立法者要肩负起立法者的伦理责任。

关键词：伦理关系 离婚程序 婚检

1842年，在历史法学派领军人物萨维尼的主持下，普鲁士国家制定了一部离婚法草案。这个新法案以基督教精神为依据，把世俗婚姻宗教化，强调婚姻的不可离异性，规定了过于苛刻的离婚条件。《莱茵报》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这一草案，对离婚法草案“采取了完全独特的立场”，揭露企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普鲁士国家的伪善面目，使该草案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一文应运而生，它重申《莱茵报》对新草案的五条反对意见，分析了婚姻法的本质，对新法案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批判。这篇文章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思想。其中“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这个论点，对我国的现实、婚姻法的相关立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非常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挖掘。

在《论离婚法草案》中，马克思提到“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主要是为了强调婚姻稳定的重要性，强调立法者对离婚应有的态度。的确，我们应当注意到婚姻形式下的两性结合，是与社会的、国家的、他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这种自由无尺度的扩大化，也不能无视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和对未成年子女利益保障等问题，而应加以适度的法律约束。本文主要结合亲属法的相关规定来探讨一下“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

一、从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看“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我国现行的1980年《婚姻法》对于“准予离婚”的条件做出了两项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和“（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笔者认为，根据马克思关于婚姻法的理论及维护伦理关系的角度，此规定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的规定具有纵容轻率离婚之嫌。立法者意即只要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不管什么原因，都“准予离婚”。也就是说不管婚姻是否“已经死亡”，都准予离婚。这种规定，首先，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其次，纵容了夫妻双方对自己道德和家庭的不负责任，无视离婚的社会后果；第三，在现代社会，容易出现因计划生育、逃避债务等钻法律空子的虚假离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规定，与当今社会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具有直接原因。当然，必须指出，反对轻率离婚，不是限制人权和无视伦理，反而是真正保障人权和尊重婚姻的伦理性的要求和表现。

第二、“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具有限制离婚之嫌。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只有在“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才“准予离婚”。也就是说，不管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只要在“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就“准予离 以上文字参考了李光灿、吕世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20页。①

①婚”。这不仅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而且限制了其他应该“准予离婚”的情形。因为“感情确已破裂”并不一定代表婚姻“已经死亡”，即使“感情确已破裂”是婚姻“已经死亡”的一种情形，也并不能全部涵盖婚姻“已经死亡”的所有情形。

第三、其实之所以出现上述轻率离婚和限制离婚的情况，导致婚姻“不该离的离了，该离的不能离”的后果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规定忽视了离婚的本质和条件。离婚的本质在于“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离婚的条件是“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离婚的本质和条件决定了立法者只能规定在婚姻“已经死亡”的条件下，才可以确认离婚。但我国的1980《婚姻法》却无视离婚的本质，没有“表述”正确的离婚的条件。

第四、上述规定中“准予离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立法的本质在于“仅仅是在表述法律”，离婚的本质在于“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法院判决的本质“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正确理解了马克思上述理论，我们就能发现“准予离婚”这样的字眼，把离婚看成了扼杀婚姻的“决定”或“号令”。笔者认为，“发给离婚证”这样的说法才是合理和正确的。

第五、特别需要单独提出的是，“感情确已破裂”中“感情”这个字眼的提法有承认“感情”是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之嫌，婚姻法真正的调整对象是“婚姻”，而不是“感情”。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于“准予离婚”的条件的规定具有一项改进，就是对于“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增加了“准予离婚”的几种“情形”。增加的这几种情形，对修正前的《婚姻法》“限制离婚”的不足有所缓和，但是，“如感情确已破裂”和“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这种语言表述说明立法者仍没有认识到离婚的条件和本质是“婚姻已经死亡”，导致“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并不必然是“婚姻已经死亡”的情形，也并不能全部涵盖“婚姻已经死亡”的所有情形。（30）并且“轻率离婚”和“准予离婚”方面的不足依然存在。所以，笔者认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立法者对于马克思关于婚姻法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二、从《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看“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

2003年新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后得到了社会各届的一致赞扬，这部条例真正地贯彻了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以更富有人性化的操作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公民的婚姻自由，保护了公民的婚姻权，体现了国家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关怀。

但是，任何权利的实施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公民在行使自己的婚姻权利时同样如此，一方面享有充分的婚姻自主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能滥用，要担负起对国家，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新婚姻登记条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民的婚姻自主的权利，但是在对婚姻权利的制约方面却有所欠缺，值得反思。

我国《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这样的规定导致实际中办理离婚登记，基本上是一步到位，即时完结。这样，没有给当事人一个冷静期和考虑时间，使可离可不离的当事人一时冲动或怒气之下迅速解体，使当事人失去反悔与补救的时间。应本着保护当事人的思想，顺应冲动离婚的可变性，考虑增设冷静期。在我国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之前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有一个月考虑期的规定，但现在却取消了。笔者认为，婚姻毕竟涉及方方面面，且有的是一时冲动达成协议，当然现实中也存在被迫或被欺骗情况下达成协议，还有在不知对方真实财产状况下达成协议，以上种种，足见此类协议存在许多不足，都是不真实、不公开的协议。当场办理表面看似简便易行，往往埋下隐患，使当事人事后追悔莫及。

有观点认为，取消或不设考虑期是离婚自由的体现。诚然，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离婚自由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它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权利。在法律上，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不得滥用”已成了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婚姻作为民事活动，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离婚作为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夫妻关系的手段，只能再三经过慎重和深思熟虑才能做出的最后决定的重大生活事件，除非婚姻当事人的婚姻情感确实已无可挽回，无和好前景，无法继续共同生活的情况下才能为之当场办理，而“当场”办理，表现了对一桩婚姻不幸离散的轻率处理。

另外，即时办理导致在现实中出现大量的“闪婚一族”，即快速的登记结婚又迅速的登记离婚，视婚姻为儿戏，严重破坏了结婚、离婚这一法律行为的严肃性。特别是根据大量数据，“80后”草率结婚又轻率离婚的人持续走高。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不能完全垢病于登记离婚程序上的“即时”性，其固然有其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法律是一种规则，它规范人们的生活，其深层次的要求是让人们理性的生活，当社会上层建筑中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因素导致其不能理性行为时，法律应起到矫枉过正的作用，而不应推波助澜。

同时这也导致对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不足。根据现行《婚姻法》第31条规定在登记离婚时，要求当事人必须“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而“适当处理”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用语，没有确定的内涵，难以把握。尽管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规定，对登记离婚，要求当事人“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此处的“达成一致处理意见”，也不是一个准确而易于操作的法律术语，达成一致也未见得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有力保护。

婚姻问题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它还涉及到子女、家庭与社会的利益。“婚姻不能听从离婚者的任性，相反，已婚者的任性应服从婚姻的本质”。有观点认为，以夫妻有未成年子女为由禁止夫妻行使协议离婚，是出于对一个人的保护而损害了夫妻双方婚姻自由的权利，是不合理的。③此观点是不全面的，首先，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夫妻双方就应承担起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责任。而未成年子女作为独立的且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体更应受到法律特别的保护。所以，婚姻问题绝不是个人私事。离婚不改变父母子女关系是各国的通例。但问题的关键是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如何保护，对未成年的子女，离婚的双方当事人不能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仅仅想到两个人而忘记了家庭，漠视了未成年的子女利益。

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未成年子女会受到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中国法学会2002年8月所作的《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表明，离婚案件中绝大多数夫妻都育有子女，而子女的年龄又大多集中在10岁~15岁之间。这一群体的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后往往面临教育和生活条件恶化等不利情况。正如学者所说：“无辜子女成为自私父母意气用事下的受害人，其所受打击是永久的，其不幸远超过父母，小则只在个人之不幸，大则影响到社会的治安。”⑤离婚中对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问题是关系子女利益巨大，决定子女将来在什么样的监护环境和经济环境中生活，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受许多不良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现代社会中父母离婚时将子女视为累赘，现实中大量存在漠视和侵害子女利益的现象。而在现行婚姻法与婚姻登记条例中对登记离婚时未成年子女的规定却太过笼统。子女在家庭中也是主体，有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是隶属于父母的私有财产，不能任由父母随意处分。而在登记离婚中由于未经诉讼程序，对未成年子女利益践踏现象更容易发生。

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

曹白莉:《离婚后的亲权行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④巫昌祯主编:《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44一47页。⑤山守茂:《现代日本家族问题》第117页，转引自林秀雄《婚姻家庭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88页。②③

②

④“人的生长期相对于其他动物来看是漫长的，需要更多的呵护与抚养。其它动物在出生或被孵化出来后，一般很快就能够照料自己，而人类的婴孩却完全无能为力，在出生之后的好几年内都需要不断有人对他加以照顾和保护。”但这一切，对于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来

⑥说尤为重要，但我国现行的登记离婚制度却有令人遗憾的表现。”

三、从我国的婚检制度看“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是立法者的义务”。

婚检是审查个人是否具有婚姻法所禁止结婚的疾病，是否具有遗传性疾病，发现有的，及时进行治疗，防患于未然，这即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社会，对子孙后代负责，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婚姻质量，减少新生儿遗传性疾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遗憾的是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制婚检，实行所谓的自愿婚检，这样就使婚姻登记这样一个重要的审查功能便宣告丧失。方便倒是方便了，这一时的方便却是用子孙后代的健康，拿全民族人素质的倒退取得的，实在是得不偿失。据有关资料，取消强制婚检后，大多数婚姻当事人便不再婚检，全国的婚检数量大幅下降，新生缺陷儿大幅上升，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认为，个人的婚姻权利应当尊重，但是个人在行使自已的婚姻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也应当负担起他对社会，对子孙后代的责任，积极婚检，即是对其个人负责，也对社会负责，是其对社会所应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能以所谓的个人私事来推卸其所应负的必要的责任。从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提高新生儿质量，减少缺陷儿数量出发，笔者强列呼吁，恢复强制婚检，在婚姻登记阶段，就把好关，将一切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杜绝。另外，还应当强化教育功能，可以开办新婚学校，让那些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人接受必要的婚前教育，教育他们如何搞好新婚保健，如何搞好个人健康，教育他们夫妇互敬互爱，孝敬老人，培养他们对社会，对家庭，对子女的责任感。

当然，从人性化的角度，从方便婚姻当事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婚检进行必要的改革，如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加强对婚检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其责任感，对婚检过程中存在的乱收费，搭车收费，刁难当事人，走过场等严厉查处，实行免费婚检，建立一个即方便，又高速有效的婚检制度，做到既方便当事人，又能够起到必要的预防作用的婚检制度。

“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既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立法者的义务”。⑦故立法者肩负着一定得伦理责任，这就要求立法者在整个立法行为过程中必须符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不仅不得违反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而且还有义务倡导一种良好的道德风范。强调立法者的伦理责任，不仅意味着政府要正确地做事，而且要做正确的事。

参考文献：

（1）李光灿、吕世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2）马克思的《论离婚法草案》

（3）曹白莉:《离婚后的亲权行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4）巫昌祯主编:《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

（5）山守茂:《现代日本家族问题》第117页，转引自林秀雄《婚姻家庭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⑥⑦曹白莉:《离婚后的亲权行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12页。

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