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平面设计浅析

第一篇：国际主义平面设计浅析

国际主义平面设计浅析

【摘要】面对开放的格局，曾经在欧洲盛行一时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今天又再现其魅力。国际主义风格的特点是通过秩序化的网络结构和理性的近乎标准化的版面公式，来达到设计上的统一。这种风格一方格网为设计基础。将各种平面因素—插图、图片、标志等，都规范的安排在这个框架中。国际风格通过公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语言，把复杂、多变的语言文字图形的信息分解成多个层面，是读者能够在一种平静、有序的状态下快速有效的汲取他们所要的信息。当两种或两种以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倾向的文化相遇和交流时，国际主义风格淡化了各个文化个性的过分张扬，更倾向于在便于沟通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设计方案，这在今天日益广泛的国际信息传递中，无疑仍有其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 国际主义

平面设计

影响

一、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平面设计经历了一段时间不长的停滞。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的平面设计风格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原因是大战对于欧洲和亚洲各个国家带来的损害太大，大部分国家正在经历艰苦的重建过程，因此难以集中力量发展设计。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之后，西欧部分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经济的发展对于设计的强烈要求，促成了设计在二战之后的发展，而市场的日趋国际化又对于设计的国际化面貌和特点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强烈的要求，到20世纪50年代期间，一种崭新的平面设计风格终于在联邦德国与瑞士形成，被称为“瑞士平面设计风格”。由于这种风格简单明确，传达功能准确，因此很快流行全世界，成为二战后影响最大、国际最流行的设计风格，因此又被称为“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

二、国际主义平面风格的特点

“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特点是力图通过简单的网络结构和近乎标准化的版面公式达到设计上的统一性，具体说就是在版面上预先划分出不对称的网格，然后再确定好的网格内分配文字、插图、照片、标志等。它不是简单的把图片与文字拼凑在一起，而是从画面结构的相互联系中发展出的一种形式法则，以简单明快的版面编排和无饰线体字体为中心，形成了高度功能化、理性化的风格。这种以数学逻辑为基础、探索明确、易读的视觉秩序版面设计方法，对于国际化的视觉传达目的非常有利，已经为世界上许多设计师所接受并流行至今。“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设计缩小了个人表达的空间，将复杂的设计难题规范为一种简洁的方式，其精髓就是强调“用无衬线字体构成的版面才能表达今天的时代精神：数学网络是组织信息最易读而又最和谐的手法；其设计核心就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图一国际主义风格的招贴画

图二国际主义风格的招贴画

三、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先驱

国际主义风格的根源应该说是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一脉相承的，特别是与包豪斯和荷兰的“风格派”运动等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主义平面设计运动和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两个关键人物，西奥·巴尔莫和马克斯·比尔，都是毕业于包豪斯的瑞士平面设计家。巴尔莫是最早采用完全的、绝对的数学方式从事平面设计构造的设计家之一。马克斯·比尔则重视设计的一致性和统一性。1950年，比尔担任联邦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第一任校长。乌尔姆学院与战前的包豪斯设计学院是一脉相承的，最大的要点就是要把设计作为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而避免美国设计简单赤裸的商业倾向。乌尔姆设计学院对于奠定国际主义设计风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0年代形成的国际主义风格的核心部分是无饰线字体的发展及广泛采用。新一代的平面设计家采用一种直接了当的新无饰线体，达到高度的、毫无掩饰的视觉传达目的。1954年，在巴黎工作的瑞士平面设计家阿德里安·弗鲁提格，创造了一套共有21个不同大小字号的新无饰线体，称为“通用体”。50年代初期，阿明·霍夫曼和另外一个瑞士设计家马克斯·梅丁格合作创造出“新哈斯－格罗特斯克体”。1961年，新哈斯体在联邦德国正式出品，新名称是“赫尔维提加体”（如图三）。这种字体设计得非常完美，因此成为50年代到70年代当中最流行的字体。赫尔曼·扎夫在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设计的几种字体被视为字体设计上的重大发展，如“帕拉丁洛体”，“米奥体”，“奥帕迪玛体”，扎夫的字体设计达到一个兼有功能特点和优雅细节的高度。

图三 字体设计《赫尔维提加体》

作为二战前后最重要的平面设计中心之一，瑞士的巴塞尔和苏黎世两个城市对国际主义风格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成为一个设计中心地区，涌现出了像艾米尔·路德、阿明·霍夫曼这样重要的平面设计师。瑞士的国际平面设计风格是在1959年瑞士出版《新平面设计》（如图四）杂志时真正形成气候的。这本刊物是瑞士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基本阵地、中心和发源地，在平面设计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图四 《新平面杂志》

瑞士的国际主义平面设计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并在美国得到高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最早促进国际主义在美国发展的是洛尔·马丁。他于1947年开始在美国辛辛那提美术博物馆担任平面设计工作，他放弃了美国当时流行的写实插画方式而采用国际主义设计博物馆的展览、刊物和海报。另外一个把国际主义风格介绍到美国、并且推广的是洛杉矶平面设计家鲁道夫·德·哈拉克。瑞士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从50年代起在美国开始流行，一直延续了20多年。

四、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对当今中国平面设计的影响

图五 罗维设计的可口可乐瓶子

图六 福田繁雄1961年设计的三洋电器标志

国际主义设计风格是当今设计界流行且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把我国的文化、企业推向国际市场,以期被世界认知和接受的同时,民族风格是展示我国文化、企业内涵的有效手段。如何把国际主义风格和民族特征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师们长期的任务。

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大发展的现代社会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密切接触的前提下呈现出空前的勃勃生机。各种设计风格、流派繁多, 创造了中国平面设计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在这千姿百态的设计风格潮流漫向我们身的同时我们应当关注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平面设计具有巨大影响的国际主义风格。由于国际交流、国际贸易的急剧增加, 国际对话也与日俱增。这样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视觉语言的形成最终成为国际主义设计风格。这种具有国际统一性的视觉语言的设计风格虽然为我们在世界上的信息传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作为我国本民族的风格特征却受到强烈的冲击。因此, 在设计上既保持我国的民族特征又能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 是我国设计师的一项需要智慧、信息和扎实工作的长期任务。

80年代以来，平面设计界和其它设计界一样, 受到新的媒介、新的设计技术的挑战，从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电视技术的全球化、电脑网络系统、长途电话的普及等技术使原来相距很远的地方变成近在咫尺的方寸距离。信息技术日益把世界变成如马谢一麦可卢汉所称的“地球村”。平面设计也日益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和必要手段之一。这种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就是使各个国家设计的民族特征逐步消失,被国际特征取而代之。但没有民族性的设计也就缺乏了设计的生动性和多元化。随着国际语言的形成使国际主义设计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设计无论从功能还是形式都是世纪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的风格。这些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风格以及后现代主义风格,也在很深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

1978年中国社会实行了改革开放, 南部沿海居民开始接受外来的经济、文化等观念。人们追求着经济上的提高。而此时的国际主义风格已经发展为后现代主义设计阶段它已经影响到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并为这些地区的设计师所接受。石瑞汉、靳棣强、陈幼坚、蔡启仁等人把中国的民族特征和国际性的视觉传达要求, 以及现代艺术的一些特征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国际主义和中华民族特征既统一又多元化的面貌。其中靳棣强于1980年设计的中国银行标志（如图七）, 到1993 年完善为CI 系统。该形象就是国际主义设计与民族特征的完美结合。蔡启仁、陈幼坚、李永锉等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图七

图八

到80年代香港成为全亚洲不可忽视的重要平面设计中心。改革开放中的南部沿海设计师们也意识到这种国际主义设计的力量, 开始模仿其风格,并把这股风以狂潮般带到中国内陆的设计界及设计教育界。于是在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平面设计出现了大规模的国际主义风格。这种设计在把我国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外有些艺术家和设计家主张设计的民族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在设计意识形态逐渐觉醒开始客观理性地分析这种局面。许多设计师尝试着探索国际主义与民族特征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又倡导设计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原则以期在赢得国际市场的前提下使我国的平面设计繁荣昌盛。

经过多年的努力到9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设计师。由此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 设计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平面设计日趋相似的时候应当关切设计的个性和设计的民族特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实通过“地球村”的频繁密切的交往在国际主义的趋势之下,也潜伏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这就造成一方面是国际主义另一方面是多元化发展。中国当代的设计在新技术交流的前提下出现了统一中有变化的特点, 产生了设计在基本视觉传达良好的情况下的多元化发展的局面。风格特征百花齐放个人风格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国际交流的增加而减弱或者消失使得我国的平面设计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另外国际主义设计在思想上对中国平面设计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作为当代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很有必要探讨一下设计的服务对象这一问题。只有搞清楚了设计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动机之后, 设计作品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在当今越来越注重民主与个性的时代显然这种思想意识是缺乏科学性的。而就现代设计师来说重要的不是风格而是动机。针对消费群落的设计思考也是当代设计师首当其冲的意识范围。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 具有深厚的精神底蕴。中国目前所处的新时期, 设计界已经觉醒并已着手准备思想体系的工作,理论体系的建立将会有力地指导平面设计。因此系统、冷静地整理、分析世界平面设计史、当今世界平面设计状况是第一时间任务。另外, 系统整理国内近、现代设计史也很重要。这样的工作能使国内设计状况明朗化。深刻挖掘丰富的文化遗产、民族遗产充分发扬民族、地方特色使得我国的平面设计具有强烈的民族、地方特色。再有,中国的设计教育还须扭转目前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头走的状况。建立科学的、灵活的设计教育体系, 加大理论课的课时量在大量研究世界、中国文化设计的基础上提高国内整体设计水平。同时, 设计在新时代具有新的意义。设计本身就表达了技术的进步,传达了对科学技术和机械的积极态度同时旗帜鲜明地把今天和昨天不同本质划分开来。设计本身就是以物质方式来表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主要方法之一。

因此,中国应在国际主义风格的大趋势下努力探索根据设计目标的应用范围考虑其服务对象, 发展民族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下, 走统一与多元化相结合的道路使中国当代平面设计成为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目的的设计。图片欣赏

第二篇：瑞士国际主义平面设计大师

瑞士国际主义平面设计大师¬——艾米尔•鲁德作品探析

摘要：艾米尔•鲁德是瑞士著名的平面设计大师，同时他也是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主要代表人物。艾米尔•鲁德的字体设计是对无衬线字体的实验性探索研究，他强调文字设计的传达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双重统一，对平面空间的功能性布局是对整体构图近乎标准化的网格版式的科学运用。他的文字设计理念及其版式设计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对当时盛行的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以及后来的平面设计界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艾米尔•鲁德；文字设计；方格网格；无衬线字体 1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平面设计步入了一段停滞期。然而作为二战时中立国的瑞士，凭借着和平的环境，利用这段时间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二战后整个世界平面设计的中心。历史上，瑞士有着悠久的民主和中立传统，这使得瑞士社会变得平和而稳定。传统上，深处欧洲内陆的瑞士受各邻国的影响，加上战时许多欧洲设计师和艺术家逃亡至瑞士，使瑞士成为现代主义设计发展和创新的最佳温床。另外，瑞士发达的小规模手工业也推动了平面设计的萌芽，在这块土地上的印刷师和平面设计师由于印刷工场不大，关系密不可分，通常相互熟知对方的知识和技术，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瑞士平面设计工艺的成熟和制作的精湛。到20世纪50年代期间，一种崭新的平面设计风格在瑞士形成，被称为“瑞士平面设计风格（Swiss Design）”。这种风格采用方格网为设计基础，在这方格网上的各种平面造型元素的排版方式基本是采用非对称的，无论字体，还是插图、照片、标志等等，都规范地安排在这个网格框架中。同时，设计师们开始大量地运用无衬线字体注1和对新无衬线字体的探索，他们认为衬线字体注2在形式上过于矫揉造作，而希望采用一种直截了当的字体形式，达到高度的、毫无掩饰的视觉传达目的。通过简单的网格结构、近乎标准化的版面样式和清晰醒目的字体形式达到设计上的统一性，使得作品自然具有简明而准确的视觉特点。[1]于是瑞士平面设计风格很快流行全世界，成为二战后影响最大、国际上最流行的设计风格，因此又被称为“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The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tyle）”。在这期间，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平面设计师，瑞士平面设计大师——艾米尔•鲁德（Emil Ruder）就是对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起到发展和推动作用的领军人物之一。2 艾米尔•鲁德简介

艾米尔•鲁德（Emil Ruder，1914~1970）是瑞士重要的平面设计家、版式设计家、设计教育家，也是瑞士文字设计秩序理论与有机文字设计原则的倡导者（见图1）。1914年3月艾米尔•鲁德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市，1929年（15岁）开始以排字学徒工的身份学习排版设计，这也为他后来从事的版式设计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1933年（20岁）他进入瑞士苏黎世艺术与工艺学校进行专业设计学习，这期间受到包豪斯教育思想和瑞士现代设计理念的熏陶。1942年（28岁）他担任瑞士巴塞尔职业学院字体设计课程的客座教师，从此开始了其设计教育的生涯。1947年（33岁）艾米尔•鲁德与阿明•霍夫曼（Armin Hofmann）共同创立了瑞士巴塞尔设计学院，他主要担任版式设计的教学工作，他们以巴塞尔设计学院为教学实验基地，大力倡导和摸索新的平面设计风格。因为艾米尔•鲁德的创新教学理念，使巴塞尔设计学院的平面设计教学得到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也使它成为后来瑞士现代设计师的摇篮。

设计上，艾米尔•鲁德主张采用规整的方格网格作为平面设计的基本版式结构，注重平面造型元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他认为版式设计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和交流，强调设计对象的可读性和易读性(“Typography has one plain duty before it and that is to convey information in writing.”—Emil Ruder.)[2]。1962年（48岁）他与印刷商亚伦伯恩斯（Aaron Burns）合作在纽约创办了国际文字设计艺术中心（ICTA），加速了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向世界传播的发展进程。艾米尔•鲁德还曾担任瑞士文字设计竞赛评委、瑞士邮票设计委员会顾问。艾米尔•鲁德经过20多年的教学，还将他的设计理论和实践经验编著成书，名为《Typographie》，于1967年（53岁）完成并出版，这部杰作被认为是版式设计的经典教科书，广受世界赞誉，至2001年已先后七次印刷。因此，艾米尔•鲁德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版面设计大师。3 艾米尔•鲁德设计作品探析

艾米尔•鲁德一生致力于版式和字体设计的研究，他专注于对每个版面各造型元素之间和谐关系的处理，运用科学的设计方法，通过简单的网格结构和近乎标准化的版面样式来达到设计上的统一性，并强调作品与观众的相互交流。他的平面设计作品处理得简明扼要、严谨明晰，既有高度的视觉传达的功能性，又具有强烈的时代形式美感。3.1 文字设计的双重性探索

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在视觉传达中向大众传达作者的意图和各种信息，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考虑文字的整体诉求效果，给人以清晰明了的视觉印象。文字的设计还能够增强视觉传达效果，提高作品的诉求力，同时赋予作品版面的审美价值。文字的存在使平面设计作品达到更佳的效果，更有效地传达着作者的意图，并充分表达出设计的主题和构想意念。艾米尔•鲁德在《Typographie》一书中曾写到：文字具有双重性，首先，设计作品要具备传达的功能性；其次，它也应具备艺术的审美性。设计师有时强调功能，有时又强调形式，对其把握得当才能达到两者和谐统一的状态；当代的文字设计并非建立在灵光一闪和一时冲动的想法，它是基于对必要的、潜在的形式法则的把握，在于对整体的考虑。这样，文字设计一方面可避免华而不实或单调呆板，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信息传达上恣意而为或漫无目的。[3]在艾米尔•鲁德的字体设计中，善于应用无衬线字体，以形式简单、反装饰性为特点，使人易认易懂。在艾米尔•鲁德那里，其文字设计成为最重要、最具功能意义的创意表达手段之一，在字体选择上，艾米尔•鲁德最喜欢运用的两种无衬线字体便是Helvetica和Univers字体，并反复利用这两种字体做各种放大、缩小、正负、变形等实验，并且把实验结果运用到设计实践中去。在其作品影响下，“Helvetica”和“Univers”成了那个时代瑞士最经典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字体。

例如《报纸》（die Zeitung，见图2）是艾米尔•鲁德在1958年（44岁）为巴塞尔商业博物馆所设计的招贴海报。该海报运用文字与照片的对比手法，海报主题“die Zeitung（报纸）”中的字母“Z”（深黑）赫然耸现，醒目而突出，而照片作为附属（灰调），这种组合方式使得海报整体清晰明朗。“Z”字体夸张的放大处理，无疑能够增强海报的视觉冲击力。从作品中的文字与照片的比例以及它们之间所处位置上来分析，字母“Z”和单词“die Zeitung”可视为海报的深色块面，照片和字母“Z”下方的小号文字又可视为海报的灰度块面，再加上各元素间空白区域的存在，使该海报的黑白灰层次关系十分明确，让观者在视觉上自然而舒适。同时海报中主体文字“Z”和照片下方的文字“die Zeitung”，都是采用的“Univers”字体，这种字体的字形瘦长、优雅而精致，显得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更有现代主义特征和人文气质，充分体现出瑞士国际主义平面设计的简约精神。又如《重点》（brennpunkt，见图3）是艾米尔•鲁德在设计研究中对Helvetica字体做的发射构成实验。Helvetica字体结构上稳定有力、简洁而直接，以德语单词“brennpunkt”为设计单元（即基本形）[4]，以此单元绕中心做重复排列发射，使文字本身的含义与发射后形成的图形形成有机的结合，让海报主题诠释得更加简洁而直接。Helvetica字体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如今我们国人常用的黑体相似，字形端庄，笔画一样粗细，字体均衡、冷静且醒目。西文中的无衬线字体，与汉字字体中的黑体是相对应的，而汉字黑体的形成则是受到了西方无衬线字体的影响。

图2 报纸（die Zeitung）1958年/ 图3 重点（brennpunkt）

艾米尔•鲁德认真探索文字设计上的双重性特点，在其大部分的设计作品中，文字都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而且，在其作品中文字不再单纯地只具备本身的直接传达功能，而且被赋予了它更多的美学意义，特别是其对“Helvetica”和“Univers”等无衬线字体的研究实践中，文字更使艾米尔•鲁德的设计作品具有了视觉审美意义和强烈的时代感。同时以文字取代图像变成艾米尔•鲁德平面设计的核心，使其平面设计作品更富有特色和个性化。3.2 版式设计的科学性构成

版式设计中如何安排造型元素、分布虚实空间、控制对比强弱，都是为了使平面设计作品被合理组合成具有说服力的艺术整体，其最终目的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读者理解设计作品本身。在艾米尔•鲁德的平面设计作品中，他十分强调对整体版式设计构成的科学性研究。他在构图上倾向于非对称的处理手法，主张整体效果上的和谐平衡，并在设计教学中强调要求学生注意版面上的空白区域，训练学生不仅要注重实在的形式，而且要注意衬托实在形式的虚部，强调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一体。艾米尔•鲁德教育学生学习用简单规整的数学方格结构作为版式设计的基本骨骼，让设计组合依附于这个网格结构而存在，有效地加强了平面设计作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使画面效果整体且井然有序。

例如《十位苏黎世画家》（见图4）是艾米尔•鲁德1956年（42岁）为巴塞尔艺术馆十位现代画家作品展所创作的招贴海报。从整体上来看，该海报运用了简单的方格网络（见图5）作为基本骨骼以及非对称的布局方式。数字“1”和“0”，以及主题文字“zurcher maler”与人名信息文字，这些文字与空白区域的强烈对比使该海报稳重而醒目，信息的传达简洁又明了。同时放大的数字和主题文字可视为一个整体，它将海报上下区域划分为2：1的比例，空间功能性突出，视觉引导从上至下更有效地传达了海报信息。数字“1”与十位画家的名字有序对齐排列，又可视为一条分割线，将海报左右划分割成1：2的比例，使海报整体构图均衡有序，这种简单的网格架构体现出了强烈的秩序感，使该海报画面比例和谐而统一。艾米尔•鲁德认为：“设计作品中那些功能布局清晰的表格与设计并不抵触，相反，在排列如此之多的小元素时具备了非常理想的形式和技巧。”

图4 十位苏黎世画家（zurcher maler）1956年/ 图5 方格网络分析图

又如图6是艾米尔•鲁德于1967年（53岁）为自己设计的书籍封面（上文提到过），这本书是在他经过20多年的设计教学后，将自己的设计理论和实践经验整理编著出的一本版式设计教科书《Typographie》。该书封面设计将书籍题目的字母大小排列自上而下从第1层到2到3到4逐层分形产生一种字体上从大到小的变化，字母的空白与黑色背景形成强烈对比，并在视觉上形成突出的块状结构。

图6 《Typographie》 1967年

艾米尔•鲁德的这种科学性构成的设计理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崇尚设计要从“主观的表达方式”变成用“客观、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呈现[5]，数学的方格网络基础构图方式使设计作品更显标准化，这样能够使得版式设计空间各区域虚实结合，以精细、严谨的视觉感受产生较强的视觉冲击力。4 结语

艾米尔•鲁德的设计作品是将版式设计中的字体元素以科学的方法为前提，通过简单的方格网络结构和近乎标准化的版面公式来达到设计上的和谐统一性。在高扬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旗帜下，强调高度重视设计作品与观众的相互交流，也就是说对设计作品要求既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作品的视觉传达功能，使之可读也易读，又要保持其艺术审美性，符合国际化的审美需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艾米尔•鲁德对待设计和教育是严谨且高标准的，尤其他对文字设计的竭力推崇和探索研究，使文字不再单纯只是用来记录，更作为印刷工业时代的一种形象代表。艾米尔•鲁德认为视觉传达的最终目的是交流，虽然文字本身就能实现传达信息的功能，但是文字不应只是用来读，更需要吸引人来读，也就是文字排布的形式与文字信息本身同等重要。因此，艾米尔•鲁德的版式设计作品多围绕文字设计为核心，有以文字取代图像的设计倾向，排版方式基本上是采用非对称的，所有造型元素都规范地安排在这个网格框架中。同时在版式设计中艾米尔•鲁德积极探索对新无衬线字体的开发研究，他认为衬线字体在形式上过于矫揉造作，他大量地运用无衬线字体“Helvetica”和“Univers”等这两种直截了当的字体形式，达到高度的、毫无掩饰的视觉传达目的。艾米尔•鲁德的文字设计理念及其版式设计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对当时盛行的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以及后来的平面设计界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注释

注1：无衬线字体（sans serif）专指西文中没有衬线的字体，没有这些额外的装饰，而且笔画的粗细差不多，常用的sans serif（无衬线字体）字体为Verdana、Arial、黑体。

注2：衬线字体（serif）是指在字的笔画开始、结束的地方有额外的装饰，而且笔画的粗细会有所不同，常用的serif（衬线字体）字体为Time New Roman、Georgia、宋体。

第三篇：自由国际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地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的方案，特别是一个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这是现代化理论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基本动力和历史条件。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初期曾受到现实主义的有效抑制，一度延缓和削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及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政策效应即在于改变这种局面。现代化理论秉持自由国际主义并认同民主党自由主义，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代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ered)理论。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派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奥托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第四篇：《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它讲的是白求恩医生在抗战第一线，他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都重要，很多次都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为病人做手术，即使手被划伤感染了，仍然为病人治疗，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不幸离开了人世。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很多，像白求恩这样的医生，把病人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生死关头，他把生留给了病人，而自己确从容的走向死亡。这让我想到“非典”爆发时，那些医生、护士也一样顶着被传染的危险，从病魔手中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们中也有很多因为救治病人不幸离开人世。

他们是民族的英雄，我们的榜样。

杨颜萌

第五篇：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读后感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它讲的是白求恩医生在抗战第一线，他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都重要，很多次都在枪林弹雨中坚持为病人做手术，即使手被划伤感染了，仍然为病人治疗，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不幸离开了人世。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很多，像白求恩这样的医生，把病人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生死关头，他把生留给了病人，而自己确从容的走向死亡。这让我想到“非典”爆发时，那些医生、护士也一样顶着被传染的危险，从病魔手中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们中也有很多因为救治病人不幸离开人世。

他们是民族的英雄，我们的榜样。