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必答题参考答案

第一篇：合伙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必答题参考答案

2007年4月，张某（企业员工）、王某（个体工商户）、刘某（大学生）和李某（警察）4人计划共同出资在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2号设立普通合伙企业，并约定合伙企业的名称为中国A婚纱摄影中心。张某、王某、李某均在合伙协议上签字，但刘某因急需回校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未在合伙协议上签字。张某带着合伙协议和委托书、经营场所证明前往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办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因审批需要时间，4人决定决定先使用王某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营业。其间，王某向朋友借款8000元，购买摄像器材。后王某提出，这8000元债务应该按照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承担。张某、刘某和李某都不同意，发生争议。

思考：

1、该酒吧的设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2、在目前情形下，他们能拿到工商执照吗？

3、王某向朋友借的8000元应当由4人共同承担吗？ 答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条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二个以上合伙人，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国有独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国家公务员也不许）

（二）有书面合伙协议；（须全体签字）

（三）有各合伙人实际缴付的出资；

（四）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普通合伙”+“汉字”）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结合本案来看：

1、李某系警察，不符合普通合伙企业设立的人员要求；

2、企业的名称也存在问题，未注明（普通合伙，亦未用汉字）；

3、刘某未签名，合伙协议需一致签名。

2、结合本案来看：

1、本案未提交出资证明；

2、未提交企业名称及预先核准通知书；

3、未提交身份证明；

4、刘某未签名，合伙协议需一致签名；

5、李某系警察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因此，工商登记部门可以不予登记。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依法领取营业执照，而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他们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使用王某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代替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是不合法的。王某向朋友借款8000元，购买摄像器材时候，该合伙企业还没有成立。所以，不能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但是，借款确实是用于购买摄像器材，应该由四人共同承担。应当按照利润分配比承担这笔债务。

甲、乙、丙拟共同出资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并共同制定了公司章程草案。该公司章程草案对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及出资额约定如下：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800万元。各方出资数额、出资方式以及缴付出资的时间分别为：甲出资31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70万元，计算机软件作价出资240万元，首次货币出资40万元，其余货币出资和计算机软件出资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足；乙出资330万元，其中，机器设备作价出资280万元，特许经营权出资50万元，自公司成立之日起6个月内一次缴足；丙以货币160万元出资，首次货币出资90万元，其余出资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付50万元，第3年缴付剩余20万元。

问：

1、公司出资人的首次出资总额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说明理由。

2、公司出资人的货币出资总额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说明理由。

3、甲以计算机软件和乙以特许经营权出资的方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并分别说明理由。

4、甲、乙、丙分期缴纳出资的时间是否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分别说明理由。

5、如果公司成立之日起6个月后查实乙出资的机器设备仅值180万元，该如何处理?

答案：

1、首次出资不符合规定。三个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为130万元，未达到20%。

2、货币出资不符合规定。3个股东货币出资额为230万元，低于30%

3、甲以计算机软件出资符合规定。特许经营权不符合规定。

4、甲、乙的出资期限符合规定，丙的出资期限不符合规定。

5、乙的行为属于出资不实，乙应补交其差额100万元。如果乙的财产不足补交差额的，由甲、丙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篇：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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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比较

王学孟

外资企业法相对于公司法是特别法，两者投资主体不同，出资方式、组织形式都有差异。

一、外资企业法相对于公司法是特别法。

公司法是规范、调整公司的设立、组织、行为、解散、清算、及其他对内外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广义的公司法是调整公司各种法律关系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括。外资企业法则是调整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外资企业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见两部法律都是关于规范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法律规范，外资企业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强调协调经济运行，以及特定对象是外资企业。因此，两部法律调整的对象有重合的地方，外资企业法可以看作公司法的特别法，这我们可以从公司法中找到支持：公司法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所以要制定外资企业法是因为在特定时期需要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他们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

说外资企业法相对于公司法是特别法，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外商在我国成立企业，主要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的，公司法当然地适用于公司的成立、变更、解散等。

现具体从投资主体、资本制度、组织形式、股东责任等方面进行比较。

二、投资主体之比较。

投资一般的理解是指个人或组织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付出一定劳动、资金、技术，并进行经营管理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为取得在与其不同的另一个经济体制中经营的企业的长期利益而作出的投资，投资者旨在该企业管理中拥有有效的支配权。

我们可以丛投资的概念中找到投资的主体，其实很简单，投资的人就是投资主体。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七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

分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可见，我国公司法中所指的投资主体是，发起人、社会公众、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授权的部门。发起人可以是法人、组织、非法人、自然人。

公司法所指的投资主体应该包括除上述所提及的中国组织，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还包括外国的组织和非中国公民的自然人。公司法所规范调整的投资主体是广义上的投资者，没有国界之分。因为外资企业法是特别法，那么它所规范调整的投资主体可能是公司法所规范或调整的一部分。

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的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商投资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东道国提供的土地、厂房、及其他基础设施、部分原材料等，按商定价格收汇，不参与投资。所以我们认为，外资企业法所调整或规范的投资对象是外国投资者，不包括中国的投资者，也不包括外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可见，两部法律在调整的投资主体上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外资企业法的单一性。

三、资本金制度之比较。

资本金制度也可以叫作注册资本制度，它指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和出资方式。

两部法律对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比例都有所限制，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外资企业的比例限制规定在细则里面，在外资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公司法有明确的规定，外资企业法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毫无疑问，如果外资企业设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他就必须遵照公司法关于最低出资限额的规定。

两部法律对出资方式有些差异。公司法规定投资者既可以用货币，实物，也可以用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外资企业法有点例外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可用土地使用权出资，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还不便于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其他因素影响了立法者。

外资企业法中关于资本金的特别规定：

一、涉及商检。以其他设备出资的，涉及进口，因此细则28条规定要求商检，细则对作价出资的设备作价、品种、数量、等做了详细规定，这是涉及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的特别之处.二、对投资期限做了特殊规定。细则第29、30条规定了外商可以分期交纳出自。这前面提到过，是吸引外资的一种手段。

四、组织形式之比较。

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类型，没有其他类型。而外资企业法则没有具体规定企业的组织形式，他可以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以成为其他的企业形式比如说是合伙等，但其他企业形式外国投资者基本上没有兴趣去申请设立，一方面的原因是它不够规范，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审批，因为外资企业法细则主要提及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形式，在审批上非公司形式很难通过。

五、投资者责任。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组织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种是股份有限公司，无论什么形式的公司，股东对公司责任以出资额为限。而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有些异同。我国外资企业实施细则十八条 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外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外资企业为其他责任形式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适用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外资企业的无限责任，但从字里行间来看，外资企业投资者是有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

从公司法的完善看我国的立法水平

韩维维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一直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法作为利益的平衡器，也越来越发挥着他的主观能动作用。

我国公司法近两年经过了循序渐进的修改，它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全面的保护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从公司内部来看，以前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较少，或是有权利无救济。例如，以前公司成立后即使出现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况以及由于公司内部的某些事项导致无法实现预期状态的，股东也只能束手无策，进退两难，甚至采取过激的办法使事态更加恶化;但现在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解决了套在股东身上的枷锁。有了这些权利保障，增加了股东的投资信心，整体上起到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避免了更多违法事件的发生，使得我国公司的发展趋于良性循环。另外，对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造成公司损失的行为，股东的请求赔偿权也有了救济途径，促进了公司管理人员依法管理公司，增强了其对公司的责任心，有利于公司的稳步发展，限制了公司的一般违法行为和单位犯罪的发生。

其次，从公司外部来看，公司的法律人格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被否定的。例如股东抽逃出资或出资不实，或以不正当手段逃避债务，此时虽然公司应以公司资本对外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在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这体现了法的灵活性。实践中，避免不了有公司股东实施一系列违法活动，欺骗债权人，使债权得不到实现，这时按一般规则就等于放任此类事件的发生，债权人的利益永远得不到实现。可见，在目前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揭开公司面纱”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公司法在画兼顾经济发展和权益保护的这个密封的圈时，视野放得更加宽泛，不仅局限于对公司本身的措施上，还体现在涉及到的中介机构上。中介机构如果不遵守行业规则，与公司股东同流合污，那就等于给自己挖陷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大大增加了权力的保障性，也促进了行业间的相互监督。

在新中国早期，我国可以说无论是在法的基础理论上还是在法的制定和实施中，都处于接近空白的阶段，要大量借鉴外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经验。而随着法学教育的进步、法学研究的加深以及立法经验的总结，我们的立法者越来越能够善于把握利益的平衡，逐步从全方位论证每一部法律的价值点，进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更改法律、完善法的实施，及时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促进市场经济协调发展。

立法是一项工程，它铸造出一个国家法律体制的基本框架，运用法律的权威性使影响国家发展的各种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种过程，是在总结社会的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将法律现象引发的噬待解决的问题个个击破，同时将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提前预防。所以，立法者的眼光总是在缜密地寻找针对现象的最佳解决方案，在法的价值位阶中不断比较和衡量，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针对同一社会问题，一种解决方案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最好的，但在另一个时期也许又不是最佳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已经平衡了的天平又逐渐倾斜了的时候，就要及时进行法的更改和补充。这种过程也是一种简单的立法过程。同时，它也可能是循序渐进的，即使立法者明确知道很快就会有第二次更改以及更改的内容，也要把这次更改作为一种过渡。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变革应该是谨慎的，它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过去(怎样，有何不适应的问题发生)、现在(怎样，发现了哪些待解决的问题)和将来(会怎样，对新措施效果的预测)为人们指明了新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不可忽视的是，执法、司法、守法所总结的经验，科技进步、教育进步、舆论监督等都会影响立法者的观念，影响立法水平的提高。易言之，法作为国家的主观意志，在执法者、司法者、守法者来加以运用后，法用的效果如何，效率高不高，法律关系处理得好不好，就能体现出这部法律的价值大不大，进而决定它的存在与否，更改与否和补充与否。因此，对于立法者来说，将法在运用中的各种反馈及时进行总结，是与立法本身同等重要的。

另外，善于发现和挖掘各种社会关系，使之在理论上上升为法律关系，也是不拘泥于现行法律的表现。其实，层出不穷的社会关系要统统归到法的领域来调整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随着日新月异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更替，有必要把其归结到法的领域中来，使其上升为法律规范，调整在这种关系下的人的行为。这是法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活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将某些以前没有归为法律的现象制定为法。其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对某些市场自身难以调节的问题制定了法律，对某些涉及国家统一的问题制定了法律，对某些本来属于这种法律领域的问题归结到那种更加严厉的法律领域去处理等等。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律专家们

和各界法律人士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得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让法律广泛服务于社会越来越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随着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我国的立法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为我国的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实施，以致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篇：普通合伙企业法_案例和答案

普通合伙企业法

一、甲、乙、丙三人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协议中约定，合伙企业由甲全权负责管理，其他人不得过问也不承担任何合伙亏损。

问：此案例有无违法？

答案：(1)其他二人有权过问，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享有同等的企业管理参与权；(2)事务执行人执行合伙事务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产生的亏损或民事责任也有全体合伙人承担。

二、张

三、李四和王五成立了合伙企业，张三越权代表合伙企业与某一贸易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李四和王五主张合同无效。

问：李四和王五能否这样做？

答案：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及对外代表企业的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

三、张某、赵某和李某三人合伙，李某以劳务出资，由张某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张某对外与丁签订了30万的合同，丁未履行，致使合伙企业损失了30万。

问：(1)李某能否以劳务出资？(2)赵某拒绝承担合同责任，可否？(3)成立合伙企业应如何登记？

答案：(1)可以。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可以是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使用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可以用劳务出资。

(2)不行。经授权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事务执行人执行合伙事务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产生的亏损或民事责任也有全体合伙人承担。

(3)办理设立登记的步骤。

四、王某、张某、李某与范某开办的独资企业甲共同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拟共同生产经营一种新式取暖设备，王某、甲各出资30万元，张某以其取暖设备专利作价出资50万元，李某则以其劳务作价出资20万元，对以上出资四合伙人经协商确定，不再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同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企业名称定为“光明”有限合伙厂，在申请登记期间，恰有一厂家急需取暖设备，于是四合伙厂便以光明有限合伙厂名义与该厂家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

问上述内容哪些不符合《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为什么?

答案：

1、合伙企业名称可以使用“有限”字样，但必须是有限合伙企业。在本案中光明有限合伙厂并非有限合伙企业，所以不可以

使用。

2、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而本案中，合伙企业尚未核发营业执照就以“光明有限合伙厂”名义订立合同，是违反《合伙企业法》的。

五、1999年6 月银行贷款到期后，银行找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发现该合伙企业已经解散，遂向甲要求偿还全部债务，甲称自己早已退伙，不负责清偿债务；向丁要求偿还全部债务，丁称该贷款是在自己入伙前发生的，不负责清偿债务；向乙要求偿还全部债务，乙表示只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清偿相应的数额；向丙要求偿还全部债务，丙表示自己是以劳务出资，不承担偿还贷款义务。

根据以上事实回答下列问题：

（1）甲、乙、丙、丁的主张能否成立？请用法律依据说明。

（2）合伙企业欠银行贷款应如何清偿

答案：（1）甲的主张不成立，根据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乙的主张不成立，规定，合伙人之间对债务承担份额的约定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所以应对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丙的主张不成立，根据规定，以劳务出资成为合伙人，也应承担合伙人的法律责任。

丁的主张不成立，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应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2）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资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合伙企业所欠银行贷款首先应用合伙企业的财务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请产债务时，其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乙丙丁在合伙企业解散时，未清偿债务便分配财产是违法无效的，应全部退还已经分得的财产，退还的财产先用来清偿贷款，不足以清偿的，由四个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第四篇：合伙企业法案例

合伙企业性质及合伙个人诉权之认定——胡甲等30人诉胡乙合伙纠纷案发布日期：2009-08-05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一、案情举要

1999年，申诉人胡甲等30人与被申诉人胡乙及其他合伙人共70人集资合伙开办砖厂,砖厂开办后即选举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以有限公司之形式管理，并在其所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登记种类为民营合伙企业，工商局为其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0年始，胡乙承包该砖厂。2004年因砖厂所在镇政府之招商引项目需征购砖厂租用之土地，双方遂签订搬迁协议，并就拆迁补偿费达成一致，砖厂即停办。该拆迁费由承租该厂之胡乙领取，并由胡乙持有。砖厂停办后机器设备由胡乙变卖，所得款项由其持有。胡甲等30人认为胡乙之行为已侵害其合法权益，要求胡乙偿还未分发款项、设备变卖款及其他款项。双方遂起纠纷，胡甲等三十人诉至法院，请求“终止合伙关系、进行财务清算，处理财产，债权债务和盈亏”。

二、裁判要旨

一审认为，胡甲等30人与胡乙及其他合伙人共70人合伙开办砖厂后将该厂租赁给胡乙经营之行为合法。砖厂停办后，胡乙变卖该厂机器设备所得款项属全体合伙人所有。砖厂拆迁补偿费属全体合伙人所有。综上，判决胡乙将变卖机器设备所得款项交由全体合伙人分配；将砖厂拆迁补偿费交由全体合伙人分配。

胡乙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认为，依照双方租赁协议，胡乙与该厂之间形成租赁承包合同法律关系。2004年因该厂所在镇人民政府之招商引资项目导致该厂停止经营，但该厂停办后一直未清算，亦未申请注销，依照法律之规定，企业法人应当依法清算完结，并办理注消登记后，方归于消灭。籍此，砖厂未清算注销登记前，仍视为存续，应以自己之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因胡乙与胡甲等30人之间不存在直接之租赁之关系，胡甲等30人非合同对方当事人，故胡甲等30人之请求无法律依据。胡甲等30人无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应以合伙企业之名义向胡乙主张权利。另外，即使胡甲等30人代全体合伙人主张权利，亦必须依照《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处分合伙人之不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利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之规定。本案仅有胡甲等30人起诉，在一、二审中未能提供其诉讼行为业经全体合伙人之授权同意，故其诉讼行为不符合法律之规定。此外，《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规定，合伙企业进行清算前，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合伙企业之财产。因此，砖厂尚未清算前，胡甲等30人起诉主张分割合伙企业财产与法律相悖。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胡甲等30人之起诉。

胡甲等人不服，已提出申诉，该案已进入再审。

三、焦点问题

该案焦点问题有二：其一，该厂之性质，即该厂系合伙企业抑或企业法人；其二，诉权问题，即胡甲等30人作为该厂之合伙人是否具有诉权，能否以个人（集合个人）之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惟明晰该案之焦点问题，方可进行理清正确处理思路。

四、法律解析

（一）关于企业性质之认定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企业按其性质划分为企业法人和非法人企业。企业法人具备法人资格之组织体，能够独立承担责任，体现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其至为重要之特点即承担责任以公司之财产为限。非法人企业无法人资格，但能够作为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合伙企业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法人基本制度，合伙企业无法人资格，在其资本运营方式不变之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改变对企业属性之认定。

本案中，胡甲、胡乙等共70余人共同集资合伙开办砖厂，并登记为民营合伙企业。依照《合伙企业法》（旧法——因该案发生于新法颁本之前，应适用旧法，故以旧法分析）第二条对合伙企业之定义：“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该砖厂为合伙企业性质（依新《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该厂属于普通合伙）。

该案二审适用有关企业法人之法律规定，其在对该砖厂性质之认识上存在一定偏差。二审对企业性质认定错误其原因可能在于工商局为该砖厂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这一事实。事实上，工商局为该厂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属错误行政行为。

笔者认为，认定企业性质应以企业资产运营方式为准。工商营业执照非认定企业性质之惟一依据，企业性质之认定应根据企业现有资产运营状况综合分析，工商部门之登记属于行政行为，对司法认定无拘束力，故应根据企业资产之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公司法》（旧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

（一）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本案中，该砖厂属生产性企业，从其提供的资本状况分析（集资总额为19.35万元），其集资远没有达到50万之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因此该厂不具备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之基本要素，应当是合伙企业之性质。工商部门为其核发企业法营业执照，当属行政行为错误，但不因此影响该厂之合伙性质。此其一。

其二，胡乙租赁经营该厂系企业内部承包经营方式，但不能籍此改变企业属性。就本案而言，无论租赁协议怎样约定，均不得违背合伙企业法之立法目的，即不能从实质上违背《合伙企业法》（旧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即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新法第三十三条）。合伙企业法之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合伙人间之信任关系，以保护合伙人之合法权益，使合伙人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同担。遑论合伙企业采何种经营方式，合伙人均应当共担风险，不能转嫁于部分合伙人全部承担，也即在实质上不能改变合伙关系。因此内部承包经营之方式亦不能打破该厂之合伙性质。

（二）关于合伙个人诉权之认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伙体之财产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部分合伙人采取非法手段，恶意侵占合伙财产，此种行为无疑违法。但是，其他合伙人如何选择法律救济途径？在选择诉讼方式时是以合伙人个人名义起诉抑或以合伙体名义起诉？

诉权是涉关起诉主体资格。有关起诉主体之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此项规定重在表明，诉权执有主体应当与案件有直接之利害关系。

结合本案，胡甲等30人作为合伙人，其诉求与其本身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符合起诉主体之规定，应当认定其有权以诉讼之方式来维护其作为合伙人之权益。由是观之，合伙人认为其权益遭受其他合伙人侵害时，能够以合伙个人之名义诉诸法院。法院若对其实体权利之主张不予支持，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不得剥夺其诉权（即驳回起诉）。（新《合伙企业法》第103条：“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合伙协议中未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条表明合伙人拥有个人诉权。）

如上所呈，胡甲等30人与胡乙之间之纠纷应为合伙纠纷。对合伙纠纷诉诸法院之诉讼主体，只能是合伙人，而不能是合伙企业。以合伙企业之名义起诉解决合伙人纠纷，既不符合权利主张之理论，在法律上亦无法操作。

关于胡甲等30 人起诉拆伙，是否违反《合伙企业法》（旧法）第三十一条“处分合伙人的不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利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之规定，我们认为，合伙人之诉讼权利非财产权利，而是涉及财产之程序权利，而三十一条之规定系对合伙财产实体处理之权利，以对实体财产权利之规定来否定合伙个人之程序性诉权之作法将不能获得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本案在胡甲等30人起诉之后，法院应当依申请或依职权追加原告或第三人。作者：萍乡市中级人民 杨天隆

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除名决定是否有效2009-06-06

【案情】

2007年7月5日，吴某与袁某签订共同创办制衣厂的合伙协议，约定各投入资金10万元用于租赁厂房和购置机器设备，平均分享经营利润和承担亏损。在合伙企业进行工商登记时，吴某按约投入了10万元，袁某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只投入了5万元，但袁某向吴某出具书面承诺：在3个月内将另外的5万元投资款补足。企业成立后，双方共同参与了制衣厂的管理和生产。承诺到期后，虽经吴某多次催促，但袁某仍未补足5万元投资款，双方为此产生矛盾。吴某便以袁某违反合伙约定、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作出并向袁某送达了将其从合伙企业中除名的书面决定。此后，袁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吴某作出的除名决定无效。

【分歧】

对本案的处理，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判决驳回原告袁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定除名：

（一）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这条规定，作出除名决议的前提是“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从“一致同意”的字面上解释，作出除名决议的合伙人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全体合伙人应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当一方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时，不存在“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形。因此，该条因没有规定“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一方可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而存在法律漏洞，法官在适用并解释该条法律规定时应进行目的性扩张予以填补，即既然在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可依法律规定对其中一名合伙人作出除名决议，那么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应同样适用，而且这样解释符合合伙企业法关于保护守约方合伙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因此，由于袁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没有按约定足额出资，作为守约方的吴某有权对其作出除名决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判决确认吴某作出的除名决定无效。理由是：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当一方被除名时，另一方则构成了单独主体，既不符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法定前提条件，也使该企业不再具备“有二个以上合伙人”的法律特征，因此，吴某无权对违约的袁某作出除名决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判决确认吴某作出的除名决定无效。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对合伙人除名的规定，在文字表达上清楚明确，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应严格适用。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律解释的过程，法律解释包括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等。解释法律必须从文义入手是法律解释上的一条规则，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是维护法律尊严和适用安定性的基础。文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的文字、语法以及通常的使用方式去理解其含义。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如果法律规定的含义很清楚，且这种语义不会产生荒谬的结果时，法官就有义务严格适用法律的规定。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中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这一作出除名决议的前提条件，从字面含义理解，只能得出“在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才能适用”的结论，否则谈不上“一致同意”。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一方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不符合“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条件。本案中，依文义解释规则和从严适用法律出发，吴某无权对袁某作出除名决定。

第二，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没有规定“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一方可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为了维持合伙企业自身法律特征而有意作出的制度安排。合伙企业法第十四条规定了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有二个以上合伙人”的条件，因此，任何合伙企业其合伙人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如只剩下一个投资主体则构不成合伙企业。在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当其余合伙人一致同意对其中一个合伙人作出除名决定时，假定作出的除名决议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在该合伙人被除名后，企业仍将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存在，企业不会丧失“合伙”这一法律特征。如果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允许一方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则只剩下一方投资主体在经营，该企业将丧失“合伙”的法律特征。这正是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作出除名决议的前提是“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目的之所在。正因如此，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五条也规定“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应当解散合伙企业。当合伙企业要解散时，也就意味着要清算、处分合伙财产，行使除名权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合伙企业法于1997年2月23日通过，2006年8月27日进行了修订。对比修订前后的内容来看，作出除名决议需“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这一前提条件没有任何改变。由此看来，立法者在修订前后，均没有规定“在仅有两个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一方可以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这并非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为保持合伙企业自身法律特征而有意作出的制度安排。对立法者有意留下的所谓的“法律漏洞”，法官只能严格适用，不能进行填补。

第三，虽然吴某作出的除名决定无效，但其对袁某未按期缴纳合伙资金的违约行为仍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袁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未足额履行合伙出资义务，对全额投资的吴某来说，有失公允。吴某如不想继续与袁某合伙经营该企业，在无权对袁某作出除名决定的情况下，有权提出解散合伙企业，由双方对合伙企业的财产、债权和债务等进行清算、分配；对袁某未按期足额缴纳合伙资金的违约行为，可依合伙协议追究其违约责任，要求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张烈忠

债务人以合伙企业名义担保的法律责任 发布日期：2010-01-09

案情◇ 2008年11月28日，被告牟某、王某夫妇向原告彭某借到现金82000元，并出具借条。同日，牟某、王某夫妇还向彭某出具借款保证书一份，担保人为某砖瓦厂。2008年12月18日，上述砖瓦厂的合伙组织执行人黄某根据彭某要求，再向其出具承诺书一份。借款到期后，彭某向牟某、王某夫妇催要借款本金及利息未果。

案发后查明，担保人砖瓦厂为合伙型企业。根据工商登记，该企业原合伙人为本案被告牟某、王某夫妇，自2008年11月起合伙人变更为黄某、陈某二人，黄某为企业执行人。案发后，并无证据表明陈某同意彭某以企业名义为牟某夫妇借款提供担保。

2009年5月，彭某一纸诉状将主债务人牟某、王某夫妇及砖瓦厂、黄某、陈某一并告上法庭。

◇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彭某与被告牟某、王某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砖瓦厂合伙组织执行人黄某在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为二原告借款提供担保，该行为尽管不符合法律规定，有损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但不影响担保行为对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合伙人对法律规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执行的事项，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另行承担赔偿责任。因而，本案不仅被告黄某以个人名义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而且黄某以企业名义提供的担保亦有效。被告黄某、砖瓦厂应直接承担担保责任，被告陈某则应对砖瓦厂财产不足清偿部分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黄某、砖瓦厂、陈某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牟某追偿。被告砖瓦厂、陈某对其损失，亦可向被告黄某寻求赔偿。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前述判决。一审判决后，各被告未上诉。

◇评析◇

合伙企业是指依法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其执行企业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当然，合伙企业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31条规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那么，合伙组织执行人在全体合伙人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擅作主张提供的担保是否对内、对外都无效呢？《合伙企业法》第38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该法第69条同时规定：“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二个法律条文，实质上明确规定了合伙执行人擅自以企业名义对外担保的内、外效力区别。只要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的，执行人的擅自担保行为对外仍然有效，其他合伙人亦应为此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但该担保行为在合伙人内部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应认定无效，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对外承担责任后，有权要求执行人予以赔偿。

既然不对抗善意第三人，其他合伙人就应按一定程序对担保债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合伙企业法》第39条同时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与以个人身份直接提供担保不同，合伙人只在企业财产不足清偿时，承担补充责任。

本案中，原告彭某在出借资金时要求提供担保符合正常的社会心态。砖瓦厂出具的担保手续齐全，表面上并无瑕疵，彭某作为第三人（实体）接受该担保，主观上是善意的，应认定担保行为对外合法有效。尽管被告陈某对被告黄某擅自以企业名义作出的担保行为并不知情，其仍应在企业财产不足时部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承担责任后，陈某既可向主债务人牟某、王某（被告）追偿，亦可要求黄某赔偿。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黄志权

非执行人执行合伙事务是否当然无效？发布日期：2011-09-17

【案情】 2008年10月，张某、李某、黄某和胡某四人共同出资成立一普通合伙企业，主要从事挂面生产、销售，菜籽油生产和销售。四人共同决定张某为合伙企业的对外事务执行人，其他三人负责企业的内部生产和管理事务。2009年12月，黄某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擅自与一个体商户吴某签订了一份菜籽油购销合同，约定一个月内向对方提供600公斤菜籽油。后来情势发生变化，无法履行合同。吴某要求赔偿损失。

【分歧】

黄某签订的该项购销合同是否有效，合伙企业是否要赔偿吴某的损失，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或委托一人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后，其他合伙人应不得执行对外合伙事务，因此黄某擅自签订的购销合同无法律效力，吴某的损失由黄某个人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黄某无对外合伙事务执行资格，但合伙企业关于合伙事务执行人的决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黄某与吴某签订的合同有效，损失应由合伙企业赔偿，之后可以向黄某追偿。

【管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主要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购销合同是否有效；二是合伙企业是否要赔偿吴某的损失。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27条，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可见，当企业委托了对外合伙事务执行人后，其他合伙人不得再对外执行合伙事务，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其他合伙人对外执行合伙事务的法律效力。

从本案看，吴某同黄某签订菜籽油购销合同是基于黄某作为企业合伙人的身份，其有理由相信黄某具有对外合伙事务执行权力，并同其签订合同。《合伙企业法》第37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黄某与吴某签订的购销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合伙企业法》第38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既然黄某与吴某的购销合同有效，则因此产生的债务应认定为企业债务，吴某可以向合伙企业请求赔偿。当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98条，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合伙企业在赔偿吴某损失后，可以向黄某追偿。作者：永修县人民法院 叶方恺

上诉人马光栋因合伙纠纷一案发布日期：2010-11-14 作者：王巡生律师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5）东民四终字第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光栋，男，1964年4月9日出生，汉族，胜利油田海洋钻井公司买断职工，住东营市西二路78号。

委托代理人：谢玉泉，山东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索振贵，男，196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东营市天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住东营市西二路15号。

委托代理人：石艳田，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营市天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东营市西四路胜利水泥厂北侧。

法定代表人：索振贵，经理。

原审第三人：孙凤梅，女，1967年4月3日出生，汉族，胜利石油管理局技术检测中心职工，住胜利石油管理局胜中社区西二区。

上诉人马光栋因合伙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2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光栋及委托代理人谢玉泉，被上诉人索振贵及委托代理人石艳田，被上诉人东营市天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索振贵，原审第三人孙凤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1月，原告与被告索振贵、第三人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索振贵以现金和设备出资，各占股份的45%，第三人以技术出资，占股份的10%.利润按股份分配，其中第三人每月预领1000元。2003年1月4日，原告及被告索振贵、第三人签订股权确认明细书一份，确认了原告与被告索振贵的出资。2003年3月1 日，由第三人执笔，原告与被告索振贵签订分伙协议一份，约定分伙，并约定已销售的澄清剂共83吨扣除税金及5个月房租15000元、2003年2月份工资后按股份分配，工厂设备作价50000元归被告索振贵，甩干机卖后原告与被告索振贵均分，塑料桶原告与被告索振贵平分，已开发的市场山东万达集团归被告索振贵，东辛采油厂归原告。原告与被告在分伙协议上签字认可，第三人未签字。

另查明，分伙协议中确定的83吨澄清剂税后价格为每吨4141.15元，共计343715.45元均已结算，其中结算至原告处5吨，计款20705.75元，经被告索振贵结算至被告天齐公司处78 吨，计款323009.70元。2003年2月份工人工资为3750元。第三人自合伙组织预领收益2000元。三人合伙财产甩干机及塑料桶在签订分伙协议时存放于被告索振贵处，被告索振贵及第三人均表示放弃分割，被告同时主张塑料桶已烂掉，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与被告索振贵签订分伙协议时协议中未涉及的合伙财产有价值10000元的破乳剂、价值10000元的成品引发剂。被告索振贵主张该部分财产都在桶中，但已当成废品卖掉了。分伙协议签订后原告未经营原合伙项目。

另查明，被告天齐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24日。

原告主张分伙协议中无第三人签字，协议无效，合伙关系实际并未解散，被告索振贵于2003年2月与他人共同出资设立被告天齐公司从事同业经营，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合伙人的合法权益，二被告应以侵权利润对原告及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二被告认为被告索振贵与他人成立被告天齐公司时合伙组织已停止经营，且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对原告主张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索振贵、第三人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合伙关系依法成立。2003年3月1日的分伙协议，因第三人对协议内容有异议，未在协议上签字，故分伙协议无效。但协议签订后，合伙组织已停止经营，应视为合伙关系实际终止，合伙人应就此前合伙财产按合伙协议确定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分伙协议签订时的价值20000元的产品，分伙时由被告索振贵实际占有，虽其主张已按废品处理，但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应以产品价值对原告及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三人已预领的收益款应一并纳入分配财产，并在分配中予以扣除。原告主张被告索振贵在合伙期间与他人成立被告天齐公司，要求分配被告天齐公司的侵权利润，因被告天齐公司成立虽然在分伙协议签订前七天，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此间被告天齐公司的收益情况，故对原告主张，不予采信。因被告索振贵将合伙收益结算至被告天齐公司，被告天齐公应对被告索振贵应归还原告及第三人合伙财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索振贵与被告天齐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合伙协议中对销售市场所作约定，因原告在签订分伙协议后未从事原合伙项目，本案亦不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索振贵支付原告马光栋合伙收益款164678.70〔（4141.15*83+50000+20000+2000）*45%-20705.75〕元，支付第三人孙凤梅合伙收益款39196.55〔（4141.15*83+50000+20000+2000）*10%-2000〕元。

二、被告天齐公司对被告索振贵的还款义务向原告及第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索振贵返还原告马光栋甩干机一台。

四、驳回原告马光栋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至三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原告负担4670元，被告索振贵负担4290元。财产保全费7700元由原告负担 5600元，被告索振贵负担2100元。

上诉人马光栋上诉称，一审认定分伙协议无效是正确的，但认定该协议签订后，合伙组织已经停止经营，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无效的分伙协议不能产生解除合伙关系的法律后果，因此合伙关系并未终止，被上诉人索振贵作为合伙人之一，利用合伙财产进行生产经营所得财产应归全体合伙人共有。被上诉人索振贵利用自己既是合伙人之一又是天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双重身份之便利，侵占其资金、场地和销售市场，通过天齐公司占有合伙组织的财产及生产经营所得拒不向其他合伙人分配的行为，已对其他合伙人构成侵权。被上诉人应当按照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计算方式和计算结果，对上诉人进行赔偿。请求二审法院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索振贵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从2003年3月1日在第三人孙凤梅的执笔下签订分伙协议，只是第三人认为没有牵扯个人利益才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因此，不管分伙协议的效力如何，就分伙时的剩余财产上诉人是认可的。天齐公司经营的产品与原合伙组织经营的产品并非相同产品，上诉人以产品的主要效果要求值来判断属于同一产品与事实不符。所以，原审对分伙剩余财产的分配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天齐公司的答辩意见同被上诉人索振贵。

第三人孙凤梅述称，同意原审判决的处理意见。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索振贵以及原审第三人对双方合伙协议的签订、合伙关系的成立、合伙事实的存在均无异议，原审对此亦予以确认，二审在此不再赘述。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原审对合伙财产的认定与分割是否正确。从分伙协议的签订过程分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索振贵分伙协议上的签字行为，是对合伙解散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孙凤梅未签字的原因，二审期间，孙凤梅向法庭作出明确陈述：“在分伙协议起草完之后，双方对合伙期间的剩余财产均认可，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索振贵口头表示分伙协议中涉及的财产由其二人平均分配，未分给孙凤梅按照合伙期间约定的应得10%合伙利润的份额，故未在分伙协议上签字。”对孙凤梅的这一陈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索振贵均无异议。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的散伙是基于合伙人的约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合伙解散意味着合伙关系消灭。上诉人上诉称，分伙协议签订后原合伙组织仍在继续经营，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对分伙协议中的财产予以确认并根据双方约定的分配比例对合伙财产进行的分割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索振贵在合伙期间与他人成立被告天齐公司后，侵占其资金、场地和销售市场，要求分配被上诉人天齐公司的侵权利润的诉讼请求系侵权之诉，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上诉人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上诉人马光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OO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凑份子”买彩票，中奖如何分

发布日期：2009-06-29

[案情]

甲乙二人“凑份子”买彩票，甲出20元，乙出10元。结果，二人所购彩票中了50万元大奖。由于两人在买彩票前并没约定中奖后奖金如何分配，双方在分配奖金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诉诸法院。

[分歧]

该案审理中，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凑份子”买彩票的行为是一种个人合伙行为，甲、乙二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该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奖金，即甲应该分得该笔奖金的三分之二，乙应该分得该笔奖金的三分之一。第二种意见认为，这种“凑份子”买彩票的行为是一种投机性很强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射幸行为，而且本案中，甲、乙二人“凑份子”买彩票是一种临时性行为，难以认定其有经营性质，和一般的个人合伙经营有所不同，不宜按照个人合伙的规定处理，而应该按照公平原则，甲、乙在返还各自出资后平均分配奖金。

[评析]

在社会生活中，“凑份子”买彩票的现象日益增多，如何确定这种行为性质和奖金的分配原则，对以后类似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一般认为，个人合伙具有如下特征：1.以合伙协议为成立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伙就是一种协议，即合伙人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在自愿、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2.合伙人共同出资。合伙人的共同出资作为合伙组织的价值形态表现，是合伙得以经营事务的物质前提。所谓共同出资，就是各合伙人为了共同经营的需要，各自将自己拥有的资金、实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合伙人的出资数额可以不均等；出资种类不限，既可以是有形财产，如资本、设备、房屋等，也可以是无形财产，如劳务、技术以至信誉。3.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这是合伙表现在经营方式上的特征。4.合伙人分享合伙收益，并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合伙人合伙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分享合伙经营而带来的利益。同时，合伙的对外债务由合伙人连带承担。

笔者认为，上述特征1和特征3，仅是个人合伙成立时和成立后分别表现出的特点，并不是个人合伙成立的要件。首先，合伙协议为不要式协议，可以是书面协议，也可以是口头协议。如果没有协议，但符合事实合伙关系的，也应该认定为合伙。强调合伙协议的意义在于以协议事先约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利于事后厘清和认定。其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实物、技术、劳务等均被承认为生产要素，它们之间的组合结构除了表现为法人形态以外，个人合伙形态也大量存在。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导致合伙出资形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表明“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不是合伙成立的要件。在合伙中有人提供资本，有人提供劳动，或有人负责经营（这里指狭义上的经营，仅指对合伙事务的具体管理，广义上的经营亦包括以各种方式出资而成立合伙的行为），各合伙人以不同的形式出资，在合作的同时有所分工，也是合伙组织的一种常见形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通意见》）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便是对这种合伙形态的肯定。

合伙实质上是合伙人为经营共同事业，共同出资而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民法上的个人合伙，其成立要件除了对合伙人数和合伙人的行为能力的要求以外主要有3个：1.共同出资。这是合伙构成的物质前提，是实现合伙经济目的的组织手段，也是合伙之人合性的基础，构成其与雇佣关系的根本区别。2.经营共同事业。这是合伙得以形成的向心力和凝固剂，是合伙人和合伙组织权利义务的软载体要件，其外延通常表现为合伙的经营范围。我国民法采德国民法做法，对合伙经营共同事业的种类不加限制，一如史尚宽先生所指出：“苟不背于公序良俗，其事业为公益的或为营利的，或以交谊娱乐为目的（例如俱乐部），均无碍于合伙之成立”（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6页）。3.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合伙人分享利益，这是合伙成立并经营的经济目的所在，承担风险则是享受利益的对价义务。一方面这是合伙成立后合伙目的的自然表现，另一方面又因合伙目的的要求而成为合伙的成立要件。如果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罗马法上称之为“狮子合伙”）或者全部亏损由部分合伙人承担的合伙则违背了合伙目的，而不能称其为合伙。个人合伙，因其成立要件的简单，灵活性程度很高，故而为临时性事务组成短暂性的合伙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合伙之事业，亦不问其为继续的或为临时的，为个个之事业或为包括之事业。故以单一行为为目的之偶然合伙，亦为合伙”（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6页）。

本案中，甲、乙二人购买彩票，是一种射幸行为。射幸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未来偶然事件出现的一种行为，其显著特点在于行为标的是一种未来的、相当不确定的机会利益。

射幸行为虽然带有明显的投机性，但仍有其目的所指，就是为了谋求将来的某种机会利益。本案中，甲、乙二人购买彩票，其追求的这种经济目的显而易见。为实现这种经济目的，二人共同出资，购买彩票，这种行为仍不失为一种临时性的经营共同事业。因此，本案中甲、乙二人“凑份子”购买彩票的行为当属于从事单一行为的偶然合伙，与普通的合伙经营相比较虽不典型，但却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合伙形式，具有合伙的一般性特征。既是合伙，那么本案自然适用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关于合伙的分配规定。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民通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该规定虽然没有涉及对利润的分配，但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在有约定的情况下应按约定对利润进行分配，无约定则按照出资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这样，本案中，甲乙双方依上述规定应该按照出资比例对奖金进行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对未约定情况下的合伙盈亏分配采取了平均主义的处理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合伙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比例的，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和分担”。究其原因，盖因合伙是具有强烈的人合性特点的一种经营形态，这种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它的财产构成、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及责任形式等方面都是以“人头”为基础进行配置的，在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差别不是太明显。这一点与公司的资合性特点显著不同。但是，不应因此而完全忽略由于出资额的不同所应给合伙人带来权利享有和义务负担上的差别。在存在出资额不同的情况下，如果说各合伙人因没有约定，可以不对管理权、经营权的分配计较的话，但是他们对盈亏的分配绝对在意，这是因为合伙人在出资时，是有着“出资额多少决定着成果分享多少”这样一种自然规则上的默契的。合伙出资不同所导致盈亏分配不同是一种应有之义，是一种分配原则，只有在无约定，出资比例也无法明确时，才能例外适用平均分配的办法。因此，2006年8月27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就是说，对合伙盈亏的处理，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出资比例；无约定，出资比例也不明确的才等份处理。

总之，笔者认为，本案按照第一种意见处理为妥。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李国勇

第五篇：合伙企业法习题

合伙企业法习题

1.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

B.有一个外国人投资设立的企业

C.由一个社会团体投资设立的企业

D.由一个法人投资设立的企业

2.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

A.仍应承担责任

B.不再承担责任

C.仍应承担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要求的，该责任消灭

D.仍应承担责任，但债权人在2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

3.合伙企业清算时，关于清算人的组成，下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经全体合伙过半数同意，自合伙企业解散后15日内指定一名合伙人担任

B.合伙企业解散后15日内未能确定清算人的，由工商行政机关指定清算人

C.由人民法院委托清算人

D.由原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担任

二、案例分析

2012年3月，甲、乙、丙和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共同投资设立一家从事商品流通的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了以下事项：

（1）甲以现金5万元出资，乙以房屋作价8万元出资，丙以劳务作价4万元出资，丁以

商标权作价5万元和现金10万元出资。

（2）丁为普通合伙人，甲、乙、丙均为有限合伙人呢。

（3）各合伙人按相同比例分配盈余、分担亏损。

（4）合伙企业的事务由丙和丁执行，甲和乙不执行合伙企业的事务，也不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

（5）普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的，不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

（6）合伙企业名称为“恒通物流合伙企业”。

根据以上事实，回答以下问题，并分别说明理由：

（1）合伙人丙以劳务出资的做法是否符合规定？

（2）

（3）

（4）

（5）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方式是否符合规定？ 关于合伙人转让出资的约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合伙企业名称是否符合规定？ 各合伙人按照相同比例分配盈余、分担亏损的约定是否符合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