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将公司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有什么法律风险

第一篇：股东将公司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有什么法律风险

甲公司的股东乙将公司的营业收入1000万元直接转入个人账户，没有将公司的营业收入转入公司的账户。甲公司在财务处理上仍然将1000万元的收入正常入账，且及时进行纳税申报，交纳税款。对于甲公司乙股东的行为法律分析如下：

股东将公司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有什么法律风险

一、税法上的责任

按照常理，股东乙如果不是出于避税的考虑（此处分析不考虑股东乙对于现金的要求及转移公司财产的目的），没有必要将本来归属于甲公司的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不经过公司的基本账户，直接转入到个人账上，这样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一）1000万元的货款需要交纳170万的增值税，如果企业正常登记入账，对于增值税的交纳上不存在风险。

（二）在交纳企业所得税方面，1000万元也是要交纳的。抛开成本要素不考虑，1000万元需要交纳1000*25%=250万的企业所得税。如果甲公司对于企业所得税也正常交纳的话，对于企业所得税不存在风险。

（三）股东从本应该入公司的帐的资金转到个人账上，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该行为视为对于股东个人的分红。股东个人的分红应该缴纳20%的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乙股东的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为200万元。因为股东乙直接将本应入公司的帐资金转到个人帐，等于股东没有缴纳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偷逃200万元的税款属于重大违法犯罪的行为。

（四）对公司年度报告公示的影响（以前属于企业年检）。公司本来有1000万元的现金流入，但是由于股东将本应该入公司的帐的资金转到个人名下，直接导致公司少了1000万元的现金，对于年度报告公示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刑法上的责任

（一）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本来属于公司的货币资金，在会计上归属于公司的资产。

如果公司股东乙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占公司的货币资金1000万，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由于1000万金额比较大，属于严重的职务侵占行为。

（二）挪用资金罪，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股东乙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若将1000万元的货款挪作他用，可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由于1000万金额较大，属于严重的挪用资金的行为。

三、民事上的责任

（一）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属于公司的资产，假如企业的组织形式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话，直接后果可能出现企业与个人财产的混同，当对外需要承担责任时，可能会导致无限连带责任，带来重大的法律风险。假如企业的组织形式为公司的话，抽走1000万元的股东需要将1000万元返还公司，在1000万元以内承担责任。

（二）客户将1000万元没有经过公司基本账号直接打到股东乙的账上，说明客户并没有与公司结清债权债务关系。在民法的角度上讲，客户转给股东乙一笔钱，但是公司与客户1000万元的债权债务仍然存在，对于客户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客户不经过公司基本账号打到个人账上风险大，客户采取这张方法的可能性偏小。

四、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1.《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结算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条 单位从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每笔超过5万元的，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下列付款依据：

（一）代发工资协议和收款人清单。

（二）奖励证明。

（三）新闻出版、演出主办等单位与收款人签订的劳务合同或支付给个人款项的证明。

（四）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奖券发行或承销部门支付或退还给自然人款项的证明。

（五）债权或产权转让协议。

（六）借款合同。

（七）保险公司的证明。

（八）税收征管部门的证明。

（九）农、副、矿产品购销合同。

（十）其他合法款项的证明。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应纳税的，税收代扣单位付款时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完税证明。

该条款说明，公司如果将资金打给个人帐，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公对私，若转账金额达到一定的额度，要向银行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且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批。若给股东乙转账1000万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转账金额在5万元以下，可以直接转账给个人。但是1000万如此大的金额，在操作上比较困难。

2.第四十二条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款项的，银行应按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认真审查付款依据或收款依据的原件，并留存复印件，按会计档案保管。未提供相关依据或相关依据不符合规定的，银行应拒绝办理。

第六十二条 银行应对已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检查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核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予以撤销。对经核实的各类银行结算账户的资料变动情况，应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

银行应对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存款人的可疑支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程序及时报告。

第六十七条 银行在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开户申请资料欺骗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二）开立或撤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未按本办法规定在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上予以登记、签章或通知相关开户银行。

（三）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办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转账结算。

（四）为储蓄账户办理转账结算。

（五）违反规定为存款人支付现金或办理现金存入。

（六）超过期限或未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变更、撤销等资料。

银行有上述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停止对其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核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银行对于公司的账号会进行监管，防止公司帐外帐的存在。若公司违反规定对外转账，将面临法律风险。

第二篇：将公司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的法律风险

90%的股东都不知道——将公司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的法律风险！

导读：可以说90％的企业投资人都不知道，将公司的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的法律风险，下面通过小案例来分析将企业营业收入转入个人账户所面临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法律风险：

案例

甲公司的股东乙将公司的营业收入1000万元直接转入个人账户，没有将公司的营业收入转入公司的账户。甲公司在财务处理上仍然将1000万元的收入正常入账，且及时进行纳税申报，交纳税款。对于甲公司乙股东的行为法律分析如下：

一、税法上的责任

按照常理，股东乙如果不是出于避税的考虑（此处分析不考虑股东乙对于现金的要求及转移公司财产的目的），没有必要将本来归属于甲公司的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不经过公司的基本账户，直接转入到个人账上，这样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一）1000万元的货款需要交纳170万的增值税，如果企业正常登记入账，对于增值税的交纳上不存在风险。

（二）在交纳企业所得税方面，1000万元也是要交纳的。抛开成本要素不考虑，1000万元需要交纳1000＊25％＝250万的企业所得税。如果甲公司对于企业所得税也正常交纳的话，对于企业所得税不存在风险。

（三）股东从本应该入公司的帐的资金转到个人账上，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该行为视为对于股东个人的分红。股东个人的分红应该缴纳20％的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乙股东的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为200万元。因为股东乙直接将本应入公司的帐资金转到个人帐，等于股东没有缴纳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偷逃200万元的税款属于重大违法犯罪的行为。

（四）对公司报告公示的影响（以前属于企业年检）。公司本来有1000万元的现金流入，但是由于股东将本应该入公司的帐的资金转到个人名下，直接导致公司少了1000万元的现金，对于报告公示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刑法上的责任

（一）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本来属于公司的货币资金，在会计上归属于公司的资产。

如果公司股东乙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占公司的货币资金1000万，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由于1000万金额比较大，属于严重的职务侵占行为。

（二）挪用资金罪，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股东乙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若将1000万元的货款挪作他用，可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由于1000万金额较大，属于严重的挪用资金的行为。

三、民事上的责任

（一）1000万元的营业收入属于公司的资产，假如企业的组织形式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话，直接后果可能出现企业与个人财产的混同，当对外需要承担责任时，可能会导致无限连带责任，带来重大的法律风险。假如企业的组织形式为公司的话，抽走1000万元的股东需要将1000万元返还公司，在1000万元以内承担责任。

（二）客户将1000万元没有经过公司基本账号直接打到股东乙的账上，说明客户并没有与公司结清债权债务关系。在民法的角度上讲，客户转给股东乙一笔钱，但是公司与客户1000万元的债权债务仍然存在，对于客户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客户不经过公司基本账号打到个人账上风险大，客户采取这张方法的可能性偏小。

四、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1、《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结算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条 单位从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每笔超过5万元的，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下列付款依据：

（一）代发工资协议和收款人清单。

（二）奖励证明。

（三）新闻出版、演出主办等单位与收款人签订的劳务合同或支付给个人款项的证明。

（四）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奖券发行或承销部门支付或退还给自然人款项的证明。

（五）债权或产权转让协议。

（六）借款合同。

（七）保险公司的证明。

（八）税收征管部门的证明。

（九）农、副、矿产品购销合同。

（十）其他合法款项的证明。

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应纳税的，税收代扣单位付款时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完税证明。

该条款说明，公司如果将资金打给个人帐，也就是日常所说的公对私，若转账金额达到一定的额度，要向银行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且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批。若给股东乙转账1000万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转账金额在5万元以下，可以直接转账给个人。但是1000万如此大的金额，在操作上比较困难。

2、第四十二条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款项的，银行应按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认真审查付款依据或收款依据的原件，并留存复印件，按会计档案保管。未提供相关依据或相关依据不符合规定的，银行应拒绝办理。

第六十二条 银行应对已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检查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核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予以撤销。对经核实的各类银行结算账户的资料变动情况，应及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

银行应对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的情况进行监督，对存款人的可疑支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程序及时报告。

第六十七条 银行在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开户申请资料欺骗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二）开立或撤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未按本办法规定在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上予以登记、签章或通知相关开户银行。

（三）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办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转账结算。

（四）为储蓄账户办理转账结算。

（五）违反规定为存款人支付现金或办理现金存入。

（六）超过期限或未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变更、撤销等资料。

银行有上述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停止对其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核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银行对于公司的账号会进行监管，防止公司帐外帐的存在。若公司违反规定对外转账，将面临法律风险。

第三篇：当公司收入汇入个人账户,风险有多大

当公司收入汇入个人账户，风险有多大？

在企业开展实务过程中，很多公司的老板都会对公司收入做如下安排：如果客户不要发票的话，老板会要求客户将钱款打入其个人账户；如果对方要发票的话，才让客户把钱款打入公司账户。这种套路其实就是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最爱选择的税收筹划方案。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将资金打入老板的个人账户，税务机关是不会查的，因此也就不用缴税。而另一方面，钱在自己账户里毕竟是方面嘛，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没人管、更不受限制。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套路果真靠谱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案例来详细了解一下：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北京某公司展开了税务稽查，通过一系列核查发现该公司存在严重的税务违法违纪行为，其中该公司法人代表李某某两个私人账户，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共汇入金额为4197447.08元。根据稽查局的调查研究，李某某的两个账户主要用来收取客户汇入的购货款，其中不含税的金额为3587561.61元，其中的1368229.53元在2013至2014年之间曾经确认了收入纳税申报，而剩下的2219332.08元本来应该在2013年申报纳税的，但是该公司却没有申报。经研究，稽查局决定给予该公司处以补缴应缴税款（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处罚，金额总计为239401.11元。本则案例，稽查局给该企业的处罚仅要求其追缴罚款，但其实，企业如果涉嫌税务违法的话，除了要补缴各种税款之外，还要追缴未缴纳款项和滞纳金，关于滞纳金，每逾期一天就要增加应缴未缴税款的万分之五，金额还是蛮大的。这么一算，该缴的税非但一分不少，反而还要白白搭上更多的滞纳金和罚款，实在划不来！因此，透过这则案例，其实也给很多心存侥幸的老板们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动什么歪心思，虽然用个人账户来转移公司收入是可以降低企业税负，但这种行为毕竟是违法的，它不是合理节税，而是逃税。另外税务稽查可不仅仅只查公司账户，很多公司的重要角色，尤其是股东、法人代表也是被查的重点对象。因此建议企业，如果您想通过税收筹划来降低企业税务压力，可不要走什么歪门邪道，认认真真地钻研一些税收法规，合理利用相关条款进行合理筹划才是完全之策。

第四篇：最高院判例：将股东出资转为借款归还本质是改变股东对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

最高院判例：将股东出资转为借款归还，本质是改变股东对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最高院的该判决，体现了以下裁判规则：

1、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

公司存续期间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

2、股东资格的确认

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需要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1）股东是否有出资合意，2）是否有出资行为，3）公司记帐处理，是否计入“实收资本”。笔者认为，核心是“出资合意+出资行为”。

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

3、抽逃出资行为无效

最高院认为：万家裕案中，将出资转变为借款归还，本质上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

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亦在公司法禁止之列。

4、抽逃出资，不能否定股东资格

最高院认为，抽逃出资行为无效，因此不能据此否定出资人已取得的股东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000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万家裕。

委托代理人：浦理斌，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永北镇邮政局邮电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唐正良，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锡文，云南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永胜县六德乡双河电站。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六德乡双河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该电站站长。

原审第三人：北京博尔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8号3层318室。

法定代表人：唐正良，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张正云。

委托代理人：潘平素，云南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唐振云。

再审申请人万家裕为与被申请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瑞公司）、一审第三人永胜县六德乡双河电站（以下简称双河电站）、北京博尔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尔晟公司）、张正云、唐振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云高民二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3年10月9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100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富博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吴景丽、张颖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陆昱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5月27日，宏瑞公司经有关部门核准设立，进行水电开发，法定代表人为唐正良。宏瑞公司共有博尔晟公司，双河电站两个法人股东，唐振云、张正云两个自然人股东，其中博尔晟公司出资40万元，占注册资本40%，双河电站出资32万元，占注册资本32%，自然人股东唐振云、张正云各出资14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14%。2007年4月26日，宏瑞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在公司运营活动中，经法定代表人唐正良授权，由股东唐振云全权处理公司日常事务，唐振云并有权代表博尔晟公司行使股东权利。2008年6月，为了公司建设的需要，唐振云、张正云拟增资扩股，遂与万家裕协商，由万家裕出资510万元，占公司30%股权。2008年7月29日，万家裕以个人名义向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530万元，由宏瑞公司两个股东张正云及双河电站以资产作抵押担保，唐振云作为宏瑞公司的授权代理人也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借款用途为“电站投资”。2008年8月4日，万家裕将所借510万元打入了宏瑞公司账户，宏瑞公司会计凭证记载为“实收资本”。2008年8月10日，唐振云、张正云和万家裕签署了一份《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宏瑞公司章程》），其中载明万家裕于2008年8月10日认缴出资51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2010年1月3日，万家裕、张正云、张光华、唐振云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股权转让，并约定转让金按当时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还明确了各股东到账股金的比例为：万家裕510万元，占53%；唐振云、唐正良（博尔晟公司法定代表人）117万元，占17.7%；张正云52万元，占5.4%；双河电站230万元，占23.9%。但因后来未找到受让方，股权没能转让。2010年11月20日，唐振云向万家裕补写了一张《借条》，内容为：“借到万家裕人民币510万元，此款已于2008年8月4日打入公司账户，由公司承担信用社利息和本金归还，期限为一年半，若到期未能偿还作为资本债转为公司股金”。2011年6月20日及6月23日，宏瑞公司作出《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账务自查结论》（以下简称《账务自查结论》），其中注明“实收万家裕资本金510万元”。期间，唐振云于2009年7月26日、2010年5月18日向万家裕账户内打入人民币110万元，2011年3月3日，唐振云又将400万元人民币打入万家裕账户内。

因万家裕要求宏瑞公司将其确认为股东未果，2011年6月22日，万家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系宏瑞公司股东，出资510万元注册资本金，持有公司53%的股权；判令宏瑞公司配合万家裕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由宏瑞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万家裕将510万元打入宏瑞公司账户后，万家裕、唐振云、张正云于2008年8月10日签署的《宏瑞公司章程》已明确了万家裕属宏瑞公司股东且占公司30%的股权，《宏瑞公司章程》虽只有原股东唐振云、张正云的签字，但唐振云同时还代表了博尔晟公司，故该章程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应视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由此可以认定万家裕的510万元属投资款。但2010年11月20日宏瑞公司出具的《借条》已将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认定为借款，该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一年半，超过一年半该借款才能转为公司股金，而还款期限应从出具借条之日，即2010年11月20日起算，宏瑞公司于2011年3月3日归还了万家裕全部借款，故万家裕成为宏瑞公司股东的条件不成就。该案案由应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万家裕起诉时虽将宏瑞公司各股东列为被告，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宏瑞公司股东应为本案的第三人。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1）丽中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万家裕的诉讼请求。

万家裕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万家裕否认其已收到宏瑞公司归还的510万元借款，称其并不知道到帐的510万元是宏瑞公司转入的资金。对一审判决确认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万家裕提交了下列新证据：第一组，《利息清单》、《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贷款收息凭证》及《情况说明》，欲证明万家裕向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530万元投入宏瑞公司，其因此共偿还利息919820.88元。第二组，宏瑞公司双河电站复工典礼DVD录像资料，欲证明万家裕以宏瑞公司董事长身份出席双河电站复工典礼，万家裕实事上取得了宏瑞公司股东资格并参与公司管理。第三组，唐振云在另案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中的《询问笔录》，欲证明宏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唐振云始终认可万家裕投入的510万元是公司注册资金。第四组，宏瑞公司股东张正云，双河电站负责人张光华在唐振云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一案中的《询问笔录》，欲证明张正云、张光华均认可510万元是投资款。针对万家裕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宏瑞公司、博尔晟公司及唐振云质证认为，认可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四组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双河电站及张正云认可四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二审法院认为，因各方当事人均认可万家裕提交的四组新证据的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予确认。四组新证据证明，万家裕向贷款方共计偿还919820.88元贷款利息，至2011年3月15日，唐振云仍然认可万家裕投入宏瑞公司的510万元是投资款，张正云及双河电站的负责人张光华一直以来均认可万家裕投入的510万元是投资款。

二审中，宏瑞公司提交了下列新证据：第一组，《应诉通知书》，欲证明2011年6月22日，万家裕以股东出资纠纷向丽江市中院提起本案诉讼。第二组，公关机关对万家裕的《询问笔录》，欲证明万家裕至2011年3月1日仍然坚持其与宏瑞公司之间是借款法律关系。第三组，公安机关对张正云的《询问笔录》，欲证明宏瑞公司未召开过增资扩股的股东会，万家裕只是帮助宏瑞公司向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530万元。第四组，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取款凭证》、《储蓄存款凭证》，欲证明唐振云已归还万家裕510万元借款。万家裕对宏瑞公司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二审法院认为，因万家裕认可宏瑞公司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故对其真实性予确认。该四组新证据证明，万家裕曾以取得宏瑞公司30%的股份为条件，帮助宏瑞公司贷款510万元，宏瑞公司已将510万元归还了万家裕。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万家裕能否成为宏瑞公司的股东。对此，二审法院认为：

首先，2008年8月10日新修订的《宏瑞公司章程》虽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二审庭审中，万家裕认可2010年11月20日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向其出具了《借条》，万家裕持有《借条》原件，表明其接受《借条》，并同意将原来用于出资的510万元变更为借款。《借条》出具之前的2009年7月26日、2010年5月18日，宏瑞公司已归还万家裕110万元，该事实进一步证明，万家裕在《借条》出具前已同意宏瑞公司将其投入的510万元当作借款。《借条》虽约定，还款期限为一年半，若到期不能偿还，510万元借款转化为股本金，但直至2011年3月3日，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归还余款400万元时，万家裕仍未提出异议。故此，应当确认，《借条》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借条》已将万家裕与宏瑞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变更为借款法律关系，万家裕不应成为宏瑞公司的股东。万家裕关于即便《借条》真实存在，因宏瑞公司未在《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还款，510万元借款转化为公司股本金，其仍应成为宏瑞公司的股东的观点没有事实基础，不能成立。至于借款利息，万家裕可以依据实际发生数额另案要求宏瑞公司承担。

其次，宏瑞公司归还万家裕全部借款本金后，2011年6月22日及23日，其作出的《账务自查结论》虽记载，“实收万家裕资本金510万元”，双河电站、博尔晟公司、唐振云及张正云等公司股东均有签字，但万家裕并未在《账务自查结论》上签字，表明万家裕已最后认可其原先用于投资的510万元款项已转化为借款，借款归还后其不再是宏瑞公司股东，不再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管理。万家裕关于宏瑞公司《账务自查结论》是对其股东身份的最后确认的观点不能成立。

最后，2007年4月26日的宏瑞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宏瑞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虽然2008年8月10日修改的《宏瑞公司章程》第六条记载，“2008年8月增加自然人股东万家裕后为1700万元”，但现有证据证明，宏瑞公司增资至1700万元后并未申请变更工商登记。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万家裕2008年8月4日将510万元转账至宏瑞公司账户，宏瑞公司并未将其登记为公司注册资本，宏瑞公司或者万家裕将先前转入的510万元当作借款，并非抽逃出资，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万家裕关于将510万元出资款项当作借款归还系抽逃公司资本金的行为，因其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

综上，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2）云高民二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万家裕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

（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1.二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万家裕认可2010年11月20日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向其出具《借条》，其持有《借条》原件，表明万家裕接受《借条》，并同意将原来用于出资的510万元变更为借款”的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属于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判决认定“《借条》出具以前的2009年7月26日、2010年5月18日，宏瑞公司已归还万家裕110万元，该事实进一步证明万家裕在《借条》出具前已同意宏瑞公司将其投入的510万元当作借款”是错误的。3.二审判决认定“《借条》虽约定还款期限一年半，若到期不能偿还，510万元借款转化为股本金，但直至2011年3月3日，唐振云还代表公司归还余款400万元，万家裕仍未提出异议，故此应当确认《借条》已经将万家裕与宏瑞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变更为借款法律关系，万家裕不应成为宏瑞公司的股东”，这一认定同样没有证据支持。4.二审判决认定“宏瑞公司2011年6月22日及23日做出的《账务自查结论》虽记载：实收万家裕资本金510万元，双河电站、博尔晟公司、唐振云及张正云等股东均有签字，万家裕并未在《自查结论》上签字，表明万家裕已最后认可其原先用于投资的510万元资金已转化为借款”，这一认定是无中生有。5.二审判决对宏瑞公司是否按照《借条》偿还万家裕借款利息的重大事实只字不提，导致认定事实不全面、不清楚。

（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宏瑞公司将万家裕认缴的510万元款项以出具《借条》的方式转化为公司借款，并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一旦履行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义务后，其股东身份及出资的性质在公司内部已经得到实质性的认定，不因其是否经过工商登记而改变。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即便万家裕与宏瑞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将出资转化为借款，也因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因此，万家裕申请撤销二审判决，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宏瑞公司答辩称：宏瑞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实收资本1200万元，法定代表人唐正良。万家裕将从信用社借出的530万元借款中的510万元汇入宏瑞公司账户，汇款用途明确记载为“借款”。《宏瑞公司章程》是三个自然人万家裕、张正云、唐振云于2008年8月10日订立的，应认定为无效。《宏瑞公司章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章程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后生效。”但《宏瑞公司章程》并未登记，因而该章程也没有生效。在万家裕的资金进入宏瑞公司、所谓的《宏瑞公司章程》制定近一年后，宏瑞公司曾经变更工商登记，但未增加注册资本，更没有新增股东。万家裕的债转股要求不能实现后，向宏瑞公司追索借款，公司执行董事唐振云分三次归还了万家裕的全部510万元借款，万家裕借给宏瑞公司的510万元资金帐务处理资料表明，公司财务已结清了该笔应付欠款，万家裕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此，请求驳回万家裕的再审申请，维护原审判决。

博尔晟公司、唐振云口头答辩称，同意宏瑞公司的意见。张正云口头答辩称，同意万家裕的意见。

本院除对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万家裕从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一年期满后，又展期半年，贷款期限累计一年半。2008年8月10日修订的《宏瑞公司章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章程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后生效。”第六十六条规定：“本章程于二OO八年八月十日订立生效，原公司章程自动失效。”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万家裕是否为宏瑞公司的股东。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一、万家裕是否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

股东身份的确认，应根据当事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股东身份是否以一定的形式为公众所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万家裕已经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

首先，万家裕已经向宏瑞公司实缴出资，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为出资款而非借款。2008年6月，代表宏瑞公司处理日常事务的唐振云及宏瑞公司股东张正云与万家裕协商，由万家裕向宏瑞公司出资510万元，占30%的股权。由此证明，万家裕在出资之前，已经与宏瑞公司及其股东就出资事宜达成了合意。2008年7月29日，万家裕向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530万元，贷款用途明确约定为“电站投资”。2008年8月4日，万家裕将所贷的510万元打入了宏瑞公司的账户，实缴了出资，履行了先前约定的出资义务，宏瑞公司的会计凭证也将该510万元记载为“实收资本”。直至2011年3月15日，唐振云还认可万家裕投入宏瑞公司的510万元是投资款。2011年6月20日及23日，宏瑞公司作出的《账务自查结论》仍然注明“实收万家裕资本金510万元”。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万家裕已经按认缴的出资额向宏瑞公司实缴了出资，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为出资款而非借款。

其次，万家裕的股东身份已经记载于《宏瑞公司章程》，万家裕也以股东身份实际参与了宏瑞公司的经营管理。2008年8月10日，唐振云、张正云和万家裕共同修订并签署了新的《宏瑞公司章程》。虽然在《宏瑞公司章程》上签字的自然人股东只有唐振云、张正云两人，但由于唐振云同时还代表宏瑞公司的另一法人股东博尔晟公司，故宏瑞公司章程的修改经过了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法定的修改程序，宏瑞公司的另一股东双河电站在本案二审中也明确表示认可修订后的《宏瑞公司章程》，故其应为合法有效。《宏瑞公司章程》中载明，万家裕于2008年8月10日认缴出资510万元，占宏瑞公司注册资本的30%。其后，万家裕以宏瑞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双河电站的复工典礼，并多次参加宏瑞公司的股东会，讨论公司经营管理事宜，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宏瑞公司主张，《宏瑞公司章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章程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后生效”，但该章程事实上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因而没有生效。本院认为，该章程除第六十四条规定了章程的生效问题外，还在第六十六条同时规定：“本章程于二OO八年八月十日订立生效”。这就出现了同一章程对其生效时间的规定前后不一致的情形，此时根据章程本身已经无法确定生效的时间，而只能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法理，对《宏瑞公司章程》的生效问题作出判断认定。公司章程是股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的法律文件，具有合同的某些属性，在股东对公司章程生效时间约定不明，而公司法又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章程的生效问题。参照合同生效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这与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报经工商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有所不同。本案中，宏瑞公司的股东在2008年8月10日即按法定程序修改了原章程，修订后的《宏瑞公司章程》合法有效，因此应于2008年8月10日开始生效，宏瑞公司关于《宏瑞公司章程》并未生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宏瑞公司章程的修改，涉及公司股东的变更，宏瑞公司应依法向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宏瑞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及行政责任，但根据《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并非无效，而仅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综上，宏瑞公司关于《宏瑞公司章程》未生效、无效的主张，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万家裕主张，以2010年1月3日所作的《股东会决议》为依据，确认其持有宏瑞公司53%的股权。但该《股东会决议》是为宏瑞公司对外转让股权这一特定事宜而作出，后来因未能找到受让方，股权转让事宜并没有付诸实施。《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东持股比例是以各股东当时到账的出资数而非以股东认缴的出资数为依据计算出来的，主要目的在于分配股权转让款，《股东会决议》本身并没有对《宏瑞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各股东出资数及持股比例作出改变，也不涉及宏瑞公司的减资事项，在股东会决议事项并未实施，《宏瑞公司章程》依然合法有效，各股东仍应按其中所认缴的出资数额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应以《宏瑞公司章程》为据确定万家裕持有宏瑞公司的股权比例，即万家裕持有宏瑞公司的股权比例为30％，其主张持有宏瑞公司53%的股权，本院不予支持。

二、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股权是否转变为债权。

2010年11月20日，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给万家裕补写了一张《借条》，其中载明：“借到万家裕人民币510万元，此款已于2008年8月4日打入公司账户，由公司承担信用社利息和本金归还，期限为一年半，若到期未能偿还作为资本债转为公司股金。”《借条》出具之前，唐振云于2009年7月26日、2010年5月18日分两次向万家裕的账户共汇入110万元，《借条》出具之后，唐振云于2011年3月3日再次向万家裕的账户汇入400万，合计510万元。宏瑞公司主张其与万家裕之间的投资关系已经因《借条》的出具而转变为借款关系，并且通过唐振云的还款行为而将借款进行了清偿，万家裕对此予以否认。因此，《借条》及唐振云的汇款，是否使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股权转变成了债权，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关键问题。根据既有的法律规定，综合考虑案件事实情况，本院认为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股权并未转变为债权。理由是：

第一，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原则，我国《公司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股东向公司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转变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其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而构成公司法人格的物质基础。股东从公司抽回出资，则会减少公司资本，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侵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而为法律所严禁。本案中，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性质上为出资款，且为《宏瑞公司章程》所确认，该510万元进入宏瑞公司的账户后，即成为宏瑞公司的法人财产，无论是万家裕主动要求宏瑞公司将其出资转变为借款，还是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向万家裕出具《借条》并将出资作为借款偿还，抑或是万家裕与宏瑞公司协商一致，将出资转变为借款而归还，本质上都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都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本院尤为强调的是，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股东抽逃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但已经成为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同样属于抽逃出资的范畴，亦在公司法禁止之列。故此，二审法院关于宏瑞公司并未将万家裕出资的510万元登记为公司注册资本，宏瑞公司或者万家裕将510万元转变为借款并非抽逃出资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借条》并不能证明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出资已经转变为借款。即便不考虑前述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因素，单纯从《借条》这一证据本身分析，亦不能得出万家裕对宏瑞公司的出资已经转变为借款的结论。《借条》对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规定了一年半的还款期限，在此期限内宏瑞公司如未能归还本息，则该510万元即转为股金。万家裕和宏瑞公司对一年半的借款期限究竟应从何时起算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按照交易惯例，借款期限应从款项实际交付给借款人时起算，具体到本案，即使将万家裕的出资当作借款，借款期限也应从510万元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2008年8月4日起算，这与万家裕从丽江市古城区信用合作社贷款一年半的期限正好吻合。宏瑞公司主张借款期限应从《借条》出具的2010年11月20日起算，但此时万家裕已经将该款项打入宏瑞公司两年多，宏瑞公司实际占有和使用此款项却不属于借款，当然也无需支付借款的利息，而万家裕从银行贷款帮助宏瑞公司度过难关，不但没有获得任何对价，还需要自行承担贷款的利息，这不但违背常理，也有失公平，故本院对宏瑞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按2008年8月4日计算借款期限，至2010年2月4日一年半的期限届满，宏瑞公司并未归还全部借款，按《借条》的约定，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也应转为出资而非借款。从另一方面看，《借条》载明应由宏瑞公司承担510万元贷款的利息归还义务，但事实上该项贷款的利息919820.88元系由万家裕偿还，无论借款期限从何时起算，宏瑞公司均未在《借条》约定的一年半的借款期限内偿付利息，从这一角度考量，万家裕支付的510万元也应属于出资而非借款。因此，原一、二审法院认定《借条》已将万家裕与宏瑞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转变为借款关系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在万家裕向宏瑞公司支付的510万元属于出资款，不应作为借款返还的情形下，唐正云可以另行向万家裕主张返还其所支付的510万元。

综上，万家裕已经取得了宏瑞公司的股东身份，《借条》的出具并不能将其对宏瑞公司的股权转变为债权，万家裕有权要求宏瑞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云高民二终字第89号、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丽中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万家裕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510万元，持有30％的股权。

三、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配合万家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7500元，分别由万家裕承担11875元，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56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富博

审判员 王富博

审判员 吴景丽

审判员 张 颖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陆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